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华尔街·第482期#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下的特里芬难题变迁_金融读书会-爱微帮
&& &&& 【漫步华尔街·第482期】美国金融监管改…
编者语：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职能，导致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和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维持长期贸易顺差。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改进金融监管使得美元特里芬难题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理论上，加强金融监管会对美国金融创新构成约束，减弱美元的外部需求，不利于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维持，在美国经常账户长期处于逆差的情况下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和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会进一步下降。而对相关数据的统计结果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经常账户逆差出现改善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改革不但没有减小美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反而增大了该顺差，这意味着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没有减弱，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另外，参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为缓解特里芬难所做的战略调整过程，也可以为中国的应对策略提供一定的借鉴。文/张彬；桑百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发源国，美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为此，美国实施了出口促进计划，以缓解经常账户的大量逆差。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的经常账户得到改善。针对此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财政部于日公布了《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即《金融监管改革框架》；2010年7月美国正式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机构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开始了美国自193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从理论上说，这会约束美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压缩其他经济体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投资选择和盈利空间，弱化美元的外部需求，进而不利于特里芬难题的缓解。但实际效果如何？是否与理论的预期一致？如果不一致，美国又是如何缓解特里芬难题的？这涉及美国主导的深层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与“特里芬难题”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为恢复元气和控制虚拟经济发展，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它影响着美元的世界性需求和美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进而影响“特里芬难题”的动向。（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影响“特里芬难题”的理论效果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需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和流动性，并且在海外不断沉淀，使美国的经常账户长期处于逆差，相应地资本与金融账户上就需要维持顺差，只有这样才能在不造成美元发行过多，进而引发通胀、美元贬值和加剧“特里芬难题”之下，满足美元的对外支付，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而美国实施金融监管改革，会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一定的约束。因为金融市场越繁荣，对美元的投机性需求就会越多，持有和流入美国的美元规模就越大，有助于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维持与扩大。而金融市场如果遭到束缚，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持有货币是有成本的，弗里德曼早在1969年所著的《最优货币理论》中就提出，最优的货币持有量就是要使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金融市场运行缺陷的纠正，到底程度有多深、需要多长时间、美国金融市场何时才能重新繁荣，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监管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这将影响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进而影响人们对美元前景的看法和持有规模。金融市场的监管改革也会影响美元的汇率，其程度如何，影响着美元持有国（地区）的损益大小。这些不确定性，使其他经济体往往会基于保险起见，确定美元持有规模的一个上限值，进而影响美元的世界需求。总之，就理论而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不利于世界对美元需求的维持，影响人们对美元资产的持有和对美国的投资，弱化美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恶化“特里芬难题”。（二）《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特里芬难题”影响的实际效果从现实状况看，在美国实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后，虽然资本与金融账户有波动，但顺差整体上仍旧得以维持。具体从其波动看，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由于国内资产的大幅缩水和国外投资者的撤出，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大幅下降。