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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转载]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
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
丁放袁行霈
　　唐代诗歌在唐玄宗即位前的近百年时间内，进展缓慢，可是唐玄宗即位不久，唐诗就出现了质的飞跃，李白、王维、高适、王昌龄等年轻诗人横空出世，年长一些的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也于此时达到创作的高潮。这个变化太大、来得太快了。其中的缘故，固然有四杰和陈子昂对唐诗内容的开拓，以及沈、宋使律诗定型，李峤、刘希夷、张若虚等人对七言古诗的发展等原因，但仅以这些来解释初唐诗到盛唐诗的巨大变化，我们还感到不够。本文试图换个角度，以开元贤相姚崇、宋璟的活动及其与诗坛的关系为中心，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姚崇、宋璟并称开元名相，是开元之治的缔造者和功臣，他们为相的时间总共不到八年，却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讨论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他们所开创的大好政治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刚直的人格魅力对盛唐文人的影响。
　　姚崇在武则天朝、睿宗朝和玄宗朝三度为相，一直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姚崇和宋璟都是站在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一边，反对太平公主专权的，二人皆因此被罢相。由于太子考虑自己当时的势力不及太平公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奏贬姚、宋，但对他们的忠心与才干，在内心深处一定是深为嘉许的。所以，他即位当年，就将姚崇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姚崇则上奏十条治国方略，即著名的“姚崇十事”。吴兢《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记姚崇上“十事”之始末云：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鉅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称万岁者三。从官千万皆出涕。……
　　姚崇所上“十事”，系统地总结了武则天、中宗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提出了改革的措施，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要推行开明政治，形成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十事”既是姚、宋的施政纲领，也为开元诗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司马光对“姚崇十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怀疑：“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
我们认为，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武断。吴兢（670--749）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居史职近三十载，所撰史书叙事简核，直言不讳，号为良史，其历史著作见于著录的就有十六种之多，最著名的当数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十卷，《开元升平源》亦为其著作之一，此书在唐人文献中罕有记录，但我们在唐诗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晚唐诗人顾云（？--约894）有《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姚岩杰是姚崇的后裔。诗云：“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裔孙才业今如此，谁人为奏明天子。……”（《全唐诗》卷637）诗中既指出吴兢纂写了《升平源》，又明确地说其中有姚崇的“十事”。顾云与杜荀鹤、殷文圭同在九华山读书，大中（847--859）、咸通（860--873）中，谋试于长安，为令狐绹赏识，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他能诗能文，大顺（890--891）中，曾参与撰写《宣懿僖三朝实录》。这一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吴兢所记
“十事”绝非虚构。我们不能根据司马光的观点来否定“十事”的真实性。“十事”是姚宋的施政纲领，在唐玄宗的全力支援下，加上姚崇的果断和宋璟的刚正，这一纲领大部分都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十事”的提出与实施是分不开的。
　　唐玄宗给姚、宋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次柳氏旧闻》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该书又记载姚崇入相后，向玄宗请示郎吏等低级官员的任用问题，玄宗故意不回答，姚崇恐惧，高力士认为玄宗这样做不妥，玄宗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将此意告诉姚崇，姚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旧唐书&姚崇传》记其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唐中宗时，公主外戚等皆度人为僧尼，或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皆以此为借口，躲避徭役，寺庙人满为患。姚崇认为信佛并不能安邦定国，不宜妄度奸人。