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905年来过香港，可惜记载只有只字片言。这段语焉不详的史料后来就成了《十月围城》的故事线索。导演陈德森想象的这个故事非常传奇：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孙中山，清廷的暗杀最终失败。

　　比“六十分钟打戏无喘息”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小人物都是不经意地走进了大历史，有人为报恩，有人为复仇，有的人，则是为了重拾尊严。

　　《十月围城》问世之路坎坷多舛，陈德森熬了十年。其实十年铸剑对香港影人并不新鲜，尔冬升的《新宿事件》也用了这么久。帮陈德森圆梦的是《十月围城》监制陈可辛，他用一亿五千万为自己的北京公司“人人影视”打响了创业的头炮。

　　“陈可辛打算丢弃他的作者论，杜琪峰也要北上。”香港影评人文隽又在担忧“本土无作者”了。“为什么还要分港片不港片？”陈可辛说。其实除了票房，陈可辛这一次想积累的东西很多。《十月围城》是他的支点之一，后面要撬动的是更大的世界。“市场大就生意好，生意好就空间大。”陈可辛想得很清楚。

　　胸襟和意念坚守出的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且让时间作证。

　　双陈故事 路上十年

　　整整十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非典”、车祸及丧母之痛后，导演陈德森终于搭建出那座“城”，和陈可辛一起拍出这部豪华动作大片

　　■本刊记者/余楠（发自香港）

　　在香港影坛几近谷底的1999年，有这样两个疯子：一个摄影出身的导演要拍摄一部警匪互有卧底的黑帮片，他要老板拿出的投资是4800万，其中一半的投资将为他脑海中超豪华的演员班底买单。另一位演员出身的导演要拍摄的是一部几个小人物保护一个大人物的动作片，他要的投资更多——6800万。更加离谱的是，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将用来搭建故事的发生地，它是1905年的香港中环。

　　2002年12月，那部黑帮片问世。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四位香港金像奖影帝和郑秀文、陈慧琳、萧亚轩三位当红天后一起出现在片中，影片一上映迅速席卷全城，票房超过张艺谋电影《英雄》在香港的成绩，荣膺年度票房冠军。这就是刘伟强的《无间道》。在这位“疯子导演”圆梦七年之后，那部需要耗资6800万的动作片终于问世，不过它的投资已经变成了1.5亿人民币。这就是陈德森的《十月围城》。从最初酝酿拍摄算起，整整十年光景，云烟一缕，杳不可寻。

　　十年之前，第一个帮助《十月围城》初具雏形的是陈德森的朋友陈可辛，如今后者是这部片子的监制。当年，陈可辛已经拍完自己的首部好莱坞电影《情书》，结束两年游历之后返港组建自己的电影公司。在四季如春的东方之珠，那几年是很多港人生命里漫长的寒冬，尤其是电影人。

　　“你都想象不到那个时候电影是怎样的状况。”陈德森回忆说，“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整个经济大环境就很差，再加上盗版的冲击，从前我们一年能有300部电影，后来一下子就变成只有70部。很多人重新回到电视台，或者靠拍广告、电视电影糊口。我的一个做副导演的朋友就去开计程车去了。”

　　那是一段逆流而上的创业岁月。视野大开之后，陈可辛看到今非昔比，单纯依靠本土已经很难再有建树，于是踌躇满志地规划自己“新亚洲电影”蓝图，与陈德森、冯意清一道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s”电影公司。当年公司预计用一文一武两部影片打响头炮，武戏的拍摄任务就落到了擅长动作片的陈德森身上。《神偷谍影》、《紫雨风暴》、《特务迷城》等动作片都出自他之手。

　　“我就跟陈可辛说我有三个想法。”陈德森说，“第一，要有六个义士。第二，这个戏，分成两部分。前一个小时是文戏，很紧张，就是怎样找到这六个义士，义士们以不同理由去参加保护大人物的这个行动，他们的感情世界要很丰富。后一个小时，我要从头打到尾。他说哇，听起来很有创意。”

　　这些义士要保护的大人物到底是谁？这是困扰陈德森很长时间的一大难题。陈可辛当时给他推荐了一部电影，由父亲陈铜民于1973年拍摄的电影《赤胆好汉》，讲述一群好汉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当年11岁的陈可辛参演了这部影片。在陈可辛的帮助下，大人物是谁的难题迎刃而解，最大的难题来自陈德森三大创意中的最后一个。

　　“我说我第三个想法，就是我要搭这个城。”陈德森说的“这个城”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所——1905年的中环，因此这个剧本最早的名字是《十月维城》，一字之差的那个“维”，是香港标志之一维多利亚湾。在陈德森好友、编剧苏照彬的建议下，影片最终更名为《十月围城》。陈德森当时的想法是，按照1905年香港中环的原貌一比一复制。

　　“陈可辛一听，说，你没事吧？那时候他也听不进去。他说你要搭这个城，成本得多大？你有没有回收空间？我们投资3000万，如果戏好的话，还可以拼回来。你投资6800万，怎么收回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搭。他不同意，他觉得那时候的气候不容许你这么做。”陈德森说。

　　陈可辛当时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救市”是香港影人的当务之急。这一年，香港影坛绕不开的一部作品是周星驰的《少林足球》。200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用连同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在内的七项大奖，前所未有地褒奖了打拼近20年的周星驰和他的新作《少林足球》。因为如果这一年香港影坛没有这部作品，全港票房将倒退整整20年。

　　《十月围城》的计划搁浅后，陈德森离开“Applause Pictures”公司，去台湾做起了监制。武戏停拍之后，陈可辛公司的首部文戏问世，这就是后来和泰国导演朗斯·尼美毕达合作、钟丽缇主演的《晚娘》。

