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老家烔炀河之九——怀念轧花厂
《老家烔炀河》之九——怀念轧花厂
烔炀河地区盛产棉花。过去棉花是战备物资，国家非常重视，县供销社在每个区都建了一个棉花加工厂，负责本区的棉花收购和加工业务。1973年春到1976年底，我在烔炀轧花厂工作了三年半时间，从十六岁少年过渡为十九岁青年，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十五岁，当时政策是考不上高中就下放农村，父亲很着急，怕我年龄小到农村吃不消，就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申请免予下放，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四人，只有我随父吃商品粮，属于免放对象。后来我考上了高中，但免放证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不知道能不能获批，加上当时轧花厂允许每个职工有一个子女到厂里做工，为了以防万一，父亲给我办了休学手续，我当时正在烔炀中学上高一，结果第一学期放忙假的时候，就直接到轧花厂上班，再也没有上学了。
烔炀轧花厂是当时烔炀区最大的国营企业，经济效益高，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好，所以到轧花厂做工令人向往。棉花加工是季节性生产，轧花厂每年都要招收大批合同工，从九十月份棉花收购开始进厂，到年底棉花加工完毕辞退。当年职工子女进厂后，我被分配到生产车间学技工，而且本厂职工子女有不被辞退的特殊待遇，每个月能拿到三十多块钱工资，所以我感到很兴奋，也很受同学和其他合同工们羡慕。
轧花厂主要两大块，一是收购二是加工。棉花是战备物资，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价格都由国家统一制定，轧花厂是棉花收购的唯一机构。每年从九月开始，生产队和农民来卖棉花的就排成了几里长的队，收购组的棉检员要对每一笔棉花进行检验，确定等级，然后过磅，棉花送到库房或者露天棉堆垛上后，开票付款。棉花加工主要在生产车间完成。仓库和堆垛的棉花，通过气流输送管道运到清花机清除杂物，再经过烘干设备让水分达标，然后进入轧花车间，经过锯齿轧花机加工，皮棉从空中管道进入打包车间，由液压打包机压缩打包刷标识；棉籽从地下绞笼机输送到剥绒车间，经过三道剥绒机加工，然后送榨油厂炼油。不孕粒和杂质等，就被单独存放，用作肥料了。
车间的技工生产时是档车工和修理工，不仅要看管好本人负责的机械的正常运转，还要及时发现和排除本人执守机械的常见故障；每年例行维修生产线时，技工要车钳铣刨样样会，尤其是钳工的所有活计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我当年学技术的环境不错，师傅们个个都是技艺精湛，车间其他几个职工子弟都比我年龄大，而且已经在车间干了几年，实际上也算是我师傅，在他们的关照下，我学的也还比较得心应手。最能体现钳工技术学得如何的活计，就是在机轴上开销槽和敲铁皮弯管。记得我半年后就能够自主在机轴上开任意大小的销槽，并且能够在师傅的指导下敲打出白铁皮水舀子，但师傅们从来没有放手让我独立制作过气流管弯道，估计还是对我的技术不放心吧。我进厂的第三年，车间一个青年电工调走了，我幸运地被选中去学电工。当时的电工是个让人眼红的岗位，主要工作地点在冬暖夏凉的配电房，偶而到车间巡查一下，不要挡车，也不受粉尘之苦，比技工轻松得多，快活得多。当然，如果不是父亲当时是厂里的干部，我想我即使再优秀，恐怕也轮不到我去学电工的。
刚学技工的时候，车间主任叫陈国钧，据说开销槽不用划线，钳工技术在全县都赫赫有名。其实我们也没看过他正而八经地干过什么拿手绝活，但从所有师傅对他的崇拜来看，应该是绝对的技术权威。有一次车间技术比赛，他看了我开的销槽，不经意地说了不错两个字，我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觉。车间的师傅对我们小青年都很好，其中有两个技工师傅徐廷和、李忠全，人很随和，技术也很好，跟我们年轻人走得最近，我的白铁匠技术就是他俩手把手教出来的，我们还经常到徐师傅家打牌玩，在一起喝酒吃饭也是常事。学电工的师傅是卫秀年和李定荣，这两个师傅都是厂里数得着的精明人，我跟了他们一年多时间，除了电工技术学习，还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是终身受益。
小工友当中，最要好的有三个，一个叫梅占邑，一个叫郑邦玉，一个是李春胜，我们四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都在一起，那时候人单纯，多数时间还是一起切磋技术。梅占邑后来招工到巢南高林轧花厂，我在白湖工作时来回都要从他那里过，后来我调到合肥，就渐渐断了联系。郑邦玉父亲是法官，他也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斯文的，轧花厂被私人买去后，他就到浙江湖州打工，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李春胜比我们大几岁，他对大家处处关心照顾，确实有大哥风范。他跟我父母住的近，直到现在我们还联系密切，每次回烔炀河，只要他知道了，过去是一定要到他家里吃饭，现在是一定要拉到饭店嘬一顿。老李也是个非常有福气的人，他儿女双全，大女儿嫁在巢湖，女婿是干部，很能干，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儿子自主创业，夫妻二人开了好几家手机店，还在合肥滨湖新区买了房子，俨然是个像样的小老板。老俩口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子，老李同时帮私人老板看管轧花厂，老伴赵大姐顺带种种菜、炕炕朝笏板卖，生活真得是红红火火。
