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对“上海孤儿”的解释是：1959年始，中国各地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粮荒，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受影响最严重。许多农村家庭由于所分配到的定额粮食不能满足全部成员的生存需求，于是许多家庭选择将幼年子女遗弃到上海等城市。1960年，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各福利机构无力抚养。于是继内蒙古之后，陕西、河北等地陆续接收了大批江南地区转移来的弃婴。这些孩子统称为“上海孤儿”。

　　这是一段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1960年前后，中国遭遇饥荒，尤以上海周边的长三角最为严重。为了让年幼的孩子不被饿死，许多父母狠心将孩子抛弃在上海街头，希望能被好心人收养。一时间上海街头出现很多“孤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有组织地将这些孩子用火车疏散往内蒙古以及河北、陕西一带。其中约200名被称为“上海娃”的孤儿被我省潼关县民众收养。

　　50多年过去了，如今普遍年过半百的他们，踏上了艰难的寻亲路。

　　55岁的朱旺芹家在潼关县城开了一家饭店。5月30日午饭刚过，来了一位架着双拐的妇女，皮肤有点黑，瘦瘦的。她赶忙上前招呼。妇女讪讪一笑说：姐，我也是“上海娃”。

　　一句“上海娃”让朱旺芹心头顿时一热，赶紧招呼来人坐下，并喊服务员上最好的茶水。妇女说她叫孟麦宁，出生于1958年，希望朱旺芹能帮她找到南方的家人。

　　在潼关，朱旺芹和她的“寻亲团”已经联络到了超过100位被称为“上海娃”的特殊人群，年龄55到62岁左右，其中以女子居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1960年5月被以孤儿身份、从上海市孤儿院用火车送到潼关的。年龄最大的8岁，最小的尚未断奶。

　　2000年始，这些“上海娃”纷纷萌生南下寻亲的念头。13年过去，尽管寻亲路艰难漫长，但截至目前已有近50名“上海娃”找到了南方的家人。

　　如今，寻亲活动依旧在大海捞针般地进行着。朱旺芹家的饭店，成了寻亲团的联络点。

　　火车站发放“上海孤儿”，补助15斤大米

　　1960年潼关春天来得有点迟，已经5月天，许多人还穿着黑粗布夹袄。这一年安徽宿县人季维康27岁，他从老家来潼关投奔亲戚已有10个年头了。

　　5月下旬的一天，正在棉花房里干活的季维康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从上海送过来一批孤儿在潼关火车站，让家里没孩子的和愿意认养的人赶快去领。

　　撂了手中的活，季维康和许多人一起跑到火车站看热闹。当年2月，潼关县城已经从老潼关整体搬迁到了今天的地址，但火车站仍在老潼关县城西门外。季维康回忆说，孩子们是乘坐一辆锈迹斑驳的绿皮火车进站的，火车头上冒着呼呼的黑烟。火车进站后，孩子们被一个个接下火车，年龄稍大的或席地而坐，或靠墙站立，年龄小的全被放在站台的草席上，多数蜷缩成一团。

　　季维康说当天火车站有两种声音他至今无法忘记，一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闹声，二是高音喇叭里女播音员有气无力的“认领通知”。大意是，这些孩子都是从上海孤儿院送来的，希望当地人认领回家抚养，领导干部要带头等等。

　　“许多年龄大点的孩子显然被饿坏了，要靠着墙才能站住，都耷拉着脑袋。”已经80岁的季维康回忆说。

　　这些衣衫破缕、哭爹喊娘的孩子每人手腕上都绑着一个绿色的布条，上面写着文字，有姓名和出生地等身份资料记号。

　　潼关火车站发放“上海孤儿”进行了两天，认领结束。据孤儿李万成考证，当年孩子们来潼关的确切时间是1960年5月24日，人数约173人。这是潼关县民政局的一位老领导告诉他的。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当事人都已经离世。记者几经周折，未能找到关于“上海孤儿”的相关资料和档案。

　　廉彩亮也是“上海孤儿”，其丈夫许明礼说，据他走访，当年送到潼关的应该在200个左右。其中包括运送过程中，因为疾病或饥饿而夭折的孩子。

　　当年对于领养“上海孤儿”的家庭，政府一次性补助15斤大米。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月的口粮为15斤粗粮。

　　关于1960年的“大饥荒”，62岁的许明礼在回忆录里如此记述：“一九五八年中秋节以后，全村人就开始吃集体食堂。集体食堂开始还不错，可是，越办越差，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生活标准一天一个样。集体的东西都不爱惜，粮食胡糟蹋。到了五九年，粮食收成不好。自然灾害频多，干旱、蝗虫遍地。每天早上太阳没出来之前，全村人都到地里灭蝗，用布鞋底钉上竹片或绑上竹片，每人一手一片，人挨着人朝地上拍打，太阳出来了，蝗虫的翅膀干了就飞走了。回家时捡些大个的蝗虫拾回家，把翅膀和内脏去掉炒着吃很香的。”

