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我曾经和新华都商学院EMBA们一起访问了以色列，这个神秘的国度，探寻它创新和创业的基因。这是当年写下的一篇旧文，分享给大家。以色列的创新不是坐在办公室的摇椅上喝着可乐想出来的，而是在艰苦的生存挑中逼出来的。创新无关乎物质资源的多少，更多是因为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精神信仰、独特的社会价值观等。在这篇文章中，我重点谈及制度因素（例如，基础教育体系、高水平的大学和军队等），也谈及支撑以色列创新创业的其他资源因素（例如，、广泛的海外关系网络）等。更重要是，我把这些重要的因素整合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进行解读。以色列的成功，不是因为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而是因为多个因素自洽地整合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所产生的核效应。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一穷二白，人口不足80万，领土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联合国181号决议的规定），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建国的第二天，因为领土争端问题，遭到周围五个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外约旦）的集体攻击。六十多年过去了，历经五次中东战争以及黎巴嫩战争，以色列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高科技为主的创新国家，人口超过800万，领土面积大约为2.3万平方公里，201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47万多美元，创造了经济奇迹。
2009年，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专栏作家索尔·辛格（Saul Singer）和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丹·赛诺（Dan Senor）合著的《创业的国度》（Start-up
Nation）把这一经济奇迹归因于高水平的创业活动。截止目前，该书已经被翻译成27种语言，激发了全世界对以色列的浓厚兴趣。2014年5月底，我实证探究了为什么以色列能成为一个创业创新的国度，以及它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有什么启示。
为了全面总结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我将国家层面上影响创业活动的主要要素和过程总结成了两个模型（请参考图1和图2）。简单地来讲，以色列的成功绝对不是因为两三个孤立的因素，而是因为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个复杂自洽的动态系统，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产生了强大的聚合效应。
创新动力之一：创新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是逼出来的
许多人以为，创新是一种自由闲散的活动。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创新更多来自生存的压力。
以色列因为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连接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罗马人、十字军、穆斯林、拿破仑、英国人等等，就如地中海的波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占领过这片土地。自从公元70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摧毁了犹太人的第二神殿以后，犹太人开始了长达两千年在世界各地的流浪，不断受到排斥和迫害。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67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又身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所以，以色列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例如，为了让年轻人缅怀父辈经历的苦难，每年冬天他们会送一些年轻人重走从苏联到德国的一条死亡之路（Death
March），因为1944年冬天当纳粹德国在苏联战场上失利以后，强迫许多犹太人衣不蔽体、饥肠辘辘地从苏联返回德国，走向灭绝营。另外，时至今日，以色列军人入伍的时候，都要去公元73年被罗马人攻占的Masada（死海附近山上的一座城堡遗址）进行宣誓，“Masada shall not fall
again”（马萨达永远不会再次沦陷！）。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激发了以色列人在军事工业方面持续创新，而许多以色列的科技创新都来自军事科技的民用化。例如，我们参观了汽车驾驶辅助系统的全球领导者Mobileye公司，其采用的近距雷达探测技术就来源于军方，占汽车市场份额超过80%的主要汽车厂商，如通用、、、等均使用该公司的技术。
同样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也迫使以色列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例如，以色列人在干旱地区发展了滴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培植出了丰富多样的水果和鲜花，如今滴灌技术已经出口到许多国家，中国许多地区都在纷纷引进。据统计，以色列农业80％以上靠科技驱动。另外，以色列沿海城市的饮用水以前主要靠北部的加列列海（Sea of
Galilee），以至于经过约旦河流向死海的水枯竭，死海的海平面急剧下降，周围出现许多巨大的坑洞。现在以色列大力发展海水淡化技术，供沿海城市使用。很显然，将来该项技术会为以色列换来更多的外汇收入。试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能采用海水淡化技术，直接从渤海饮水入京，而不是耗资2800亿元搞“南水北调”工程，将是多大的一笔费用的节省呀！
