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聚焦郑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摘要]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聚焦郑州课程改革――矢志不渝打造“自主课堂”
有人访问 4月5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聚焦郑州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纪实。 （本网讯）4月5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典型报道”栏目...
中国报头版头条聚焦课程改革――矢志不渝打造“自主课堂”　有人访问　4月5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聚焦郑州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纪实。&&&（本网讯）4月5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典型报道”栏目，以“矢志不渝打造“自主课堂””为标题，深度聚焦省郑州市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纪实。&&& 文章回顾了郑州十年课改，分别从关注课堂方向、课堂行为，到关注课堂的重建，对课改带来教与学行为的深刻变化；课程改革如果不伴随评价的变革，其过程将举步维艰――课改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整体推进、行政与教研双轮驱动、搭建平台、典型引路――行政推动为课改推进提供强大动力等三个方面对郑州市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路、课改又给郑州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进行了深度解读。&&&&文章最后指出：以校本教研为支撑，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细化解读课程标准为重点，以行政推进为保障，郑州市课改走过的是一条问题持续解决、注重成果积累、不断生成提升的持续生长之路。&&&&全文如下：“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典型报道 矢志不渝打造“自主课堂”――河南省郑州市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纪实　　■记者&赵小雅　　从2010年秋季开始，物理老师陈怀忠就成了郑州一中特殊小群体中的一员。随着“主体课堂实验”在高一4个班开始推行，陈老师与其他14位老师一起，成了这场课堂教学改革实验的先行者。在郑州102中，从2009年开始启动的“构建网络环境下的自主课堂”实践，拉开了该校课堂教学改革的新序幕。校长崔振喜说，相对于前期追求的有效、高效，自主课堂已经是“第三代课堂”，这样的课堂明显颠覆了原有课堂的学习模式、教学方式、学习内容。　　执着课改的不仅是这两所学校。在郑州市，记者所到县区和学校，对课改的认知和实践路径有着高度共识。在郑州一中校长朱丹看来，这是因为“有气候、有种子”，而他所说的“气候”和“种子”，就是郑州市矢志不渝推进十年课改所积淀的深厚基础。　　那么，十年课改，郑州市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路？课改又给郑州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从关注课堂方向、课堂行为，到关注课堂文化的重建――　　课改带来教与学行为的深刻变化　　眼下，“道德课堂”成了郑州市课改的热词之一。　　说起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说，应试本位的教学观、知识本位的课堂观、分数本位的评价观恶化了师生的生存状态，并导致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如何让课堂成为学生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使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成为学生人格健全和发展的过程，这成了郑州课改的新方向。　　从2004年起，围绕课堂教学改革，全市推进的校本教研搭建了研讨课堂教学改革的平台，细化解读课标提供课堂教学改革的抓手，课堂教学达标活动促进了教学行为的落实。从开始的关注课堂方向、课堂行为，到关注课堂道德、课堂生命和课堂文化的重建，到目前最终确立更加清晰的“道德课堂”建设新目标。　　郑州一中高三（1）班学生王思凡自认为是乖乖女，性格比较内向，但从2010年学校开始探索实施“主体性课堂”以来，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由于课堂上总是有讨论与争论，她变得敢于表达、愿意分享了。她说，在这样的课堂上，她不再执着于对与错，而是执着于能够自主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郑州73中七年级历史老师林照楠说到现在的教学时很兴奋，她认为与原来的教学相比，目标更明确了。她说：“现在教学中我首先必须回答好三个问题，即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去、你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你如何确信已经把学生带到了那里。”而这三个问题，正是郑州市教育局围绕“道德课堂”建设提出的教师8项基本素养当中的第一条。　　郑州市102中学副校长孙丽红说，2009年10月，在“道德课堂”实践初期，市教研室的全体教研人员深入学校观课指导，使得改革在开始便得到了专业支持。2011年秋季，课改进入高原区的时候，市教科所又派出了专门研究人员深入学校，带领教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小课题研究，使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实践走得更扎实有效。　　