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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 训 都 十 里 农 民 反 对 增 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全县小麦歉收，秋禾逢旱，不少农民未入冬就开始借粮借债，逃荒要饭。知县罗广照，反而增征当年赋税，并派差役下乡催促，限期完成，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章训都10个里上千饥民扛着锨、镢、棍、棒，浩浩荡荡赶往县城，沿途各村群众也随之参加。罗广照得知消息，速令城守营紧闭城门，严加防犯。群众将县城围困，集结东、南、西门。他们日夜焚火示威，并向城上呼喊，要知县出城答话，表示若不减轻田赋，则永不解围。几天过去，城外缺盐，城内缺菜，民心动荡。罗广照只好请群众头领进城协商。群众怕遭不测，回说没有头领，坚持要知县出城面谈。罗只好出城会见群众，又怕发生意外，即指定尧沟庙老僧本立和孙沟卢小二为群众代表，负责维持秩序。罗在青阳里(今属东关村)关帝庙被迫答应群众要求，减去增征部分，并将当年应征部分，予以适当缓减。许多群众当面斥责罗身为“父母官”，却不体恤民生疾苦，有的还举着棍棒及农具要予痛打，经代表劝解方散。
　　二、民 国 兵 差 贪 污 案
　　1930年(民国19年)秋，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失败后，溃军退入山西。山西省银行现款，尽数开支战费。各县成立差务局，向人民摊派兵饷。岳湘如部牛正廷团驻阳城，除向地方强索军饷外，还经常派队下乡抢掠，行同土匪。县兵差局局长赵景城和刘祖尧等40多名绅士乘机大发横财。
　　1934年(民国23年)，兵差贪污案渐露马脚，全县舆论大哗。县政府协同各区代表开始清查此案，同时呼吁请示省府派员查处。1935年，省财政厅王永泰受命来县调查。县长员祖千邀集各区代表会同王永泰清查帐目。查出贪污公款8万多元，帐内开支找不到下落者30多万元；招待驻军的金丹等鸦片制品和应付绅士和军官赌博以及军队演戏、宴会的开支更是惊人。查得40余名办理兵差的绅士家中所用煤炭、油盐及过年过节的白面、大米、酒肉均由公款支出。阳城驻军名为两团，实数只1
102名，开支差款即达123万元，而驻晋城县的两个师，时间相同，差款仅为30多万元。清查结果一经公布，县民大为震怒。旅省学生首先向省府申诉。在太原绥靖公署电务处工作的卢诚回县，联络全县小学教师共同签名上告，强烈要求严惩贪夫。
　　办差绅士共推赵景城、刘述平携带巨款及古字画、金首饰等物到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处贿赂副处长樊次枫之妾“小白蛇”(绰号)。樊又活动其后台、绥靖公署秘书长贾景德。贾授意省财政厅科长贾受德设法拖延此案。因此，县官四任，时历五年，虽经县人多次呈催和财政厅三次令县押追，终因县长王志彬在职时短，员祖千、家业骏、孟子英三任县长畏惧权势，不敢追交，直至日军攻陷太原而不了了之。
　　三、十 二 月 事
　　1939年(民国28年)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旨在打击已被共产党掌握的牺盟会和决死队。
　　11月1日，受阎锡山委派的山西省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500多人进驻阳城岩山村。他们同国民革命军第33军团地方工作队紧密配合，派大批人员到各村支持土豪劣绅，抵制牺盟会实行合理负担及其它政策。
　　县牺盟分会、抗日政府根据事态发展，一面向第三行署呈文，一面通过《新生报》予以揭露。广大群众也纷纷集会，支持抗日政权，反对破坏合理负担。
　　第三行署又唆使国民革命军第14军83师军需副官张笑吾屡次到县抗日政府提出无限量的购粮数和民夫人数，并以“办事不公”为由闹事，均被县抗日政府第一科科长张仲芳(健民)驳回。之后，他们又在“县动委会”组成人员上大作文章。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利用委员身份，提出八路军不过千人，只能出一名代表，中央军则应每团出一名代表的要求。“县动委会”负责人以省明文规定予以驳斥。李英樵竞掏出手枪威胁县牺盟分会特派员魏永生。魏据理力争，毫无惧色。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33军团地方工作队派出大批“地工”人员，到处刷写“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和“拥护蒋委员长”等标语，县抗日政府、牺盟分会便组织发动各抗日群众团体配合八路军民运组，刷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拥护蒋委员会长抗战到底”等标语，针锋相对。
　　孙楚对阳城县抗日政府和牺盟分会施加压力，在四乡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布设岗哨，不时在南河进行实弹演习。一次，他们在炮火演习声中“邀请”县长陈发贵到坪头“城防司令部”议事。县抗日政府和县牺盟分会依靠群众取得城乡内外的联系，通过《新生报》揭露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
　　12月4日夜，孙楚指令地方三青团骨干上官凌云带人捣毁了《新生报》社，抢走机器物资，绑走编辑王良。
