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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城市来说，码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渡轮泊岸上落乘客及货物之用的码头，久而久之也成了城市的代名词。人类因逐江河而居的习惯而建立的码头和港口，又因为商品交易的发展和需要，自然而然形成了集市、商埠以及城镇。从事长途贩运和商贸的客籍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情感等多种诉求，从明中叶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普遍营造会馆这种商业组织，到清中期达到鼎盛。樊城乃至襄阳地区大多数会馆的繁盛拜襄阳区位优越、汉江航运发达所赐，清代康熙以降的会馆组织及建筑也多沿江河水道和中心市镇而建。

一、明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明朝初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随着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渐渐发达，超过宋元的发展水平。私营手工业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私营手工作坊，生产进一步趋向商品化，商业也更加繁荣昌盛。中国古代的交通以水运为主要方式，陆运是辅助方式，在明清时期的水路交通因为科技进步而日渐发达，有利于长途贩运。另外，城市、市镇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为市镇商业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明清以来，社会商品经济发生了极大改变，移民生态也从政治性或非自愿性而转变为经商谋取生存为目的，成为商业性和自愿性移民。商品经济的长足进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深厚和扎实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地区间经济实力的变化，并形成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社会分工也在便利的经济交流中日益细化。封建政府的商业政策、赋役政策的演变使越来越多的人把经商当作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门径，而社会风俗的演变又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商人们主动通过捐纳、报效、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来赢得社会认可，也通过代表自己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舆论体系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商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存 在，他们也在力图以自己的意愿去规划社会，寻求在其中的适当位置。跻身于修造会馆是明清商人的重要行动，也寄托了他们的信念和追求。

综上所述，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有二：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和精神家园。中国人向来重视老乡关系，以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会馆强化了老乡关系。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商人异地经商中交织着复杂的土客矛盾和客客矛盾。“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或团队内部发展，抱团取暖，都需要有一个组织去为一个集团或阶层代言。

襄阳境内工商会馆大规模出现的时间，与全国比起来略晚。有史记载的有：明天顺四年（1460)陕西商人在襄阳县古驿所建陕西会馆、康熙三十四年（1695)山陕商人在南漳城关所建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九年（1700)山陕商人所建樊城关帝庙（山陕会馆前身）。之后，会馆在樊城和市域内大量兴建，陆续延续到清代晚期。这也是比较符合一个内陆腹地省份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古代运货贩卖的叫“商”，囤积营利的叫“贾”，所谓“行商坐贾”。古代“行商”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的时期是明清时期。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良以及技术的进步，明清时期在国内出现了跨地区的长途贩运。古代程图和路引是士子和商人行旅的必备之物。明崇祯八年（1635)所刊、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是一本汇集里程和路引的明代交通指南。它详细记载了各地道路起讫分合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也间有记载。另明天启六年（1626)所刊《天下路程图引》汇集明代水陆路引100条，也就是商人的长途贩运路线，书中以记载水陆路线的站名、里程为主，兼顾各地食宿、物产、气候、风景、古迹等内容。俗话说：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跨区域长途贩运，必然要涉及到仓储、物流乃至生活食宿等一系列问题。创办和建立本省本地的货物中转的货栈、商贾行止的客栈和馆舍就自然成为进行商品流通的头等大事。这也是创办工商会馆的客观需要。

各省陆续在樊城和襄阳境内所设立的会馆，或华屋高构，或简陋局促，或庙宇与会馆一体，或是船帮聚集的同业组织性质，其兴衰历程与清代社会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相对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和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各地，襄阳地区会馆的兴起的确略晚了一拍，但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沿汉江以及支流的蛮河、南河、唐白河流域，甚至山区县保康、南漳的会馆建设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呈现出蓬勃之势，成为清代社会的一道人文景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居汉江中游，地处秦巴山区和大别山之间，北邻河南省南阳市，南与荆门市相邻，东接随州市，西连十堰市。今襄阳市版图面积19727.68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边界线全长1332.8公里。

襄阳境内东部为低山丘陵，中部为岗地平原，西部为山地，北连南阳盆地，南接江汉平原。由于地貌类型多元化，襄阳气候表现出地区差异和垂直差异，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境内出产丰富。

汉江在境内流长216公里，经老河口、谷城、宜城和襄阳城区。历史上汉江水运发达，常年通航，可谓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境内还有唐白河、南河、蛮河等汉江支流通航。

襄阳自古就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是汉江中上游重要物资集散地和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清之际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引用东晋名将、荆州刺史庾亮上表之言称：“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言，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又云：“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业；欲进图中原，则建业不如襄阳；欲御强寇，则建业、襄阳乃左右臂也”。作者不禁大发感慨，“其险足固，其土足食，天下之要纲，襄阳实握之。”

乾隆十七年（1752), 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郧道兼理水利事务按察司佥事李敏学在樊城山陕会馆《关帝庙创置石狮小记》碑文中云：“樊为水陆交通，南极湖湘，北控关洛，舟楫蹄轮之所经，商贾百货之所集，称繁会焉！”