　　在那之后，“Applause Pictures”公司投拍的“新亚洲电影”——与韩国导演许秦豪合作的《春逝》以及陈可辛自己担任导演的《三更》等新作陆续问世。与此同时，陈德森在台湾监制的作品《台北晚九朝五》、《寻找周杰伦》也相继问世，只是反响平平，并不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陈德森会不断和形形色色的投资人提起自己的《十月围城》。用他的话说，“十个有八个听了会觉得我发疯，他们都觉得根本没必要建这座城。你拍的是人，干嘛非要这座城呢？当时找遍香港台湾，都没有人给我投。”在陈德森的记忆里，当时所有人反对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力挺建城，他就是香港导演王晶。

　　最终打破僵局的是陈德森在台湾的投资人、UFJ银行副总裁曾献基。“他就跟我说，他们不做我们自己做，我一个人投，不要靠别人了。”陈德森回忆。曾经一起合作《神偷谍影》、《紫雨风暴》、《特务迷城》的团队再次和陈德森站在了一起，在广东佛山的南海影视基地，建城工程破土动工。这项浩大的工程，从码头到店铺、街道，甚至内海，一应俱全。

　　而在此前，陈德森就已经开始物色演员。“我差不多接触了所有的好演员，找来找去，找了半年，终于找到了七个。”在看过《武状元苏乞儿》之后，如今《十月围城》中黎明饰演的乞丐一角最早属于周星驰。李宇春那个打女的角色当年是找的台湾当红歌手萧亚轩，而梁家辉出演的革命党一角，当时是找的张国荣。

　　尽管如今的陈德森已经信佛，但在他的记忆里，佛山这个地方想必远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满腹慈悲。2003年春天，影视城搭景的工程完成不到三分之一，距离拍摄基地20分钟车程的邻村曝出中国内地第一例非典病例。当时身在基地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外界情形，反应最迅速的是香港媒体，铺天盖地的滚动新闻让电视机前工作人员的家属寝食难安。那时剧组班底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频繁在电话里安慰香港家人。

　　疫情汹汹而来，最终还是超过了所有人的预计。直到媒体报道出首例死亡病例，剧组终于不得不面对停工这个难题。疫情依然在肆虐，《十月围城》宣布停工。那些木制的布景，于是在梅雨季节里，孤零零淋得透湿，陈德森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春寒料峭。

　　疫情退去是在半年之后，警报解除的第一刻，陈德森和自己的布景队第一个回到影视城迅速开工。在2003年的岁末，看着影视城里呼之欲出的中环城，陈德森感到围城梦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如此之近，触手可及。

　　就在陈德森大梦将圆之际，当年在世纪末和他一起痴痴狂想的另一位导演刘伟强也正步入一段新的巅峰生涯。《无间道》一经问世便一发而不可收，首部曲成为内地引进的首部香港黑帮片，二、三两部续集陆续筹备拍摄。在2003年6月，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签订。这些信息极大地鼓励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可辛。

　　监制完两部《金鸡》系列和导演完两部《见鬼》系列后，埋头推进新亚洲电影的陈可辛，视线已经投向了中国北方，在那里，他已经开始憧憬另一个更宏大的电影版图。而陈德森的幸运之神打了一个照面之后，就不辞而别了。

　　2004年2月8日，陈德森的老板曾献基在自己的私家游艇自杀身亡。在遗书中，曾献基称自杀是因为财政困难。据陈德森介绍，曾献基被生意伙伴欺骗，被骗金额高达十几亿港币。当时的他已然无路可走。此时距离原计划《十月围城》的开机时间，只有一个月。多年后讲起这段往事，陈德森依然难掩激动，他的总结是四个字：晴天霹雳。

　　为了让拍摄能够继续，陈德森联系了另外两家公司，一家来自内地，一家来自香港。但是律师告诉陈德森，任何钱都不要碰，银行还在告他。曾献基生前供职的银行以挪用罪名正在跟陈德森打官司。“其实我老板被骗的钱是银行的，投给我的钱，是他自己的。”陈德森说。

　　至此，《十月围城》前后已经搭进1500万港币。宣布停拍的那天，“围城”最重大的功臣之一、美术指导麦国强站在自己耗费五年心血的“中环城”前，哭了一个小时。他的孩子就是在辗转筹备的这五年中诞生的，好多图纸都是他当奶爸时抱着宝宝创作完成。

　　就在陈德森老板出事的两周之内，陈德森的妈妈中风。接下来，他的姐姐患上癌症。随后不久，他遭遇了一场车祸。在2004年年底，陈德森母亲辞世。“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已经崩溃，什么都做不了。”陈德森患上了抑郁症。

　　在车祸之后的三个月，大难不死的陈德森信了佛。“要想站起来，还是要靠自己。”陈德森说。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印度。陈德森说，他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慢慢好起来。

　　“停拍在香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尤其是我这个戏，找过那么多人，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剧本。”陈德森介绍，正因如此，《十月围城》后来才在整个香港电影圈无人不晓。在陈德森逐渐转好之后，拍出《十月围城》这件事有了特别的分量。“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更觉得，不做不行，而且必须做成。”

　　就在陈德森继续四处寻找机会，再度启动《十月围城》的时候，陈可辛迈出了北上的第一步。2005年，陈可辛的一部歌舞片《如果·爱》问世。完成这次试水之后，陈可辛获得了征战内地最重要的实战经验，两年之后，云集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大巨星的《投名状》诞生，并且登陆2007年年底贺岁档。进入2008年年初，《投名状》票房过两亿。