　　12月8日，83师纠集李盘铭、张日洪等，在三区逮捕了石臼村抗日军政教官刘秉政、张志学等人；第33军团派人和佩戴该兵团袖章的杨宗元、魏法徽、晋常荣等人，围攻固隆编村村公所；在北燕村将四区牺盟分会特派员吴从龙抓走；在董封镇杀害了四区区长王德政和王曲村的杨发盛等人。第三行署逮捕了当时回家的长子县牺(盟会)公(道团)联合会公道团长、共产党员王永盛。这天，全县所有区村公所、牺盟分会几乎都遭到了国民党武装的袭击。许多共产党干部和进步人士被抓、被打、被杀，形成一片恐怖。
　　83师补充团3营副官刘某，屡次到县抗日政府索要因破坏合理负担被捕在押的王建三。当时，县长陈发贵因事到五专署，秘书白尔玉代行职责，予以严词拒绝。12月9日晨，刘某再次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县政府要人。此时白正好送牺盟会长治中心负责人王兴让回长治。白见此情景，立即从侧门经公安局到“唐支队”司令部隐蔽。刘等追至公安局没有找到白，就把公安局长赵养锋捆起来，带到县政府院内审问。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张仲芳对刘当即严词斥责。刘某恼羞成怒，放了赵养锋，将张捆起来吊在当街的“十凤重鸣”大石碑坊上，严刑拷打两个多小时，然后关押在西关该团特务连连部。在此前后，中共阳城县委、县抗日政府和牺盟分会及各抗日团体的工作人员，纷纷撤离县城，迁往郭峪村。
　　12月13日，省第三行署委83师政训处主作李英樵任阳城县长。14日，83师补充团3营将张仲芳押送“县政府”审讯。16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和精建会等在南河滩举行“欢迎李县长莅新”和“要求县政府严惩牺盟会首要分子”大会，张仲芳乘隙越狱。
　　12月中旬，决死三纵队第七团从长治移驻境内郭峪、中庄一带。团长张仲舟、副团长靳福忠均系阎锡山旧部军官，且已秘密得到孙楚举行“事变”的指示。他们得知该纵队8团和9团已在沁水、晋城等地兵变的消息，便加紧同83师联系。25日下午，张仲舟在上庄村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吸收地方主要干部参加。县抗日政府主要成员发现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先行退出会场。傍晚由魏永生、白尔玉等人分别通知地方干部提高警惕，夜间随时待命行动，集合点在郭峪村东门内。入夜，当陈发贵、张仲芳及其他突围人员聚集到东门时，发现寨门已锁，寨墙高而坚，别无它路可走。突围人员毅然砸锁，冒着冲锋枪的扫射，冲出郭峪，向“唐支队”驻地章训村转移，随即赶往晋城县高会村，受到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和“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的慰问。当晚，在郭峪来不及转移的地方干部和7团政工人员，全部被捕，其中包括7团政治部主任郭洪璜和地方干部武之诚等。县长陈发贵的卫士和郭洪璜的警卫员等遭到枪杀。其余未突围者由“唐支队”秘书邢真持函至郭峪村向张仲舟反复交涉，按名单领回高会村。
　　12月底，汇集在土岭村的阳城、晋城、沁水三县抗日干部，在中共晋豫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晋阳沁三县军政民联合办事处”，由晋城县县长宋乃德任主任，阳城县政府秘书白尔玉任办事处秘书。1940年(民国29年)元旦前夕，晋城县第三区区长段其寿派高会村一个闾长到犁川镇购买食物，走露了消息。元月4日拂晓，已叛变的原决死三纵队8团孙昆部配合国民革命军第47军(川军)李家钰部，包围了土岭村，向村内发动猛攻，晋城县牺盟特派员丁文法在掩护其他人员突围时，被放火烧死。
　　在“十二月事变”中，全县有 1000多人被捆绑拷打，130多名干部被关押(其中70多人被投入岩山监狱)。孙楚撤离阳城时，狱中的30多名干部在岩山、杨柏、西交等地被分批杀害。
　　“事变”发生后的12月31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阳城等数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反进步事件，本人认为系抗战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继续扩大，是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之障碍”。
　　四、彭 德 怀 五 经 阳
　　抗战时期，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五次途经阳城。
　　1938年(民国27年)元月，日军正向新乡、焦作等地进犯，彭德怀从垣曲回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22日到阳城县城，当晚接见各界人士，并发表了讲话。
　　是年9月，彭德怀率部抵阳，驻开福寺后院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部。各界人士在二郎庙举行欢迎大会。他向欢迎的群众发表了《论抗日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讲话。次日凌晨，离开阳城。