清翰林院编修黎培敬（)也在《樊城湖南宾馆记》中撰文称：“樊城为南北通衢，水陆交会，湖南士商经过其地或舍车就舟，或由水转陆……”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襄阳物阜民丰，经济繁荣，自春秋战国以来成为天下军事重镇，其贯通南北、承启东西的地理位置，代为交通要冲，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美誉。

襄阳具有水陆交通条件兼备的优势。《襄阳府志》载：“襄阳为楚北大郡，上通关陇、下连吴会、北控宛洛、南达滇黔，汉晋以来，代为重镇。”襄阳作为南北交通要冲，东通随（州）枣（阳）走廊，南接江汉平原，西连汉（水）丹（江）谷地。襄阳与北方的交通联系方式是水陆兼济，以陆路为主；水路有汉江、丹江、淅水、唐白河；陆路有著名的古夏路、秦楚大道、汉水谷道；与南方的联系亦水陆兼备，以水路为主，水路由汉江进入长江。

中国封建社会的驿运制度和驿运路线，经过近两千年的实施和发展，到清朝业已定型。由于自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起，中国政治重心始终在北方徘徊，经济重心则逐渐向江南转移，南北间频繁的政治、经济交流，形成了以南北走向为主干的水陆交通路线。

汉江流域处中国腹心，是中部地区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必经之地，其中驿道四通八达，不仅是朝廷官府传送公文、运递粮饷贡物、接送信使官吏的网络，也成为民众出行、商货流通的重要路线。

清代由北京通往各地的道路干线称“官马大道”，由北京通向南方的干线叫“官马南路”。通往邻省的主要路线：由江夏北渡长江，自汉口经安陆、随县、宜城（或由汉口、孝感、京山、钟祥到达宜城）、保康、房县、竹山、竹溪进入陕西安康而达汉中，这条全长960公里的道路，叫汉中大路，比汉江航程稍近。由汉口经云梦、安陆、随县、枣阳到襄阳，北上经河南淅川接秦楚大道到达西安的这条道路，因其从商州翻越秦岭，故称秦岭大道。此外，各州县辖境内的道路统称铺路，这些铺路大多利用原有的官马大道或驿道相互衔接。由此组成密如蛛网似的陆路运输网络。

光绪《襄阳府志》卷一《舆地志》称，襄阳“陆则北通河南之新野、唐县、邓州、内乡、淅川，东北通河南桐柏，正西与西北皆通郧阳，南通安陆，东南通随州，其间道河南，自枣阳径通安陆，又邓州入光化径通南漳，由当阳可入蜀”。另据清宣统《湖北通志》记载，交汇襄阳的古驿道除北京经襄阳，荆州至云南，襄阳至西安，襄阳至九江三条干线外，尚有襄阳经钟祥至武昌，经南漳至宜昌，经谷城至均州，经光化至邓州、至保康等驿道。襄阳商路南通沙市、宜昌，西北通房县、郧县，东通枣阳、随州、安陆；省外通川东、关中、豫西、淮北、山东和北京。襄阳府与西安府之间的通道（秦楚大道）具体路线是：由襄阳城溯汉江西北行，经过谷城、光化到均州小江口（今丹江口市），路程二百八十里，由小江口北上过河南内乡至淅川，路程一百六十里，再行一百零五里到达淅川荆子关（民国以后多作荆紫关），再前行一百一十五里进入陕西商南县徐家店，前行一百一十里是竹林关，再一百一十里为龙驹寨。此段水路长八百七十里；由龙驹寨弃舟登陆前往西北，路程与站点依次为：一百里到商州，九十里到秦岭铺，翻越秦岭七十里到蓝桥镇，又四十里过七盘坡下，在这里分为两路前往西安城，一路经狄寨原路程七十里，由蓝田县则为九十里。以上由龙驹寨到西安府，山路共长三百七十里。

东汉初平元年（190), 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由汉寿（今湖南常德）迁到襄阳；建安二十四年（219), 曹操平荆州，分南郡所属的宜城、中芦、临沮（今南漳）、房陵、襄阳、当阳、远安和南阳郡所属的山都（今樊城北）设襄阳郡。以此以襄阳为中心的驿道辐射上述各县。历经魏、晋和南北朝的兴废。到了隋、唐盛世，襄阳已经成为鄂西北交通枢纽。据杜佑《通典》所载：驿道东至安州（安陆）、南至江陵、北至南阳，东南到富水郡（京山）、西南到夷陵郡（宜昌）、东北到准安郡（河南泌阳）；还扼京都（西安）通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驿道的交点。

清代，以樊城为起点通往临省、外县的人行大道有8条：一经汉江东岸达安陆府（今钟祥），一经汉江南岸达均州（今丹江口），一经河南省达邓县，一经吕堰驿达河南省新野县，一经双沟达新野县，一达河南省唐县，一达随州，一达枣阳县。以上人行大道在当时联接县内外、省内外交通，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著名的陆路通道还有东西向的随枣走廊，南北向的云南官路。