对企业经营的启示：是中国企业的，2013年超越成为通信行业的老大，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行业里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成功。华为的成功就是来自领导人的危机意识，任正非二十多年来对华为的成功视而不见，每天考虑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以及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李嘉诚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的时，也把“用90%的时间思考失败”列为八条创业经验之一。
创新动力之二：创新无关乎物质资源的多少，只与劳动力的素质有关
许多人以为，创新是建立在充沛的物质资源基础上的。特别是在参观了Google和eBay设在特拉维夫漂亮宽敞、充满艺术感的办公室以后，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事实上，创新与物质资源的多少无关，只关乎人力资源的开发，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精神。因为物质资源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不会自动增值。
截止2014年1月，以色列有人口830万左右，其中犹太人占75%。国土面积2.3万平方公里，比北京市（1.6万平方公里）多不了多少，而且大部分是干旱贫瘠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矿产资源，只是最近才在特拉维夫近海发现了一个天然气田。相反，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是，无一成为发达国家，只是以出卖矿产资源为主，创业活动处于“要素驱动型”阶段。
无独有偶，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占领了拉丁美洲，从印第安人那里攫取了大量的白银和开发成熟的土地。而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到达北美大陆的清教徒面对的则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和荒原。但是，三百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西班牙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拉丁美洲则一直深陷的困境。这同样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多少无关，而可能与其它因素，例如，民主政治、、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价值观、以及创业精神等有关。
对企业经营的启示：回想1987年华为创业之初，通信市场上有成百上千家和外资企业，他们的实力和资源都比华为更加雄厚，而今绝大多数早已烟消云散了。田涛和吴春波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认为，华为的成功是长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核心价值观的结果，华为的成功更是十几万知识工作者集体奋斗的结果。
创新动力之三：犹太教是以色列创新创业的精神源泉
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创业的国度》一书中有意回避了宗教因素。但是，显而易见，没有犹太教，就没有以色列，也就没有以色列的经济奇迹和国家强盛。
虽然在以色列，只有10%左右的犹太人被认为是Religious people（有信仰的），剩下的90%都属于Secular
people（世俗的），但是，犹太教、《塔木德》（《旧约》的一部份）和安息日等是维系以色列的精神支柱。《创世纪》上说，上帝创造了人，让人管理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和陆地上的走兽等。而犹太人则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赋有神圣的使命。这种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科学研究和创业活动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宗教是人类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试错以后，所能找到的最方便最有效的管理社会的方式。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包含一个核心的假设，人只有首先与一个冥冥之中看不见的、绝对权威的“第三者”建立联系，然后，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建立了联系，社会才能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才会比较低，否则，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总之，没有神庙、教堂和寺庙的市场经济是坏的市场经济（请参考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关于基督教的相关文章）。
其次，科学的起源之一来自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另一个传统来自希腊-罗马的工匠传统）。因为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看来，《圣经》是上帝的话，而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通过科学研究，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上帝创造世界的基本规则，更能深刻地体会上帝的全知全能和爱。而科学研究的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以后，直接推动了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了高技术创业活动。
另外，正教伦理所提倡的那样，犹太教要求每个人找到上帝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并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圣经》中的“原罪”的本来意义是什么？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管理学者Kenneth
