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第六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交流发言
这几天大家一直在探讨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开学典礼上我的发言题目是《发现和呈现这个时代的真》，主要也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我想补充一下，我个人是不喜欢所谓抒情散文的，我所以为和追求的“真”，并不是所谓的抒真情，而是发现和呈现生活中被遮蔽的真实，是对真相的一种诚实态度。下面，从三个层面谈一下关于散文的一些思考。
散文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在争相命名，各种流派和主义层出不穷。我觉得，任何想要独自占有散文的话语都是局限的，也都注定是徒劳的。读西方哲学史，最大的感触就是，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思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观念，是可以共存而并立的，大家互不妨碍各自成为高峰，然后共同地组成了群峰。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体，理应也是这样的，大家不同而并立，共同拓展散文的更多可能性。可惜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有你没我，热衷于非此即彼。关于散文，我有一个私密化的定义：散文是我与另一个自己最愉快、最可信赖的对话方式，她安静从容地存在着，在慰藉我的同时也不断将我推向新的精神险境。
与其说当下散文界是繁荣的，不如说是泛滥的。所谓泛滥，不仅在于文本的批量制作，更体现在作者的情感泡沫上。很多写作者热衷于兜售小情调和小感慨，迷恋于精神作秀，抑或以道德法官自居。除了一己的悲欢，我们从中很难看到更为宽广的情怀，看不到对社会现实有力量的介入和穿越。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个事情。散文写作可以不直接触及“问题”，但不能没有“问题意识”。散文的尊严来自对现实的介入和发言，或者说来自问题意识这样的一种底色。一个不介入现实的文本，包括某些将心灵现实阐释为现实的作家作品，常常不过是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我喜欢那些湿漉漉的、有痛感的文字。在当下人人都可以写作散文的网络时代，我愿意固执地坚持认为，散文其实是有门槛的。时间将以沉默的方式，淘汰和留下一些东西。对于文学，这是最冷酷也最温情的公正。
散文是自由的，这个不必多言。我觉得对自由的真正珍惜，恰恰在于懂得节制和限定。比如一杯水，如果倒在地上让它自由流动，那么它只会形成一些小水洼，或者仅仅是湿了地皮，很快就会干涸，根本就谈不上拥有什么“深度”。具体到散文写作，对所谓自由的限定，我认为就是坚持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这种难度，不仅仅是技术或者文体上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灵的和思想的难度。我心目中的理想散文，它应该同时具备这样的三个元素：一是具有艺术品质的；二是介入现实的；三是有痛感的和有力量的。
先说艺术品质，这是首要条件。前段时间的全省青创会上，李敬泽先生谈到了“宽度”，他从医学上的“柱状视力”来谈论文学表达上的“急功近利”。我们习惯了心无旁骛地追求前方的目标，注重长度，忽略了宽度。散文最应该是一种拥有宽度的文体。当下的很多散文是一条直线走下去，所谓主题鲜明、中心突出、语言生动，文本中仅有一件事情、一种情感、一个道理，这显然是不够的。对宽度的追求，其实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和文本格局。
文学介入现实，与时代保持一种对话关系，这既需要勇气，也是一种能力。眼下的现实太缭乱了，需要具备足够的分辨力，才会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我们常常以为，唯有拉开一段必要的时间距离，才会更客观、更准确地看清楚一些东西。问题是，拉开了时间距离，我们又会真正记住多少事情？比方说：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老爷爷老奶奶的名字？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最真实的一种态度。那么我们所掌握和使用的那些历史资料，究竟离真相有多远，这实在是一个问题。放弃当代的、现场的第一手素材，去一味地咀嚼间接资料，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大约应该算作一种缺憾。我想说的是，散文如何通过对当代现实的有效介入，为这个时代保留一份真实。当下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果以美为底色的散文不介入现实，不穿越和呈示它们，那么它更容易沦为嘟嘟囔囔的话语方式。
对散文来说，“美”是一个重要元素，但我觉得仅仅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痛感，有力量。力量，来自精神的独立和自觉，来自作家的问题意识。我们不会认为标语和口号是有力量的，也不会觉得威严和宏大是有力量的。相反，那些在喧嚣热闹中经由个体生命视角发现和感受到的微小细节，却常常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理性与感性交融的力量，是我所认同和追求的。
我特别留意到了汪惠仁老师讲课时谈到的一句话：作家的精神状态不该在天上，也不该在泥里。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天上”是个什么概念，我愿意理解成通常所说的“超越”；那么“泥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俗世”。换句话说，作家的精神状态，不该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也不该是低于现实之下的。那么，它应该在哪里呢？汪老师没有明讲，留给我们自己去思索与探索。我个人理解，是否应该在于“穿越”？
所谓穿越，这是当代学者吴炫先生否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仅仅直面现实是不够的，还要穿越现实，看到更多潜隐在现实表象下的东西，形成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体验。散文不能仅仅是对俗世的再现，我们就活在现实中，不需多此一举；散文也不能完全是所谓超越的，一个人揪着自己的头发，不可能飞离脚下的土地。而当下散文界，充斥着太多来自俗世的，或者践行超越的文本。它们传递出的，大多是简单的感官印象、道德指责和是非判断。散文不该仅仅止步于此。