为了给课堂教学转型提供专业支持，全市各级教研部门都成立了学科教研中心组，有的还成立协作区与学区教研团队。市教研室相继出台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观课议课指导意见、学科组建设意见、课程纲要编制意见、作业建设指导意见、学习小组建设指导意见等具体指导意见。郑州市还推出了“道德课堂”教师的8项基本素养和十大行动策略。　　围绕“道德课堂”建设，全市确立了5个市级总课题。在总课题框架下，各学校结合实际，确立子课题开展实践与研究。“网络环境下的自主课堂”、“理解课堂”、“生命课堂”、“全参与课堂”、“主体课堂”、“生本课堂”，等等，学校各具特色的“道德课堂”实践与研究异彩纷呈。　　课程改革如果不伴随评价的变革，其过程将举步维艰――　　课改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　　期末考试一结束，郑州一中便着手分析考试情况，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然后着眼于改进。　　全市各级教研室开展经常性的调研诊断性评价工作。市教研室主任周文胜说，现在全市教研系统在教研当中关注的问题，都是在各层面调研与评价诊断的基础上确立的。“促进学习的评价”、“指向问题解决的研究”，观念的转变为课改的深化提供了支持。　　2012年年底，郑州市教研室发布了全市学年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周文胜介绍说，报告结合证据提出了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都存在学生学业水平达不到相应学段课程标准基本要求的情况。这就要追问，在教学中是否把“帮助学生达标”作为教学评价的刚性要求？再比如，通过对八年级的学业水平测试分析可以看出，男女生在语言学习方面存在先天差异，如果我们无视这种差异，简单地采用无差别的教学方法，男生在语言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方面的劣势就不可能得到改变。　　此外，学业报告还显示，小学非本市户籍学生占到了40%，初中非本市户籍的学生占到了30%，一些区接近了50%。“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源结构的变化，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在课程建设和学习方式方面加强研究？”周文胜说。　　最近几年，在华东师大课程所的专家团队帮助下，郑州市实施了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开展了基于课程标准的评价实验。2011年，开始与相关机构合作，探索建立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体系，除了纸笔测试，还使用了问卷调查、体质检测等方式，学业评价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质量，也研究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各方面因素，例如师生关系、教学方式、校长的课程领导力等；不仅关注学生的当下状态，也关注学生和学校的进步。　　说到正在探索的以学业质量评价为核心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田保华说，评价本身具有导向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教学的方向，进而决定学生发展的方向。评价改革的探索，正是为了发挥评价对学校发展、对教师提升、对学生成长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整体推进、行政与教研双轮驱动、搭建平台、典型引路――　　行政推动为课改推进提供强大动力　　回望走过的10多年的课改之路，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认为，他们历经了四个阶段，即起步探索阶段、整体推进阶段、重点突破阶段、常态化发展阶段。而“整体推进、行政与教研双轮驱动、搭建平台、典型引路、阶段总结、生成提升”，这一工作思路贯穿了课改的始终;“一年一会、一会一地、一地一题、一题一解”，这样的工作措施10年来一以贯之。　　“一年一会”即一年召开一次全市课程与教学工作会、德育建设会、校本教研工作推进会;“一会一地”即一年选定在一个县（区）召开;“一地一题”即一次会议确定一个主题；“一题一解”即针对一个主题进行研讨交流，提出问题及解决办法，形成共识以后，再在全市贯彻落实。　　对从2005年起的8届全市校本教研工作推进会，郑州市教研室的教研员们都很熟悉。“2005年，统一了对校本教研的认识，明确了行动策略，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2006年，针对推进工作中的问题，明确了‘四个观点’，澄清了‘四种糊涂认识’，提出要把握‘五个要点’、做好‘三项基础工作’、抓好‘三个点’；在学校层面倡导‘三研一体化’和‘教师文化转型’；2007年，引导教师研究本学科课程标准，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学科能力；在全市开展课堂教学达标活动……”　　行动起来的不仅有各级教育局及相关科室、教研室，同时，以各种专题与论坛为载体，校长、业务校长、教务主任、德育主任、教科室主任等在课改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都卷入到课改的大潮中来。73中校长孙福增仍然记得在市直学校课改论坛上，市教育局领导坐镇，校长们就课改问题答辩的情景。　　围绕课改，每年确定一个主题，针对主题找出问题，形成共识，提出解决的行动方案和策略。区域性地推进与引导，使得全市课改风生水起。　　在市，为推进课改，教研员与教育科的所有人员都要求到学校任兼职校长，帮助学校推进课改。该市教研室主任张万盈说，课改促进了新密教育从形式到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连山里面50多岁的教师都知道课堂是生成的。”而在郑州市区，随着课改的推进，全区每一个教研员都有了自己领衔的课题。　　以校本教研为支撑，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细化解读课程标准为重点，以行政推进为保障，郑州市课改走过的是一条问题持续解决、注重成果积累、不断生成提升的持续生长之路。　　