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米=59.2千克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1两银子=1000铜钱=600元人民币1铜币=0.6元人民币自夏启即位以来，承伐夏，，岁至本朝，历朝皆有课税。国无税无以治国，然，数朝倾覆，皆弊在课税。税重，民无以活，遂反。有此一朝，赋税之第，冠绝古今，何者？答曰：也！言大明税收过低，众人难以信之。自幼以来，蒙教育皆为是，明之一朝，民不聊生，帝王残暴荒淫，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百姓受课税之重，史无前例。甚至明亦亡于重税，民难堪负担，遂奋起奋起反抗。教科书如是说，至于些许名曰学者之人的文章亦如此宣扬。然，事实真如此呼？布衣成帝业，华夏佃农皆富足明每亩田均产米1.2石，南方亩产量甚高，北方略低，故此平均亩产量估计明显是偏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左右，至万历年间耕地面积应在11亿亩左右。据此估算，洪武年间农业总产量是10亿两千万石（吨）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业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吨）左右然税收几何？明初之时，“田赋收入达到石（吨）”，到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均保持在2700万石（1598400吨）左右”，“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1539200吨）” 据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税率百之取三分一厘六毫（3.16%），明晚期平均税率约百取一分九厘七毫（1.97%），可见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平均农业税率均低于三十分之一，明末期（不包括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此一税率不可不言已低至极限矣。且看各个地主所承担赋税《顺德县志》云：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纳0.9石米，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基本税1/60，加之摊派和负担，如均平银（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均徭，折银，驿站供给，民壮等。总税率仍不算高。且税收拖欠严重，如若复考税收拖欠，则明实际农业税率亦更为低之。商税更比农税低，终成殇上述观以农税方面，然，商税何如？农税虽低，无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终在征收，然商税者，名存而实亡，所剩之数徒点缀耳。若说农税偷逃者占十之有三，则商税者，十之有九皆偷逃矣。此情此景，税收谓明之商税，以失其意矣钦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觐见，然遭批驳，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永乐年间，官府更松其税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152]明初对日用品生产和流通皆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但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法论总看商税,万历早期些许数据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2040万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合17文铜钱即10.2元人民币。但说税率虽低，如三十分之一，但日征月累，亦非小数。然，至明中期，年征三月，即完定额（所谓的定额自然是过去传下来的），即把低税率再除以四，三十取一变为一百二十取一。部分省份，所证课税，皆决于商人，多少自便。在明早期，有400余税课司局，然至万历末年仅存112个。余者因无利可图而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然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税收尚不足养税吏，古今之奇观也。比之唐宋何如？饮茶之风尚非普及，然茶税之高，始为十之取一，后增至十之取五。“《新唐书•食货志》又记曰：‘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对于私商贩运茶叶，采取残酷的重罚，贩运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唐临时征税亦多，“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又如，“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卢）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明之课税，实乃掠夺也，观明一朝，不可度之。再比之。“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宋代在盐茶酒等上面的禁榷（què）制度，对财政之重要意义，宋人也多有论述，“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陈从古说：‘国家利源，鹾茗居半’。 在宋代，禁榷制度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到后期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叶适更是说“舍茶盐则无以立国”。[163]尚有一事情可说明宋代盐茶收入之重。“庆历三年九月，诏令凡违犯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谏官余靖闻而大怒，当即上书道：‘臣不知谁为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结果，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163]假使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代的一两银，仅“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那就相当于在明代仅仅这三项收入就达到4752万两白银！！而实际上明代这三项课税多少呢？“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只字未言到，约莫无此项目，亦或有之，然微不足道矣，总而言之，同此三项，在明代收入不到三百万两银子！而需朝之国土，人口皆远胜于宋，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数倍于。大明二百七十载，税率无增只见减《》有云：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148]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由上可知，农业税收，自永乐达高峰，其后就不断递减，岁至嘉靖，比之洪武年，已麦减9万石，米减二百五十余万石；而至万历。麦减11万石，米减二百六十九万石。减少之数虽非巨大，然，万历人口二倍或三倍于洪武，赋税不增反减，故此减甚也！至于商税降否，勿需多言，终明一朝，无一日全额课征，或约有降，然，无关大局耳。呜呼，本朝赋税若同于唐宋，何有闯贼之患？取税于商，外御建奴，则安有甲申国难之惨，先帝殉国之悲，华夏灭亡之痛？对明之描绘，皆言本朝乃上专制程度最高，官府束民最厉，百姓遭管治之苦，受课间杂税之重，横征暴敛达极致，水生火热无数光。然略作学问，便可知，本朝中国史上税收最低，可谓一民主自由，官不压民的社会。臣，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 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zān笏hù