Law认为，“原罪”事实上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果”无关，“原罪”的本意指的人没有领悟到上帝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以至于“错过了靶子的红心”（类似禅宗里面所说的“被染污的心”）。事实上，16世纪马丁·路德和卡尔文进行宗教改革，就是要让每个人摆脱罗马天主教会这个人与上帝之间“中介”，直接进行对话。经过新教改革，个人的尊严和地位、主动性和进取精神等大大提高，以至于马克斯·韦伯后来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对企业经营的启示：虽然采用宗教来管理企业会产生一些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但是，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例如，的精神教父陈峰是南怀瑾先生的弟子，笃信佛法；顺丰速运的创始人王卫非常低调，认为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福报”；而中国首善曹德旺先生则宣称 “佛教是我的灵魂”，他们都把宗教信仰有意无意地运用自己的企业经营和管理之中，尤其是企业文化的建设之中。
创新动力之四：独特的社会价值观是以色列创新创业的土壤
虽然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内核，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以色列文化的其它特点。以色列所秉持的独特的社会价值观，例如，水平导向的集体主义、宽容失败、怀疑和批判精神、多元化等都是创业创新得以发生的肥沃土壤。
“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一流的智商，就看他是否有能力把两个矛盾的事情整合起来，而且运转自如”（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在以色列，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得到了完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水平导向的集体主义（Horizontal collectivism）（Triandis，
1994）。一方面，每个以色列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社会中的权力差距比较小，下级敢于质疑上级的决定等。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人对家庭、公司、国家和族群又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以色列旅行和参观的时候，本文作者有幸参加了三个家庭的安息日晚宴。所谓的安息日，是从周五下午日落开始到周六黄昏之间的时间，犹太人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聚在一起唱歌、读经、聚餐和闲聊，关系亲密，令人动容。我的朋友Harel
Yedidson在本·古里安大学做博士研究，每周五下午他要开车120公里从以色列南部的城市Beer Sheva回到北部的Ranana，来与他的父母、92岁的祖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等一起过安息日，由此可见犹太人既很现代，又很传统（用学术语言来说，以色列文化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上得得分都很高）。
另外，以色列文化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比较低，很能容忍失败，这样的文化为以色列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以色列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JVP的一位合伙人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愿意投资一个刚开始创业，还没有失败经历的年轻人呢？还是愿意投资一个失败过一两次的创业者？”很显然，答案是后者。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家为未来的汽车提供新奇能源的以色列公司Better
Place，创业者夏嘉曦（Shai Agassi）24岁的时候创建了TopTier公司，后来被以四亿美元收购。39岁的时候离开SAP，致力于为提供充电服务，试图把以色列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全电动车的国家。这个案例曾经激起无数读者的想象力，但非常遗憾，其产品推出之后无人问津，投资人损失超过了数亿美金，大概是以色列近几年来最著名的失败案例了。可是，即使这样，夏嘉曦仍然正在准备东山再起。
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创新。以色列完全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组成的，有超过70多种不同的文化，至少操着40多种不同的语言（当然，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所以，在以色列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社会实验。通过基布兹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我们可见一斑。基布兹是一种最接近共产主义和中国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是“团体”的意思，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犹太人回到祖先生活的土地上时，因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力要素资源匮乏，所以，自发联合起来的一种集体农场。在基布兹所有物采取全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财产。甚至没有私人信件，所有的信件每个人都可以拆开看。孩子甚至都不属于父母，每周孩子只能与父母在一起待两个小时，孩子将来的教育问题也只能通过基布兹集体投票来举行。基布兹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现自己动手、平等和合作。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基布兹原来坚持的一些严格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目前在以色列仍然有将近200个左右大大小小的基布兹，从50人到200人。除了基布兹这种集体社会组织以外，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类似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摩沙夫（Moshav）更加流行。摩沙夫主要目的是合作居住（cooperative
settlement），其土地和农场属于私人所有，自己决定种植种类，但是，农用机械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共同进行农产品的销售。目前在以色列有400个左右的摩沙夫。不管是基布兹，抑或摩沙夫，只是在我们历史上短暂地存在过，而在以色列则有相当长的历史，有此可见以色列的多元化。