1976年初，我的免放证批了下来，正好年底县里给烔炀镇几个招工名额，其中一个油泵油嘴厂的名额被两个符合条件的人家争得不可开交。后来镇上费书记说，老凌的孩子也符合条件，但人家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个名额就给老凌吧。我们渔翁得利，父亲赶紧带我到县招工办公室报到，却被告知有人举报我休学躲避下放，不符合招工条件，所以名额又给别人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瞬间都惊呆了！我休学不假，但我后来有了免放证，是完全符合招工政策的。父亲不死心，带着我找到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招工领导小组组长的褚昌忠家。褚主任在烔炀河当过区委书记，跟我父亲比较熟悉，听了父亲的说明后，就让父亲明天上午再去招工办。第二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去巢湖铸造厂的分配表，集训一个星期后就分到了白湖劳改农场。就这样，我当年12月底正式招工离开了烔炀轧花厂。
后来听说轧花厂改制，被私人老板以很低的价格买了去，厂里原来的退休人员移交到社保局，在职工人一律买断工龄了结。没想到一个资产上千万、职工数百人的国有企业，说没有就没有了，真是令人心寒！我父母现在仍然居住在榨油厂原来的职工宿舍，这个房子是我弟弟给父母买的，老街上的房子已经破损得不能住人了。每次回去看望父母，走过换了主人的轧花厂，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甲午年腊月十七，日，合肥）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盐城轧花厂七年改制无果 或涉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昔日的轧花厂，如今已变成夜排档。墙上大大的“拆”字，预示着一场新的开发，只是我们要等多久？
　　傅光云 摄
　　编者按：
　　国企改制、土地拍卖、股份转卖、合作开发，围绕江苏省盐城市轧花厂改制的一系列变化，是当下中国国资改革中最寻常的一幕，但也是最复杂、最纠结的一幕。7年纠葛过去，改制仍无进展，利益贯穿其中，官员换了几茬，许政伟遭遇的，对于外人而言，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对于当地改革而言，改制七年未果，也只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教训；但对于他本人而言，却是6500万元的至今尚未讨回的资金。
　　这是一张迟到7年的土地证，一张许政伟盼了7年仍未盼来的权证。在最近发放了下来，但许政伟却没有看到它一眼，因为它已归属于“合作伙伴”东达集团（法人代表朱鹏）。
　　许政伟是吉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当他得知江苏省盐城市国土局已下发轧花厂地块出让证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可能！”
　　在许政伟看来，盐城市国土局此时下发轧花厂地块出让证给东达集团，是一出“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闹剧”，无法向国人交待。
　　那么，事情的真相如何？
　　对此，《国际金融报》记者前往盐城进行实地采访，试图揭开该权证背后的故事。
　　七年未动的开发
　　下高速路收费站到盐城闹市，20分钟左右的车程。整齐的绿化，横生的吊塔，像所有开发中的城市一样：高楼林立，方兴未艾。
　　位于盐城迎宾南路的轧花厂地块不难辨识，甚至有些“特立独行”：相比一侧已经足够现代化的高楼，轧花厂地块仍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
　　“停车一天5元。”刚停下车，收停车费的老师傅就拦住了记者。在她收费的挎包后面，洗车店、夜排档、广告牌次第展开。曾经的轧花厂，已破败不堪。
　　然而，据官方资料，这块地本不应沦为停车场和夜排档。
　　2007年，这块名为“迎宾南路35号地块”的项目就通过招拍挂的形式被拍了出去。当年3月29日盐城市国土局发布的《2007-01期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情况统计表》显示，江苏新盐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拍到了总计44472.7平方米（66.71亩）的轧花厂地块，耗费了1.778908亿元。当时这份《统计表》的“规划用途”一栏中，这块土地标明的用途是“商、住”。
　　这就是许政伟所说的“已下发土地证”的地块，也是他与原先的合作伙伴朱鹏产生纠纷和种种不快的地块。
　　这块地本是为了激发当初承担国有企业改制任务的积极性，但却成为了政府、企业、企业合作伙伴之间是非不断的火药桶。
　　愿望美好的改制
　　一切纠葛的源头，还要从始于2004年的那场针对当地老牌国有企业盐城市纺织厂的改制说起。
　　日，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盐城市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为了做强做大当地的纺织行业，盐城市特地将纺织厂推出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当时，‘市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规格颇高，由时任盐城市市长赵鹏（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亲自挂帅，时任盐城市副市长沈德林（已去世）等人均参与其中。”盐城当地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负债累累的盐城市纺织厂，成为改革的重要对象之一。”
