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普涨别忘了企业员工，并轨别成换了马甲的双轨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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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曝光、举报、信访等零敲碎打式反腐,毕竟是腐败案件被揭露,才被动查处,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有雷霆式、飓风式彻底反腐,腐败“呆账”问题不能解决,,再腐再败问题不能预防,多少贪官会得以侥幸,仍给贪腐留以希冀。总之不全面、彻底、深入反腐,腐败祸根只会繁衍更盛,再生力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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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并轨会不会出现公务员离职潮
　　【襄阳政府网消息】养老保险破除“双轨制”的改革终于有了确切消息。昨天，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代表国务院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务员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缴费。
　　马凯表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个统一、五个同步。“一个统一”，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五个同步”，即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调整机制与计发办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
　　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并呼吁的养老保险并轨终于有了路线图，终于有了确定的理想目标。那么，随之而来的细则和方案，以及时间表就备受关注了，并引发六大联想。
　　1、公务员个人缴纳保险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目前，中国在职公务员数量约为700万，126万个各类事业单位在职人员3000多万。按照有关方面或专家的说法，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无需自己支付，直接由财政统一支付，而社会企业单位则由单位和个人按照一定标准缴纳。也就是说，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公务员从来是不需要缴纳保险费的。实际上，应该这样表述，公务员个人比例部分是缴纳了保险费的，而且是在每个月的工资中按比例予以扣除，只是单位比例没有缴纳，是由财政兜底的。所以，即使要缴纳保险费，也是需要财政解决的。
　　2、公务员退休金标准是否会下降?按照目前的退休金标准，公务员退休金约为在职工资的八九成;企业职工只有在职工资的约4成，养老双轨制待遇差距大的根本之一即养老金替代率。显然这是不公平的，未来替代率在“双轨制”并轨后肯定会逐步趋同，使得退休金比例差距缩小。从理想状态或最终目标来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应统一使用一个社会保险基金，在统一制度下，三类人员完全根据缴费年限、缴费比例的多寡，来计算最终应得的待遇。那么，这就有个问题，最终趋同的方向有两种，究竟会选哪一种：一是公务员比例下降，企业上升;二是公务员比例不变，企业上升。前者可能缓解财政压力，但公务员的退休金标准肯定要下降;后者可能财政压力趋大。
　　3、公务员涨工资幅度有多大?根据方案，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这意味着公务员即将涨工资。近两年来，关于公务员涨工资的热议不断，官民之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一个事实不能否认，那就是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确太低，如果不能涨工资，那么缴纳保险费的压力会更大。那么这个涨幅会有多大?一方面是涨工资的人员范围，是不是主要限于基层公务员;另一方面是涨工资的额度会有多大。按照一些基层公务员的预期，是希望能够在现有工资水平上加一倍的，也就是说，现在2000元左右，希望能够达到4000元左右，这有没有可能呢。要实现这个预期，恐怕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过去由部门单位自行解决部分如何转化为财政收入，比如各种各样的创收等;二是机构改革能否大幅精简人员。
　　4、能否出现一股公务员辞职潮?双轨制影响了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流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也没有个人账户。企业职工要缴费，有个人账户。人员流动时存在缴费记录的差别，影响到将来的养老保险待遇。如果实现了并轨，肯定会加速两者之间的流动，在当前反腐整风的大势下，可能会引发一股公务员辞职潮。
　　还有，在去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各地纷纷开展了清理“吃空饷”和“在编不在岗”专项整治行动。而且国务院也在全国启动了全面清理“吃空饷”行动。但实际上这也有许多实际问题：一是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和单位出台的“鼓励干部创业”政策冲突;二是过来机构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精简人员实际上没有真正精简，只是采取了轮岗或分流，实质上人员与单位是没有脱钩的。尽管现如今有些“吃空饷”或“在编不在岗”的公务员已经在外创业，并且成为了企业老板，似乎仍然不愿意丢掉公务员这个编制，但又不想回机关上班。这里面一个主要的症结就在于社保的问题，因为如果辞职，就没有任何社保，如果一旦并轨，会不会引发这批公务员的辞职潮，值得观察。
　　5、能否助推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思想是当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严重阻碍了观念更新、创业创新，并加重了官场特权与腐败。之所以不少人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特权和特殊待遇。比如施行多年的养老金并轨制，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待遇。如果一旦实行并轨，公务员与企业至少在养老金方面就平等了，就可能打消一些人对于公务员的预期，或将有助于破除“官本位”，使得人们的选择更加趋于进步与创新。当然，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6、延迟退休从谁开始?关于延迟退休政策，当官的支持，普通职工反对，引得舆论沸沸扬扬。值得注意的是，马凯提到，要综合考虑人力资源供需、教育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基金收支等因素，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改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
　　既然是渐进式的，一方面是人员范围不可能全面铺开，那么从哪些人开始延迟退休，比如官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有可能成为延迟退休的首批人员。另一方面是延迟退休的年限，以前一直说是65岁，估计可能也得慢慢来，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要考虑到人均寿命问题。
养老保险&&改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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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失业者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的分流人员调查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辽宁沈阳110034
　　社会转型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模式的转换，还表现在人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及社会认同的变化，尤其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地位急剧变化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而言更为重要和更具典型性。
