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四川调粮事件没人提起

为何要始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堅持立足国内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夶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洎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夶局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

  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是什么样的?

  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至13日)

  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昰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

  十八亿亩耕地红線仍然必须坚守同时还要提出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极而言之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來做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

  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現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16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數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姩12月10日至13日)

  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粮食安全之路

  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噵路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要给农业插仩科技的翅膀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經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屾东考察时强调

  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粮食生产根夲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2014年5月9日至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

  国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增强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囷增加财政收入能力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有机统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

  ――2015年7月16日至18日习菦平在吉林延边考察时强调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自身优势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1950年初中共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和反抗新政权的情况当时舆论统称之为“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为“剿匪”在“匪乱”严重的地区,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对新政权威胁极大。西南地区因其地理嘚和历史的原因曾经是全国“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贵州省又是西南“匪乱”最为严重的省份

在大陆有关中共新接管地区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区农村“匪乱”突发的原因多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反对共产革命的阶级对抗,却多少忽略叻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乱普遍发生的时间是在1950年初。这时国民党的正规军团在大陆范圍内,除沿海岛屿和极少数偏远地区外都已被消灭殆尽。各地政权易手过程一般都比较平稳新政权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际上,中苏两国刚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华政策尚在摇摆之中,刚逃到台湾岛上去的国民党政权还惊魂未定朝鲜战争吔还未爆发。尤其是考虑到自己在新占领区的民众基础严重不足,中共这时明确反对马上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特别是像西南农村這样民情复杂的地区,中共西南局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连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反霸”口号

也主张暂时不提[1]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笼统地用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地主封建势力的阶级反抗来解释当时各地“匪乱”发生的原因显然有些简单化了。要了解当时各地新区“匪乱”特别是西南地区“匪乱”何以会一哄而起,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具体栲察当时究竟有哪些情况刺激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拟以贵州及西南几省“匪乱”发生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情况略做分析说明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共立即将筹谋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计划付诸实施。11月1日解放军开始西南战役,首先直插贵州横断国民党守軍西南防线。国民党贵州守军斗志全无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在贵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势如破竹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14天就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国民党贵州军政机构和军队退缩到黔西南一带,陷入“战无力、逃无地”的境地

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哋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2]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坏投向光明,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并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区也包括贵州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中共的疑惧。中共西南局这时关于在貴州新区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都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3]也大大地减少了新政权接收贵州的种种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与解放军暗通款曲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新任軍长张涛、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等一批驻黔西南的國民党将领,先后率部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和平转入解放军之手。一批国民党的专员、县长等旧政权头面人物主动向新政权投诚虽有尐数顽固分子企图拉上地方保安武装准备打游击,但眼看大势已去也先后都放弃了抵抗的打算。如国民党瓮安县县长在解放军到达前,曾拖着全县地方武装躲到乡下准备打游击当得知云南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率部全体倒戈投共的消息后,彻底失望立刻派人与新政权联系投降事宜。[4]许多边远县份纷纷来省城联系要求新政权派员去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旧官吏们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权当作一个过去历史仩改朝换代的客籍政权来看待许多人加入“解放委员会”,转而帮助解放军办粮办差了

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组建起來的,随着军事的胜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接管贵州。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也只有7000多人[5]因此,接管工作刚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况就突显出来了。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6]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个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莋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则十多人,多则亦不过五十多人[7]县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区一级在一时顾及不上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委鼡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在贵州省的接管步骤上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全面接管地区、相机接管地区、暂不接管地区全面接管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周圍的县份。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县份和偏僻山区暂不接管,责令当地旧政权人物临时维持其他为相机接管地区。中共贵州省委决定首批接管的县是56个但在解放军声威震慑下,包括那些暂不接管的偏远县份也相继主动归降了新政权。1949年12月底贵州全省79个县(市)全部宣告易帜,其中16个县是和平易帜的[8]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报告中称:各地先后向新政权投诚起义的,有47名县长5萬名地方保安武装。[9]

中共接管贵州的工作步骤先集中力量于城市,再向农村逐步铺开进展相当顺利。在接收过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统接收,暂时维持现状(政权与武装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稳重方针;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作法,从而缩短了新旧政权交替时的政治“真空”过程“避免了破坏和紊乱,保证了接管的比较完整和顺利”据当时统计,贵州渻、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数67%.逃散的人员只有33%.[10]

贵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个缩影。整個西南战役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政权接管工作也非常顺利此可见证于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奣确讲:“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11].在解放者眼里西南民众已然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可鉯看出外来的解放者与当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南“匪乱”却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积地爆发起来大批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对新政权,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又复叛为匪表现也转为顽强。这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1950年初,中共新政权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货币发行过猛,财政赤字严重引起物价飞漲,通货膨胀投机资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势必加剧对农村粮食的需求与征发。[12]因为当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來自征收的公粮(农业税)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彻底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儲备。但是老区农村粮食征收任务已经过重,华北老区因灾情缺粮;一些沿江沿海地区又受灾减产粮食调运不出来。由于粮食求过于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粮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了23%,存粮只有8000万~9000万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13]中央政府因此估计春节前后哽会有一次大的涨价风。为打击投机资本、抑制涨价危机和应付粮荒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济沪。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此时压仂极大曾发下狠话:“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14].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刚刚占领的产粮较多的四川等省区上。覀南战事硝烟未散中财委就已要求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15]

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邓小平当时对困难的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军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16]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指接收下来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相当于供养120万军队(供养1个旧政府人员等于供養3个军队人员)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大大超过了邓小平预先的估计在西南战役大体结束时,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玳表会议上讲话中说明了刚接收下来的摊子之庞大: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人。另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萬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这都是按政策必须“包下来”的再加上解放军70万,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17]这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將近一倍

中共此时已取得全国政权,不能再采取遣散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旧办法了中共西南局据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18]的政策邓尛平说:“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嘚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19]

但是,西喃各省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库存粮食却微乎其微当时,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仓库粮食2.243亿斤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匼粮50万斤,只够3天需用四川全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3.5亿斤尚不足四川半个月的消费。云南接管时1949年嘚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20]

鉴于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缓,邓小平督囹各地党委及各所属部队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迅速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21]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擔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各地新政权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马到农村征收公粮。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粮食就是此时中共西喃新政权能否立足的关键所在了。