于百龄，奉晨昏于。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聊以此文，告吾，来世若成帝，勿复前辄甲申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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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实行免农业税政策，但是，上个世纪上缴款的数额，远远大于农业税，另外还有“义务”工等等。知道本世纪粮食直补，中国农民才彻底从税负重解脱出来。在古代，农民要承担的有：赋、税、徭、役、捐等等，国家的赋税政策远远低于农民实际负担，因此没有太大的意义。另外，如果是佃农，还要承担地租。严重的时候，农民70%以上的收入要被剥削的。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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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驿传在明初管理本来甚严，到了中后期也成了一项严重的恶政，各级官员利用驿传之便自肥。例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20年就增加到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胡缵宗《愿学编》（下）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陆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之也。”明臣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官员借出售驿传证明进行牟利，“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明末李自成等起义军就是驿卒。明朝的里甲三办（额办、坐办、杂办）的繁重差役两百多种，征收的物资除了当地特产的“土贡”、“工料”、“厨料”等项外还有大量的药材、矿产、布料等物资。这些征收在明初一个地方不过几项到十几项，寝淫至英宗而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视初时倍蓰或数十倍。其中工部物料二十八种，北京工部四司(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物料五十六种(总目)，南京工部“造进如北京工部”，光禄司十二种(其中五种是总目)，太医院“药料”二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斤与个。上列项目中，若干是总目，如工部的“颜料”。在这个总目之中有金、银、铜、铁、锡、矾以至槐花、乌梅、枝子，名色繁多，几至无法缕述。内府“织染局造袍料”又是一个笼统名目。有明一朝，民间进贡的物料到底有多少种，很难稽核。但是可以说明朝的摊派科敛比任何朝代都多，大概符合事实。杂泛差役，正役之外的“一应大小衙门额设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搁、铺兵、防夫等项”.这是仅举其梗概而言，事实上还有一些名色。名色的多寡，不同的地方或许有点差异，但基本上一致。除蔡完所列之外，他如甲首、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壕土工等等。有本府本县各衙门的，有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户、工部、都察院等)。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却不很小。以湖州府一府和海盐县一县为例，其役额分别为：1．湖州府旧额银差是10666两余，各役名总数是978．5名，力差各役名总数1365名。此外各官家火银、岁贡银、织造银2693．3两，共银35478两余；2．海宁县银差是664役，力差是483．5役，两项共1147．5役。而这些差役在明初除了出工外还要摊派银钱费用，到了明后期这些科差甚至全部折银，这就等于是额外重重征收了一大笔的赋敛。在这些各色摊派的加增之下，再添上每年上千万两的辽饷，民生如何能不困苦，怎么能不造反？本文内容于 12/8/:31 AM 被magicfireg编辑
不过有一个悖论，即任何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国家都不会认真的向商业收税的，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恰好赶上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原始资本积累狂潮，也被卷进去了。
可是，引用这些数据的人，没有弄清几个问题。一是明朝本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税收国家，不能仅仅用税收去衡量百姓的负担或国家的收入。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须是国家收入中，税收占绝大多数，可是，明朝，税收占多大比例呢？皇帝和国家获得收入的渠道和办法很多，比如，一种是贡品，各地把好东西无偿拿来，供皇室享乐。这贡品是不计入税收的；第二种是劳役，每个成年老百姓每年都要放下手头的活，无偿给国家进行若干天的劳动，当差，这些也是不计入税收收入的；第三是，还有大量的专门给国家进行无偿劳动的专业家庭，工匠要每年为国家无偿服役造宫殿，修坟墓，做家具，灶户要为国家无偿生产食盐，兵户还要无偿地提供兵役，妓女和演艺工作者还要为公家无偿提供演出活动和性服务。还有官营作坊工场给皇家的制作，也是不计入财政收入的。第四是，皇室通过权力占有社会上最好肥沃的土地，获得很多的粮食，土产，但这些土地是不上税的。这些收入，自然也不计入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上面这些之外，更多的还有政府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你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负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总之是，什么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火耗，鼠耗，雀耗。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些苛捐杂税取消了，更多的却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并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三五百斤不止的上好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肯定是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的。赋税比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还高，你说这税负还不重？按照规定，明朝的官员工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奢华生活的呢？这就是说，他们有来钱的门路。其实，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经费装到自己的私囊里。但是，这是少数。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是有风险的。他们的钱，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没有办法，就通过加派的办法，统统摊到农民的头上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中央大员，皇室，最底端的是千百万多如牛毛，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靠亲自敲诈勒索过日子的胥吏、衙役，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警察乡干部这种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食物链网络。这些刮来的地皮，以陋规、常例等形式，上交到各级领导的腰包。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根据洪振快的研究，其正式工资也是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还娶了若干年轻的小妾，凭一年二三两也就是购买力相当于现在四五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能够养活成十口家人吗？