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快破产的公司有哪家公司会发行优先股？？？
我第一次认识优先股还是当年经济危机是巴菲特买高盛公司优先股的时候，当时高盛已经快破产了，必须发行优先股救命的！我不知道这些银行和广汇能源是不是也快破产了！！！
山东青岛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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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王志东是否面临破产？
.cn 日&12:09 经济观察报
　　历史惊人地相似
　　两年前，也就是1999年11月，成为《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他的脸上带着自信与胜利的微笑。此前一个多月，网前CEO沙正治在与王志东的角逐中落败，黯然离职，文章的标题就叫《新浪“政变”》。两年后，王志东又一次经历了新浪网内部的“宫廷政变”，这一次出局的是他。
　　6月3日，美国加州桑尼维尔，新浪网在其北美总部宣布，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总裁以及董事职务，原首席运营官茅道林接任CEO、并进入董事会填补王留下的空缺，原中国区总经理汪延则被擢升为总裁。这是新浪网历时三天的董事会会议的结果。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由于事先毫无征兆，事后当事各方由于种种原因或是保持沉默，或是使用“外交辞令”，给整个事件笼罩上一层诡异的色彩。
　　业绩不佳与过强的创业情结
　　6月7日，新浪网董事长姜丰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公司董事会对新浪的营收状况“无法满意”，透露出业绩不佳是王志东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进入2001年，新浪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据4月份新浪公布的最新一期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营收额暴跌30%，季度净亏损1210万美元，每股亏损1.41美元。相比同期几近完美的财务报表，新浪的报表显得“破烂不堪”。
　　新浪网新任CEO茅道林曾一语双关地说：“作为企业，我们要顾及投资人的利益。每个季度，股东不仅要检查公司的访问量、用户数是否增长，更重要的是对财务数字的一丝不苟。实际上，只有量化的财务数字才能打动他们。”这样的财务监督并不意味着新浪真的业绩糟糕，而更像是一个请人出局时要用到的借口。
　　在对中国公司和中国市场越来越失去信心的投资人眼里，王志东从2001年开始反复描述的中国网上广告市场的美好前景显然成了“画饼充饥”和老生常谈，显然，新浪网董事会已经失去了耐心，遗憾的是，王志东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没有能重演1999年10月时的那一幕，说服自己的董事会。
　　自从王志东升任CEO以来，在新浪网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派别中，反对他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多的声音就是有人指责他经营风格“太过保守”。为此，王志东也进行过反击。在2000年底与记者的一次交流中，王志东一度认为他的位置已经得到了巩固，因为原先攻击他“保守”的人发现，“在股市突变的情况下，固守基本面的做法反倒显示出优势来”，事实上这是王志东此前一直不愿多谈“”的原因所在，王志东认为网上广告前景光明，但显然，更大的利益集团已经等不及他去验证，在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原则方面双方越走越远，最后只能摊牌，这样看来，王志东也是“大意失荆州”，如果他能更多地注意控制企业，进入董事会，或者有所准备，他不会又一次跌到在相同的地方。
　　王志东淡出新浪，引起市场纷纷猜测个中原因。据美林证券的一份报告日前披露的一个较具体的说法是：王志东与新浪网的董事会就并购策略的看法出现分歧，董事会责怪王志东在多项并购机会出现时，均表现得不够积极。尤其是在台湾市场方面，王志东并没有好好把握机会，让新浪网借并购来壮大。
　　国内业界人士相信，这是一个最可信的说法：“王志东是新浪的创始人，对于任何送上门的并购机会，他都不太容易接受。”据了解，曾有新浪高层人士感叹，新浪要达成并购，最难的一关便在王志东身上。王本人的创业情结已经深深感染了他的部下，以至在他退出新浪后，他的员工会充满感情地传言他最终还会回来。