我想从“词语”开始，谈一谈对穿越的理解和认识。从一定意义讲，现实是由“词语”组成的。我们掌握和应用词语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词语完成对人的占领的过程。很多“词语”的身上，已经人为地附加了太多东西，甚至遮蔽了词语的本来面貌，比如“东方”，比如“太阳”，比如“大海”，等等。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问起“危机”这个词用汉语怎么解释，有人回答说：“在汉语里，危机是由危险和机会两个词组成，即危险意味着机会。”肯尼迪听后非常感叹，中华文化居然能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融化成一个东西。中国的汉字，委实是颇有意味的。比如说，失业叫“下岗”，下降叫“负增长”，政策规定要讲究“原则上”。网上曾对某个直辖市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词语”统计，其中“推进”81个、“加强”92个、“进一步”76个、“促进”37个、“增强”19个、“坚持”25个、“积极发展”8个、“优先发展”6个、“大力发展”5个、“加快发展”7个、“繁荣发展”2个……我一直觉得，文章中之所以要使用形容词，大多是因为写作者对表达的不够自信，需要借助形容词来渲染和强化一些东西。我们生活在由形容词组成的巨大泡沫中，灵魂的视力是很容易被遮蔽的。“词语”已经不仅仅是词语，而是一种我们正要接触的事物，是某些人对已知和未知的世界的一种态度。特别是很多新的词语，往往不过是一件外衣，它在吸引人们目光的同时，其实也隐藏了事物的真相。人们努力在寻找真相，其实真相就在眼皮底下，就在词语的背后。这个时候，“词语”不仅仅是一个筐子，而且也具备了幌子的功能。比如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那么“幸福感”是一个什么概念？再比如“无直接利益冲突”、“微小青春期”等新出现的词语，等等。能否对词语保持必要的警醒，能否看到词语的本来面目，已经成为对人的思想和灵魂的一个考验。
我们生活在由这样的词语搭建起来的一个现实空间里,陶醉与吟唱都是肤浅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一个码字的人,倘若无力辨识和穿越手中正在堆积和组合的“词语”,那么他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将会更加脆弱和无助。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总是充满了犹疑的一个主要原因。
散文是什么？按照通行的经典教材或词典的解释，散文是小说、戏剧、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散文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的。暧昧不清的原初身份或许昭示了散文的坎坷命运。作为地方晚报的副刊编辑，我也接触了大量的作者来稿，无非是写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当下散文给人的第一反应是门槛太低。公务员、家庭妇女、教师、学生、职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地来客串一回，还有网民们随手敲下的网络心情文字，都自我标榜为散文。它们以强大的合力谋杀了散文。如果你站出来说不是散文，马上会遭到强有力的反击：散文不是你们家的，散文不是你们的专利，你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在民主社会，我们不敢轻易否定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群众民主意识和权利的空前提高，忧的是价值标准的混乱，标准亟需重新建立。而眼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群众对作品的判断标准丧失殆尽，在花花绿绿的报纸和时尚刊物的助力下，在书商的叫卖下，普通读者甚至作者眼花缭乱：信，还是不信？电视上说的难道会错吗？报纸上白纸黑字，难道会错吗？现代传媒使种种不怀好意的遮蔽如虎添翼，这是老一辈作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一位民间画师，曾长期流落在民间，后来以擅长画领袖像著称一时，乃至受邀参加国庆观礼。他后来著文记录此事，并在结尾处感叹道：这真是文艺最繁荣的年代啊！而我们看到文中提到的时间是1970年，不禁会哑然失笑：那恰恰是文艺最凋敝的年代，十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一己的兴衰际遇，却足以遮蔽真像。当然，老画家的赞美是由衷的，历史局限性在他这里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我遇到他时，他把忠诚和感恩向我传递。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是否也有同样可笑的历史局限？它是什么？我们被经历的历史左右，或者受惠于历史，陷入时代的纠葛，被某种观念或情结左右。
一个人靠自己本身的智慧抵达真相是最难的。在散文的界定和具体实践上，我们受到多重遮蔽：比如教育的遮蔽、市场的遮蔽、地域的遮蔽，等等。这其中，教育的遮蔽威力最为生猛，也造成了我们对散文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形散神不散”的黄金定律，主题先行的作文教学，比喻、排比、拟人等黄金法则，框住了多少人。很多人在阅读纯文艺作品尤其是现代派作品时，普遍的一种说法是：“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在按照教育的方式方法去总结文章的宏大意义、冠冕堂皇的中心思想。写景状物的，就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写古建筑的，就是表达了对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的优秀品质的赞美……找到这些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算是读懂了。正经的艺术作品里，怎会有这些虚假的政治辞令呢？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主流意识形态，多年的训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看到文章，我们的全部思维都飞奔向冠冕堂皇的宏大意义。这固然是一个公民的本分，却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钟鸣的散文《旁观者》一百多万字，上中下三卷本。有人或许会说：这怎么能是散文呢？这又是教育的遮蔽在作怪。我们在教材上接触的散文多是短小精悍、千字左右的，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形态是合法的存在，但不为我们所知，故而它是被遮蔽的。我们不知道的，并非不存在的。有一次我谈到散文可以虚构，并因此和一位教育工作者产生了争论。按他的意思，散文必须写真情实感。这不是他的想法。还是教育在作怪。一些理念，和我们的思想总是不合拍，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其实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打破这个瓶颈，不单靠智慧，也需要大量的阅读和训练。教育是整齐划一的活动，然而艺术的道理和科学的道理不一样。长乘以宽等于面积，我们掌握这条公式，就可以出去丈量土地，然而艺术的道理说出来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于是教育在找一种易于操作、易于普及的方式，艺术学科亦复如是。习惯于听从说教的我们也开始对别人说教。我们自己在哪里？此外，市场的价值标准也在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力。书店里摆在显眼位置的书，报纸上连篇累牍介绍的书，往往是需要警惕的书。作为写作者，不能把自己的阅读标准降到普通读者的层面。我们不但要做有难度的写作，还需要有难度的阅读。
