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长臂管辖及我国的应对到什么等动辄五军武力到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题:斑斑劣迹!美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如果说21世纪初有哪个国家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的话,那就是美国。”《纽约时报》去年10月一篇专栏文章写道。

  自1776年建国始,美国就开启了持续扩张:西进运动、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依靠金钱、讹诈、武力,美国从建国之初领土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到现在的约937万平方公里,足足扩张了10倍多。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仍不改其扩张基因,不遗余力在全球争夺和维护霸权。美国倚仗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优势,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频繁干涉他国内政,欺凌、掠夺、控制其他国家。

  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均奉行霸权主义政策: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到尼克松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建和维护美国霸权都是其核心战略目标;最近几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拜登政府提出的“更好重建”美国主张,根本目的仍是确保美国霸权。

  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世人有目共睹:四处煽风点火,策动战争制造对抗,武力推翻他国政权,让世界多地深陷战火与动荡;奉行“美国例外”,大搞双重标准,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对国际组织、条约、协议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阻碍国际合作;操纵国际金融体系,掠夺巨额财富,纵容贪婪投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蛮横实施长臂管辖,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到处挑起贸易争端,不择手段打击对手;操弄国际舆论,强行输出美式价值观,对别国大搞文化侵略……

  无数事实告诉世人,美国是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真正破坏者,是当今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上升的源头。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破坏全球秩序,威胁人类和平,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成为威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卡根等美国知名学者不止一次指出:美国已沦为“流氓超级大国”。

  穷兵黩武,美国是世界最大乱源

  “美国的历史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高级讲师保罗·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这样写道。

  审视美国历史不难发现,“尚武”“黩武”写在美国基因之中。美国在战争、奴役和屠杀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以及影响力的提升,都与重大战争有关。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建国以来240多年的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美国传统基金会防务项目高级研究员达科塔·伍德的话说,美国平均每15年就卷入一场战争。

  这种好战传统并未在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后消失。越来越多人看到,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热衷于海外干预,如此频繁地发动或参与对外战争。

  军事力量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经常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倚仗超强军事实力,直接发动战争,制造分裂冲突,给世界带来动荡。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海外发动或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场战争,不仅夺去大量军人生命,更造成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2004年9月18日,一名患白血病的伊拉克儿童躺在巴格达儿童医院。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等,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新华社发(阿里摄)

  最典型的莫过于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据美国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18万到2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还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等,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伊拉克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每10万人中40人,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飙升至平均每10万人中至少1600人。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美国及其盟国经常轰炸他国,平均每天投下40多枚炸弹和导弹。今年2月下旬,拜登政府上台不久,美军就对叙利亚东部发动空袭。多方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侵犯叙主权。

  美军在海外狂轰滥炸的背后,是美国持续高企的军费支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4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趋势报告显示,作为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美国2020年军费比上年增长4.4%,为连续第三年增长,总额达到7780亿美元。美国在全球军费总支出中的占比为39%,高于前一年的38%。根据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2财年预算方案,国防预算总额为7530亿美元,较2021年度增加1.7%。

  然而,美国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和巨额军费支出只有利于美国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却损害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说,美国在国外“无尽的战争”中释放出军国主义、仇外心理、伪爱国主义和煽动行为等,所有这些都与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公民道德背道而驰。

  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如今的国防预算比冷战高峰时的开支还要多,超过了排名其后的10国的国防预算总和,占整个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预算的一半以上,但“无论美国政府花多少军费,都买不来完美的国家安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应把更多资金用于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和应对新冠疫情,而不是花在破坏世界稳定的新式核武器、航空母舰和战斗机上。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反战组织“不战而胜”负责人埃丽卡·费恩直言,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在内的重大全球性威胁从来就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削减公共产品投入,继续无节制地为军火商提供资源,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全世界的安全。

  一贯双标,“美式反恐”制造“安全黑洞”

  2003年12月16日,美军在阿富汗中部的瓦尔达克省巡逻。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今年是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出兵阿富汗20周年。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超过越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不仅令美国及其盟友深陷“帝国坟场”,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导致数万平民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

  这是2021年9月2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拍摄的遭美军无人机打击现场。美军8月29日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其中最小的死者才两岁。新华社发(塞夫拉赫曼·萨菲摄)

  最终,美国为了自己从战争泥潭脱身而匆忙撤军。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将在9月11日前完全撤离,此后又把撤离结束时间提前到8月31日。随着美国和北约加速撤军,阿富汗塔利班迅速发起攻势,不断攻占各主要城镇。8月15日,塔利班驻卡塔尔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8月16日,拜登承认阿富汗局势恶化快于美方预期,但他更多地将责任甩给阿政府和美国上届政府,同时坚称从阿撤军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正确决定。在“9·11”事件发生20年、美国在阿富汗花费2万亿美元后的今天,美国迎来了“喀布尔陷落”的黯然时刻。