　　“针对这家亏损及定义为‘夕阳产业’的国有企业，当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几点改制要求。”上述知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首先，对企业进行重组，实现扭亏为盈；其次，欢迎外来的重组方，但要保证企业的规模，如进一步做大规模、增加就业、保障税收；再次，解决遗留问题，包括负债、职工的‘三金’等。”
　　“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上述人士摊开手，“然而，有关部门当时发现，并没有符合设定目标的当地企业。因此就对外通告，以招标的形式来重组这家国有老牌企业。具体而言，就是期待外资来重组。”
　　记者采访盐城市发改委副主任傅金龙时，他也表示，当时应该有“借助外资力量做大”的说法。不过，他颇为谨慎地强调，他本人并非参与改制的“领导小组成员”，很多事也“只是听说”。
　　对此，记者一直试图寻找当时的“市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一直未能联系上。
　　“变异”的重组
　　外资确实来了，是一家台资企业。但据上述人士的透露，在获得了纺织厂的重组权后，这家台资企业95%的股权被一家盐城当地的企业收购。
　　“也就是说，最后对盐城市纺织厂的重组方还是本地企业。”上述知情人士说。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吃了一惊。严格按流程来办理，盐城本地企业重组实际并不合规。”上述知情人士反复强调，“到底是谁允许这么做的？是谁签的命令？”
　　记者根据当地官员提供的信息，来到盐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试图求证200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说法，但未能得到实质性的答案。
　　与此同时，通过多方的交谈和信息整合，《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这家盐城本地企业就是东达集团，负责人就是朱鹏。
　　透过其他媒体的报道，或能证实朱鹏参与了当年对盐城市纺织厂改制的真实性。日《东台日报》一篇对朱鹏的访问报道中，就曾写到：“2006年，在盐城纺织厂改革最为困难的时期，果断作出全资收购的决策，被喻为‘蛇吞大象’的壮举”。
　　前几年一篇名为《荣誉、责任、动力——记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东达集团官网信息显示，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是前者旗下子公司）董事长朱鹏》的公开报道中，也曾这样写到：“当年，国有企业盐城纺织厂像一艘行将沉没的漏船，濒于破产边缘，企业动荡不安，职工上访不断。谁来整治这堆烂摊子？市委领导的目光落在了蒸蒸日上的马佐里身上，落在了马佐里的当家人朱鹏身上，决定由东飞马佐里纺机将盐纺兼并。”
　　为了印证媒体的报道，《国际金融报》记者驱车前往东达集团所在地东台，以寻找朱鹏本人（手机不能拨通）还原当年改制真相。
　　遗憾的是， 当记者到达东飞马佐里时，门口接待记者的保安一直表示“朱总不在厂里”，记者又将联系方式给了该公司保安。但截至发稿，东达集团和朱鹏等始终未有回音。
　　改制中的土地
　　7年过去了，筹划中的纺织新厂，仍然只是规划。但一番倒腾，东达集团确实掌握了很多优质地块。
　　“这要从当年改制的具体方式说起。”对此，上述知情人士称，“当时对盐城纺织厂的改制属于‘0改制’。这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改制企业要承担3亿多元债务，为此，有关部门以变更工业用地为商业开发用地的方式，来对冲3亿元的债务；另一方面，还要再花费3亿元至4亿元，建设新厂，这样才能完成扩大产能、保障就业等目标。”
　　“针对前者，新盐纺集团承担相应债务的同时，取得了原企业地块共计256270平方米（384.4亩）及面积为12442平方米的3处房产。”该人士说。
　　据规定，国有企业的用地属于划拨性质，在政府有关部门将原先厂区的土地转为商业用地之后，在“进一步做大、增加就业、保障税收”等改革目标的作用下，还须由新盐纺集团花费资金建新厂。为此，盐城市盐都区政府必须给出更多优惠。
　　记者获得的一份盐都区人民政府与新盐纺集团签署的《投资协议书》显示，“乙方新盐纺集团的纺织项目初步确定以家用纺织品为主导产品，总投资额初步概算为12亿元。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为15亿元左右，年税收可实现5000万元左右。”
　　“在这个美好的愿景下，2006年，盐都区又把‘优惠’给予新盐纺集团——根据协议，新厂建设可能用到1500亩左右的用地。”上述人士说，“但这笔土地款还须偿还，方式是用未来企业的税收进行抵充，也就是说，朱鹏以0成本的代价，可以获得盐都区1500亩的土地。”
　　粗略测算，按盐城2006年的工业最低保护价1.5万元/亩计算，朱鹏实质上免除了2250万元的土地成本。记者还了解到，2007年时，朱鹏还提到了其他用地要求——上述1500亩地块旁的200多亩地，用于生活用地，搭建职工宿舍。
　　“这处生活用地，分为两块，分别是64亩和180亩。当时的结算价格虽然以40万元/亩挂牌，但最后却以10万元/亩成交。”上述人士解释，“也就是说，朱鹏当时又节省了30万元/亩的成本，总计7320万元。”
　　在盐城市纺织厂的384.4亩的地块和盐都区总计1700多亩的地块之后，正式“出场”的才是轧花厂地块。
　　“有关部门的意思是，为了促进改制的成功，提高积极性，再给企业一个优惠，参照盐城市纺织厂地块的实际结算价格，3亿元除以384.4亩，即86万元/亩的价格，将轧花厂卖给了朱鹏。”
　　不过，据记者查阅的2007年招拍挂信息，通过换算，轧花厂地块是以266.6628万元/亩的市场价成交的。