在层层遮蔽下，我们如何阅读？教育部指定的所谓名著，还有市场上铺天盖地的通俗读物，这些书，课堂上老师在推荐，书店里被摆在显要位置，报纸、电视都在宣传，个体的判断力瞬间便灰飞烟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途径吗？如何去寻找，成了一道尴尬的难题。缺少阅读，精神背景缺失，是难以弥补的创痛。社会对作家的要求往往是一种道德要求，而非审美要求。譬如要求作家成为时代代言人，成为大合唱的领唱者，这些都不是作家的职责。精神背景的建立，首先需要确立写作的主体意识，形成自觉的写作意识。我们常看到，很多写作者为报刊而写，报刊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系统内部有什么征文，他马上就写，说到底，这些都不是有主体意识的写作，写来写去丧失了自我。然后是写作的根性和谱系。一个人不能总靠才情写作。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一个建议，在座的诸君，每人推荐几本对自己创作有过帮助的好书，写下书名、作者和推荐理由，大家汇总一下，就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2008年底我开始长篇散文《半岛手记》的写作，以童年时期在胶东半岛的生活为基础，以迥然有异于体制散文的语言和方式，融合了神话传说、历史考据、风俗习惯，以及绵密的诗歌意象，把半岛人作为一个部族来写，他们长期在海洋的亚环境中，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心灵史，与农业文明差异明显。当然也不乏“偏颇”的价值观。我甚至认为早年间的半岛生活，和我离开半岛以后的生活是一一映射的关系，看到渔民的上衣口袋里杂乱揣着火机、烟卷、海螺、竹梭，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以后遇到的荒诞境遇和人生的悖谬；看到船老大都来请父亲入伙，只因为我们有一位祖先在传说中成了水神，他常搭救自家的子孙，船老大总是希望安全的，回忆到这里，就不难理解离开半岛以后所遇到的靠祖宗吃饭的普遍现象，“没有什么是可以惊愕的了”（胡塞尔语）。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面临着与父辈们不同的尴尬境遇，与人们印象中的叛逆、娇生惯养、不负责任相左，他们也有新的困境，譬如就业、房价等。《半岛手记》的写作，是把现实和历史的揭示化为结合着自我审视的反讽和见证的叙述，它不指向宏大叙事和公共语境，而是把时代的阵痛和悖谬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于是自然法则与秩序形成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环形结构，长久以来的体制蒙蔽在这里轰然塌陷。《半岛手记》是认识世界的个人谱系。
刚才说到，在《衣冠冢》里，我写到一个遇到海难的先祖，他在民间传说中变成了本地的水神。当我的船浮在海上时，总会感到他在水底仰头望着我的船，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的鱼群，阳光照透水底，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我心头一阵微温，从此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在《李状元村》中写到几百年前的一个学童在海边吃了一只巨型的海螺，不料这是一只神螺，这个孩子从此聪明伶俐，过目不忘，并一举考上了状元。李状元进京后，他家祖宅忽然冒出了无数海螺，像毒蛇一样嘶嘶鸣叫，第二天海螺退去了，院子里的梧桐树却枯死了。一个月后，京城传来了李状元被贬岭南的消息。去我的老家，不会找到衣冠冢，也不会找到李状元村，这两个故事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所带来的愤怒和荒诞却是真实的。山东的作家道德感深重，总认为在散文中虚构就是有愧于良心，艺术的真实有别于生活的真实，这与道德无关。
除了职业作家，写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人以工作的身份介入到写作活动中来，时时不忘体制身份，充斥着大话空话，还有体制身份的洋洋自得。我们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在对细节的把握和处理上，会不会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会不会戴上一副职业的眼镜来看问题？我接触过几位教育工作者，喜欢把教育学生的方式拿到家庭里来，教育妻子，教育孩子，教育老人，结果适得其反，闹得家庭不睦，其实他也是入戏太深。写作有写作的规律，不能混为一谈。第二种人以一个优秀的写作者的身份，在体制内谋食，以他的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上带来的优越感，在工作上与周围人搞得关系极度紧张。工作之外找到支撑点。写作上的优越感不要带到工作上，这和工作当然也是两码事。写作者应该把自己分成两个人，我们需要有这种“分身法”，佩索阿、卡夫卡，都是使用“分身法”的高手。写一篇文章、发表一篇文章，在当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没有必要自我膨胀。我在报社工作，我的工作貌似和写作有关，在外行人看来，都是字嘛，正如杜鹃和杜鹃，看似一回事，实际上一个是鸟，一个是花，完全不同的范畴，没有任何关系。同事们很少知道我写作，写作是卑微的事情，是个人的活动，不像唱歌跳舞一样可供现场观瞻，而且在这样的年代，暴露自己的写作者身份，有时不但不会有荣光，反倒会自取其辱。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作品到处炫耀，地方小报上发个豆腐块也要搞得近人皆知，那么，他所自我标榜的写作者身份是可疑的，是站不住脚的。
无可否认，我们所处的年代是最适合写作的年代，没有来自上层建筑的压力，却意外出现了更多的自我放弃。放弃写作的一个有力理由是时间。宣称时间不够用，还是因为不够热爱，热爱到了一定程度，连吃饭和睡觉都可以忘记。写作不得法，长久不得发表，这时写作容易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坚持固然可贵，重要的是做有效的坚持。现在，剩下的惟一一个借口可能就是贫穷。常有人自称穷得吃不上饭，有老婆孩子需要挣钱养，这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吗？人一写作就会变穷吗？写作和经济的虚妄的对立关系，是来自写作群体外部的一种强加的妖魔化，再者，一个作家难道只有吃着燕窝鱼翅、住着花园别墅才能写作吗？
散文是认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魔镜
