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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学院怎么样，不知道2012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出来了吗，大概会是多少呢，我明年想报考这所学校，我平常成绩一般，不知道有机会没啊！！现在上海金融学院是几本呀，知道的说说吧！！学校有没有专科呢，还有就是学校的宿舍呀，环境什么的好吗，最重要的一点，学校毕业时候就业率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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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45
呃。。。。这个不大好讲，总体来说吧，这个学校还对得起我的分数，我是外地一本线来的。毕竟是在上海，只要你在大学期间好好积累，毕业的时候还是能找个好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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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46
上海金融学院属于二本中上游呀，感觉不错的。环境很好，之前去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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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47
上海金融学院还可以，不过要看你自己选什么专业了，既然还没有高考的话，建议加油考上海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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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48
上海金融学院上海录取分数线2011年的，2012年的搞不清。应该会第一点。文科
本科二批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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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狼吃牛说开去
曾听先父讲过一个狼吃牛的故事（也许是寓言）。说的是狼如果单凭蛮力，是对付不了长了崎角的大公牛的。于是，狼便谄媚地跑到牛的身后，伸出舌头舔那牛的屁股。从来只有排泄而无法擦试的牛忽然此处被舔，自然非常舒服，于是不自觉地将整个肛门都翻了出来，凶残的狼等的就是这一刻，一口咬住了这翻出的肛门。公牛负痛而狂奔，肠子便顺势被拽出。这么一来，五脏不全的公牛岂是恶狼的对手，下场自然是被噬于狼口了。
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相似的行为被称为拍马，当然拍的是人不是马，其举止却和狼十分接近，都是对着选准的目标，使用让其非常舒服的手段，如谀词献媚、财帛贿赂，甚至奉以妻女，一旦看准机会，便抓住目标的把柄或针对其弱点，将其置于死地。远的有越王勾践，在被吴王夫差俘虏时，曾尝其粪便来表示忠心以换取释放，之后又献美人西施，一边又卧薪尝胆。待到十年生聚，翼羽已丰，便趁吴国空虚之时，兴兵伐吴，一下子致夫差于死地。同为春秋时期的还有个易牙，为了满足齐桓公的口腹之欲，竟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来供奉。可最后将齐桓公幽闭于宫内活活将其饿死的正是易牙。时间进入了当代，也有一个据说除了副统帅之外没当过副职的人，对于统帅的阿谀之词大概是无以复加了，“顶峰”、“最最最”、“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之起杀心的，却是同一个人，以至于有民谣流传“《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能够不被谀词媚行迷惑的，确实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如管仲就直截了当地对齐桓公说，易牙是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杀害的人，会真心对待自己的君主吗？夫差的相国伍子胥也认为，尝粪是违背人性的，一个违背人性的人是不可相信的。怪不得后人有诗感叹，“吴国若教丞相在，越王空送美人来”。便是当代伟人，虽然一度认为个人迷信有时是必要的，但后来也对着他的美国朋友斯诺坦诚的说“四个伟大”“很讨嫌”。还有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的王安石，辩论马屁之士颇具眼光，有个叫程师孟的谏议大夫，居然对王安石说，他最恨自己身体太好不能够早早就死，因为他先死了，“王相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我就可以流传后世了”。王安石立刻掂量出这个人的人格份量，从此对之不加理睬。
显然没有根除马屁的良方，因为它不但不违法，而且上位者还特别地甘之如饴，就如牛被舔时很舒服一样。事实上，拍马者也并非全都是前文提及的那样的穷凶极恶之辈，一般也只是想在被拍者身上捞点好处而已，也往往有效。金庸晚期小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因为自己没有本事，就靠拍康熙的马屁才当上大官的经历，悟出了拍马屁的一般都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一般都不愿拍马的道理。在创业之时，危机之时需要有本事的相助，上位者还能够容忍不拍马屁者，坐稳了位子之后，当然听甘言谀词是更顺耳了。可是，当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甚至是社会，都将忠诤之士看成傻瓜而艳羡靠马屁而青云直上的人士之时，离开崩溃也就不远了。
“错位”，按照《现代汉语辞典》里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离开了应有的或原来的位置”。不过，这个解释如用古人所说的“黄钟捐弃，瓦釜雷鸣”来诠注一下便十分生动形象了：庄严高妙的乐器被毁坏丢弃，却将一个瓦罐敲得震天响，岂不大谬。所以，屈原在《卜居》里，将其与“馋人高张，贤士无名”并列，说明了那令人愤怒乃至绝望的错位。
这种错位，于今为烈。不是有言，“中国的智慧在民间，民间的智慧在网络”吗？现在有关的的民谚民谣，实在是太生动了。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贾平凹的《废都》中有十等人的民谣，其中“第一等人当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第十等人是主人，学习雷锋干革命”，便是主仆错位；历史上曾有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是收入的错位；现在网上流传的“……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是职业的错位；“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是工作的错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早在古罗马时代，因为市场上流通的金币，总会有贪鄙之人在其边上刮削金子。结果，谁拿到了这种锯齿边的金币都是急迫地将其用出，而将完整的好金币留在手中。久之，流通市场上充塞着劣币而良币却沉淀了。于是，人世间产生了一条与达尔文发现的优胜劣汰法则相反的现象，即在流通领域中劣币淘汰良币的格勒法则。这种规则的错位如果仅仅是在流通领域，倒也无伤大雅，可是偏偏在官场、商场、职场甚至学界，这条法则却在起作用，只因在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中，君子必然地要遵循内心规范，不能逾越善恶底线，而小人却是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便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现象，也许，最终小人是遗臭万年，君子落了个好名声，可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生前的错位并不能靠死后的平反得到恢复。
中国政治生态中最为恶质的错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邪了。如岳大帅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他楞可以搞得变成文官可以怕死，武将不妨贪污，这天下如何能够太平？现实生活中，小事如本意并不坏的“限塑令”，却变成了“售塑令”，结果塑料制品并未减少，国家的环保事业没有得到好处，消费者反而要多化费钱财，倒是商家可以额外多赚一票。大一点的如高校的学位发放事宜，高考恢复后的一段时间内，高教界的人都知道学位只有在得到文凭的基础上才能颁发。不知从哪个高校开始，发现文凭教委管得很严，学位证书则可由高校自行处理。于是，“清水衙门”的水混了，发放硕博学位证书成了生财之道，一大批不经考试，不必读书，由秘书代作作业，代写论文的领导干部与总经理等，只须每学期拿出若干银子来“公关”，便可顺利地拿到高学位。众所周知，已处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手提包内，便有一张这种含金量甚高，含知识量甚低的博士学位证书。怪不得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放言，现在最大的博士群落不在高校而在官场。这不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错位么？怪不得最近上任的一位部级干部在公开自己履历时，最终学历仅是中专，却得到了网民们的喝彩，这倒不是错位了，而是对诚信的肯定。
也许，要让错位的复位，不仅仅需要呼吁道德复苏，更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加以保证。
高考后两三事
一剧《高考1977》映后，搅动了积淀了三十余年的尘封往事。一时，有人自豪于当年的一飞冲天；有人抱怨自己当年的领导比电影中的老迟更顽固而无人性；有人庆幸于当年“额角头碰着天花板”……。其实，就当年而言，77、78两级的考生集中了自文革开始而丧失了高考权力的人共有13、14届之多，而录取名额只有区区20余万，大概比现在的研究生还要少罢？当时的大学生也确实可以用天之骄子来形容。1980年的暑假，在黄山景区，连邓公的保卫人员对于前来要求合影签名的佩戴着校徽的大学生都不怎么阻挡了，何况其它。考上的人谁都有一段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可以说道说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就笔者而言，倒是有两桩考后的事情，一直铭记于心。