　　但毕竟时过境迁，中国概念股现在已经成为国外投资者严重无人顾及的“弃儿”(语)，坚守网上广告的营运模式已经被雅虎这样领先的门户所质疑，因而引发了原雅虎CEO库格尔的去职，这也许会成为新浪网董事会怀疑是否还有继续让王志东继续做下去的必要。原新浪网CEO沙正治甚至大胆放言，“美国网络业已经倒下了，中国的反应要滞后6个月。”言下之意，如果沿袭旧有的商业模式，中国的公司在半年之后将无一幸存，茅道林也认为：“风暴来了，对于眼下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假如有一个港口靠岸的话，一定要去靠岸，就是跟那些更传统的公司去做合并，比如说跟比较大的房地产公司合并；另外一个就是找一条大船，你跟大船捆在一起，比如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跟国际的互联网公司的合并；第三个就是所谓大船也找不到，港口也找不到，旁边有一条小船，就可以跟小船捆在一起，同心协力，渡过这个风暴的难关，才是一个现实的发展方向。”
　　另据报道，中华网与新浪网要合并消息一经传开，新浪网股价就大幅度上扬11%，
　　股东最终选择了放弃那个“符号”
　　4年前，王志东接受投资顾问的建议，引入风险投资。那时他认为因此可以为公司储备足够资金，保证持久发展；同时改造股权结构，引进国际管理体制。他所希望的是由一家绝对控股变为多家分散持股，从而使股权结构更加稳定，创业者地位更加牢固，而绝没有想到资本的意志最终会让自己下台。
　　新浪股权的分散，本来可以成为王志东自我保护的利器。但最终却是，分散的股东把他赶了出去。
　　股东受到了伤害，并且害怕更大和不可挽回的伤害。对于任何一个股东来说，他们都在面对目前只有不到2美元的新浪股价，资产贬值幅度超过50%。
　　华登投资在新浪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7年8月，新浪以每股1.66667美元作价，向著名华登系的近10家公司售出180万股优先股；月间，华登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购入285万余股新浪优先股；月间，新浪上市前的最后一次融资，华登再次以8.32美元购入新浪优先股62万余股。
　　前后三次融资，华登的平均成本是每股3.07美元、总成本是1600万美元。优先股在上市时按照1：1的比例转换成新浪普通股。华登由此获得新浪普通股528万余股。以新浪上市当天的收市价格计算，华登手中的新浪股票价值近1.1亿美元。但是，由于受到禁售期限制，华登错过了在新浪每股58元高位脱手的时机。尽管禁售期后，华登也几次出售新浪股票，但以目前市价计算，华登卖出和未卖出的股票价值合计在1000万美元上下，缩水率几近50%。
　　茅道林透露，华登的一般投资周期是5-7年，最长是10-12年。目前，华登还持有新浪近14%的股份。高科技产业也是食物链，创业者不能对风险投资抱有太大希望：“但在遭受股票暴跌的时候，也不能与风险投资为敌、说创业公司是资本的附庸，我认为风险投资是管理者和公司的幕后教练，真正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比赛的公司管理层。如果运动员在前场做得很好，资本是不会出场的。只有运动员的判断能力出现了问题，资本为自己、也为更多投资人的利益，自然要说话――当然，关键是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的沟通。”
　　资产贬值之外，更为可怕的是目前的新浪股价已经让股东手中的资产失去了变现的可能――没有人敢卖股票，没有人禁得住股价的狂泻。如果王志东不能给新浪股价带来刺激，那就只好让别人来做了。
　　另外，对于投资家们，在一家公司所经历的、被市场视为失败的投资，都会损失信用；同时，持续增长的财务费用也正无时无刻地施加着压力。
　　段永基投了弃权票？
　　新浪的董事会组成是王志东、姜丰年、陈丕宏(美国宏道资讯董事长)、曹德风(台湾佳格食品董事长)、陈立武(华登国际执行主席)、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6人。
　　新浪网日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董事会及高层11人总持股1704万股，占比42.8%，其中王志东为3.8%(加入期权可达6.3%)，姜丰年为4.8%(算上期权为5.7%)，段永基代表四通持股9.6%，DELL为6.4%。但股权占比最大的代表是陈立武，他代表华登集团等十家关联企业，(茅道林到新浪前即是华登公司的副总裁)。华登系控制了13.3%的股权。从前五大股东构成来看，大陆背景股东有两位，股权占比为10.4%；而海外股东三家，股权占比为24.5%。显然，在新浪董事会中，海外股东声音更响，力量更强。
　　目前，具有中国内地背景的董事只有原四通董事长段永基了，新浪网已经明确将来的业务发展重点将是中国内地，现在新浪网董事会构成既没有反映出实际的股权分布状况(编者注：戴尔电脑和王志东本人都持有一定量的股份，但是戴尔没有进入董事会；而股份并不占多大优势的华登却有两人进入，美国宏道公司总裁陈丕宏以及台湾佳格国际总裁曹德风也没有多少股份，据悉两人加起来还没有戴尔电脑或王志东的多)，也没有反映出业务发展的需要。