　　许明礼是安徽人，是1970年来的陕西。

　　季维康还有更恐怖的回忆。1960年，他回宿县接家人来陕西，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死的人太多，都是草席一卷，随便挖个坑就埋了。

　　第一次聚会，“上海娃”如见亲人抱头痛哭

　　潼关第一个组团寻亲的“上海孤儿”叫曹敏霞，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58年。多年后养父母告诉她，出生日期是当年他们被送到潼关时，根据个头的大小随意写的。

　　养父在县城工作，母亲在乡下种地。相对于其他“上海娃”，曹敏霞生活在一个不错的家庭环境里。尽管如此，“上海娃”的绰号还是让她自卑。她暗暗叮嘱自己，总有一天要去上海找亲生父母，质问他们当年为何如此狠心……

　　曹敏霞18岁生日时，养父母看出了她的心事，很郑重地告诉她：你是当年被政府从上海送过来的，当时你手腕上有一个布条，上面写着“江字99号”，全部信息仅此而已。

　　1976年，曹敏霞认识了丈夫李刚。结婚前，丈夫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曹说是去上海找亲生父母。丈夫说，等有条件了，我会帮你去实现。

　　2000年夏天，李刚在潼关县城一家家具店和人聊天，沙发上扔了一张报纸，一则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唐山孤儿泪洒黄浦江》。讲述的是河北唐山有一批孤儿在上海找到家人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

　　抓起报纸，李刚撒腿就往家里跑。看完报纸，曹敏霞放声大哭。随后在李刚的联络下，近70名当年被送到潼关的“上海孤儿”第一次坐在一起。曹敏霞记得，这天是2000年的中秋节，如同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纷纷抱头痛哭，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印记“上海娃”。这次聚会议定，“陕西潼关县上海孤儿寻亲团”成立，愿意寻找亲人的“上海娃”每人向寻亲团缴纳寻亲经费200元，作为启动经费。如今，这支寻亲队伍已扩大至百人左右。

　　“上海娃”南下寻亲的消息在潼关县传开后，当地一些私企和单位也纷纷赞助，你五百我一千地捐款。

　　2000年10月24日，由李刚、李万成和周进峰三人组成的“陕西潼关县上海孤儿寻亲团”乘坐火车南下上海。三人中，李刚是“上海娃”曹敏霞的家属，另两人都是“孤儿”。

　　原上海市孤儿院早已更名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几经周折，找到福利院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先生。老人说，你们在上海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从1959年到1962年，上海市孤儿院每天都可以从大街上拣到上百个弃童，大部分是上海周边的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带过来扔下的。因为当时长三角一带粮食急缺，城市条件比农村稍好。送往北方各地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警察在大街上捡回来的，年龄是根据孩子的牙齿状况填写。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供查询。

　　老人建议他们三人到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和南京等地碰碰运气。临别，老人说：无论将来能否找到家人，都别怨恨亲生父母，因为当年把你们带到上海扔在大街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当时上海周边饿死了许多人的”。

　　从上海市福利院出来，面对滔滔黄浦江，三个中年男子一下子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

　　“寻亲大姐”家偶遇，这人“太像我嫂子她爸了”

　　寻亲团南下时带了三样东西。一是几盘录像带，70多个“上海娃”面对镜头说了几句话，比如自己今年多大了、身体有啥明显特征印记等。二是一本统一格式的“寻亲”资料本，里面除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身高和血型等信息外，还有头像照片和联系电话地址。第三样东西则是当地的土特产酱菜。

　　在苏州和无锡，寻亲团除在街道张贴“寻亲告示”，悬挂“陕西潼关"上海娃"回家寻亲”横幅外，还和当地电视台联系做“寻亲”节目。但都没有收获。

　　就在最迷茫的时候，同行的李万成突然想起了一个叫吕顺芳的江苏大姐。李万成上世纪70年代做电影放映员，一直想寻亲。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自费订阅《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

　　“寻亲大姐”吕顺芳的故事是李万成从报纸上看到的，文章说江苏宜兴妇女吕顺芳自费办了一个“寻亲驿站”，义务给全国各地寻找亲人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帮助。去南京的三人随机改道江苏宜兴。吕顺芳大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连夜搬出全部寻亲信息，让大家参考比对。

　　那是2000年10月31日。这一天，当地宜城镇女子姚某也来吕家，当她看到来自潼关的周进峰时，突然感觉周特像自己的一个亲戚。吕大姐问到底像谁？姚某想了想说，太像我嫂子她爸了，也姓周。

　　宜兴周家所在的村子叫边家庄。姚某的嫂子有个哥哥叫周凤祥，出生于1957年，听家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送去了上海，后来再没有音讯，为此家人还去过河北唐山、邯郸等地找过。