　　看到朋友取得的骄人战绩，陈德森与有荣焉。得知票房已过两亿那天，他拿出手机给陈可辛发了一条祝贺短信。陈可辛的电话随后就打过来了。“他就问我，《十月围城》我还拍不拍？我说拍啊。他说好，那我们就来聊聊。”陈德森说那你得给我建那座城。陈可辛说了一个字：好。他非常清楚，拍摄《十月围城》的时机已经来了。

　　就在二人这通电话之前，陈德森刚刚经历一次不小的打击。当时他准备翻拍一部邵氏经典《血滴子》，演员已经谈下周迅、张震和孙红雷。但是开拍在即，最终流产。

　　香港影人最不缺的就是行动派，二人一边寻找投资，一边开始建组。为陈可辛拍摄《投名状》的摄影师黄岳泰成为《十月围城》摄影。陈德森心中有一个愿望：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些人，能找多少是多少。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几乎无一例外，悉数重新报到：服装指导吴里璐、动作指导董玮……心情复杂丝毫不输陈德森的应该是美术指导麦国强，两人当初设计的两个半足球场大小的中环城，这一次将扩建到足足有五个半足球场那么大。麦国强拿出多年前画下的那些图纸，开始在那上面更加酣畅地涂描画写。

　　从2008年10月开始，整整历时8个月，这座1905年的香港中环在上海胜强影视基地彻底竣工。

　　2009年2月，陈可辛在内地的电影公司“人人影视”成立，依旧和他以前创业的思路一样，与他一起组建“铁三角”的是内地导演黄建新和近年来在影片发行领域表现不俗的于东。《十月围城》新的身份是“人人影视”给观众的首份见面礼，上映时间锁定2009年12月18日。陈可辛出任影片监制。演员阵容囊括甄子丹、黎明、梁家辉、王学圻、曾志伟、任达华、李嘉欣、范冰冰、李宇春、巴特尔等人，这个班底虽然不及《投名状》豪华，但足够吊起观众的胃口。

　　尽管提前做过很多预案，陈德森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开机前降临了。上海的梅雨季节提前来临，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月。开机的第三天，陈德森向陈可辛提出了一个令对方非常意外的建议。“我跟他说，我们赶紧找人帮忙，拍不完的。”这是陈德森第一次拍摄在开机之初就宣布上映日期的大制作，他坦言的确“压力太大”。

　　陈德森也清楚，12月18日这个档期是圣诞来临之前的黄金档期。“要是推迟到明年，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个电影。陈可辛就跟我说,没关系德森，我相信你。好好享受这个大制作的过程吧。怎么享受？赶死我们啊。我跟他说，我不介意，这是我十年的一个大梦，我就想把它做出来。”

　　接下来的情形的确远不如陈可辛期待的那般令陈德森享受。最早进组的演员已经从2月开始算时间了。甄子丹后面的《锦衣卫》和《叶问2》都已经签约，李宇春也推掉所有商演和演唱会计划。陈德森开始在每天拍摄结束之后整夜失眠。“我实在没有办法睡觉，打开窗户眼前就是那个景。天天做梦，半夜梦中醒来，大喊的一声也是‘cut’，做梦都是在片场，压力太大了。”陈德森服用安眠药的剂量已达极限，依然不见半点起色。身形健壮的他病倒了。

　　陈德森不得不离开片场，回到香港养病。回家以后，他关掉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每天就吃一顿，有时连澡都懒得洗，其余所有时间就干一件事：睡觉。刘伟强就是在陈德森缺阵的这段日子里来到片场救火。“在我们香港，帮忙拍电影是很常见的事情。”修整两周后，陈德森回到了片场。谈到回来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陈可辛不停打电话，另一方面就是剧组“军心有些涣散”。——大梦，毕竟是他的。

　　这样一组数字也许能说明担任《十月围城》的导演所需承受的强度：剧组固定人口400人，单日拍摄最多派发盒饭1000盒，服装、化妆、道具每天开工时间是凌晨四点半，单场拍摄最多是五台摄影机同时拍摄，群众演员最多一场为1000人的大场面，单日平均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

　　“60分钟打戏无喘息”，这是《十月围城》如今广为人知的看点。就是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作为导演，陈德森的纪录是连续工作26个小时——拍摄片中高潮部分甄子丹那场打戏。如今很多观众都从宣传片中看到过这段从“跑酷”运动中获得灵感的打戏片段，复杂的调度唯有在片中领略全貌了。

　　《十月围城》即将公映之前，原本计划和它同一天登陆院线的《刺陵》和《三枪拍案惊奇》都选择将档期提前，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预言：《十月围城》将创造新的传奇。

　　大梦终圆之际，陈德森满身疲惫，也一脸兴奋。他与《新世纪周刊》侃侃而谈的地点是陈可辛在香港九龙的公司，维多利亚湾静静地躺在窗外不远的地方，一片蜿蜒在海水中的狭长陆地是启德机场的跑道，因为只有一条跑道和午夜至黎明禁飞，一度货运吞吐达全球之冠的启德机场十年前已经关闭。在几十公里之外新界大屿山以北，填海而造的新机场让香港的上空更加繁忙。令陈德森欣慰的事情也在增多，比如那个开计程车的副导演如今又回到了电影圈做起了副导演。陈德森淡淡一笑：“香港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

陈德森：我没有风格，我只有调

　　很多人问我什么风格，我都告诉他们，我没有风格，我只有调。我不觉得电影是作者的，它是全体的

　　■本刊记者/余楠（发自香港）

　　拍完《十月围城》之后，陈德森的白头发比以前多了，他笑称“十年一战，一战白头”。历经十年坚持，《十月围城》终于问世。

　　在陈德森的创作观里，电影分两种：一种是“话题”电影，好像他的《童梦奇缘》，刘德华一天变老，就是话题；另一种是“值得”的电影，比如他的动作片《神偷谍影》、《紫雨风暴》、《特务迷城》，还有这次的《十月围城》，观众看完走出影院后，会觉得票钱值得。——其实更值得玩味的是陈德森置身的立场：只有站在观众那一边想问题的人，才会觉得电影要么“话题”，要么“值得”。