拓展　　深化课改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郑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毛杰　　郑州开展基教课程改革实验12年来，从建立、完善校本教研制度，到加强中小学学科建设；从提高教师学科能力，到细化解读课程标准；从对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有效性的叩问，到对课堂道与德的求索；从课堂教学评价范式的研究到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用区域教育的实践行动，探索走近目标的路径和方向。　　作为区域教育的管理者，我们以价值引领、制度建设为核心进行顶层设计的优化，涵养教育生态，让教育的主体――学校、教师、学生拥有充分生长的空间。全市各中小学以持续追问教育价值、不断反思教育行为为思维原点，在对“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践行中，把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提高质量作为核心任务，牢固确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不断深化实践探索。孙宏伟&责编:孙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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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体验式”法制教育风靡校园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万芊 文/图）昨日，《妈妈不在家，我不开门》《不吃陌生人的东西》等安全教育情景剧在金水区三幼精彩上演，孩子们在师生互动表演中，掌握了最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金水区三幼负责人告诉记者，孩子们亲身参与情景剧表演，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增强了法制安全意识，更知道了“法”就在身边，并初步养成从小遵守法律法规的良好习惯。
师生互动表演情景剧、“小手拉大手”家校协作、法制副校长开设专题课堂……今年以来，金水区教体局结合全区实际，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创新中小学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一改传统法制教育的枯燥沉闷，以体验参与等丰富形式展示出立体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责编：tibet）
用户名密码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zuicha）的教育体制？
作者：赵勇 俄勒冈大学的首席讲座教授来源：译言网译者：Charize、Jackqiwindy等日，教育部长阿恩o邓肯（Arne Duncan）再次宣布，与其他61个国家以及一些诸如上海、香港这类城市的参赛学生相比，美国学生在测试时表现不佳。邓肯主持发布了最近一届的国际学生水平评估结果，包括阅读，科学以及数学三项测试（称作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上海在全部三项测试中均排名世界首位。邓肯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对此次测试结果表示震惊和心痛，根据这次的成绩，美国学生顶多处于平均水平，没有任何一项拔尖。邓肯说，美国人民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学生表现“平庸”，而我们学校的教育水平也一直停滞不前。在2010年，也就是前一届PISA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就用过几乎相同的说辞。尽管布什政府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的法律，要求在2014年之前，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个3到8年级的孩子的数学和阅读都达到熟练水平，尽管奥巴马政府斥资43.5亿美金启动了“力争上游”项目，但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15岁的学生在这些国际测试中的分数基本上没有任何改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力争上游”项目都认为长期的测试和成绩责任制，以及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高分奖励，对低分惩罚），能激励学生和教师更加努力，并在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很显然，这种策略并未见效。然而，在邓肯的公开讲话中，他不愿承认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不能带来更好的教育，甚至也不能提高成绩。相反，他还指责教师和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低。邓肯、总统奥巴马以及立法者们眼巴巴的看着上海的骄人战绩，纳闷为什么美国的学生就不能超过他们。他们心中充满了问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中国人一样？为什么我们数学水平只能排名世界第29而上海却排名第一？为什么我们的成绩比爱沙尼亚、波兰、爱尔兰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差？邓肯确信这些国际测试的成绩已经证明我们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并且这些成绩也预示着美国的经济灾难。