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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经济2013年的扩张主要源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负债继续膨胀，实际利率上升，但生产者价格下跌，利润收缩，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剧了结构的不均衡。随着2014年外需复苏及新增投资，新的一年宏 ...
　　中国经济2013年的扩张主要源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负债继续膨胀，实际利率上升，但生产者价格下跌，利润收缩，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剧了结构的不均衡。随着2014年外需复苏及新增投资，新的一年宏观形势可谨慎乐观，但依靠土地城市化来驱动持续增长的难度在加大。ZF债务总量可控，但地方ZF和企业债务增长速度过快，流动性风险带来的偿付压力不小。随着新一轮改革的启动，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集中在ZF自身变革、化解风险、修正房地产行业定位、改善供给机制及改革货币金融体系等方面。
　　回顾2013年的宏观经济
　　2013年初，市场的预期是年度GDP增速可以达到8%以上，并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实际运行并未延续十八大召开后的乐观情绪。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四季度的7.9%降至7.7%。社会融资总量超过6万亿，为历年来单季度最高，资金面很宽松。但2012年上半年的出口数据虚高带来了信息干扰，直到6月份官方调研披露，高涨的出口数据约有1/3来自跨境资金套利。二季度，信贷和财政收紧，6月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上扬，爆发“钱荒”，市场恐慌加剧，经济增长率快速下行，二季度的GDP增长触及7.5%。7月以后，随着ZF相关会议召开，政策基调转向稳增长，配合诸如支持小微企业、加速铁路投资、支持外贸出口、下放行政审批、盘活存量资金、拓宽房企融资渠道等措施，防止了经济过快下行的风险。二季度末，社会融资总额开始回升，财政支出大幅反弹。三季度，GDP增长7.8%，投资仍是主要推动力，贡献率近56%。四季度，随着大量资本流入中国、物价与房价上涨，增长延续，但经济回稳尚不巩固。
　　从动力看，经济增长依然主要来自土地城市化的投资驱动。2013年1月—11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基本与2012年全年持平，但结构出现了分化，制造业投资相比2012年同期有所下滑，而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主力。
　　消费依然低迷。预计2013年零售增长速度为13%，比2012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制约因素首先是经济减速过程中的收入预期下降；其次是由于收入差距大、福利覆盖水平低，导致了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第三是高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而低的租价比也难以带来可用于消费的现金流。
　　出口贡献低于全球复苏带动的增长预期。2013年1月—4月，大陆对香港出口大增，其增加可能与部分资金经由香港回流大陆有关。从5月开始查处“假出口”问题，引致5月、6月出口低迷，当月同比甚至出现负增长。7月、8月份开始复苏，但10月同比增速放缓到2.7%。2013年，发达国家的预期增速比2012年快了1倍，但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不显著，若剔除上半年“假出口”数据，出口的增长贡献低于2012年。
　　金融市场跌宕起伏。6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出现“钱荒”，拆借利率飙升，股票市场大幅下挫，金融机构同质化的严重期限错配问题暴露，而国内货币发行主要靠美元流入的创造机制也显现出严重弊端。随着保增长上升为主基调，从8月开始金融扩张继续进入快车道。2013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在2012年的15.7万亿的基础上再创新高，预计2013年将达到17.3万亿，M2增长超过14.3%。进入1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了“钱荒”的升级版——“债慌”。短期资金价格急升，一年期央票利率高过4%，而10年期国债也在4%左右。实际利率接近9%，其他渠道的资金更贵。资金价格高企导致企业获利能力下降，经济企稳的基础还比较脆弱。
　　总的看，2013年GDP增长约为7.6%，物价在2.6%的水平，达到全年总体经济调控目标。全年增长的主动力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并依赖于“土地”来扩张金融，表现为“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实体经济的“滞”与金融、资产部门的“涨”同时存在，成本上升与盈利能力下降使得实业趋于虚弱，企业与地方ZF的债务风险也在持续累积。
　　2014年经济展望及面临的风险因素
　　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7.5%，符合“十二五”的规划目标。经济增长面临着结构减速的压力，仍不得不倚重于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投资增速将适度提升。消费难有大的起色，不过网购、信息类消费的快速发展值得关注。2014年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如新一轮改革的启动与政策落实、上海自贸区推进、国资改革、各省市自贸区“竞赛”、人口政策调整、金融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等，都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外需增长可能是一大亮点。美国经济强势回升将带来外需扩张，日本与欧盟都在继续复苏中，因此出口比较乐观。但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0年—2013年10月份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分别上升16.3%和12.1%，这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形成了极大挑战。同时随着加拿大、波兰、以色列、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房价持续上涨，新一轮的国际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膨胀，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极低的资金成本，会不会像2008年的美国一样引发另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还有待观察。
　　物价方面，由于2013年的翘尾影响非常小，且货币扩张被资产价格上涨吸收，因而2014年消费物价水平预计为2.5%，PPI仍为负，实体经济通缩的挑战依旧。
　　稳增长仍需靠投资驱动与货币释放，同时还要外部需求继续改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一轮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过程。危机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尚不足1万亿美元，到日却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比重达24%。日本、英国和欧盟的情况也类似。但中国的情况更甚。近年来我国M2存量呈现“加速”上涨态势。2008年还未达到50万亿，但在其后的5年，M2每年跨越一个十万亿级台阶，2013年突破110万亿元。高M2当然与高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重有关，大量的储蓄存在银行，又从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在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实际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巨额资金追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使得房地产等部门快速膨胀并出现泡沫，同时物价上涨压力也一直存在。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占GDP比重一度达67%，近两年这一膨胀势头出现收敛，但目前约57%的比重仍是各国最高的。金融体系的扩张依旧，预期2014年信贷、股票及债券融资都会有较大增幅。2014年稳增长如保持7.5%的水平，社会融资总规模需要达到19万亿的水平，新增贷款要突破10万亿。金融的全面膨胀在拉高经济杠杆和资产价格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剧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房地产、基建投资加速以及金融扩张同步的，却是制造业部门的深度调整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且风险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7年—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率、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各自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增加了38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此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去杠杆化、自我修复和再平衡趋势正好相反。而ZF部门的潜在债务压力也不小，根据最新的审计署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ZF的债务与或有负债达到了30万亿元。