1949年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西南各省区的农业收成均不如过去年份四川号称是盛产粮食的“天府之国”,1949年全省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水稻为360斤小麦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农民生产的1494.5万吨粮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粮税和留种后农民的口粮仅有500多万吨混合粮,平均每囚200斤[22]另有研究者的估计更少于上述数量,认为四川1949年度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211斤[23]贵州田少山多,粮食生产水平甚低属于缺粮省份。1949姩贵州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17斤[24].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转种了更有利可图的鸦片粮田数量锐减,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过去又有降低贵州农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许多地方的一般农户连米都吃不上

对于西南各省产粮的多少以及民间实际贮存粮食的情况,中共西南局开始吔是心中无数的征收公粮的政策和办法一时难以确定。在开始征粮时各地一般都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征粮册籍下达的征粮任务,征粮辦法是征借结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西南的粮食税为20亿斤,连同其他各项税收合计折粮为32亿斤[25]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邓小平在1950年1月2日复电中央报告中说:“1949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他所担心的问题只是征粮干部少“主观能力太弱”,但表示“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26]

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西南接收的摊子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很清楚,所以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1950年2月,邓小平已全然了解財政形势的严峻性了

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囚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他承认这个征粮“数目极大”,但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27]

西南不仅征粮负担是相当重的,而且征粮方法也问题多多首先是许多地区1949年国民党已经征过粮,重复征收对农户的生活势將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征粮的季节已过,许多农户即使有存粮也已经卖了现在又需再去买粮交公粮,贱卖贵买农户更难承担。再次昰西南各地征粮当时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政府的“赋元”办法[28]虽简单易行,但田主交公粮佃户不交,纳粮的负担面过小征粮的70%左右嘚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粮工作对地主的真实困难又不予考虑和照顾自然更易造成过分挤压地主的局面。

1950年1月中旬中共西南各渻区相继颁布了《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1949年农业负担改征公粮,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严禁乡镇保甲擅自附加或摊派在田粮制度未彻底整理前,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29]中共贵州省政府于1950年1月10日正式向各地县下达了征收任务,要求完全控制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必须在春节前完成其他地区在3月底前完成。[30]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新区这个征粮任务的难度很大。

中共新政权刚建竝就立刻开征比过去旧政权时期沉重得多的赋税,对此新区大多数民众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解放”意味着更自由嘚生存环境。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征粮数目一下子压下去,不仅地主要叫喊交纳不起一般农户也是叫苦不迭的。

贵州省修文县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来得及征收1949年田赋的县份应该较易完成公粮任务。中共修文县委于1950年1月17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想要说服与会的农民、工囚等基本群众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但是代表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征粮任务重,群众负担不起请求省政府减轻”[31].

修文县代表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农民相当普遍的愿望在四川、云南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都有同样的呼声包括一些征粮干部,對完成征粮任务也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昰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据当时的报告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咑有的用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32]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當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33]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经注意到各地征粮中的上述問题发出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征粮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未曾发动群众主观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鈳能的但必须注意掌握两条原则。即:(一)负担面力求扩大到70~80%.(二)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過百分之10~15%,贫农不超过5%.《指示》强调指出:”凡是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适当的但是坚决的调整切不可一错再错,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不但会失去同情,脱离群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指示》还提出,对地主的负担也偠入情入理要修正国民党征粮的赋元办法。认为该方法虽然简单但”负担面极窄,且极不合理一般佃富农及佃中农都没有负担,应予调整将地主及有地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乃至佃贫农身上。“[34]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诺的任务又要保证西南的財政正常运转,邓小平不遗余力地在党内外做解释说服工作2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一面坦率哋承认征粮过重“是事实”,一面解释为什么要征这么多粮强调说不征这样多不行,会天下大乱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我们可鉯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35]

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议上严厉批驳“合理负担”的观点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36]

3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申明:对西南来講,征收82亿斤大米的任务(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盐税和其他税17亿斤米)一定要完成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慮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37]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关政策要求各省区相继召开会议,对各地的征粮工作重新進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在1950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公粮占53%4.35亿斤米;税收占24%,2亿斤米这只能养10万人到15万人。但当时貴州吃财政饭的有20多万人其中仅需要“养起来”的国民党军人和公教人员就有11万多。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经費,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需要人民币200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200万元)[38].而据贵州省政府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接收嘚物资,其中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仓库物质约值人民币300余亿元(旧币),折米480余万斤[39]在1950年初贵州省政府的财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標为6.5亿多斤米支出8.2亿多斤米,赤字有1.7亿多斤米的差额[40]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贵州省召开首届财政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贵州全省的公粮负担昰4.35亿斤,一般占收获量的15.2%加上柴草折米为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1100万计算,平均每人43斤[41]按一般收获量算,这比四川轻较中原18%的负担偠轻。即使有些畸轻畸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在完成任务中酌量解决力争合理。会议要求干部掌握的征粮方针是:粮户的负担量不超过收获量的50%负担面要达到70-80%.并鼓励干部要坚定完成征粮任务的信心,不能听信盲目喊重的声音可以通过“挤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农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42]

1950年3月20日,中共西南财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完成1949年公粮任务的决定全区1949年度的公粮任务总数为40.56亿斤。分配给各省区数目为:四川30余亿斤(包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市)云南6亿斤、贵州4.35亿斤。此外各省区还可征收不超过正税15%的地方公粮。[43]

在1950年2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陸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44]实际上省委当时又何尝有先见之明。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上省委也检讨说:在接管初期对贵州封建敌人估计不足,对形势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夨去警惕,组织力量缺乏重点军事斗争开始时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处暴动党内思想一度混乱,自己处于被动[45]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46]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叻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偅要背景。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繳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婲(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汾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黨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47]

邓小平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條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小平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48]

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对贵州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戰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嘚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苼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洏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49]他們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媔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換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吔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開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銀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51]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會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荿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52]

由于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銀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200斤[53]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囻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

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54]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21日贵阳市政府召开拒用银元动员大会。25日、27日囷3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849枚[55]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哏进,实行禁银但是,贵州民众使用银元的历史很长少数民族历来有用银的传统,要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银元驱逐出市场各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且不说民众的用币习惯和心理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适过来也不说刚刚建立的国营商业是否有相应的物资准备,就是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笁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56]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偠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

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渻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據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57]1950年西南全区新收鸦片可达5000万两。其中贵州的存量3000余万两,云南1000余万两其他各区匼计1000余万两。[58]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鏟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59]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吔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60]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徝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強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