随州（1994年前隶属于襄樊市管辖）北面是属于淮阳山脉西段的桐柏山，西南面是大洪山，其间为丘陵和坡地。两山中部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通道，覆盖了随州、枣阳的绝大部分地区，称之为“随枣走廊”。故枣阳的商业运输历史上也大多依赖此条大道。

除了唐白河水路外，云南官路也是河南商人进入襄阳经商的主要通道。

清代以京师北京为中心至各省省会的驿道改称官马大路（简称官路），省会至地方重要都市的驿道改称官马支路（简称大路）。清代的道路交通盛于以往任何朝代，通过河南省境内的官马中路（或称官马南路），自京师皇华驿（东华门）南行，经彰德府安阳县邺城驿、卫辉府汲县卫源驿、开封府之新郑县永新驿，一路由此西南行，经许州直隶州之襄城县新城驿、南阳府之裕州赫阳驿（方城）、南阳府南阳县宛城驿、新野县湍阳驿，进入湖北、湖南两省，抵贵州省贵阳府贵筑县驿和云南省云南府昆明县滇阳驿，称云南官路。其中河南南阳至湖北襄阳的一段又称为南襄隘道，樊城向北即南阳盆地，盆地西北为伏牛山脉，由南阳南下，沿唐北河流域到樊城，形成一条天然隘道。从南阳东北行，即达方城、叶县，沿方城缺口，就进入到中原地区。因此，来往襄阳、南阳和中原间一般都经过这条路线。此路开通时间较早，春秋时已经日渐重要，齐、楚召陵之盟时，屈完说“楚方城以为城”，而齐竟无可奈何，说明此线自古以来无论从军事、商业上说都是中原南下之关键所系。战国时这条道路又沿荆山东麓直下，南通今江陵纪南城，将郢都与方城连为一线。历秦汉六朝迄于明清，在近代铁路、公路兴建之前，此线一直是南阳与中原间的重要通道，也是京师（洛阳、开封、北京）与湖广巴蜀云贵之间往来的大道。

襄州区文物部门所收藏一组錾刻各地款识的银锭，均为20世纪70～80年代在襄阳地区征集的。其中款识内容涉及朝代有清嘉庆、咸丰、光绪、多为清中后期；涉及区域有湖北宜昌、河南修武、江西万载、山西太谷、河北蔚县、甘肃礼县、上海等地；涉及商号有鼎丰祥、永发祥、长兴仁等。这些银锭附带了清代丰富多彩的商贸信息，是襄阳“兵马必争，商家必往”的直接见证物。

水运是一种古老的运输方式，其最大特点是便利、经济。在交通方式相对落后的古代和近代，水运是长途贩运的首选。《后汉书·虞诩传》：“水利通利，岁省四千余万。”明唐顺之《条陈水运事宜》：“水运之费比陆运六分而减五。”

“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襄阳历史上的交通主要依靠汉江航运，市镇多因水兴，汉江及其支流水运在襄阳经济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说汉江航运的发达是襄阳乃至樊城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早在春秋战国前，汉江的航运就有一定规模。如安徽省寿县出土的2件青铜舟节，就是周显王四十五年（前324)楚怀王颁给鄂君启的贩运经商出入关卡的免税凭证。舟节铭文记载：舟节的航线规定长江、汉江、 唐白河等为楚国所辖航线，每片舟节准载50条大船或150小船货物。

唐朝时，以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的航运通道有三条路线，即东南路线、西方路线和中部路线。中部路线的两条主航道均经襄阳中转，第一是出长安南行，经蓝田、商县，在龙驹寨附近入丹江，由丹江入汉江，经襄阳、钟祥至沙洋，由沙洋经过运河（江汉运河）至巴陵（沙市）入洞庭湖，转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西下直达广州。其二，沿东南线路到开封、转陆路，经许昌、襄城至方城入唐河，由襄阳顺汉江转湘水，过灵渠沿桂江西下直抵广州。自唐以来，襄阳即为关中通往岭南的水运枢纽和中转要港。明清以后，汉江更是运送漕粮贡赋的重要渠道。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关中饥荒，清政府将襄阳仓米20万担，由汉江经丹江至龙驹寨（丹凤）转西安。康熙五十九年（1720), 又将湖广荆襄仓米10万担，历程260里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雍正九年（1731)自荆襄运仓米10万担至龙驹寨转西安。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西逃，人还未到西安，荆襄的米粮就源源不断地沿汉江经丹江运到西安。

光绪年间的汉江中游可谓纤夫成群，帆影相接，一派“万里风帆水着天”的繁忙景象。在清同治年间襄阳的航运也是如此，如清同治《襄阳县志·乡镇卷》所载：“东北乡，新打洪，距城十里，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这还只是一个小码头的情形。

在京广线未通车以前，西北各地的旅客向东南方向，大都先乘骡马车到襄阳，尔后换乘舟船南下。所以襄阳是交通方式转换之地，故有“南船北马”之称。

港埠是水陆联运的枢纽、客货集散地。襄阳港埠众多，主要分布在汉江两岸，夹水而立。随着水运的发展，境内支流沿岸也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大小港埠。