所以，即使是海瑞，也要拿陋规，这是没有疑问的，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谁就活不下去。我也懒得举什么更多的例子去说这些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黄仁宇的《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一书。这本书比较枯燥，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看看吴思和洪振快的书籍，也许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洛阳纸贵，就是因为他没有从正式的官方记载，而是从大量的笔记，野史等里面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清时期的财政榨取的真实故事。洪振快的《亚财政》一书也是这方面极为精彩的著作。他们让人们看到了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桌面下的事实。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通过明白的摆到桌面上的规则收取的财政收入，不过是通过潜规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的若干分之一。有些人总是弄不明白的问题：明朝税负不重，为什么老百姓还要造反，导致王朝最终灭亡？因为事实上，税负不重是官方的记载，不是事实上真相。老百姓负担的不仅仅是正税，更有各类说不清道不明巧立名目的各种加派，勒索。说到税负，不免要说说现在的税负。国际上认为我朝税负全世界名列前茅，而国内政府则信誓旦旦地说税负不重。如果一干人傻乎乎地相信政府的说法，那真是愚不可及了。固然，中国现在的税负名义上看或许不是很重，但是，因为存在普遍的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人们的负担其实是十分沉重的。税收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最严重的。各种明确的收费，人们都有亲身感受，这个也不多说。还有更多的敲诈勒索。凡是搞经营的，谁从未受过官府及其官员的敲诈勒索？谁逢年过节不给工商税务质检城管送红包？谁平时从未遇到这些官员的吃拿卡要？这事，凡是做经营的，恐怕没有谁能够例外。经营者把礼品，红包送给官员，增加了成本。这成本怎么办呢？如果自己承担，那当然是经营者的额外负担。但是，他也可以通过提价的办法，转嫁给买商品的消费者；他也可能转而向供货商杀价，压低以后的进货价格以减少损失，把成本转嫁给上游的供货商；当然，无法转嫁的时候，他也可能通过克扣工资甚至裁员的办法，转嫁到雇员身上，再没有办法，也就关门算了。总之是，只要官员官府通过敲诈勒索的手段从经营者身上拿去的，总是要让社会普通大众最后承担。不是可怜的经营者，就是其供货商，就是消费者，就是雇员。因为有普遍的敲诈勒索，我们的消费品价格被提高了，我们的工资被扣减了，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我们的经营利润也减少了，我们的经营活动更困难了。一个例子是，人们最为痛恨的房价过高问题，其中房价的很大一块就是给官员们送礼的成本。这一块，极其隐秘，但是，业内人士透露的情况是，可能要达到一二成。但是，这些并不会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中出现，不会以税收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税负是低的，我们的负担并不重，我们的生活十分幸福－－这就叫脑残，没有必要说什么了。
注：判断前提。明代士大夫说王府田租如何高，多见于文书奏折，而明代只见农民避役宁可连人带地投身王府（即为投献），没见王田户逃为民户的。因此窃以为民户实际负担总和要高于王庄佃客，不然没有道理了。如何判断人口红利是不是已经消失？
当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率就下降，那么生产率从配制这种生产率的空间也减少的情况下，自然潜在增长就会下降。目前中国经济减速是正常的。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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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从1965年到1990年的高速增长被视为「经济奇迹」，在此期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速超过6%。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希望用人口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其中最有名的要数Bloom和Williamson的论文。他们发现，总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但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的规模增长速度越快，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越快。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解释东亚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超额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Bloom和Canning等人在2003年创造出了「」这个概念，它的含义非常直接：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一般来说，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上升，死亡率开始下降；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也开始下降。上图引用自：在死亡率开始下降，生育率还未下降的时间窗口中出生的人，他们不需要赡养太多父辈——他们的父辈死亡率仍然没有下降到位；他们也不需要抚养太多的孩子——他们不会生很多孩子。当这批人进入劳动年龄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份额开始逐渐升高，人口红利便开始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很容易理解，其关键在于生命周期的产出和消费曲线。上图来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横轴是年龄，纵轴是2000年中国在特定年龄人口的产出和消费。在0-22岁以及60岁之后，人口的消费大于产出，而在22岁至60岁的区间内，人口的产出大于消费。当中间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较大时，有以下几个效应：上图来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横轴是年龄，纵轴是2000年中国在特定年龄人口的产出和消费。在0-22岁以及60岁之后，人口的消费大于产出，而在22岁至60岁的区间内，人口的产出大于消费。当中间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较大时，有以下几个效应：1，由于总产出大于消费，投资更多，资本积累更快；2，子女数目减少，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更高；3，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更多，人力资本存量更高。这就是中国在过去30年所经历的事情。当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时，人口红利就会转变为人口负债。用公式来表示会更加直观：、和分别代表时期的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总劳动力和总人口，上式的含义即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乘以劳动生产率。对上式两边求导，得到下式：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速度（），其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去总人口增速。