一件是在公交车上。当时从蜗居到学校要先在市宫搭18路到虹口公园（现称鲁迅公园），然后换乘9路到复旦校园。两程均不算短。化费时间不少。就读时期，诸科目均无大碍，唯独英语，因为未曾学过（中学学的是俄语），显得有些吃力。（77级高考时没有英语科目，78级虽有但不计入总分）。故在公交车上，经常掏出单词卡默默地记诵。一次在9路车，上车不久，又习惯性地装模作样地背单词了，觉得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大学生，我要下车了，你坐我的位子读书吧”。回头见是位中年师傅，谢过他的好意后便坐了，待到站要下车了，抬头一看，这位师傅仍站在我身后，见我显出窘态，他连连说，“我就到了，我就到了”。其实，再过去就是终点站五角场了。从那时开始，我就相信，“胸中升起一股暖流”是真的会发生的。
另一次是在大街上。一个周日，从图书馆出来，碰到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见我戴着校徽，便道，“你是复旦学生呀，能否帮忙到我家去一下，不远”。当然可以了。步行约四、五分钟，到其家后，老者拿出一个包裹说，“我孙子是复旦XX系的，包裹上有宿舍地址，请你帮忙送一下好吗？东西不算重，省得我老头子跑一趟了”。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老人家没有问一下我是什么系的，连让他孙子收到东西打个电话之类的话都没说。东西确实不重，对于我这个曾在农场挑过三百斤稻谷进仓的人来说，根本不是负担，可是这份信任却是如此的沉甸甸。是的，是他要我帮忙办事。可在“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现实中，一想起此事，却是我由衷地感激这位信任人的可敬老人。快三十年了，愿好人长寿。
文化水准与文化道德不可相提并论，可是在大众心目中，却往往是一回事，所以知识分子如果堕落，就让人加倍地鄙视。现在高校扩大招生，就以上海而论，从77、78级的百分之几一下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人说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大学生的素质已经严重地下降了。也许这是事实，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想对所有的在校生说，不要忘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不要让素质下降落实到你的身上。
规则应拒绝“原则上”
曾从一份杂志上，看到过一则报导，说境外有个人做了个实验，在两个果园的门口，各树了一块牌子。一块上写着“严禁入内摘果”，另一块则是“原则上不准摘果”。待到果熟之日，前者丰硕满园，后者寥寥无几。实验者得出结论：“原则上”的禁止，是“实际上的允许甚至纵容”。
这种“原则上”的用法，大约我国国内出现的甚多，煌煌的红头文件，内中充塞着“原则上不得更换办公用车”，“原则上不再新建办公楼”，“公务员工作时间内原则上不能饮酒”，等等。事实上却是总是有着为数不少的官员在不停地更换座驾，而以办公楼名义兴建的亭台楼阁也一直在幢幢竖起，甚至有小白宫和“天安门”；至于“早上如关公，中午象济公”的公务员就更多了，要喝照喝，几曾在乎是否属于工作时间。为何为此？就是因为“原则上”让原则消解了，令行禁止的刚性约束条文，变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既然允许有特殊者可以作变通处置的例外，结果便不能约束任何人了。
规则、无论是成文的抑或不成文的，都是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的。在上世纪九十年经济大潮涌起之后，中华民族首先在道德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特别是手握实权的各级官员，面临的各种诱惑是空前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为了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整顿吏治，对于一些需要规范之事，明文做出不能、不准、不可、不得的规定，是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但是，执行这种规定必须严肃明确，不折不扣，一旦换成“原则上”，在正门不能通行的同时打开一扇后门，就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力。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实际上是严重地削弱乃至丧失了公信力。据说为了整治公款大吃大喝，各级权力机构已经发出了上百个文件。然而，这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不是成了社会的笑料吗？如果不加严厉的制止，吃掉几座三峡大坝的损失还是可以计算的，而众多百姓对公权力的信心丧失，甚或产生了羡慕能够公款吃喝之人的浮躁感，进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整体道德水平的滑坡，那就严重了。
希腊神话中有个名叫泰米斯的司法律的正义女神，其形象一手持剑，代表掌握公权力；一手举天平，代表施行公平。另外有一块布蒙在眼睛上，说明这种公权力的使用和公平施行，是根本不问对象，不允许有例外的，换言之，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是数千年的神话人物，但创造了这些的希腊人民的观念却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各级制定规则和执法人员应该有着不逊于他们的水平罢？
在我的书房里，大大小小的抽屉，共有29个，分门别类地储存着各种物品。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珍藏各式贺卡的。
这些贺卡，来自四面八方，样式风格多姿多彩，有古色古香的，有洋气摩登的，甚至有卡通可爱的；画面有山水写意，有书法诗句，有西洋漫画……；有的还镶上金边，涂上彩粉；有的打开是一间房，有的还会发声问好，真是美不胜收。
闲暇之时，窗前灯下，经常拿出这些珍藏来留览把玩。这张是同学所寄，他现在在厄瓜多尔侨居；这张的发出者是兄弟院校的校长，他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只有几面之识的普通教师；这张是……，当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寄来的，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毫不自夸地可以宣称是桃李满天下了，看到这张张贺卡，恍如面对当年的纯真笑脸。这帅哥来自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当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现在已是“荣登”爸爸之位了，不知在学术上可有进展？这小伙毕业后支援西藏去了，是围棋高手，当年我这老师是他手下败将，却在卡上写道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这张是我带班当班主任时的学生，想不到当年如此腼腆的小女孩，如今在办公司当老总了，真想知道她在商海中如何扑腾的；这张是才女，想当年我在写作课上，至少三次夸奖了她的习作。通过努力，虽然只是大专毕业，她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研究生，现在也在高校执教，是同行了；这张有趣，贺卡上的天头空白她嫌少，一定要另加一纸，满满地写上一大张，浓浓的师生情谊……。
一张张，慢慢地看，细细地品。虽然，教师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的职业，发挥作用的地方，只有三尺讲台，一间教室。但以正心诚意，换来了这许多学生的衷心爱戴，也足以欣慰了。许多同事对我说过，作为老师，有这么多学生对你表达了真诚的尊敬，你可以满足了。是的，我很满足，比起那些“穷得只剩钱”的大款们，我是太富有了，我拥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岁头年尾，又到发送贺卡时了，特写此小文，一是为了谢谢这么多给我寄卡的朋友、学生；二是想对大家说一声，以后不要再寄了。从一本杂志里看到，四千张贺卡的代价，是一棵大树，国外已有人把贺卡说成是大树的尸体了。为了环保，为了可持续发展，以后的联系就写信吧，或者，发个伊妹儿。
“今天，你偷菜了吗？”
据说，这句疑问句，在若干城市里，已经取代了那“吃了吗？”而成了新的问候。起因是一个“开心农场”的网页游戏，游戏的参加者可以置办一块菜地种植各种奇花异卉，挖掘一个水塘养殖各种珍奇鱼种；经营一个牧场，放养各种飞禽走兽。待收获了种养的东西，又可以售出换钱、有钱又可以买车买房。同时，你的产业与网上的朋友们彼此门户开放，你来我往互相“偷”。为了保证自己的收获，也为了能“偷”到别人的成果，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进行采撷，所以不得不起早摸黑，甚至设置闹钟半夜三更叫醒自己。一时，由于玩者甚众，这句话就让大家说成了流行的见面语。以至于菜场卖菜的老太太不解，都在窃窃私语道：“在这些穿得漂漂亮亮的人，怎么老是要偷菜？能值得几个钱呀？”
每个游戏的风行，背后都蕴藏着社会内容。当下时世，虽然说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是会让人越来越觉得逼仄的。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又是越来越快，“按键握鼠标”的同时，是不可能产生“悠然看屏幕”的心境的。单位、家庭里尽是负担、压力，口头禅是“忙”，“忙啊，真忙！”连亲朋好友之间见面都要选日子、预约。忽然发现网络这个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有人情味，几乎可以恢复到以前石库门、大院子之类可以端着饭碗串门聊天的时空之中，彼此心事、现状都可以贴出来交流，“天涯若比邻”居然真的可以实现，当然让人欣喜地参与了。
加上现在这个蜗居时代，谁都希望能有宽敞的栖身之处。大小白领们在工作之暇，都向往“农妇、山泉、有点田”的生活。可惜，不要说在郊外置办别墅了，在这房价高企的日子里，平民百姓买房都压上一辈子积蓄，小夫妻筑巢更是沦为房奴，被“披在地上一层层地揭皮”，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蚁族了。然而在开心农场，购房买车住别墅都不是难事，只要化力气种菜钓鱼养牲畜，自然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像现实社会的房价，无论你多么努力赚钱积钱，总也跟不上它的涨势。虽然这是虚拟的事物不能当真，但是短暂的快乐足以让人忘却现实的冷酷。这便是开心农场兴旺的又一原因了。
不过，“偷”字总是有些碍眼刺耳。虽然偷字不完全是贬义，普罗米修斯偷盗天火是千古壮举，大观园里林妹妹咏白海棠有“偷来梨蕊三分白”之句。唐寅写儿孙为老人贺寿而做贼，有“偷得蟠桃奉至亲”的文字游戏。连鲁迅的《自嘲》诗作，也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韵，凑成一律”的趣话。但是按大众的一般眼光而言，偷总是坏事，小偷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整个社会都充塞着“偷”，似乎对教育孩子不利。记得若干年前，有幅讽刺时下缺乏儿歌的漫画，画中保育员在教幼儿唱“郎呀，咱们本是一条心呀”时，一孩子举手问：“阿姨，现在狼不吃人了吗？”谐音尚且有此误会，何况本字本意。倘若尚无是非分辨能力的孩子真的因为好玩而去偷菜，恐怕做家长的你会哭笑不得了吧？
精神贵族与大款