汉江航运业沟通了秦巴山区与长江流域数省的商品交流。嘉庆十六年（1811), 清人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说：“汉中山区农民，一户喂猪十余口，……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航运至襄阳，汉口售之。”可见当时汉江的航运业，直接联系到沿河两岸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如农民的大宗农副土特产品有赖船运出境销售，所需用的日杂货及农用工业品又通过船舶运送到他们手里，仅就食盐一项，在清代每年水运来襄阳销售给沿江各地的就有450多万斤。

清代到民国时期，航行于襄阳航区的木帆船，因水而分帮，因帮而辨型。据1936年《平汉铁路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所载：“航运于襄樊的帆船共有五万只左右，共分十一个帮：河南帮有排子船15000只；襄阳帮有摆江船3000只；谷城帮有楸子船2000只；淅川帮有驳楸船10000只；老河口帮有辰船5000只；黄帮（黄冈）；中帮（钟祥、天门一带）、孝感帮等三帮共有扁子船约5000只；光安帮、汉中帮、郧阳帮等三帮共有毛板船约10000只。这些船中，载重量最大的约为十万斤，最小的为一万斤，一般的船可载四至五万斤。”据同一调查资料所载，当时直接从事船运业的船工约有40万人左右，其中除船户自己的家属25万人之外，还临时雇佣船工达15万人左右。

1937年以前，航行于襄阳境内的木帆船有50000多只。

由此可见，襄阳水路得天独厚，在汉江中游首屈一指。

其余各县的情况如襄阳一样，多依赖汉江黄金水道。如汉江干流流经的宜城、谷城、老河口，汉江重要支流蛮河流经的南漳，以及南河流域所在的谷城和保康的部分地区。

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在湖北省汉口注入长江，全长1577公里。从宏观的地理位置上看，汉江北望黄河，南接长江，正好处于两大河流的中间；从流经地的地貌特征来看，汉江上游、中游流淌于高峻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下游北面耸峙桐柏山、大洪山。汉江成为沟通关中、中原、巴蜀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孔道。自古以来，沿着汉江及其支流，人们开辟了许多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线路。

汉江经襄阳县柿铺流入市区，过火星观折向东北，被鱼梁洲分为南北两支，两支流于观音阁附近汇合。流经市区的河段长25公里，河床一般宽2～3 公里，唯经襄阳城区间的一小段，河床狭窄到500～800米，适合港埠建设和船只停泊。

在古代，从襄阳向北可水可陆而以陆路为主，向南则以汉江舟楫水运为主，襄阳地区具备水陆换载的自然条件，在东汉末年逐渐发展成为港口。西晋至南宋时期，樊城港承载着漕运枢纽、商货转运、北民南徙等功能，成为中国中部南北贯通的水上要港，被称为“天下喉襟”，是樊城港的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东迁北移，樊城港下降为汉江中上游区域性水运中心港。樊城开始呈带状发展，沿河道向上下游延伸，形成沿河商业街市，称之河街。每遇战事，港口便有大量军用物资集并转运。因“水陆之冲、御寇要地”的战略地位，樊城港历来成为兵家必争要塞港，历时五年的宋元襄阳之战便在此发生。

襄阳城处于汉江南岸，汉唐以来，因扼汉江漕运咽喉，又处四方陆路要冲，舟联三湘吴会，车驰宛洛关陇，一直是全国性战略要地，也是鄂陕豫毗邻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江北的樊城，是清代汉江中游著名的水陆码头，也是襄阳的外港，被商界习称樊城。襄樊港埠众多，货物集散范围包括四川达县以北，任河以东，汉中以南，南阳西南，腹地十分广阔。上行可达汉中，贩运大米、盐、纸张、棉布、纸烟、火柴、京广杂货；下行直达汉口，装载芝麻、黄豆、小麦、杂粮、木耳、桐油、格子、药材、牲猪、牛皮、猪鬃、草绳等。乾隆年间，陕西铸造钱币，每年到湖北采备白铅、黑铅、点铅30万斤，自汉口运至襄阳，换楸子船运至龙驹寨雇骡驮运至西安。樊城街市依汉江而建，闹市则集中于前街和后街，有21条小街巷可直通河岸码头，大小船行20多家。码头岸坡有茶馆、饭庄、戏班、杂耍及各类摊点，仿若街市。近代长江对外开放后，汉江商路融入长江轮船运输网络，成为汉口、上海等城市推销洋货、交换农副产品的重要渠道，运输较前更为繁忙。19世纪60～70年代，平均每年经汉江运往西北及俄国的茶叶即达十几万担。清末

京汉铁路通车后，襄樊水运优势削弱，但因临近武汉，又有洋行入驻，仍不失为鄂西北商货集散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后，汉江上游的老河口兴起，下游的汉口持续繁荣，