姚崇此举，对抑制当时的佞佛之风、促进经济发展、人口繁衍是有积极作用的，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事，是其所上“十事”中“止绝”建造寺观宫殿一事的具体行动。二是开元三、四年主张捕杀蝗虫事。当时山东等地蝗虫大起，姚崇力主灭蝗，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遣御史分道捕蝗。但此举引起朝野一片反对声，时人认为蝗虫是天灾，应当向天祈祷，而不能扑灭之。如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虫太多，恐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捕蝗，“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唐玄宗就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则以不畏天命的精神，力主捕蝗。在姚崇的坚持下，捕蝗得以继续，“蝗因此亦渐止息”。我们仅从这两件事即可见姚崇的魄力与才干。据《资治通鉴》卷211记载，姚崇为相时，曾惩治不法外戚薛王业之舅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宋王成义请将其亲信由流外官变为流内官，也在姚崇的反对下失败，“由是请谒不行”。他还成功地取消了诸王贵戚的政治军事实权，实现了他与宋璟在睿宗时提出而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执政虽仅四年，却对唐玄宗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处事公允而干练，与他同时为相的卢怀慎、源乾曜诸事皆推让之。宋人范祖禹认为唐玄宗如此信任姚崇，是开元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元四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荐宋璟自代。宋璟（663--737）是姚崇政治路线的积极的执行者。他“少耿介有大节”（《旧唐书&宋璟传》），调露二年（680）年举进士，在武则天和中宗时即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与姚崇同任宰相。玄宗开元初，任京兆府尹，进御史大夫，出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在广州期间，宋璟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教育当地百姓变茅屋为瓦房，发展了内地与岭南的贸易，安定了边疆的政治局面，改良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对岭南一带日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元四年末，宋璟被召回朝，途中即显示其刚正与威严，“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勗驰马往追。璟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将军贵幸殿庭，因诉于玄宗。上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
宋璟此举，给当时不可一世的宦官来了个下马威，也对开元年间抑制宦官专权起到很好的作用，而抑制宦官，也是姚崇的“十事”之一。宋璟要将姚崇的治国方略继续推行下去，首先也是要告诫唐玄宗励精图治，他将记载周公劝成王勿耽于享乐的《尚书&无逸》手写一过，并绘成图献给唐玄宗，唐人崔植《对穆宗疏》对此事评价甚高，认为其关系到唐玄宗政权的兴衰：“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
宋璟禁恶钱，是其执政期间的重大举措，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且对唐朝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璟力主此事，无可厚非，但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引起民怨沸腾，宋璟引咎辞职。宋璟为相，坚持姚崇“十事”中提出的基本国策，不赏边功也是一例。《新唐书&宋璟传》曰：“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圣历后，突厥厥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
此即“十事”中“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具体表现。所以姚、宋执政期间，虽然唐军力量强大，但从未轻启边衅。宋璟立身刚正，名闻朝野，开元十三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既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箸，待璟，久之，方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卮，遽称腹痛而归。璟之刚直，老而弥笃。”
宋璟的刚正与才干，深得时人推许 。苏颋既对宋十分尊敬，又与之配合默契，这对“开元之治”的形成也有一定帮助 。
　　姚崇、宋璟两人为相的时间总共只有八年，他们凭借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杰出的行政能力，以及刚正廉洁的人格、对唐玄宗的耿耿忠心，深得玄宗的信任和朝野的拥戴，故在拨乱反正、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定边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曰：“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馀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馀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他们的继任者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亦堪称贤相，故“开元之治”得以形成。尤其是人们将姚崇、宋璟与天宝年间执政的李林甫、杨国忠对比时，愈益显出姚、宋的可贵。《新唐书》卷124
