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孙中山的作文“民生史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有哪些合理因素和局限性?


孙中山等步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孙中山先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有世界眼光和世界影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伟人。他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继承发扬。本文试图站在当今新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和阐述孙中山世界眼光的丰富内涵和超越前人与同时代人的特点。
一、放眼世界全局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超越前人与同辈之处,首先是他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和关注全局的国际战略眼光。
古代中国人由于时代与知识的局限,往往误以为“中国即天下”,缺乏世界眼光。进入近代时期,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变局。最初,受到鸦片战争的刺激,林则徐、魏源等爱国开明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容闳、郭嵩焘等一批留学生、外交官开始“走出国门看世界”。然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鼓吹“中体西用”,求强求富。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精英主张改革政冶,“变法图强”。而革命派的志士们则立志推翻清王朝,革命救国。此时,孙中山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第一个发出了“振兴中华”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他放眼全球,以世界形势和世界潮流为考察中国命运和道路的出发点,通过“内审中国之形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的建设蓝图,表现出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
孙中山早在1879年13岁时就随母亲远赴夏威夷探亲,开始走向世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后,他“远观历代,横览九洲”,“感慨风云,悲愤时局”。认识到必须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变化紧紧相连,“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之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
他一生在海外生活达20多年,到过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居住时间较长的如美国、英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其间他留心观察各国“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深入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以及国际关系、人类前途等全局性问题。在他的著述、讲演、谈话、信函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70多个,其放眼世界视野之宽阔,为前人与同辈所远远不及。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能综观世界全局、关注全球发展趋势,探索对外方略。以往大家不太注意的是他除了在各种讲演中经常分析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外,在1921年还曾计划撰写《外交政策》一书,并已列出全书目录。包括分别对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研究,进而探讨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阐述外交政策与三民主义等的关系及展望未来的外交政策。他归纳该书的宗旨即“一言以蔽之,求恢复我国家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和恢复人民自由平等而已。”虽然此书因准备出师北伐而未写成。但是孙中山通过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总结过去各种对外交往中的失败挫折和经验教训,逐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世界格局的认识,终于形成了自己最后的国际战略,那就是他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圧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圧迫的人民都来解放。”也就是他在临终《国事遗嘱》中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即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主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霸权。
二、顺应世界潮流
孙中山世界眼光最精髓之处,是他努力地去观察、认识进而把握、顺应世界的潮流。他在各种演讲、著述、谈话、题词中常常强调要“应世界之潮流”“适乎世界之潮流”。尤其是1916年9月他在浙江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后,挥笔题词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世界潮流就像那滔滔浪潮,势不可挡。
那么,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孙中山,究竟认为当时到底有哪几种世界潮流是必须顺应的呢?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潮流,而且对它们的认识是与时俱进,逐步加深的。
其一是民主革命的世界潮流。孙中山指出:“吾人试观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之发达,咸食赐于革命风潮,先由欧洲,而美洲,而亚洲,革命风潮所向无敌。”他在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动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力鼓吹反对封建专制,推翻君主独裁,进行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以顺应民主革命的世界潮流。强调“可观各国历史及现今形势,须知革命为世界潮流,亦即为顺天应人事业”。他曾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
因此,孙中山借鉴法国、美国、俄国、土耳其等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建了自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方略,发动了辛亥革命。他承认“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他又指出了欧美平等自由学说的缺点和流弊,而主张民权主义,认为“我们革命不能够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
孙中山在作民权主义演讲时,指出“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他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依次递进的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只要“我们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谁要“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不能再图恢复”。正是孙中山对世界潮流的这种认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他尽管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而仍然始终不动摇,不灰心,百折不回,坚持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创立中华民国。
其二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潮流。孙中山早年就曾受到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吞并的斗争和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的启发和鼓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更看到世界上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尤其是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开始觉醒。除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外,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都发生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与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与亚洲各国革命志士联系交流,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更积极支持和援助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其三是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孙中山很早就关注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欧美目睹工业发达后,社会贫富不均造成社会矛盾尖锐。“于是乎社会主义潮流,得应时顺势,而趋向于我人之脑海。”“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既重且大。”因此,他深入考察研究欧美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学说及社会革命、社会党等问题,赞扬马克思的学说,甚至曾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把社会主义理论融入其民生主义思想之中。甚至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还鼓吹“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特别是到其晚年,更是赞扬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提倡三大政策。因此,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总体上仍属于民主主义思潮范畴,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带有主观空想色彩。但是他已经对民主主义有所突破和超越,反映了他能够与时俱进,站在世界潮流前列的远见卓识。
三、吸收世界智慧