樊城港经济腹地有所缩小。

繁忙的船只进出，大量的货物吞吐，给停泊装卸的码头带来繁荣。清同治《襄阳县志》载，襄、樊两城沿岸已有码头31个，其中樊城22个，从上至下有大码头、龙口、公馆门、渡口、林家巷、左家巷、杨家巷、邵家巷、晏公庙、余家巷、莫家巷、官码头、占吉庙、五显庙、回龙寺、汉阳码头、基峨巷、湖南馆、马道口、梯子口、迎旭门。襄阳（襄城）有罗家、刘家、长坡、小北门、官厅、铁桩、大北门、长门、闸口9个码头，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1000人左右。连临近汉江支流唐白河的双沟镇都有多家比较大的商号，如义兴钱庄、和兴钱庄、同兴典当、聚义生茶叶、源自山杂货号、宝泰盐号、庆大煤油号、福泰和酱园等。这些商号多为地主兼资本家，各掌握有运货木船30余只，来往于樊城和汉口之间。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樊城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诏命所传，贡赋所集”的漕运枢纽港，“四方凑会”的商货转运港，北民南徙的通过港，兵家必争的要塞港。这些都为樊城商业兴盛和会馆的兴起和持续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年代，樊城港持续使用至20世纪中叶。

1946年至1948年樊城码头基本情况如下：

表1 1946年至1948年樊城码头基本情况

以樊城在汉江流域的地理位置与汉口比较来说，正是“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以达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

从康乾时期至清末民初樊城商业甚为兴旺，“樊城如同汉口”。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写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重点市镇·樊城》条中如此描述：“樊城当汉水中流，属襄阳县境……其地市繁盛，人烟稠密，鄂省西北部分，除老河口外，当以此为巨镇。樊城市场之所以活跃，良以有大量农产品之输出，象棉花、小麦、黄豆、芝麻等，此项大量之农产品多系由唐河、白河两域及樊城附近各地，销售地点则为汉口。樊城不仅有大量的农产品输出，而且还有大宗的入口货品，以淮盐、棉纱、匹头、煤油、纸烟、红白糖等，每年输入总值达六百万元以上，就估价而论，以淮盐占居第一位，约为输入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凡此入口之货，皆由汉口水运出，到本地后，分销到附近的唐白两河流域各地。”

下面以漕粮和茶叶为例说明清代樊城港货物转运情况。

漕粮 漕粮一直为樊城港大宗货源。清代陕西自然灾害较多，襄阳、南阳两大产粮区与陕南临近，又有汉江——丹江传统漕运线路相通。据《续修商县志》引《商洛转漕图记》所载，“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以关中西凤饥，将襄阳存仓米二十万石，由丹水运至商州转运西安，减粜济民。命学士德珠、楚督丁思孔、襄镇殷化行董其事，造舟浚流，于二月六日自襄阳装发，三月杪达龙驹寨即转递，四月初抵西安开粜”。以后在光绪年间还有两次协济漕米。“光绪三年（1877), 陕西大饥，商州尤甚，上宪委员赴楚、豫采买杂粮，由河南赊社镇、荆子关入武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米包，由小江口入丹江，运至龙驹寨”。清代襄樊地区“邻谷协济”活动频繁，几乎贯穿始终。襄樊既是本府“存仓”之地，又是“邻谷协济”陕西的起运港，还是湖广、荆州等处的楚米和南阳等地的豫米调往陕西的中转港。虽然漕粮运输是临时性活动，但规模很大，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调运襄阳仓米20万石，比湖北省全年征粮总额还要多7万石，需要载重百石的小船上千艘承担运输。

茶叶 西北地区自唐代兴起的茶马互市之制到清代有所改变。康熙

四十四年（1705)令甘肃巡抚直接管理茶叶经销，并设置洮岷、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西安、庄浪5个茶马司，隶属都督府统管。茶叶经销采取招商领引的方法，由经销机关印制引票发给商人，赴外地采买。茶叶运到茶马司后，一半入库易马，一半由商贾销售。官马西道沿线销售的茶叶产地主要是湖南、四川、云南等行省，形成了南茶北运的传统习俗。

良马产于西北，北马南行，都通过茶马司集散运转，构成了茶马互市的独特贸易形式和运输结构。光绪初，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改招商领引为以票代引制，茶叶经销进一步活跃，茶叶运输随之繁荣。鸦片战争以后，中俄之间的贸易，陆路除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呼伦贝尔、喜峰口到北京的两条运输线外，又增加了从新疆经嘉峪关、兰州到汉口的运输线，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又成了一时的茶叶之路。清代，皋兰官路（即官马西道）是中国内地与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的商业贸易通衢大道，清代承袭历代“榷茶”制度，从采购到运输、储存和销售等都作了很大改进，主要是从官府方面加强了管理，并由陕甘总督府主持，将汉中、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出产的各种茶叶，集运于陕西省泾阳县，粗加工后，通过皋兰官路运至兰州盘验，行销各地。清朝主张“睦邻不以金缯，控驭不以师旅。假市易之微物，寄疆场以大权，其唯茶法乎”。

官马西道沿线的甘肃等行省，大都不产茶，所销茶叶，除陕南紫阳茶产地运距较近以外，其余运距都很远。清朝末年，从四川、湖南、云南等行省运至西安、兰州和西宁、银川、迪化等地茶叶的线路是：茯茶经陕西输入甘肃的线路有两条，其中之一就是由湖南益阳换乘大帆船至湖北沙市，经天门、樊城至老河口，改陆路运输经龙驹寨至西安、泾阳，运至兰州。