　　同年。11月，彭德怀从延安回八路军总部途经阳城，有高级将领刘古风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何云以及副社长兼副总编陈克寒随从，在司上巷旧中学礼堂向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作报告后，又在开福寺向中共晋豫特委、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及中共阳城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临行时还和聂真、薛迅(女)、李哲人、唐天际、敖纪民、赖若愚、胡晓琴、魏永生等一起合影留念。
　　1939年(民国28年)1月，彭德怀离重庆回八路军总部，17日抵阳，23日冒雪离去。
　　是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彭德怀及随从人员带着电台，从延安返太行经垣曲。20日，抵阳，当晚露宿城东。23日，离开阳城到达沁水县。
　　五、朱 德 三 过 阳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三次途经阳城。
　　1938年(民国27年)8月17日，朱德率千余人途经东哄哄、西哄哄、李圪塔、董封，沿着南大河而下。欢迎队伍从县城排到坪头村。“欢迎总司令”、“抗战抗到底”的口号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此起彼伏。下午，朱德与部属到达县城。八路军战士唱着“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同赴沙场……”的战歌从人群中穿过。人们遗憾的是，部队全部过完，却没有看见朱德。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与背着行军大锅的伙夫并肩而行，使得夹道欢迎的群众难以识别。朱德在西池(现文化馆)，向阳城党、政、军及各界群众作了抗日形势报告。晚上，他听取了中共晋豫特委书记聂真、组织部长薛迅及阳城县委、县政府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作了简短讲话。指出要迅速壮大党的力量，建立群众武装坚持持久抗战。次日拂晓，就率部离阳，回八路军总部。
　　1940年(民国29年)2—3月间，朱德从八路军总部去延安，到达平顺县八路军新一旅旅部后，由唐天际派邢真带一个连护送至阳城兵站。同行的有康克清、八路军总部二科科长袁晓轩及秘书、警卫员几十人。
　　1940年(民国29年)5月初，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经沁水路过阳城。当他穿过析城山，已是天明。登上王屋山主峰天坛时，写下了“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的诗篇。
　　六、邓 小 平 二 次 抵
　　1938年(民国27年)10月，邓小平从延安回武乡八路军总部，经垣曲到阳城。当晚，邓在甄家岛听取中共晋豫特委书记聂真等人和阳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汇报，向有关负责人讲述了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次日晨，离开阳城。
　　1942年(民国31年)5月，日军
7000余人“扫荡”岳南和晋豫抗日根据地。为视察中条山区的抗日工作，邓于当月5日由王新亭陪同和八路军722团1营警卫，到达阳城，驻暖辿村。次日拂晓，日军分东、西两路夹击而来，东路之敌在离暖辿不远的白庙村（应为护驾村岭上）与722团2营激战，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向邓小平请示，带领部队和机关人马立即向村西突围。刚到村口，一股日军已绕山口向村里袭来。八路军部队予以还击，掩护邓小平向析城山转移。至山顶（实为中华山顶），居高临下回头反击。日军败退。
　　一小时后，少部分队伍驻黑龙、横河，警戒王屋及垣曲方向的敌人。邓小平随大部队天黑进驻吉德。聂真向邓汇报了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邓肯定了晋豫区党委的工作成绩，指出要继续巩固、发展晋豫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反奸清霸，减租减息，扩大武装，整顿部队，安定群众生活。次日，区党委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开会，传达这些指示，遭到日军围袭。当晚，邓随部队转移到李圪塔乡峪圪堆村。第二天，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包抄过来，往南是悬崖绝壁，无路可走，独有一条通往柴圪塔、李圪塔的深沟。邓小平和聂真带领部队顺沟南进。这条沟草木茂密，巨石嶙峋，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部队走了大半天到达南面的沟口时，日军已占领了两面山头，子弹象雨点般地射来。战士们借巨石作掩护，以手榴弹猛烈还击，终于冲出山口。南抵柴圪塔、李圪塔，西进沁水、翼城交界的大鹤山。在大鹤山停了几天后，又返回阳城的黑龙、青龙一带。