首先我想说：散文是内心体验与认识世界的魔镜。它可以综合小说的情节、诗歌的具象核心，并以哲学的目光，穿透一切事物的表象。它让我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以相对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我们的体验、认识、领悟。散文和其它文体在表述任何事情时都该有类同的功能，而永远不同的是写作者的内心世界。散文行进的过程，是沿着感觉与体验的事物，发现与呈现的过程。它针对心灵的焦点来说话，是外部和内心经历了尖锐冲突后的和谐表达。所以，它应该显示出一种冷静而清晰的穿透力量。
我想，一切优秀的散文，都是思想的，集合了美妙的阅读体验。人们对当下散文批评，我想是对浮浅、表象、公共文学话语的批评。就我近几年小范围的对散文的阅读认知，我总觉得很多散文文本呈现出过多语言资源的浪费。文学语言的公共姿态，一直让我觉得阅读认识和体验的模糊与可疑。很多散文语言造成的阅读景象，浮在世界的物质表象。缺少独立精神、深度关怀、自省意识，与此对应的是自大、狭隘，一些貌似深入下去的，常常带着思想观念的偏狭与障碍等等。
我觉得一切朝向内里的认识，都会慢慢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种难度。我们试图用语言讲清楚面对的事物，常常会陷入这样的情境。我想散文所面临的，是深入事物纹理的一种剥离、呈现我们所说“真相”。散文的形式，应该是像一面镜子，陷入黑暗当中，沿着这镜面的光，我们找到进入事物内部的途径。
世界用无数的活的线条，自然生长的形态，或欢愉或悲怆地融入我们的感知空间。散文文字，嫁接了客观和心灵世界的桥梁，应当有它的厚实与柔韧。它应当敏锐而深入，通过各种艺术综合的能力，比如白描、象征、隐喻，意识流手法以及跨文体等方式，获得它或细微或宏大的主题表达，也获得诗意而深刻的魅力。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米勒在她的散文体小说《黑色的大轴》开头里描述这样的景象：“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间是水。”这诡异的语言营造出来的画面感，一定能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在时空的交融中，沉浸怀念的质地与深度。这里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意识打通了物象，不但让语言表述的对象获得了解放，也让灵魂和精神获得了自由摄取，从而让语言获得了感受与认识世界的魅力。
散文需要冲破现有的观念，完成时间面对事物的缺失，并进行自我修复，不断完成对世界的存在、历史、以及命运和情感的透视。散文也应当是在叙述和思考中，不断完善着对这个世界的哲学认识。散文的叙述文本，应该打破现实世界的一切循规蹈矩的形式，它只需要把事物或事件的表象，以灵魂体验的语言呈现出来，而在语言的背后，应该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散文作者以清澈的心境，考察自我生活究竟为何物，将一切现实经历的投影折射到内心。将社会现实的存在镜像，落实到自我内心，进行自我验证。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事物，它们当以血肉渗透我们的内心。那些被目光抚摸的物象，像植物一样充满生长的藤蔓，都有内心阳光照耀的骨节。一方面，我们依靠着思维敏锐的感知力度俘获世间的万有之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试图和一切事物融为一体，以生命的能力超越并战胜随之而来的虚无。
散文无论从文本上，还是从内容直接表达上，都应该有着高度哲学上的领悟。摆在你面前的世界，常常是这样可憎而又迷人。许多时候，因为存在现象的夭折与消亡，让我们的身心处于“折磨和煎熬”当中，一方面它有着令我们沉醉的情境，可以获得美妙的体验；另一方面，又因为清醒时刻的丧失，产生绝望和疼痛。就像我们看待死亡的可憎，因为死亡让肉体分解在未知的腐败之中，而另一面，死亡又让活着的人获得新的生活。散文写作的体验，有时就是这样：在操作内心语言之神的说服下，可以逍遥在人间生活的法度之外，灵魂清冷而孤绝。很多时候，保持一种清醒感知与认识的力量，淡然于时间的巷道内，就可以怀抱着内心信仰的力量，独自走向远方。
在我的写作记忆中，记着两个人说过的话。一个是顾城，他说我们使用的语言都脏了，所以他会尽可能地拒绝使用被人们的阅读经验既定的词语含义；另一个是佩索阿，他说“写下就是永恒”。一个散文写作者，首先应该是让语言干净与独立，和作者最真实的思想灵魂保持一致。永恒，是我们记忆的留存，实质是被细节呈现出来的灵魂刻度。一切来自生活的细节，细而有力地陷入事物内部，从而构成“永恒的微言”。从自己内心世界出发，小心剥离遮蔽目光和心灵的东西，将视角清晰起来，并试图清晰地表达你所体验和认识的世界。
我觉得散文就是这样：它拥有的能力让人们借助影象、觉悟、认知，看到世界存在的美好与残缺，甚至是悖论与悲剧；它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体验与认识而获得心灵的拯救。面对心灵事件，需要借助细节和物象，准确表达认识与感受。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会时常欲言又止，那是觉察语言的局限和难度。但是，语言又总有它的角度和能力，它应该面对任何话题都有说出的必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一切表象的背后，我想必然都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语言现象应当尽可能地和这个客观现象保持某种形态的一致。所以，我说过：“面对文字，我常常因为它极有可能是一座冰山，有露出的雪光，也有深藏感应的声响、色彩。”
我提倡散文写作的身心体验。这样体验的基础，首先是精神进入物象的密度，在物质担当精神领悟的世界里，发现一切存在的生命现象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承受的能力，或者说对人世广阔世界的担当，即使是绝望的情绪和死亡的感受，都需要来自心灵和身体的承受。从小我出发，抵达大我。散文所要面对的东西，不管是宏大的主题还是身边琐小之事，我以为其背后都有一个广大的认识与体验空间。当我们清晰地注视这个世界时，世间的事件充满了短暂的得到，和永久的现实丧失之感。除却时间本身带来的永恒挫败，还有现实残忍的扼杀与围困，导致人的意愿的夭折。但是，当我们以充满温暖和梦想的底色，来接近并表达这个生存空间时，我们的文字本身，就是一道心灵的光芒。我们看到那些负载着悲剧的事物身上，储存着我们的希望和动力。
给自己一个宽阔关注经验世界的视野，抵御来自外部的暴力与扼杀。在写作中会获得一种长久抵达的韧性。这样的韧性既要有抵御外部世界毁灭心灵世界的能力，也有一种对内心世界“神性”的信仰。当这样的神性在写作中成为可能，它会超越这个世界的虚妄，而变得实在。它让我感到笔下的文字，犹如游动的气息包围自己。在一个清醒认识的空间里，和自己相遇，并给了自己一把剥离表象世界，并独立深入下去的刀锋。
我们知道生命的个体体验本身就是孤独的，孤独是自由精神独立品质，但正是这样的孤独让我们攀爬到一种精神的巅峰。我们应当在很多时候置身于深夜的天空之上，让自我获得俯视人间大地的一个居所。那么，你又将不属于任何事物、不属于任何人，你只能属于自己。在一片寂静之中，有一种神的存在，需要用手去触摸它。无限灵敏的知觉，会感受到光芒朝着身体降落。人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小说，而是散文。散文的片段构成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表象，从内里又构成了对生命的真切体验。散文写作者应当以最广义上的热爱，热爱他笔下的生命。