　　从事后情况看，姜丰年确实是王志东的保护神，如果段永基仍然延续过去一贯的做法，向王志东施以援手，王的出局对于华登投资来说仍然只能想想而已。尽管没有有关董事决议的说明，但可以猜测的是，这一次，老段没有再次力保王志东。
　　王志东面对破产？
　　王志东是新浪最大的个人股东，上市前拥有新浪4.2%的股份，上市稀释后的股份为3.8%。1999年8月，王志东就任新浪总裁兼CEO后，获得1美元执行价的43万股股票期权；王志东在新浪上市后以5.87%的年息向公司借得43万美元将43万股股票期权执行，并在2000年10月禁售期满后将购入的股票如数售出，售价应在9美元以下；1999年10月，王志东再次获得100万股7.33美元执行价、十年有效、可即刻执行的股票期权。根据美国证监会的登记材料显示，王志东也已将此100万股股票期权执行，他拥有的新浪股票因此增至257万余股，占新浪的股份上升为6.1%。
　　可以作如下推断：王志东以7.33美元购入100万股股票期权的时间应在2000年10月新浪股票跌穿10美元之前，而且可能至少又部分地使用了借款；这次执行期权购得的股票现在看来成了王志东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当初不执行期权，任何数量的新浪股票可以比期权执行价低得多的价格在市场上公开买到，王志东要使这100万股股票有利可图，还得等到新浪股价重上7.33美元的价位，在以超过7.33美元的价格卖出股票之前，他也许还得再背负借款的利息。更为重要的是，依照美国法律，期权一旦执行，其执行价格与当时股价间的差价要计算为收入并缴纳至少20%多则39.6%的个人所得税。今年以来，随着网络股泡沫的破灭，美国已经有一大批“网络CEO”陷入破产境地。
　　王志东拥有的新浪股份按4月20日收市价计算的市值为419万美元，他在新浪1999财年的年薪为7.9万美元，2000年为14.7万美元；假设第一次43万股股票售出获利340余万美元，那么第二次因购入100万股股票而带来的账面损失则高达630万美元之巨。这样算来，不计入王志东其他个人财产、投资利益和收入来源，他目前的“身价”已经不到150万美元了。这个身价能否支撑他个人的财务负担的确令人担忧。
　　去年的《福布斯》杂志将王志东列为中国最富的50位企业家中的第42位，时至今日，王志东却要面对这样的尴尬境遇，只能引起人们对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此艰难、风险巨大的”感慨。(本报记者 沈笑 项建新 郑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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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当​今​经​济​社​会​中​,​关​联​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关​联​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对​传​统​公​司​法​中​“​独​立​法​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的​理​论​和​实​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目​前​我​国​缺​乏​对​关​联​企​业​的​法​律​规​制​,​特​别​是​对​关​联​企​业​破​产​的​规​制​,​使​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缺​失​,​为​控​制​企​业​利​用​对​从​属​企​业​的​控​制​进​行​欺​诈​逃​债​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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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与重生
　　民间金融集资的三种性质，引出了三种处理方式。按民事方式解决的，许多债务达到近百亿的企业重整成功，企业恢复生产。按刑事处分抓人查封企业拍卖资产的，结果都导致资产进一步缩水，最后不得不重判企业主以平息民愤。　　案是不是中国的“庞氏骗局”？柯达之类的企业可以“破产保护”，可中国民营企业为何只能“破产坐牢”或跑路甚至自杀？金融垄断是不是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悲剧？如果民间金融阳光化，立人集团这样的企业会不会倒？民间金融的出路在哪里？近来民间借贷案层出不穷，怎样才能使悲剧不再重演？