这两词，充分显现了我们民族语言的智慧。汉语中“熟字生词”的使用规则可以非常沉着地面对这五彩缤纷世界的变化。新事物出现了，只需将已有之字重新组合一下，便能对之做出精准的解释。如“大款”，便是指在新时期因种种机遇而暴发的一些人，这些人其实是“穷得只剩钱”了；所以不称其为富翁而以此名之。“精神贵族”倒是早得多，“文革”之时曾对其大加挞伐。（因为这种人不愿意做“驯服工具”，不愿意成为一颗一动不动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贵族恰与大款相反，富有的是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早在先秦，孟子就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将其形象化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既无钱财又无地位，却对之不屑一顾，看重的是正义、真理、公平、尊严等这些人类的终极价值。在精神上傲然独立，超凡脱俗，这些人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么？
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有很多商品打出“贵族”的标签来招徕客户，什么“贵族品牌”、“贵族享受”等等 。说明贵族一词开始有吸引力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大款开始讲究“贵族气派”了，宣称自己非天然鲜活不食，非名品名牌不用，非豪宅五星不居，非宝马香车不行……而且以此来引领时尚，因为还有一群对他们垂涎三尺的“小款”（请恕生造）在亦步亦趋。其实，这只是一种伪贵族的心态做作。不要说从来就不合时宜的精神贵族了，与真正的贵族相差也甚远。倒是有点像那些明明母语是汉语，却一定要在每句话中夹个英语单词来显示自己是吃洋饭的人差不多，就不在讨论之列了。
胡适之先生有句非常有趣的名言，“家中无字画，定是俗人家；家中多字画，也是俗人家。”确实，那些大款们的豪宅，要么是装潢得金碧辉煌、豪华气派，却找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一本书；要么是墙上琳琅满目都是字画，家中还有一个不小的书房，书架上的书都是成套成卷簇新的大部著作。当然，这些字画书籍的作用都已经异化了。不过平心而论，后者较之前者，应该有进步，至少知道要附庸风雅了。一、二代之后，也许会脱胎换骨，如同民谚所说， “为官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加上家族钱财背景，顺理成章地加上了头衔封号，便成为真正的贵族或者是世家子弟了，也就有了所谓的贵族趣味，知道如何布置自己的收藏品了。不过，对于精神贵族而言，家中有无文物古玩的收藏无足轻重，反正所有在博物馆的展品都可以看作是自己的，在乎的是不要有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国外的事发生。也许，三者的差异就在这里。
前述孟子所表彰的“士”，在现代常被认为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不过两者显然有差别，现在似乎只要是接受过一定教育、从事专业工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远未达到古代“士”的境界。何况现在一些的所谓专家、教授，居然接受大款的豢养，为了区区钱财，替利益集团当吹鼓手和辩护士，在网上被人笑骂为“砖家”、“叫兽”，以至于完全丧失了公信力。这就更属于形而下了。如果与“士”并立，这些人真不配称为“知识分子”，最多只能称之为“识字分子”。所以，要么，请《辞海》在修正时对这条目作些限制，不但只是“具有一定文化科技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还须加上“社会的良心”这一境外国度公认的定义作为内涵。要不，就把“精神贵族”这一词发扬光大。让在这商品化的社会里还能坚持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无论在口语、书面语或现实中都能鲜活起来。
由领导者的才能所想到
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一本在康熙身边“随侍”了十三年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的回忆录，内中有段话很有意思，且作些抄录，“皇上认为自己是个音乐家，同是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其实）他对音乐一窍不通。……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到的那样。”
摸摸琴键便成了音乐家，当然，前提这个人必须是皇帝或是鲁迅所说的“猛人”。这确实是“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或曰马屁文化，而且是于今为烈。比如，某个领导随口说一句，我们现在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马上就有人附和，惊叹这是用最通俗形象的语言说出了高深的经济理论，丰富发展了某某主义。所谓的经济学家立刻能够炮制出大块文章，发表于核心刊物，反反复复地论证这位领导是深刻地阐述了消费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产生了新的里程碑，云云。同为中华文化圈内的海峡对岸，情况也差不多，但见堂堂的军人，面对前来视察的那治土无方，贪渎有术的台湾最高领导人，居然排排坐着，对之鼓掌而呼，“你是我的巧克力”。真不知道他甜在哪里，香在何方。
于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的人，总是接受了太多的溢美奉承之词，这往往就令其忘乎所以，趾高气扬了。明显的例子，是有些中高级领导人，那书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却到处题词不怕显丑（当然是有人苦苦相请），这不是不把天下书家和鉴赏人放在眼里么？进而，便视平民百姓为草芥，到了极端，就是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想当年，面对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一口的“万岁”之声，政治局内个个献媚的神色，这无人能从牙缝里迸出来半个“不”字的氛围中，再是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断。在对“文化大革命”已做出彻底否定的今天，是否请每个过来人都反思一下，如果当时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能像彭德怀、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具有铮铮风骨，这场浩劫能发生吗？更遑论要持续十年了。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在2006年11月的作家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及并表彰的巴金的《随想录》，就是这样一部讲真话的反思之作。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再为这种文化“添砖加瓦”了。现在的天下，没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歌功颂德，说真话并不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记不得是哪个朝代了，君臣两人都是书家，且都有“天下第一”的称号。一天，当皇帝的逼着臣子回答，谁才是第一。臣子回答，陛下是皇帝中第一，微臣是臣民中第一。只要达到封建社会中这位士大夫的境界，也就够了。
总有人喜欢把当下的物价与以前的相比，得出现在的一千元约相当于三十年前的几十元。且不谈收入的变化，只要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光凭钞票是买不了几样东西的，一定要有相应的票证才行，粮票、布票、油票、豆制品票、香烟票、工业品专用券……，几乎无所不包。常常在想，那个年代很少听到有大贪污犯，除了社会财富匮乏之外，有钱无法用也是重要原因。想买房子，无市无价；金银首饰，不怕别人说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除了友谊商店外也无货供应，让想贪污的人也无用武之地。大家只有这些票证供消费，加上工资基本相同，故当时确实没有贫富差距，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差距。
而且管理这些票证，肯定是件麻烦事。当时，每个街道都有一个票证管理所，约有七、八人，除了负责正常发放辖内每个人每季的票证之外，还要处理一些额外的事宜，譬如出差的人要用粮票和油票换取全国粮票之事亦属其范围。先父在世之时，因患糖尿病，不能食用猪油，且饮食受控，故每月额外发放二斤油票和四角钱的豆制品票，需要自行前往领取，那时我刚进大学不久，一次领取时碰到一位老太太在办不知什么的相关手续，年纪大领悟力差，始终不理解工作人员的解释，故工作人员显得很不耐烦。一旁的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怪来怪去，只怪我们的票证太多了”。他斜了我一眼，见我戴着校徽，冷冷地冲着我，“那你这个大学生想想办法搞改革呀”，当时年青气盛的我便道“这么一来，你干什么？”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票证管理所成了历史陈迹，这位工作人员不知怎样了，如果下岗了，我会难受的。
票证之王，当然是粮票，这是户籍城乡二元制的根本差别，从先总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录中得知，周总理常常自费请他们吃饭，不过邓大姐要向每位就餐人员收取二、三两粮票，可见其金贵。中学毕业后的我到农场就业，定量从每月25斤升到39斤，仍然是不够吃而需要家庭补贴，不过不少女生有余。于是，常常有农民拿着禽蛋之类的农产品来换粮票。虽然在读中学时已知有同学拿粮票换钱换鸡蛋，可亲眼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在宣传“到处莺歌燕舞”，“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又是在“以粮为纲”的日子里，见到生产粮食的农民，居然用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来换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价值的粮票，内心确实十分震撼，仿唐朝诗人李绅写了首《悯农》，“年年自言产量高，四海皆种闲田少，如何秋收才旬日，又将禽蛋换粮票？”现在粮票的功能只剩下了收藏，如果能把全国粮票及各地地方粮票均收全，在上海文庙书市能买个好价钱，而最值钱的单枚，据说是上海发行的绝无仅有的半两粮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速，“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摆脱了贫困走向了温饱，提供给城市禽蛋肉类也丰富了，城里人则更在打开了国门，看到了境外世界的精彩一面后，深感自己在生活的贫乏，追求与眼界当然都提高了。仅举一例，原先占居了小家庭必备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为三大件的历史已有几十年了，迅速升级换代为彩电、冰箱、洗衣机（当然，现在也被淘汰了）。一时，家用电器成了最抢手的商品。当时，几条特殊的航线，如香港到几个内地大城市的飞机上，彩电是最重要的打包行李，可称之为航空史上的奇观，出国人士回国必然根据指标，带回几件免税的大件商品。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赶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彩电之类的商品只能凭票供应。记得二十余年前笔者因婚所购的一台14疾实纾褪茄９せ崴Ｕ庹挪实缙比绻雍谑腥〉茫毙杌丫虐僭嗣癖摇Ｕ庑┥虾Ｈ讼烦莆婆５孤蚱敝さ姆纷樱淙皇遣缓戏ǖ模龀觯貌魂摺