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红茶的运输线路即著名的中俄万里茶道，途经襄阳后北上河南赊店（今社旗）。湖北渔洋红花茶主要由宜昌、沙市顺长江和汉江运至老河口，再改陆运至陕西、甘肃。

一个地区物产是否丰富，是否为专业市场的形成提供足够资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襄阳境内地形为“六山二水二分田”。位于南襄盆地的襄阳、枣阳、老河口、宜城为平原丘陵地带，南漳、谷城、保康为山区，输出物产有平原和山区兼有的特色。有清一代，襄阳辖区内以粮食、经济作物、山货为大宗商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豆类、玉米、高粱、粟谷、水稻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芝麻、油菜、花生、烟叶、药材和麻等；山货有木耳、黄花、香菇等。另外，乾隆《襄阳府志》载：“谷城庙滩有绢。南漳有石青、石绿。枣阳有石炭。”

明代末年，江南地区就从湖北等地购买粮食，史载江南“半仰食江楚庐安之粟”。清康熙年间，“江浙百姓咸赖湖广米粟。”据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研究，清雍正年间，湖广运米江苏每年约为一千万石。清代，湖北粮食运销地除江苏外，还扩大到浙江、广东、福建。史载“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源不足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

清代至民国初年，襄阳境内粮食作物以小麦、大麦、豆类、玉米、高粱、粟谷等旱作物为主，水稻为辅，年产粮食4亿公斤左右。粮食主产区是襄阳、枣阳等县。在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第一卷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商人蒋兴哥的形象，反映了一种全新的婚姻爱情观念。枣阳商人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极为恩爱。婚后不久，蒋兴哥到广东经商，王三巧被安徽来枣阳的陈姓商人勾引失足。这个安徽商人陈大郎就是到枣阳贩米时认识王三巧的。话本虽然不是正史，但却是历史的映射。这个小说一方面说明当时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枣阳在明代就是重要的商品粮产区。

清末，襄、樊两镇向官府领取牙帖专门做粮食生意的牙行有吴福春、陈元兴、陈天成、大成鸿、徐恒发、周全兴、鸿盛福、王成荣、周摞兴、森茂福、天成衡11户，资本额8500元（银元，下同）。1930年，襄、樊两镇3种粮商（米行、米铺、米厂）23家，资本额2.32万元。以吴福春为最大，资本额2000元，地址在中山后街。按成交额牙行收取佣金3～5%。

1933年，襄、樊两镇粮行70余家，设立粮食同业公会。粮行按其经营形式和所在位置，有坡上粮行和河上粮行之分。坡上粮行一般做本地生意，粮食销行当地。河上粮行一般多做河下生意，粮食装船运销。交易品种以小麦、黄豆、高梁、芝麻、小米、蚕豆、豌豆等为大宗。河、坡粮行分汉阳帮、山西帮、河南帮、黄州帮、樊帮。1936年，汉阳帮5家，山西帮10家，大都做樊城、老河口的生意；河南帮10家，大都做双沟、张家湾、东津湾的生意；黄州帮 20家，大都做谷城、宜城、南漳的生意；樊帮6家，大都做当地粮食生意和充当经纪人。各粮帮有大小船约7600只，其中小河船（航行于唐白河船只）约3000只，大河船（航行于汉江船只）约4600只。襄、樊两镇粮食主要依靠水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河南地区小麦、黄豆、杂粮、芝麻等经唐白河，船运至樊城。

樊城是传统的粮食集散市场，在近代亦保持了这样的地位。在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的报告中有对樊城粮食市场的描述。“樊城之粮食市场，在张家湾；而张家湾之粮食市场，则在水上，由唐、白河所来之船只，即各以其地为帮，每帮之船，或三五只，或十数只，相系于一处，栉次鳞比，停泊于河中，当地即呼之为‘帮上’”，而且，“樊城之粮市，以出口之粮食，占重要之地位，而出口粮食之中，以黄豆、小麦最多，高粱、芝麻次之。此外为小米、蚕豆及豌豆，运出者亦不少，但皆系本地所产，非由唐、白各地运来者”。

棉花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棉花的传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但多在边疆种植。棉花大量传入内地，当在宋末元初。

襄阳为湖北省棉花主产区之一。1911年植棉90万亩，总产11万担。

乾隆《襄阳府志》说“棉花以枣、光二邑为多”。1919年至1932年，襄阳、枣阳、光化成为产棉县，常年产棉50～60万担，约占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枣阳所产布匹多销往陕西，每年陕西商人都要到枣阳收购当地所产“庄布”，“土人多鬻陕西客”。

樊城棉花市场始于清末，盛于民国。光绪末年，樊城棉花年输出量20000担。1917年，日信、吉田、武林等日商花行在樊城设庄收购，当年收购棉花达15000担。细绒棉花用在上海、汉口的日本纱厂，粗绒棉花则运到日本制造棉絮。1923年，日本花庄从樊城撤离。