赞曰：“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杜甫《忆昔》诗中对“开元全盛日”的礼赞，元稹《连昌宫词》中将姚崇、宋璟与李林甫、杨国忠的对比，都是对姚、宋缔造的“开元盛世”的充分肯定。
　　姚、宋执政期间的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宽松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政局十分稳定，没有出现中宗末年那样的政局动荡。姚、宋关心百姓，姚“忧国如家，爱民如子”，宋被誉为“有脚阳春”，从皇帝到姚、宋等大臣，都崇尚俭朴，力戒骄奢，中宗时太平公主之类奢侈跋扈的情形并未重现，各种文化建设也相继施行，群臣敢于直谏，皇帝从谏如流，这种局面，与“贞观之治”的前期颇为相似。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盛唐诗人，生活上有保障，自信心高涨，对前途充满憧憬，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条件，再加上初唐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准备，到此时已被充分利用，故盛唐诗人才能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唐诗高潮虽然在姚、宋时未能出现，但姚、宋为这一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姚崇、宋璟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有较高的文才。姚崇“以文华著名”
“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第” ，张说称姚崇“黼藻弥焕”，
“黼藻”即华美的辞藻。谢朓《酬德赋》：“伊吾人之陋薄，虽黼藻之何置！”《隋书&经籍志》四：“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下》均著录《姚崇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存诗二首，数量虽不多，但不乏名作，如《秋夜望月》云：“明月有馀鉴，羁人殊未安。桂含秋树晚，影入夜池寒。灼灼云枝净，光光草露团。所思迷所在，长望独长叹。”（《全唐诗》卷六四）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二评曰：“欧公诗曰：‘元、刘事业时无取，姚、宋篇章世不知。’宋广平有《梅花赋》，姚元崇亦有此等诗，未可忽也。”
还有人评为“调响、句工”（《汇编唐诗十集》）、“修洁”（《唐诗镜》）。《唐诗选脉汇通评林》：程元初曰：“‘桂含秋树晚’喻伤时迟暮之意。‘影入夜池寒’喻清虚寒苦之意。‘灼灼云枝净’申‘桂含’句，喻言时虽迟暮而性行光洁莹净也。‘光光草露团’申‘影入’句，喻言光明徒团于草露，无人知之。意多含蓄，故佳。”此诗当作于姚崇事业受挫，远离长安之时。诗中借秋夜望月，表达恋阙之情，文学雅洁，景色优美，十分得体。姚崇《夜渡江》云：“夜渚带浮烟，苍茫晦远天。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唯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唐诗归》钟惺评曰：“字字是夜渡江，‘寻岸’二字，非身历不知其妙。”谭元春评：“人人历此景，然非有静思妙手，不能出而为诗。”周珽评姚崇这两首诗云：“元崇性体廉静，心镜光明，故其为诗亦多净洁高华，如《望月思家》、《夜渡江》，极静，极细，极响，宜当时以文章著名、德业钦世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姚崇身为大臣，经常参加朝廷的一些唱和活动，如圣历二年（699）武后幸汝州，与武三思、姚元崇、苏颋、薛曜等宴于州南之流杯亭，赋诗凡七首，李峤为序，殷仲容书，刻石，姚崇诗已不存。圣历三年（700）武后与群臣游于嵩山石淙，赋七言律诗一首，太子李旦、李峤、苏味道、姚崇、阎朝隐、崔融、徐彦伯、沈佺期等人有和作，姚崇诗名为《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姚崇还有《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以上三诗见《全唐诗》卷六四）、《奉使蒲州返辔奉答圣制》（见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九）等应制诗，还有一首《五言过栖岩寺》（《全唐诗续拾》卷九），除了《秋夜望月》、《夜渡江》和《五言过栖岩寺》外，均为应制、侍宴之作，表现出初唐后期宫廷诗歌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和姚崇的大臣身份。姚崇之文，《全唐文》存一卷，《全唐文拾遗》补一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补四篇（其中有三篇与《全唐文》重出，但更为完整。）与姚崇唱和的诗人有数位，诗作有张九龄《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雪》（《全唐诗》卷四八）、《和姚令公哭李尚书乂》（《全唐诗》卷四九），苏颋《和姚令公温汤旧馆永怀故人卢公之作》（《全唐诗》卷七三）、《扈从温泉奉和姚令公喜雪》（《全唐诗》卷七六），苏绾《奉和姚令公驾幸温汤喜雪应制》等。
　　宋璟也有一定文学修养。《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其文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全唐文》存其文十八篇。颜真卿说他“文包风雅”，“公七岁能属文，一遍诵《鵩鸟赋》。……八九岁时，尝梦大鸟衔书，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惊寤，犹若下在胸间，自后藻思日新，襟怀益爽。……相国苏味道为侍御史出使，精择判官，奏公为介。公作《长松篇》以自兴，《梅花赋》以激时，苏深赏叹之，曰：‘真王佐才也！’”
宋璟调露二年（680）举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刘禹锡曰：“尝闻昔宋广平之沉下僚也，苏公味道时为绣衣直指使者，广平投以《梅花赋》，苏盛称之，自是方列于闻人之目。是知英贤卓荦，可外文字，然犹用片言借说于先达之口，席其势而后骧首当时。”
皮日休《桃花赋序》曰：“余常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之体。殊不类其为人也。”