上海经常有人怀念，“大饼油条豆腐浆，一角洋钿吃三样”的日子，可是别忘了，那时不但是“36元万岁”，其中还有一两半的粮票；尤其是当你掏出信用卡潇洒一划，便将大件家电用品搬回了家之时，勿忘这三十年的进步。
人应该有所敬畏
今年高考有个地方语文卷的作文题，用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仰望星空》作为命题材料。此诗发表于日的《人民日报》，温总理叙述自己在仰望星空时，感受到了“庄严而圣洁”和“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温总理以自己的言行，对这种敬畏作了注解。在第二年年初，中国南方遭受了50年未遇的雪灾，电网受损，交通中断。他以总理之尊，对着三名因抢修高压线而殉职的职工家属深施一躬。5?12大地震中为伤员让路，在百岁老人面前的谦恭，更是说明了他对生命的敬畏。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从单细胞进化了六千万年才有今天的形态，却又非常脆弱，怎能不加呵护？而一切反人类的罪行，从杀害无辜的恐怖分子，到屠戮千万的独裁暴君，无一不是漠视生命的罪犯。各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差不多都有要求教徒献身的教义。但是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只要是无视生命的，或是驱使别人的生命来殉自己的信念或教义，便是邪教。法国大作家雨果说得好，即使是在最神圣、最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是有着一个更神圣、更正确的人道主义。因为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优化政治生态，是为了让人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敬畏生命，必然要敬畏孕育生命的自然。大自然，较之我们这些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知要早多少年就出现了。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认为天虽然不说话，但其四季的更替、物候气象的变化无一不体现了最高的权威。对自然不加敬畏的，必然是狂悖无知之徒。攀上一座高峰，漂过一段水面，便号称是征服了大江大山，甚至自称是玉皇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改道，我来了”。或者要将“山河重安排”等等。若干年后，会有好结果吗？恩格斯早就作了断言，所有对自然的征服，结果都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例子太多了，现在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之举措，不正是对自然的赎罪吗？
还应加以敬畏的，是规则。亦即是成文或不成文，但都是大家公认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在道德修养上，提倡做君子。后人又层层加码，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或是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事实上，君子之道人们已经只能“仰之弥高”而难以实现了，理学家们的理论就更是属于培养伪君子的道德做作。所以，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更适合现实的，符合人性人情的道德标准来作为社会与其成员的品格契约，那就是规则。这不是人格理想，是每个人的人格基础，是不能拒绝的做人底线。与其一味热衷于弘扬崇高伟大，实际上的行为举止卑鄙委琐而更使道德沉沦，倒不如去扎实基础，敬畏规则。当然，“潜规则”不在此列。
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无所畏惧”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法无天。只有敬畏，才是让我们远离野蛮、粗俗、傲慢、无礼的堤坝。听说，温总理的这首诗将要进入中学教材了，现在先在中教的指挥棒的高考考卷中出现，这是好事。
人应该有所藐视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核讹诈,毛泽东轻蔑地挥了挥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一只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
东汉时期的严子陵，与皇帝刘秀，是自幼相交的朋友，交情好到刘秀当了皇帝，两人依旧是“抵足而眠，联床夜话”。然而，对于皇帝要其在朝为官的邀请，严子陵却拒绝了，隐居于富春江畔。后人在纪念他的祠堂上撰联，称颂他“耕云钓月，俯视王侯”。
有一则从冯梦龙编的《谈概》里看来的故事。是说一个穷人，从不奉承富人。富人对此很恼怒，责问他，我富你穷，为何你不奉承我？回答是你富你的，你的钱又不分给我，为何要我奉承？富人愿意把自己钱的一成给予，来换取奉承。回答是只给一成，不公平，依然不干。给一半，行不行？回答是双方平起平坐了，还用得着奉承吗？全给你，总该奉承了吧，回答是这么一来，我富你穷，该你奉承我了。
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不，是明示了一个要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人，应该要藐视的东西：强权、官位、金钱。也许，我们没有领袖般的吞吐宇宙，睨视天下的雄才大略，但至少可以藐视那些贪官污吏、奸商巨骗。而且，有十分信心地“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也许，我们不可能像李白那样“诗成啸傲凌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甚至令宰相磨墨、贵妃捧砚。但可以“身在都市里，不识五侯门”，并以此自豪；也许我们无法发出像谢灵运那样号称“天下文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有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的壮语，但完全可以因为自己绝不“著书都为稻粱谋”，只在“直豁胸臆，独抒性灵”的唯美状态下挥毫，而小瞧那些靠炒作成名，用身体写作的所谓作家学者……
《百喻经》里曾经设喻，说给孩子一颗糖，刚转手抢回说不给了，孩子肯定会哭，成年人就不至于了。不过如果给的东西是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一转眼又将之剥夺，成年人也会哭的。你能不能把这一切也只当成一块糖呢？是的，人对于生活的要求太多了，温饱之外的东西，其实并无大用。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在于精神而非物质。官位、职称、别墅、汽车……，得之淡然，失之泰然。别人看得重如泰山，我看不过是一块糖。如果能够对这些东西都加以藐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境界将大大地开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较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毕竟是一种潇洒、脱俗、自在的生活，也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有愤世嫉俗者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话，但是，高尚的本身，就是对高尚者的最好奖励，也是对于有所藐视者的最好奖励。
苏东坡与安禄山
把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不是在作类似“关公战秦琼”的恶搞，而是这两人确有一个相似之处，是都长了个大肚子。
安禄山据说是猪婆龙转世，其腹大得可以拖到膝盖。唐明皇戏问这一肚子装的是什么，安大胖子应声回答说都是赤胆忠心。为了表示这种忠心，还恶形恶状地认杨贵妃作干娘。苏东坡肚子也不小，《石林避暑录话》载，有次他拍拍自己的肚子，也问家人这一肚子是什么，有的说是诗文学问，有的说是经纶智慧，苏轼都摇头。只有他最宠爱的侍妾朝云说，学士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子瞻先生大笑，认可了。
说自己一肚子是赤胆忠心的安禄山，实际上是大奸大恶之辈，好好的盛唐天下，被他弄得七颠八倒，不谈战乱中的百姓，最惨的是那个曾为其行过洗儿礼的干娘杨玉环，“宛转娥媚马前死”，留了一段风流传说，让后代诗人、作家作发挥。倒是苏东坡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是真的。那刚登上政治舞台就让宋仁宗目为宰相之选，欧阳修说要让他出人头地的苏大才子，偏偏在官场上老是喜欢和当政者唱反调。与王安石交情不错，却对王安石的改革一再质疑，认为变法措施是“化工只欲呈机巧，不放人间得少闲”，先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等到司马光为相，旧党上台，他回到了京城，却又不同意尽废新法，被认为是第二个王安石，弄得两头不讨好。结果是官越作越小，地越贬越远，一直被贬到了海南岛。幸亏他老人家深通禅理，心胸豁达，在蛮荒之地，不是低吟“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便是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同样，留下了在专制制度之下，如何既保持个人人格尊严，又坚持追求诗化人生的理想的生存典范，让后人钦敬。
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赤胆忠心的人一般都有些可疑，反之，那些总喜欢唱反调，“不合时宜”的人倒是值得信赖的，至少，是个直心直肠的家伙。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权势者，就是在乎别人对他的效忠表白，喜欢听顺耳谀言不爱听逆言忠言。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弱点，如安禄山般最后被人用刀捅进肚子，恶有恶报的例子不是很多，大都是踩着先前对之表白的对象当垫脚石而飞黄腾达了。说是前车之鉴，明明看有车栽在那了，后车依旧在这颠进去。司马光的《资治道鉴》写了不少例子，可也没多大用处。领导者未必不清楚面谀者的甜言蜜语并不能当真，可是他们不愿意搞明白，等到明白了，黄花菜也凉了。唐明皇李隆基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大潮涌起，中华民族到了最要钱的时候，抛开那些作奸犯科的贪官奸商不论，也是有太多的人为了钱财而性情浮躁。