但是短期内在各国没有更好地缓解危机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元及美国政府债券成为选择，进而导致2007年第二季度之后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上扬。而鉴于危机影响的滞后、危机向债券、保险市场的蔓延，以及金融机构的损失大大高于人们的预期，美国金融市场随后进一步恶化，使得2008年以来金融与资本账户下滑，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2009年第一季度。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全面金融改革方案之后，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出现大幅上扬，其后虽然仍旧有波动，但是谷底数值大大高于之前。2011年9月底以来欧债危机恶化，大量资本流向美国，而在2012年美国推出QE3之后，又导致大量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上述情况使得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在2011年第三季度至第2012年第三季度波动幅度较大。而随后，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表现出波动幅度减小，呈现趋升的态势，且自2013年开始上升势头更加明显（见图1）。总之，上述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波动，不论是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出台之前还是之后，很多是该法案之外的因素造成的。且鉴于美元的世界需求仍维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在此次危机之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得以改善，以及法案效果的滞后性，也会有助于“特里芬难题”的缓解。因此，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没有持续恶化，或者说明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美国金融市场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或者暗示美国可能借助其他经济政治措施及面临有利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进而缓解了“特里芬难题”。图1 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状况（单位：百万美元）二.政治经济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对于理论与实践上出现的反差，需要从《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本身以及政治经济因素中寻找原因。（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本身的因素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三大核心内容看，其会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创造形成约束。但是，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限制自身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使其以更加合理有序的方式发展。具体来说，要求金融机构在相关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对金融产品的投资上更加谨慎，对高管薪酬的限制一定程度避免道德风险，这些有助于金融机构及产品在投资者中信誉度的提升；要求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投资收益，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恢复和发展；限制投机性交易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本着纠正金融市场内在缺陷的宗旨，长期而言有助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维持和增加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和对美元资产投资。（二）外部环境因素第一，美国相对其他众多经济体经济表现更好，持有美元的风险相对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难度巨大，内部重债国疲软的经济态势阻碍欧盟经济整体回升。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前景仍不乐观。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及时且大力度的政策措施，使经济自2010年开始出现正增长，2014年其经济增速达到2.4%。因此，相比之下，美元和美元资产仍旧是更安全的持有和投资对象，出于避险的动机，美元的世界需求仍会增加，有助于缓解“特里芬难题”。第二，《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适用性，有助于阻止美国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巴塞尔协议Ⅲ》旨在从全球范围内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进行约束，其监管的重点在较易制定和实施的资本充足率上，这会增加信贷成本，不利于资本金融市场乃至整体经济的恢复。同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其他主要原因，即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衍生产品设计与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却被忽视，这会弱化该协议对美国发挥金融优势的束缚力度。因此，美元资产仍是受偏好的投资对象，美元的世界需求也将得以维持。（三）内部政策因素第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退出。鉴于就业和经济增长压，2012年9月美国出台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该政策使市场情绪活跃，风险偏好增强。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使全球性通胀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进一步凸显。对美国而言，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债务，增加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有助于美国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经常账户逆差的改善。而这两类账户的改善，有助于缓解“特里芬难题”。2013年12月，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正式决定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QE意味着美元的升值已成大势，美国股市将不断看好。