　　日，《浙商》杂志邀请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副教授唐吉平、浙江红叶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鸿钧等专家与企业家，就立人民间借贷事件召开小型座谈会，以下为嘉宾观点：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　　让破产法成为企业重生法　　&&民间金融风险成因与出路　　年下半年出现的沿海地区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家出走、自杀、被绑架，企业连续出现破产、倒闭潮。民间金融风险一直存在：丽水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东阳吴英案、安徽兴邦集团公司吴尚澧案、华伦控股公司破产重整案&&只是去年经济不景气，集中迸发出来。　　而此次，浙江刚曝光的温州泰顺立人集团案，债务22亿元，总额还在统计增加，当地政府也在寻求民事方式解决，董事长被监视居住，政府接盘处理。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风险，已经进入集中迸发期，亟需管理部门研究对策，及时稳妥治理。　　金融垄断的蝴蝶效应　　上述情况与我们金融宏观调控的蝴蝶效应到此时集中显现有关。　　2009年，国家开始宏观调控，连续提高银行，银行回吸存款，对房地产采取“搞死”的组合拳。一是土地抵押贷款停办；二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干预市场，不准卖二套房；三是加征房产交易税。加上股市的政策性调控、矿业的安全性调控和环保性调控，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绝境。政府4万亿元投放时，民企受益很少。而宏观收缩时，民企首当其冲。国企向银行贷款出现坏账，其消化方式，是政府和银行埋单，作坏账处理；而民企向民间高利借款的消化方式，则用刑事手段打击平息民愤。　　银行的逐利特征，使之往往在危机到来时成为加剧危机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导致借贷合同双方的地位实际上是无法平等的，优势和要约权都在银行一方。因此利率、贷期、抵押、担保条款，基本上都是银行说了算。只有接受银行的条件和期限才能够得到货款。　　我们诉讼中能够发现大量的问题。比如以转债为名的骗贷。银根收紧，银行怕钱拿不回来，就哄老板去民间借贷，借了先还给我，然后我再贷给你。民企就向民间借周转资金，还给银行之后，银行变卦就不放贷了。很多民间的高利贷就是这样套进去的。　　如果贷款不还，银行就会起诉，将企业结算账户和低估抵押物查封。而起诉查封往往导致其他债权人担保人恐慌一起逼债，加剧企业的资金危机。　　由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观念的长期影响，中国的司法环境每天都在加深民企的不安全感。中国实用主义施政方案，或短期政绩观，引导民企追逐短期利益。中国民营企业都在追求短期暴利产业，投机性产业。这些产业靠流动资金支撑。很多民营企业靠循环负债经营。很多企业只有靠土地囤积增值赚钱，逐利性的盲目扩张，没有生产性企业的稳定和长期经营观念。这种经营理念进一步导致产值的虚增。在银行抽紧环境下，这种高负债资本运作型企业往往不堪一击。　　民间高利贷是最原始古老的融资方式。其信誉往往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直接交易，连锁蔓延，并且没有银行信誉和法律保障，出现问题后往往连合同和账册都没有。　　银行要为大量沉淀资金找安全的贷款去向。投向谁呢？一些干部。因为干部收入稳定，有房产，有职务，所以银行给他们搞小额授信贷款。干部也巴不得，四厘五厘的利息借来，再贷给那些民营企业，三五分利则是合法的利息。一旦银行收紧银根、企业发生危机，这些人最早得到消息，他就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关系逼债，把自己的本钱先拿走，高利息也收回。企业没有钱还，他就让企业用更高的利息向社会集资还给他。所以企业一旦倒闭，最终损失的往往是末梢的大批老百姓。这些内部人的抽资和银行的起诉查封，加速了企业高利贷崩盘的速度。而老百姓最终拿不回钱就闹事，政府为维稳就把企业主抓起来。一抓人，企业资产就严重缩水。客观归罪就是无力还债还借钱，定性集资诈骗就可以判死刑。　　出路何在　　当前我国民间金融行为，有三种性质。司法机关按民事和刑事两个渠道在处理调整。　　一是民事的，民间合法借贷。后期处理按民事方法，不追究刑事责任。适用《企业破产法》，进行破产重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只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是刑事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金融程序为侵害对象，不侵占财产，刑罚最高十年。针对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三也是刑事的，定“集资诈骗罪”，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们财产为侵害对象，是一种占有财产的犯罪，最高可以判死刑。