  2021年8月16日,大量民众聚集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试图离开阿富汗。美国为了自己从战争泥潭脱身而匆忙从阿富汗撤军,美国迎来了“喀布尔陷落”的黯然时刻。新华社发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批评说,美国来到阿富汗自称是为打击极端主义,要为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带来稳定,但结果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

  事实上,世界多地战火纷飞、混乱动荡的背后,几乎都有美国的身影。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心。此后,美国以冷战思维指导反恐战争,动辄以“国家安全”“捍卫自由”之名,按照双重标准在全球推行“美式反恐”,通过“反恐”划分不同阵营,强推他国政权更迭,把“反恐”当做清除异己的工具。

  2020年1月6日,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苏莱曼尼送行。美军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严重侵犯国家主权。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哈拉比萨斯摄)

  美军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纵容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发动空袭,严重侵犯有关国家主权……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已经成为其维护霸权、推行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的工具,而结果是大量平民沦为受害者,难民问题恶化,地区局势动荡,安全威胁外溢。而伴随这些所谓“反恐”行动的,还有美国对他国人权和自由的粗暴践踏,震惊世界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虐囚丑闻即为明证。

  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这些所谓“反恐”战争已经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令超过3800万人流离失所,耗费超过8万亿美元。

  然而,再多无辜的生命在美国眼里也只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惯于玩弄双重标准,完全是为了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需要。凡是针对自己和盟友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往往反应激烈,坚决打击;而对于其他国家发生的此类事件,美国官方与社会舆论往往漠不关心。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长期在中国境内外从事反华分裂、极端暴力活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名单,当年美国还曾是“东伊运”列名的共同提案国。近年来,“东伊运”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流窜,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包括2016年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等。2020年11月,美国却公然宣布撤销对“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号称十多年来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东伊运”继续存在。美国“睁着眼睛说瞎话”,单方面否认“东伊运”的恐怖组织性质,将恐怖主义变成遏制他国的工具,“以恐遏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公道自在人心。今年2月,英国人鲁本·劳伦斯拍摄的视频《中国穆斯林之问》引发关注。视频中,这名英国小哥呼吁大家不要忘记中国一直在同“东伊运”这一恐怖组织作斗争的事实,指出美国在该问题上出尔反尔、双标待人、动机不纯,敦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停止抹黑中国,还喊话拜登不要借机干涉中国内政。

  此外,美国还在全球培植大量反政府武装,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恐怖组织,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制造者。美式“双标反恐”害人害己,贻害无穷。

  例如,古巴革命后,美国庇护多个反对古巴政府的武装组织,甚至默许其在佛罗里达州南部设立训练营。1976年10月,一架古巴民航客机在巴巴多斯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人全部遇难。原籍古巴、流亡美国的路易斯·波萨达涉嫌制造这起空难并被古巴通缉,但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将他引渡到古巴。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重新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批评美方此举是“虚伪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投机主义”。

  美国20世纪80年代曾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曾在国会作证时说:“我认为游击队的很多行动具有恐怖主义性质,而且是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这是无可辩驳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2001年以反恐名义出兵阿富汗,而实际上恐怖毒瘤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自己。冷战期间,美国将阿富汗作为对抗苏联的棋子,向包括本·拉登势力在内的极端组织提供大量武器与金钱,怂恿他们与苏联作战。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随即抛弃了这些被认为已没有利用价值的“朋友”,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庇护所。

  “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梅代娅·本杰明和该组织研究员尼古拉斯·戴维斯撰文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在往届政府的基础上堆积更多谎言和暴行,“将无法重新赢得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尊重,也无法赢得美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干涉成瘾,美国是“颜色革命”最脏黑手

  “与其让别人称霸,不如自己为之。”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沃特海姆对美国不惜任何代价追求霸权的评价。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不择手段,从密谋“和平演变”到煽动“颜色革命”,甚至直接颠覆他国政权。

  2021年7月17日,约10万民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参加爱国集会,抗议美国对古巴长期封锁、反对美国政府资助反古势力煽动骚乱。新华社发(华金·埃尔南德斯摄)

  今年7月,古巴部分地区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古巴政府公布的证据显示,从6月中旬起,美国境内一些反古势力在美国政府资助下,通过社交网络蓄意散播“新冠疫情下古巴医疗体系崩溃”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煽动对古巴发动军事干预,目的就是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政府随后以所谓古巴政府“镇压”示威民众为由制裁古巴军方官员和实体。

  古巴《格拉玛报》今年还披露,过去2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为一系列针对古巴的煽动和颠覆计划拨款近2.5亿美元。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洛佩斯·西韦拉说,近年来,美国政府经常以“人权”“自由”为幌子向他国施压,煽动冲突,目的是促使与其有矛盾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