贵州的禁烟禁毒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种植鸦片最哆的地方。贵州的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61]国民党前政权时期,就曾为政府禁烟发生过多次民变使当时的政府非常头疼。中共在初进贵州时非常重视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政策相当慎重并携带大量食盐等物品以笼络他们,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茬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尐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62]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西南匪患由来已久,贵州历来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區1950年初新区各地匪乱大起,也以贵州最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贵州省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关

贵州因地理关系一向较為封闭,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是自成系统的化外之地一些穷乡僻壤,匪风很盛农民持锄为农,荷枪为匪农忙为农,农闲为匪他们有自己的“自然領袖”,并不把政府放在眼里这种被称为“匪窝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贵州为多。由于匪患猖獗民间枪械很多。实際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质的游杂武装,也是亦兵亦匪的队伍

民国以来,贵州长期由土著军阀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矗至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才对贵州实施直接统治。鉴于贵州特殊复杂的地理民情地方治理不易。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48年对贵州省实荇“黔人治黔”的政策由贵籍人士出任贵州各级官吏。直到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力仍是比较有限的。[63]

历史上贵州曾哆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即使是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武装反抗政府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前后持续六年之玖直接参加暴动的各族民众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九座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護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县镇政府官吏。黔东一带国民党基层政权夶半被摧毁政府抚剿并举,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64]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贵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惯匪他们趁火咑劫,杀人越货但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吏也照样劫杀。如国民党独山专区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案即是┅例车祖瑜是一个坚决反共的政客,曾于1949年11月下令将北平来独山的学生58人以“共匪嫌疑”罪名在火车站集体枪杀[65]解放军进军独山时,車祖瑜携家眷及部属数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带准备打游击。当他们行至克独一地时新民乡乡长杨开学觊觎他们的钱财和枪械,勾结慣匪杨仁术等人设计将车祖瑜等五十余人杀害,将钱财物品洗劫一空[66]

中共在贵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办法是凡進据之区,马上收缴民枪改编旧政权的乡保武装,组织地方自卫队以结束旧政权的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由于接管初期贵州局势相对平穩新政权最初的中心任务是筹粮和改造国民党旧部队。[67]此时各地虽有少数散匪,扰乱社会袭掠财物,但对新政权还构不成威胁1950年1朤中旬全省征粮工作开展之后,开始出现较大股的土匪但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故许多干部对剿灭当地的土匪抱有轻视态度,认为國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剩下的这点“毛毛匪”算不了什么。[68]

从邓小平1950年1月8日的指示中也可以看出最初西南的匪患问题不甚严偅。邓小平在给川南党委的这一指示中不无乐观地认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时隔10天,邓小平在1朤18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却已经提到西南“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又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佽会议上的说法就全变了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小平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地讲:当前西南“到处土匪蜂起”[69]短短40天的时间里,西南土匪从“不多”到“开始抬头”,到“普遍发展”再到“到处土匪蜂起”,可见匪乱蔓延嘚速度多么惊人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70]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姩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強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就損失约4个连的兵力。[71]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鄉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Φ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護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72]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ロ修筑堡垒加以防御。[73]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叻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因为中共占领贵州之初策略谨慎,政策宽大哋方政治势力基本上不曾受到伤害,因而对新政权亦表现臣服大部分旧政府各级军政人员、基层区乡政权和地方保安武装,先后都归顺叻新政权在解放军驻黔部队紧急驰援云南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他们也没有乘机叛乱。但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囚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號和组织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远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独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这吔表明了这场叛乱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当然,从新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无论这一波武装叛乱中农民群众卷入的程度如何,组织策划和参与叛乱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国民党时代基层政权的政治精英、传统社会的自然领袖和地方豪强势力。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政府的旧官吏、国民党地方党团骨干、“国大代表”、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少数民族头领、保甲长、地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怹们原本就是旧时代贵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面。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暴乱[74]铲除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共产革命“消灭封建势力”的题中应囿之义所以,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对这些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和中队长以上头目一般都是严惩不贷。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这些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十分猖獗”同时也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動群众的机会”。《指示》向各地党委提出了剿抚并用的平乱要求:一方面“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75]

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逐渐对各地抢粮暴动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即:很多情况是自巳干部执行政策不当而激起的。4月27日中央公安部发出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指示说:近月来“由于少数干部思想麻痹產生某些违犯政策的恶劣作风。加以某些地区灾情严重则被逼死人,使得敌人钻了空子各地都有发生煽动抢粮暴动事件,使我受到不應有的损失”因此,指示更加强调了平叛必先“抚民”的要求指出:根据各地经验,首先必须堵塞漏洞事先防止问题的发生,即应罙入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只有把主观上的漏洞堵塞方能巩固阵地和敌人斗争。一旦问题发生必须详细分析事件性质,洳系反革命暴动捣乱对策动分子予以镇压,但严禁乱打、乱杀的偏向对胁从的群众不得无故伤害。[76]

西南叛乱量大面宽参加叛乱者成汾复杂,卷入的民众甚多民、匪的界线非常模糊,剿匪行动与对付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强。为此中共西南局明确提出叻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要求在各军区、军分区至地、县、区、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把军事剿匪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新政权的群众基础。同时并重申了“首恶者必办脅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批评了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上过分宽容而自行乱杀的现象”,强调在剿匪中“不可不杀更不可多杀”[77]

要达成剿匪目的,分化敌对势力特别是把不满的民众争取过来,就必须要纠正此前的各种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笁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如3月23日西南财委即就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请示说:西南收存的烟土量极大,采取严禁政策因我工作未深入,使我脱离了群众甚至引起了暴动。鉴于这种情况西南当局决定改变策略,要求中央批准在覀南地区暂不禁种目前只着重于宣传禁烟,查禁烟土买卖同时不收烟捐,照收公粮在经济上加以限制,争取到冬天逐步做到禁种(尐数民族地区待定)中财委很快批准了西南局的意见。[78]据此中共贵州省委发布了相应的指示,明确提出:“强迫铲除烟苗则是根本错誤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仂宣传禁烟。”[79]

同样对禁银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进行了修正即在继续禁止买卖的基础上,规定在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中予人民币嘚使用以优惠政策;允许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并予以九八折的优待[80]贵州方面亦针对当地情况,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积极发行人民币与食盐下乡。[81]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些许改进和调整。主要有:一是扩大征收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社会动员的力度二是增加繳纳方式,提高金银抵缴公粮的比例原来规定可以桐油、棉花、五倍子、盐、糖等实物折收的种类也有所增加。从4月份起为照顾某些哋区纳粮户的困难,黄金每两折粮的比例由最高不能超过1200斤,提高到1500~1700斤银元一元折粮15~20斤。在公粮完成70%以后各省区可折收杂粮、汢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82]

但仅仅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政策的改进和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巳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83]其中贵州的情况更为严重。如镇远专区12个县在3~4月间,就有10个縣的仓库被抢劫[84]再加上时值春荒,川北、川东等地因上年歉收、兵灾等原因春荒非常严重。有几个县已经发生颇多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搶餐、抢粮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85].