上述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金融监管法案对金融市场的约束及其对美元需求的负面影响。第二，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救助计划。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其典型政策为布什政府的《2008年经济刺激法案》和奥巴马政府的《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从政策措施的成效看，“资产担保项目”、“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和美联储与救助计划相配合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资本购买项目”、“监管资本评估项目”和“公私投资项目”举措，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2010年10月，美国财政部在提交给国会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回顾报告中指出，该计划对稳定美国金融系统和激活信贷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际成本也大幅降至约500亿美元，大大低于2010年5月份1000亿美元左右的预计。通过实施多种救助计划，投资者的信心、金融机构的运作以及各种资产证券的价格都有了显著改善。同时，鉴于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时滞，其效果会越发明显，这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美元需求的增加，缓解“特里芬难题”。第三，美国加强了对以美元计价和支付的贸易品的控制。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东石油的控制，例如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在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在石油进口依赖度大幅下降的背景下，美国该举措对自身的负面冲击被弱化，但是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如中国、欧盟、日本、印度等来说，由于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石油进口成本增加，经济恢复步伐受到影响。加之欧佩克（OPEC）对石油产量实施配额限制，以及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对石油的需求较大，这些因素会增加全球对美国石油的进口和投资意向。相关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美国成为石油产品净出口国，2013年全球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美国。同时，美国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极具影响力，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淡出，有助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些都有助于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改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增加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第四，美国推行区域合作战略，维持和增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以及美元的世界需求。区域合作通过贸易转移、贸易创造和要素流动自由化等，能增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因此，美国在亚洲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加大对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参与力度；在欧洲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可以说是东西线并举，加强自身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重构中的主导权，增加与东西线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空间。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维持世界各国（地区）对美元的信心与需求。图2 2007年至2013年世界吸收FDI流量较大国家（地区）的流量状况（单位：百万美元） 第五，美国不断高筑贸易壁垒，维持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次贷危机及其不断恶化，使实体经济在维持一国经济稳定和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被重新重视。因此，美国实施了出口翻番计划，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贸易壁垒的制定和实施力度随之不断加大。据WTO统计，美国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分别由2007年的224个和31个，增加到2009年年底的246个和41个，同时还有很多新的劳工、环境、技术标准等隐性壁垒出台。各国为避开美国不断高筑的贸易壁垒，维护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增加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据UNCTAD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美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分别为1436亿元、1979亿美元和2269亿美元。次贷危机后，美国吸收外资规模仍旧是最大的，且2013年相比于2012年，外资流入规模在上升，在全球直接投资流动规模下降的背景下，上述情况有助于维持美元的世界需求和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见图2）。三.实证分析（一）模型的构建和变量的选取在定性分析了美国缓解“特里芬难题”的环境与战略措施后，下面借鉴与资本流动有关的文献思想（Yung-Hsiang Ying & Yoonbai Kim，2001；Gian-Maria Milesi-Ferretti & Ce’dricTille，2011），建立计量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自OECD数据库、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数据库和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数据库。