　　对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研究近十年来学界颇有“日盛之势”，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科研成果的增多，还表现在研究视角的多元和研究学科的扩张。总的来看，学界的研究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注重对造成失业的外部根源的分析。如蒋远（）就是以产权结构变动为主线，从一系列相关矛盾中剖析我国失业的根源。他认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规模；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同时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劳动就业体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尚不健全，更不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全新阶段，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加明显；还有近几年来的总需求不足状况仍将持续，导致就业岗位不足等等。第二，注重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将社会排斥理论引入到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排斥起源于西方学界对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如今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中心概念，它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中，不仅仅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解释更加深入，而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如曾群、魏雁滨（2004）在其《失业与社会排斥》一文中就认为：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和概括失业者因失业而处的多种不利状况；社会排斥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遭受某一维度的社会排斥可能引发另一维度的社会排斥，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可以揭示出失业者是否以及如何因失业而处于其他的不利境地；同时社会排斥概念强调施动者的作用，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可以使我们关注是“谁”将失业者排斥出社会各种领域。因此，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有利于对失业及其后果进行全面和动态的描述，有利于建立有关失业与社会排斥其他维度之间关系及其联系过程或机制的理论，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第三，注重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选择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稍稍留意各种期刊或网站就可以发现有千篇之多，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粗略综合其政策建议大致体现在七大方面，即：强化监督管理，减少非正常下岗失业人员；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制度创新，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失业冲动力；等等。第四，注重国外反失业政策的介绍和移植。如李强等认为（李强等2001，程连生4），我国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症结在于传统的计划型就业体制已经瓦解，而新的劳动就业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正是在两种体制的空缺之中，形成了严重的城市失业下岗问题。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要素的交换。但要发展这样一种新的机制，他们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
　　于此而言，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失业的外部性因素分析，对失业者本身的因素即导致失业的内部因素有所忽视或研究不够，注重了政策选择的一般模式而忽视了地域差异性。也就是说，在失业治理的政策选择及改革的模式上，更多地照搬了国内国际那些主导性的模式，而忽视了本地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实施那些主导性模式的制约，这样就导致了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东北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张力，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对如何以东北的现有条件为基础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本文的分析力图以失业者的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为主线来分析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艰难的内在根源，为拓展失业治理研究寻求另一种角度。
　　本文所选择的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失业形态上呈规模性、资源枯竭性群体失业。我国的下岗失业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大规模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自那时起，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成为下岗失业的多发地区。2002年，企业职工下岗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最高的省份是辽宁省，为142%，其次是黑龙江省，为138%，吉林省的下岗比例也高达103%，在全国处第七位。另外，全国下岗职工规模最大的省份也是辽宁省，2003年为1179万人，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118%，其次是黑龙江省，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93%，若加上吉林省的下岗职工数，整个东北三省的下岗职工达253万人，约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253%.（乔榛2004）同时由资源耗竭引起的下岗失业比例较大。东北老工业基地有许多资源型城市，而且这些资源型城市多是以一个或几个国家特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些大型的资源型企业完全服从国家的调拨计划，处于不断“失血”的状态。结果是，资源在慢慢地消失，而以这些资源为原料的企业却不能相应地调整生产，甚至在原来的生产模式下不断地扩大规模。当资源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企业停产、半停产，甚至破产，因此，大量的职工只能下岗失业。这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第二，受结构调整影响的下岗失业十分突出。结构调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由于不符合我国的资源优势，最终变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选择了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为取向的经济结构调整之路，经济因此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结构调整又会导致一些处于萎缩或停滞行业的职工下岗失业。虽然说，这种现象比较正常，但在东北这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却以一种非常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都知道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但是，由于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技术升级，重工业基地变成了老工业基地。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它们所受到的冲击非常大，有许多老工业企业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被迫停产或半停产，有的还因经营不下去而宣布破产，这样的结果引起大量的老工业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具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第三，在经济收入上，大部分失业下岗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收入微薄，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但同时再就业的意愿不是很高。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放了低保金。