　　在对盐城市国土局副局长孙炜斌的采访中，他在查询后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2007年确实是按1.7亿多元的成交价卖给了新盐纺房地产公司——新盐纺集团旗下房地产开发公司。
　　对此，上述知情人士的解释是，当初招拍挂时，该地块的起拍价是101万元/亩挂牌，最终以268万元/亩左右成交，“但在与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结算时，仅按70万元/亩的价格执行。对于200万元/亩的差价（共计1.5亿元左右），内部的说法是，政府是以‘借款’形式给企业，未来，企业在应交税中抵充‘借款’”。
　　如果上述说法属实，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优惠”和“刺激举措”，朱鹏所掌握的公司实际上在2007年减免了总计2.5亿元左右的土地使用成本。
　　吉信的入伙
　　2007年3月招拍挂之后，许政伟和他的公司吉信贸易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盐城进行开发，并最终与轧花厂地块建立了“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
　　“当时想法很简单：地块位置好，项目不错。”许政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回忆，“加上朋友的牵线，我和几个合伙人，很快确定与朱鹏进行合作。”
　　日，许政伟等人与朱鹏的新盐纺集团签订了《新盐纺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吉信贸易获得了新盐纺房地产公司49%的股份，剩下51%仍由新盐纺集团所有。《房地产合同》意味着，一旦未来合作得好，吉信贸易还能涉足384.4亩原盐城纺织厂地块的开发。
　　后来，许政伟在上诉材料中称，为轧花厂项目，他总计花费了6500万元。其中，新盐纺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按49%的股份，出资980万元。由于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新盐纺集团承诺在2007年6月底之前将轧花厂地块的土地证办下来，许政伟2007年5月中旬又以“借款”的形式，为朱鹏缴纳轧花厂地块的出让金“贡献”了5520万元。
　　许政伟透露，当初他垫付的6500万元再加上新盐纺集团出资的2700万元，合计9200万元在日前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给国土局。然而，土地证并没有办下来。
　　为什么是9200万元？土地证又为什么没办下来？
　　许政伟的解释是，根据当初与政府的约定，“将1.7亿多元的土地款打给政府，但政府会通过财政返还等形式，反过来补贴给企业，最终，通过缴纳的款项减去政府返还的补贴款项，就是9200万元。”
　　不过，在盐城市官方看来，9200万元并没有缴足土地出让金，所以不能下发土地出让证，而朱鹏认为，已经足额缴纳。政府与企业在此点上存在争议，这也为以后的各方纠纷，打下了伏笔。
　　纠纷的产生
　　这一伏笔彻底断送了许政伟的开发生意。
　　在给时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紧急申诉（举报）书》中，许政伟这样描述：“新盐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朱鹏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未履行合作约定的义务，导致合作各方发生争议，房地产开发陷入停顿状态。”
　　按许政伟的解释，违约的直接原因是土地价格的上涨。相比于2007年，2008年轧花厂地块的土地价格上涨了100万元/亩。对此，朱鹏想让许追加出资1亿元。
　　“我们的想法是，你认为土地涨价了，那也可以，我们可以撤资。”许的一位合伙人对记者说，“当时要求很简单，将本金退还，但朱鹏一直没有回音。”
　　2008年到现在，许政伟多次前往盐城，试图通过交流、沟通、司法途径乃至赴德国驻沪领事馆解决这桩事，但都无功而返。
　　这期间，根据知情人士的讲述，又发生了几件影响轧花厂地块开发的事件。
　　朱鹏于2010年一度将时任盐城市市长李强、盐都区政府、盐城市国土局等告上了法庭，原因是“答应好了的地块，却最终没给”。朱鹏所说的地块是盐都区建新厂、总计1700多亩的那幅地块。
　　“据我了解的情况，加上一些猜测，李强市长没给地块的原因可能是朱鹏并没有推进盐城市纺织厂的改革，但朱鹏的想法可能是‘不给地块就不开发’。”上述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当然，不排除其他的一些原因。”
　　对此，记者试图对各方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并无实质性的结果。
　　许政伟透露，由于2008年某个时段原盐城市纺织厂的工人们闹事，时任市委书记赵鹏以9200万元缴纳土地款中的4500万元用以解决该事件。
　　不过，日和12月19日由盐城市副市长王荣主持的会议纪要中，提到了4500万元的来龙去脉——因欠缴企业改制并购款4500万元并急需用此款支付职工安置费用，“由市国资委协调在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中已列支该款项”。《国际金融报》记者曾致电王荣欲详细了解此事，但始终未接听电话。
　　2014年1月初, 许政伟得知，东达集团曾与盐城市国土局于日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协议》，同意将轧花厂地块受让人变更为东达集团。
　　“很奇怪，作为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的两大股东之一，根本不清楚土地是什么时候转让、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的。”他说，“按道理，转让等信息需要董事会的通过，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走这样的流程。”