文字就该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比起小说，散文应该是更直接接近人内心梦想的文体。这样的文体，会像一束光芒一样照耀着我们迷茫或者幽暗的内心世界。我们相信散文语言的开放，相信它由我们的内心打通事物的无所不能，即使面对迷宫一样的世界感知，它也会像触须一样，沿着思维攀爬事物的能力，走到任何一个被发现和打开的通道。
散文最终的结果，是长在写作者身体里的梦。当它被完成时，这些文字获取了我们和世界互通有无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散文获取了人类天赋的灵性，和灵魂里的诗性空间。散文所呈现的现实感的缺失和迷醉，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诱捕我们的爱、信仰与智慧，并完善着我们对一切可以创造的人生经历的体验与认识。它必将打破现实的禁忌和现成观念，以一个群体的自我，以永远朝向梦想的面孔，写下生存与活着的证词。
我为啥起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大了。因为我喜欢文字，是把文字视作生命的坚持者。虽然在文字上我没有什么成就，可文字自始至终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任何物质都无法取代文字给我感觉。我用心和生命来书写，不管写到什么程度。
1994年开始，我在我们市级报刊发表一些小文章，现在看来，那不是文章，只能算是作文。2004年我在网络上读到一些散文以后，与我自小所接受的传统散文感觉不一样。我才知道，原来散文可以这么写，语言可以如此放诞不羁、掷地有声、意味深长，可以像小说一样形式多变。
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在，我的阅读范围也是古典的、国内的较多。现在好多人在大力提倡阅读西方文学，一些人对国外文学的重视远比国内的多得多。我知道，文章若要开阔、大气、厚重，知识要渊博、全面，西方的、东方的，古代的、现代的，天文、地理、哲学、美学、医学等都要涉及。可人的阅读精力是有限的，并且每个人的感悟的角度不同，我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这样阅读的范围就比较狭窄。我开始接触杜拉斯、苏姗、卡夫卡、村上春树、巴别尔、梭罗、佩索阿等国外的小说、散文、诗歌，对我来说，虽然也能接受一些，还是渗入不到灵魂中去。我知道人性是相通的，文学本身是世界性的，可我总认为中国人自身生长的环境、人情世故应该感受得更深刻，与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人总有一点“隔”。
我觉得小说和散文，更像面对一棵树的横切面，小说是对树的横切面的描述和呈现，而散文是对呈现出的横切面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散文更能彰显性情、体现品质、表达人生精神深度。散文本身更能抛弃媚俗，展现自我，进行灵魂与灵魂的交流和对话。
这是我个人片面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优越性，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人在选择的时候，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走的。个人经历决定一个人的观点，虽片面也更为真实。其实，文字就是抒发人心，何必拘泥于什么形式呢。以我自己的对文字的喜爱程度来说，散文体裁，更适合我表达自己所思、所想、所悟。文字的表达方式不拘于什么形式，只要真情实感、触动人心就好。无论是现实还是幻想也好，只要是自己感悟到的，有点价值的，甚至没有价值属于自己的，都可以写出来。散文也可以像小说一样，写属于当下的属于生活本质的、人文气息的文字。可以不太讲究结构技巧，而把文字所表达的可以更深刻一些、厚重一些。小说可以表达的，散文一样能表达出来。文字应该是指向人性本质的、生命实质的，然后从精神层次上体现出来的。抛却个人的小痛痒、小恩怨、小悲欢、小感悟，用文字体现当下生活的真实性。所有个人的真实性的，就是当代生活的一面，都有他的代表性。
我感觉，当前散文的成就还是比较喜人的。以车前子、于坚、张锐锋、祝勇、宁肯、冯秋子、周晓枫、刘亮程等为代表的、当前别具风格的新散文，使散文打开了新的写作空间，打破了散文的向来“小家子气”形象，相比传统散文文字对日常生活本身浅表的呈现，有了多层次的认知。我认为，小说对于生活的叙述是深入的远离；诗歌对于生活是高度的概括；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无距离的真实抒发方式，所有虚假的感情都是软弱无力的，只有真情实感的文字才有生命力。这段时间读到的《新散文九人集》、《布老虎散文》、《七个人的背叛》、《散文中国》系列、《散文》、《美文》杂志等，他们树立的旗帜和开创的新思路，提供了新鲜的书写经验、开拓了多种表达方式和探索创造的可能性，使一向受传统散文影响的写手们，在感受到传统散文的深邃和博大之外，也意识到传统散文表现手法的老套、语言的单一、结构的死板，认识到在继承传统的优秀品质外，要打开思路、大胆创新、敢于实践。不过，我有时读到一些散文，立意、观点都挺不错，只是过于追求语言的独特性，文字反而越来越艰涩、难懂，就是有种话不好好地说的感觉，是不是有些过于追求独特性，有些过分了？另外，有好多人在忧虑，感受到当前散文的弊端，就是重复性和复制性，比如对于农村生活情感的相似性、对城市一贯的排斥，等等。其实，这是必然的。人生活在相同的世界，其观点、认识、感受必然有许多相同点，人是社会中的人，必然不自觉地受到相互的影响。真正的写作者都是个体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像我们每个人，看起来普通、平凡，但每个人都是不可以重复的。所以，大浪淘沙，淘下那些庸常的，好的文字必定会源远流长。
甘肃作家杨献平等人提出“原生态散文写作”，倡导以“大地原声和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为关键词，重新确立文学创作与当下现实生活、精神品质、人间烟火、本土散文传统、众生关怀和个体经验的联系。我个人特别喜欢“原生态”这个词语，觉得它真实、不虚假、不媚俗、有人情味，也应是当前散文的大方向。除去哗众取宠的媚俗姿态，让文字真正地回归到人性本质、生活原态中去，让文字自身来呈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时代。哪怕这个时代令我们又爱又恨，迷茫、浮躁又沉醉，都是真实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是属于骨子里的感受，而不是限制文字的表达方式、形式。
前段时间，我出了本散文集《生命是尘世温暖的风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的好多朋友、同学，早年都是文学爱好者。近几年来，他们几乎不读什么书，忙于做生意、挣钱，给他们推荐书他们也读不下去。但是读到我的书后，好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一口气读完，读完后跟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什么的。我的文字其实很肤浅、很性情，无论写得好与不好，有人读了，对他们有了小小的影响，使他们感动、喜欢或深思，我就觉得挺值得了。有两个朋友读完我的书后，哭得电话打不成。我想，是他们对我熟悉，也对我描写的那一方土地、风土人情感到亲切，读我的文章便有种共鸣感，才打动他们的心的吧。我写散文最初的想法，就是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哪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资质是否愚笨，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而我呢，就是把属于我自己的说出来，写出来，哪怕文字像风一样，瞬间消失，我也是经历了的，我也算没有白活一遭。