借用跨文化研究领域GLOBE（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House， et al，
2004）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全面地比较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文化差异（请参考表1）。从业绩导向上来看，中国虽然在现实的文化习俗上更强调业绩导向，但是以色列在文化价值观（也就是理想的道德标准）上更加强调追求卓越。从未来导向上看，无论是理想的价值观，还是现实的文化习俗上来看，以色列都比中国更加未来导向，更加注重对未来的投资。从恃强性上来看，以色列比中国在文化习俗上更加强硬一些，这或许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觉得与犹太人谈判的时候对手很精明，咄咄逼人，价格上谈判空间不大的原因。就集体主义而言，中国人比以色列更加强调关于社会和小团体的集体主义，尤其是中国人很强调圈子以及关系主义，这一点对于创业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容易获得资源开始创业，坏处在于很难将企业做大。从权力差距上来说，以色列比中国更加平等，敢于挑战权威。从对不确定性规避上来看，以色列人比中国人更加能容忍混乱、模糊和不透明等，因此，创业活动很活跃。
表1：中国与以色列在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方面的差异（基于GLOBE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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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习俗/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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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文化习俗/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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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制度因素之一：教育体系
创业创新精神离不开教育体制的培养。许多人以为，犹太人很聪明，事实上，犹太人的聪明不是在于这个民族的大脑结构，而在于他们的文化、教育体制和对待学习的态度。从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创业教育、宗教教育、以及成年以后的终身学习，以色列与中国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曾经在一个犹太朋友家里住了两天，也曾经走访了5个犹太家庭，看到了至少4个1~2岁的小孩，发现在教养方式上中国人对孩子保护过度，而以色列人则更倾向于孩子自由探索。例如，让一岁多学走路的孩子踉踉跄跄地自己学走路，即使摔倒了父母也不会忙不迭跌地冲过去，孩子自己哭两声就又爬起来。当小孩子啃咬塑料玩具的时候，父母也听之任之，并不会说“脏，别碰它”。而在特拉维夫的海滩上那些疯玩的孩子，以及尽情地在地中海上冲浪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在释放自己的天性（插图：挖沙坑埋自己玩的年轻人）。
在以色列，孩子放学以后，父母经常会问孩子一个问题，“今天你提问了吗”，而中国人则会问“今天你在学校表现好吗？”或者“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是培养创造力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爱因斯坦就说过，“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远远比正确地回答问题更加困难。我会花90%的时间用于界定问题，10%的时间寻找问题的答案。”以色列文化尤其鼓励辩论和质疑。希伯来文里有一个词
Chutzpah在其他语言里是没有的，大概意思是“斗胆、不畏强权。不接受现成的答案，直接了当地去做”。另外有一句犹太谚语说的好，“两个犹太人经常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以色列人不仅仅在学校里学习，还会去犹太会堂里跟随拉比学习。在我访问以色列期间，正值五旬节。在五旬节的前一天晚上，犹太人要彻夜研读犹太经书《塔木德》，主要是为了铭记上帝和摩西在西奈山上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晚起迟到的过错。《塔木德》包括五本书，前两本书是故事，也就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而后三本书主要是关于摩西律法。令人惊讶的是，犹太教没有教会，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这一点比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和佛教）更去中心化，而拉比事实上就是“关于犹太律法和《塔木德》的教师”，只要有学生愿意跟随你学习《塔木德》，你就是拉比。拉比们对于摩西律法进行不停地辩论，把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解释，只要言之有理，都写到《塔木德》正文旁边的注释中去。这种辩论和批判精神是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这也许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得主中有29%都是犹太人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人对知识和学者的重视体现在许多细节中。例如，在以色列南部的小城Beer Sheva坐落着本·古里安大学，作者看到许多街区和道路都是以教授的名字命名的（下图）。本文作者的一个以色列朋友Yossi
Dashit在硅谷工作和创业多年以后，55岁时回到以色列开始追求精神生活，63岁获得创业管理方面的博士学位，目前任职于本·古里安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技术创业。而另外一个以色列朋友Harel的92岁的老祖母则是终身学习的榜样。她两年前开始学油画，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但是现在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
同样，创业教育贯穿到犹太人的各个年龄段。以色列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创业精神和对商业的感觉。针对13-18岁的青少年，他们创办了Young Entrepreneur