  国际社会清楚记得,在2020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期间,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着全世界的面扯下美国的遮羞布,痛斥美国插手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的罪行,更直言“美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瘾君子”,是煽动别国内乱的肮脏“黑手”。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做了如下统计: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其中大部分是选举产生的;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

  这是2011年1月28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的骚乱现场。过去10年间,美国多次介入或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导致当地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民众被拖入灾难深渊。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渗透、策反、捣乱、破坏。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在1947年至1989年的42年间,美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冷战结束后,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干涉主义,频繁输出“颜色革命”:2003年底,以议会选举计票“舞弊”为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扶持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上台,即所谓“玫瑰革命”;2004年10月,炮制乌克兰大选“舞弊”丑闻,煽动乌青年上街游行,扶持尤先科上台,即所谓“橙色革命”;2005年3月,煽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抗议议会选举结果,最终引发骚乱,总统阿卡耶夫被迫逃亡并宣布辞职,即所谓“郁金香革命”。过去10年间,美国多次介入或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美国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在他国资助反对势力,煽动民众搞“街头革命”,激化政治矛盾,颠覆现政权,扶持根基薄弱、严重依赖美西方的政党上台,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美国利益。

  美国的“黑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留下一个个“颜色革命”烂摊子,“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中东欧、中亚、西亚北非多国至今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民众被拖入灾难深渊。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资料,该机构2020年仅在吉投入就超过2500万美元,涉及的项目包括“民主治理”“安全移民”“支持法律公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年来经历了数次非正常权力更迭。

  在美国导演的一系列“颜色革命”背后,一家自称“非官方、非营利”的组织出镜率颇高,这正是被称为“全球颜色革命最大金主”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成立于1983年的组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等都有着密切联系,有“中情局的白手套”之称,擅搞颠覆活动,每年提供1600多笔资助,用于支持9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该基金会还是一些针对中国的分裂势力背后的金主,每年资助的涉华项目多达数十个,迄今已为超过100个反华团体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藏青会”“世维会”等被中国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港独”的活动资金也有许多来自该基金会。美国前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不止一次公开批评说,国家民主基金会“与民主几乎毫无关系”,“这是一个花着美国纳税人钱,却颠覆着民主的组织”,“通过向海外一些政党或运动提供资金,搞‘颜色革命’,而非真正推动民主运动”。

  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的执政党和民众认清了“颜色革命”足以毁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罪恶本质。历史一再证明,当“颜色革命”走近,和平安宁便会走远,发展繁荣便会受阻,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无辜百姓。

  嗜血成性,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羊毛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形容充斥着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用这句话来概括美国的发家史同样再贴切不过。

  二战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使全世界财富的创造和流动都服务于美国利益,以此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剪羊毛”。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推高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并掠夺其财富,包括资源和不动产,或获取这些国家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2004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披露,美国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以经济手段操纵别国,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印制美元,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中将资源和商品置换成美元,再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证券充作本国外汇储备,这样美元又回流到美国,支撑了美国经济。美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将这一现象称为“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根据美联储最新数据,印制1美元纸币只需6.2美分成本,却能获得1美元的购买力,印制面值100美元的纸币的成本仅有14美分。如此看来,印美元无疑是一桩怎么看都不亏的大***。这正应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整个大陆;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

  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膨胀,但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债仍可享受低利率,美国从而能以极低成本从全球获得资金。美国麦肯锡公司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一书写道:“美国所有债务皆以美元计价,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储备货币,它可以随时制造通胀,令美国随时摆脱债务。”

  倚仗美元霸权,美国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几乎不受限制印钞的超级特权。美国根据自己的经济周期,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断流”之间反复切换,在美元大进大出过程中洗劫各国外汇储备,掠夺优质资产,攫取巨额收益。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从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元超发把危机转嫁给全世界。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和股市,美联储再度开启“超级放水”模式,祭出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拜登政府上台后,又迅速推出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印钞机”开足马力,增发的大量美元流向世界各地,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双重打击,更加脆弱不堪。但这些似乎并不是美国所关心的,一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今年8月9日联合发布的《“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用一年半的时间印了200多年来所有美元的近一半,世界各国不得不“背锅”,承受本不应承受的通胀压力、动荡压力、“泡沫”压力。在美国政府疫情防控失败的情况下,美联储滥发货币,以“大水漫灌”来延缓危机。若以货币发行量排名,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货币滥发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每一次“危机救市”,获利的并非美国普通人,而是社会顶层1%的美国富人,在全世界剪下的羊毛几乎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这1%的人大多属于一些最强大、资金最充足的利益集团,包括互联网巨头、华尔街、医疗保险行业、制药公司、化石燃料行业、军工联合体等。美国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在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美国大企业通过各类经济刺激计划获得巨额资助。同时,超发的美元大多流入美国股市,股价上涨进一步使美国富人的财富暴增。根据美国福布斯网站今年1月的统计,尽管上千万美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过去一年美国650多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却增加了1.3万亿美元,增幅达38.6%,而最富有的5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幅达85%。在新近出版的《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道出真相: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这1%的人而存在,也被这1%的人所操纵。