也就是说，即便劳动生产率增长很慢，只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然在上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会上升；相反，当人口红利机会窗关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我们就必须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维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下降，一个国家便开始偿还人口负债。对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大部分东亚国家来说，人口红利机会窗带来的甜头早已尝尽。讽刺的是，快速降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虽然让东亚国家的人口红利发挥得更充分，这两把双刃剑带来的低劳动供给和快速老龄化却也使人口负债变得更苦、更久。上图是日本和美国总人口中15-64岁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便始终下降，其下降速度甚至比50年前的上升速度还要快。如果说人口红利为日本每年带来了1.6%的额外增长，那么不夸张地说，人口负债的作用就是为1990年之后的日本带来每年1.6%以上的衰退。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何时结束？事实上，人口学家早就发现，按照目前的生育率和人口状况，中国会在2012年把人口红利全部吃完。上图仍然来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成稿时间为2004年之前，而现实也验证了这一点：上图仍然来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成稿时间为2004年之前，而现实也验证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表示，这是多年增长后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所以，不要有什么怀疑，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速度的加快，中国的人口负债，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以慢慢品尝。
学长邀请。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殆尽（另一个说法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争议。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做判定，恰好我本科论文的题目就是以“刘易斯转折点”为研究方向的，下面就把摘要和研究综述的部分内容贴上来吧。答案只包括事实性的描述和对各位学者研究观点的罗列，详细了解可翻阅各位学者的相关论文，答主只作导读，不负文责。一.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二元经济”过程。在这个过程初期，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负。因此这些劳动力便会以较低的价格（固定的生存工资）向现代部门转移。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水平的升高的现象，以不变的工资将不能雇佣足够的劳动力，经济发展的雇佣成本将会增加。通常称这个节点为刘易斯转折点。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争论相对于第一个争论，第二个争论要激烈的多。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节将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1 支持者蔡昉（）认为相较于传统认识的刘易斯拐点，中国实际进入的可以说是刘易斯转折区间。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他首先测度出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用农村总劳动力数剔除这部分劳动力，最后再减去转移的劳动力的数目，得出了大约1.06亿的剩余劳动力。他还认为40岁以上的劳动力不再愿意外出务工，也应当剔除，这样20-30岁的适龄劳动力的数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将会更少。第二，他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几个典型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等证明城市制造业的当时水平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开始变得紧缺。大塚启二郎 (2006)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他主要是从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上说的，他认为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也使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再占优，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更加普遍。这使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也会增加。Garnaut（20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有大量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非常有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率，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顺差）和高度的并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受教育群体的增加，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被吸收殆尽。政策制定者应当适时变换政策，以实现平稳的过渡。王美艳（2010）则是对中国历年农产品价格进行汇总。对近十年的水稻和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和之前二十年的生产率进行对比。她认为后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肯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2 反对者葛苏勤&Dennis Tao Yang(2011)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工资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农业工资和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保持持续的趋势。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临。Minami（1968）在对日本战后经济转型进行检验的时候，提出了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运用此准则可以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观点。卿涛等（2011年）对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并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经济还未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Minami（2010）本人也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进行检验。得出类似结论。