　　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体制是上述困境的根源，而与房地产投资加速扩张相配合的土地财政体制是典型体现。2013年，土地财政收入将突破3.3万亿，占地方财政的50%，单月土地出让金增幅甚至达到150%。解决土地财政波动与依赖势在必行。
　　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考虑到长期以来ZF干预所产生的宏观成本和风险，并针对结构性问题进行进一步改革，政策上建议考虑如下思路：
　　其一，简政放权，ZF目标从“投资增长型”转向“服务型”，加大ZF自身改革力度。随着赶超阶段的ZF动员型经济体制已不可持续，ZF应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要求，转变目标和职能，简政放权，减少干预，从对物的投资转变为对人及市场环境的投资，引导经济升级，履行其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其二，防范风险，修正房地产行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定位。当前经济面临着资产负债表扩张与实体部门利润水平收缩的“双重危局”，房地产面临着泡沫挤出的风险，中长期内无法扭转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下行趋势。随着高地价与高房价维系难度的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和征地成本也在不断上升，金融扩张与投资增长维持的“自景气”必然会越过临界点而崩溃。因此在政策上，一方面应下决心挤出经济泡沫，加大债务风险的应对力度，另一方面应减轻对房地产的依赖，保持制造业人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强化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
　　其三，改善供给机制，带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首先，应积极推进财税政策改革，将ZF税收结构由目前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调整为所得税为主的方式，增加居民直接纳税比例并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直接关联，使相关财政支出阳光化。其次，应打破行政垄断，增加有效供给，避免因垄断和市场禁入所引起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部分行业供给短缺的现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供给基础设施与第三产业（如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第三，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鼓励金融创新及发展新型政策性金融体系，支持包括保障住房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相应的金融支持。
　　其四，改革金融体系，提升市场与要素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首先，制度安排上迫在眉睫的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核心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与风险管理能力，硬化金融机构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减少套利空间，避免信用与货币在金融体系中空转、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以及金融市场复杂化造成的融资成本高企、融资效率低下，降低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成本。第二，应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竞争，逐步降低国有银行体系的市场份额，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第三，需要提升直接融资的比例，让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杠杆率。
　　（作者单位：王宏淼、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简称同业货币市场）于日成立，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它是银行间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场所。在该市场上通过交易形成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SHIBOR是中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债慌”：即资金短缺引起的债市收益率飙升及市场恐慌。“债慌”描述的是资金供给严重缺失，传统融资的大银行纷纷加入了借钱的行列，债券市场陷入恐慌的情形。
　　2013年11月中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9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创出200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4.72%。该国债品种的历史最高收益率是2004年11月创下的4.88%。
　　“去杠杆化”：简单说就是减少债务率，即一个公司或个人减少使用金融债务杠杆的过程。相对于此前的“杠杆化”过程，“去杠杆化”是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退还出去的市场潮流。
　　“预算软约束”：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ZF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这种现象被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称为“预算软约束”。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http://www.nssd.org/index.php/article/view/id/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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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 ...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
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
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
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
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
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
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
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
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3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
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
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
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
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文刊载于日《经济日报》第十五版（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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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对年我国价格总水平上涨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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