“客观归罪”是当前所有集资类犯罪定性的严重问题。即不看主观故意，不看资金去向是不是用于企业经营，只要有巨额损失还不了，就定性为诈骗犯罪。现在大量的错案，就是按照客观归罪在处理。　　分析了民间金融危机的成因，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出路何在。　　首先要思考的是政府的责任。　　第一，宏观经济要有规划稳妥地进行调控。不能硬着陆不断。不能靠行政命令取代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防止调控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造成了硬伤。　　第二，关于政府的监控金融秩序和预警功能。民间金融行为到什么程度才是应当由政府干预的？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追究标准：个人集资个人30户，单位150户以上；从数额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从经济损失上来看，个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　　第三，关于政府对民企介入的界限。不能将民营企业作为国企一样随时接管，以维稳需要强行处置民企财产，侵犯自主的经营权和私有财产的处分权。　　第四，政府不能违法处分和拍卖查封扣押的财产。　　民间金融集资的三种性质，引出了三种处理方式，导致了三种结果。按民事方式解决的，许多债务达到近百亿的企业，如浙江的江龙控股、华联三鑫四家企业136亿重整成功，企业恢复生产。按刑事处分抓人查封企业拍卖资产的，结果都导致资产进一步缩水，最后不得不重判企业主以平息民愤。一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轻判，一种就定为集资诈骗罪判死刑。其实这两种行为在行为特征和性质上都很难区分，关键是看维稳的需要和政府、法院的处理思路。　　处理这类案件，《企业破产法》的运用非常重要。破产法也是企业重生法。他是用民事的方式，停止法院的诉讼和多家查封，登记合法债权，追回应收财产，剥离不合理高利贷利息，进行债转股重整，用债权人大家达成和解，按比例清偿或者挂账停息延缓归还，盘活沉淀资产，从而救活企业的一种方式。其好处是政府可以从群体性事件中解脱出来，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召开债权人会议对各项债权债务处理事项进行协商和表决，以法院司法权裁定确认这种和解和表决的效力，用司法权固定协商的结果。这是一种代价最少，损失最少，最能够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方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唐吉平　　民间借贷危机，导火索是实业投资暴利终结　　温州的民间借贷是一种传统的金融活动。从其运作方式看不具有现代金融(包括股权或债权债务融资)的基本特征。现在很多的民间借贷，从形式上更类似于优先股权的投资。我想要提醒民间放贷人的是，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如果从事的是类似于股权投资型的借贷活动，就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背后潜伏着的危机。　　立人集团这一事件爆发后，有声音指责政府不作为，亦有说法称银行需更多地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考虑到投资中间的风险控制，从操作层面上看，不如鼓励拥有闲置资金的企业或者个人参与成熟而规范的投资活动。这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这也应该是民间金融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委托更专业的人士去从事专业化的投资。　　从目前来看，民间借贷屡屡掀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目前大的经济环境正在面临转变拐点。　　过去20年来，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面临的是一路高歌猛进的市场环境，只要有钱、有胆识去投资，无论房地产、矿产等产业都能实现不菲的利润回报。而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的传统产业总体走向下行曲线，曾经高速粗放的增长方式已经改变，大部分企业无法通过实业实现高额利润。新兴产业或许是利润增长点，但同样伴随着高风险。这样一来，原来的债务人自然负担不起民间借贷产生的高息，资金链一紧张，就容易崩盘。