　　5月12日，部队在县东南的枪杆村停息。次日，召开了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会议。邓小平指出，晋豫区是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他分析了开辟晋豫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指出一开始不可能是大面积的根据地，只能是斑斑点点的，一两个县，几个区，若干个村，然后经过工作，打破割据，连成一片。他要求广大指战员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打若干次小规模漂亮仗，以鼓舞士气，但不要过早地、过分地刺激敌人，增加建设根据地的困难。他认为，目前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都非常艰苦，体质普遍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如果长此下去，问题更加严重。因此除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外，要将战士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比较富裕的敌占区。这样既解决了部队粮食供应的困难，又减少了敌人对首脑机关的跟踪和偷袭。会后部队一部分驻坪泉、黄山等地，一部分随区党委机关赶回黑龙一带。
　　5月20日前后，晋豫区党委在阳城西南距董封5公里的上河村召开了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并吸收地方干部参加。中心议题是，在开辟晋豫区的工作中怎样利用和发挥有利条件，怎样克服困难以及在敌占区、游击区怎样不同地执行政策和运用斗争策略。阳城参加会议的陆达、李敏唐、刘光奇、崔松林等人发了言。会议批评了各种对开辟新区缺乏信心的错误认识，进一步研究讨论了开辟晋豫区的大政方针，统一了部队和地方干部的思想。邓和王新亭自始自终参加会议，听取发言，分别作了指示。会议因日军“扫荡”提前结束。与会者随部队从上河出发，经黑虎、白龛等地，到达沁水的东川。这时日军已到下川。邓和部队领导当机立断，将所有行军马匹交给当地群众喂养，让所有女同志暂且隐蔽在群众家里，便率领部队从东川撤退，向阳城的析城山方向转移，经过东哄哄、西哄哄间的东峡沟时与敌相遇。这次日军突袭，旨在企图消灭八路军首脑。占据两面山头的日军，并不急于开火，只是瞪大眼睛等骑马的“长官”。邓、王、聂等人随警卫团和大部队出沟后，敌人才如梦初醒，从两面山坡上冲下来，工兵连顶住，与敌激战，掩护后边机关安全出沟。这次战斗中十几名战士牺牲。
　　邓小平第二次在阳城停留一个多月。敌人“扫荡”过后，他由晋豫区党委派遣的警卫部队护送，通过高平公路以北的封锁线，返回北方局机关驻地——河北省涉县。
　　七、赵 树 理 在 阳
城　　赵树理()，沁水县尉迟村人，从12岁起就赶驴到阳城下伏煤窑上驮煤。
　　1922年(民国11年)，他和阳城牛家岭村的马素英结婚。1925年2月，在阳城西封村私塾教书。1928年春，在山西当局逮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他和同校好友王春先在阳城大宁村王家崖底隐蔽五六日后，又到浮山暂避。4—5月间，又和王春返回沁水板桥、张河与阳城接壤的一带山里流浪，以卖字画为生，其间因病在西山的大庙里诊治，趁便跟和尚学习庙堂音乐和中医药简易知识。7—8月间，他在四侯村王春家等候，王从长治回来说他已被校方开除。
　　1937年(民国26年)秋，他从长治来到阳城，参加牺盟会，任第四区牺盟特派员。曾在四侯村岭后庄的碾盘上，敲着“碗鼓”，拉着胡琴，夹唱夹叙地讲《八路军大战平型关》等故事，使群众流连忘返。在北次营第五高校，他教同学们唱抗日歌曲，演“禁鸦片”小剧，辅导大家写快板或传单。还组织了个小戏班，先后到各村演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剧目。是年冬，重新加入共产党。
　　1938年(民国27年)4月，他任阳城县公道团团长。夏季，他和王春骑马来到董封岩山村，慰问驻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53军将士。不久他又到岩山进行了四五天的调查。在这里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后来成了《李有才板话》的写作素材。不久，阳城三青团以《奋斗报》拒绝印刷该团刊物为由，聚众闹事。他即在县内的《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句闲淡话，闹得比天大》的评论，引起很大反响。初冬，他到析城山下的杨柏山区担任了临时区长，到过杨柏村的“白莲洞”，将洞名改成“灵泉洞”。
　　1946年(民国35年)5月，他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成立会议后，又来到阳城，在县鸣风村和太岳《新华日报》社编辑张赛周住在一小间房子里，分别于6月和8月，写出了小说《催粮差》和《福贵》。
　　1958年12月，赵为深入生活，来到阳城任县委书记处书记。他目睹“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憋着一肚子气。县里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大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后，礼节性地问他有什么讲，他向大会说：“我们提倡敢想敢干，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求实精神就成了瞎想瞎干。”县委会上，有人批评他“右倾保守。”可他认真地扳着指头算起账来，气得一些领导说他有“神经病”。
　　1959年春节，机关事务处给他送了些高妆点心。他问；“是否每个职工都有了?”事务员说：“光领导有。”他说：“共产党不能比群众特殊，这馍我不要!”