　　《新世纪周刊》VS陈德森说“围城”

　　片子最后一个小时，果真“六十分钟打戏无喘息”吗？

　　对。那六十分钟是讲孙中山从上岸到码头，再去办事，再回码头离开。我就想一口气给观众看看怎么保护孙中山，其实设计就是每个人保护一段路，从码头到皇后大道，再到史丹利街，到百花街，到《中国日报》，再回到楼梯街，一个英雄保护一段。这个我也是自己想做的一个新的尝试。你看不管好莱坞、欧洲还是香港，所有动作片都有一个模式：开场一个大打，15分钟后来个小打，中段再来一个大打，从中段到结尾，两个小打，最后高潮。我就想在《十月围城》里，打破这样一个模式。

　　你跟动作指导董玮是一个拿奖众多的经典组合，除了六十分钟打戏不停，这次有没有给观众别的惊喜？

　　我跟董玮合作很愉快，有很多导演不喜欢设计动作，说难听点，有人是拍文戏的，他真的是不懂，可是我就很喜欢设计动作。其实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能为了打而打。拍特效，我们比不过老外。我们的动作指导去国外拍了这么多年，老外也学会了我们的动作。可是中国人的功夫类型，还有这些功夫里面的情感，他学不来。所以我就要用不同的动作去加入每个人的背景。

　　每一个人，我给他的背景都很不一样。像李宇春演的打女，她是戏子，我就把京剧里的那些程式给她设计进去。甄子丹那个角色，受英国警察的训练，要拳拳到肉，置对方于死地。巴特尔演的是孔武有力的少林武僧，以一打十。黎明那个是功夫世家，文武兼备，打起来就很飘逸。谢霆锋，拉黄包车，街头长大，随手拿起个东西，就是武器，每个都不一样。反派也是，一队暗杀小组，不能只有一个人厉害，我找了三个在现实里就是冠军的人。一个是越南华侨，他打遍美国的比赛，又回到泰国打泰拳，在台上一分钟就把对方撂倒。另外一个是《叶问》前传的男主角，他自由搏击拿了三届冠军，另外一个是《叶问》里面演哥哥的那个演员，他是少林出来的，学少林拳。片子里的每一个人，我背后都有设计。

　　十年至今很多投资人在《十月围城》这里望而却步，就是你执意要建城。你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就是为了最后那六十分钟的打戏。如果不计代价，单纯就是说要这些景来拍摄，其实马来西亚有一点，香港有一点，广州有一点。但是我怎么可能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十三个演员的档期，我如果迁就演员，就要不停地飞。我的景已经花到了4000多万，我再带着剧组六百人到处走，不可能。香港有景，但不能拍动作，旁边不是商场就是地铁。

　　很多投资人都希望你在影视城完成拍摄，但是你还是拒绝了，一直等到现在。

　　这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你说我怎么能就在上海拍？《十月围城》不是那种混的电影，我混不过去，我也觉得在骗观众，所以我就有点坚持。有个美国的投资人，一直就希望我把这个故事改在美国，因为孙中山在三藩的确被暗杀过一次，你查查历史。每一件事，只要有要求，就不会太容易，就只有坚持。大雨一过，太阳肯定就会出来，我后面还有很多戏还是很难拍，但我还是会去做。

　　据说你把编剧快逼疯了？

　　那是玩笑，不过我们的确给编剧压力很大。有人问我自己改到第几稿，不夸张地说，两千稿也有了。那个编剧是当时我跟陈可辛两个人一起跟他谈，两个导演跟他聊，他左脑右脑要一起用，很容易撞车，那个过程是蛮折腾的。

　　《十月围城》的演员阵容很有意思，你为什么选择巴特尔这样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来参演？

　　我想这个团队站在一起的时候有点特别。你想，这样一群无名英雄，应该来自五湖四海，当然应该是各种不同的人，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巴特尔来演也很特别，他的角色是一个少林武僧。以前只是想让他来打，但是他来了之后，大家就很喜欢他，所以后来这个角色就有点中和的作用。《十月围城》这个戏整体上是悲壮，巴特尔这个角色有幽默感，带点喜感，他可以中和一下整体的味道。

　　选择李宇春也很大胆，当初不觉得太冒险吗？

　　其实打女方红这个角色我们一直没选到，当时我们一边写剧本，一边就在选演员，剧本没完成，演员就没法谈。我们制作组有一次在想演员的时候，正好在网上看到了李宇春的一段演出视频，哇，这个人年纪不大，但是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她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戏子，角色的脾气跟她也很贴，可能是一个尝试吧。

　　你看到她这次的演出，你对她从前的一些印象肯定会改观。这个女孩子太聪明了，很有上进心。她是个歌手，在台上只是跳舞，从来没打过，但是结果她一学就上手。一个从来没有打过的，在我这个戏里能打得那么利落，真的很厉害。她自己非常用功，私底下打得全身酸痛，手都抬不起来，休息了三天才好。

　　从今年开始，我们香港有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李宇春和巴特尔一定都会进去，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不信你到时候去看。