抗战前夕，襄阳县棉花年产量达到133426担，枣阳县年产量达到

201803担。樊城又是鄂北、豫南的棉花集中地，由于本地纺织加工业欠发达。棉花大多转运武汉。据湖北棉产改进处编辑的《湖北之棉业》估算：襄阳平常年景棉花输出为100500包（每包重200斤，旧制每斤16两），其中在樊城、张湾出境达80000包。1937年是樊城棉花运销情况最好的年份，全年运输到汉口的棉花共95000包，即190000担，约11343吨。

鄂北地区是近代重要的棉花原产地，棉花贸易极为发达，土纱土布生产与经营历史悠久，无论樊城还是老河口都有大宗棉花口。清末，樊城匹头由京广杂货店经营，手工纺织的白布、毛蓝布和手工印染蓝底白花印花布，既销本地市场，又销行鄂西北山区和陕南一带。一些大商店也经营机织布（俗称洋布）。民国初期外国商行纷纷来樊城设庄立号，倾销洋布、洋纱，本地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一些经营土布的商号改为经营洋布，逐渐从广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经营布匹绸缎的洋货匹头商号。1922年襄阳、樊城匹头业商号27个。1926年为最盛时期，商号40多个，主要集中于樊城，年营业额400多万元，较著名商号有彭元昌、怡和、启兴、永远福、阮祥泰等。

烟叶 襄阳有着悠久的种烟历史，大面积种植已逾百年。烤烟种植始于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老河口建立美烟种子试验站。1906年前后，汉口福华、物华等烟草公司采购襄阳、枣阳烟叶每年5000担左右。1920～1936年，襄阳、枣阳、光化等县聘用河南省烟农种烟，年种植2万余亩，产烟叶2～3万担。后因禁种，产量锐减。

麻 襄阳境内主要种植黄麻、红麻、苎麻。1949年种植0.74万亩，产麻0.3万担。黄、红麻主要产于枣阳、襄阳，苎麻90%产于南漳。

襄阳土特产多为山货。南漳县和谷城县部分地区、保康县山区。历史上以出产木耳、茶叶、药材、土纸等山货特产为农村主要经济来源。商人通过水陆路将山区特产运到老河口、武镇、樊城等中心市镇集散或更远地区分销。

南漳是土特产资源丰富的山区县之一。《南漳县志》记载：“抗日战争以前，大量土特产经蛮河航道外销武汉，或经运销往襄樊，常年外销耳500吨，黄丝22.5吨，核桃仁325吨，桐油375吨，白果110吨。抗战期间，汉江航运中断，山林资源损失严重，农民负担沉重，各类土特产产量急剧下降。”

清末民国时期，樊城是鄂西北重要土特产品集散地。1937年，襄阳樊城山货行33家，经营桐油、生漆、木耳、生丝、麻、牛皮、杏仁、板栗、核桃、火纸和药材等，主要销行汉口、沙市和江西、湖南等地。1941年，由于战争影响，山货行减至25家。较著名商号为新盛永、庆隆、华丰协等。1948年尚有山货行14家。此外，老河口、保康、南漳、谷城等地也都是著名土特产品集散地，其中以老河口为最繁荣。清光绪末年到民国初期，老河口土特产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仅油行就达50家。土特产商号以李兴发资本最雄厚，资本100多万元，雇工100多人，经营地域上至安康下至汉口。光绪二十七年（1901), 日本商人在老河口开设再春漆行，并以高价抢购土特产品，生漆市价24 两银子一担，日商以超出一倍价格抢购，并直接深入产区购买。为了抵制日商，老河口土产商中申帮（上海商人）、陕西帮（陕西商人）、本帮（老河口商人）联合起来，不将货物销售给日商，只将生漆卖给申帮。日商又进一步抬高漆价，申帮也提价抗争，因此生漆价格每担涨到144两，再春漆行因得不到货而停业。1929年至1932年，国民政府军队在老河口下游汉江上架设3座军用浮桥，交通受阻，老河口土特产输出受到影响。1933年浮桥拆除、河道通航，运往汉口桐油15万篓（每篓净重200斤）。1936年，老河口土产商有240多户。抗战期间，武汉等地沦陷，老河口土特产品失去主要销售市场趋于萧条。1941年土产商减至100余户，输出量仅占抗战前的39.5%。抗战结束后老河口土特产行业虽有所恢复，但商户、资本及贸易量都较抗战前逊色。

保康除城关外，还有歇马河、马桥、寺坪等12处小型土特产集散地。抗战前年均输出木耳2000担、斗纸25万块、桐油1万斤、山漆500斤。主要销往樊城、老河口、汉口，其次销往谷城、南漳、宜城及向南等地，输出总额200250元。

谷城以城关和石花为最大土特产集散地，输出品种以木耳、火纸、香末、桐油、木油为大宗。

以下简述木耳、药材、桐油、土纸、木材的出产情况。

主要指黑木耳，适宜在海拔500～1000米的半高山地带生长。以保康为例，其木耳生产历史悠久，据清康熙三年（1664)《保康县志》记载：“栎木可结木耳，有赤、白、黑三种，白者为世所珍，而产不多。”两峪芭桃园一碑文记载：“道光年间，已有人工生产黑木耳。”1919年《湖北地理志》记载：“鄂西黑木耳产量占全省，95%以上，亦居全国之冠，尤以保康、房县为多。”民国二十二年（1933)产10万公斤，民国三十一年（1942)产13.2万公斤。