我这里大言不惭地侃侃而谈，自己的成绩却微乎其微。我平时不大向媒体刊物投稿，不知道文章投给谁。我发表的少数文章，多数是在网络论坛让编辑朋友们拿去的。我现在有些遗憾的是，2005年我写《金瓶梅》人物，有家出版社要给我出版，答应签合同的时候，我又怕每一篇文章风格重复，不能创新，怕自己写不完，没敢答应。直到现在，这个系列还在写作中。其实，当时若不是有所顾虑，不自信，这本书早已出版了。前段时间，我们县给我录制了个人专题片，采访我时，我很诚恳地说：“我要是知道自己能把文字写到这个程度，当初我无论如何都会更加努力的，应该自信写好而不是随性而写。”我觉得，我可以开始试着自信，开始起步，更加努力了。
对于一个开始即选择散文的写作者，原因简单，因为适合。跟一场预料之中的恋爱来得相仿。散文是贴己的，属于棉质的内衣；散文有烟火气，属于尘世人间；散文是一株植物，根须向下，姿势向上，不是最亮眼的那个，但气质独特，充满自己的气息。当散文与一个人的成长相伴，悉心守护，所谓个人的写作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对我而言，选择写作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显现。“时间”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键词。目睹似水流年总想抓住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生存过的痕迹不能清浅得像一道水痕，认定写作是惟一可以约束时间的良方。2003年，在《给写作寻找理由》一文中，认为“写作不但可以再现旧日的场景，而且还有可能酿造出一种远远优于彼时的最好的形态”。对时间的认识让我体会到了它的无所不在。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不会遗忘，因为所有的痕迹都不曾消失，在事后有根有据地指认。在时间的指引下，意识到“我”以及“我”之外存在着的种种事物。意识是一个非常得体的词语，令一切存在包括思索变得充满意味。于是，在经过也消磨了一段时间之后，让人产生深陷其中的真实感。
说到最初的理由，还有对语言的热爱，对应着万事万物的词语的美好。我不相信眼睛，因为从那里永远看不到自己；我也不相信镜子，因为镜子里的是一个与现实刚好相反的影子。所以，我选择写作，选择柔软的手指触摸心灵深处敏感的灵魂，因为所要寻找的是最真实的那个自己。
现在看来，引领着寻找自我的散文写作，更像是一束光、一条道路。2004年9月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钉在风中的钉子》实现了寻找中的自我认定。对于任何形式的写作而言，写作者的内在动力尤其重要。问问自己吧，为什么写作？决定一辆汽车生命的是发动机。暗想，“动机”大概由此而来。呼吸一样的散文，抒发个人的生命意识，是一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写作的深入，写作范围以及视野渐次开阔，写作宛如触角，展示着前进的姿态，试图用词的深入来参与对世界的探讨。在2007年7月出版的与朱朝敏的散文合集《她们》中，确立散文观——“坚持个人立场的散文写作。视线的隐秘与惟一已经凸现个体的特殊存在，借助文字的光辉，使得一种踏实有用的散文写作重现生活的事实和真相。试图通过散文写作建立起一种真实的血肉般的关系，关于人与生活（与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或认知。”目前，个人依旧认可这个态度。
写作初始，个人即对文本语言形成一种自觉，追求表达的独特性，也就是“换一种说法”，这样的意识让自己对语言讲究，注重语感，喜雕琢，释放词语本身的美和力量，即“文字的光辉”，这算是个人的特点。
数年前开始的写作是对个人生活的梳理与重建。它们不可避免地带着个人气息，异样、陌生、灵性，属于特定的某个人。这样的坚持令我不再轻易放过周围看似平淡且一度被忽视了的生活。任何事物背后都有缘由，写作就是解密。我试图拨开附着在事物表面那层平常的、粗糙的壳。努力澄清着的自己的心底，发现真实与想象的距离并不遥远，生活原本就存在于一个个光亮的应该引人注目的细节之中。
个人以为，散文不是形式，散文是有生命的，她的鲜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思想。散文是有心灵的，散文的心灵乃是写作者的心灵，真诚的心灵。
写作的途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路径：一种是直接的经历，另一种是间接的阅读。处在不同位置的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生活。作为写作者，我们经历着，体验着，言说着，通过写作的途径打开自我，步入生活的现场。经历赋予了我们真实的生活，其中由个体完成的迁徙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变迁，还有精神的彰显与树立。对现实的关照，对自然所保持的持久的热爱与关注，对生命的反刍。写作者需要阅读。由文字带来的另一种经历因为距离和异样令我们的视野宽展、内心充盈。而阅读带来的思索，可以微妙，可以宏阔，也可以是片断。让我们看见了思想在空中飞过的痕迹。
说到写作的意义。意义，从来都是要细细追究的。追问是不息的探索，只有执著的人才会不断地发问。而对于一个既定的、难以动摇的目标，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是在扪心自问的时候，一次次肯定自己，愈加坚定。作为写作者，我们是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人：有感动，有爱，有希望，有战栗，认真地生活。在混沌中难以栖息，因而要站起来，或者我们就是寓言中那面无法入睡的镜子。一个个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被统称为人的镜子。文字是镜子吗？即使落入镜中的是与现实相反的影儿，却令人不再忧虑不安。每个人都需要温暖，“要有光”，通往幽暗的内心甬道的光要点亮。缥缈、孤寂、忧伤、痛苦、紧张是现实的一种，而抵抗、欣慰、快乐、舒缓、幸福也在不停地呼唤。前进，是方向的指引，尽管实际上谁也不能止步。写作者的苏醒是个体的，寻找到的却不单单属于个体，而是属于人类，因为灵魂之上，精神飘扬，至高无上。