所有数据都经过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时间选择上，鉴于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政府采取的措施和2008年危机之后具有部分相似之处，可以用来突出2010年《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影响，以及实证分析对数据量的需求，因此，选取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共计52个样本值。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各季度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占GDP的比重（FANCAP），采用比重形式旨在消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解释变量上，主要考虑对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有影响、又能避免与该账户产生共线性等因素，包括美国与G20各季度GDP增长率比值（USGDP/G20GDP）、美国和欧盟17国各季度实际利率比值（USAINT/EU17INT）、美国各季度经常账户逆差的环比变动率（CURRENT）、外国各季度在美资产占美国GDP的比重（FORASSET）以及这些变量与虚拟变量（DUM）的乘积（见表1）。文中引入虚拟变量（DUM），目的是分析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影响，并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提出和最终确定的季度（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虚拟变量值设为1，其余季度设为0。该回归方程为： 由于模型运用的是时间序列，为确保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进行检验，只有不存在单位根，结果才更有效。本文使用PP（Phillips-Perron）法，结果显示各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见表3）。表1 变量及说明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的结果为了进一步证实对虚拟变量选择和赋值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计量模型中作者分别将虚拟变量等于1的季度向前延伸至次贷危机爆发年份和对其不予考虑。同时，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提出和最终通过的季度称为立法季度，其他季度称为一般季度，就结果看（见表4），基准结果为表4第2列。而将虚拟变量往前延伸后（表4第4列），所有含有虚拟变量的解释变量系数不能拒绝零假设，即《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没有产生显著的前期影响；而在不考虑虚拟变量的情况下（表4第3列），其系数与表4第2列对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很小，或者说加入虚拟变量改变了解释变量的系数，即《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确实在立法期间对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产生了影响。其实，结合立法期间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修正和投资者就立法对美国金融市场影响的预期，以及立法后美国政府给予银行在法案实施前一定的过渡期和生效后的宽限期，上述实证分析和现实状况，证实了本文虚拟变量选择和赋值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表3 单位根检验 在对结果进行分析之前，也需要对模型残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图3中可以看出，残差既不存在自相关性，也不存在偏相关性，说明模型在变量选择上合理，最终结果较为有效。图3 残差项的自相关检验 针对表4第2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就每一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看，不同季度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USGDP/G20GDP）对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都是正向影响，即整体经济的强劲有助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在一般季度该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零假设，而在立法季度其与虚拟变量乘积（USGDP/G20GDP×DUM）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说明立法季度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对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更强。美国利率比较优势（USINT/EU17INT）在一般季度对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产生正向影响，但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拒绝零假设；而在立法季度其与虚拟变量乘积（USINT/EU17INT×DUM）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且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立法季度该解释变量对美国资本流入发挥了负向作用。表4 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回归模型结果 经常账户逆差的变动率（CURRENT）在一般季度系数为正，在立法季度系数为负，且一般季度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在立法季度其与虚拟变量乘积（CURRENT×DUM）也几乎满足这一显著性水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经常账户逆差为负值，其环比变动率如果为正值，则表明逆差的增加，反之，则表明逆差的减小。因此，变动率的正负性将决定其对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作用。外国在美资产占美国GDP的比重（FORASSET）在一般季度和立法季度对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都有正向影响，且一般季度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而在立法季度，其与虚拟变量的乘积（FORASSET×DUM）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拒绝零假设。