　　宋璟被苏味道赏识的诗歌《长松篇》今已不存，《梅花赋》今存，见于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卷五，《全唐文》卷二○六所录文字与之大体相同。但今存的《梅花赋》肯定是伪作，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第307-308页）已经有所考辨。这里再补充几条材料：苏轼《牡丹叙记》：“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几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
李纲《梅花赋》并序：“然广平之赋，今阙而不传。”《四库全书总目&梁溪集提要》：“集中有《补宋璟梅花赋》，自序谓璟赋已佚，拟而作之，其文甚明。元刘壎《隐居通议》所载璟赋二篇，皆属伪本。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乃称得元鲜于枢手书璟赋，急录传之，枢之真迹旋毁。核其文句，大抵点窜纲赋，十同七八，其为依托显然。”
　　宋璟之诗，今天仅存六首，有四首见于《唐诗纪事》，这六首诗中有两首是唐玄宗先赐诗给宋璟，宋璟与玄宗唱和的，还有两首是应制之作，一首是迎驾之作，可见其诗基本上都是与唐玄宗有关的。我们举一组唐玄宗与宋璟的赠答诗为例：
　　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东堂赐诗 唐玄宗
　　赤帝收三杰，黄轩举二臣。由来丞相重，分掌国之钧。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讶风神。复辍台衡老，将为调护人。鹓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乐聚南宫宴，觞连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问彝伦。（《全唐诗》卷三）
　　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 宋璟
　　丞相邦之重，非贤谅不居。老臣慵且惫，何德以当诸。厚秩先为忝，崇班复此除。太常陈礼乐，中掖降簪裾。圣酒山河润，仙文象纬舒。冒恩怀宠锡，陈力省空虚。郭隗惭无骏，冯谖愧有鱼。不知周勃者，荣幸定何如。（《全唐诗》卷六四）
　　据《旧唐书&玄宗纪》，张说由右丞相迁左丞相，宋璟由吏部尚书迁右丞相，源乾曜由右丞相迁太子少傅，在开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旧唐书&宋璟传》云：“十七年迁尚书右丞相，与张说、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与尚书都省大会百僚。玄宗赋诗褒述，自写与之。”唐玄宗诗中用一连串的典故来赞美三人，如用汉高祖刘邦的三大功臣张良、萧何、韩信来比喻张说、宋璟、源乾曜等人，又分别将他们比作黄帝时、汉光武帝时的贤臣，希望他们三人能帮助自己处理朝政，而玄宗本人可以垂拱而治。张说、宋璟、源乾曜等三人都是玄宗的元老重臣，此次亦非任命他们为实际的宰相，而主要是一种荣誉，故玄宗的诗写得十分客气。宋璟的和诗一是赞颂玄宗的诗，称之为“仙文”，二是表达自己的感激与惭愧之情。全诗相当工稳，显示出一定的诗才。纪昀评此诗为“风力绝高”。
宋璟还有下面几首诗：《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全唐诗》题下注：“二相指张说、宋璟”），《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全唐诗》卷64），《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壬申（二日），兵部尚书张说往朔方军巡边。”诗当作于是时。唐玄宗原唱今存。《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全唐诗》卷64）。《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三云：“唐玄宗《南出鼠雀谷答张说》作于开元十一年二月。”宋璟此诗为和作，当作于同时。《蒲津迎驾》（《全唐诗》卷64），《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五三：“诗当作于开元八年宋璟罢相之后。”《送苏尚书赴益州》(《全唐诗》卷64)，《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五三：“诗当作于开元八年苏颋以礼部尚书出任益州大都督长史时。”从现存的几首诗来看，宋璟还是有一定诗才的。
由于姚、宋二人的十卷本文集已经亡佚，我们现在无法见到他们诗歌的全貌，但他们并非粗鄙不文的俗吏，则是确信无疑的。
　　与宋璟同时为相的苏颋是开元前期的著名文人，苏颋（670--727），字廷硕，苏瑰之子。年十七举进士，授乌程尉。中宗神龙中，迁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当时其父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景云中，苏瑰去世，苏颋袭封许国公，起复为工部侍郎。玄宗时擢中书侍郎，与紫微侍郎李乂对掌文诰，号为苏、李，玄宗认为可比苏味道、李峤。开元四年与宋璟同时入相，开元八年同时罢相。“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新唐书&苏颋传》）唐玄宗对他说：“朕每见卿文章，与诸人尤异，当令后代作法，岂惟独称朕心。”
《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多应制奉和之作，这也是由其朝廷重臣的身份决定的。《唐诗品》评曰：“许公天命英标，夙年妙悟，遭时丰豫，大启菁华，凡宴赏览游，靡不应制。虽君臣道合，侪辈同声，足以成其令节，而祥麟威凤，世所罕睹，盛时气候，亦可想见之尔。或曰：绮丽太胜，音节太缓，许公安得而辞焉？予解之曰：诗有六义，颂声独扬，非浑厚不足以庄其体，非藻丽不足以华其节，视之郁积感思之言，其尚异矣。识者谓许公有宫调，其殆此乎？”其诗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舞筵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声声入管弦。”（《全唐诗》卷七三）杨慎《升庵诗话》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独苏颋‘东望望春春可怜’一篇，迥出群英矣。”