  2017年7月1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前)在华盛顿出席国会听证会,屏幕显示美国当时的国债近20万亿美元。到2021年中期,美国国债规模已高达28.5万亿美元。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疯狂印钞催生了美国暂时繁荣的幻象,背后却危机四伏。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超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规模更是高达28.5万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20年7月就已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并表示债务和赤字高企正在腐蚀美国的主权信用。《日本经济新闻》今年5月31日发表文章指出,结合巨额财政刺激措施和大胆货币宽松政策的“拜登经济学”正在搅动世界。“无论愿意与否,世界都会被卷入美国的这场实验当中。如果这场豪赌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的不是美国,而是更加脆弱的国家。”

  美国通过发行货币让其他国家为美国赤字“埋单”的做法,最终将会威胁美元的统治地位。近年来,为摆脱美元霸权,俄罗斯、欧盟、中国等已加速去美元化努力。实际上,“金融巨鳄”索罗斯2018年就曾坦言,未来几年,美元将失去其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的地位,“人们不喜欢华盛顿的权力,所以他们正在离开,并寻找摆脱美元的方法”。

  长臂管辖,美国霸凌只手遮天

  “十几年来,美国在***败的伪装下,成功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其2019年出版的《美国陷阱》一书中一语道破了美国的霸权行径。

  多年来,美国为保住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霸主地位,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滥用长臂管辖、经济制裁等手段,围堵敌对和对手国家以及外国企业,将“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致,令世界深受其害。美国不仅极力打压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对于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商业利益以及科技或金融优势的实体也都视为眼中钉,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予以压制。

  自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出台,尤其是1998年该法修订后,美国以执法为借口,将“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长。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外国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自己拥有对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法国参议院议员菲利普·博纳卡雷尔指出,美国的长臂管辖行为从亚洲到欧洲都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金融制裁已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近些年,美国将更多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霸凌制裁成瘾,例如制定《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实施“二级制裁”。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范围,不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实体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违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国际社会愈发看清楚,美国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只在对美有利时才会被美方遵守。美国政客口中谈的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国优先”,手上挥舞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国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蓄意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家力量,出台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国企业。截至今年4月,美国已将382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73家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手软。二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无情打压,“广场协议”就是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美德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国早已将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说,美国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国还是敌国,“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论”成为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私利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上,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上。

  2005年2月12日,抗议者在英国伦敦手持代表《京都议定书》的火炬参加游行,谴责美国政府坚持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2003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但他们常常是稳定的最大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美国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此举比美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的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国宁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务其战略布局。对于《开放天空条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协议,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但拜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美国优先”,而是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为“美国优先2.0版”。

  2013年7月12日,新闻工作者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打开网页浏览斯诺登的讯息。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曝光美方“棱镜”大规模秘密***项目,***对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国政要。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意图,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都从不心慈手软。近几年,美国一直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费”。就在拜登今年6月欧洲之行前夕,美国被曝光***欧洲盟国政要。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又一起美国***丑闻。这再度表明,美国长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美国优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暴发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瞠目,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私货”。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墨西哥加强对其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控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说:“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国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谈,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选择性忽视,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绑架世界卫生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的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认为,美方行为“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变异新冠病毒再度冲击的危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极大损害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图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霸权工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与混乱,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8月11日宣布,拜登将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民主峰会”,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面对面的峰会。显然,美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领导者和主要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担心美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说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中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式价值”,其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卫报》2014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装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执笔记者:柳丝;参与记者:王文、杨柳、刘明霞、傅琰)

来源:新华社责任编辑:王凤 09:28

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

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酷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危害持久而深远。美国的罪行不仅导致中东等地战火连连,战乱频仍,深陷冲突泥潭和安全困境,而且导致当地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生存权、发展权等遭受严重损害。

一、发动战争,屠杀平民,损害生命权和生存权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帝国”。冷战结束后,中东及其周边地区所有重大冲突和战争中几乎总有美国的身影,沦为美国对外战争的重灾区。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不仅纠集盟友发动海湾战争(1990-1991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等,还深度参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制造了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穷兵黩武的美国对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造成直接、严重和持久的伤害。