已经达到了小康甚至以上的人们，还是一味地希望钱财多多益善，为了得到用钱的快乐而努力赚钱。结果，一个个逢人就抱怨自己忙、累，或是身体亚健康。其实，就提高生活质量这一角度出发，一旦解决了温饱之后，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能用钱买得到的快乐一般都是双刃剑。有车代步固然省力，然而你就享受不到清风明月之中漫步的情趣，还不说因为用进废退的原理，腿部肌肉会加速老化的可能；肥甘脆浓确是口腹之恩物，不过“三高”的危险较之素食主义者恐怕要高得多；至于沉溺纵情于夜生活声色之乐，更是戕害自身。其它如住房倒是一定不能没有的，但所谓“大厦千间，夜眠七尺”，有必要有了一套再去苦苦地争取第二、三套吗。
所以，还是放平心境为好，赚钱是没有头的，能够比较宽裕地使用而不是奢侈便够了，多了有什么用。就如李嘉诚所说的，再多的钱我也只能吃三顿饭又不能吃八顿。最高的享受还是心灵的宁静。
与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地凌云山并列有一联乌尤山，山上有乌尤寺，寺内有一联，其联语“事到无心皆可乐，人非有品不能闲”。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你不以功利为目的，这些事物都会呈现让你赏心悦目的姿态；而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是品位极高，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保持悠闲的人，而这，距离成佛成菩萨的境界也不远了。
怪不得司马迁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意谓天下人忙，都是为了钱）。也有一高僧面对百舸争流的港口，感叹“这么多的船，其实只有两条，一条叫争名，一条叫夺利。”确实，只有看淡名利，这个世界才是美好的，才能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真正的休息。
游戏的社会内容
游戏，本属娱乐，不为大道。不过游戏的内容和规则的制定，却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如国人爱麻将，西方盛桥牌。前者从规则上要求自顾自，而且还需“吃”上家，“治下家”，甚至为了不让别人和牌，不惜放弃自己的机会，典型的“窝里斗”文化；后者则无论从叫牌、做庄、防守，均需一种讲究合作文化的团队精神。凭心而论，麻将虽然带彩，但还是很温和的，不是那种动辄让人倾家荡产的恶赌。然而，它内在蕴藏的东西，十分让人鄙视。何况，这是一种非常浪费时间的只能让有闲阶级玩的游戏。
棋类亦然。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棋子数目一样，棋盘类似，规则差异也不大，其不同点就很有意思了。如：中国的将帅是不出九宫的，人家的王则可以走遍棋盘的任何一点，这可以看出中西方对“至尊”的不同理解；国际象棋中有一个颇具威力的“后”，中国象棋无女子的地位，则可知“女士优先”的思想不会产生于我邦；中国象棋的兵卒一旦进入对方底线，则成老兵而无大用，“外国兵”则可以升格为除了王之外的任何一子，可见中国虽然以尊老出名，却不像西方那样提倡个人奋斗；中国象棋有炮而外国象棋没有，显然说明火药产于中国。至于围棋，简简单单的黑白两色，却是变化万端，充满了东方智慧，“欲擒故纵”、“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走为上”，……“三十六计”中的计谋，大半能在围棋中运用。崇尚实力的西方文化也无法理解为何“力斗”“博杀”的棋品，是远远处于“入神、坐照”之下的。所以，围棋西行的时间也不算短，却迄今为止欧美诸国，出不了足以与东亚三国九段棋手相抗颉的高手。
扑克牌戏肯定是舶来品，54张牌变化无穷，有着种种游戏花样，到了我中华国度后的几种牌戏，是否也有着社会内容？“争上游”应该有着大跃进的痕迹，威力最大，超过“大怪”的四联张被称之为“原子弹”，实在是对当年我国面对讹诈，自行研制核爆成功的自豪。更有意味的是，现在有种风行一时的牌戏，叫做“斗地主”，基本规则是四人为戏，再行组合形成一个“地主”和三个“农民”，三家合斗一家，其结果不是地主赢，便是农民合斗地主成功。
这种游戏规则明显不符合“费厄泼辣”精神，为何能够时兴？恐怕于当前基尼系数高企，贫富两极分化悬殊的现实，弱势群体的数量和不满都在增加有关。牌戏折射了这种情绪。难怪民间流传了这么一个轶闻，说的是伟大领袖和导师从水晶棺材中醒来了，一睁眼便问，“全国人民在干什么？”当他老人家听到警卫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在斗地主后，这位终身“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伟人放心地又闭上了眼睛。
真理与合理
真理，一个熠熠生光的词，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为之献身。在寻求真理的路途中，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流传。可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真理最早的出处是一个宗教名词。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之的诠释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派用语，指该派信徒在追求与真主融合为一的旅途终结而蒙真主启示真主本质时所获得的知识。”所以，它是不可质疑、不能违背、不容探讨的。在我国的《辞海》中的相关条目是，“与‘错误’相对。认识主体对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从这个定义出发，也可以知道，真理是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需要实践加以检验的东西。而在得到检验之前，真理和谎言其实很难分辨，有个法西斯理论家就断言，只要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而在我国那个荒唐时期，一口咬定“卫星上天”的代价是“红旗落地”，甚至在整个国家内，只要贴上了主义的标签，就可以“要草不要苗”、要愚昧不要知识。更可恶的是不容争辩，执异的结果，等待你的便是牢狱甚至子弹。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这些代表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最高思想水平的人物的悲惨遭遇即是明证。这种假“主义”、“真理”之名，用意识形态治国的方式与政教合一并无二致。
所以说，在一个社会或国度里，要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是不适宜的。如马克思所说，在追求真理的科学入口处，是和地狱入口一样，必须杜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显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如上述英雄一样的献身精神。虽然“人民群众”这个形而上的名词在我国是被极大地神圣化了。可作为一个群体，它只是一面旗帜，需要时被人高高举起，不需要时则紧紧卷起。仍然是那个荒唐时期，那一片的
“高举”、“打倒”、“砸烂”的呼声是出自何方？即使是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毛泽东，也承认“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有一则颇具思辨力量的寓言可为佐证，说真理与谎言曾一齐洗澡，结果谎言偷了真理的衣服穿走了。真理却不愿意穿谎言的衣服。于是，谎言总是以真理的外表迷惑大众，而真理那赤裸裸的辛辣味则不为大家所喜爱。回溯一下1977年，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得到当时中国的公认，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斗争。
那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追求什么？答曰合理。合乎人情、合乎常理。以我国文化中最为重视的道德为例，道学家要求“存天理，去人欲”。做到了，就是圣贤；做不到，沦为畜牲（不为圣贤，便是畜牲），这当中，没有人的地位。可是，除了伪善，还能培养什么呢？建国以来,在各种宣传、教育中树立了不少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的榜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等。然而，60年的现实，却是只见官场上“前腐后继”的贪官污吏，制假卖假不顾人性命的商贩，专门炒作脐下三寸处的文痞文妓。大款们可以一掷万金地包二奶，却不肯正常地为员工发薪水；连向来被视作“清流”的教育界，也卖起了“真的假文凭”……
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激愤地概括，“现在除骗子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这证明这种宣传教育出了偏差，不是这些人物不够好，而是太好了，超出了一般人所能接受、理解的水平。所以，硬要号召人们向这些英雄学习，实际上是提倡虚伪的道德做作。那种言不由衷的学习体会之类的文章，根本就是假大空话的汇集。对这种东西越是肯定，全社会便越是沦于诚信丧失的境地。
所以，道德教育必须切合实际。早在春秋时期，鲁国规定，谁将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政府将给予补偿。孔子的一位高足赎回了一些奴隶，却不去领取补偿。对此“无私奉献”，孔子并不欣赏，反而批评，说这样一来使得别人对赎奴这一义举无所适从了，因为不去领钱明显受损；去领钱，对比之下则显得不够高尚。结果是干脆不赎，受害的岂不是奴隶？所以，最好还是按章办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还是一片“两个凡是”阴云笼罩之下，喊出了“贫穷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在宪法上尚有着“我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煌煌条文之时，他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可见他的道德勇气。同样，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也找不到“无私奉献”的字样。这说明，追求真理是少数人的天职，而整个社会――和谐社会需要的则是合情合理。
中国、祖国、共和国
年年国庆，总是到处看到“庆祝祖国华诞”的提法或标语，到处听到“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的歌声。这实际上是个差错。说是差错，是因为无论是祖国还是中国，其年龄是以千年作为计数单位的，而国庆节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节日，迄今为止，方才花甲重逢。所以，不能将10月1日的国庆节作为祖国或是中国的生日。