许学夷《诗源辩体》评“宫中”二句为“初唐佳句”。苏颋的一些边塞诗写得也不错，如《边秋薄暮》：“海外秋鹰击，霜前旅雁归。边风思鞞鼓，落日惨旌麾。浦暗渔舟入，川长猎骑稀。客悲逢薄暮，况乃事戎机。”（《全唐诗》卷七三）周珽曰：“首二句见边秋，中四句见薄暮。‘边风’二语情景妙合，‘思’、‘惨’二眼可悲，‘浦暗’二语喻筹边共事之臣，相时势辄多退避。收句用意凄楚，秉忧国之责者，可玩戎机为轻小，不思顺时一奋其志哉！‘况乃’二字有味。”（《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云：“右地接龟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为家。将礼登坛盛，军容出塞华。朔风摇汉鼓，边马思胡笳。旗合无邀正，冠危有触邪。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全唐诗》卷七四）李梦阳评云：“博识宏襟，雄才雅调，具见此作。”（《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汾上惊秋》云：“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全唐诗》卷七四）亦为佳作。《删定唐诗解》评云：“急起急收，而含蓄不尽，五绝之最胜者。”《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大家气格，五字中最难得此。与王勃《山中作》运意略同，而此作觉更深成。”
　　总之姚崇、宋璟以及苏颋有一定文化修养，也能作诗文，他们执政期间，唐诗尚未发展到高潮，但此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为诗人的成长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外部环境，诗人在此环境中健康成长，如李白读书大匡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为苏颋所赏识，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此事当发生在开元九年。开元十三年出川，李白在江陵，遇司马承祯，作《大鹏遇希有鸟赋》。高适此时仍在读书漫游，积累生活经验：他“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丐求取给”（《旧唐书&高适传》）。开元七年，高适年二十，初游长安，不遇，复归宋州，作《别韦参军》诗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王昌龄约于此时游历河南、河北、河东并一度客居太原（见胡问涛等《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前言》），他开元十五年举进士。王维已为岐王府属，随王在岐州，有应教之作，如《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池应教》等，逐渐在诗坛崭露头角，《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等名作皆成于此时，他得公主之助，夺得京兆府解头，亦发生在此期间。有了这些基础，开元九年王维才考中进士，从此步入诗坛与政坛。开元十四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举进士。杜甫此时处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的学习期，岑参开元七年五岁，已开始读书，其《感旧赋序》：“五岁读书”。可见姚崇、宋璟的耕耘，此时已开始结果了。这一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丰厚的物质基础，使得这一批诗人在良好的氛围里健康成长，自信心空前高涨，加上此后数年间，张说、张九龄对文人的礼遇，盛唐这一批诗人终于破土而出，领袖诗坛，唐诗达到“声律风骨始备”（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境界，他们的诗歌，也最终形成了“盛唐气象”。
　　姚、宋时期的诗歌创作成绩算不上丰厚，姚崇执政之初，宫廷仍为诗歌创作的中心，这种情况在开元二、三年尤其明显。姚崇等人作于开元二年的《享龙池乐章》就是一例。《唐会要》曰：“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注云：“紫微令姚元之、右拾遗蔡孚、太府少卿沈佺期、黄门侍郎卢怀慎、殿中监姜皎、吏部尚书崔日用、紫微侍郎苏颋、黄门侍郎李义府（按：当为李乂之误）、工部侍郎姜晞、兵部郎中裴璀等，更为乐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曰：“《唐书&乐志》曰：‘玄宗龙潜时，宅隆庆坊，宅南坊人所居，忽变为池，望气者异焉。故中宗季年，泛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为宫，池水逾大，弥漫数里，因为《龙池乐》以歌其祥。’《新书&礼乐志》曰：‘《龙池乐》，舞者十二人，冠芙蓉冠，摄履。备用雅乐，唯无钟磬。’《唐逸史》曰：‘玄宗在东都昼寝，梦一女子，容艳异常，梳交心髻，大袖宽衣。帝曰：“汝何人？”曰：“妾凌波池中龙女也，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乐，愿赐一曲，以光族类。”帝于梦中为鼓胡琴，倚歌为凌波池之曲，龙女拜谢而去。及寤，尽记之，命禁乐，自御琵琶，习而翻之。因宴于凌波宫，临池奏新声。忽池波涌起，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梦中之女也。望拜御座，良久方没。因置祠池上，每岁祀之。’”
这次活动的目的当然是为唐玄宗登基制造舆论，但规模宏大，群臣献诗竟多达一百三十首，可谓盛况空前。举左拾遗蔡孚作的第二章为例：
　　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龙龟涌圣泉。昔日昔时经此地，看来看去渐成川。歌台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胜往年。莫言波上春云少，只为从龙直上天。
　　开元二年六月，袁晖擢左补阙，与蔡孚、张九龄同在谏垣，有诗唱和。《全唐诗》卷四九张九龄有《与袁补阙寻蔡拾遗会此公出行后蔡有五韵见赠以此篇答焉》；本年秋，苏颋、李乂、崔日用、张九龄、卢怀慎和同在朝，有诗唱和，酬赠的对象还有陆余庆、裴知柔等人。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李乂观灯，有诗，苏颋和作。冬十月，苏颋扈从凤泉，途中与崔泰之有诗唱和。十一月，苏颋扈从骊山汤泉，有诗呈李乂、崔泰之、马怀素。卢怀慎从至骊山汤泉，望秦始皇陵，作诗，张九龄有和作。