第一,违反国际法肆意发动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发动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战争,对两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状态造成深重灾难。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指出,有超过17.4万人直接死于阿富汗战争,其中4.7万多是平民。联合国难民署称,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造成260万阿富汗人逃往国外,350万人流离失所。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凭空捏造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构成对伊拉克的侵略。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严重损害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

第二,践踏国际法滥杀无辜平民。美国为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视他国平民生命为无物。一是美国多次无差别攻击中东等地平民。2005年8月12日,美军一辆装甲巡逻车在伊拉克拉马迪郊区城镇向清真寺出来的人们射击,造成包括8名儿童在内的15名伊拉克人丧生,另有17人受伤。同年11月21日,驻伊美军在巴格达北部朝一辆民用车开***,造成一家5口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指责美军在叙利亚地区“发动不加区别的袭击,导致平民伤亡,并且不顾后果,构成了战争罪”。联合国2019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等地实施的许多空袭“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二是美国广泛采取空袭行动进行所谓的“反恐”,经常“误杀”平民,伤及无辜,任意剥夺生命权。《纽约时报》报道称,基于对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的调查,美国在叙利亚频繁发动的空袭,因“严重情报缺陷”和“错误瞄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五角大楼通常对此选择掩盖或有罪不罚。2017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的空袭”。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指出,美军这一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平民伤亡事件,导致178名平民丧生,数十人受伤。一些人权组织估计,平民伤亡数量可能多达1600名。2019年3月18日,美军出动无人机在位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巴古兹镇寻找“极端组织”目标时,炸死至少64名平民妇女和儿童。2022年2月,美军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发动突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和3名妇女。2021年8月29日,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三是美国军事承包商无端杀害平民。美国惯于利用军事承包商在中东地区实行霸权压制,他们在当地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逃脱问责。2007年,美国黑水公司雇员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实施屠杀,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4名平民死亡,至少17人受伤。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赦免了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的黑水公司雇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这一行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造成冲击,是对正义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侮辱,呼吁《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共同谴责这一行径。美军在海外肆意频频屠杀平民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第三,间接参与战争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在中东等地广泛扶植代理人,大量出售武器,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通过扶植多个代理人深度参与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国内冲突,造成当地战乱和冲突延宕至今,局势日趋复杂,政治和解与社会稳定遥遥无期。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前主席贾利勒称,持续的内乱导致众多利比亚人死亡,“而美国对军事行动和战争造成的这一后果并不关心”。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叙利亚至少35万人失去生命,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难民问题被联合国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民危机”。

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肆意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却为了一己私利,一再选择不负责任的撤离,罔顾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导致有关国家长期的冲突与混乱局势更趋恶化。美国以武力手段摧毁了伊拉克原有的国家机器,导致伊拉克政府控制能力下降,为恐怖主义扩张提供了空间和条件。2011年,美国不负责任地从伊拉克撤军,致使“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暴恐袭击频发,成为危及伊拉克和地区安全的最大挑战。2021年8月,美国同样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撤军,并在撤离的过程中再次无视阿富汗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多起触目惊心的人员伤亡事件。

二、强制改造,单边制裁,侵害发展权和健康权

美国在中东等地肆意打压不顺从自己的国家和组织,强制推行美式价值观,确保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其实质是维护美国的“军事-经济-观念三位一体”霸权,其后果是改变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严重损害中东等地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当地人民的发展权、健康权。

第一,颠覆政权、干涉内政,侵害他国主权和人权。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全面主宰中东等地,对该地区不服从美国旨意和利益的主权国家,以发动战争等方式直接推动政权更迭,进而强制移植“美式民主”,改造有关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最典型的就是美国2001年和2003年通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权。另一方面,美国长期支持非政府组织和代理人向中东社会渗透,屡屡用“颜色革命”的手段改变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作为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的“马前卒”和“白手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对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留下斑斑劣迹。该组织依赖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持续资金支持,遵照美国政府命令,通过向亲美个人和团体提供资助,在埃及、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煽动颜色革命,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幕后黑手。

美国试图通过改造地区国家,建立脆弱的、依附性政权,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美国的强制“制度输出”,不仅带有深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而且破坏了地区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进行的“强制改造”,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被打破,社会团结和国家凝聚力被摧毁。这种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输出所谓“民主”的行为,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严重侵犯了相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和基本人权。