华夏文明始自何时，实在是因为太长久而不可考了，用李白夸张的语言来形容，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到了秦惠王之时，已有“四万八千岁”了。这还是蜀地，黄河流域的中原应该开发的更早罢？没有文字可供考据证明的三皇五帝就不谈了。甲骨文中有记载的禹铸九鼎肯定是立国的证据了。自此以后，我们这个以龙飞凤舞为图腾的民族就自认为是处于一个中央之国了。无论是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或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易服换姓，“中国”一词的地域概念始终不曾改变。大概，只有在清末康有为办“保国会”之时，那帮极为无知、无聊又兼无耻的后党人物，发出了康有为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声音，以攻击当时的维新派人士。硬生生地割裂了“中国”的历史传承。现在，在十月一日歌颂“中国的生日”，虽然别具深情，可是，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同样的差错？
汉语中“国家”一词，其文化内涵与孔子创建的将伦理亲情与人间政治紧紧相连的儒家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国君兼任父亲，臣同时还是“子”。这与西方文明不同，以英语为例，它是把国家这一概念，分成了“country”、“nation”和“state”，即地域、民族和政体三个部分，而“祖国”（motherland）则更多的是带有文化学上的意义。在十年浩劫之时，有不少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发出“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的疑问，显然是因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汉语的，对于国家一词没有作全面、清晰的理解。至于爱国主义用列宁的话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祖国的感情。进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准则，其历史积淀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不然何以将祖国与母亲同列，只因为母亲作为孩子的直系血缘长辈的历史更为悠久。
所以，用常识就可以明了，中国或者我们称之为的祖国，是所有华夏民族成员的母亲，她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生日，或者可以说具体生日是无法考证了。十月一日华诞的，是“state”，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称之为新中国，或共和国。建国伊始，尚在探讨国号之时，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就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加上个括号，内写中华民国，这个方案因反对者甚众而未成。其实这是个很有远见的主张。那首从建国唱到现在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内中的“新”字，也是他老人家的提议才加上去的，这事知道的人就更多了。强调这一点，对于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有着极大的意义的。
当教师，岂可不慎！
今年5月下旬，在我校毕业已近二十年的89级秘书班学生回母校“探亲”。在座谈会及聚餐祝酒之时，一位已经在上海银监局负了一定责任的校友，两次在众人面前提及当年胡老师对他的激励与鞭策，说在自己困难与得意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些言语；如果说现在自己能有了一些成就，也与这些激励与鞭策是分不开的。
这实在让我感慨万千。执教已有二十余年，在拙作《贺卡》一文中，也曾说过，有不少学生在信中，在贺卡中讲到笔者对于他们而言，是最具影响力的老师。但均不如这次的震撼力，也许，书信与当面，是不同的吧，这些感慨，合起来，也就是一句话：
当教师，岂可不慎！
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文化中似乎地位甚高，“天地君亲”而下，便是“师”了。实际上，民间却有句谚语作了另外的结论，“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儿王”。也许，中国的教育便是始终在此两极徘徊。教育本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民族素质的提高需要历时久远的磨砺。亦即是“百年树人”之意。可是，一个在二千五百多年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孔子这样伟大教育家的国度里，现实中却是还在号召自己的国民要成为“具有国际大都市意识的公民”，可见这种积累和磨砺并非一直是正面的。有时举国兴教，弦歌处处；有时却是“读书无用”，学术败坏。而教师虽然被称为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却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教师能做的事十分有限，发挥作用的地方只是一间教室，甚至有时连一间教室也不能把握。当下的道德沉沦现象:官场腐败、假话肆虐、学术市井、小人横行，整个社会除了金钱之外，对所有正面的东西――正义、公平、亲情、道德……都是冷漠的，对此，我们当教师的能有多大的力量与之抗争？可是，难道因为这一切就放弃教书育人的天职？对于一个真正的教师而言，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在精神上守住自己心灵中的净土，并把这个作为文化传承，让更多的学生参与人性人格的陶冶，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用高尔基的话，是一个大写的人。故一言一行都要慎重，因为这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
忽然想起一则寓言，说在海边沙滩上，因涨潮而冲上来的小鱼，太阳一出当然都要被晒死了。一个小男孩把这些小鱼，一条条地扔回大海，旁边有人笑他道，谁会在乎你救了这些鱼，小男孩一边扔鱼一边回答，这条鱼在乎。也许，这小男孩是我们所有当教师的老师，他用类似“精卫填海”的精神，启示着文化薪火传递的真谛。我们应当在自己能掌握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正心诚意去影响着学生，至少在若干日子后，让他们能领略到老师的教授中的人格内涵。中国文化中从来把师生关系，师生情分等同父子。如果说，父子关系在于传承生命，那师生的使命便是传递文化。当教师，岂可不慎！
捡漏《诙词典》
“满城争说周立波”。海派清口一出，周立波顿成沪上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现在又出版了一本《诙词典》，类似于《魔鬼辞典》，将上海方言词汇，汇集成书。分别以“正说”、“诙解”、“闲话”对每个词条作幽默有趣的解释和举例。这不但巧妙地宣传了自己的艺术，还保存发扬了上海的地方文化。
上海方言相当一部分是无法与普通话作对应的，很多词汇的发音也无规范写法，都是约定俗成的。其实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敲以求完善。比如，书中“八宝辣酱”部分的词条“搅七廿三”一般都是这样写法的（记得晚报夜光杯的前主编吴先生将其写为“搞七念三”），却因为不符合应有的逻辑关系而讲不通词义。此书诠释该词的“诙解”，就显得有些牵强生硬，不如他条。其实更好的写法应是“搅漆染衫”。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该记得，上海以前有不少染坊，有专人上门接生意替人染衣服。因为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日，既要省钱，又要有出新的感觉，对于会“做人家”的上海人而言，染后颜色变了，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故染坊顾客不少。而“搅漆染衫”不是用正常的颜料经过洗、煮、晾诸程序，硬是将油漆搅拌了后直接涂染衣服的行为，岂不是更符合该词条的“正说”？以这四字来形容“闲话”中那个将出生于1908年的作家周立波附会为今日之大名人的盗版商，似乎也更贴切。还有，“走油蹄膀”部分的词条“牵丝攀藤”的攀字，改为“扳”也更为符合上海方言的音和意。
另有一个遗憾不是书本身的，而是书没有收一句非常传神的词汇――“鸭孵卵”，也许因为清口表演觉得此词字音不雅，不符要求而不收。其实不然，在农村住过尤其养过鸡鸭的都知道，鸭是不会孵卵的，在孵蛋设备没有闻世时，这活是由母鸡来干的。所以上海人用这句话来形容无能、无用、懒潦之辈。仿照《诙词典》中的体例，来一段闲话：据说文革期间，夺权后的上海造反派接待来访的不知是何国的“毛主义”同志，客人略通中文而不会沪语，听到接待他们的两人相互之间不断地说对方是“鸭孵卵”，不禁好奇地问翻译，“鸭孵卵”为何物。翻译无法翻译，只能告之，这是上海人相互之间非常亲切的一种称呼，类似昵称。晚上接待宴上互致酒词，那外国同志一开口，“上海亲爱的鸭孵卵同志们……”，全场大哗。
《诙词典》如再版，作者如能采用上述千虑之一得，当不胜荣幸之至。不过话说在前面，甚么好处名利专利都不要，不然被人说是为了出名而傍名人可就惨了，比为了钱财而傍大款更难听。
漫谈文化与文化建设
文化，根据《辞海》的定义，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有时也可以专指文学知识，“这人一点文化也没有”；故概括说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语言、地理、风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法律道德、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诸多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鉴于现在“XX文化”的提法甚多，有必要指出，自然物本身不是文化，只有经过人类有意无意的加工之后才变成了文化，如食物不是文化，但是如何对待与制作食物就成了文化，从满汉全席与肯德鸡、麦当劳的差别，就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水不是文化，视水为生命之源的观念就是文化；吐痰不是文化，如何吐痰和如何规范吐痰的行为却是文化。等等。