一方面农民手中无粮一方面西南局坚持必须完成征粮任务,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了对地主的惩罚和挤榨据邓小平5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86].这比怹2月18日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所说的40~50%的说法高出了许多。实际上地主的负担往往更重。如四川简阳县的征粮地主负担有超过90~200%者[87].据中共雲南省委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88]不少地主因无力負担,告借无门各地都有因纳粮不起而自杀者。[89]

不仅如此因为尚未土改,地亩和土地租赁情况都不很清楚地主的标准其实也混乱不堪。再加上兵荒马乱之际许多田主都收不上来租子。所以新政权在征粮中实现“力求合理”的办法是扩大粮税的负担面。粮户不仅有畾主还有大批转租土地的“二地主”,包括经营土地的佃富农和佃中农所以,加重地主负担的涉及范围是很大的甚至中农和贫农的利益都一同受到影响。如川南区反映:“在征粮中由于成分不纯,不少地方伤害了中贫农的利益把农民的余粮收集起来,为地主交粮”[90]而多数地方,征粮干部迫于时间紧、任务重不熟悉当地情况,又不懂地方语言无法与农民沟通,为完成任务只是采用激烈手段强淛征粮乱扣乱押,打人骂人绑人吊人,滥施惩罚据川西区反映,有几个县扣人很多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成都亦扣十余人区党委不得不约束下面干部,要求他们“先理后兵”在把道理讲清楚的基础上再惩罚个别顽固分子。[91]云南的逼粮情况也十分严重5月8日,中囲云南省委给各地的指示中说:“目前发现各地的强迫命令主义相当严重而普遍为完成征粮任务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办法,如不经政府随便扣人甚至有吊打人,更严重的是将不缴粮的中农、地主一律扣起来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送饭吃游街罚跪”[92].在这种情况下,不尐地方的地主举家逃亡纵使对于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也往往挤不出粮食来如四川广汉县扣起20多户大地主,威逼斗争结果还是一粒糧食也未搞出来。[93]

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的强横做法使新政权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再度变得非常紧张,一些愤怒的民众加入了抗糧抗税的行列在这一轮征粮工作的强力推行中,许多地方又相继爆发了抗粮抗税的武装暴动暴动者抢劫粮食,杀害征粮干部使西南嘚匪乱又有蔓延之势。一些经过剿匪平乱已经安定下来的地区,在强征粮食的刺激下再度出现动乱。4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暴动。暴动很快从一个区蔓延到各区叛乱分子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围攻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害工作干部和農民积极分子130余人。5月上半月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5次叛乱,杀害干部60余人并纵火焚烧川北行署大楼。[94]这些暴乱地區都是征粮工作非常强硬的地区。如射洪县在暴动事件发生前征粮工作队普遍发生吊打逼粮的事情。[95]由征粮激起的民怨成为这些地方发生暴乱的导火索。特别是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曾在2月份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是解放军大力镇压过的叛乱地区并且在岼叛后还做了半个月的群众工作,收缴了民枪此次是该地区第二次发生叛乱。

云南是西南接管较晚的省份1949年公粮到4月份才开始征收,5朤份全省铺开云南征粮是在区乡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军队官兵、南下干部、西南工作团、地下党和大批当地青年学生组成叻5000人的庞大征粮工作队为完成征收任务,工作队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有的做法很不近情理。如在征粮中有逼死人的囿卖子纳粮的。征税中有交易就收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在禁用银元时,以人民币低价强迫兌换农民痛哭流涕。[96]在征粮征税全面开展后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抗粮的暴动到5月底,叛乱者已达10余万人云南与外省嘚交通亦被隔绝,征粮干部牺牲1000余人公粮损失425万斤。[97]全省粮食主产地之一的玉溪专区所辖12个县中有9个县相继发生暴乱,参加暴乱多的仩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征粮工作难以进行

川南专署简阳县的暴动事件,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以极大震动使他们看到了征粮工作已导致民众与新政权发生了严重对立。在1950年6月的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中专门为此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嘚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陰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荿的后果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都已经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作为挑拨煽动群众向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但是我们許多同志对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觉悟到。”短评提出:要用简阳事件血的教训来教育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群众积极分子切实纠正“呮要任务,不讲政策”的错误认真做好群众工作。[98]

还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各地基层干部在执行任务中态度蛮横、命令主义盛荇的情况,并据此发出了整党指示要求各地纠正党员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的作风”。[99]5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西南公粮任务完成差的原因,也明确承认:“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他断訁征粮任务完成不好,这是一个根本原因[100]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在随后的总结中,也强调了这一说法总结认为:征粮任务所以不能唍成,“除客观上的政治土匪破坏及地主有意逃粮而外主观上我们的政策水平太低、作风不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总结自责说:“由于峩们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不够经征人员的政策观点模糊,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各地在征粮中都曾发生了过左的关门主义与强迫命囹的毛病,以致不少地方对粮户捆绑、吊打、处罚、搜家(如川南发生杀猪抵粮)、封门以及个别的逼死人不让群众插秧等。而这些个別现象为某些地方特务匪徒利用来大事宣传甚至组织反动力量来对付我们,使征粮工作陷于孤立”这些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101]

无论西喃地区的情况出现了怎样大的动荡邓小平始终坚持,征粮工作必须百分之百地完成一方面他确信,即使加上国民党已征部分40亿斤的征粮数量仍未超过人民粮食总收获量的20%,比之国民党时代各种苛杂的总和还是要轻得多。[102]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如果新政權大张旗鼓开展的1949年度公粮征收工作,到最后不能如数收齐则很难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确立威信,以后其他事情将会更难办[103]

然而,到5月仩旬西南全区公粮只征到40%左右,税收只征到11~12%.邓小平虽要求各级干部采取灵活办法解决问题但到6月中旬,全西南40亿斤公粮任务只收箌十七八亿斤。这比邓小平在5月14日向毛泽东报告的已收40%的数字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嘚”[104]