　　对此，许政伟认为，朱鹏通过伪造签名等手段，模拟了东达集团与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的转让合同。同时，国土局将轧花厂地块变更为东达集团“也不符合程序”，更猜测“有关部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在东达集团补缴了足额土地出让金后，我们给企业发了土地证，现在该权证已被查封。”盐城市国土局副局长孙炜斌认为，轧花厂地块从新盐纺房地产公司变更为东达集团“符合程序”，因为，东达集团属于前者的控股股东，与此同时，东达缴纳了更多费用在这块地，“这样做更好地保护了许政伟等人的利益，他只要去法院起诉就行。”
　　“抛开伪造签名等单方面的说法，就国土局的流程看，并不符合有关法律。”东南大学法学院张马林律师解释，“站在法律角度，即使后者属于前者的控股股东，也不能改变两家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实。另外，当初参加招拍挂土地拍卖的，如果并不是东达集团，那么，就不具备使用土地的权力。除非这块土地收回之后重新拍卖，由东达集团竞拍获得，这样的情况，该公司才具备使用土地经营权的资格。”
　　了解内情的人士也质疑说，土地转让，须具备几个条件：土地有约25%的开发度，不能空置；要国土局同意，且要缴纳土地价格上涨的增值税。“现在的情况是，土地本身是事实上的空置，同时，是否缴纳过相关的税费，公开渠道也没有显示。”他说，“那么，国土局为什么会同意土地的转让？”
　　事实上，许政伟也在质疑，轧花厂“已是空置地”，一直“没有开发”。但孙炜斌一直解释，轧花厂地块并非空置地，相关的产权仍在原企业手中，“国土局绝对会按相关章程办事”。
　　改制“冰山一角”
　　尽管有种种质疑，但这并未阻碍东达集团拿到轧花厂地块的土地证。这又一次让许政伟“吃了一惊”。
　　记者在盐城期间及随后的采访中，曾多次致电朱鹏，但其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截至目前，他本人也未对轧花厂地块作出任何公开的表态。
　　在记者获得的一份申诉书中，许政伟多次发出疑问：“轧花厂地块是新盐纺房地产公司依法摘牌，怎么不经过法律程序就由贵局私下转让给东达集团？我公司是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占总股本49%，怎么能没有董事会的决议，就单方面将合资公司的土地转让给另一公司，并得到贵局的支持？新盐纺房地产公司已向贵局缴纳土地出让金9200万元，怎么能将新盐纺房地产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认同是东达集团缴纳的呢？”
　　然而，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许的事件只是轧花厂纠纷的“冰山一角”。“回过头看当初的改革目标，朱鹏达成了什么？”他说，“首先，新厂没有建成；其次，地块没有开发，白白闲置了这么多年。”
　　傅金龙在和记者交流时，也感到“很遗憾”。他甚至猜测，相关企业介入到盐城市纺织厂改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圈地、囤地”，而不是真正地做实业。
　　事实上，2010年，在时任盐城市市长李强主持的第20次土地出让与储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盐城市官方曾明确表达了收回重新招拍挂的想法。
　　《纪要》第15条称，“市国土局牵头，会同盐都区政府在总额6200万元的额度内，解决原轧花厂地块的所有矛盾。市国土局负责解除与新盐纺公司的土地出让合同，退还其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在矛盾处理完毕后，重新挂牌。”
　　日，盐城市国土局下发了《关于终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决定退还给新盐纺房地产公司已缴纳的9200万元出让价款，并终止合同履约。
　　在多次与许政伟的接触中，他都拿这份文件证明“拿到土地证的不合理性”。
　　“真实的情况是，《纪要》没有被执行，土地也没有被收回。当初，之所以下发这个文件，只是为了逼有关企业加快对盐城市纺织厂的改制。”孙炜斌表示，这份被许多次提及的文件只是“手段”。
　　孙炜斌表示，在他看来，轧花厂地块不需要再拍卖，因为这是合同纠纷，政府没有把净地交给房地产公司，有违约行为，如果朱鹏索赔，政府将损失巨大，现在只不过是继续履约而已，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把土地开发起来。
　　“不管目的是什么，结果好不好，政府文件总不能如此儿戏。”张马林说，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表态，损害的不止是企业，更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
　　在张马林看来，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并不完全合理”，至少要对外作出详尽的解释。
　　土地证的下发意味着，迎宾南路轧花厂地块未来或将不再荒凉。但围绕土地证，国土局、东达集团、许政伟及其他政府有关部门，似乎仍有很多“糊涂账”没有处理完。
