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搞“个人迷信”实行高压统治 伊拉克国内处处可见“萨达姆　萨达姆于1979年7月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实现他的地区霸主梦，萨达姆在国内利用军、警、特进行高压的同时，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极力鼓吹“个人迷信”，搞“一言堂”。他在统治集团内部，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大肆进行清洗，轻者被贬职、免职，重者则性命堪忧。 我记得在两伊战争期间，有一次外国记者采访萨达姆，问他对“个人迷信”怎样看。萨达姆直言不讳地说：“我本人不同意搞‘个人迷信’，但是现在有需要。”我在1998年重返巴格达后，发现萨达姆搞“个人迷信”又升级了。巴格达街头巷尾到处竖立着萨达姆的画像或塑像；打开电视，头条消息总是伊国内著名人士和团体发给萨达姆的效忠电；翻开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萨达姆各种姿势的照片；出席伊拉克组织的会议，主持人必然会长时间地为萨达姆歌功颂德。正因为如此，当时在驻伊使团中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如果你家电视机坏了，没事，把萨达姆的画像贴上就是了，反正都是他一个人。” 我在伊拉克任大使期间，同各国使节交往很多。使节们来自不同国家，自然对萨达姆的评价也有不同，大家一般不愿公开谈论，但交往时间长了，也能听到对萨达姆的窃窃私语。有一次，一位阿拉伯使节悄悄对我说：“萨达姆上台后，错误地估计形势，打了两场战争，与伊朗打了8年，然后又背信弃义地入侵科威特，结果把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推入深渊，但他仍然吹嘘一贯正确，不知汲取教训。我们国家与伊拉克友好，不好公开批评，私下劝劝，他们又不听。”他还说，伊拉克人也有对萨达姆悄悄表示不满的，但是大多数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因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对萨达姆都是一片颂扬声。 萨达姆喜欢被别人吹捧崇拜，岂不知吹捧者未必出于真心。也正是因为此，萨达姆几乎听不到不同意见，因而往往错误地估计形势，造成决策失误。 萨达姆亲自当司机驳斥“癌症说” 萨达姆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萨达姆下台后，以前服侍他的人透露说，萨达姆对穿衣很讲究，非法国名牌衣服不穿。在公开亮相前，上电视或开会的时候，总是细心地审视自己的服饰与举动。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他始终把自己摆在领袖的位置上，自然要考虑自己的言行举止及影响。 记得那是2000年夏天，西方媒体盛传萨达姆患了癌症。伊拉克官方对这一传闻没有进行批驳。然而，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萨达姆仍像往常一样，一边大口地吸着雪茄，一边召开各种会议，神采奕奕地谈论着各种话题。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2000年8月中旬抵达巴格达时，萨达姆竟然亲自开车，带其游览巴格达市。显然，萨达姆想借此举表明，他仍然强壮得像牛一样。 有一天，恰逢伊拉克某部长来做客，席间我有意谈到对萨达姆的印象。我说，我于20世纪80年代曾在伊拉克工作过，在1998年重返巴格达后，发现萨达姆总统和拉马丹副总统等伊拉克领导人的将军肚比以前小了。这位部长听后哈哈大笑，说“你的观察是正确的。前几年，政府为干部制订了体重标准，以便保持健康的身体，树立良好的形象。从高层领导至司局长都要执行。超过标准的，必须在限定期限内达标，否则就被免职或降级使用。萨达姆总统自然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 对官员体重做出规定，这在世界各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后来，经查证，萨达姆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前，为改善伊拉克政府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确实公布了所有政府内阁官员的体重，而且为这些官员设定了减肥指标。例如，根据萨达姆的要求，拉马丹副总统必须在30天内减肥27公斤。萨达姆既然下令并身体力行，别人自然不敢抗旨。拉马丹副总统的将军肚最大，职位又高，令人瞩目，但是他毫不含糊，在规定时间内实现了萨达姆设定的指标。 我与萨达姆的唯一合影 驻外大使是国家元首亲自委派的驻外代表。驻在国元首接见使节，是外交界的惯例。最起码，驻在国元首要安排接受新任大使的国书，以示对派遣国元首及大使的尊重。但是，萨达姆执政时却不是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萨达姆就不再接受新任大使的国书，而是由当时的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代劳。对伊方的这种安排，使节们常常流露出无奈。 1998年，我赴伊拉克当大使，当地外交使团按照惯例为我举行了欢迎晚宴。有位阿拉伯使节坐在我身旁轻声说，萨达姆以阿拉伯世界领袖自居，自认为自己的地位要高于一个国家的元首，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不会见外国驻巴格达的使节。