邓肯不愿承认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布什-奥巴马政府的测试及惩罚教师和学校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奥巴马政府的一项应对措施是支持推行“共同核心标准”，这项标准对从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三的学生都要求甚高，以致于大部分孩子都没能通过与之相关的测试。以纽约州为例，将近70%的学生在阅读测评中未能达到“熟练”水平，其中残疾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为95%，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为97%，而黑人和拉美裔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则超过80%。尽管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影响或控制课程或教学活动，但是共同核心测试是由联邦政府出资的。毫无疑问，这项测试影响并控制着课程和教学活动。共同核心标准就是一场赌博，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否能提高成绩，或者是否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这些标准的实施需要在技术上投入数百亿的资金，因为新的联邦测试将在线进行，这就意味着每个学区必须购置新的电脑，申请新的带宽，并且对员工进行新技术培训。不过毫不奇怪：考试行业[由英国培生（Pearson）集团主导]和技术行业都非常热爱这项新标准。然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反对共同核心标准；该标准已经成为了一根政治避雷针，同时遭到了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的抨击，右翼认为联邦政府使用该标准削弱了本地控制，而左翼则反对标准化并认为这会导致（教师）专业自主权的丧失。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确信提高测试成绩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标准化程度更高的考试并且提升难度。这种对测试的热衷源于1983年时的一个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国家风险报告》（ANation At Risk）。罗纳德·里根总统本期望这个委员会能推荐“教育券”和“校内祷告”这两种形式，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报告建议增加课程强度，提高毕业要求，增加教师报酬，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以及设立诸如高中毕业这类的升学标准和测试。报告中危言耸听的言论造成了很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痴迷于这样的论调：美国的公立学校正在衰落，而拯救的方法便是提高考试成绩。报告警告称：“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不断增长的平庸化趋势侵蚀，这威胁着我们个人和国家的未来。”这份报告的文字充满着不祥的暗示：“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国外势力试图对美国现存的平庸的教育成绩强加给美国，我们可能会视之为一种战争举动。”但事实不是这样，这完全是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是如此的淡漠，“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轻率，单方面地进行教育‘裁军’。”“委员会控诉称，在70年代以来举行的19项不同的国际性学术测验中，美国学生从未取得第一或是第二的成绩，反而在7项测试中名列倒数第一。”委员会相信，这种学术上的“裁军”，从根本上削减着我们的工业实力。其他的国家正在超越我们。日本人在制造汽车方面比我们更高效，并且政府资助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出口；韩国已经造出世界上最高效的炼钢厂；德国的机床正在替代美国的同类产品……自从《国家风险报告》发布迄今三十年来，美国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上的成绩通常与平均水平持平，有时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中从未取得高分。在第一次这类测试，即1964年举行的数学测试中，美国高中生在12个国家中名列最后，八年级学生名列倒数第二。但是在接下来的50年中，美国在经济生产力、军力、技术创新或是民主制度等每一项上都胜过其它11个国家。这引起了疑问：“15岁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上的成绩能否预测任何重要的事情？”或是“这些成绩能否反映我们的学生在那些与自己成绩或是毕业毫不相干的测验中缺乏努力做到最好的积极性？”尽管如此，《国家风险报告》中的军国主义论调还是使民众产生了危机感。各州组建研究小组、特别小组以及委员会来设计方案对抗这种威胁。各州都同意学生需要更多的测验，并且公立学校需要新的责任性措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们还采用新的升职/毕业测验以及更高的毕业要求。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总统乔治·H·W·布什召开全国州长峰会，设定了至2000年的全国性教育目标。各州州长及布什政府的执政者正式通过了六项全国性的目标。其中有：到2000年，美国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水平将达到世界第一；到2000年，所有儿童将在入学之际都已做好准备。