Knight（2007）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年16年的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是5.8%；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速（8%）。另外他还认为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多是外生的，多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的持续支持相关。他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论是农村还有八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世界银行（2008）也认为不认同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它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区域性的，也对中国官方对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口径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政府忽视了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些都造成了官方数据不能如是反映现实。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M]. ANU E Press,
2006. Meiyan W.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137-153. Ge S, Yang D T.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 611-62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营养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对中国9个省的居民健康和营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380-402. 卿涛, 杨仕元, 岳龙华. “Minami 准则” 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2): 47-56. Knight J.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M]. Research
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2007. 世界银行. 中国经济季报 (2005 年 8 月)[EB/OL][D]. , 2008.附：1.蔡昉定义的“人口红利”
蔡昉（2010）年定义的人口红利，当一国拥有较多比例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两个阶段，已经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方式过渡，目前人口自然率仅0.5%。蔡昉、王美艳（2005）年测算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26.8%，而到2010年代中，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2. 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金字塔图。图 中国的人口结构（）图片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 上图是联合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司统计和预测的中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图，形象地描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典型的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过渡，预计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以上。 2050年的人口数据是联合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委员会预测值
之前实习有做过相关内容的研究。蔡昉将人口分析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结合，同时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这样新颖独到的分析近年来逐渐被国内外经济学家认可。顺着他的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概念。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刘易斯拐点：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两大典型部门，农业和现代工业。如果国家经济处于增长阶段，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就能将传统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吸收，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释放的供给速度时，如果没有工资增长等动力吸引，劳动力就不会出现转移。这时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普遍认为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短期的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愈发严重的民工荒扩展到了全国。尽管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招不到农民工还占主流。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悄悄到来。与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同样惊人的，还有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幅度。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开始减少，2012年一年减少了345万。随着人口变化，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小，甚至现在为负值，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力转移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5%。然而“十二五”期间国家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会对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的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的潜力进行预测，测算出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率)降到了6.1%，“十二五”期间也仅有7.2%。现阶段收入差距继续加大，利益格局难以动摇，而减慢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威胁的是利益格局里弱者。加上利益集团会试图维持现有体制，反对改革，从而整个社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不仅仅等同于劳动力充足。经济产业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对劳动力的质量也有要求。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需要9.6年，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需要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要13.3年，农民工目前的技能(平均受教育为9.5年左右)显然不胜任。