第二,滥施单边制裁,造成有关国家蒙受严重经济损失、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美国堪称全球唯一的“制裁超级大国”。根据美国财政部《2021年制裁评估报告》,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自1979年以来,美国就长期对伊朗等国实施各类单边制裁。1996年又抛出所谓“达马托法案”,禁止外国公司对伊朗、利比亚能源产业进行投资,实行危害极大、影响深远的“长臂管辖”。此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层层加码、步步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对伊朗实施制裁和“极限施压”,企图以压促变,颠覆伊朗政权。伊朗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至少对伊朗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1980年至1992年,美国就对利比亚实施单边制裁;1992年至2003年,美国又胁迫、拉拢盟友扩大对利比亚的单边制裁。世界银行指出,利比亚因制裁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80亿美元,而利比亚官方认为,制裁使其损失了330亿美元。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施野蛮的单边制裁,造成严重后果。1990年8月至2003年5月,制裁造成伊拉克石油收入损失1500亿美元。时至今日,伊拉克的人均年收入都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7050美元)。此外,制裁还造成伊拉克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的婴儿死亡率翻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增长了6倍。同时,伊拉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被毁,识字率从1987年的89%下降到1997年的57%。

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不仅对阿富汗施加经济制裁,还将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外汇储备冻结,导致阿富汗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当地粮食危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近一半5岁以下儿童将陷入严重营养不良状态”。然而,2022年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一半作为赔偿“9·1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源,另一半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账户,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同时明确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政权。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劫掠阿富汗人民财产的霸权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称,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道主义灾难。美国针对中东等地有关国家政府施加的单边制裁,最终伤害的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严重损害了被制裁国家和民众的发展权。

第三,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损害有关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及随后的暴力冲突,摧毁了伊拉克大量基础设施,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极大下降,民众面临缺水少电、缺医少药等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穷人、儿童、寡妇、老人等最脆弱的群体。以卫生部门为例,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医疗水平下降十分明显。1990年,伊拉克97%的城市人口和71%的农村人口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约2万名当地医生逃离,大量医疗设施在战火中被毁。由于美军轰炸对发电厂和水处理设施造成的破坏,患腹泻病的人数是战前的4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13所医院中有9所被摧毁,180万人的城市可用病床仅有区区1000张。此外,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曾大量使用贫铀弹,给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损害,严重侵犯了当地民众的健康权。

美国政府无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依然顽固坚持对伊朗、叙利亚等国实施单边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难以及时获得抗击疫情需要的医疗物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2020年指出,制裁会阻碍抗疫医疗合作,给所有人增加风险;无论是出于维护全球公共安全,还是为了维护被制裁国家数百万人的权利和生活,都应放松或暂停特殊领域的制裁。由于制裁,伊朗无法进口基本药物和医疗器材,严重影响数百万伊朗人的健康状况。伊朗政府为筹措抗疫资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0亿美元的抗疫特别贷款,但受到美国阻挠。美国通过冻结伊朗海外资金、威胁疫苗供货方等方式阻碍伊朗进口新冠疫苗。2020年,伊朗称曾3次试图按照世卫组织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付款购买疫苗,但均因美国的制裁和限制而无法付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影响进一步加剧,可能导致多达1.3万人因此死亡。

三、制造“文明冲突”,滥用监禁和酷刑,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格尊严

美国不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敌视伊斯兰文明,摧毁中东历史文化遗产,肆意囚禁穆斯林并滥施酷刑,严重侵犯中东等地人民的基本人权。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伊斯兰威胁论”。美国鼓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优越论,从骨子里鄙视非西方文明,污名化伊斯兰文明,给伊斯兰文明贴上“落后”“恐怖”“暴力”等标签,并借“9·11”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渲染“伊斯兰威胁论”,故意误导甚至煽动人们敌视伊斯兰教,歧视穆斯林,挑起“文明冲突”,为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和辩护。美国一手制造的“伊斯兰恐惧症”一度在美国国内和其他西方国家泛滥,严重损害了伊斯兰国家的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侵犯了广大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的阻挠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平、发展和人权都无从谈起。

第二,摧毁中东文明古国文化遗产。美国奉行西方中心主义,鼓吹“民主和平论”和“民主改造论”,无视中东文明的历史悠久和灿烂辉煌。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其军事行动直接造成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和长期战乱。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入侵和占领期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11大博物馆之一的伊拉克博物馆囊括该地区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各个历史阶段古代艺术和文明精华的17万件珍藏文物横遭劫掠,人类文明惨遭浩劫。根据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占领方应维持被占领区的社会秩序。而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未及时采取措施,以所谓不是***为借口,回避维持社会治安的国际法义务,导致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文化破坏案,其危害之深,完全与现代文明世界背道而驰。伊拉克博物馆副馆长2003年曾直言不讳地控诉:美军应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此外,美国打压、侮辱、霸凌中东国家,破坏了中东国家和民众的文化自信,摧毁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三,虐囚和酷刑严重损害穆斯林的人格尊严权。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针对穆斯林的虐囚丑闻不绝于耳。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幌子在海外设立“黑监狱”,涉及至少54个国家和地区,拘禁包括穆斯林、女性和未成年人等在内的数十万人。早在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就大肆虐待在押人员,其中很多人被无辜关押,甚至造成大量死亡,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美国还创建关塔那摩监狱专门用以关押来自中东等地的“恐怖分子”,总共拘押了约780人,其中很多人未曾被刑事起诉。目前该监狱仍有30多名人员在押,他们已经步入暮年,身体虚弱,长期被剥夺自由并无休止地承受精神和肉体的酷刑。在关塔那摩监狱,除了存在广泛的虐待和酷刑外,美方人员还通过亵渎《古兰经》和违背伊斯兰教信仰来折磨囚犯,包括把《古兰经》扔进厕所,假借搜查武器之名撕毁、焚烧《古兰经》,让女警卫在浴室里监视裸体囚犯等,引发被关押的囚犯集体抗议,甚至集体自杀。2021年9月,美国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监狱和虐囚行径被媒体曝光。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证据显示,美军在阿富汗漠视国际公理、践踏国际准则,长期对关押人员施加“折磨、虐待、侵犯个人尊严、强奸和性暴力”,包括将至少30名囚犯关进一个笼子,将遭受酷刑的囚犯藏在隐蔽区域任其自生自灭,将囚犯蒙上眼罩令其一丝不挂地游行示众,等等。美军对囚犯的侮辱和残酷虐待,严重侵犯了其基本人格权,也违反了美国依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禁止实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义务。