因此，使节们在巴格达很难见到他。即使萨达姆会见来访的重要代表团时，也不按照国际惯例让外国大使陪同。使节们虽然对这种不符合礼仪的做法牢骚满腹，并集体向伊拉克外交部交涉了几次，但毫无结果。 　因此，有不少大使在伊拉克工作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萨达姆，“但愿你的运气好些”，当时我打趣地说：“我已经多次见过萨达姆了。”他睁大眼睛瞪着我。我笑着解释说，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在伊拉克工作过5年，当时萨达姆多次接见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和中国大使，我是作为翻译见到他的。这位阿拉伯使节听后诙谐地说：“现在，翻译仍然比大使地位高，萨达姆无法拒绝翻译出席。”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其实，萨达姆现在不见使节也好，试想，如果他让替身见你，你是否觉得更没趣？”我诧异地问：“萨达姆真有替身吗？”他诡秘地笑笑，说：“听说有好几个呢！约旦的杂志就刊登过萨达姆替身的照片，有的还真像。再说，连萨达姆的大儿子乌代都有替身，何况老子呢。”听了这话，我将信将疑，脑海里不由浮现出真假包公、真假孙悟空等戏剧情节。 2000年11月20日，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萨达姆，并同他合影。于是，我成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萨达姆倒台唯一见到他并与之合影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 那天，伊拉克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外交部参加庆祝活动。但是，当我问他是什么庆祝活动时，他却支支吾吾地不肯说。于是，我立即意识到萨达姆肯定要出席这个活动。因为伊方出于安全考虑，对萨达姆出席的活动向来是不事先通知的。 果然，萨达姆那天检阅了“解放巴勒斯坦志愿人员”队伍，这支队伍约有200万名志愿者，他们手持枪支，以150人左右为一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检阅台前走过，一边高呼着“萨达姆，我们以生命和鲜血为你献身”、“萨达姆，攻打特拉维夫”等口号。在检阅台上，萨达姆时而起立向行进队伍挥手致意，时而用右手高举步枪，鸣枪以壮声势。这场检阅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半，时间之长在各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外交官们注意到，萨达姆除吃午饭用了1个小时外，其他时间一直在检阅台上，而且神采奕奕，丝毫没有疲倦的征兆。可以说，萨达姆再次用行动驳斥了西方媒体报道他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的传言。 检阅结束后，萨达姆兴致很高，决定在观礼台后面的大厅里礼节性地接见使节，并照相留念。这对各国使节们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使节们在接见大厅外面，很快按照到任时间的先后排好了队。然后，伊拉克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按照顺序，陪同着每个人单独进入接见大厅。萨达姆站在接见大厅的正中央，拉马丹副总统和阿齐兹副总理则站在萨达姆很远的地方作陪。倒是萨达姆的秘书长阿米德和记者们站在了萨达姆左右很近的地方。 轮到中国使节时，我挺胸昂首地走了进去，看到萨达姆站在那里，微笑着伸出了手。我一边和他握手，一边寒暄着。我注意到，萨达姆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精神抖擞，他身穿军装，腰间挎着手枪，威风凛凛。萨达姆紧拉着我的手，微笑着听我讲话，向我频频点头。然后，他高兴地与我聊了几分钟，他说话带着浓浓的鼻音，却言简意赅，思维敏捷。 虽然我们并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但是这种寒暄聊天，显然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萨达姆还把我拉到他身边，并抓住我的手不放，让记者拍照。我想，他这样做，也许是考虑到中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吧。在接见使节的整个过程中，萨达姆显得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然而在他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之间，却仍然透着一股子霸气。 在场的西方国家使节都悄悄对我说：看来，独裁者也有两面，并不总是板着面孔。的确，萨达姆同使节们交谈、照相和微笑，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几天后，伊拉克外交部给我送来了萨达姆会见我的合影，我把照片摆在了客厅里。有一次，几位阿拉伯使节开玩笑地问我，照片上是萨达姆本人还是替身。我愕然地笑了笑，说：“这应该是真的，否则，我们这些使节岂不是真假不分了吗？”大家听了轰然大笑。也难怪大家有此一问，在巴格达，大多数使节都认为，萨达姆为了确保自身安全，确实找了几个替身。 