　　吕顺芳笑着喊周进峰进来。对方眼睛一瞪：和我爸年轻时一个模样。问血型，都是A型。

　　听说周家失散多年的儿子找到了，周家的亲友从各地全跑了回来。所有的人都说，这就是周家老三，连DNA都不用做。

　　哥哥周凤祥拉着周进峰的手只是哭，他比弟弟大三岁，当年全家都没吃的，本来要送自己去上海，但他身体不好，担心送出去难活命，就决定送老二。先是送到了上海的姨家，实在没办法就带到街道上，大人躲在远处悄悄看着，等警察抱走了离开。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父母就惦着要去上海找二儿子。父亲1997年去世前，还拉着他的手说：“你死以前一定要把你兄弟找回来”。

　　周进峰的意外寻亲成功让大家有了希望。

　　银行干部陆国华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寻亲团横幅的。他有个亲妹妹当年也送去了上海。陆国华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来自陕西的三个汉子。三人将随身带的资料拿给陆国华看。当翻到廉彩亮时，陆国华不翻了。

　　问还有啥资料？李万成给他打开录像带。看完录像带，陆国华给三人每人发了一支烟，然后说，这个廉彩亮就是我妹妹，她的名字叫陆火美。

　　为啥这样肯定？陆说，她和我娘年轻时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她娘还活着。次日，廉彩亮和母亲通电话。寒暄过后，廉彩亮问母亲：我有啥细微特征或印记吗？母亲说，你1岁多时，右脚面起了个疖子，后来拿草药抹好了，有个疤。廉彩亮当即脱了袜子看，右脚面真的有个疤。电话里，廉彩亮顾不上喊妈，放声大哭。

　　几天后，廉彩亮回到自己阔别40多年的家，南京市溧水县（现溧水区）晶桥镇陆家村。母亲说：“当年南京一带都没有吃的，你爹被饿得在家都张不开嘴了，是后来用筷子把嘴巴撬开，用面汤喂活的”。本来将她送给了上海当地一家人。结果对方家里有吃的，饿怕了的廉彩亮猛吃饼干，结果病得不成样子。对方怕养不活，就扔到了大街上。后来陆家去上海找，对方说丢大街上了。

　　听说陆家失散多年的闺女回家了，村子的人纷纷来看热闹。廉彩亮觉得一个老太太很像一个熟人。老太太说自己有俩闺女，1960年送到上海扔在了大街上。后来一个找到了，另一个一直没消息。

　　廉彩亮当即就和那个熟人联系，结果双方一问体貌特征，很快让母女俩相认了。

　　两次沦为“孤儿”，DNA鉴定找到家人

　　安徽人张志龙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潼关寻亲团的报道，找到李万成等人，说自己妹妹1960年送上海后失踪了，来碰碰运气。当看到朱当玲的照片时，哥哥哭了，说这就是他妹妹。

　　上海和潼关的电话接通，朱当玲问对方：你凭啥说我就是你妹？对方说我妹妹脖子后有一颗黑痣，朱当玲顿时哭成了泪人。哥哥说自己当年只有11岁，家里没吃的，父亲和弟弟先后饿死了。为了不让妹妹饿死，就将妹妹送到了上海。

　　认亲成功，张志龙无意中说自己的远方叔父张有才，有个女儿当年5岁，也送去了上海。朱当玲一听，马上给潼关县的“上海娃”张可玲打电话。张可玲当年5岁，记得父亲叫张有才。父女相认，又是一顿大哭。

　　李万成告诉记者，为了寻亲，2000年起他们查遍了潼关县和渭南市上世纪60年代的所有档案，都没有相关记载。偶然的机会，一个当年曾在潼关县民政局工作过的“老民政”告诉他，当年下火车的孩子人数为174人，一些在半路上夭折了，还有的被领养不久夭折。

　　朱旺芹死里逃生。一位亲戚告诉她，1960年她被送到潼关时已奄奄一息，本来被一家人换上新衣服抱走了，但对方走了几步认为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又把新衣服脱下，扔在了路边。过路的养父母抱了回来，养活了。

　　朱旺芹和江苏宜兴市高塍镇的家人也是通过“寻亲大姐”相认的。2007年，她的亲哥哥去“寻亲大姐”家，发现朱旺芹的照片很像失散的妹妹，就电话联系了。电话是母亲亲自打过来的。朱旺芹小心地问母亲，你凭啥敢肯定我就是你家的女儿？母亲说你右眼角有个疤，是小时候得疖子遗留下的，还缝过5针。朱旺芹不相信，到西安找了一家大医院，让外科医生帮自己看。医生确认有手术遗留的针眼。相认后，朱旺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弟弟的儿子简直就是孪生姐弟。截至今天，潼关的“上海娃”已有48人找到亲人。张侃虎是唯一经过DNA鉴定确认的认亲。他的身份证年龄和实际年龄基本相符，出生于1958年，到潼关时他只有2岁。