因此立人这样的案件，近年来频频发生，有其客观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民间金融阳光化就能避免类似于立人集团的企业不倒下，是不完全的。因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企业经营不景气，该倒还是会倒。　　如果“阳光化”是从债务人借贷情况公开化、透明化的角度考虑，倒有可能对企业的经营环境起到一定影响。民间放贷人有条件清楚了解借贷人的负债状况、企业运营情况，会帮助其评估投资风险，做更理性的投资。但从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这点暂时有很大的难度。　　谈到金融垄断，我认为是言过其实，而企业常常说贷款难，那是由银行经营的首要原则&&安全性原则决定的。　　近年来，金融环境较过去已宽松不少，特别是银行业相对于企业的垄断地位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来看看目前国内银行业的构成，除了5大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无数家城市商业银行，再加上各种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　　最多是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市场银根紧张时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偏于强势，但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银根充裕时则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会偏于弱势。　　至于银行放贷问题，要知道银行的信贷资金是源于公众存款，它必须首先保证本金的安全回收，哪怕利息和利润低一点也没关系。因此在对企业放贷问题上，银行是谨慎、而且必须是谨慎的。目前全国不少地方(包括温州)爆发的民间集资崩盘案件，已经给当地政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很大压力。要是有商业银行因为放贷风险而倒闭，那可是不管哪一级政府都难以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浙江红叶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鸿钧　　民间借贷是一种艰辛的创业方式　　温州立人集团的倒塌只是温州民间融资现象的一个缩影。只要大的投融资环境不变，民间借贷危机就一定会选择薄弱环节爆发，企业更是无路可寻。民间融资为什么能广泛流行？这要挖一挖温州民间经济是怎样一个发展脉络。　　温州最初只是一个临近海边的小渔村，生存环境恶劣，村民非常贫困。改革开放后，不少在企事业单位上班的温州人，都开始了第二职业，白天在单位上班，下了班去摆地摊或者兼职给别人打工。同时，温州人也开始走出小渔村，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当原始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温州人不再靠出卖苦力，而是开始了“钱生钱”的游戏，这也没错，是资本的原始动力。　　现在温州人到各地投资的资金相当大部分来自民间，而温州人也都习惯了这种融资方式。虽然，不少在外投资项目的温州人很多都是农民转型的，文化水平不高，也缺乏资金，但他们只要听说有达成项目合作意向的可能，几天时间便能从亲戚朋友那里融到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赚钱了他们就按投资比例把钱分给债权人，而尝到甜头的债权人，之后会出借更多资金；项目亏了温州人也会如实告知，并表示以后有钱一定归还欠款。　　我倒这样思考，民间借贷不全是骗局，而是民营企业家在有限投融资条件下的艰辛创业。一个靠打渔求生的农民，能通过哪些途径赚得几十亿元？一个毗邻海边贫穷的小渔村，能凭借什么使经济快速腾飞？面对国内十分滞后的金融融资，要想获得正常途径融资去赚钱，对草根出生的温州人，几乎没可能，民间融资是创业者获取发展资金的最快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途径。　　小企业融资困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落后，银行怕在企业破产后无法收回贷款，产生坏账，导致现在一些银行只要风闻企业出现状况，就通过各种方式将之前贷给中小企业的资金再重新收回。　　但长此以往，这种粗放、不规范的融资方式一定会爆发危机，会有更多人受伤害。只不过，早期进入做投资的可能已经赚够了钱，危机来了也不会过于担心。资产有几亿元的人，哪怕现在投资损失几千万元也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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