　　开元二年，十九岁的孙逖中进士和贤良方正科，登科后授册阴尉，在山阴与贺朝（贺九）、万齐融（万八）等当时吴越间的著名文士相唱和。
　　开元三年至八年，朝廷先后命褚无量、马怀素、元行冲等主持整理内库图书，不少诗人被召进京城，如韦述、袁晖、齐澣、王珣、吴兢、王湾、卢僎、陆元泰、徐安贞等人，这些人多有诗传世，如开元七年闰七月，王湾在修书学士任，有诗《闰月七日织女》。这一批文人在整理秘府图书的过程中，得以博览群书，增长见闻，促进交往和友谊，他们有的成为知名的诗人（如王湾），如的成为著名的学者（如吴兢、韦述），这一批人才的成长，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很好的铺垫。
　　开元前期，京城存在着一个以岐王李范为中心的文学圈子。《旧唐书》卷九五：“（李）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徒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
又曰：“郑繇者，郑州荥阳人，北齐吏部尚书述五代孙也。工五言诗。开元初，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繇为《失白鹰诗》，当时以为绝唱。后为湖州刺史。”郑繇的《失白鹰诗》云：“白锦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中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寥廓外，何处独飞栖。”阎朝隐文章擅一时之美，张说评云：“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大唐新语》卷八）《旧唐书》本传曰：“朝隐文章虽无《风》、《雅》之体，善奇构，甚为时人所赏。”
阎朝隐存诗十五首。他的《鹦鹉猫儿篇》引起后人广泛注意。《唐诗归》钟惺评云：“自首至尾全用作文排比法成诗，奇甚。正理奇调。”谭元春评云：“忽然起止，雷霆风雨，确然陈诉，忠臣仁人，非以诗文为戏，乃一肚皮奇趣正理，触物摇动耳。千古而下，皆有感于斯文。”《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不伦不类，转以见奇。”张谔今存诗十二首，《国秀集》选五首，多为在岐王门下时所作。如《岐王席上咏美人》：“半额画双蛾，盈盈烛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艳王分帖，裙娇敕赐罗。平阳莫漫妒，唤出不如他。”
此诗颇为香艳，近乎梁陈宫体。又如其《百子池》：“旧闻百子汉家池，汉家渌水今逶迤，宫女厌镜笑窥池。身前影后不相见，无数容华空自知。”（《全唐诗》卷一一○）谭元春评云：“美人诗不在艳语，而在艳情，如此诗则情语俱艳矣。语艳亦非龌龊浓词也。”（《唐诗归》）其《九日》诗更是获得广泛好评：“秋来林下不知春，一种佳游事也均。绛叶从朝飞著夜，黄花开日未成旬。将曛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城远登高并九日，茱萸凡作几年新。”（《全唐诗》卷一一○）钟惺评云：“字字流，字字艳，人亦不以为初唐七言律。”谭元春评云：“无赘语，无饰语，律诗至此圣矣。当以为法。”（《唐诗归》）“此诗幽不入寂，巧不伤雅，有自然之态。”（《唐七律隽》）刘庭琦诗，今存四首，《国秀集》选二首，如《从军》：“朔风吹寒塞，胡沙千万里。阵云出岱山，孤月生海水。次胜方求敌，衔恩本轻死。萧萧牧马鸣，中夜拔剑起。”
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边塞诗。《奉和圣制瑞雪篇》：“紫宸飞雪晓裴回，层阁重门雪照开。九衢晶耀浮埃尽，千品差池贽帛来。何处田中非种玉，谁家院里不生梅。埋云翳景无穷已，因风落地吹还起。先过翡翠宝房中，转入鸳鸯金殿里。美人含笑出联翩，艳逸相轻斗容止。罗衣点著浑是花，玉手抟来半成水。奕奕纷纷何所如，顿忆杨园二月初。羞同班女高秋扇，欲照明王乙夜书。姑射山中符圣寿，芙蓉阙下降神车。愿随容泽流无限，长报丰年贵有馀。”（《全唐诗》卷一一○），周珽曰：“‘埋云翳景’四句写雪，性情态度已极妙境。玩‘因’字、‘迟’字、‘先过’、‘转入’字，诚非精思曲拟不得有此。‘美人含笑’四句，亦无非形容雪之轻逸，有可即不可着景趣。至‘羞同’、‘欲照’二语，方出瑞意。结四句复直赋其所以瑞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随着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诸人被贬出朝，这一团体宣告解体。
　　开元前期，在长安的韦陟周围有一个诗人小团体，《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附子《韦陟传》：“开元初，丁父忧，居丧过礼。自此闭门不出八年，与弟斌相劝励，探讨典坟，不舍昼夜，文华当代，俱有盛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韦陟之父韦安石病卒于开元二年，故其闭门不出主要在姚、宋执政期。与他唱和的王维等人后来都成为知名的诗人，均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此时在长安。王维此时在长安应举，奔走于岐王门下，且与崔颢、卢象等诗人交往。据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王维少年时的一些名篇多作于长安，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开元五年作于长安；《哭祖六自虚》开元六年作于长安；《赋得清如玉壶冰》题下注云“京兆府试，时年十九”，开元七年作于长安；《息夫人》、《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四诗都是开元八年在长安所作。崔颢在唐代与王维齐名，“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
崔颢的诗为《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等著名唐人选唐诗所选，其《黄鹤楼》一诗更享有盛名，其诗今存四十馀首，《岐王席观妓》可见他也经常参与岐王的雅集，《寄卢象》一诗则说明他与卢有较深的友谊。卢象在唐代的诗名也不小：“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
其诗亦为《河岳英灵集》所收，且其诗多与王维诗相混，说明二人交往密切、风格相近，王维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约作于开元九年，地点在长安，卢象的《送綦毋潜》亦当作于同时，此诗或可说明开元前期卢象曾在长安生活过，且与诗人们有较多交往。韦陟之弟韦斌的文才曾得到徐安贞、王维、崔颢等“当代辞人”的“推挹”（《旧唐书&韦安石传》附子《韦斌传》），亦当曾与王维、崔颢等人相唱和，可惜韦陟诗已不存，韦斌诗仅存一首，今天已无法考察他们唱和的盛况了。