从经济转型来看，人口红利也可以算消失了。当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今天城镇就业的主体已经就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劳动力市场上庞大的就业人群。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40岁以上留在城镇工作的只有18%。因此，改变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均等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农民在城市有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从劳动参与率上，减轻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带来的影响。除了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改革还能将劳动力资源从地生产率的农业转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代替数量的增加也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潜在增长率，减缓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打击，以及避免中国社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从蔡昉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是可以有很多办法保持住经济发展的势头，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找到个2010年的由图可见，中青年龄层次比较明显的发生了上移，但说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为时过早。按此表推演，2020年应该可以说人口红利消失，步入老龄化社会
2015年很可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计划生育前中国人口呈现左上角形态，即青少年人口多，老龄人口少的分布。计划生育后，呈现鸭蛋形态，今后将逐步向右三角形态发展。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的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改革迫在眉睫。
先放“人口红利”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所以，处于人口红利的国家，劳动力富足，在考虑资本、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劳动力价格低。我们知道GDP的函数Y=F(K,L,T,O)Y表示GDP，后面四个自变量分别表示为资本、人力、技术、其他因素，F是自变量关于GDP的函数关系。当一个国家拥有人口红利的时候，多半资本和技术不行，或者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最典型就是中国。然后会说到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 “刘易斯转折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资本和技术上不占优势，因此靠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参与全球化竞争。主要的策略是对接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正如台商等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广泛投资。但是当财富增加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依然维持低水平，就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高阶层人群间接占有了低收入劳动力的报酬。但是刘易斯观点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因此，劳动力并非在市场上一直处于劣势，因此收入分配会在工业化完成后改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刘易斯的观点不涉及我国的两个现状——计划对市场经济的转轨和户籍制度。计划对市场经济的转轨中，问题体现在“国进民退”现象。我们国企的运营，长期有着计划经济的色彩，追求大规模。为了保证大规模，从边际成本递减角度，挤出小企业，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但是在这样一个非竞争的市场，平均成本不完全决定平均收益，国企通过设置行业壁垒，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演化为资源未优化配置的局面。因此国企、集体和私企在同一发展水平地区中，出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户籍制度问题体现在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报酬的限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一个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世行统计的数据则更短。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落户，则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1.5个月。另外一个统计结论是，农民工终身平均在城市打工的时间为8年，如果落户以后则就业的时间将得到大幅延长，高达30年。同时由于有稳定居留和收入的预期，通过职业教育培训等方式，他们将明显加大在自身人力资源培育上的投入，而这也会显著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生产效率。因此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只有参与竞争中获得报酬。换句话说，非农村劳动力对农村劳动力在竞争中具有某种优势，使得造成了非公平的竞争，也加深了收入分配不公。因此采用西方的观点，要给予劳动者议价能力，实行集体谈判的策略，在一次分配问题上，让政府参与进劳动力市场，作为裁判，保证劳动力有集体谈判的权利，保证工资率的提高。
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我的观点是认为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和作为一个经济体的优势所在。简单的从人口的年龄分布，人口的男女性别分布来分析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个人觉得这个是片面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发展开始起步，工业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低科技知识型的工业，这个时候，人口中年轻人、青壮人的数量较多的，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期间，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基础，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个时候更需要高知识人才和高素质人才；我的观点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工业基础下，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但人口是否一个经济体的优势，是判断人口红利的标准。