　　1959年2月中旬，县里又召开了春耕生产誓师大会，有一个大队报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被树为“典型”。会后，他找到这个队干部说：“照这样计划，肥料铺到地里有半尺厚，庄稼挤在一起成了绒毯子。依我看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县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对此极为恼火，向他拍了桌子。他严肃地说：“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账，而且是为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
　　当时，文艺创作也要放“卫星”，团县委给基层布置了人人写诗的任务。他哈哈大笑说：“文艺创作不是担大粪，怎能用任务分配呢?……象这样放文艺卫星，依我看，顶多只能象过大年时小孩子们放的起火，‘哧’一声放到天上，‘啪’地响了一声，‘不哧’一声跌下来就报废了。”
　　1959年10月后，阳城、沁水分县，他离开阳城。后在“文革”中含冤而逝。
　　八、大跃进　　1958年元月25日，中共阳城县委根据省委《关于今年春节前后开展宣传运动的通知》精神，作出《开展农业大跃进，提前九年粮食亩产达到405斤，棉花亩产40斤指标》的决定，发出了大搞积肥、打旱井、搞水利、种高产作物和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接着，分批抽调数百名机关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
　　2月初，召开了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县委发出开展工业大跃进的号召。3月，又作出了全民办企业、小型多样办工厂的决定。至4月27日，全县共建立各类工厂1
222个，职工增至9
800多人，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两倍。5月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指标，县内发动群众交售铜、铁。一些地方按人头分配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进行“大辩论”。芹池乡侯甲村吕小虎将150多公斤古制钱和铜元出售。7月中旬，大宁乡办起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大办食堂之风在全县刮起。据8月15日统计，全县40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办食堂2
850个，上灶农户52 840户，占农业总人口的98．7％，“解放”出妇女劳力21
682人。同时强迫群众将使用的铁锅、铁勺、铁盆、铁壶、铁鏊、蒸笼等铁器统统砸烂顶替生铁任务，还将大柜和箱子上的铜鼻子之类卸下来顶数。据8月16日统计，全县8天收购铜铁82．5万公斤。
　　8月中旬，全县大炼钢铁积极分子代表全县青年向全国青年发出向钢铁进军的倡议。9月初，县委组成“钢铁指挥部”，县委第一书记邢德勇任总指挥，号召全县为日产3
000吨钢铁而奋斗。为此，中小学生1万余人停课，全县18万人按营、连、排、班编制，昼夜炼铁。一些地方强令男女分居，集体住宿，统一行动，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和产院。9月21日，上孔铁厂土方炉放出一炉日产1
080公斤(?)生铁的“大卫星”，应朝铁厂放出土高炉日产13 560公斤(?)生铁的“大卫星”。10月3日，全县日产生铁超过1
500吨(?)。10月12日，又提出“超晋城，压太钢，全国夺红旗，世界争第一”的口号。由于煤炭紧张，又组织人海战术，县委领导人带领群众从坑下往坑外传送炭块，放出了煤炭“大卫星”。11月7日，《阳城小报》发出了“红旗越升越高，卫星越放越大，日产钢铁25万吨，日产煤炭21万吨”的消息。
　　此时，公社大道和县城村镇处处修建“跃进门”和设置“跃进台”，“浮夸风”甚嚣尘上。“一苗南瓜结150个，总重2
500斤；红薯亩产5万斤；一棵谷子7个穗；亩产皮棉上千斤”；“麦秸造棉花，豆杆榨香油”；“猪送粪，羊驮矿，小脚老婆插稻秧”、“泥煤制酒”、“小高炉炼磺”等“奇迹”经常出现于《阳城小报》。为了扫清“障碍”，县委狠抓反“右倾”斗争，多次组织大检查，大评比。阳城一中声称日产钢铁500吨，该校党支部书记李学刚私下和别人说：“这是应朝铁厂炼的”，就戴上“右倾”帽子，受到批判。蒿峪铁厂一个车间主任因库存22件工具未拿出使用，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的处分；东冶公社因发动群众“不充分”，任务完得“不好”，被插上“落后”白旗。干部中因说实话挨整的，大有人在。
　　10月20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到应朝铁厂、水村铁厂和联合加工厂等钢铁基地进行了视察。阳沁合县，即从沁水调2万余人来阳支援钢铁会战。
　　钢铁“元帅”升帐，农业生产遭殃。1958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产，但青壮劳力都上了钢铁战线，农村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庄稼在地里迟迟收不回，出现了“豆子放了炮，棉花披了孝，玉米上了吊”的现象。小学生担玉米，撒下满路也无人拾，粗大的棒子被人踢来踢去。好多粮食在地里霉烂。群众看见，无不为之痛心。
　　10月20日，县委、县人委联合发出大闹土壤革命的紧急动员令，成立了“深翻指挥部”。副县长苗士英和县委副书记李刘炳分任总指挥和政委，号召“兵不卸甲，马不离鞍”，在上冻之前将全县40万亩耕地全部深翻33厘米以上，其中30万亩深翻1米。象大炼钢铁那样，将全县25万劳力按营、连、排、班编制，大打深翻土地的“淮海战役”。县里组织机关干部下乡检查督战，社队干部用铁尺检查深度，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评比活动。至12月20日汇报统计，全县25．4万亩(?)白茬地深翻达1米(?)以上。
　　在大办钢铁、大闹深翻的高潮时期，全县调出万余精壮劳力到壶关、晋城等地修铁路。10月15日，又调动10万人修筑境内公路。经过10天苦战，新开和扩建大小公路8条，总长24l公里(?)，水村至佛沙5公里长的土铁路从12月开工，次年底结束，投入劳力1万余个，总投资170万元。结果因无矿可运和部分路基塌陷而报废。
　　劳力紧张，“大办”之事一个接着一个。11月5日，县委发出大收大购农副业产品的动员令。8日，又布置了全县种植2