　　张侃虎9岁养母去世、15岁养父去世，他从小跟着哥哥嫂嫂长大。他关系最要好的同村孩子刘喜旺也是“上海孤儿”，两人从小就商量着，长大后去上海找家人。

　　2007年刘喜旺因病去世，张侃虎找亲友借了一些钱，在2008年夏天只身南下去江苏宜兴找“寻亲大姐”吕顺芳，并留存DNA样本。半年后，宜兴来电，DNA配对成功。原来这些年亲生父母也一直在寻找他。

　　2010年，亲生父母从宜兴来潼关县乡下看望张侃虎一家。当看到乡下的生活条件仍很艰苦时，老人难过得哭了。后来他们多次邀请张侃虎举家迁往宜兴生活，但张以在这里已经生活习惯为由婉拒。

　　和张侃虎不同，当地人崔转喜在江苏宜兴找了家人后，如今全家几乎都去了江苏，儿子也在江苏被安排了工作。5月30日，记者电话联系崔转喜，他说妹妹在宜兴给自己也找了一份职业，最近一时半会可能回不来。

　　不忍心年迈老人失望，“上海娃”认了两家亲

　　身份证登记为1958年出生的李万成被大家称为“寻亲团团长”，自从将自己的资料在吕顺芳大姐家登记后，先后有江苏和安徽的三户人家来认亲。

　　一下子出现三家亲人，李万成无奈地说那就做个DNA鉴定吧。奇怪的是，他的提议仅被一家采纳并实施。但不久后，这家人就打来电话说了一声“对不起”，剩下的两家至今不愿做DNA鉴定，但都固执地认为，李万成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李万成后来明白了，因为这两家的老人当年都70多岁了。两家人都担心，万一DNA鉴定出来不是，老人会多伤心啊。李万成一横心，干脆把两家都认了。至今，他和两家都保持着电话联系。

　　在这支寻亲队伍中，最感人的莫过于李新法兄妹。1960年到潼关时，李新法6岁，已经有记忆，但没记住名字。他回忆说当年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父亲就带着自己和2岁的妹妹坐船到了上海。在一家饭店吃完东西后，父亲让兄妹俩稍等，自己去买东西。李新法记忆中的父亲当年30多岁，中等个头、长相白净。

　　但久等不回，6岁的李新法和妹妹号啕大哭，哭声引来了警察，警察就将兄妹二人带到了上海市孤儿收养院。在孤儿院不到一星期，兄妹二人就坐火车到了潼关。

　　在潼关下火车后，李新法先是被当地人杨家收养、取名杨新法。6岁的杨新法提出自己要带妹妹一起走，但杨家当时已经有5个女孩子了，于是就把妹妹介绍给了在当地开药铺的河南人刘家。后来杨家家里总是闹矛盾，杨新法在6岁左右时又被送给了潼关县安乐镇的李家，并改名李新法。

　　1970年李新法16岁，他跑到潼关老县城，找到杨家，问妹妹的下落。随后，他在陕西河南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亲妹妹。也是在那次，杨家老人告诉李新法说，1960年他们在潼关下火车时，手腕上的布条写着“江苏常熟人”。

　　如今，在潼关乡间和李新法兄妹一起苦苦寻找亲人的还有农民关海燕。按照身份证年龄，关海燕和李新法同岁。在关海燕的记忆里，父亲姓王，是一个铁匠，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房子的前面有土地庙、菱角池、污水坑和碾米房。1960年春节后母亲有病，自己经常带着妹妹去偷摘菱角，看菱角的老汉斥责，主要是担心孩子掉入水中。菱角池周围有柳树，自己攀着柳树根摘菱角。小时候自己很调皮，经常去摸驴尾巴，结果左脚面被驴踢，至今有伤痕。

　　他清楚地记得，临去上海前一天母亲给自己做的白米饭，妹妹要吃，母亲不让吃，自己偷着给妹妹吃。饭后邻居说带他去上海找父亲，出门先是走路，走不动了坐邻居的挑担，后来又坐汽车、倒船。在上海，他见了抡铁锤打铁的父亲，父亲带着他去街上转，他要吃甘蔗，父亲给钱让自己去买。买到甘蔗后一转身，父亲不见了。

　　2000年始，关海燕曾多次南下寻亲，但都未果。关海燕说，妹妹如今健在的话也有56岁了。一度时间寻亲渺无音讯。关海燕说他毕生最大的愿望是找到家，去父母坟头烧纸，感谢父母当年让自己逃了一命。

　　如果您有和潼关“上海孤儿”寻亲有关的信息，请和李万成联系，联系方式：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