所以说，文化建设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前所述，依靠的是积淀而不是刻意的人为，行政力量能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譬如清朝入关之后，用了严酷的手段逼迫汉人男子剃发易服――这是为了确立政治统治的需要，却无法让汉女像满族女子一样不再缠足，因为自后唐以降，民俗风气推崇“三寸金莲”以为美的观念已近千年，靠命令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利用风俗这种文化力量。所以，当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们，都佩戴了“不娶缠足女子”的徽章后，天足才重占上风。因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有时文化甚至比政府更能有所作为，如果一国之民都沉溺于烟酒、甚至黄赌毒泛滥，国家就无法提供足够的保健资源；如果全社会都沉溺挥霍浪费，追求奢侈，为了一根牙签砍倒了一棵树，为了一块牛排杀了一头牛，那么国家还怎么保护环境。而风气的形成，观念的确定与改变都需要时间，即使具体细微到某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其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管理制度和集体舆论的形成以及心理氛围、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的确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文化，按照古汉语的解释，是“人文教化”之意，人是主体或曰载体，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文字，教化是对大众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规范以及规范的过程和手段，说到底，文化建设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这种人文教化可以顺利的进行，因为提倡与追求是一致的。如盛唐之世，整个国家、社会、民族、个人都奋发向上，读书人提倡为国建功立业，同时也从军开边，谱下了一曲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盛唐之音”。可是，从中唐开始出现的提倡与追求相分离的思想矛盾，到了宋朝变成了意识形态，文人口头提倡学习杜甫，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内心追求的却是柳永，向望“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到了理学产生后就更糟了，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做到了，便是圣贤，做不到就是畜牲，这中间没有了人的地位，除了伪君子，还能培养什么呢？同样的，在一个疯狂追逐金钱，“除了骗子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的年代，来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不觉得可笑吗，除了道德做作之外，还剩什么？
把视线缩小到一个单位或学校，现在都在建设企业文化，或校园文化，在建设纲要上可以设想得非常完美，但在实际上却是“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挨整的是单枪匹马的，受累的是当牛作马的”现象，这种纲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也许，经典作家说的“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也适合文化建设。
情商与智商
智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商，则在《辞海》、《汉语大词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都没有找到踪迹。所以，没有权威的解释。按照约定俗成的法则，大约是指待人处世的能力罢。虽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是现在对情商的研究却很热闹，有专家出版专著，开设专栏指导大众如何在职场、官场、商场内趋利避害，取悦别人，特别是上司或老板，称说成功者都是个中高手。连大学的校园的辩论赛，都在争论是哪一个更重要。
实际社会中，智商确实不如情商了，因为智商的承载体――脑袋，已经不大有用了。思考的器官变成脚，所谓“跑步（部）钱进”，“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是也；也可以用鼻子思考，一旦闻到有什么特殊的气息，立刻调整自己的观点立场，脑袋没有了形而上的坚持，反而成了风向标，还可以博得一句“政治嗅觉灵敏”的赞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用表情思考，民谚有云，“见群众哼哈，给长官下跪”，“讨好上司小蜜，敷衍领导原配”即此谓也；当然，一进官场，则是用屁股思考了。为了要保住这个安放屁股的位置，必须明了是谁给你了这个有着无限产出的机会的，当然是上司。作为下属，必须对之负责，不然这位子随时会失去的，所以民间早就有了结论，“屁股决定脑袋”。等等。
可是，如同流通不生产价值一样，情商并不能创造知识。推动学术发展、增加知识当量依靠的必须是脑袋。而事实上，一些具有绝顶智商的天才，都是特立独行，惊世骇俗之人，大概情商都不会高，不说“世人皆俗杀”的李白了，就是很会打理生活的苏东坡，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弄得在官场里官越做越小，地越贬越远。看过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知道当代有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情商几乎为零，除了数学什么都不懂，徐迟称之为是误入人间的数学天国的王子。如果在这个要凭情商才能拿到科研项目的现实社会里，他会怎样？存疑。
也许，情商确实很重要，但实在希望它只在官场、商场、职场里发挥作用，不要污染了学界，《厚黑学》之流决不应该成为学子膜拜的对象，读书人总该保存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想象一下，如果屈原从汨罗江中现身，大声地发问，“我应该勤恳诚实，质朴忠信，还是送往迎来，应酬周旋？我应该直道真话，不怕牺牲，还是随俗富贵，苟且偷生？我应该清廉正直，修身洁行，还是圆滑世故，邀宠求荣？我应该与黄鹄比翼飞翔，还是同鸡鸭抢夺争食？”（摘译于《楚辞?卜居》），大家如何应对？相信总该有人能够做出仰俯不愧的回答吧。
早在中学时代，笔者的一位印尼归侨的老师曾在闲聊中说道，我国的生肖不知道是用什么标准选出来的。12种动物，八个是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的家禽家畜，却不用猫而选了个令人讨厌的老鼠。另外四个，也是有龙没有凤。不都是华夏民族的象征吗，古人的思路是怎么来的？
三十多年了，一直是个在我心头的悬案。除了知道猫是晋代以后才进入中国的（《韩非子》中有用狗捕鼠的描写，可见上古无猫），而生肖在汉之前已有的之外。进展不大，不过一直在思考。近日在百度的生肖贴吧中，看到各种生肖的人都有夸耀自己属相的言语。结合自己多年的思索，终于领悟了古人的苦心：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在生肖中的体现。为了让后代的中国人不要走极端，特意用了六对动物来对我们作训诫：
第一对是鼠与牛，具有勤劳与储蓄的品格，修身齐家两者不可偏废。老家绍兴有谚：“会赚不如会积”；民间夫妻相配被称之堪为箕帚，都是此意。第二对是虎与兔，虎是勇猛，然而不免莽撞。于是，用了掘“三窟”、“不吃窝边草”的兔子，来做谨慎的警告。第三对龙和蛇，看来是地位悬殊，前者是尊严高贵的化身，当然刚烈不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后者用台湾人常说的话形容，是放软身段，能屈能伸嘛。可见，为人处事既要注意人格的尊严，又要当心太刚易折的道理。第四对则说明了快慢的辩证法，马是以所谓的“一马当先”、“不吃回头草”而著称的。只有君子之言，才是“驷马难追”，可见其快。所以让一个性子软绵绵，连叫声都是“咩”（慢）的羊调节一下，防止太快了，要小心陷阱。鸡猴这对很有意思，鸡是守时恒定的，到点即啼，万古不变，是形而上的象征。猴则是活泼好动，灵活多智，是形而下的代表。“形上为道，形下为器”，治国平天下都是需要的。用现在的语言，便是坚定的原则性要和机变的灵活性相结合，先总理周公恩来当属典范。在中外文化中，狗都是忠义的化身，“饿狗不离主”嘛，而猪则是浑浑噩噩，能吃能睡便能长膘，所以这第六队是讲了节操与随和的关系。那个写“风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生于五代乱世，为了保自己的富贵，换了十个主人，是中国封建文人中随和的极致；三国中的张飞，在“古城会”中见了二哥关羽，不管不顾地一矛刺去，理由便是“你降了曹操”，“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全不想想，当时关羽如果宁蹈白刃而死，置两位嫂嫂于何地？所以，能在屯土城之时，与张辽“约三事”而顾全大局，又不失忠义的关云长，才符合孔孟“事急从权”之道，怪不得他能成为“武圣”。
不知上面的论述是否能够为人释疑解惑，更求大家指教。
停止高校评估，如何？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温家宝总理这段最近见之于报端的话，是以正面论述的方式，击中了当前我国没有一流大学的要害――缺乏自己独特灵魂。而为什么会造成所有大学都是毫无特色，原因在于现在的大学拥有太多的机构、官员、会议、文件和表格，越来越行政化、官衙化了。众所周知，所谓行政机构或曰官场，是一个最为泯灭个性特色的地方，既然大学校长都是政府派出管理大学的官员，又怎能指望大学会有独特的个性？更由于支配大学运转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学术，故前者往往将后者边缘化，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反面成了制约教育发展和教师风格形成的枷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教育部所谓的高校本科评估了。
被人称之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教育部，对本科高校执行定期的教学评估，其原意也许并不坏，是为了借助评估来促进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然而这个评估与太多的利益牵连在一起：学校的知名度和地位、经费的拨给、招生指标等等，能让校长们对于这些攸关办校命脉的事情漠然置之？于是中国高教界数十年来未睹之怪现状层出不穷：有厅局级的高校领导班子，集体迎送教育部一科员；有高校在专家组到达之前，全校动员把评估期限内的教师教案、学生作业、论文试卷全部搬出来重新“审查”，消除“纰漏”，甚至推倒重来；有的则层层加码，迎合上意到了荒唐的地步，如要求考卷的批阅必须找得到责任人，便无端地要求阅卷老师在每一题边都要签名，不管整张考卷乃至全班都是一人批阅的现实；甚至在规范化的要求下，连教师纪录学生平时成绩的学习卡，都要求用统一的符号。“楚王好细服，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居然出现在应该是创造知识、传授知识的大学，使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权术而非学术。这种评估，完全已与其本来目的南辕北辙了。
除了少数的几个全国名牌大学以外，绝大多数的高校都将“迎评”看成是“重中之重”。一些新升格为本科的高校，还提出了“迎评促建”的口号，为了评估指标的数据而奋斗。校园面积、大楼、设备、博士点、硕士点、教授数……，都拼命地投入，可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如哈佛大学拒绝授予里根总统名誉学位的尊严，麻省理工不屑于“大学”名称的自信，剑桥拒绝外国富豪捐资巨款要求办工商学院的高傲，这种真正校园文化的精萃却不在评估之列，也就没有中国大学的注目了。本来，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指标数据去套用各个不同学校，是属于削足适履的形而上学做法，以此来作为建设一个学校的根据，更是远离“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一灵魂，请每个高校工作者，尤其是管理者扪心自问，大学存在的终极理由是什么？如果偏离了高、精、博、新的特色，拥有公司、商行、卡拉OK、超市甚至歌舞厅，惟独没有了精神与理念，还配称自己是大学吗？