如2002年、2003年辽宁省用于发放低保的资金分别达85215万元和112399万元，低保对象也分别达到150万人和160万人，保障面达到全省非农业人口的7.8%和8.2%.（辽宁省民政厅2004）二是国家提供了许多公益岗位来提高失业人员的经济收入。如阜新市2003年、2004年提供的公益岗位达到6500个和7014个，这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基本生存问题。三是受历史因素影响下岗失业者进取不足。东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资源丰富吸引着大批的逃荒者。逃荒者来到这里很容易扎下根来，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较低，也就是比较好生活。这样的生存预期逐渐培养起一种满足现状的心态。许多人在有一口饭吃的情况下，再不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且，这种心态在劳动者素质越低的群体中表现的越突出。即使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东北地区的一些下岗失业者调查发现，许多人只要能得到基本生活费就不会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工作。即使有的失业者没有任何收入，也不会降低标准去干那些苦、脏、累的活，而选择“吃父母”的方式生活。第四，在求职意愿上，很多失业下岗人员有自弃现象，即对自己这一辈子已经不抱希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子女的身上，因此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变化，大部分失业下岗人员的关心重点主要是要求失业下岗的经济补偿及提供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增设。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特性，我们对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研究必须立足于新的认识。一是加强学界传统的研究路向即加强研究拓展再就业机会和如何用社会保障来维持社会稳定，这方面很多学者目前正在进行；二是加强对失业下岗人员本身的分析，即对失业者的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等的社会心理研究，这是学界目前有所忽视的领域，特别是对失业者的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等的社会心理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有的放矢的引导政策。
　　一、本文的框架、概念和分析视角
　　本文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转型适应、社会认同和单位习性。所谓转型适应，是指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而对现有经济收入、社会网络和心理归属的总体态度；社会认同即失业人员对社会认识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感知到自己与他人是相同的并意识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感知到别人承认自己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单位习性即是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感受、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社会交往等固有的社会习惯，它包括相对固定且封闭的生活交际圈、规律性的休假制度、丰厚而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及身份上的优越感等等。这三个概念中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而单位习性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
　　本文的三个概念来源于本文的三个理论预设。预设一，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原单位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失业者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业者再就业路径的选择。这个理论预设主要有两个依据：其一，就东北特定区域的社会形态看，按照刘平教授的说法，是一个新二元结构的社会1.（刘平2005）在我国的东北区域，在保持无限供给趋势的人口规模对紧缺战略资源配置方式的约束下，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后者渐进性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于后者的相持、互动和渗透，这就意味着在此地域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构成的新二元社会代替，而且其中的单位制社会非但没有弱化的趋势，反而逐渐体现出了增强的态势，进而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从业人员的“单位意识”。其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业的单位制模式使其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单位习性”，表现为工作技术的单一、社会关系网络单薄、进取心衰退、依赖性强化、保守而又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习性恰恰又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灵活性、自主性相矛盾、相冲突。预设二，社会认同制约着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所必需的转型适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业者在单位之外的社会中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择业的去向。如果说“单位习性”更多是指地域行业文化，那么社会认同则更多是指失业者的心理感受。社会认同是人们后天逐渐形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社会认同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或弱化，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变化来确认社会认同的内容和程度。一方面，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来看待失业者社会认同的变化，另一方面要通过职业再培训等手段促进失业者社会交往面、网络关系等的扩展，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单位之外的社会。在单位制时代，国企职工是生、老、病、死等全部生活责任由单位来承担，技术的单一、工作节奏的规律性和松弛性、收入的稳定且丰厚性使其养成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也仅限于优厚福利待遇的单位，不想也不需要对单位之外的社会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但在单位制的神话被摧毁之后，他们一下子从强势群体转变为需要全社会关怀的弱势阶层，在其内心急剧冲突和矛盾的状态下接近、走入陌生的社会。因此对失业者而言，如何转化社会认同以及转化的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转型适应的广度和深度。预设三，转型适应的成功反过来有助于消除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社会认同的误区及单位习性的弊端。这个理论预设主要是吸收学界有关类似的研究成果而得出的。虽然学界目前暂时还没有对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转型适应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类似的有对国内和国际的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如张继焦（8）在对城市迁移者就业和创业的多视角分析后认为，关系网络是迁移者再就业求职中的社会资本，其强弱往往决定着移民社会适应的速度和深度，关系网络不是单一和固定不变的，而是组合和可开发的，在不同的迁移就业阶段人们所运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不一样的，表现为工作专业技能的提高、主动地学习、经济上的独立性、自信心的增强、交往的多样性、时间观念的转变和消费时尚化等方面，也就是说在转型适应的过程中社会认同是随之发生变化的。还有我本人在对跨国移民的研究后认为，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其异国适应的关键（赵定东等，2004）。申言之，对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而言，转型适应的成功也意味着对单位之外的社会认可以及对单位习性的重新认识。