　　你曾说过你对曾志伟有些内疚，这是为什么？

　　十年前他就在我的演员阵容里，不过当时他的角色是现在王学圻演的这个富商。后来陈可辛就跟我说，这四五年曾志伟给人感觉掌门人的印象太深了，你叫他演那么严肃的香港富商是有点问题的，如果他的形象观众不接受，整个戏就很难搞。不是他演技不好，是怕他反效果。陈可辛不好意思跟他直接说，他们俩人情同父子，感情很深，我说没关系，我去坦白。后来我去找他，我说志伟不要介意，反正你帮我的忙。他也觉得这个剧本很棒，他说《十月围城》是他这么多年来看过的最棒的剧本之一。

　　据说梁家辉也跟曾志伟一样，等这个戏等了十年。

　　对，那时候他还年轻，练得一身肌肉，准备演现在胡军这个反派角色，就是清廷派来的杀手统领，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后来《十月围城》再开始拍时，我跟梁家辉说，现在大家都老了，我也不想你受伤，你演文戏吧，帮我演《中国日报》报社社长，这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串联整个戏的。他说，啊，我等你十年了，我就是为了演杀手那个角色啊。我说就是因为等了十年，所以我投桃报李，还要你演，你的角色是革命党的香港领袖。除了孙中山，就是他这个角色是真实的。梁家辉书卷气很重，我觉得很合适。

　　平衡这些演员，你觉得困难吗？

　　倒也还好，其实我们六七个义士的线是独立的，就是用王学圻演的富商李玉堂去串这些人，所以他们看完剧本后，就觉得是在挑战自己，没有去想别人。挑战之后再看别人，觉得别人也都很好。《十月围城》不是人物传记，所以不存在什么争风吃醋。你像霆锋，他那么用功，也不计较，有的时候他就是做个背景站在那里，因为他觉得别人的戏都很好看。

　　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回

　　《十月围城》在你心中装了十年，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革命、爱国、为国牺牲，但是这些拍得太多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是一群小人物，完全的无名英雄，其实他们很了不起。就像我们《十月围城》，现在你们知道陈可辛、黄建新或者陈德森，但是还有好多无名英雄，没有他们，我们“革命”也不能成功。我再去挖掘这些人物的故事，就发现在爱国的大前提下还埋藏着有很多私人情感。你看《十月围城》里，王学圻是爱国的，梁家辉是爱国的，但是其他的人，只是为了证实自己，死得有意义。有的为了报恩，有的为了下一代，为了亲情、爱情、友情，都不是为了爱国。我觉得这样写，观众会多一个层面看这个事情，所以我是主旋律商业片不假，但我也有别的情感在走，这是我最喜欢的。

　　你入行至今三十三年，是资深的导演，为什么会觉得压力这么大，甚至病倒？

　　时间太紧，这是所有导演最怕的问题。你比如《投名状》没有说铁定哪一天上，但是我们这个铁定12月18号上，这个很狠的。我真的面对不了，拍不完。当时我们因为梅雨季节，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演员的档期已经定了，人家不可能不接戏啊，拍完我这个清朝戏要养头发的。我的心就急了，就没办法睡。半夜我吃到第三颗安眠药的时候，也只能睡四个小时。天亮后我脑袋要自己醒过来，但是药力还在，到片场整个人就很飘，这个戏是绝对不能飘的。但是没有精神，你又没办法创作。所以我压力太大了，我必须完全抽离一下。果然我回到香港以后，吃一粒药就可以睡。一个礼拜以后，陈可辛就打电话说，你能回来吗？军心有点散漫了。其实没有我也可以拍下去，可是这个组是我的一个团队，我一走，他们就没底了。他们也知道我压抑，有压力，他们也相信陈可辛、刘伟强，只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

　　假如陈可辛不一直打电话希望你回来，后果会怎样？

　　可能会休息更久，也可能也就这样放弃了。太累了，你不知道那个累到什么程度，我每天的梦里还在现场，半夜里大喊“CUT”，没有离开过。本来6月份要关机的，但是我一看，起码还要一个月才能拍完。后来我还是回来了，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完成，就算不是一个十年大梦，这么做好像对我整个团队，对陈可辛，对黄建新，没有一个交代，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我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所以我就回来了。

　　你自己也说“这样的十年，我的人生中不会再有”。

　　你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年？七八个，可能五六个，你不知道。大家这么相信这个戏，为什么？这个真不是个人魅力，是因为全是香港最好的一帮人，黄岳泰（摄影指导）、麦国强（美术指导）、董玮（动作指导）、吴里璐（服装指导），这些都是全香港最受尊重的同行，一起来做，得益的是观众。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但是我脸皮不够厚，我总是想躲到机器后面去，有时候我做演员，会跟大家有争执，有时我从演员角度去看导演，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人的艺术，你要让所有人相信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一条心，非常难。有人问拿破仑，为什么你百战百胜？他就叫一个兵进来，说齐步走，那个兵就走，走到窗户跟前，他没有喊停，那个兵就掉下去了。我经常去讲课，我一直跟人说，我是普罗大众那一派，我说我不觉得电影是作者论，它是全体的。

　　很多导演之所以选择拍电影，就是因为希望实现作者电影，为什么你恰好相反？

　　很多人问我什么风格，我都告诉他们，我没有风格，我只有调。《童梦奇缘》要梦幻，这就是调。电影好不好看没有定义的。你要让观众进戏院，就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花钱去看。

　　每一个戏都会有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对得起观众，我对不对得起影展啊、影评人啊，对不起，不关我的事。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要你开心，可能我吓到你半死，我可能要你哭到半死，可能要你笑到肚皮撑破，我就是要你在那两个小时里“忘忧”。当然，前提是我要自己喜欢，自己感动。我不想拿奖，拿奖是别人给你的，也是想不来的，你为拿奖去拍戏，那是放屁。可能我不懂吧，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么想过。