800万株核桃的任务。13日，开展了植树造林的“百团大战”，一天植树l．3亿(?)株，造林65万亩(?)。晋东南专署电贺阳城一昼夜造林91万亩(?)、植树2．16亿侏(?)的伟大胜利。14日，县里又发出大搞创作的决定，号召苦战1个月，立论40万，精选1万篇，著书1万册。同时决定从13日起到23日在全县展开全民性体育“四红”(?)运动。
　　“大跃进”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有的消极怠工，有的编些顺口溜，冷嘲热讽。次营乡一名共产党员把收购钢铁强迫命令、办公共食堂到群众家搜粮食、搞集体宿舍、强迫群众搬家等问题写信给中共晋东南地区委员会，全文于同年10月9日向各县转发。当时在阳城深入生活兼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的作家赵树理就敢于站出来说实话。
　　1959年初，县委制定出“更大跃进”的规划和指标，但全国普遍“降温”，全县大跃进的势头也逐渐收缩。经清产核资，1958年，全县损失800余万元，劳力浪费和物资损失无法统计。
　　九、农 业 学 大
　　1964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省、地、县层层发动。1965年3月，县委向各公社、大队、小队提出了“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晋城，粮食亩产320(斤)，争取350(斤)，棉花亩产80斤，力争突破百斤关”的奋斗目标。1966年2月，县人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方案中，发出了“发扬大寨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52万亩稳定高产农田，14万亩样板田”的号召。大积大沤肥料、建设水浇地、大搞土地深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在全县展开。从1966年秋后，县委先后组织6
000多名县、社、队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大力推广大寨评工记分的劳动管理办法。定额管理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评工记分主要以评政治、评思想、评态度、评干劲来决定工分高低，规定半月或一个月评一次，而一些生产队则一季或一年才进行一次。每到评工时社员均要熬几个通宵，争吵得不可开交。久而久之，评工记分成为一种形式，只好“男人一圪道(10分)，妇女炮圪了(8分)”。生产队干部多记工分、其家属不劳动也记工分的事情屡屡发生。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县委、县革委分别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举办“基层干部路线学习班”，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大批判促进学大寨”。制定出“达纲要(亩产400市斤)，过“黄河”(500市斤)，跨“长江”(800市斤)的奋斗目标，树立了宜壁、南关、人参埌、孔池等先进典型，提出治土、治水、治山、治坡、治滩、治沟的规划。随之出现了“白天门上一把锁，晚上地里一片灯”、“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场面。1970年秋至1971年春，全县上报深翻土地31．5万亩，垒石塄1
166万余米，建设大寨田16万多亩，闸沟269条，河滩打石坝5．8万余米，造地6 100亩；基本建设总投工1
112万个，每个劳力平均投工101个，等于1969年的3．1倍。所造土地和所打石坝，被1973年的洪水大部冲毁。1971年3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莅阳，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原拟于当年秋在阳城召开，但因伏天旱、庄稼严重受灾而易地省城。1971年，全县上报粮食亩产333斤，比上年增长11．7％，有城关、台头、固隆、李圪塔和杨柏等5个公社上报粮食亩产达“纲要”，南关大队上报粮食亩产超千斤。
　　1970年后，县内组织水利建设兵团，开始了北留水轮泵站、红卫水渠、温沟水渠、润城劈山改河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全县部分地区缺水状况开始有所改变。1972年，县委提出了“举旗抓纲学大寨，拼命革命赶昔阳。七二年粮棉过黄河，三年迈进大寨县”的号召，要求队队有工程，社社有建设，大搞以兴修水利、建设大寨田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当年遭受骑秋大旱，粮食亩产下降到107．5公斤。县委根据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紧急电话会议的指示，提出“旱地丢了水地补，粮食丢了蔬菜补，农业丢了副业补”和大种“十边”地、“谁种谁收”等生产自救措施，并调进杂粮1
656．5万公斤，又从河南调进大量红薯渣，解决群众口粮问题。但仍有农民上浮山、下河南用铁货、瓷货兑换粮食。
　　为了早日建成大寨县，县、社领导狠抓玉米、高粱、红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1970年后，每年都派人到海南岛培植高粱种子。1971年和1972年均种植高粱8万多亩，占当年粮田面积六分之一，高出往年20倍。而小麦面积则种植不足。除交售外，多数社队每人每年仅能吃到几公斤小麦。平时主食以高梁面为主。群众很有意见。
　　学习大寨，强调生产大队核算，盲目砍掉一大批生产队核算单位，甚至提出要搞“公社核算”。一平二调，使群众的积极性倍受挫伤。
　　1973年，全县继续大搞以治水改土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三类田里挖暗石，在沟滩打坝闸沟造地，在山坡大搞人造梯田。每座山顶都挖坑建池，因无水可蓄，群众称之为“卧牛坑”。年底全县粮食、棉花、上报亩产数均比上年翻了一番多。固隆、羊泉等公社上报人均产粮达千斤，城关、台头、西沟三个公社上报亩产过“黄河”。
　　1974年，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和“打好各行各业学大寨的总体战”的口号下，全县进行“揭开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大打围剿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把传统的副业和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严加批判。1975年秋，农业学大寨规模更大，采取搬山填沟，削平山头的办法，造10亩、30亩、50亩以上的“小平原”，要变梯田为平原。县委、县革委发出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三个10万亩”的通知，即里砌外垫平整土地10万亩，深翻土地10万亩，种植“六尺一带”或“五尺一带”10万亩。当年已动工的人造小平原220处，造地6