同时该解释变量的系数在立法季度和一般季度差异不大，说明其对美国吸收外部资本的正向作用较稳定。政府给予银行一定的过渡期和宽限期进行业务和管理的修正，能避免法案实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大冲击，同时结合政策影响的滞后性，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将逐渐恢复与完善，走上更加合理有序的轨道，这有助于提升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改善美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四.结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美国政府推出了多种政策举措，结合上述定性与定量分析，其经济增速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要好，有助于外部美元资本的流入。在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季度期间，美国为恢复经济压低利率，利率的比较优势削弱，但是该阶段美国利率比较优势对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是反向关系因而对顺差增加有利。其他季度美国利率比较优势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为正向关系，考虑到欧盟近期维持较低利率水平，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不断走高的形势，有助于美国利率优势的增强，维护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美国国内生产生活消费和经济恢复对产品和投资的需求，使其经常账户逆差规模仍会维持，对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产生正向作用；而在立法季度，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出现减小的现象，但是计量回归结果中立法季度经常账户变动率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呈反向变动关系，贸易逆差减小会使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增加。上述因素有助于维持世界对美元的持有和需求；同时，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效果的较好预期、对美国经济前景的较好预期、避开美国贸易壁垒以及防止在美资产缩水等因素，使外部经济体对美国投资的倾向增加，也有助于维持美元的外部需求。总之，在上述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没有恶化的现象，通过对金融监管改革本身和其他国内外因素的分析，解释了为何美元的世界需求得以维持，进而在经常账户逆差得以改善的背景下，没有恶化特里芬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上述政策举措是以自身利益为根本，目的是能继续发挥自身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其制定《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同时，力推《巴塞尔协议Ⅲ》，对别国的货币资本进行约束，旨在防止美元资本流动性受缚带来的美元国际持有规模的减小；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退出、贸易壁垒的增加和对大宗商品的控制，也增加了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剧制造业全球区位转移和新兴市场经济波动；其加强区域合作加大与区域内伙伴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加伙伴国的美元持有规模，也为伙伴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为此，就中国而言，需要重视美国为解决特里芬难题所做出的战略调整和采取的战略措施对中国经济的扰动：一要适应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要求，持续改善金融监管；二要抓住美元保持强势的机会，降低外汇储备规模至合理水平，进一步降低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三要采取如扩大对美直接投资、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区域合作与本币互换加大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建设和完善中的参与力度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以减小持有美元的风险和损失；四要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遏制美元霸权；五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创新能力，保持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缓解制造业外移风险，培养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六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积极推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应区域主义兴起的潮流和趋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减小TPP、TTIP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避免被边缘化。（完）文章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3期（原文题为“金融监管改革下的特里芬难题变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本篇编辑：金琳【漫步华尔街】专栏往期回顾：第468期：美国联邦公路信托基金的来源、使用及启示第469期：美国农业保险与期货市场第470期：罗伯特·希勒：有可能会出现危机，但不会像2008年严重第471期：中美征信和征信法规比较第472期：收购美国银行，如何高效尽调？第473期：多重视角下中外信托业比较研究及启示第474期：从投资者角度审视美国大型银行的竞争力第475期：巴菲特加入美国资产并购热潮第476期：美国互联网银行发展模式的经验借鉴第477期：美联储前瞻指引：发展脉络与潜在风险第478期：黑石是如何赚“快钱”的？第479期：纳斯达克市场内部分层与上市标准演变第480期：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投资信：呼吁联储QE第481期：美国三方回购市场：机制、系统性风险与监管查找公众号bashusongonfinance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本平台，查看往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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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研究员是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是同时熟悉金融理论动态、金融政策决策与金融巿场实际运行的金融学家，本平台主要聚焦金融政策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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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特里芬难题与市场泡沫膨胀