要想使这些目标开花结果，联邦政府的手段确实有限，因为教育在传统上是一个州或者地方的职能，并且教育资金中联邦部分的占比通常只有大约10%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只有一个名为“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的测试项目，用于监控地区教育进展；而在1992年，为了回应州长（主要为南部各州）的要求，NAEP不再仅仅以地区，还包括以州为单位进行测试成绩。举例说，任何人想要了解密西西比州的学生和缅因州或是俄勒冈州的学生相比如何，都可以在NAEP评分中找到这些信息。似乎，进行更多的测试成了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评论质疑此类狂热的测试评估项目，也很怀疑是否真的有危机存在。大卫·伯利纳（David Berliner）和布鲁斯·比德尔（Bruce Biddle）在《制造危机》（1995）中就反驳了政客和专家此类鼓吹危机的言论。杰拉尔德·布莱希（Gerald Bracey）撰写了大量专栏和书籍揭露“危机论”的错误观点。高中生的测试成绩与日本汽车业的兴起的联系在哪里？在原油生产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卡特尔组织致使油价飞涨后，美国汽车生产商依然继续制造大排量汽车，因为此事责怪高中生的依据在哪里？任何一项工业转移的过错在于小学和初中的老师、学生，这样的论据依据又在哪里？难道外包给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低薪国家也是我们学生的错？要知道这些地区的测试分数还没我们的高呢。当美国经济增长时，试问有哪一位政客感谢过学校的付出和贡献？当然没有！然而这些反驳都无关紧要。对于测验分数，政府的需求已变得贪得无厌。从1988年的总统乔治·W·H·布什开始，每届总统都想以“教育总统”的称谓被民众铭记。布什的计划被称作“美国2000”，该计划旨在鼓励美国民众力求达到各州州长在夏洛茨维尔设定的的全国教育目标。由于受到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阻挠，布什没能使这项提议通过任何立法申请，“美国2000”计划不久便被淡忘了。之后是具有同样野心抱负的比尔·克林顿。他坚信布什在教育方面的国家目标，并在原有的6项目标上增加了两项（一是教师培训，二是家长参与）。1994年国会通过了克林顿的立项“目标2000”。通过给各州拨款，“目标2000”允许各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自己的标准和评估项目。接下来是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他的教育项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此项目在2002年年初立法。这是联邦对教育政策的一次大胆干预。此举指引美国各州每年对3年级至8年级的每一个学生的阅读和算术能力进行评估，并要求孩子们到2014年都能熟练掌握这两项基础课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这样的先例。任何没有在此目标中获得稳定进展的学校，都有面临倒闭，被州政府接管，或者移交给私立管制变为特许学校的风险。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的实施阶段中，美国公立学校都痴迷于获得测验高分。如果不能提高评估分数，学校就将面对倒闭，教职工人员也会失业。事实上，由于测试分数低，在此期间，已有成百亦或上千所公立学校倒闭。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上任，教育工作者们都期望他能撤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项目，转而帮助他们应对成本增长，预算缩减，贫困度增长和不会英语的学生的问题。但是奥巴马政府对测试分数的态度与前任总统们的态度是一致的。2009年，奥巴马和他的教育部长邓肯公布了奥巴马政府自己的教育计划：“力争上游”。这个专项名词预示了这届政府想要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测试分数。图为奥巴马总统和教育部长阿恩o邓肯在2013年10月于布鲁克林的“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P-TECH）中学的一间教室参观。白宫，Pete Souza拍摄“力争上游”给美国各州提供了一个赢得价值43.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的机会，只要他们同意开设更多由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通过强势干预来“改革”他们表现不佳的学校（比如，解雇老员工，雇佣新员工），采取严苛的标准（即“共同核心标准”），以证明学生们都是“准大学生或准职业人士”，并根据学生的测试成绩来考核教师的表现。奥巴马政府也偏好设立“绩效工资”：如果学生考得越高，教师的薪水也会拿得越多。“力争上游教改计划”并不是一项新倡议，它重申了两党的共识：学校和教师的命运最终由标准化测验的成绩决定。奥巴马和邓肯以最新的国际测试分数作为依据，证明美国需要更多测试，更严格的教育。践行于《国家风险报告》，奥巴马政府又一次把这些测试的得分当做经济萧条的预兆，而不是用来证明测验次数越多，测验成绩不一定会越高。显然，在乔治oWo布什的计划“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执行期12年后的今天，每年对每一个小孩进行测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产生更好的教育，也没有提升我们在被过度高估的国际测试中的排名。赵勇的书《东方大恶龙令谁胆战？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差）的教育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巴拉克·奥巴马、阿恩·邓肯、国会议员、各州州长以及立法者们都应该拜读一下。赵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现在是俄勒冈大学的首席讲座教授。他告诉我们，说中国有最好的教育体制是因为它可以造就高分，但是，他同样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差的教育系统是因为那些考试分数是以牺牲原创力，发散思维和独特个性为代价的。