不朽是天才的追求，事实上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朽。作为人间的写作者，我们的目光流动着生活的淙淙如流水般的情景，就是这些稍纵即逝的时光让我们置身其间，让我们记忆恍然，让我们铭记不忘。因而，无论是落入视野的种种阅读——曾经被记住的抑或历经时代的淘沥渐渐显露的人物；身临其境地解读某个地域的文化气象；无论是缱绻无限地陷入昨日她人的忧伤；一声声蛙鸣带来的孤寂；无论是绽露眼前的妍丽夺目的现实之花；寻找幻影的一个人的冥思；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纷至沓来的温暖的记忆；遥远的大漠发出的生命的低语；每一件事物上散发出的难以掩饰的灼灼的时光……凡此种种，这些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拨动的心灵之音，让我们悉心聆听！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写作。每个写作者都是固执的。关于固执，更换一下的话，等同于认真、意志坚定、轻易不为他人所扰。文如其人。文字仿如光线，从时间的缝隙缓缓漏下。如果说人生是战场，我们都在不由自主地撤退，而写作则一直在坚持，在事后令现场一如既往地继续——不论是沸沸扬扬的热闹抑或安静得听见心跳的场景，连同那个背后的人仍在原地，回首间依稀可辨。每个人都纷纷落入了身后的生活，因为现在的短暂。时间是一个漫长的连续不断的概念，带着摧毁又建造一切的雄心。通过写作，我们在重新认识，自我成为跳脱出来的一个概念。每个人每件事物都在面前重新浮现，我们以各自不同的立场记录当下的生活。叹息是长长的文字，叹息成就了我们的写作，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不能发出这样的叹息。
从文字中可以看见一张张迥异的面孔，个性其实就是一些细节以及一个个生动的“我”的存在。那些生活的关卡需要我们自己迈过。我们要辨清生活的底部，虽然是大背景下的涌动，基于个人的狭隘却无法抵达，我们倾听深入其中的人传递着的另一种真实的讯息。曾经的少年，经年之后的回味则属于那个敏感的成年人，关于生命的记忆常常需要这样的梳理。我们还会听到了一些声音，来自身边，还是自己的身体，即使不把耳朵竖起。我们就生活在钟表的心脏。
说到风格，哪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会首先考虑风格这个问题呢？对于写作者来说，它是最先被忽略的。没有人乐意带着枷锁跳舞。风格是作品成熟之后的样子，而风格的评述是留给评论家与读者的。至于学习风格一说，应该是难以模仿，但这里便出现了直觉。如果，某人在阅读他所欢喜的作品之后，对他人风格的把握所能依赖的只能是直觉。风格宛如一个人的形象，谁能拒绝它？对于呈现的个人形象，我们要做的是维护，不是打碎。重复写作的痼疾并非风格缘故，而是题材选择上的僵持和固守。我们需要更多的有生命力的泉眼，而不能摒弃那个勤恳的掘井人紧握的镐。
写作不是急功近利的事，而是一个人心灵敞开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即使在写作过程中碰到不顺畅，也不应该着急。相信自己很重要，一段时期内的低落，会带来另一个时期的高涨，这样的起伏的曲线是正常的。心灵的碰撞必须离开喧嚣，浮躁的情绪本身属于人。但是文学就是修炼的过程。这些话是在与朋友交流的时候说的，与其说是劝慰别人，不如说是提醒自己。莫要想太多，一篇一篇地认真地写。写作的出路就是写作。
世上的确存在着众多亘古不变的真理，但往往个人的领会却在霎那、瞬间，在与个人产生联系的时刻，感觉一粒雨滴落心尖。人离不开时间，即使不去注视身边移动的指针，该也知晓。可是谁会将自己像一根指针一样栖在表盘上。突然间，我看见了那个庞然大物，原来是因为巨大才令人视若无睹？如今终于知道，这个有史以来巨大的命题里隐藏着的秘密无法计数，已知的未知的，前者零零星星，而后者就是未来的日子吗？未来的未来呢？
纵向的伸展令人生出一些有来由的感触。没有哪一个能够逃离那个纵向的诡秘的路线，自己就是一粒微乎其微的尘、一只肉身的小虫儿，在必经之路上留下轻痕。每一步的游走都在动牵时间的弦。
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变得不再惧怕，不怕长大，不怕变老，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无事无为，写作让一个人丰盈、饱满，有韧性，充满抵抗力。因为，就是在那些过去了的时光里，看见了一个人的姿势表情以及内心。精神的意志、生活的高贵在文字的游走间变得触手可及。我将继续保持一种庄重的、谨慎的、认真的、神圣的态度，由此决定的是关于一个人生命的去向。
——我所选择的写作路径
我并不能算得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散文作家，我几乎没有叙事散文、抒情美文、闲适小品的创作历练，也从未争取过在正常意义上的散文刊物发表过作品。我的写作，带有相当多的歧义性。
产生这种歧义性的原因，是个人写作的路径变化和文字价值判断共同决定的。
因为在大学学习中文的缘故，我在大二时就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操持的路线受当时流行文艺思潮的影响，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极为偏爱，但追本溯源往前走，发现这些理论的源头，其实是在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美学。当看罗兰·巴特、恩斯特·卡西尔、什克洛夫斯基和索绪尔，看到一头雾水的时候，我才发现更能接近人本的其实是存在主义。看存在主义时最容易触及的词是“终极价值”，于是方向自然调整到“有神论存在主义”。那段时间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后学”，也受到了何沪生、刘小枫等人操练的“宗教与世界”研究的“冲击”，“玩世”和“普世”虽然没有“掐架”，但精神指向却泾渭分明。
理论性的东西没弄懂就毕业了。毕业前一个叫胡自信的老师告诉我：研究一辈子海德格尔，也未必能够写出一本专著来，像陈嘉映（《存在与时间》的译者）这样的人物，能完成篇导言之类的文章，已经很是难得了。
一出校门，我就进了报社，文艺理论的阅读氛围一下就“掉”了。干报纸是“弄白话”的，操持艰深的学术腔肯定死路一条。我给自己开的“药方”是写随感。但这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我的趣味保持着学术性和先锋性。2000年出第一本随笔集《大师的背影》的时候，关于本雅明、苏珊·桑塔格、卡尔维诺等人的系列随感是自己比较看重的。那时候，这些人的中文译本非常少，本雅明和卡尔维诺各有一本小册子，一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本是《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桑塔格的中文版单行本还没有出过。虽然学术趣味还残留着,但这个过程中潜藏的转向已经显形了，就是由文艺理论转向了文化评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找到了方向。原因是这条道路的方向也只有可怜的两条：一条是按照“学报体”，写学术八股文；另一条，是将文化理论移植进当代文学从事文学评论。
这两条路都有自己的圈子和江湖。不在江湖中，没有好的师承渊源和交际套路，根本进不了这个圈子。1999年，当时70后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卫慧出第一本集子《蝴蝶的尖叫》时，曾经打电话让我写篇序言。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后来自然被出版社认为不靠谱。这样的事七年后又发生了一回儿。2006年，杨志军出第一本散文集《远去的藏獒》时又让我写序。这个事性质其实大大变了：卫慧是想另类，故意想不“买”评论家的账，但现实是不买根本不行，而杨老师是想帮衬我。因为杨老师的盛名，这篇序言用了。有朋友揶揄我说，这就是我七年来的进步。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跟进步没有任何关系，写作不是一个放电火花式的事，那一秒种的来电，不足以成为你维持文学理想和文化理想的理由。