　　众所周知，张说三度为相，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但其诗歌创作的真正高潮，却是姚、宋执政时期，此时他被贬出朝，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开元元年底，他因与姚崇有隙，贬授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三年，左转岳州刺史，开元五年，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六年，授右羽林将军、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开元七年十月入朝，复授检校并州长史，兼修国史，敕赍稿于军中修撰。开元九年九月自并州入朝，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开盛唐诗歌风气之先的边塞诗与山水诗，均作于这一阶段。如作于相州的《邺都引》即不愧为盛唐名作：“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全唐诗》卷八六）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六句为一层，咏曹操创业之功、文采风流，兼及邺城山川形胜。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曰：“‘草创’二字，居然史笔。”又曰：“‘昼携壮士’二句，叙得简老。”其实“昼携”二句字面上写曹操的风采，或许有张说自己的身影在内。后六句为一层，由眼前邺都之荒凉，想到昔日贵臣美人俱为尘埃，故生无限感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珽曰：“此诗从群雄争逐、壮士美人，说到贵臣娥眉同归灰尘，思致岂不深沉。似笑似悲，似詈似吊耶！”这首诗格高调远，慷慨悲凉，与“初唐四杰”风华流美的七古相比，面目已大不相同。张说在边塞任职达三年之久，此时手握兵权，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其诗中洋溢着豪迈的情怀。如《幽州新岁作》：“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全唐诗》卷八七）写边塞豪情与和平安定景象，相当成功。周敬评曰：“风神气韵，为盛唐立准。”其《幽州夜饮》情绪起伏较大，前四句“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可见其心情抑郁。后四句云：“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宁知恩遇深。”则转为豪壮之音。
　　《舆地纪胜》卷六九《岳州景物》下：“岳阳楼，《寰宇记》云：‘唐开元四年，唐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馀篇，列于楼壁。’《岳阳风土记》曰：‘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广。’”张说的岳州诗现存五十余首，体裁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和五言排律，对唐诗所有的样式几乎都曾染指，这在初盛唐之交的诗人中是十分少见的。其诗的题材则有山水、游览、登临、抒情、咏史、赠答、送别、宴饮等，涉及生活面也相当广泛。张说曾将这些诗编为《岳阳集》。王泠然《论荐书》曰：“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新唐书&张说传》曰：“既谪岳阳，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其《岳州作》、《灉湖山寺》、《同赵侍御乾湖作》、《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岳州赠广平宋大夫》《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得冬字》、《岳阳早霁南楼》、《岳阳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岳州九日宴道观西阁》、《岳州观竞渡》、《五君咏》等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张说在岳州期间，曾与赵冬曦、尹懋及张均（张说长子）游赏湖山，留下了一批山水佳作，如《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和尹懋秋夜游灉湖》等。《唐诗品》评张说诗曰：“燕公精藻逼人，敷华当世，文堪作栋，调亦含宫，于绮丽鲜错之中，有神悰独运之美。故时体稍变，适其旨趣。自岳州而后，声鬯益隆，华要并存，清辉四远。时称燕、许手笔，何惭何惑！”《唐音癸签》曰：“张燕公说诗率意多拙，但生态不痴。律体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诗学渊源》评云：“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怀，已入盛唐。”许景先（生卒年不详）开元初即与张说在相州相倡和，他于开元中任中书舍人、掌制诰，文词甚美，得到张说的称赞。《旧唐书&许景先传》曰：“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中书令张说尝称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景先官至吏部侍郎，仕途较为通达。其诗今存5首，有两首是应制诗，在诗坛上无甚影响。赵冬曦（677—750）今存诗十六首，大部分是在岳州及朝中与张说赠答之作，特色不明显。王翰（生卒年不详）存诗十六首，有三首是与张说赠答的。其《凉州词》二首非常有名，七言歌行《饮马长城窟行》以古题写今事，并不比高适的《燕歌行》逊色。王湾（生卒年不详）存诗十首，除《江南意》（一作《次北固山下》）外，鲜有名篇，然此诗已足以使其不朽。孙逖（696—761）存诗七十余首，多为应制、应教、应酬之作，颜真卿称其诗“必有逸韵佳对，冠绝当时，布在人口”，可能因其诗散佚过多，现在已很难见到佳作。只有《故右丞相赠太师燕文贞公（按：即张说）挽词》二首（其一）较佳，诗云：“海内文章伯，朝端礼乐英。一言兴宝运，三入济苍生。命与才相偶，年将位不并。台星忽已坼，流恸皇轸情。”韦述（？—757）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存诗五首，其中《春日山庄》写田园情趣较生动。赵冬曦（原为监察御史，时因罪流放岳州）、尹懋（时为岳州从事）也有一些优秀的诗作传世。王琚、宋璟路过岳州，也曾与张说唱和。