事实表明,美国在中东等地严重侵犯当地人民的基本人权,给地区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永久性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美国的霸权本质和强权政治的野蛮性、残酷性、危害性暴露无遗,也让世界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式民主”与“美式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世界各国人民以“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掀开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篇章。

       75年来,联合国以和平为己任,建立并践行集体安全机制,积极开展斡旋调解,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向冲突地区部署70余项维和行动。在联合国的努力下,不少局部冲突得到控制,新的世界大战得以避免,世界总体保持75年的和平与稳定。

       75年来,联合国以发展为目标,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动员全球资源,制定和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几十亿人口迈上现代化征程,天花等多种肆虐千年的传染病被根治,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

       75年来,联合国以公平为要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努力将民主精神发扬光大。在联合国的旗帜下,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抬头,个别国家和政治势力急于“甩锅”“脱钩”“退群”,破坏国际合作,企图挑起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抗,使世界陷入危险境地。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振兴的大势没有改变,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大势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的大势也没有改变。

       在此背景下,各方要着眼“后疫情时代”,厘清人类将面对什么样的世界、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联合国等重大问题,共同为子孙后代勾画出一幅新的美好蓝图。

      二、国际社会应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重要契机,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新的出发点,重温联合国的初心使命,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各国应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反对任何开历史“倒车”行为,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

       (二)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共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巩固以联合国为核心、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合作格局。加强减贫国际合作,将减贫置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落实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减贫目标尽早实现。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加强政策对话和交流,推动各方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公共卫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五)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会员国主导,以有效行动为导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三、第75届联合国大会是在特殊历史节点举行的一届重要联大。相关纪念活动以“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集体承诺”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希望各方能够聚焦这一主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新动力,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和信心。

 (一)加强团结,摒弃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做法,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关键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信息沟通、政策沟通和行动协调,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突破性成果。有条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议,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同时根据疫情变化,及时有针对性作出调整。

       (二)以开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为契机,支持联合国相关努力,将发展置于国际合作核心位置,聚焦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减贫、粮食安全、教育、卫生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筹集更多发展资源,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国际社会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采取共同行动,帮助有关国家集中资源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方正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呼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长缓债期限。要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要采取实际行动参与缓债减债工作,形成合力。

 (三)国际社会应全面、精准解读和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持续推动完善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体系。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愿与各方共同推动大会达成既具雄心又平衡务实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四)2020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国际社会要以此为契机,继续推进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时在抗击疫情中把保障妇女和女童权益置于重要地位,让性别平等落在实处。联合国应在消除暴力歧视和贫困、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问题上加大投入,同时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代表性。

 (五)中方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实现全球停火的倡议,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止暴。安理会要发挥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作用,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任何强制行动都应由安理会授权。联合国应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坚持维和行动三原则,帮助冲突后国家实现持久和平。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以国家身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中方坚定支持巴方正义诉求,支持一切有利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中方主张坚持“两国方案”正确方向,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阿拉伯和平倡议”等国际共识和准则为基础,推动巴以进行平等对话和谈判。国际社会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加大促和力度。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业经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是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也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要素。维护全面协议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坚定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权威性,坚定维护全面协议的有效性。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解除武器禁运有关安排应得到认真执行。已经退出全面协议的国家无权单方面启动安理会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中国将同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一道,继续维护全面协议和安理会决议,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

 政治方式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中方一贯坚定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鼓励并推动阿富汗相关各方通过广泛包容性对话谈判,自主选择未来国家安排,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生地或庇护所,早日实现持久和平与全面发展。外国在阿富汗驻军应以有序、负责任方式撤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配合,加大投入,助力阿富汗和平和解与重建进程。