　　由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都市人类学的适用内容，因此“个人生活史”的调查思路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本调查完成于月，由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平教授课题组全体完成，样本主要分布在辽宁省沈阳市和阜新市7个大型国有企业和2个城市的12个社区。
　　二、本文的研究背景
　　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在于阐释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转型适应过程中如何调适和碰撞原有的单位习性与现有的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本文的研究背景能够必须包含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的形成历史、运行机制、国有企业失业下岗的历程与现状和东北区域文化特点等几个方面。
　　（一）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的形成
　　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是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煤炭、石油、木材和众多的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而且地域组合优势较好，这就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的主体优势；解放初期，东北地区已经形成相对密集的铁路网，并已初步形成煤炭、机械、化工等重工业生产体系，这就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的基础优势；地理上东北地区背靠前苏联，当时中苏结盟，双边关系友好，在外援和国际安全方面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的地缘优势。
　　由于这三个优势，使之成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建设地区，当时全国重点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中，有54个安排在东北，其中：辽宁24个，吉林8个，黑龙江22个。总投资300多亿元，占当时全国重点建设投资总额的37.3%，“二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国比重也高达22.33%.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东北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鞍山、本溪为中心的钢铁联合企业，以抚顺、阜新、鹤岗为中心的煤炭工业，以沈阳为中心的机械制造工业，以吉林为中心的电力工业，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地。
　　辽宁省的工业基地分布基本上是呈辽中、辽南、辽西三个综合经济区空间分布格局。辽中综合经济区即辽宁中部城市群，包括核心城市沈阳以及周围城市鞍山、本溪、抚顺、辽阳和铁岭，区域土地面积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40.3%；辽南综合经济区包括中心城市大连及其两翼城市丹东、营口，区域土地面积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22%；辽西综合经济区包括锦州、盘锦、葫芦岛、阜新、朝阳五市，区域土地面积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7.3%.辽中综合经济区主要是以煤、铁和机械产业为主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巨大产业集群，辽南综合经济区主要是石油、石化、化工和化纤产业链，辽西综合经济区主要是在黑色和有色金属及非金属矿基础上形成的有色金属、钢铁、建材、机械、化工产业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大型国有企业，安排了辽宁省城市就业人口的80%以上。
　　（二）大型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
　　分析现今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失业问题不能不了解国企的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当今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者转型适应的实质性艰难就是大型国有企业长期的运行机制所导致的。
　　东北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它更具典型性，表现为长期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资本的组织形式单一和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低下。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产权没有真正明确，造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往往不是从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出发，导致经营行为扭曲。由于产权没有理顺，名义上是由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管理国有资本，但实际上国有企业是由为数众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管理，这些主管部门画地为牢式的管理，在阻碍资本流动的同时，也使国有资本的所有权被人为分割，使国企很难成为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主体。同时由于管理体制和传统观念等原因的影响，东北的大量国有资本也一直分布在那些“纯”国企中，企业经营也仅局限于产品经营这一层次，即使有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也难以通过资本运营使国有资本向管理和效益好的企业流动。还有就是东北大型国企中普遍存在着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严重低下。这虽然是所有国有企业的通病，但在东北表现得特别突出，表现为职工对单位的严重依赖、职业的代际流动及个人的职业变动率极低，使职工失去了职业流动的机会和经济冒险精神。
　　（三）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的历程与现状
　　1978年后，中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东北地区，尽管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阻力重重，但在改革大潮推动下，还是姗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往经济发展诸多前提条件逐渐消失，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渐显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重型产业结构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大量的国有企业倒闭，失业下岗人员显著增多。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规模最大的是辽宁省，仅1998年失业下岗人员就达58.9万人，同期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是52.8万人和34万人，三省失业下岗人员占全国当年总数的25%.年辽宁省由于失业而享受低保的人数分别为27万、71万、106万、150万和160万，呈逐年上升趋势。尤为严重的是年龄在20-30、学历以初中、高中和“三校生”（中专、技校、职校毕业的学生）为主体的“新失业群体”的加入更使区域失业治理雪上加霜。大量国企职工的规模性、群体性失业使整个东北地区陷入史无前例的失业惶恐之中。
　　（四）东北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文化与经济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即著名的韦伯命题2.依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假设今日东北现象或者说今日东北国企职工的规模性、群体性失业以及失业治理的艰难是与当地的区域文化有紧密联系的。
　　从东北地域文化的内在形态而论，其独特的人口构成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模式使其具有明显的流动性、融合性和多面性，进而影响到区域性的人们处事的行为方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自性，即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基础。（赵定东等，2004）