赵勇认为中央政府实行的标准化考试是独裁主义的胜利。他的书及时警告我们不应该寻求方法效仿上海，获取测试高分，因为那样的高分是几千年前儒学死记硬背的传统学习方法的映射。的确，由15岁学生参与的PISA考试中分数名列前茅的国家全是来自亚洲国家或城市：上海、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韩国、中国澳门和日本。赵解释说，中国崇尚这种中央集权的考试制度至少2000年了，它被认为是入仕升官的必经之路。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直到1905年，这项制度才被清代皇帝废除。科举考试主要通过记忆学习儒家经典学识，以及撰写时事政论维持中华文明。它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个等级，每级考试都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或者才华横溢的人通过。考试分数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等级。科举制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统治精英而言，科举制筛选出了最有能力监管国家的人。赵写道“科举制度是继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之后的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因为科举被视为精英教育，所以像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东亚国家也采用这种制度。它“塑造了东亚最基础最持久的教育价值观”。赵认为，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科技国家，科举制度应负全责。比如说，中国人使用他们的指南针主要是帮助寻找风水好的建筑用地和墓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做海洋导航和全球扩张。火药的使用停滞在能制造绚丽烟花的级别，而非成为能赋予西方军事力量那样的现代武器。中国比英国至少早400年就具有了工业革命的所有基础条件，但是科举制度把学者、天才和思想家同近代科学的学习和探究相分开了。赵持有的观点是：这种考试制度，是被设计用来奖励那些顺从命令且且思想保守的人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极力推崇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圣谕。这是一种高效的中央集权式社会形态。每一个人都期望在这种高度竞争的考试中一举成名，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在科举方面的成功巩固了正统思想，而不是创新和质疑能力。正如赵所写，虽然皇帝不断更替，中国社会依然裹足不前：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赵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显著增长并不在于它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谍严重依赖于考试和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在于它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的意愿、在于引入西方工业、在于输送学生前往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中国经济的非计划成分越多，中国的经济就越繁荣。他坚持认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技术创新，而只有放弃这种基于考试，并由高考——至关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所控制的教育体制，才能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然而这种基于考试的教育体系有助于上海、香港和东亚国家在国际测试中取得好的成绩。中国有这样一个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欺骗和欺诈。当政府奖励那些新产品的专利成果时，专利的数量开始激增，但是大多数的专利都毫无价值。如果高中学生的设想获得了专利，那么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将得到额外加分。赵指出，有一个学校的一个9年级班级收到了超过20项专利；这个学校在三年中总共注册了超过500项专利。甚至中学学生都已经收集到了国家专利。赵写到：这些专利中的大部分都是“垃圾专利”或者是“小聪明”式的例证。当政府需要通过发表的科学论文来评定职称时，科学论文的数量也戏剧性的激增了起来，但是这些论文中的绝大部分是具有欺诈性质的。赵说道：在中国致力于写“科学”论文并卖给那些因缺乏研究能力而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们，成为了上亿美元的产业。赵说道：由于它们的创作环境中普遍存在着欺诈现象，中国的专利和研究出版物的质量“糟糕透了”。任何批评专制文化引起欺骗和欺诈的都“被认为是非中国的以及反华的”，并且很有可能招致“政治和法律纠纷”。赵引用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他是2013年出版的《吾国教育病理》这本畅销书的作者）的话道：经过12年的中国式教育，没有任何人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即使他（她）的大学生涯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度过……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所有受过教育的十亿人中，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事实强有力的证明了教育在摧毁中国社会的创造性中体现的能力。