　　“7年时间，政府得到了什么？改制没有成功，纺织产业没有做大，还白白送出去了这么多地块。朱鹏却以很小的代价，获得了轧花厂地块和盐城纺织厂384.4亩地块的所有权。就按目前500万元/亩的市场价计算，朱鹏已坐拥了20亿元的资产。”上述知情人士感慨，“为什么有关部门会对一家企业自始至终都在给予优惠？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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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工业化的起点：通久源轧花厂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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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信息来源：教文卫体委谢振声1887年3月，由著名实业家严信厚集银5万两，在北郊湾头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正式开工，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也是近代宁波创办最早颇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是近代宁波帮造福桑梓、推动家乡现代化建设的典范，成为宁波近代化开始的重要标志。一、创办缘起通久源轧花厂的创办人是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先生（1838---1906），原名经邦，字筱舫，亦作小舫，是慈溪费市（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人。早年就读私塾，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和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时，刻苦学习英语、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真传，通过勤学苦练，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去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他虚心好学，细心观察，用心揣摩，暗暗向胡雪岩学了不少经营之道。严信厚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其书法宗赵孟?，笔力沉凝。曾作“题画芦雁”诗云：“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收到他赠给的自绘芦雁折扇时，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伶比也”，十分赏识他的勤奋和才能，特将严信厚推荐于当时正督军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即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后又保荐其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严信厚曾负责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还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大量家财。随着交往日广，财富日隆，严信厚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他曾长期担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还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银为100万两。源丰润票号信用颇高，资力雄厚，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票号曾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他创办或投资的钱庄还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等。还发起创建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1902年2月，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会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创立，严信厚为首任总理。这位近代中国工商界的著名人士、近代企业的开拓者还在家乡发起创设了宁波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日，严信厚在天津病逝，由其子严子均（1872---1931，号义彬）继承父业经商，严子均多财善贾，颇有父风。除主持源丰润票号外，在上海独资开设了源吉钱庄，合股开设德源钱庄。因与上海道蔡乃煌关系密切还承办了源通海关官银号，源通银号及与源丰润票号的往来钱庄有权为上海道经手存放海关的巨额税款。他在继续经营宁波通久源纱厂等企业外，又投资龙章机器造纸公司（是当时上海唯一的造纸厂，也是全国最大的造纸厂之一）、大有榨油厂、宁波东方造纸厂等。严信厚先生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其投资近代工业打下了物质基础，他和晚清洋务重臣李鸿章的密切关系，给他投资办厂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在家乡创办近代企业时，之所以首选创办机器轧花厂，其原因主要在于宁波是浙江省最早的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1886年宁波港出口原棉66万磅，次年出口原棉增加一倍，达到138万磅。