　　你曾说你做电影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这个故事放在哪里都能懂。

　　对，昆汀·塔伦蒂诺在飞机上看完《紫雨风暴》，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美国人后来就买走版权，要拍，如果不是“9·11”，我们当时和寰亚就已经去美国拍了。《童梦奇缘》，在非洲也能拍，一个小男孩，一个巫师。《十月围城》也是，换成美国三藩市，也能做。

　　但是我还是坚持《十月围城》要在中国拍，要建1905年的香港中环。陈可辛是华侨，所以他爱国的那种感受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我也希望能够在白种人那里，北美、欧洲那里，争取到他们对港片的一些信心。

　　以你自己为例，你有没想过为什么你们对港片的感情这么深？

　　其实真的不是别的，我只会做这个。我曾经把自己的楼卖掉，去炒股，结果我的股票现在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你去问陈可辛，他炒股有没有赢过，他也是输，我们都不懂生意是怎么回事。拍电影也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我辛辛苦苦赚了一层楼，结果去炒股，全部输掉。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是很理想化的，电影就是做梦，做生意、买股票不能做梦。

　　我们搞别的，做别的东西都死得很惨，我们这群人又不能做生意，但是又喜欢拍片啊，票房啊这些痛苦的折腾。我觉得这种生活还不错，也不是那么富裕。观众去戏院也是寻梦，那你做个好梦、精彩的梦，就和他分享，所以我还是继续做梦吧。

陈可辛：《十月围城》很商业，但也最接近观众

　　“我们做电影的人一定得有骨气，我们的腰杆要站直，那就得电影赚钱。”

　　■本刊记者/余楠（发自香港）

　　《十月围城》是陈可辛在内地和搭档黄建新、于东组建“人人影视”公司之后的开门大作，他从不讳言这部动作大片致力的商业诉求。但也正是因为陈可辛的监制身份和个人品牌，《十月围城》并不单纯只是一部票房传奇那么简单。

　　陈可辛在香港的公司位于九龙官塘，杜琪峰、刘伟强的公司也在附近。这是香港有名的工业区，也是老电影区。陈可辛在八楼的办公室里，最别致的摆设是那些各大电影节的奖座——一路打拼至今的若干大奖一字铺开，站满两侧。透过落地玻璃墙，并不难发现它们。但是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里的长条沙发就将它们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最容易看到的是窗外的维港，那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地标，也是令他们四通八达的大海。

　　《新世纪周刊》VS陈可辛 最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十月围城》很早就公布了首映时间，面对今年这么多贺岁片扎堆，这个市场一下火爆到这个程度，你是否感到意外？

　　其实老实讲，真的是行外人才会感到意外。因为这些电影不是突然间拍的，拍一部电影要一两年，我们在业内不是闭门造车，我是不可能不看对手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今年有那么多戏，因为今年拍戏的分量比往年多了两倍。但问题是，你看起来好像这两三个月里面有很多片子，但其实大部分都在春节。反而我是没想到今年竟然那么少的对手。《刺陵》、《风云》、《三枪》原本跟我们《十月围城》四部戏都是18号上，结果跑了三部。我觉得这个档期也是这几年都没试过的，所以其实我是意外那么少的戏跟我们打。

　　我在香港同一天打《新月》，打《阿凡达》，都是18号。《新月》就是《暮光之城》的续集，一天卖了1200万美元。在香港，在新马，我都是三部电影同一天上，那才叫打。

　　两年前你的《投名状》和冯小刚的《集结号》同台打擂，最终皆大欢喜，都是赢家。

　　对，当时就是《投名状》上了几天《集结号》就上。所以这个档期一起上两个电影没问题的，两个电影都能上两个亿，为什么不能有两三部电影？现在我觉得有点太寂寞了，只有我们一部戏。（笑）我永远不太相信那么美好的东西，太美好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怕到时候又会有变化。档期这事没法具体说，比如说你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贺岁档票房那么好，整个圣诞其实没有一天是假期，为什么圣诞却是全年票房最好的一天呢？这个真的很难理解。

　　你不觉得其他影片主动退出这场“硬碰”，是出于对于《十月围城》实力的一种肯定？

　　其实有时候不是他们自己，是院线的选择。院线决定了你什么时候上片。比如《风云》一直说18号上，它在香港是一部不小的片子，地位很高，因为是香港本土的东西，但是在大陆它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其他的戏，但他们就把自己在香港的地位想成是在大陆。其实《风云》说18号上是上不了的，当时张艺谋跟我们都是定18号，所以哪有这么多院线？《风云》要上可以，人家没厅给你，可能就一个厅，你要不要？他肯定觉得我们不能只上一个厅。所以这些不是片方决定的，是影院决定的。

　　《十月围城》投资1亿5000万人民币，投资方多达9个，是公司出于分担投资风险的考虑吗？

　　其实《十月围城》没有投资风险。这个我不是吹牛，这个戏基本上会有30％以上的利润。1.5亿的投资，虽然要3亿票房以上。内地、港台和海外票房，达到这个成绩我有信心。台湾我有自己的发行公司，我也相信孙中山的题材在台湾、香港都会受欢迎。

　　今天拍这样一个1亿多投资的贺岁大片，肯投的大有人在，有9个投资方是因为我不想受制于人。只找一个大老板，你就掉进所有内地民营公司跟导演纠缠不清的关系里。那些民营资本家觉得他投的钱多，就会提很多不合理也很不专业的要求。很多不专业的投资方都觉得自己是专业的电影投资人，开口就说我们是什么影视公司，每天我参加宴会都有人派发名片，一回来就把这些名片扔掉。大陆特别多财大气粗的民营资本家，你还要跟他喝酒吃饭，我是完全没有应酬的，我滴酒不沾。