大学是知识精英云集之地，然而，对于这种评估，只有听到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先生发出不同声音，说现在的高校本科评估是一列方向错误的列车，不过车上无人敢于往下跳。其实还可以再加一句，因为调度员和开车的司机都说方向正确而且在加快运行速度。要改变这个，只有全面落实温总理所说的“办学自主权”，这样，大学的改革、教学、科研等等，都成了学校自己的事务，必然会像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那样，高校必然能够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现在，期待高校有人率先拒绝评估。当然，如果教育部先自行停止，那就更好了。
“行为艺术”之我见
何谓“行为艺术”，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辞海》中均未找到相应的辞目，只能顾名思义的将其解释为是抛弃了传统的形式而用肢体、形体语言来诠释自己的观念的艺术，例子倒也不难找，在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美展（日举行于北京，29日被查封）上，便有许多，如在展览会上，一人叫卖从舟山运来的对虾，展品称之为《大生意》，显示行为者在一个文化的现实中做出一种反文化的选择。另一人则是头戴一顶小帽，肩披“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的纸衣，盘腿坐在稻草上，在其周围散放着十多个鸡蛋和“等待”的纸片，等待什么？从此不要理论的下一代？高潮发生在开展之后的第三天，在上午11时许，一位浙江美院的毕业生，用一支左轮手枪，发射了两枚子弹，打在了她自制的电话亭玻璃上，完成了她与同学预先设计好的作品《对话》，引来了大批警察，展览被查封，一次现代艺术的荟萃瞬间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社会新闻。
今日亦有不少可供谈资的行为艺术，如见之于报端的，那挂在墙上，让早起买菜老人差点吓出心脏病来的人体模型。又有地铁站上，继“鹿人”、“超人”等行为艺术者现身后，让乘客惊叫的“木乃伊”。也曾见一人钻进刚被屠杀的牛腹之中，说是体现生命的孕育。最近又有一位叫做海容的行为艺术表现者，赤身裸体而居于一铁笼之内约一星期（不知此举是否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据说是为了表现现在妇女的工作和生存的境遇。
实在难以理解，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为什么要对抗艺术最为本质的东西――美，对于受众的欣赏习惯，不是不能够挑战，新鲜的东西总是比陈词滥调更有吸引力，可是一旦过了头，用“反美”来作为号召，就必然被大众所“唾弃”。也不要用曲高和寡来做辩解，说不被接受是因为自己水平高，得不到认同是因为欣赏者水平低之类的话，这种话在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中，已经被骗子用过了。
艺术巨匠曹雪芹塑造的不朽形象林黛玉或可称之为行为艺术的大师，她用“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的“葬花”这一行为，对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霸剑严相逼”的严酷现实，感叹“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的青春不永，表达“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坚贞情怀。
这才是一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用自己的身心发出的强音，是真善美三者合一的艺术――行为艺术。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自诩为硬汉的我，自家父作先之后，已有二十四年未曾掉泪，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看到那困在屋梁房架之下不能动弹的小男孩，他那失去神采、又充满了希冀的眼神；
看到那在废墟中被埋了百多个小时，在被救出的时刻却不忘向援救的叔叔举手行个少先队礼的小孩；
看到那不到三岁就失去了父母的娃娃，逢人就叫爸爸妈妈的情形；看到那终于获救的婴儿，睁着他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盯着刚刚把自己从死神魔掌中拯救出来的解放军叔叔，而那位战士，嘴上笑着在逗弄着孩子，眼中却滚落着大大的泪珠……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这一刻，请所有的华夏子孙，放下自己的恩怨，把眼光聚焦在5?12大地震后的四川灾区，那种抗声为什么倒下的总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大楼的询问；那种地震的原因是三峡大坝引起的疑虑，请在灾后重建之时再加探究不迟，我们这些在安全地带的人员，一不能上抗灾第一线去拯救生命，二不能操手术刀抢救伤员，能够做的除了祈祷灾区多多发生援救的奇迹之外，就是竭尽绵薄之力，捐助受难的灾民。不要因为自己的钱少而不好意思，套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在上帝的眼中，乞丐的一文钱和富翁的一个金库其价值是相等的。
多难兴邦。
华夏民族正在崛起，崛起的过程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极不如人意的，但愿这次灾难能够更多的凝聚我民族的向心力，台湾的那位刚刚败选了领导人的民进党主席谢长廷，这次慷慨解囊，捐助了二十万台币，不正说明了在民族大义之下，蓝绿统独都可以放在一边吗？但愿所有的公务人员，在温总理那一声“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吧”中猛省，即便是贪官污吏也从此洗心革面，真正做一个公仆；但愿所有的学子，在想到那废墟之中仍在苦读的同学，从此不懈不怠，为中华之崛起而苦读；但愿所有的商务人士，在经商营业之时，常常想到皇天后土，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至于我，已经擦干了眼泪，在那位为了救援四名学生而献身的老师面前宣誓，可敬的同行，如果有相同的情形发生，我一定象你一样。
挣脱科研评价体系的绑架
看过卓别林经典电影《摩登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个镜头，流浪汉主人翁在某公司找了个只要把流水线上产品的某个螺丝紧一紧的工作。结果，机械动作变成机械思维，他下班后看到任何东西都是不假思索地上前紧一紧，包括老板的鼻子。这种“带着眼泪的笑”的喜剧艺术，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理论作了形象的表述，告诉大众，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劳动，也可以成为毁灭人类思维的恶魔，关键在于制度，在于这个制度用它强大的力量使得制度之下的群体不得不默认这个制度的观念框架或价值体系。如果说这是艺术作品的夸张，那么可以看看史实。八旗入关之后，无数汉人是宁可杀头也不愿剃发梳辫子的，可到了清末民初，同样有汉人则是宁死也不肯剪去这根曾是民族耻辱的猪尾巴，这当中还包括像王国维、辜鸿铭这样的大学者。
当今高校的评价体制不正是这样的一套被扭曲的教条？职称是教授、讲师，却既不在乎教，也不在乎讲，在乎的是论文的发表，而且是必须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最初的原意是通过数量考核，打破论资排辈的陋规，对于权力因素，人情关系的干扰也可以避免，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应该说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大约二十余年，竟成了高校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成了没有任何单位与个人能够撼动的制度游戏规则，在这规则之下的所有人群都受到了绑架而无法挣脱。在一个如此缤纷繁复的时代里，却整体性地被一个如此简单的方法套得动弹不得，到底是人为操纵，还是造化弄人？
这种评价制度的受害者也不单单是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也在其列。由于没有一个客观、全面、准确又有针对性的指标系统，也因为行政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简单的数据统计来显示政绩的需要，于是，所有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都在这个“论文流水线上”紧螺丝了。可是，如果任由这单一评价模式持续下去，后果将是荒谬的场景：高职称的人员都是论文制作的高手，然而，医生不会看病，不能拿手术刀；农艺师面对病虫害束手无策；教授无法在讲台上浑洒，让学生信服地汲取知识……。不要说不可能，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没有人会否定科研的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科技史上，那些以献身精神从事的科学工作者永远令人高山仰止。相较之下，现在那些量产的论文，不要说能够给这门学科增加知识当量了，连有无读者都成了问题，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当然，要责怪的应该是那个“堵着鸡窝硬要蛋”的机制，因为这个机制把职称评定、奖金发放、甚至工资评级都与论文挂钩。都是凡夫俗子的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有几个能够淡然洒脱对之？
更严重的是带来了空前的学术泡沫与学术腐败，因为前述之行政官员对于学术是隔膜的，对于教师及其论文作真正的学术水平的考察实非其能，但是统计一所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发表了多少论文，是否核心刊物，那是胜任愉快的，至于这论文是抄、是买、是挂名或纯属印刷垃圾，可就无人关心了。现在那些年产论文数十篇，专著若干本的快枪手，代写论文，保证发表的一条龙网站多不胜数，遍地皆是。然而打假的却是只有方舟子这样的民间人士或知情人的揭发爆料。这个体制以及执行者反而缺位了，只能让人感到悲哀。
当下的核心刊物，除了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各有一份名单目录外，更有境外的SCI被认为是核心中的权威，能够有论文发表其上，什么职称评定、经费拨给、项目授予都不在话下了。可是坊间已将这一切称之为愚蠢的中国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可见，这核心刊物的评价体系，在大众的心目中，已经与卓别林影片中的流水线和满清政府的猪尾巴作同等看待了。如不加以纠正，摆脱SCI对于中国高校的绑架，那个“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一流高校”的问题，还会被人一直提出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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