800亩。县、社、队三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达2．5万多人。年底上报秋耕地40万亩，平整水地8万亩，造地近2万亩，深翻20万亩。
　　70年代学大寨中，凡是工副业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一半的生产大队就被认为是有“资本主义倾向”。1975年，全县农村清理拖欠，逼得一些困难户将房屋、家具低价出售，四出借贷，生活十分困难。在“大批资本主义”的压力下，1
700多个外出搞副业的劳力回队参加农业生产，一些老弱病残的社员也上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对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实行了“围、追、堵、截”，以供销社和460个代购代销员取代集市贸易。
　　学大寨运动推向了各行各业。教育战线不抓教学抓劳动，还“创造”了“农教对流”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县委、县革委学昔阳“倒蹲点”的经验，抽调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进机关工作，同时抽调467名党员干部，下农村劳动；组成基本路线工作队，深入150多个大队，开展整党，解决基层领导权的问题。1976年5月后，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县委在交账报告中，把人民银行编印的《定额管理劳动手册》，作为“不学大寨、反大寨”的典型严加批判，并点名批判了某些单位和个人。
　　县内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提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高度来大办。1976年4月成立了总指挥部，并在总指挥部内设立了党委、团委、妇会、武装部，下辖8个县直和24个公社的32个分指挥部，专业队伍达2．2万多人，参加群众达10万人以上。两年总投工1
290多万个，完成工程390多项，动用土石320多万立方米，造出平原8 000多亩。可是，实际效益并不佳。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农业学大寨”运动却方兴未艾。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县委提出了规模更大、指标更高的规划，号召“一年迈进大寨县”。先后8次组织县、社、队干部78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1977年，又是春夏大旱，县委发出“天大旱，人大干”的动员令，号召“各行各业齐上阵，大打抗旱夺丰收的人民战争”。这年阳城粮食亩产上报达408市斤，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1978年，学大寨运动降温。县委陆续解散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收缩了工程项目，落实了部分农村经济政策，全县共为生产队退赔现金95万元，清理干部职工拖欠集体款14．36万元，退还乱扣乱罚社员的现金3
850元、粮食5 850公斤、工分8 190个；退还无偿占用生产队耕地1
384亩，补交农业税和包产折款1．3万多元。
　　十、“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动乱(69．12)　　1966年5月下旬，中共阳城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并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的文件。
　　6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阳城一中，对教师进行分类排队，批斗其中的“反动”分子。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各级领导干部。阳城一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县委机关成立了“七一”、“只争朝夕”、“反帝反修”等战斗队，县人委机关成立了“永红”、“澄埃”、“斗批改”等战斗队；各单位、公社、大队也相继出现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一中红卫兵赶走了“工作组”，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党政领导。9月初，学生停课，开始串连活动。北京“红卫兵”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传来后，县内“红卫兵”立即效仿，一些文物古迹，遭到毁坏。这时，结婚者不准蒸石榴糕，不准十字披红，治丧者不准哭出声、不准穿白衣。“红卫兵”、“红小兵”闯入群众家里搜查古书、古物，并在城乡路口设卡放哨，截拦带礼品走亲戚者及穿红戴绿的人。凡背诵不下“毛主席语录”者，不得通行。在“反修防修”、“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下，学校工厂、机关、商店、医院忙于组织串连、张贴大字报，批判所谓“牛鬼蛇神”。同时，大搞“红海洋”(打红旗，戴红袖章、挎红书包、写红标语、刷红语录)活动，院院设“毛主席台”，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人人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参加集会，说话及写文章要先引用“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否则即被指控为“不忠”。1966年9月后，造反派纷纷向县委要求罢本单位领导人的“官”。县直各机关处于半瘫痪状态。