谈几点看法：1. 人口红利是个很浅的概念，用来宏观上说东亚国家经济腾飞阶段人口红利是有贡献的，但具体实用的，是去调研人口结构变化对不同层次人才需求以及使用的影响，而把这个浅而泛泛而谈的概念去细究具体那年结束，是个很无聊的做法，真赶紧社科院养了些闲人。2. 用人口红利去解释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是很扯淡的事，稳定的内外环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的招商基建热情、中国人的勤劳才是根本。现在用人口红利消失来唱衰中国经济也是很扯淡的事。3. 实际上过多的人口引来的害处也不小，使中国一直为了保就业而头疼，于是只好不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敢调慢GDP发展速度，进行产业转型并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4. 从顶楼的图可以看到大概20年后，会有极大的养老压力，逐步延长退休年限是必然之举，另外就要寄望于习李政府的产业升级了，科技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也不可估量。5. 人口所的这个蔡昉是水货一个，从他把日本经济的停滞归因于人口红利结束就看出来了（大家都是道是美国打压的哈）。水货说2010年人口红利结束也根本不是从人口红利的概念出发的，而是2010年发生了农民工用工荒，于是他就借此忽悠了。而用工荒的原因其实很多，比如农业收入上来了，农二代读书出来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等。总指望这剥削体力劳动者来发展经济这想法，是病，得治。6. 再去看他原文，说GDP下调对就业没影响那是扯淡，去年和今年找工作的严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只不过没那么快传导到失业率上而已。
我有不同的看法，据我调查，在一些地方（如河南，山东内地）农村等地，生育率仍然较高，而且无法统计（黑户口），而一些优势族群，如东北人被计生的比较厉害，一些少数族群如胶东人生育率早已处于低位，前景堪忧，现在人口大量流动，自己人少生的后果只会是：给其他族群腾地方，可以想见，在若干年后，汉族内族群矛盾将浮现出来，配合着经济上的竞争，一些人有了族群意识，开始真正关注不同族群的生育率差异，这恐怕是更加难以避免的
chenqin数据帝的数据思路是对的，答案就需要商榷了，问题就出在对人口红利的来源认识不足上。与东南亚小国相比，我国人口红利来源除了单纯考虑劳动力人口之外，还要考虑劳动力迁移率（十亿农民进城一半了，还有一半等着进城）。户籍政策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会带来新一波劳动力迁入城市大潮，这样一来将会延迟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另外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只不过是个现象而已，无需过渡惊慌，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可，尤其是发展高科技门槛制造业和高服务门槛的金融等行业，彼时最要小心的是产业空心化，扯远了，打住。
不好意思，借题发挥一下！感觉绝大多数中国人从骨子里迷信科技、迷信生产，为什么不能以人为本呢？从最极端的状况来说，如果真的能够做任何事情都用机器来代替是否就是发展的终极理想状态？倾尽全力保持生产高效率但原有小尺度、微循环、可持续的社会形态全部瓦解是否值得？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消费意义又在哪里？单就农业现代化来说，朝鲜40年前就已大规模机械化，但苏联解体以后，石油进口途径被封锁，缺少石油的农药化肥灌溉收割系统完全失去作用，是今天朝鲜饥荒的重要原因。也许你会说中国不会闭关锁国，但我要说的是高科技机械化不是生来纯天然无条件的成为被人类驯服的工具！现在的我国高强度、集约化粮食生产导致的东北黑土地板结、营养物质流失和农药带来的土壤污染有多严重？退一万步说，即便机械农药化肥不消耗任何能源矿产人力且毫无污染，但摧枯拉朽的改变原有农村社会结构、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使中国迅速迈向那种资本家和无产者的结构是否合适？就好比我一天吃5个馒头，但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一顿都吃了是否合适？100个商业小店原来相互制约并竞争发展前赴后继，突然有一天万达超级商业综合体来了，高度集约化针对性可复制的资本运作产生了极高的利润和产值，但这种抹杀了多样性、多元就业和地方自然生长的舶来强势插入是否合适？居住区将道路设施房子开发好然后圈人，还是像日本那样在自由的迁徙下达到一定的居民规模和聚居状态才跟进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更好？公共服务应该跟着人走，而不是人适应经济效率而变成GDP机器上的零件！（也许这个例子并不恰当，只是想说以人为本）总之社会发展和人的需求（包括生存、生活、就业、社会关系等）是第一位的，而经济发展是为了人和社会服务的！单纯为了追求经济生产的所谓效率，而进行所谓集约高效什么的毫无意义！在基本温饱解决的前提下，盲目赚钱是一种无意义的消耗（就如垄断资本主义的那种与民众生活无关的产量提升是一种虚耗）。我们需要摆脱这种科技生产原教旨主义思想！我国几十年来只注重扩大生产和就业，完全忽视了人口再生产，使创造的GDP大部分不是用来消费以提升生活质量而形成了严重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的宿命）导致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西方人一边使用中国廉价产品带来的福利，一边骂中国抢走就业机会。为什么我们要夫妻俩工作才勉强养活一个孩子而美国哪怕博士妻子也在家专职带四五个孩子（很平常的状况）？为什么我们一心钻到钱眼里，认为一切提高科技就行了，一切扩大生产就行了？我们的生产已经足够大了！但生产的产品给谁用？中华民族不用养育后代将文明持续而像工蚁一样专门为全世界生产？我们为什么不能兼顾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连教育都成为挣钱的工具？为什么？
人口的减少是否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趋缓这似乎不能划上等号，但是国家启动经济转型，力图推动产业升级不得不说至少是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的减少，简单地说现有条件下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外出打工、又足够吃苦耐劳地农民工其数量在下降、年龄结构在变化，新生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其消费观和工作理念已经不再如同父辈，这一点南方周末有过不少新闻报道可以验证，那么血汗工厂后继乏人，于是我们三五不时地可以看到广东那一块已经有外国黑工出现，有人大代表鼓出引进外劳。当然外劳不可取，但是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的强大的研发意愿和投入、对新产品的旺盛需求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几点要素在我们国家还未充分。未来的转型升级之路依然步履蹒跚，当前仍然是房地产立国，只是自古尚未有房地产强国的，房地产的飞速发展，固然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跨越式进步，但也削减了实业投资、削弱了青年的进取冒险之心、企业家的创新之心，未来路在何方，请看一片雾霾。
直观的感受很多。
在我家乡，三线资源型城市
1.作为年轻人的我，坐公交从来没有座位，因为老人太多，即便坐在最后也要让座。2.大型酒店业萧条，因为结婚的人少，办学子宴的年轻人少。3.房地产低迷，少有刚性需求，大多数炒房者也都由于08年时候过度囤房，现在卖不出去而苦闷。4.犯罪率降低，年轻人少，即便是黑社会都没人了。。。5.老年公寓越来越多。另外，人口红利消失最大的影响是使城市的人们丧失了对经济利好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唱衰城市经济，恶性循环，年轻人越来越少，再有20年，中国也会会遍地底特律的。
当大多数人都觉得工资不够高时…
过去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所谓人口红利这个因素决定，只是之一；同样，经济的下行也不是人口红利消失这个因素引起。
虽然人口红利在减少，但是大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意味了单纯从gdp增长区线上，实际的经济增长拐点会比刘易斯拐点有一点延迟吧
好惨啊，我的话题没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