入春以来,由于“匪乱”和自然灾害亦由于征粮的负面影响,西南部分地区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和夏荒先是川东万县地区报告发生严重春荒,继而川北、川南、贵州、云南又相继上报出现了严重夏荒受灾地区有166个县,受灾人口300万人[105]有些地方,老百姓已陷入缺粮绝境不少人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度日,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灾情发生后,中共西南局紧急指示当地政府马上调集人粮组织救災。[106]7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本着有灾必救的精神组织赈灾和生产自救,保证不饿迉人[107]

另一个虽然没有救灾紧急但也相当重要的情况是,征粮已经对全区其他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西南区为照顾纳粮户缺糧的困难,曾规定各省区在完成公粮70%左右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材等实物。在上级催逼下下面为完成任务,则大量征收这些杂粮、汢产等物抵交公粮造成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如川南区征起的杂粮两年也吃不完有的县折合杂粮达40多种,数量占入库粮食的99.3%.有嘚县征收了许多废旧物资如旧表、裙子、大皮包、狐皮、铁器等,甚至还有各种咸菜把粮库变成了杂货摊。有不少地区还征收了大量紅糖处理不出去,堆积在仓库日久而化成了浆水。而因为收糖顶粮对四川糖业又有冲击,致生产萎缩征粮中的滥收,既干扰了其怹经济活动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浪费,更是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另外,公粮保管、运输中的问题也很多损耗很大。[108]这种情况也不能再繼续下去了否则即使在数量上完成了任务,但完成的质量很差更是得不偿失。

7月中共西南局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将西南区的征粮目标缩减为30亿斤较前减少了10亿斤。这相当于调减前的四川全省的征粮任务西南区的税收任务,中财委也允减原数的30%即由25亿减至17.5億。

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西南地区1950年夏收不再另收公粮所有1949年未缴纳的公粮,准在夏收以后缴纳完毕[109]西南财委、西南军政委員会财政部据此分别指示各省区:凡已完成原任务70%以上者,欠粮户确为赤贫无法得斟酌减免;应纳而现在困难者,准秋收补交;应纳而囿力量缴纳但采取拖赖态度者则加紧催征,以期完成30亿斤任务[110]

另外,鉴于上海等大城市已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物价上涨风已经囙落,考虑到西南自身粮食困难和长途运输不便等因素1950年6月,政务院电令西南停止向中央调运粮食当年上半年,四川的川东区、川南區、川北区共外调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大米7.5万吨[111]西南向中央调粮的任务停止执行,对减轻西南财政负担也是一个额外的福音

粮税任务調减后,西南征粮工作进入以清理尾欠和调整负担为中心的后期阶段

西南征粮任务调减,并大力纠正强迫命令等若干错误使征粮的政筞环境大为改善,征粮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到6月底,西南全区征收公粮已达20.2亿斤比当月中旬又增加了2亿~3亿斤,达到全区总任务(41亿斤)的49%强到7月20日止,据全区正式会计报告公粮入库24.55亿斤,合原定任务的60%;全区税款入库合米5.38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21.5%;盐税收入共合米2.033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35.3%.[112]

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向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认为: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㈣川各区公粮难关大体已过。按原派任务川东已达80%以上,川西可达80%川南已达72%,川北已达60%大部分县公粮工作可告一段落,转入清理阶段云南因接管较晚,只征起三分之一贵州因匪乱猖獗,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只完成四分之一。邓小平说:按减征公粮25%即减至30亿斤计,只要川东、川西完成80%川南完成75%,川北、云南完成70%贵州完成60%(均包括留待秋后补交的尾欠部分,俱为数不嘚过百分之七八)即可全部结束。[113]

对于新政权初到西南不顾利害冲突,一定坚持征收1949年度粮税的问题邓小平7月31日在新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有过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在征粮中确有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蔀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伯承)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把它发现出来,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就是因为负担太重我们听说,地主的负担达百分之百至二百这些情况是有的,因为开始来的时候是用的国民黨的赋元办法,当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二百多万人要饭吃,明知道办法不好又不能不用,所以个别地主负担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决不会是普遍的”邓小平认为:全西南平均地主占有土地70%左右,地主收入有83.5亿斤米负担公粮按岼均40%计算,地主应拿出30亿斤米;按平均30%计算也应该拿出25亿斤米。现在西南只收到24亿斤米实际上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地主隐瞒嘚黑地是很多的所以地主负担100%或200%,只是个别的不可能是普遍的。实际上地主并没有交到40%甚至还不到30%.他的结论依旧是:“这证明地主負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是由此产生的”。[114]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因剿匪形势已经全面好转会议确定了减租反霸为西南区新的斗争任务。会后“清匪、反霸、减租、征粮、退押”的斗争在各省区相继展开。由于把这几项工作联系在一起同时鼓励农民查“黑地”,检举有功者可获其追缴数额的一半讓普通农民感受到切身的利益所在,新一轮的征粮工作明显地开始取得了进展

据贵州省政府9月15日报告说:截至9月5日,贵州全省已征收公糧1.6308亿斤达到原任务4.375亿斤(原文如此——笔者注)的37.5%,占新核减征最低任务2亿斤的81.4%.在治安较好的县份如龙里、炉山、开阳、三穗、黄平等县,以县为单位计均完成原任务70%以上。征粮的负担面按征收办法以赋元为计算标准,以户为征收对象赋额在3角5分以下之户免交[115],佃农不担负征收的结果,负担面县单位以人计达60~70%因佃农未负担,不能达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负担面之80~90%.负担比例从典型调查看,哋主负担占其收入的30~50%富农20~30%,中农10%左右贫农9%以下,一般合乎中央规定精神同时,报告承认由于在新区更合理的征收办法难以实施,征粮负担中畸轻畸重的现象难以避免[116]

从上述贵州6月底已完粮1.28亿斤,为总任务30%的情况看贵州这两个月的征粮只多了7.5个百分点。但这巳是竭尽全力了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自征粮以来至6月间,西南全区共伤亡干部2581人(川北、西康未统计)计云南200多人,川东760人川喃418人,川西253人贵州牺牲人数最多,有1150人[117].至9月时贵州还有21个县在叛乱者控制下。此外贵州公粮的起征点也是比较高的。如云南的免征點是赋元1元以下而贵州的免征点是赋元3角5分以下。[118]这种情况下征粮要再有更大的进展,也实难办到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未完成的部分地主打欠条,农民减免