上述内容写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管理官员盛赞上海在这个考试中取得了显著地高分之后。赵说道：中国的学生，甚至是在偏远地区，都擅长于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中国的学生经常性的在任何基于测试成绩的竞赛中获得胜利。而他们缺乏的是创造性、原创性以及质疑权威的能力。对中国考试分数持支持态度的人从未指出过为什么这个“最好”的教育体系，同样为什么这个又是最糟糕的教育体系。这种体系在“消除个体差异、压制内在动机和强制思想三个方面上是相当的有效。它就像是：一个通过精心设计且不断完善的机器，有效且高效地传输一个关于预定内容和规定的技能培养的窄带信号……因为这个是流向社会的唯一途径，人们急切的跟随在它之后。中国被西方的赞扬所困扰。赵写到：中国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愿意打破这种基于考试的限制了创造力的正统教育，但是他们不敢放弃让西方人羡慕的在众多考试中取得高分的教育方式。中国惯用等级和排名，而教育体系同时输出两种制度。作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学生们根据他们的表现排名，并且能赢得这场竞赛的人寥寥无几。在顶尖学院和大学中为达到最高级别的竞争异常激烈。不足为奇，有钱的家长利用作弊和贿赂手段为其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优势，如，增加课时、聘请最优秀的老师、在一流的学校接受教育。中国的教育者抱怨道，残酷的竞争使得孩子不快乐也不健康，这并不公平也不合理。赵描述了学生们为取得高分而花费的时长。学生参加学习的许多课程是为考试做准备，而非为学习。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考试作准备。老师猜测考试题型，有些公司卖各种考试题型的答案和无线作弊设备，而学生挖空心思找到作弊的最佳方法。在2013年，一群湖北省的学生因为实施他们家长为减轻高考压力而买来的作弊方案而被禁止高考，这引发了一场骚乱。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道，2000愤怒的人砸车高呼，“我们要公平。如果不许我们作弊就没有公平可言。”在高中最后一年，许多学校除了准备考试什么也不做；“没有教授新内容…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儿童出版物是模拟考试试卷。”赵讲述的最令人震惊的故事是安徽省一个被称为亚洲最大备考基地的乡镇。这是毛坦厂中学或毛中，一所备考的住宿学校所在地。在2013年这所学校有超过11000名学生参加高考，82%的学生分数达到四年制本科的标准。学费大概是6000美元，相当于上海居民的年收入。家长除了付一年的学费外，还得付一年的生活费。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所学校准备考试。这里的工作量是中国一般学校的三倍。学生们早上6:30上课，晚上10:30放学，还有家庭作业要做。这所学校“俨然成为中国的传奇。国家网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曾经在日拍摄送别超过1万名学生，乘坐客车，由警车开路参加高考的景象。”中国主要的教育者们曾试图削弱考试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均以失败告终。赵称考试为“杀不死的女巫”。不论他们多么频繁地发布指示减少作业和学业压力，学校和家长施加的压力仍然存在。赵写书提醒美国人不要放弃关于创造力和创新的传统价值观，不要被中国的高分所诱惑，不要因授权标准和考试而堕落。美国人误以为“中国的苦难就是成功的秘诀”。他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教育的完美化身”。它绝不是美国的榜样。由于目前传统常规工作趋于外包和自动化，人才市场对具有国际竞争力、创意、创新、创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大---急需岗位的创造者，而非聪明的就业者。为了培养新型人才，需要一个能加强个体优势、顺应孩子激情和培养社会情感提升的教育模式。不需要一个旨在使孩子符合外部规定标准的专制化教育模式。如果西方国家担心日后的教育模式会被中国超越话，那么，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走入中国模式”。美国已陷入套牢中国的考试困局当中。目前，避免诱入，为时不晚。美国家长和教育者对在教育教学期间安排大量的时间投入于备考和考试大动肝火。赵勇提出明智的建议。我们应该在牺牲掉使我们国家成为创新、创造、原创和发明的家园的文化价值之前，不再痴迷于标准化考试。赵相信：能够塑造教育政策的两大变化是全球化和科技。学生必须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并掌握科学技术。拒绝义务化、标准化和权威化考试。提倡给精心备课的老师以自主权并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 。他提倡：美国应对各学校均等资助。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定义超出考试分数的教学目标，消除不同种族间学生的接受教育机遇的差异。他反对目前要求统一和中央控制课程的教育体制模式改革。他愿景是：学校是学生著书、制作录像和创作艺术的地方，是鼓励学生探险和实验的地方。他认为根据学生个体发展规划教学方法，不是施加压力刺激学习兴趣，而是通过自发动力。他梦想的学校是最高价值观的创造力的地方，是鼓励学生成为“自信、好奇和创造力”的人的地方，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本《World Class Learners》书中写道。直到我们挣脱无标准化考试模式，理想才会触手可及。（原标题：《东方大恶龙令谁胆战？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差）的教育体制？》——乔西-巴斯出版社（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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