孙中山世界眼光最高明之处是他善于吸收世界智慧,主动借鉴和运用各种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他在谈到自己思想的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孙中山提倡“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他既主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珍惜、继承、扬弃和超越;又主张对外来文化要吸收、借鉴、选择和融合,故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外精神文明成果交融贯通创新的文化取向。
孙中山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从小受过传统文化的启蒙,少年时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青年时代,他在香港除学医之外,还广泛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英国议会的历史,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书籍,同时对传统经世之学、二十四史等也感兴趣。后来赴英国,在伦敦蒙难脱险之后,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即使在日本流亡期间,也大量阅读各种政治、经济、历史等书籍,至今日本还保存有他在1914年至1915年多次向东京丸善书店购书的清单。根据学者对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统计和研究,孙中山生前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当在1800种以上,其中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姜义华:《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剪影》,第4页。)
孙中山曾经说过:“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所以他从世界历史书籍中汲取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探索革命的方法和道路,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大局,作为其发动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借鉴。他还从世界各国的哲学、政冶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及各种思想学说中寻找救国救民和建设中国的方案、措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建设蓝图中,吸收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一切对中国革命和振兴中华有用的中外思想文化为其思想学说的原料素材,博取兼收,益以创新。同时,他又反对盲从欧美和全盘西化,指出“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而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克服欧美流弊的创新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故而他的眼光能够超越其前辈和同时代的政治家。
四、胸怀世界民众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最可贵之处,则是他胸怀世界民众,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同情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劳苦大众,立志为世界民众“打不平”“谋幸福”。
孙中山不同于那些洋务派官僚和改良派士绅,他们往往眼睛朝上,只关注中外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事迹。如李鸿章崇拜的是拿破仑、俾斯麦,康有为鼓励光绪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而孙中山是农民家庭出身,最了解和同情平民大众的疾苦和要求。他认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他指出革命党人的宗旨,就是要使“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等变为平等”。
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他提倡民生史观,把人民大众的生活、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和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指出,“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
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孙中山明确宣布“政府之官吏,乃人民之公仆”。他常对来访的民众讲,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国民服务的,而且他始终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还十分关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尤其是华工的生活和疾苦。
孙中山环顾世界,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贫富不均,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现象,尖锐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孙中山不仅关心中国民众的疾苦,而且关心和同情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表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把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被剝削民众的命运连在一起,显示了他高尚博大的胸怀。
五、追求世界大同
孙中山世界眼光最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抱有远大崇高的理想抱负,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作为他向往的社会建设目标和未来世界新秩序。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大公无私,为争取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公平正义,维护中国统一与世界和平而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原是儒家文化的精粹,孙中山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引进西方思想新理念,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和世界变化,融入其三民主义思想学说之中。孙中山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他不仅在各种演说谈话中多次阐发,而且在其给人书写的题词中,有一百多件都是写的“天下为公”或者“大同”、“博爱”等内容。
虽然古代儒家表达了对大同社会的憧憬,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甚至专门写了《大同书》,详细描绘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但是他们找不到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既是对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近代诠释,也是对实现大同世界理想的现实途径的认真探索。孙中山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冶、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为了克服贫富不均,他还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孙中山特别强调大同理想须通过革命途径来实现,他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他还进一步解释,“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民生主义“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革命军的责任,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只有通过革命消除不平,才能为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理想创造前提。
孙中山“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理想的内涵,包含了追求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平、幸福,以及人类精神的无私、博爱、和谐、诚信。他试图用这种理想去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抨击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并与之作斗争。如对内揭露批判清王朝的君主专制、袁世凯的独裁复辟,北洋军阀的腐败卖国,以及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对外揭露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奴役。孙中山还提倡用仁义道德的东方“王道文化”,去对抗功利强权的西方“霸道文化”。1924年11月,他在日本神户的讲演中,曾经尖锐地责问日本,“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孙中山向往的大同社会不仅是中国的大同,也是世界的大同。他指出:“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因此他相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开放、光明的前景。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就曾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庄严宣告:“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可见,他早已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紧密联系起来了。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世界眼光包含了他放眼世界全局,顺应世界潮流,吸收世界智慧,胸怀世界民众,追求世界大同等丰富内涵,表现了他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对今天尚有宝贵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思想遗产,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意识,认清当今新的百年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与世界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努力奋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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