program，许多青少年踊跃参加，而且他们的创业实践更多以实用性的为主。例如，有一个学生团队买来太阳能电池板，组装起来以后缝在背包上，随时可以给手机充电，获得不少。对于大多数国家的中年人，45岁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创业激情和动力了，但是，以色列每年有专门针对45岁以上中年人的创业计划比赛（www.merageinsitute.org），担任评委的有从8200部门出来创业的将军，也有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的儿子等，而我的朋友Yossi
Dashit也是评委之一。
创新的制度因素之二：高水平大学
高科技创业离不开高水平大学的支持。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以色列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人数的百分比、以及投入到研发的资金，均名列世界的前茅（超过4%）。以色列围绕杰出的科学家建立了许多高级研究中心，在广泛的科学研究领域中保持相当高的水准。
此次以色列之行，我访问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大学1918年宣布成立（1925年正式落成并开始招生），是犹太民族在其祖先发源地文化复兴的象征。成立时的校董包括爱因斯坦、佛洛伊德等，目前至少有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学习过或者工作过，希伯来大学目前的世界排名大约在50名左右。而本·古里安大学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的建国之父本·古里安于1969年创建的，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其地位类似中国的毛泽东。他退出政坛以后，自愿住到以色列南部的沙漠里，因为他深信，“以色列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与沙漠打交道。如果我们不能发展出有效的办法克服沙漠的挑战，以色列就没有未来”。正是基于这一愿景，后人在以色列南部的沙漠边缘建立了Ben
Gurion University，该大学在新能源、旱地农业、水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与工业界有着密切的合作，其所获得的非政府资助经费居以色列大学首位。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大学是人称
“以色列的MIT”的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纳米科技、生命科学、干细胞、水资源管理、可再生能源、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物料工程、太空和工业工程以及医学等领域上，备受全球肯定，并一直引领着发展的先河。该学院是全世界仅10家曾经组建及发射人造卫星的大学之一。以色列平均1万人当中就有135位工程师，比例非常高，以色列理工学院对此功不可没。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优秀的工程师将产品做出来，那么，创业就会变成简单的倒买倒卖。李嘉诚先生前几年曾经捐赠一亿美金给该校，这是以色列大学历史上收到的最大私人捐赠。最近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汕头大学的旁边正在筹建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分校。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长江商学院和以色列理工学院中国分校，李嘉诚先生的教育梦想会变得越来越现实。
此外，以色列大学非常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作者在一个关于技术创新的国际研讨会上曾经幸会丹·谢赫特曼教授（Dan
Shechtman）。丹·谢赫特曼教授是理论物理学家，以色列理工学院工程材料系教授，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谢赫特曼教授不仅在科学领域具有突出成就，而且对科技创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地见解，提出“科技创新与创业是开创美好世界的关键”，亲自开办了一个面向年轻人的“科技创业班”，邀请技术创新创业的和专业人士（例如，律师、会计师和风险投资等）进行主讲。27年来，创业班毕业生已经达到一万余人，其成就令人赞叹！
创新的制度因素之三：军队是培养创业者的摇篮
商场如战场。许多优秀的管理者都有军队的经历，例如，任正非、王石、王健林、任志强等。有人甚至说，“美国西点军校培养出的的CEO，比大学商学院的要多”。以色列因为身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所以，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高效的预备役制度。原则上所有年青人18岁-20岁之间都要参军，男孩三年，女孩两年。
在军队里，年轻人学会了承担责任，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承担责任，也包括对价值不菲的武器装备承担责任。在军队他们也学会了、牺牲精神和领导力，学会了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快速进行决策，总之，等他们退役上大学的时候，相对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以色利大学生在心理年龄上已经相当成熟，对学习更有主动性，深刻理解学习的价值。例如，在我的朋友Harel家里，我遇到他的表妹的未婚夫，一个3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已经在军队服役16年左右，目前担任加沙地区某坦克团的团长，掌管400人左右。如此年轻，经历却如此丰富，承担责任如此之大，令人佩服。
在以色列，人们在求职面试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在军队里，你服务于哪个部门？”而不是“你毕业于哪个大学？所学专业是什么？”。以色列8200部门是以色列精英情报部门，对人才的遴选标准非常高，能加入这个部门是许多以色列高中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在8200部门，年轻人有望学到最先进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在多个项目小组中进行工作，所以，许多从8200部门退伍的老兵独立创业之后成就斐然，而且相互之间互相帮助，形成一个紧密的圈子。
创新的资源因素之一：风险投资为创业活动推波助澜