特里芬难题与市场泡沫膨胀
( 21:28:04)
谁是谁非任评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
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到今日的发展则变成了美元要使得他的债务的贬值和解决其印钞不通胀问题，就是要让美元大量外流到世界，但是美国为了政府继续发行债务要求保持美元的信誉和振兴制造业同时也要求美元是顺差，这也是一对新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存在是导致本次危机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样的矛盾，为什么能够维持美国的运转？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不矛盾的，其前提就是市场的规模要不断的膨胀，膨胀的市场会需要和消耗更多的美元，膨胀的市场也需要更多的商品。这样一来你可以同时向这个市场销售商品，同时你也可以向这个市场倾销货币，只有市场的规模不断的扩大，特里芬的难题就可以不存在了，对于这个逻辑世界是心照不宣的，因此维持这个特里芬难题不造成危机，就是要让市场不断的膨胀，这个膨胀是不惜造成泡沫的，因为这个膨胀的泡沫的埋单者不是美国，原因就是美国的产业产能和销售在泡沫当中是得利的，而美国印钞的美元能够在泡沫发酵的时候总是最先的货币始作俑者，总是可以在他人之前换取资源，这些印钞得到了资源，印钞也是得利的，因此在这样的双重泡沫之下，美国是双重得利的，因此美国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催生泡沫让市场不断的膨胀，以泡沫的膨胀解决特里芬难题，以此来度过危机。
这个特里芬难题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历史就存在，但是他们不说，一个国家要维持世界的资本霸权，需要的就是金融和制造业的共同霸权，国家金融化以后制造业的外迁造成国家空心化，最后导致国家衰落的事情迟早就发生了，在不能维持货币和商品的双输出的特里芬难题之下，一定是要制造业的衰落，因为金融赚钱容易，国内的资本会自行选择的。当年荷兰就是这样的情况，阿姆斯特丹聚集着全球当时的金融家和财富，但是荷兰被英国打败了，英国就开始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思考，重商主义就是这样的产生的，重商主义特别注意贵金属的流入，在金本位时代贵金属的持有是维持货币强势的关键，贵金属流入但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纸币因为信誉良好而流出，这里如果没有纸币的衍生，贵金属本身并不直接会如资本那样创造价值，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了，在有了信用货币以后，贵金属的作用就不存在了，重商主义是强调货币和商品的双输出的。英国就是这样维持着霸权的，英国在当年英镑是世界霸主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推动世界的发展，西方历史上就是以市场的膨胀来解决特里芬难题的。
英国当初的做法就是不断的开辟世界的市场，强迫更多的国家使用英国的货币——英镑。英国在当年形成了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算上殖民地大约有现在世界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两倍大，殖民地也在不断的发展，殖民地的市场也在扩大，但仅仅殖民地的市场是不足的，因此英国还不断的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方式有引诱也有战争，包括与中国的鸦片战争背后就是这样的逻辑，英国人把鸦片战争叫做通商战争，他们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要求中国的白银与英镑结成了固定汇率制，也就是所谓的海关两，一英镑等于三两白银，为了贸易的平衡他们要在中国销售鸦片，这些行为总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把商品卖给中国取得顺差，同时武力下让一向不承认纸币只认贵金属的中国接受英镑，把英镑货币也输出到中国。在同样的问题上英国对待日本则是另外的态度，主要是利诱，给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支持，日本的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能够废除的背后，是英国在金融上取得了更大的利益！当初不平等条约下的协定关税被废除了，换取的是贸易自由和结盟，换取日本给英国在东亚打代理人战争，替英国制约中国和俄国在东方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日本也要服务于英国的膨胀，英国废除协定关税，变成了日本与英国贸易的更自由，这样的贸易更自由反而有利于英国，原因就是日元已经彻底的向英国缴枪，在金本位为全球主流，银本位为日本历史源流的情况下，日本建立央行发行日元，却是以英镑为储备，把日本在甲午战争得到的巨额白银赔款，按照英镑与中国结算，得到的英镑存储于英国央行来发行日元，日本经济扩张货币需求加大，必然要储备更多的英镑，在制度上达到了英镑势力向日本的输出。最后不光是英国的殖民地也不光是日本和中国的东亚，俄罗斯、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都纳入了英镑和英国商品的体系，英镑和英国货再也没有扩张的空间了，巨大的危机就来了，世界重组就发生了。
英国的衰落在于英国输出商品同时输出货币的难题无法解决，因为膨胀是有限的，德国等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孤立主义，英国再度扩张的步伐被打断了，的危机就是英国衰落和美国崛起的转折，而在此之前，不光是英国的商品输出的问题，英国的货币的输出也出现了问题，美国利用一战的各国债主地位，利用战争赔款问题发行了道威斯债券和杨格债券给战败的德国，用于德国振兴经济和偿还战争赔款，这两个天量的债券使得美元走向了世界金融舞台，美元的出场是要挤占英镑的原有份额的，这两种美元的债券是全球发行的，英法等国的资本也大量认购的，债券的负担也是造成他们后来对于德国的绥靖的原因之一，这是华尔街的影响力在全球崛起关键的一步。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美元的霸权同样是要面临特里芬难题的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全球霸权一样是市场的扩大膨胀。这个膨胀的过程英国的解体首先给美国释放了空间，英国原来可不是现在的英伦三岛，而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日不落帝国，以前这些殖民地地区的市场美国是无法进入的，但殖民地独立以后，就都纳入美元的大市场了，是美元的天下，这些英国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很多还成为了美国的附庸，美国的霸权就是继承英国的遗产发展起来的。