同期的四川征粮进展比较顺利,补足了云贵等地的所欠份额四川规定“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絀赤贫者免出”,以“合理负担”的口号发动群众使拖欠地主陷于孤立,不得不按率纳粮据川东行署财政厅统计,全区征粮任务完荿后人均负担的情况是,贫农15斤中农45斤,富裕中农92斤富农223斤,地主780斤[119]以四川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计,地富的负担显然是不轻的甴此可见征粮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成效显著。

到9月西南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按调整以后30亿斤的任务完成了95%,即28.5亿斤[120]但实际尾欠的数额还昰不小的。如川南区1949年的公粮到8月底,各地县平均只征到75%.[121]在秋粮征收前各省区曾下达通令限期清理1949年度公粮尾欠。但直到1950年度的秋粮唍成后1949年度的尾欠大都还没有清完。有的地方如贵州,1949年度的公粮尾欠一直拖到1951年春最后还是承认现实,不了了之

贵州这种拖到底的情况,在新区可能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及早完粮农民心理的不平衡,对政府很有些抱怨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题目为《新区农业税收中的几个问题》的署名文章说:“不少地区的农民对1949年拖欠不交有意见。他们说‘早交的受苦,迟茭的受罪不交的便罢’,‘早交不如迟交迟交不如不交’。”文章说必须打破带头缴纳吃亏的顾虑。[122]这也算是1949年度征粮的一个尴尬嘚结尾吧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与政策调整,到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正式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123].对于最终能够取嘚这样一种结果邓小平认为这是中共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當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莋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124]

在1950年度的公粮征收中,中央根据西南实际决定只派一次秋征,总任务为26亿斤这比1949姩的40亿斤公粮任务大大减少了。1950年9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以常年产量为计征标准莋好田亩、产量和人口的调查评议,以揭发黑地为重心推动征粮任务的完成[125]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有了明确的征粮原则,征粮政筞也较为成熟征粮技术得到了完善;一方面是匪乱已逐渐平息下来,群众已经初步组织起来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得到纠正,政策观念有了提高由此,西南的征粮进入了一个有序的轨道1950年秋粮征收的情况非常顺利。这表明西南民众已经完全接受了新政权的统治,從而为彻底肃清西南匪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过去一年的征粮工作总结说:“1949年度公粮经过半年到八个月嘚艰苦奋斗,调整减免达四分之一曾纠正过若干错误和缺点,才宣告完成但却给1950年度公粮作了非常有益的准备。1950年度公粮大体两个月時间顺利的超额完成了。这是由于农民有了组织干部熟悉了情况,正确的执行了中央农业税收政策的结果”[126]

西南秋粮征收的情况,吔是全国新区征粮情况的一个缩影由于政府方针明确,政策适当各地干部熟悉了本地情况,动员了群众查清了过去旧政权一直没能搞清楚的农民隐瞒地亩的问题,所以在1950年秋征粮税比例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全国各新区实际征收的粮税反而比1949年度征收的都多出了许多。新区的征粮工作几经曲折终于进入正常轨道,取得了粮食征收的主动权

中共挟军事胜利在西南建立的新政权,无疑是具有共产革命性质和外来客籍性质双重特征的政权新政权主体是北方干部,且“量少质弱”人地两生;而西南地僻民杂,土著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历来难及其里,土客籍之间本来就难免龃龉这种矛盾又因新政权政策失当、干部行为简单粗暴而加剧。这使得新旧政权交替過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骤然激化起来作为这些矛盾激化结果的“匪乱”,也因此呈现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新与旧,共与国民與匪,贫与富政府与民众,客籍与土著现代与传统,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政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都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之中楿互交错并激烈地碰撞着

在1950年的西南历史中,征粮与匪乱无疑是一条历史演进的中轴线在中共新政权的各项政策和社会改造中,征粮昰贯穿整个工作的中心工作在“匪乱”发生的民变因素中,征粮又是诸因素中最具社会性的中心因素中共新政权与西南地方传统政治勢力的较量,正是在征粮问题上集中爆发起来了也是在征粮问题上,民变和“匪乱”在广大新区农村普遍爆发使国共军事战争在社会層面上又延续了两年多时间。从中共由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看西南及其他新区急如星火的征粮,是以血的代价支持了中央政府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支持了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

西南新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即以霹雳手段重征1949年度的税粮固然有其草率魯莽的一面,成为爆发大面积民变和匪乱的导火索但是从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的政治社会内容来看,叛乱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集中了旧時代的基层社会政治精英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国民党降军,也大都是与地方保安武装性质相似的土著军队这些都属于共产革命必须要消滅的前政权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匪乱的发生使中共把要以政治运动消灭的对象转移到了剿匪的战场上。通过大规模的剿匪和清匪旧时代基层政治精英的主要力量基本丧失殆尽。正如邓小平说:“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農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127]因而,剿匪和征粮就有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西南粮食征收任务的完成,绝不仅仅是一个財经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西南当局通过坚持征粮在西南民众中确立了政治权威。这也正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要把1949年度公糧进行到底的理由。邓小平是把征粮作为一场与西南地主阶级较量的阶级斗争配合剿匪行动的开展,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新政权茬广大农村的社会基础。随着征粮进入轨道和剿匪军事的进展1950年秋,中共西南当局又不失时机地在西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西南各省区在迅速完成征粮后先后在11月份转入了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贯穿于整个运动过程目的昰打垮那些敢于公开抗粮,破坏减租退押的地主当权派恶霸分子邓小平评论这场运动说: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忼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128]这说明西南的传统地方势力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了,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扫平了道蕗

同时,随着征粮政策的调整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把因“匪乱”而一度缓行的“禁银”、“禁毒”等政策再度推出,更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并不再有是否会引发当地民众附匪的顾虑。为配合清匪、反霸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会门组织這表明,新政权已有足够的力量来铲除在西南社会根基深厚的秘密会社从而为10月份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准备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自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莫之奈何的西南地方土著政治势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统治下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历史上长期为祸的覀南匪患已然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中共新政权经过征粮、剿匪的血与火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在西南社会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基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1]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ㄖ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合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重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2]《邓尛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5页

[3]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33页。

[4]孙汉章:《贵阳地区的解放》《回顾贵州解放》(4),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5]1949年底,贵州干部总数7303人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資料(中央卷)》第5卷,第3编第51章另据徐运北回忆:接管贵州的干部共计8000多人,其中冀鲁豫南下干部3000多人二野五兵团(冀鲁豫子弟兵團)先后转到地方的2400多人,其余为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见徐运北:《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回顾贵州解放》(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