　　专业，是你衡量投资方最重要的标准吗？

　　对。做了二十几年电影，我拍片子基本不愁钱，跟银行借都可以。为什么找保利？因为我希望找一个懂发行的人。再去找的其他资源也都是策略性伙伴，包括中影、上海文广、江苏广电，因为它们能在不同的地方帮我们打广告等等。包括湖南卫视、天娱李宇春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资源。当你有了那么多的投资方，拍板决定就还是我们。如果找一个民营资本家，他来了就自以为是，他还去看剧本给意见，我不想这样。我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民营资本家身上。

　　我跟内地导演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不希望有这种不专业的钱来投资，我知道我的电影赚钱。很简单，如果你是投资方的话，我说你投一个亿，在18个月里会赚3000万，那你觉得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应该是我是老板。我们做电影的人一定得有骨气，我们的腰杆要站直，那就得电影赚钱。要是你拍文艺片，本来就不赚钱，那没办法，只能找民营资本家了。他就可能找个小蜜来做女主角，那你还谈什么骨气？但我也不能批评别人，因为每一种电影、每一个导演都有他的生存方式，但那不是我的。所以我很自豪，在我做电影的二十几年里面，从来没拿过所谓外行的钱。

　　在片场经常能看到你，你也一直在泰国做着一些后期工作，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确实是个监制。其实监制是不应该每天在现场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大片永远有大片的症候群。导演有导演的问题，动作有动作的问题……每样问题加起来，你就得回来把关。大陆片头名单上有一大堆头衔都是虚的，可能有人连剧本都没看过就挂上监制的名。我认知的监制应该就是producer，理论上只有一两个，一定是干活的，绝对要知道电影的方向，知道剧情，甚至参与剧本。

　　当我做导演的时候，我的技术跟我的技巧受制于我的喜好，我必须拍些我相信的价值观，但是跟观众可能有冲突有矛盾，好像《投名状》。《投名状》其实是一部极其任性的电影，它用了所有的商业包装，明星、大场面、战争、古装、动作、武打，但是讲的故事是非常不讨观众喜欢的，因为它是讲人的阴暗面，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很压抑，大家都想美好，谁都不想看到《投名状》那样的结局。

　　所以我做导演就很难客观，因为我必须要对剧本很爱才能拍，做监制就不一定。好像《十月围城》，这个戏本身就黑白分明，就是讲一帮老百姓突然间收到一个任命，去保护孙中山。当时孙中山还不是国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孙大炮”，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就参与了救国。就像是《2012》这种灾难片，灾难片常常都用前面的一个小时去铺垫每个人物的背景。其实《十月围城》也是一个灾难片的架构，这个戏也有些东西很能抓我，但对我来讲它对人性挖得不够深，但是有一个导演相信这个东西，我就去帮助他完成他的梦想，这就是监制和导演的分别。

　　创业作文，不可失败

　　《十月围城》作为北京公司第一部作品，是不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成功保险系数？

　　作为我的北京公司“人人影视”第一个创业作文，绝对不可以失败。其实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是个很抓得住人心的商业电影题材，也是我喜欢的题材里最接近观众的一个。其实导演年纪越大，喜欢的东西越不接近群众。大家对《甜蜜蜜》评价那么高，我不能说耿耿于怀，因为我得到了不少好处，但问题是《甜蜜蜜》确实是我的片子里最不挑战知识分子思维的。反而《如果·爱》也好，《投名状》也好，《三更》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挖得更深的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一部没有那么深的电影，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题材，最符合创业。我自己也想通过这部电影，把什么是监制、监制和导演的关系，还有跟产业链的架构，以后商业电影的一套体系都在一部电影里面建立起来。包括我训练的团队，宣传、发行、制作、创作的团队，都有一个模式可以复制，所以《十月围城》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十月围城》就是这个模式的第一部电影。我希望把《十月围城》的每个经验、每个步骤都记录下来做一本手册，给公司接下来参考使用。

　　听起来《十月围城》的意义会超越《投名状》。

　　《投名状》本身是一个很任性的东西。我本身抗拒拍大片，因为片子规模越大，就必须找一个越小的命题去满足我的艺术诉求。所以《投名状》很极端，表面商业，内里很拗。但恰是这个非主流的片子，让我发现原来大陆观众对一些比较挑战的题材能忍耐，承受力比海外观众高，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强心针。所以我后来决定在大陆开公司。

　　做《十月围城》呢，就是两个原动力：一个就是市场，是利益。市场大就生意好，生意好就空间大。第二个，就是你连选材的空间都大。我在香港拍戏，已经知道要讨好这些年轻人，已经做到鞠躬尽瘁，但是年轻人只喜欢官能刺激，你要讲一点点命题的东西他都不要听，我就很沮丧。大陆除了市场大，票房好之外，它还有一批很有水平的观众，使我们在艺术诉求上也能不停进步。前几年我们商业票房不停进步，但必须以艺术诉求的退步为代价，这是很痛苦的事。《如果·爱》让人很沮丧，《投名状》让我重拾信心，它让我知道原来你只要拍得好，还是会有人会买票去看，所以才做《十月围城》。

　　《投名状》之后，没什么不能平衡

　　平衡《十月围城》这样一群明星是不是非常难？

　　最难的我做过了，你说有什么比《投名状》更难？那三个那么大的腕，每一个都比现在任何一个腕大，李连杰、金城武、刘德华都是国际大明星，所以老实讲，平衡了这三个人之后也没什么不能平衡的了。但是坐导演那把椅子，又觉得我才是权威，我常常这么说。人家问我监制大还是明星大，还是导演大，我说没有谁大，谁的支票上的零最多谁最大。在一个商业行为里面，你肯定是给你最需要的人最多钱，他的商业价值最高，就肯定他是这个电影成与不成的最关键。理论上他的权力最大。他不行使他的权力，那是他人好，他要行使他这个权利呢，他就绝对是一个有权力的人。