茶叶 南漳、保康、谷城3县均有出产，且品质优良。清咸丰八年（1858)谷城茶叶生产量占全省第13位，光绪十七年（1891), 知县瞿元灿将谷城茶农生产茶叶的种、采、培炙的方法总结上报，受到湖北道曹南英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曾饬令各州县推广仿效。民国二十五年（1936), 全县产茶叶101.19万公斤。

药材 襄阳境内有药材植物520余种，大宗药材及珍贵药材有麦冬、茯苓、苍术、当归、天麻、桔梗、金钗、灵芝、鸡爪黄连等。药材品类繁多，山区各县均有出产。此不详述。

除了丝、茶、棉之外，桐油也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品，尤其是一战以后，国内桐油贸易集散地一大来源地便是汉江流域。谷城桐油以产量高、质地纯、水分低出名。由于交通和产地分布因素，汉口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桐油贸易集散地。民国时期，桐油是巩固老河口的地区商业中心地位的重要商品。老河口的桐油运销在汉江中上游一线具有垄断性地位，是汉口桐油贸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在湖北境内仅次于汉口的桐油市场。在夏季由汉口溯河而上之小轮船可直达老河口，再用帆船由老河口西上，可达陕南。集中鄂北和陕南各县所产桐油，再循汉江集中老河口，然后用小轮船或木船运往汉口销售。

土纸 主要用途为民俗用纸的土纸主产地集中在南漳、谷城、保康3县。手工造纸业从清代就有记载。同治《南漳县志·物产》云：“山竹，邑西南连嶂皆是，居民岁崭作纸，呼为竹麻。”民国年间，南漳手工制造土纸是西南山区居民的一项重要副业，年产500多吨，销于本省及河南等地。民国二十五年（1936), 谷城全县土纸3200万块。

木材 湖北西部的荆襄山区，山深林茂，盛产优质林木，有许多木材外运全国各地。明代永乐时期，为迁都北京，明政府修造北京城，荆襄山区林木也多次外运各地，明政府在荆州设立关署，收取入荆襄、施州（今恩施）及其他地区贩运来的竹木税。

四、襄阳城乡市场的繁荣

经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指出：一个市场，无论是省城、府城、县城、市镇，其繁荣程度和覆盖面、辐射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或条件。一是交通是否方便，是否处于交通枢纽位置。在明清时期，是否处于水路枢纽而且是否具有码头更为重要。二是本地和周围地区所能提供的商品量及其价值，即物产是否丰富、是否形成专业市场，以及专业市场的种类、规模、商品附加值的大小。三是本地居民的富裕程度或消费能力的大小，以及消费观念的状况。以上市场条件满足得越充分，则市场越繁荣，对周边乃至国内、国际市场的辐射面或影响力也就越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尽管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以互通有无、满足生活需要，贱买贵卖、牟利赚钱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直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补充，或者说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商业地理学中，衡量地区商业中心的一项重要指标便是其商业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进而确定其商贸取向。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流通商品的构成与来源无疑是影响区域商业中心发展与变动的关键性因素，而交通通达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的流通格局，金融业、配套加工业的分布状况等也同商业地理变化密切相关。

城乡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市场的建立，为襄阳城乡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人口增长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之一。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襄阳府人口为106334户，411382口。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至332968户，1829006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增至644135户，3323309口（含随县）。

襄阳城乡市场的繁荣是会馆出现的必要条件。市场、市集、市镇都与商业有关。“市”的本意是指买卖或交易活动。《易·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场”为场所。所以市场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或指买卖、交易的过程，或指买卖、交易的场所。狭义的市场即交易或买卖场所。在明清时期，这种市场包括摊点、商铺构成的集市、集镇。广义的市场指无形市场，即交易的过程和关系，以及由商品联系起来的有关人与事、时间和空间，包括生产者、贩运者、销售者、管理者等，也包括商品在生产、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如商品流通所形成的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清代襄阳府领襄阳、枣阳、光化、谷城、宜城、南漳6县和均州（后改均县、今丹江口市）。清代郧阳府管辖的保康县，1912年划归襄阳管辖。以上襄阳境内的各县城乡商品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繁荣。除保康县南部外，其它县行政区域都属于广义的汉江流域，与本行政区域最大商业中心市镇——樊城镇同属一个经济区。

据宣统《湖北通志·建置志》《乡镇》所录乡镇数量，“襄阳县

五十四，宜城县二十五，南漳县三十一，枣阳县五十七，谷城县三十二，光化县三十二”，“保康县四十八”，从中可以看到各县乡镇数量已经不少，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是襄阳市镇的全部。有乡镇必有市场，可以想象清代各地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形。

（节选自《襄阳会馆》，有删减）

（张平乐系湖北文理学院建工学院副教授；李秀桦系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成员、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