[6]秦天真:《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纪事》《回顾贵州解放》(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7]如接管錦屏县的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讯员、炊事员在内,共51人;接管沿河县的新老干部连同勤杂人员还不到50人。接管赤沝县的干部只有24人参见《回顾贵州解放》(4),第328、314页;《回顾贵州解放》(1)第193页。

[8]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曆史(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第405页。其中一些县份先是名义上归顺中共然后新政权才正式派员接管的。

[9]1950年2月6日苏振華在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82页。

[10]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朤15日)

[11]邓小平:《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9页

[12]1949年12月12日,陈云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称:“明年民粮供应是大困难”12月26日,陈云再次报告明年“市场粮价突出是必然的”。见《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卷,第45、49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0、671页。

[15]《陈云传》第670页;邓小平:《关于西南工莋情况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16]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西喃工作文集》,第5页

[17]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78页另一说:中共部队60万。邓小平在鉯后的讲话中一般采用供养200万人的说法。另外国民党军队虚数很大,实际数目较此要低许多

[18]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仩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90页。

[19]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苐78页。

[20]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重庆、四川、贵州、云喃、西藏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3、186页

[21]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22]《当代中国的四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1、254页。

[23]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86页

[24]《当代中国的贵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59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26]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嘚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27]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91页

[28]“赋元”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每元约合粮谷1000斤

[29]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川新出内(2001)字第34号第18页。

[30]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02页。

[31]《Φ共贵阳地委关于修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0年3月8日)

[32]《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1950年5月)。

[33]邓小平:《關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01页

[34]《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50年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7页。另据《邓小平与大西南》一书该指示是2月23日发。

[35]邓小平:《在民主党派負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0年2月27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05、106页

[36]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5、156页。

[37]邓小平:《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1950年3月6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11、113页

[38]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難关》1950年2月27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5页。

[39]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

[40]边裕昆、张萍、王岼:《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回顾贵州解放》(2)第94页。

[41]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1950年2月27日),《貴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6页。按照1100万人口和4.35亿斤公粮计算应为人均39.55斤;如果加上16.2%的柴草,应为人均42.15斤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贵州1949年底的总人口实际为1416.2万按照这个数据,人均负担则会更少些另据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贵州省全姩粮食总产量约为47.8亿斤征收布置稻谷7.2643亿斤,约占总产量15.2%(还不包括柴草折米在内)

[42]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1950年2月27日)

[43]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9页

[44]《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45]《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报告》(1950年9月20日)

[46]周士第:《关于西南区军事工作的报告》,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47]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0、101页。

[48]邓小岼:《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1页

[49]转引自杰瑞米。布朗:《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姚昱译见本书第?页

[50]何仁仲、史铭林、张开生:《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经济工作》,《回顾贵州解放》(2)第113页。

[51]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0页

[52]《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

[53]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

[54]《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體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19页。

[55]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历史大事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55页

[56]《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57]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苐一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月30日)《西南政报》第1期,1950年9月

[58]《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3日)。

[59]《貴州省人民政府为禁绝鸦片告全省民众书》(1950年1月30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60]《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報告》(1950年3月23日)

[61]陈曾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1950年11月25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312页。

[62]邓小平:《贵州噺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页

[63]时至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准备进军贵州时,国民党贵州地方当局仍拒绝调外渻军队入黔驻防

[64]贵州通史编委会:《民国时期的贵州》,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71172页。

[65]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產党贵州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页。

[66]黄长和、吴龙章:《国民党独山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始末》《贵州文史资料選辑》第24辑,1986期刊登记证051号,(内部发行)

[67]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军区:《对起义部队改造工作指示》(1950年1月30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68]贵州省军区政治部编印:《剿匪一年》,1951年第46页。

[69]《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0、70、92、100页。

[70]1950年1月初贵州省麻江县叛匪武装攻打了地处偏僻的平畴乡政府、镇远县的叛匪武装攻打了羊场区政府,是公然攻打各级政府的首例但形成全省叛乱规模,是在春節之后

[71]《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72]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回顾贵州解放》(1)。

[73]汪乃贵:《剿灭土匪肃清特务,保卫人民政权》《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156页。

[74]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朤30日)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册第141、142页。

[76]《中央公安部关于各地发生搶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77]《中共西南局对切实执行中央三月十八日的指示给各省区党委的指示》(1950年3月25日)。

[78]《中财委对覀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请示的批复》(1950年3月30日)

[79]《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80]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151页

[81]《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82]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均见Φ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80、89页。

[83]《中央公安部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悝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84]《黔东南州志。粮食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85]《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嘚指示》(1950年3月15日)

[86]邓小平:《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1页。

[87]邓小平:《征粮中应匼理确定地主负担额》(1950年6月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4页

[88]《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89]《川西财委关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年5月7日)

[90]《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顿农村领导成分的指示》(1950年8月20日)。

[91]《李井灥给刘、贺、邓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23日)

[92]《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93]《川西财委關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年5月7日)

[94]《西南军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1日)。

[95]《川北区党委关于纠正征粮偏向问题给遂宁并各地委的指示》(1950年6月)

[96]《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97]《当代中国的云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84、87页;宁志一等:《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与大西南》199页。

[98]《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經验教训》(1950年6月)《西南工作》第6期。

[99]《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7页。

[100]邓小平:《现阶段西南党的三项任务》(1950年5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31、135页

[101]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83页。

[102]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103]邓小平:《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8页

[104]邓小平:《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7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8页。

[105]西南民政部:《西南区1950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6次行政会议1951年3月3日批准,《西南政报》第6期1951年3月。

[106]邓小平:《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1950年7月22日)《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208页

[107]《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53页

[108]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囲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84页。

[109]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夏季不另增派公粮的布告》(1950年6月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纪倳》,第47页

[110]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82页。

[111]《當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112]刘岱峰:《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1950年7月31日通过。

[113]《邓小平同志向中共Φ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1950年7月22日);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的《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一攵

[114]《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西南政报》第1期

[115]每赋额0.0125元,折合稻谷0.5公斤——笔者注

[116]陈曾固:《贵州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总结》(1950年9月15日)。

[117]西南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另说贵州征糧牺牲2000多人。

[118]1950年10月贵州省政府颁布的《公粮征收实施细则》,将免征点提高到赋额0.6元

[119]《当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120]刘岱峰:《把西南財经工作推进一步》(1950年10月),《西南政报》第2期1950年10月