不过，精明的萨达姆完全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替身，什么时候不能使用替身。我可以肯定，萨达姆的替身，可能在各种“危险场合”代替萨达姆现身，包括到各地视察、向街头群众致意等。但是，在接见外宾、开重要会议时，萨达姆是绝对不会使用替身的，以免大权旁落。 战略错误，民不聊生，拒绝认错 萨达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直接原因是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内在原因还是萨达姆咎由自取。 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地下有着丰富的矿藏，地上有肥沃的土地，还有两条河从北至南流贯全境，勤劳、聪明的人民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古代文明。按理说，伊拉克应该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是，由于萨达姆魂牵梦绕着巴比伦、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辉煌，念念不忘阿拉伯帝国的复兴，石油财富的剧增令其头脑发涨，企图依靠武力夺得中东霸主地位。他在执政期间犯下的错误，使伊拉克人民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从1980年开始与伊朗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入侵科威特，是萨达姆犯的两大战略性的致命错误。假如萨达姆上台后没有发动这两场战争，而是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伊拉克早已是该地区数一数二的强国，人民生活水平会比周边国家富裕很多。但是，梦想成为地区霸主的萨达姆却把伊拉克拉向了苦难的深渊。 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作为萨达姆的喉舌，在2000年对记者坦然承认：“假如萨达姆总统1979年上台执政后，伊拉克没有与伊朗打8年仗，也没有打海湾战争，伊拉克人民会比本地区任何国家生活得都好。但是，我们是民族主义者？？”阿齐兹的表白，有着不打自招的味道。但是，他把问题归结到民族主义者，就有些含糊其辞了。其实，如果民族主义者是指致力于民族复兴和发展的人，那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打着民族主义者的旗号，做着争夺地区霸权的美梦，那就另当别论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就应勇于改正。但是，对于自己的战略失误，萨达姆政权一直拒不承认。我在伊拉克期间，联合国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伊拉克问题多年来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其症结就是萨达姆当局不承认侵略科威特的错误，并拒绝道歉，否则，美国也难以有机可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不过，萨达姆当局却不这么认为。直到2002年3月阿拉伯首脑会议召开之前，伊拉克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和舆论宣传中仍拒不承认侵略科威特的错误。最突出的例子是，阿齐兹于1999年1月中旬分4次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喉舌——《革命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目为《谁该向谁道歉》。 在这篇文章中，阿齐兹闭口不谈科威特在1961年独立已成为主权国家的事实，也回避了伊拉克出兵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准则这一事实，而是大加指责科威特靠经济力量向伊发动了“侵略”，并指责埃及、沙特阿拉伯未对和平解决危机做出认真的努力，而是积极参与了美国1991年对伊拉克的“侵略”。按照阿齐兹的说法，该道歉的应该是科威特，甚至还有沙特和埃及，而不是伊拉克。阿齐兹这种“无理搅三分”的理论，其实是秉承萨达姆的意图做出的。 萨达姆是否真的没有认识到出兵科威特的错误呢？非也。萨达姆的高级幕僚就曾对我说，美国出兵越南，是错误的，安理会不过问；苏联出兵阿富汗，是错误的，安理会也不管。为什么对伊拉克出兵科威特就抓住不放呢？我想，这番话也不无道理，现今世界政治秩序确实不公平，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执行双重标准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足以说明萨达姆是清楚所犯错误的，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不愿公开认错和道歉罢了。

军演日美双方共投入4.4万人,其规模是美韩军演的6倍。日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说：“考虑周边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情况，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