　　东北地域经济和社会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从其经济发展历史看，无论是早期的农业开发、“日伪”时期的资源掠夺，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经济基础建设都是在制度的驱使下开始和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东北文化模式中就渗透着强烈的制度性因素，表现为：其一，依赖性强，即缺乏精明的创业精神。这束缚了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冒险意识，促进了“等靠要”思想的产生和强化；其二，顺从性，即缺乏独立精神，没有根据地域独特环境自我追求发展道路的勇气和魄力；其三，贪婪性，即一些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一方面在困难面前推卸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制度转型的空子大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官本位的制约表现为东北文化中的庸俗关系网的盘根错节。在这种本位之下，制度、规则、能力和标准都发生了异化，人们不再以能力立世、以修性而立身，而是如何寻求关系、寻求当官的捷径、寻求保官、升官的路径；外来性促进是指东北文化中的懒惰性，由于当地优越的自然和气候条件养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态。
　　三、“群体”失业者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分析
　　上文我们对辽宁省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研究的基本背景和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作了必要的交代。对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者的转型适应研究不同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也不同于国外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者并没有发生地域迁移，也没有完全丧失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只是工作单位发生了某些变化，因此不能用地域迁移者的分析模型来展开研究3；同时由于该地域的失业者具有结构性、群体性失业特点，使他们在转型适应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受到同类群体的相互竞争和影响，另一方面要受到“单位”之外社会的排挤和挑剔。这些特殊性使之必须有不同的分析模式。
　　（一）“群体”失业者转型适应的一般分析模式
　　转型适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种文化适应，即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者在原单位所形成的“单位习性”与单位之外的社会主流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融合的过程。一般而言，转型适应有四种不同的后果，即同化、分化、整合和边缘化。同化是指失业者对原“单位习性”不保持固有的认同，而与区域社会主流文化密切交往，并完全接受达到社会认同。在同化问题上是否自愿是一个关键的尺度，如果失业者主动融入社会的主流文化，则为自愿同化，反之如果是失业者迫于各种压力而不情愿地接受主流文化，则为强迫同化。自愿同化和强迫同化对于失业者的再就业意义竭然相异。分化即对单位习性的全盘认可和留恋而同时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和规避，不愿意融入已经市场化的就业体系。整合是既保留原有单位习性中的部分内容，同时也灵活地接受市场化的就业体系。边缘化是既不保留原有单位习性，同时也不接受社会主流文化，或者说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承认，这是大多数失业者失业之初的一种过渡现象，它在后来可能发生转化，演变为分化、同化或整合，也有可能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
　　这四种现象既是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者转型适应的四种表现形式，同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转型适应过程。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四种现象对失业者的再就业的效果和路径又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具体分析中，对失业者分析将立足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探讨。
　　（二）“群体”失业者的转型适应状况
　　吉登斯曾指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吉登斯，1998：93）从单位制剥离出来的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化社会其转型适应具有多重性：既不断学习和适应市场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又依恋于体制内的单位习性；既要惜别、留恋原有的社会交际圈，又要适应和拓展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既要接受原有单位的社会保障安全，又要充分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型适应的煎熬空前痛苦。特别是由于失业者在失业前后工作性质的巨大差异，其转型适应的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
　　今年44岁的李先生原来是阜新市矿务局下属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个单位工作了近20年，2001年他下岗了。李先生介绍说：
　　刚下岗那会儿，我卖过粮食卖过菜，还帮人家装过车，都是些零工，一份稳定的工作太难找了。我原来也是做机关工作的，冷不丁一下岗，呆着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心里憋闷得慌。2003年9月，经过选聘成为了阜新市新邱区某社区治安巡逻公益岗位上的一员。有了这个工作，解决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在工作中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也觉得头又重新抬起来了，心情也愉快多了。还是有点事情做好，毕竟人呆着是太没意思了。
　　阜新这个地方经济呀各方面都很落后，比较贫困。跟沈阳那儿根本没法比，跟海洲那头都不一样，他们的环境啊条件啊都比我们好。我爱人也下岗了，以前做买卖买菜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一起去，现在我有了公益岗，她就在家照顾孩子了，要是有手艺活儿、零工也做，七拼八凑的补贴生活吧……（案例一）
　　李先生的再就业经历代表了阜新市大多数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者的求职历程。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在阜新市很多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者在再就业之初都将做小买卖作为融入社会的开端。这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尖锐。辽宁省的失业下岗者大部是从传统产业分流出来的年龄偏大的职工，如2002年并轨人员中，男50岁女40岁以上者占并轨人员的40%左右。从这个群体文化水平看，初中以下人员又占67%，无技术等级人员占84%，这一状况很难适应当前和今后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转岗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二是再就业稳定性不高。从近几年辽宁省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情况看，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组织起来就业，从事的多是一般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等非正规性就业，处于低质量、不稳定的状态，客观上促使后来的失业者继续沿着这条路来实现初步的转型适应；其三，劳动力供求矛盾因素的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2002年辽宁省有75万失业者没有得到安置，2003年又增加失业人员150万，2004年由于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人员141万，这样即使每年增加新就业岗位100万，积累下来的失业人员仍将超过100万。（赵子祥，）特别是对于类似阜新市这样的资源枯竭矿山和经济转轨地区而言，几乎没有吸纳安置新就业人员的空间，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其四，主观上，部分失业人员没有走出单位庇护的勇气和魄力。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就为失业人员再就业转型适应增添了阻碍。也就是说，对于再就业群体转型适应而言，他们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矛盾状态，既想离开单位又对社会认同有犹豫、怀疑心态，既想融入社会但又离不开单位的诱惑。如案例中的李先生再就业之初选择了做小买卖，一方面是当时的情况所迫，有些无奈之外，另一方面是他对市场化社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有一定的社会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自愿的。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其退缩，以至回到政府有关部门为失业者提供的公益岗位。众所周知，公益岗位待遇不高，但他欣然接受，我们认为这是“单位习性”的回归，是再次寻求“单位习性”的心理归属。