棉花的大面积生产，使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对外开放，西方传教士、商人接踵而来，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场，如宁波港1885年进口的英国棉纱为21担，到1891年骤增至3006担，6年间猛增140倍。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使当时的宁波“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集资5万银两，把湾头下江村一个原来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称“通久源轧花厂”。二、企业概况1887年3月开工的通久源轧花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及办事处等，整个厂区沿余姚江的北岸共有200英尺长。轧花间内安装了40台日本产的新式大踏板轧花机，排居四行，每行十台，一个工人操纵一台。这项工作非常繁重、辛劳，操作工人时常得把全身力气都放在踏板上。该厂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共有工人三四百名，工人每日劳动时间最长时竟达到18小时。每年从慈溪、余姚、镇海、上虞、绍兴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用船运至厂内，然后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英国领事官司格特在1887年6月 至1888年8月曾代理宁波领事，他在任期间亲自到该厂察访，认为：“除了与外国人无干的官办兵工厂、煤矿及轮船之外，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了。&#年8月4日的《捷报》曾报道此事：“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 通久源轧花厂整年日夜不停地开工，生产一直非常兴旺，至1891年已达年产皮棉3万担的能力。由于获利较丰，又从英国添购了更加先进的发动机和锅炉，自日本购置轧花和纺纱的机件，企业由此进一步扩大，到1893年达到年产皮棉6万担。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人墨贤理，曾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中国留美学生监督和上海税务司等职，他于1891年至1896年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在他所撰的《1891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中就提及：“使用洋机器轧棉花所取得的成功在当地工业史上是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事。不仅仅是机器遍及附近地区，拥有40台机器的蒸汽轧棉公司也一直在离宁波口岸2英里的河岸边运行。这个机器公司属通久源所有，他们拥有资金50000两。籽棉花每担4.30元，3担籽棉花可获得1担净棉，每担大约14.20元。包括轧下棉籽的价钱，每担净棉可赚1.60元。”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银两（其中源丰润票号向该厂投资84000两），创设了我省第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购置进口锅炉、发动机、纺纱机，开始纺纱，并使轧花、纺纱、织布相连为一，而以纺纱为主，亦称通久源纱厂。《捷报》曾称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该厂于1896年6月正式开工生产，有柔钢锅炉3台以生蒸汽用，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抽纱筒共有11048个。雇佣工人1200人， 24小时日夜开工，分两班，各12小时。早、晚6时换班，仅在午饭时休息1小时，而夜间则不停工。另雇女工350人在清花部，小工250人在厂外劳动。由于机器生产使分工达到极细的地步，工人们必须担任的已只是最简易、最单调的、极容易学会的动作。所以雇佣工资比男工低廉得多的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因此该厂雇佣的女工和童工占全厂工人总数的70%以上。日的《中外日报》曾报道：该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通久源纱厂每月能生产“龙门”牌10支、12支、14支、16支棉纱25万磅（折133.4吨）。日的《甬报》第二版曾刊登过“龙门”牌棉纱每小包价目，具体为：十号弍元二角二分五，十弍号弍元二角七分五，十四号弍元三角二分五，十六号弍元三角七分五。该厂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于是生产的“龙门”牌棉纱畅销甬绍温和福建各地，生意畅达，获利甚丰，几年后又扩大了6千枚纱锭。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成绩亦为外商注目，他们认为这是当地工业界“最值得注意的事。”1904年，严信厚等在纺纱厂的厂地上建立了一家以蒸汽作动力的面粉厂，即通久源面粉厂，这是我国早期的机器面粉工业之一。该厂使用的发动机和其它机器均由一家英国公司提供，初期资本为10万元，日生产能力600包，年产面粉近百吨。因所产面粉质优，市场销路曾一度看好。面对轧花厂轧下的大量棉籽，通久源纱厂动出了利用棉籽榨油的脑筋，对轧花厂的副产品棉籽进行再加工，大大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和利润率。