　　张九龄是此期值得注意的人物。开元元年，三十六岁的张九龄在朝任左拾遗，十二月，他上书姚崇，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任人当才，无溺缘情。表现出对朝政的关注与热情。任左拾遗后，他与右拾遗赵冬曦共同参与吏部选人的等第考评，时称平允。开元四年秋，张九龄在左拾遗职位上任满，因与宰相不合，以母老为由，辞官归家乡韶州奉养老母。同年十一月，他以“左拾遗内供奉”的身份奉使开大庾岭路。开元六年春，诏拜左补阙，自韶赴东都。开元七年，转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四月七日，转司勋员外郎。姚、宋执政期间，张九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为官，诗歌创作方面也颇为活跃，据顾建国《张九龄年谱》，九龄在此期间可以编年的诗就有六十七首之多，实际数字肯定要超过这个数目，因为有些诗是很难予以准确编年的。在当时的朝臣中，他的诗算是较多又较好的，虽然他的创作高潮是在开元中后期，此期可以算是一个次高潮吧。
　　我们再来系统考察一下开元元年至八年进士及第的情况。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中举人数及已知姓名者列举如下：开元元年进士七十一人，状元常无名，还有张子容、王湾、程南锐、赵子卿、赵自励、梁献、李日用、昔安仁；开元二年进士十七人，状元李昂，还有孙逖、于休烈；开元三年进士二十一人，有李诚；开元四年进士十六人，状元范崇凯，还有薛邕、史翽、李胐、张均；开元五年进士二十五人，有刘清、刘廷玉、刘嶷、王泠然、李蒙；开元六年进士三十二人；开元七年进士二十五人，有崔镇、苗晋卿、杜鈒；开元八年进士五十七人，有苗含液。可考知姓名者共二十七人，如前所述，王湾、孙逖、王泠然、张均都是此期较为著名的诗人，张子容与孟浩然唱和，于休烈等人也有诗作传世，但此期大部分进士的作品今已亡佚，我们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封氏闻见记》卷三曰：“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馀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
所说的情况当包括姚、宋执政时期在内，由此亦可见当时对的重文之风。
一批名作产生于此时，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王翰《凉州词》、王湾《次北固山下》（一作《江南意》）、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孟浩然《岳阳楼》（作于开元五年，用郁贤皓说，见其《唐刺史考&岳州》）、高适《别韦参军》、张说《五君咏》等。有两件诗人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开元七年左右，王维经岐王援手，中京兆府解头之事；二是开元初年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长安“旗亭画壁”之事。虽然这两条记载都见于晚唐人薛用弱的笔记小说《集异记》，未可全信，但我们认为王维之事是有可能的。据傅璇琮先生考证，王之涣等三人开元中在长安交往的可能也是存在的。高适开元十年左右即与王之涣有交往（亦据傅文），故事中又说三人“风尘不偶”，而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所以我们不敢断定此事发生在开元初，只是说存在这种可能。名篇的出现是唐诗杰作大量涌现的前兆，而这两则佚事，则表明当时唐诗已博得上至王公贵人，下至民间歌妓的喜爱，而且传播播渠道广，传播速度快，这也是姚宋开明政治催化的结果，这其实已预示着盛唐诗歌的高潮即将到来，诗坛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就在眼前。
　　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姚、宋执政时期，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诗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与创作环境。
　　其二、唐玄宗亲自参与创作，姚、宋积极唱和，朝廷（或曰宫廷）诗歌较为发达。开元二年的龙池唱和可为代表。
　　其三、姚、宋对当时的狂士诗人王泠然、王翰、李邕皆能容忍，使诗人少了很多顾忌，敢于直抒胸臆，能写出好诗。不久的将来，李白、高适、杜甫等人敢于在诗中讥刺时政、揭露黑暗，应当与他们成长的土壤及姚、宋政策的影响有关。
　　其四、张说被贬出朝，反而成就了其诗歌，他那些“得江山之助”的“凄婉”之作，正作于这一阶段。在他手中，盛唐的山水诗与边塞诗都初步成形，他的岳州诗，基本上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最高水平。张九龄此时在诗坛上也很活跃，下一时期政坛的领袖，成为本时期诗坛的主角（当然，张九龄真正有代表性的诗歌要到大约十年后才大量出现），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其五、总的来说，姚、宋执政时期诗歌的艺术水平不太高，名篇佳作较少，老一批的诗人已经谢世，新一代的诗人尚未成长起来，如李白、王维、高适正处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上下，刚刚开始诗歌创作，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岑参比李白小十五岁，孟浩然虽然年龄较长，但此时仍然在“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尚未来到长安进入诗人的圈子，我们曾以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作为盛唐诗歌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此期大诗人尚未出现，属于殷璠所说的“颇通远调”的范围之内，盛唐诗歌高潮要在稍后几年才真正到来。一大批一流诗人的储备，一批名篇的出现，正昭示了盛唐诗歌美好的未来。
（原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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