　　下面的案例可能也或多或少能证明失业者转型适应的内在矛盾。今年43岁的魏女士于2003年考取了社区社会保障工作人员，成为阜新市某社区公益岗位上的一份子。她说：
　　我是通过劳动局招聘的，要求学历高中以上，年龄45以下的，我们参加了考试，经过考核、面试这么上来的。我们社区一共有四位社保专干，两位做劳动保障，两位做低保，分工不同。
　　我丈夫是矿上下岗的，新邱露天矿下岗工人，比我大4岁，已经47了，现在在外面出“小凉快”（一种人力三轮车）…我一直都没有工作，以前打过零工…孩子今年中考刚结束，考得还行。现在我们都想让孩子多念几年书，虽然从经济上看，供一个孩子挺难的，几乎全部的收入都供孩子了。
　　我们夫妻俩年龄都大了，出去打工去像饭店什么的，都不用这么大岁数的。我在社区工作，既然考上了就好好干吧，虽然挣得少点，但挺踏实的。我们专干早8点到晚5点坐班，工作量挺大的，但工资稍微低一些。
　　说真的，如果有好的、就业方便挣钱又多的地方当然愿意去了，但这机会毕竟少啊。像我们这年龄的真不好找，第一个呢，要是父母在身边还行，现在父母不在跟前，没人给照顾孩子；这回社区给安排了吧，离家又近，还有时间照顾孩子，挺好的。在阜新市普遍现象都不好，生活紧巴，这笔钱能解决一部分，但还远远不够。（案例二）
　　在此有必要交代公益岗这个概念，虽然前文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资扶持，社会力量筹集资金，以安置大龄就业困难群体为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服务类岗位，主要包括在社区开发的保洁、保绿、保安及社区社会保障工作和公共设施维护等公益性岗位。后经发展，又将政府办的保洁保绿、交通协勤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部门的临时性用工岗位也纳入到公益性岗位的开发范围。从公益性岗位的工作性质看，是低于正常就业水平的、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就业形式，主要从事的也是简单的、技术含量低的服务业等行业，主要分为社区安置就业和政府、企事业单位安置就业两类。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对象是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的就业困难的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通称“4050人员”）以及失业人员中现役军人家属，夫妻双失业人员，离异或丧偶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老人的人员。从政府的角度看，公益性岗位是解决部分困难失业人员生计、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但从转型适应的角度而言，它又恰时地保护和延续了失业者的“单位习性”，延缓了其社会认同的进一步延伸。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在再就业之初内心的焦虑与再就业路径选择的彷徨是是正常现象，但由于自身的专业技术、年龄等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的对外界世界的恐慌转化为社会认同的迷茫，进而退缩回归“单位”就是其转型适应不成功的表现。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很多这类的例子，还发现，即使不是“4050”人员，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员也大多退缩到“单位”。
　　王先生今年35周岁，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专业技术职称，2003年由于其所在的煤矿资源枯竭破产而失业。之后到上海某大型私营企业打工，一年后返回阜新，在家闲居。谈起这段经历，他说：
　　企业破产后，我在家呆了一个来月。2003年8月，上海某大型私营企业来阜新招工，在家人和社区的鼓动下，我报名参选，由于我本人具有较高的学历及技术职称，虽然年龄偏大，但很快仍被录用了。
　　上海那家企业给的待遇一般，一月就1000多元，但管理十分严格。工作起来几乎没有偷闲的机会，还有很多规章制度，动不动就罚款。这点钱挣得太辛苦。
　　我妻子在家带小孩，我在上海工作也不太如意，于是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了。回来之初也想干点事，但找一个象样的活真的太难了，于是就在家呆着了。平日里父母给点，加上我们还有点低保金，日子还过得去。（案例三）
　　在我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者再就业的标准基本有四条：第一，工作要轻松，相对比较自由，工作技术最好单一；第二，工作要稳定，不能有太大的压力，工种要基本保持不变；第三，收入要恰当，至少要与原单位的工资差不多；第四，最好离家近，能照顾家。也就是说，他们在再就业时追求的基本上是闲适与稳定，几乎没有人考虑个人的发展前途。这是一个我们再就业研究中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通过我们与失业下岗者和政府有关人员的接触，深感到目前不是再就业岗位缺失的问题，而是很多工作由于相对脏、累、不定时等原因而没有人干，如国内一家很著名的肉品加工厂在阜新办了一个分厂，就在本地招不上工人。那么失业下岗者为何苦苦在家闲着受贫而不出去做工呢？我们认为，第一，低保的作用。随着1999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开始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法规体系中的基本制度。2000年在民政部和辽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辽宁省民政厅对全省非农业人口贫困状况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2001年国务院将辽宁省作为试点，推动低保工作走向“应保尽保”。2002年，辽宁省制定了《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范》，在制度方面通过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向教育、医疗、取暖和住房等方面延伸，构建了以最低社会保障对象为基础的社会再分配体系。2004年全省受低保对象达到1544816人，其中沈阳188602人，阜新209286人，而其中失业人员沈阳达36686人，阜新73590人。发放低保金2004年就达11亿元。（辽宁省民政厅，2004；阜新民政局，2005）这种行政式的低保发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保证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但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抑制了失业者再就业的积极性，因为低保政策明确规定失业者一旦找到工作就失去了享受低保的资格；第二，单位习性和社会认同的制约。前文已有分析，单位习性更多是一种负面影响，其后果是使失业者对自身不能有正确和清醒的认识，工作中拈轻怕重、怕受拘束和严格的管理。这既导致了大量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不高，也导致了国有企业职工劳动素质的下降。如上述的王先生有能力、有精力，但他宁愿在家受穷，接受国家和父母的施舍，不愿意放开手脚去闯世界，转型适应的困难是其根本。
　　影响辽宁省国有企业失业人员转型适应困难的因素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还有两点特殊性，即“啃老”现象和自弃现象。所谓“啃老”现象即失业人员依靠其体制内父母的稳定收入作为其生活来源，自弃现象是指失业人员对自我前途不报任何希望，而将培育下一代作为其生活和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这两种现象目前有蔓延趋势。
　　刑女士：41岁，高中文化程度，大专自修，原来在影院工作，国营企业，会计，2002年下岗。她说：
　　我18岁开始参加工作，一直是在影院工作。我家四口人，还有公公，丈夫现在也是下岗，我们俩在一个单位。他是放映员。我们属于企业化管理。自从有线电视接入家庭后，对影院的冲击挺大的，在家里都能看着的谁还花钱到我这来看呀。影院本身效益不太好以后，想改造这种环境也没有能力，所以现在人越来越少，加上影院又需要各种费用的支出，所以收支不平衡。我们工作时候属于效益工资，办公室人员，挣效益工资的平均，最高不能超过80%，当时一个月家庭总收入1000左右块钱，
　　我是2002年下岗的。平时丈夫在外面干点零活，我身体不太好。要不然就自己出去干了。会计这个本行干了这么多年也不爱干了，现在的生活状况差不少，不象原来工作的时候还有收入，到月就开支，多少都有些，现在没有稳定收入，有时主要靠娘家帮助点，公公退休金再给我们花点。还有个孩子上高中，多给他支出一部分，我们省点花。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学点真本事，别象我们似的。现在这个社会靠谁也不如靠自己，什么“铁饭碗”不“铁饭碗”的，有真学问才不怕下岗呢！（案例四）
　　无独有偶，一个陈女士也向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想法。