 (六)核武器国家应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放弃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核威慑政策,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停止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系统,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促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谋求在海外部署陆基中导,将严重破坏全球战略稳定,损害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核裁军应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循序渐进加以推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优先责任,应延长《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削减核武库。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不会参加。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第十次审议大会取得积极成果。应坚定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推动条约早日生效。应坚持多边主义,充分发挥联合国引领作用,切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及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建立公正、包容的国际防扩散体系。

(七)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全球性合作。要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回潮保持警惕,国际反恐合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反恐应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消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不应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宗教挂钩,更不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敲响警钟。各国要加强合作,防范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促进生物科技健康发展,造福人类。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各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共同建立公平合理、持续稳定的农业贸易秩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农业技术、资金等支持,切实提升有关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八)国际社会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把网络空间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和平与稳定和人类福祉,反对网络战和网络军备竞赛,共同建立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当务之急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行为准则。中方反对任何国家滥用“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正常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与合作。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同时,数据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日益突出,亟需达成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规则。为此,中方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采取措施防范制止利用信息技术侵害个人信息,反对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鼓励并尊重企业自主决定数据存储地,不得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数据存储在境内;未经他国允许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调取境外数据;企业不得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后门。中方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支持中方倡议,共同担当数字时代的全球责任,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九)5G网络安全是技术问题,应根据事实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5G市场准入应由市场和企业作出决定,各国应对5G企业采取非歧视性做法,坚持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原则,为所有企业提供一个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而不应将5G问题政治化,不应滥用国家安全排除、限制特定企业。5G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属于全人类,也应该让它造福全人类。

 (十)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和搞双重标准。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应秉持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原则,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平衡推进两类人权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当前要重点解决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相关国家***暴力执法、疫情中保障民众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力、种族歧视等问题,真正实现“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理想。

 (十一)要发挥联合国及难民署等多边机构主渠道作用,切实落实好《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解决难民问题承担相应责任。要解决战乱冲突、贫穷落后等根源性问题,为难民自愿、安全、可持续返乡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不平衡是移民的重要根源,同时移民也是实现发展的重要动力。应重视解决造成非正常移民的发展根子,把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贯穿于全球移民治理全进程。移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应以落实《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为契机,加强协调配合。《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落实进程应坚持尊重主权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兼顾各方利益。

 (十二)中方支持国际知识产权发展事业发展,致力于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中国将永远做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参与者和建设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应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挑战,为各国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十三)中国赞赏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年来推动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努力。联合国要顺应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凝聚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按有关决议授权,提高自身运行效率,增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增强发展系统支持会员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能力,加强监督和问责,并在职员分布、资源投向等方面切实反映发展中成员占联合国会员国五分之四、人口占全球80%的需求和利益,全面回应国际社会期待。

       四、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的崇高理想,不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侵略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缅甸、中东、叙利亚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道。中国参与30余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4万余人次维和人员,目前派出人员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位居首位。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素质优良,受到联合国和驻在国高度评价。

(二)中国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今年将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对人类发展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中方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2030年议程国内落实工作。率先发布落实议程的国别方案和两期进展报告,在多个领域实现早期收获。中方推动各国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对接。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与机遇。我们将利用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和率先复工复产的契机,致力于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各国发展带来新机遇。

 (三)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把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坚持民主和民生相促进、和平与发展相协调,坚持在发展进程中促进和保护人权,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在大力推进自身人权事业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广泛开展国际人权合作,积极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500多项国际公约,忠实履行国际义务,严格恪守国际承诺。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同破坏国际秩序、践踏国际规则的行径坚决斗争。

 (五)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方积极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全球人道应对计划,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习***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重要举措,中方将不折不扣落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

(六)中国在面临改善民生等艰巨发展任务同时,积极承担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国际责任,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提前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大贡献。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并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重要贡献。在中方与各方共同努力下,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马德里会议上达成了坚持多边主义、反映各方气候治理共识的一系列决定,为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

        (七)2015年,习***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宣布了支持联合国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目前均已得到落实。

 中国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和300人规模常备维和警队在联合国完成注册,已有6支维和待命分队晋升为三级待命部队。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中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开展了80多个项目,使用资金规模6770万美元,为联合国维和、反恐、能源、农业、基建、卫生、教育等领域工作提供支持。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80个减贫项目、118个农业合作项目、178个促贸援助项目、103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34所医院和诊所、123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在3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80余个项目,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中国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成为捐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完成133个“妇幼健康工程”,邀请3万多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培训,为世界妇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新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做出大国贡献,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添砖加瓦。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和弘扬多边主义,共同推动联合国重整行装再出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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