　　在《投名状》里肯定是李连杰钱最多，理论上是李连杰权最大，就是这样，不管你老板、投资方、监制也好，谁都没他多，自然他最大，别人都是孙子。有可能他很尊敬导演，那是他的人格问题，但是如果他人格不好，他肯定可以玩死你。没了陈可辛那部电影都还可以继续拍，但是没有李连杰那部电影就没了。没了陈可辛那部电影拍出来不一样，但是那个商品还会做成，只是变成另外一个，但那个永远不是投资方的前提，投资方只要一个产品。

　　为《十月围城》争取这样一个明星班底，是不是你最大的贡献？

　　我最大的贡献是题材。虽然这个题材是我爸的，但是我对它的掌控还是很强。可能是我家里几代的华侨情节，我们对“爱国”来得比较义无返顾，所以我在戏里面还亲自写了很多比较爱国的对白，那些确实是内地编剧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抗拒，我听很多内地朋友都说不能出“爱国”，因为你们从小老师都说要爱国，爱国从一个主旋律的东西变成一个强迫性的东西，变得不是自发的，所以你们觉得爱国会很主旋律，但是我心里的爱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从小没国可爱，所以我们对爱国有种梦想，现在讲出来你肯定会觉得很过，但是在电影里面你会觉得还是恰当的，这个我有自信。

　　内地导演和港产导演

　　你多次提到电影“好不好”，这个标准怎么判断？

　　所有的好坏标准都是主观的，只有一个标准是客观的，就是票房。我为《南京！南京！》和很多人吵过架，我很喜欢那个电影，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你连《南京！南京！》都不喜欢，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老实说，《南京！南京！》、《疯狂的石头》这几部戏商业节奏计算得非常精准，它没有多余的片段。《南京！南京！》有一个很大的，像是文艺片的灵魂，但拍摄方法是很商业化的。这个电影要是外国人拍，讲老外的，在外国早就拿了8个奖了。陆川、宁浩、冯小刚，这三个导演是全香港哪里都找不到的，香港没有一个导演能拍得出《集结号》、《南京！南京！》、《疯狂的石头》或者《风声》，我觉得这几部电影已经做到电影的极致了，就是既商业又有艺术成分。

　　但是绝大多数内地导演做商业片，玩不过港产导演。

　　你要明白，大陆的导演都是从国企出来的，他们的传统都还没有丢弃，改革开放30年，电影的改革开放其实不到10年。大家还是就在制片厂里面领每个月那几千块薪水，对他们来讲就够活了。你看张艺谋导演，他干那么多活，你再看他穿的那些衣服，他也不是一个很浪费的人。这是一个美德，同时这个美德也使得他可以喜欢拍什么就拍什么，因为他没有生活的压力。香港生活的压力是很大的，小孩上学、交租等等，拍卖钱的电影都不够活。所以香港导演一直生存在这个大压力里面，就得不停地去变通。人是很有弹性的，真的逼他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能做的。我也不觉得香港导演会比内地导演有多强，很多内地导演的变通能力和理解世界电影文化和语法的能力是很高的。

　　我看了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的片花很惊讶，我很喜欢他《三枪》的片花，我觉得他恶搞得很聪明，不像王晶那种，完全不像他拍的东西，所以我很期待。

　　张艺谋近年来连续几部商业大片探索都饱受争议。

　　不管大家怎么争议，这个人的地位已经留下来了。票房好是硬道理。这不代表我很喜欢他的戏。张艺谋导演是最早走商业路线的，他的那套美学放在商业电影上，其实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我觉得他摸不清商业电影这个艺术，商业电影也是一种艺术。我觉得张艺谋还抓不到商业电影的重心，他是用了一些很表面的东西。所以他前面几部商业电影我很不以为然。但那几部电影也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电影产业化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他就做了经过那个步骤的领军人物。这个东西谁来做谁就会挨骂，只是是他坐在那个位置，所以我还是很尊敬他。

　　不弃港片 莫分“北上”

　　之前你谈到，您个人不觉得《十月围城》是一部港片，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不是一部港片，我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分港片不港片？《投名状》算是港片吗？香港人说不是港片，我说《投名状》还不算港片那什么算港片呢？香港有另外一套，香港那套就觉得你们都“北上”了，你们都放弃了香港电影。我说我没放弃香港电影啊，我是香港人，团队有香港人，它就是香港电影啊，我们在哪里生存它都是香港电影啊。这个是站在不同角度讲香港电影这个命题，你说什么叫港片？在香港拍的才是港片？还是讲香港的才算港片？

　　当然，因为是合拍，《十月围城》做了一些角色的调配。其实也不是完全因为合拍，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适合演李玉堂的角色，所以找了王学圻来演，他其实是戏里面最重的角色。整个戏是围绕着他的，别人都是其中一个义士。他是最重的一个角色，他是这个电影里面转变最大、牺牲最大的一个人，他的角色只要变成一个北方人，片子给人的感觉马上就变了一半。包括香港版，我都不可能配广东话了，那样这个戏就很假了。因为我就把这个角色变成广西也好哪里来的也好，只要他不是广东人，《十月围城》的港味就少了。要是你用一个香港演员，它的港味就更重了。

　　你是如今公认“北上”发展最成功的港产导演，你自己怎么看？

　　我希望有一天大家不再提“北上”。因为不再提，就不会再说你是香港来的，到最后，站得住脚就不分你是哪里来的了。为什么山西来的你不说山西来的，香港来的你要说香港来的，没有人每天在说宁浩你是山西来的对不对？所以还是一起做事吧。

　　（实习记者石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