自2006年起，我开始向文化史写作调整自己的道路。迄今为止完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重返1930年代”三部曲，包括《天下良友——一本画报里的人生传奇》、《风云儿女——1930年代电通影片公司里的明星群像》和《洋画风暴——1930年代决澜社里的艺术生命》。这三本小册子明年初全部出完。
这三本小册子，被我唤作“麻雀”研究，是用微观的方式映衬历史现实，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实现个人情志、时代征候，以及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还原与重述。其所选题材，一本写的是美术史里的决澜社，一本写的是电影史里的电通影片公司，还有一本涉及的是期刊史和出版史当中的《良友》画报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选择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展开写作，从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根红苗正”的“文艺青年”，好传媒、好电影、好艺术，当然也好文学——后者也是将前者“码”成文字的保证；实际上，则是自己在长时间地阅读文化评论的原始材料时发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方向单一，真话不多，盲区太多。
所谓方向单一，就是坊间流传的多数电影史、艺术史和期刊史，基本都可以加个前缀——“中国革命”，造成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既定这些范畴的历史书写中，因为时代的局限和视野的单一，都以左翼为重要和正确的路线，以进不进步、有没有跟反动派作切实与深入的斗争为审美原则和书写原则。这就造成了不仅是一条线压多条线，而且出现了明明是别的线路中的事实，也硬要找出与革命相契合的元素作为佐证。
所谓真话不多，在电影史领域最突出。因为凡是有些名望的明星和导演多数会出回忆录，出回忆录时大部分沿循了这样一些原则：出身一定贫寒，不贫寒也肯定是不富裕，富裕的也一定要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关心老妈子和长工；一定要积极与反动派作不懈斗争，实在不积极，那是迫于白色恐怖的压力；为了艺术，一定是不辞辛劳，而且勇于奉献，深入生活；最终的目的也很统一，成为人民艺术家——为人民的艺术事业奋斗终生。
所谓盲区太多，就是有很多有影响的刊物，有影响的电影和艺术工作者，因为不太合乎革命化的审美和书写原则，因为一辈子干革命的事确实不够多，也确实找不出什么革命痕迹来，就被简化或者忽略了。
从目前现代史研究界的情况看，在解决和突破这些问题方面，现代文学是做得最好的，很多人和事都被搞清楚了，也被说明白了，而电影、艺术和期刊领域，因为研究人员少，研究又做得不够细，学术视野调整比较滞后，所以这些问题就没有大的改观。
我对这些事物发生了兴趣，并不是说自己要走到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了。其目的，恰恰相反，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观察和历史文化现场的还原，重新去思考历史，再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实。
在文化繁荣的时代，永远存在着一个历史同构的概念。这个同构概念，一方面要从历史内部的不同群体中观察；另一方面要从不同时代、同一人群的精神变迁中观察。只有这个样，我们才能够晓畅知识分子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文学的问题。
比如回到我们现在谈论的散文问题。散文的问题，不仅是个观念问题和美学问题，更不仅仅是方法和技术的问题，还有散文家的问题、时代背景的问题、潜在文化结构的问题。
历史中很多疑问和散文写作的关联是很密切的。何其芳是众所周知最著名的例子。1934年写出散文经典《画梦录》的何其芳，1938年写了《我歌唱延安》后，人们就不认识他了，到新中国成立，他的散文创作几乎停滞了。这个历史疑惑最深层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何通过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去探询个中原因？这比无谓猜测，或者简单持哪种论调更有意义。
再比如说，杨朔在《〈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里有一句话：“我怕一写感情把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流露出来，就不妙了。”这样一种心态产生的背景和深层原因又是什么？为何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喜谈身边琐事，借助小事，表现人生的大课题，而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取材多着眼于国家大事，喜欢从时代激荡的浪花中显现时代的风貌？为何1980年代的散文，更趋于抒情、个性书写和内心表达？为何1990年代末期的写作更私人化，更偏向于偶感录和私人成长？
这些创作特征的判断，其实都和时代判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今不如昔吧？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是准备和能力不足吧？
所以，有效而理性地分析历史进程和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无疑至少是能够说服我自己、立意为新的写作路径的道理之一。同时，我还觉得，只有厘清了历史的线路和知识分子命运的线路，才能够为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建构、文化公共空间建构提供参照。
而这也恰恰可以成为散文写作的一种责任。
相比于诗歌的抽象，相比于小说的想象，相比于戏剧的“表象”，相比于学术文章的“涩像”，散文写作，恰恰有足够的宽度来承担这种责任。
当然，我所说这个散文的概念，较一般狭义美文式的文学散文概念更宽泛。但从历史中看，现代散文的萌芽不正是1918年《新青年》中的随感录？在白话文运动时期，“立诚”和“写实”就是新文学的标准。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的“以自我为中心”，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的“自我之绝叫”，都是应合新思潮的表现；尽管1921年周作人以《美文》一文促成了现代散文观和散文理论的形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周作人将这种美学在技术上极端化的时候，散文的宽度也因为个人化和小品化受到了影响；而鲁迅先生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又把散文的方向引向了“更分明的挣扎与战斗”。
就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鲁迅先生留下的这个短语，“更分明”意味着懂得如何去做，“挣扎”既无奈又深具美感，“战斗”是指向，更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