而美国成为全球独大的超级大国，市场的扩张达到饱和的时候，特里芬问题就出现了，这也是在敌对阵营的不断攻击下出现的，在上世纪特里芬难题提出来以后，美国并没有立即出现制造业的空心化，在石油危机中美国又度过难关，美国的度过难关则与美国的冷战胜利苏联解体所分不开的。苏联的解体给了美元扩张的空间，苏联的解体也给世界扩张了市场，原来的市场在继续的膨胀，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此取得了全球的超级霸权。
不要忽视科技带来的新市场新泡沫，互联网就是新的泡沫，美国的资本社会能够如此持久，也与20世纪的科技发展有关，在此之前市场的膨胀主要是要依靠不断的拓展疆域来完成的，在地球的全图绘出，地理大发现的机会没有以后，很多人是在预测西方的资本模式要进入垂死阶段的，但西方的资本社会依然坚强，资本霸权依然存在，这里的差别就是忽视了科技的发展，在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有了飞机、有了汽车、还有了空调、电视、微波炉等，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进入了工业化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下，大量新的市场创造了出来，大量的新产品是其他地方所没有和不能生产的，这个扩张维持了西方资本社会的发达。
在技术革命以后，随着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成熟，网络也出现了，整个世界在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时候又出现了信息革命，人类进入到信息社会，信息爆炸等也提供了爆炸的市场，网络市场，虚拟空间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现在网络上虚拟的货币已经在交易了，网络等新的技术革命拓展了西方市场的空间，维持了西方货币与商品的双输出，这输出里面已经更多的变成了网络虚拟的商品了，各种网络服务、信息服务成为维持美国产业的支柱。
在当今世界金融衍生品泛滥，08年的危机被说成了金融衍生品的危机，但金融衍生品的泡沫看似是金融泡沫，实际上也是信息泡沫和科技泡沫共同的结晶，因为没有技术和信息网络支持，无比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是难以构建的，这些金融衍生品都是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的产物，他们都是存在于电子设备和信息体系中的数据，在没有电子条件在纸面人工的情况下，金融交易的频繁程度是严重受限的，想一下在当年的交易所要依赖经纪人喊叫来交易之时，交易的速度能够有多快？在纸质媒介下你开票的时间又要多少？没有了电子计算机，金融衍生品的价格手算是根本算不及的！所有这些都是信息革命的结果，现在西方的系统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已经大量是计算机依据数学模型的自动交易了，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下每秒钟都可以交易成千上万次！这样的交易速度和计算能力，才是能够有金融衍生品泡沫的前提，这金融衍生品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也成为一种信息产品、金融产品，达到商品与货币的双输出。
所以美国在不断的制造泡沫，先是半导体泡沫然后是网络的泡沫，后来是金融衍生品泡沫，这些泡沫是支持美国在全球经济霸权地位的保障，一旦没有了泡沫，没有了市场的膨胀，美国的问题立即随之而来，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已经外移，美国人消费的财富来源在哪里？仅仅输出货币是难以为继的，输出商品又没有产业，特里芬难题就要出现了，这就是霸权的崩溃，想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石油危机，当时就是特里芬难题最困扰美国的时期，当时的石油价格飞涨很多倍给美国怎样的压力，现在美国多轮的量化宽松，印钞的规模远远超过越战，一旦这个过程出现逆转，美国真正的危机就要发生了。
现在美国与欧洲、日本都是债务缠身，要让自己的债务贬值同时不发生通胀，只有有人倒下才可以，或者要印钞的钞票都买到东西！这东西在哪里呢？我们放眼全球可以看到，唯一能够与他们天量印钞相比配的可以购买的东西就是中国的核心资产，中国的核心国有企业，其他资产都是有主儿的，不会卖的，现在印钞这样多谁都知道拿着大量的货币不是好事，这些货币存银行都不安全因为银行会破产，买国债安全一些所以国债的收益率还赶不上银行利息，西方货币的利息不断创造历史新低。此时只要中国的企业卖，就必定是贱卖，因为不论你要多高的价格，人家是印钞来买没有多少成本的，而付给你的钞票就要成为你通胀的来源了！中国一直通胀压力很大，号称中国的货币发行了世界的一半，但这发行的货币又有多少是我们主动发行的？央行发行的货币超过80%是被外汇占款被动发行的，新增的货币更是外汇占款发行为主，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美元，为什么我们要买资产？国家不卖他们就要让你私有化，私有了以后私人会卖的，让中国私有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西方度过危机的希望，就如当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俄罗斯的富豪不是什么俄罗斯的官商，而是犹太人。因此此时的关键是要保护中国的核心资产不要换取了泡沫，我们应当对外开放，但是这个开放是要有条件有前提的，不是无原则的放弃国家金融主权。在金融领域无条件无原则的对外门户洞开，不叫改革开放而是改旗易帜，是缴械投降的邪路。
综上所述，为了特里芬难题，维持霸权就是要不断的让市场膨胀，从网络泡沫、金融衍生品泡沫走到08年就是不断泡沫的过程，如果是膨胀不能继续，危机就接踵而来，危机过后市场重组，释放了空间以后再膨胀，而08年的危机就是这些膨胀到头以后的结果，中国的崛起也得益于世界市场的膨胀，中国也占用了世界市场膨胀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中国能够快速崛起的保障。现在中国的崛起需求和美国的产业崛起需求和欧洲的经济需求共同竞争不足的空间，债务危机下世界还有紧缩让市场空间萎缩的要求，世界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要重新取得这个膨胀的空间，是需要有人倒下来释放的！美国的强大是经过一次和二次两回世界大战取得的，美元的霸权应当会在危机当中削弱但不会如此简单的倒下，因此如果不是中国倒下崛起终止，就是需要欧元倒下释放这个美元的空间了，现在世界的博弈是谁倒下的殊死博弈。
所以特里芬难题一直存在，西方却故意掩盖了其中的问题不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混乱必须稳定，要认识到没有联合他人的可能，联吴抗曹的结果就是蜀国先灭。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有限，中国崛起占有了，就要有人释放，因此战争的压力会增加，和平崛起的前提是经济建设让中国不倒下，同时国防建设让中国有足够的能力让倒下的人遵守规则愿赌服输，因此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同等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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