1917年3月通久源纱厂因清花间起火，纱厂、面粉厂等一起被焚。次年，宁波和丰纱厂以24万元的高价，把远在几十里路外的 “通久源”余烬连同以前用来“包围”和丰的90亩地皮一起买了下来。“通久源” 自此归并于和丰纱厂而延续至今。“通久源”的遗址，现今为宁波市水上运动基地、村民住宅和蔬菜地。历经百年沧桑，只有尚存的纱厂池及残留在蔬菜地中的混凝土基座才能依稀看出“通久源”昔日的辉煌。三、影响久远轧（棉）花是纺织业的先行，通久源轧花厂开办后获利颇丰，影响所及，此后在上海，先后设立的有棉利轧花厂、源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等。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建成投产，资本都超过50万，雇佣工人均为1000多人，与宁波通久源纱厂并称“三通”，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民族近代资本工厂。浙江民族工业发展史上颇有名声的“三通”，在当时浙江民族工业中是首屈一指的，对封建末期的浙江经济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浙江近代史》、《浙江近代经济史稿》和《浙江百年大事记》等书籍均加记载并给予充分肯定。1905年3月，原通久源纱厂股东戴瑞卿和顾元琛等集资银元60万元，在宁波江东冰厂跟创办了和丰纱厂并任总经理。该厂占地面积80多亩，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其中车间占5684平方米，1907年投产时纱锭为11200枚，生产6支纯棉纱，1914年扩锭至24000枚。楼下为轧花、清花、筒供等一二道并粗工序车间。楼上为三道粗纱、摇纱、细纱、打包工序车间。全厂设备齐全，厂内各交通要道设有小铁轨，通向江边码头。厂内购置的锅炉、引擎等设备，足够三万枚纱锭之用。1907年，浙江全省一共有四家机器纺纱厂，共计拥有纱锭59930枚(通久源1.7万枚、通益20360枚、通惠11370枚、和丰11200枚)。以严信厚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开始在家乡创办通久源轧花厂等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此后，大批宁波帮企业家纷纷仿效 “通久源”，在家乡投资兴建了一批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和金融、保险、交通、轻纺等企业，大大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历程。从1900年到1912年，先后创办了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明丰玻璃厂、宁波自来水公司、永华布厂、和丰纱厂、光明皂烛厂、傅泰记米厂、顺记铁工厂、五美袜厂、华兴机器厂和四明电灯公司等18家工厂，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和丰纱厂。1914年底，永耀电力公司在北门外北斗河畔创办，最初资金为13万元，有2台25千瓦发电机和蒸汽引擎。虞洽卿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衡甫、刘鸿生、史悠凤、戴瑞卿等人，由周仰山董事任经理，张鸿卿董事任工程师。有人曾用宁波有“三枝半烟囱”，来形容解放前宁波工厂规模小得可怜。其中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其前身为通久源纱厂股东戴瑞卿等人于1931年集资30万元创办的立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各占一枝，另外半枝是指通利源榨油厂。 通利源榨油厂于1907年在城区濠河街投产，是宁波第一家用机器榨油的棉籽油厂。该厂以棉籽为原料，生产棉油和棉仁饼，是当时宁波规模最大的食品企业。固定资本8万银元，严子均主持的源丰润票号曾向该厂投资2200两。这家省内资本最大的油厂，购置了蒸汽机、柴油机各1台176马力、发电机1台、锅炉4台、磨籽机2台、水压榨油机5台等设备。在1920年下半年曾加工棉籽6500吨，产棉油550吨。但由于通利源榨油厂长期开工不足，一年之中约有半年烟囱不冒烟，故只能算半枝。在宁波的“三枝半烟囱”中，除永耀电力公司外，其余二枝半烟囱与 “通久源”或行业相同，或在经营人员及原料使用等方面与 “通久源”在一定程度上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严信厚先生创办过中国的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商会和第一批工厂，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一位开创局面的人物。120年前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开近代宁波工业化之端绪，创办后成效卓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20年来，宁波工业化取得了重要成就，2006年宁波工业总量超6000亿元，工业化已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虽然“通久源”创办人严信厚先生逝世已逾百年，但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宁波帮”领袖人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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