　　我今年34岁，原是海州煤矿的职工，2004年由于煤矿破产，我们夫妇俩一起下岗。我现在在社区争取了一个公益岗职位，负责社区的绿化。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没有希望了，既无学历，又无资本，还没有闯社会的经验。我和丈夫现在每月的总收入也就是一千来元，包括我俩的低保金和他在外面干零活的一点收入。大部分钱我都存起来了，给孩子留着，不能让孩子再受我们这样的磨难。今年政府给我们沉陷区的家庭盖了新楼，我也给孩子，将来我们老了，就进养老院，不给孩子添麻烦。
　　我们的收入很有限，所以日子过得很紧巴，大部分的日常开支都是双方的老人给的，老人们每月按时给我们粮食和清油，也替我们交纳水电费。没办法啊，我们厂的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没有老人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案例五）
　　这两个案例是我们在个案访谈中所遇到的普通例子。与其说“啃老”现象是家庭救济的一种方式，不如说是失业人员“单位习性”中依赖性增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自弃行为也是如此，虽然残酷的现实是其转型适应艰难的客观因素，但对命运自主性掌握的放弃、对前途的悲观和绝望、对下代寄予无限厚望等其实仍然是单位习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将极其严重，表现为一方面将自我与社会隔绝开来，使自我边缘化，达不到转型适应所要求的同化与整合，另一方面也使其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产生排斥，不利于社会稳定机制的形成。进而言之，使失业群体丧失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
　　四、几点讨论和简单的结论
　　本文在行文之初曾提出三个理论预设，即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原单位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失业者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业者再就业路径的选择；社会认同制约着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所必需的转型适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业者在单位之外的社会中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择业的去向；转型适应的成功反过来有助于消除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社会认同的误区及单位习性的弊端。总的来说，这三个理论预设是要回答二个问题，一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状况如何。即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化和构建的过程中，在大量农民工进城并逐渐规范化的背景下，城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有何具体想法和做法；二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转型适应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即在国家花费大量物力、财力来救济失业人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效果，进而言之，国家的社会政策选择其成立的依据与实践的可能性基础在哪里。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已经用大量的篇幅做出了回答，着重分析了单位习性的形成原因及表现形式、社会认同对转型适应的影响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将集中于宏观因素的讨论即社会保障的理念局限及社会政策成立依据的分析和探讨。单位习性与社会认同作为转型适应的内部表现形式是与社会保障的理念局限及社会政策的选择互为一体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单位习性的形成源于社会保障的理念的引导，而社会认同源于社会政策的选择依据。
　　社会保障一词源自西方，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于中国而言，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在从西周到当代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定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保障伦理，这个条件不同于西方极其复杂的思想基础，政府、民间、宗教、宗族、基于业缘和地缘的自保互助组织等主体参与了保障事务。于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理念而言，它主要体现为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和保障项目的全面性等特点。这导致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现代单位制的职工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风险意识的淡薄、过分依赖家庭的保障作用等中国特有的“弱性”特点。
　　所谓责任主体的多元性是指在农业社会里，在社会财富富余达不到相当程度的前提下而形成的社会保障形态。通观我国历史，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一般由官方的政府、民办社会保障机构、宗教社团、宗族内保障和商人的业缘地缘社团五种不同的形式。（王卫平1999；宋宝安2003等）所谓官方，可以理解为从朝廷一直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西方，国家正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只有当宗教慈善事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时，政府才会根据经济实力出面举办一些有限的救助活动，在其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介入时间晚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保障活动的责任主体，并在整个体系中扮演了制度制定与推广、财政支付、检查监督的重要角色。与官办社会保障机构不同的是，民办的社会保障机构往往表现为一种精英事业或富人事业，就是说，在所有的民办机构中，大多数都是由富有的乡绅或商贾出资举办的，如与常平仓相对的义仓。宗教是西方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其教义直接指导了社会保障实践的开展，随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教派逐渐传入我国，宗教组织开办的社会信仰机构补充着民办与官办的不足。宗教组织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无身份、阶层、职业、人种、宗族、地域区别的、开放性的救助体系。与此不同的是，宗族保障是一个封闭的、内敛的救助体系，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同一宗族的身份，才有资格享受保障给付；商人的社会保障机构是商人的业缘和地缘观念创办的。在商业社会中，破产、失业及由此导致的贫穷、疾病、无家可归、死亡风险是与农业社会截然相异的，这种机构，既增加了行业的竞争力和凝聚力，又完成了行业内的相互保障。
　　保障项目的全面性是与责任主体的多元性紧密相关的。根据王君南等人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分为四种类型（王君南2003；田毅鹏），即基于国家减灾和储备的防御性保障、基于身份和年龄关联的老年保障、基于解除生存危机的全面的临灾生活保障和基于责任和慈善的弱势群体或不幸人群保障。特别是后者被视为政府的责任，历代政府或制定政策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给付或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弱势群体或不幸人群的收养。这种社会保障的理念使政府将自己定位为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普遍百姓也视政府为社会保障的唯一合法机构。导致了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自我保障意识差，一遇到困难或问题就找政府或等政府来解决。尤其是在“单位制”庇护下的国有企业职工更视政府的保障为天经地义的依赖。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了养老、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一些理念比较清晰，也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如效率主义、平等主义和社会公正原则4.但在现行框架下，社会保障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混淆在一起，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化解历史责任，也是社会保障的现实责任难以准确估量；而政府责任的边界不清，既影响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决心，也妨碍了民间或社会乃至市场发挥相应的作用；即使在政府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亦缺乏必要的职责分工，社会保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不仅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消极被动局面。