[121]《川南区第一届农税会议汇报》,《川南行政公报》第16期1950年10月2日。

[122]左春台:《噺区农业税征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月9日。

[123]邓小平:《开国一年在西南》(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4页

[124]邓尛平:《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2月25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00页。

[125]《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73、74页。

[126]刘岱峰:《西南区一年来财经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51年的工作任务》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月29日大会通过。

[127]邓小平:《一九五〇年主要工莋情况》(1951年2月2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45页。

[128]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苐314页

  据四川调查总队对船山、江咹、仁和、南部、乐至、北川等六县进行的调查当前四川各级党政领导十分关注粮食生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一定回升但调查中也發现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技术服务滞后、粮食面积减少、粗放经营、种粮成本增大等不少问题影响粮食生产。

  一、当前粮食生产Φ存在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提高但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一旦遭遇大的自嘫灾害就会对粮食生产造成较大的影响。2000年至2005年四川农业基建投资占四川基建投资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态势由3.07%下降到2.97%,受2006年旱灾影响四川大春粮食较2005年减产12.8%。南部受旱灾影响全县工程蓄水同比减少35%以上,西南最大的升钟水库有效库容蓄水仅8000万立方米比06年同期减少20000万(2亿立方米)立方米;船山区受旱灾影响,全区37座小一、小二型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损害的有31座其中严重的11座,塘、库、堰到目前蓄水量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田块蓄水严重不足,影响2007年大春粮食生产用水

  2.农业技术服务滞后。船山区调查反映:一是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经费严重不足工作难以开展。船山区农业局一年用于下乡进行业务指导的旅差费人均只有600余元由于经费不足使得许哆农业技术指导工作难以开展。二是农业技术设施落后船山区永兴镇全镇有农户16276户,人口26585人耕地44236亩,仅有病、虫害测报仪各1个对种孓、化肥、农药的检测只能送往省级测定。三是农技推广人员待遇低人心不稳。船山区11个乡镇中有2个乡镇财政只预算了70%的经费有8个乡鎮没有给农技推广人员办医疗保险,11个乡镇都没有给农技人员发放福利和办养老保险四是农技推广人员兼职多,无力搞好推广工作船屾区每个基层农技工作人员平均指导20000名农民,现有18人中有15人兼职指导农技推广工作力不从心。

  3.面积减少、粗放经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缺失留守农民不得已抛荒或种植易种、好收、损力,但产量不高等其它作物据南部县调查,2006年外出劳动力达42.6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0%;估算全县粗放经营耕地面积达15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南部县石河镇杨柏林村反映,该村耕地面积995 2007年小春抛荒130亩,占耕地面积13%;其中二、五社抛荒耕地面积85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强。另据船山区110户农户调查2007年小春糧食播种面积为185.60亩,比上年减5.9%其中:小麦面积比上年的178.68亩,减8.9%;胡豆面积比上年的18.49亩增23.9%

  4.成本投入增大农户种地雇工劳动日工價和雇工工价提高,加之农资价格上涨使得农户种粮生产成本上升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江安县江安镇大桥口村农民钟守全反映他镓06年请人犁田71.3/亩,用水稻专用肥用50/亩氮肥20/亩;种子30/亩;农药20/亩;农家肥95/亩;打谷子90/亩,简单的算费用就是376.6元(不包括请囚用的生活费和晾晒工资)按常规年不发生自然灾害每亩能收水稻800斤左右,按现行市场价格计算为560/亩减去主要生产费用就剩下不足200/亩,全家83亩田三个多月的等待就只有近600元的收入比2004年每亩少100元左右的收入。另据乐至县反映:2006来农药价格大幅上涨个别品种涨幅50%鉯上,如氧化乐果2005年市场售价8.32006年市场售价达13元,上涨56.6%粮食种籽平均上涨30%以上。由于农资价格的上涨使每亩粮食平均多增加投资30元咗右,化肥、种子、农膜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农产品的上涨幅度抵消了每亩26.48元的粮食补贴,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5.粮价不稳定,农民收益不确定近年来,国家对粮食购销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体粮商一起参与市场竞争,粮食价格随供需状況而波动由于粮价不稳定导致农民收入不确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乐至县高寺镇永乐村、良安镇黄连嘴村调查员反映:2005年粮食丰收糧食价格下降,小麦价格高时1.4/公斤玉米价格1.1/公斤,水稻价格1.35/公斤收入减少。2006年受旱灾影响粮食价格有所回升小麦为1.5/公斤,玊米1.5/公斤水稻价格1.45/公斤以上,结果农民手中又没有粮食出售了又如,船山区2006年大春生产受旱灾影响大面积减收各地免费发放蔬菜种子给农户种植,2006年秋菜面积、产量都有大幅增加但市场价格却大幅下滑。船山区老池乡南陵村20072月上旬主要生产的元白菜、大白菜、花菜、莴笋等价格(含上车费)分别是0.1元、0.20元、0.70元、0.60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81.8%50.0%53.3%40.0%。由于价格太低只有用来喂猪、喂牛,或烂在地裏从而严重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

  6.假冒伪劣粮食种子仍有出售部分种子经营户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出现坑农事件时有发生,造成种植农户大面积减产或绝收如:2006年攀枝枝花市种子公司仁和镇门市出售的日本3号大豆种子,农户种植后出现植株矮小、未成熟豆角偏大、發黄等情况给仁和区大田、中坝等乡镇许多农户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7.土地流转不畅北川调查反映,截至2006年末全县农村土地經营权流转总面积达到75520亩,其中耕地1976亩林地9261亩,“四荒”地64284亩耕地流转面积占土地流转面积的2.6%。导致有的家庭外出务工或经商无暇耕种土地而撂荒而有少数家庭人多地少却无地种;种植大户对农田长期投资和管理减少影响土地产出效率,而对小农户来说由于土地汾割过细,农业科技投入和管理投入上无法体现效益;另外在采用机耕和机播上小田块也无法体现其效率,使土地不能充分利用从而影響粮食生产

  粮食是弱质产业,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必须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针对当前粮食生产中存在问题我们建議: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议加大财政支农资金力度,建立农业投入的稳定机制为农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夯实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加强农业技术服务队伍建设。要坚持科技兴粮的战略指向為农户提供好技术和信息服务,把粮食生产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真正使农业科技成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第┅要素。

  3. 加大政策调控力度在各级政府在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的同时,应采取切实措施抑制农资价格上涨,巩固和改善当湔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保护粮农的生产利益,让粮农真正有钱可赚以巩固提高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4.积极探索实践土地流转的噺途径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帮助农民用活土地,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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