　　1966年底，以“七一”战斗队为主的四个组织的头头，到长治、太原等上级领导机关要求罢县委副书记等人的官。在太原听说：“现在已不是‘罢官’问题，而是要夺权”。即于1967年1月上旬急返阳城，向各“造反派”组织串连，于1月27日联合夺了县委的权。这次夺权，由于没有受到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很快流产。夺权者落了个“假夺权、真保皇的小丑”的罪名。3月7日，由原县委机关“七一”战斗队改组而成的“尖刀兵团”，人委机关“红卫兵团”，“工交系统革命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红卫中学(即一中)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等20个群众组织组成“阳城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县人武部支持下，又夺了原县委、县人委的权。原县委一些主要领导人张王成、张德才、杨培梓等在受残酷批斗后，被关进看守所。接着全县基层，迅速出现“夺权”高潮。许多档案资料被焚毁。批斗不断升级，多数领导干部被揪斗，人身污辱难以目睹。台头公社党委书记延秀歧被夺权后，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检查交待，不堪受辱，愤而自杀。1967年中共阳城县核心小组成立，4月5日至10日，召开全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阳城县革命委员会。
　　5月11日，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马蛟鱼，在人民礼堂作了号召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被“造反派”指责为“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红旗》杂志刊载《揪军内一小撮当权派》文章后，在对待县人民武装部“支左”和“站出来”的干部态度上，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种观点。5—6月间，红卫中学“反帝反修”、“井”、“东方红公社”3个“红卫兵”组织对广播站、印刷厂进行了冲击。当时，省、地两级都已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县境的两派分裂对立局面很快形成。7月31日，“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红革联”)成立，持晋东南地区“红字号”观点。次日，“八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八一红总”)成立，持地区“联字号”观点。“八一红总”人数多，且有县人武部支持，处于明显优势。“红革联”亦不甘示弱。外地武斗之风吹入，双方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
　　9月中旬，晋城崔跃武以省军区副司令张一波代表的名义和“省决死纵队”常委身份，持晋东南地区革委介绍信来阳。当时在家的县革委副主任杨小林(女)向县核心小组副组长、人武部政委任炳文请示，以县革委办事组名义，贴出支崔“声明”。崔等的行径引起“红革联”部分人的怀疑，即派人到高平找张一波，取回崔系冒充张的代表的证明。9月17日晨，杨小林候车去长治开会，被“红革联”学生截拦。杨同意去高平查对崔系何人一事。“八一红总”得知，便把杨接回县革委大楼。“红革联”学生郭新年去叫杨小林时，被“八一红总”扭到县革委三楼殴打。当“红革联”一批人到楼内索要郭时，两派发生武斗。一时桌椅当墙，砖瓦横飞。“八一红总”在楼内人员冲下楼，跳北城墙而下，逃往卧庄岭。“红革联”占据革委大楼。“八一红总”工人武斗队持长矛围来，“红革联”学生在大楼屋顶，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楼底工人持矛而坐，相持不下。直到午后，武装部二三十名战士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列队进入现场，口中连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服双方交出武器，离开现场。“九·一七”事件结束后，“八一红总”总部于当日下午撤到卧庄岭上，将晋城“四新”煤矿(即古书院煤矿)“红二八”工人郝艾抓走。四新矿另一工人为救郝乘车回晋城接来武斗工人。18日早上，他们开车到卧庄岭遭到“八一红总”的阻击。对射中，“八一红总”一人被打死。此后数日，城内商店关门落锁，大街小巷无人通行。乡村群众不敢进城。县革委大楼财物被歹徒抢劫一空。
　　9月21日，“八一红总”三个营返回城内。次日晨，其值勤人员在烈士塔上用机枪向东关玉皇庙方向射击，打死无辜群众二人。死者亲属抬尸到人武部示威，并在该部停尸数日。
　　9月24日晚，“红革联”40多人到电厂盗取对方的枪支(无拴)。两派险生遭遇战。此后，全县局势已被“八一红总”控制，“红革联”骨干或被抓、或外逃、或隐藏。10月间，“红革联”37名外逃者，绕道济源县入境，被横河公社“八一红总”抓获，后捆绑四肢、椽抬游街。“八一红总”县总部派人前往，强令被抓人员持枪拍照，制造所谓“横河抢枪事件”。
　　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带领海字0115、空字025、空字027，军分区4546部队的代表莅阳，促进两派联合。由县革委出面召集两派代表各20人开会，会后成立了以海军宋春冬为主任的大联合办公室。两个月后，军队代表离阳，联合办公室解体。
　　1968年初，“八一红总”在邮电局、人民礼堂、手管局、县医院、八甲口、横河等地私设“公堂”(人称“修理所”)。有人被打死。同时凭空捏造了一起所谓“北留电台案件”。在严刑逼供下，有10余人被加上“特务”罪名。后弄清是一场大笑话。
　　1968年2月上旬，县人武部与“八一红总”总部奉晋东南军分区之命，抽调1
700人，枪炮320余支(挺)，子弹、炮弹2万余发，赴高平县围剿持“红字号”观点的群众，名日“剿匪”。2月10日，由县人武部一个副部长带领出发，当月29日返回。在高平打了辛庄煤矿与河西公社两地，打死群众5人。“八一红总”一人中弹身亡。
　　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县革委在水村原党校举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是重点审查对象，即未站出来的“走资派”和“红字号”头头。这些人在“学习班”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其中有原县兽医院院长吕传裕和教育局局长李德春受迫害致死。各公社生产大队也成立了“学习班”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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