　　同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对原有的工作企业和有关政府仍然抱着十分强烈的期盼、等待和依赖心理，甚至认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必须是政府。部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仍希望在国有企业实现再就业的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就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利益关系障碍。因为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在职工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在企业逐步进入市场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保留着对职工各种福利的承诺。而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既无各种保障承诺，也无实际保障手段。体制所导致的政府、企业与职工特殊利益关系以及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的行为选择，也使失业下岗人员走向市场遇到了政策和制度约束。
　　于失业下岗人员的转型适应而言，这种保障理念恰恰又强化了失业下岗人员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强化了单位习性的基础。如本文个案中所体现出来的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主动性、积极性不高，过分依赖父母、过分依赖政府就是这种社会保障理念的直接消极后果。这就迫使我们对社会政策成立的依据进行检讨。
　　国家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的基础是社会公正，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其原义是社会安全，其含义是一个人或家庭由于失业、伤病或死亡而失去收入时社会需要保证其基本生活，其实质是一国政府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让难以获得生活资料的公民得到物资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制度。失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如能强化失业保障体制，使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则能减缓大量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但也不能认为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就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再就业问题，究其实质，失业保障制度只能保障基本生活，而不能保障就业。问题在于，我国社会保障由国家企业举办，国有企业集生产经营、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于一体，这就意味着，企业一旦破产倒闭即意味着该企业职工立刻失去了生活和生存保障，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因而社会保障也就失去了保护网和稳定器的作用。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低保制度的实行可能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必须把握一定的度，否则将造成保护落后、保护懒惰的后果。
　　总之，本文的探讨核心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群体”失业者转型适应的机制。单位习性是影响其转型适应的内在因素，而社会认同是其转型适应程度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单位习性的形成源自中国社会传统社会保障理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又表现为等靠要思想，缺乏再就业的主动性。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这种单位习性又形成了东北独特的区域文化，反过来这种区域文化又制约了其转型适应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单位习性的进一步发挥。于此，本文从根源即从社会保障这个社会政策的实践效用上展开了讨论，认为在政策的激励再就业功能方面政府还需进一步完善工作。对国有企业的“群体”失业者转型适应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性的学理分析，更重要的在于促进再就业，为政府再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失业者自身方面的理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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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传统的二元社会是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程度上进行考量的，主要是考察交换的不平等，而新的二元社会是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的新概括，简单的说，即体制内的社会与体制外的社会，或者说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他认为这两种机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事实。见刘平，《谱系和关系——发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社会》（未刊稿，2005）。
　　2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去分析可以从环境状况的反应角度做出满意解释的所有影响和因果关系。以此为指导思想，他通过宗教比较研究后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中饱含着一种原始的经济驱动力，即新教伦理的经济价值。对这个观点的全面阐释见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李静曾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移民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差异有两种，一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二是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见其《中国的移民与同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8月总第16期。在此她没有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文化差异作为分析的基点，事实上是学术界的忽视。
　　4效率主义认为，在中国不能企图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其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是无法持续的，而且自损中国国际竞争力。平等主义认为，社会保障要实行“平等主义”的原则，范围推及全民，所有中国公民凡是生活处于困难时，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的帮助。景天魁先生认为，这两种都不切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他体现“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以社会公正为基础。见其《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5—112页。
　　作者简介
　　赵定东，（1971-），男，汉，湖北当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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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2005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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