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2013年）的研究，中国的创业活动主要是效率驱动型的创业，而以色列的创业活动主要是创新驱动型。在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来自以色列的公司最多。而支持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2010年前后，以色列人均获得的风险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20多倍，中国的200多倍。
虽然风险投资在以色列基本上1990年前后发展起来的，在时间上与中国同时起步。但是，以色列政府在风险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政府有显著差异。以色列政府成立产业引导基金，与经验丰富的国内外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合作，一起对种子期的创业公司进行投资。一旦创业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点，或者有其他风险投资愿意接盘的时候，他们就以很低的价格（例如，成本价）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者。而中国政府建立的产业引导基金则相反，不要说申请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回扣和贿赂，而且一旦见到项目有利可图，就会在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借口下或者压力下，继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比例，等待条子熟了摘桃子。
访问以色列期间，我们造访了以色列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JVP。JVP旗下的创业园区在英国人统治期间是一个印钞厂，在以色列建国以后也是一个印钞厂。后来曾经废弃一段时间，现在又变成了JVP基金的“印钞厂”。目前园区内入住了近30家充满活力的企业。在JVP，所有的基金合伙人都有自己成功创业的经验，可以手把手地帮助创业者将最简单的IDEA变成产品，找到合适的。相反，中国的风险投资者缺乏产业经验，大多是一些MBA毕业的年轻人，急功近利。
当然，除了充沛的风险投资以外，为以色列创业活动保驾护航的还有许多其它相关的创业服务，例如，律师。据说以色列的律师占人口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和创新劳动的成果，这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业生态环境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创业的资源因素之二：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色列创业活动的润滑剂
二十多年前，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出版了《硅谷优势》，重点比较了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的创业活动，研究发现硅谷崇尚团结与合作，而后者崇尚等级和独立。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差异，导致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在创业活动活动上的大不同。
因为以色列很小，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差距很低，信任度很高，所以，形成了紧密而自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以色列，最多通过三个人，你就可以认识任何一个你希望结识的以色列人，所谓的社会网络中的六度隔离在以色列就变成了三度隔离。我与我的朋友Yossi Dashit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偶然认识的，当我们聊起心理学时，发现双方都认识Miram
Erez，以色列一位著名的方面的教授，主要研究文化和创新。而当我的朋友陈龙森先生想在以色列建立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我在临上飞机之前约Yossi Dashit在机场与我们会面，聊起来以后发现大家都认识以色列某创业公司的创始人Yanki Marglit，因为该公司十多年前希望收购陈龙森先生的公司。两天以后，Yossi Dashit在一个会议上与Yanki
Marglit见面，合影一张特地发给我和陈龙森。这不由得让大家感叹以色列很小，以及社会关系在以色列创业活动中所扮演的神奇作用。
移民在以色列的创业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色列建国之初大约只有80万人左右，1949年开始实行《移民法案》，积极鼓励全世界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而且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所以说，以色列完全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有70多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非常多元化。移民从来都是冒险家，从来不排斥重新开始，因为要生存，所以，移民的创业动机很强烈。因为有丰富的移民资源，在以色列公司的国际化过程中，想去哪个国家都能很容易地找到相关的人才开疆辟土。最后，除了国内650万犹太人以外，海外仍然有大约700万犹太人，尤其是在美国，犹太人的势力很强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得以色列和美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紧密地结盟在一起，帮助以色列获得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和最新的高科技。
以色列人的国际化的程度很高。几乎每个人都会说两三种外语，尤其是英语非常普遍。因为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以色列人患有某种程度的“幽闭症”，为了挑战这种地理上的包围和心理上的包围，证明自己的存在，以色列年轻人在服完兵役以后，迫不及待地背起自己的恶行囊穷游世界。我的朋友Harel
Yedidson虽然不到37岁，但是已经去过至少三十个国家。而他的妹夫，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驻加沙地区的某坦克团团长，九年前曾经在中国旅行了半年时间。这种海外旅游的经历，既扩展了以色列年轻人的眼界，更有助于发现商机和积累广泛的海外关系，有助于国际化创业。
以色列创业活动的主要特点
首先，以色列的创业活动有明显的产业聚焦的特点，与军事、、生物科技、太阳能和农业等领域高度相关。以色列公司主要专注于B2B，而B2C相对不是很发达。这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市场比较小。当然，以色列也曾经产生过许多优秀的B2C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例如，ICQ，Skype等。最近一个著名案例是以10亿美金收购了以色列的众包地图服务商Waze。作者猜想，大概是因为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道路状况太差，经常拥堵，所以，才激发了创业者利用每个司机的手机所能提供的地理位置信息直观地反映每条道路的拥堵情况的创业灵感。另外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五个年轻人做了一个网站“礼品计划”（Gift
of Project），使得一些人可以联合其他朋友给另外一个朋友凑份子送礼。我了解到，目前在以色列结婚送礼，和中国一样，也基本上只收贺礼（现金）或者事先搞清楚主人想要什么礼物。该公司创业一年半后以5000万美元卖给了eBay，30多岁的创始人Matan Bar现在担任eBay在以色列的创新中心的总裁。
其次，以色列的创业活动具有天生全球化的特点。这是因为高科技创业研发成本高，而复制成本低，再加上以色列国内市场非常小，所以，以色列公司开发任何一项技术或者产品的时候一开始瞄准的都是全球市场。以色列公司创业一般采用技术导向，持续不断地围绕同一个技术开发多种应用，寻找多种市场用途。在经营哲学上坚持“一英寸宽，一英里深”的战略。例如，Mobileye公司的创始人Ammon
Shashua教授目前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试图将从Mobileye开发出来的计算机视觉技术用于帮助盲人或者视力不佳的人。他们生产一种特殊的，可以产生黑白视觉，售价大约在14万美元左右，市场前景可观。 最后，以色列创业活动主要专注于早期创业，等到找到了成熟的、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之后，一般就把公司卖给国际性大公司。例如，全球领先的农作物保护方案提供商，以色列Makhteshim
Agan公司于2011年将公司60%的股权出售给了中化集团，最近改名ADAMA公司。当然，以色列人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反思以色列人是否有可能把公司从小带到大，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或者，是否只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创建新的企业，而对其他事情放手。
以色列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诸多差异，我们无法一一枚举。特别是，中国是个大国，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中国的事情比以色列复杂无数倍，小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很难复制到大国。正如《创业的国度》的作者辛格在与我们交流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以色列是一个经济奇迹，那么，中国则是最大的经济奇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要对自己的优势视而不见”。这一观点，与我们关于国家文化影响创业活动的权变理论（每个国家应该将自己的独特优势与创业创新活动匹配）起来非常一致（赵向阳，李海，Rauch，
2012，《管理世界》）。
事实上，每个国家只能做好与自己的优势（例如，国家文化、劳动力素质、市场特点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相匹配的产业。例如，如果让德国人做手机，则研发周期太长，根本无法与那些把手机当时尚产品来做的公司如Samsung，
Apple或者华为和Lenovo等竞争，但是，如果让他们去做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打造成功的精细化工、精密机床和汽车等，则更能发挥德国人严谨和精益求精的文化优势。相反地，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等这些拉丁国家，国民性格热情似火、喜欢追求新奇和浮夸的事情，更适合做时尚产业和消费性例如服装以及食品加工业等。
表2：国家文化特点与和优势产业之间的匹配关系（摘自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
可以预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高效的生产效率，再加上以色列的高科技创新，两者相得益彰，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华为公司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目前至少有150人左右。而、小米、奇虎360、黑马营等等最近也纷纷走进以色列，或者进行收购，或者进行参观学习。但是，中国公司近年来的收购行动也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恐慌，尤其是在那些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产业。2013年，某中国奶业公司收购了当地一家奶业公司，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心和骚动。就在本文作者抵达以色列的前一天，2014年5月28日《耶路撒冷邮报》的头条新闻报道说，一家中国打算收购一家以色列保险公司，经过长达半年的政府审查以后，以色列政府决定：Not
很显然，涉及最先进最核心的技术以色列也不会卖，我们必须自主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两院院士上的讲话中（2014年6月9日）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赛场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最后，我们需要提醒中国企业家收购以色列企业的风险。自从2008年以后，以色列涌入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尤其是自从《创业的国度》出版以来，以色列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的目光。目前以色列创业公司的价格已经过高，其人力成本甚至比硅谷的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直接收购，价格很高，风险太大，不如直接在当地建立研发中心或者少量参股，一步一个脚印地国际化来得比较稳妥。大量研究表明，至少70%的并购都没有达到并购前的目的，并没有产生预料中的协同效应，所以，中国公司对此应该有更加清醒的风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