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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须借鉴日元的历史教训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多轮上升行情，屡创汇改后的新高，而且没有任何反转迹象。对此，人们不免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联系起来看，有关议论纷至沓来，各种论点莫衷一是。究竟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与日元升值和国际化的历史过程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人民币是否会重蹈日元的覆辙？美元长期性和战略性贬值的出发点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何实施？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和深层次进行评估和分析。 中国论文网 /2/view-3915619.htm　　一、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的可比性 　　首先，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人民币的现实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二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日美经济、政治关系带有一定的依附性，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霸权地位不在同一层面，同样带有一定的依附性，需要服从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汇率调整和需要，由此决定了日元在西方货币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日元汇率的变动要看美国的“脸色”，取决于美元的走势。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兑换，西方十国财长于1971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著名的《史密森协议》（smithsonian agreement），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至此国际汇率制度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从而也开启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1985年9月，西方国家又签署了对日元走势带有深刻影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就此拉开，至今日元都没能摆脱这两个协议的阴影。而从当前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看，人民币的升值则与之前日元的升值截然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币的升值和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不依附任何国家和货币关系，体现的是汇率的自主权，从而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国家主体。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目前人民币的升值不是屈服于外部的压力，与日元升值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其次，纵观日元升值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升值过程。第一次升值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止于70年代末，持续时间长达7年，其间升值超过了95%。第二次升值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90年代中期，持续时间有10年之久，其间升值超过了200%。第三次升值始于上世纪末，延续至今，持续时间已经超过10年，迄今为止升值也在8%以上。在这三次过程中，日元对美元累积升值了不下400%，从最初的约360日元兑1美元升至目前的约76日元兑1美元，日元始终笼罩在升值的阴霾下。而从人民币升值的情况看，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7年间，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渐渐加快，但人民币升值依然没有出现不可控制的大幅上涨，与日元升值比较相对稳健和富有弹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升值过程。因此，人民币升值过程与日元升值过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急剧不可控的升值过程，而后者是渐进可控的升值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样有着质的区别，可比性也不大。 　　当然，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毕竟也有类似或相同之处，即“美元因素”在起作用。从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看，当年日本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和减轻就业压力，美国采取了美元贬值的汇率政策，从而导致日元升值压力增大。而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与当年日本的情况相似，也主要来自美元的主动性贬值和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被动升值。从这方面看，美元贬值无论是对日元还是人民币都同样能够形成升值压力，而“美元因素”又来自美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和增加就业方面的需要，以及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的考虑。因此，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目前，中美汇率之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在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美方批评人士，特别是国会议员纷纷指责称，中国一直在通过市场干预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水平，使得中国出口更加廉价，也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在美国国内各种舆论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也加入了人民币汇率的“声讨”行列，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方不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中国总理温家宝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也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一些相关机构和一些学者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同时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再次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是故伎重演，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下一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寻找借口。 　　二、吸取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尽管不能等同于当年的日本，但也不是没有相同点。深刻认识日元升值和国际化过程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进程下需要探讨和考虑的现实问题。因此，既有必要回顾日元升值和国际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有必要从两国不同时期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比较，为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更多的借鉴，树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理念，未雨绸缪。从日元三次升值过程看，在此期间都伴随着出口不同程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严重衰退，虽然现阶段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日元三次升值的严重程度，但其影响已初显端倪。 　　从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以及增长模式上看，目前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相比，国民生产总量上分别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和第三位（日本），外汇储备总量均居世界前列；增长模式上同属粗放型，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设备投资和出口拉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长模式相近。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看，当年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日元的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而目前我国的情况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人民币升值同样也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国际压力。从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看，当年日本政府为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前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在1972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以候选人身份提出了“改造日本列岛方案”作为政治主张。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即通过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改造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事与愿违，在“日本列岛改造论”氛围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股市和地价飞涨以及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最终导致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目前我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和经济放缓的问题，虽然这还不能被视为在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但日本的前车之鉴需要我们加以防范，不可对人民币升值后续的影响掉以轻心。 　　尽管中国多次面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威胁，但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波动。即便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未必能够解决中美贸易不均衡的问题。根据美国贸易法案，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启动有关停止干预汇率的谈判，而且美国曾多次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能够扭转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局面。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纯属正常，出现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对此，应当通过协商谋求合理解决，而不应一味地采取制裁手段将双边经贸关系带入困境。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面对现实。同时，在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争论不仅仅反映的是中美在经贸领域上的分歧，也体现着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国的态度折射了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和国家尊严需要维护的核心利益。 　　三、美元长期性贬值带来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和日元升值及国际化无一不是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这与美元长期性和战略性贬值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的根本原因是，美元处在长期贬值的状态没有改变，美国的美元战略性贬值策略依然如故，美元进一步贬值的风险依然存在。 　　从全球层面看，在当前全球还未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中彻底解脱出来，以及发达国家主权债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漠视美元发行的泛滥，那么各国外汇储备“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既有“转嫁”危机的保护主义色彩，又有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发行的嫌疑。美元发行的泛滥和贬值对我国影响的程度将逐渐加重，影响的层面也会逐渐扩大，其中更多地体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我国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层面价格上涨的风险上。我国如何应对美元发行泛滥和进一步贬值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当前最现实的挑战。从我国国际储备现状看，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以西方主要货币为主的债券和资金，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随着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超过万亿国债的发行必然导致美元发行泛滥和潜在的贬值风险增加，我国的外汇资产储备价值也相应面临大幅“缩水”，人民币升值也成为必然。 　　美元发行的泛滥和贬值风险的增加，已导致全球性通胀压力进一步加重，并带动了新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我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另外，美元发行泛滥和贬值风险将导致我国出口更加艰难，出口产品在结算中也将面临巨大损失。实际上近期中国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变化中，已经出现了外汇价值的负增长。因此，鉴于美元发行泛滥导致美元贬值风险，我国货币当局正面临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 　　从美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看，尽管美国官方多次反复强调，保持“强势美元”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事实上，美国口头上所谓的“强势美元”与实际情况相距较远甚至相悖。因而，所谓口头上的“强势美元”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美国官方货币政策的战略取向。美国现行的货币策略是一方面促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为今后美元贬值作铺垫，从而在对外贸易上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轻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带来的压力，平息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外贸易现状的不满情绪。同时，美元长期贬值又是美国借此减轻不断加重的债务压力最现实的选择。由此可见，美元贬值是美国官方货币政策导向的出发点，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选择的主导思路，恐怕这才是美国货币政策的真实意图，美元贬值仍是必然趋势。 　　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仍是为缓解市场流动性紧缩，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该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启动”资本市场，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即货币当局“开闸放水”，为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寻找借口。美国借用“定量宽松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正是“弱化”美元的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由此，在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今后美元潜在的贬值风险仍将存在，美元贬值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弱化”美元的意图也会更加清晰。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不仅是美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关系到全球经济。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货币政策相悖，势必给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混乱和动荡，毕竟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既有利于修复全球经济，也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升温 　　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美元长期战略性贬值，使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国际性货币的议论不断升温。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国金融市场年会”上，关于是否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有74%的与会者表示赞同，有26%的与会者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费达翰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降低高额外汇储备风险。无独有偶，此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就美元和人民币地位问题发表言论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处理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元就有可能丧失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人民币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然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否已经具备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的地位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人民币的稳定和不断升值及使用范围的扩大，使人民币越来越成为一定区域的“抢手货币”，甚至被部分地区和国家视为一定意义上的储备货币。目前，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和地位也将大幅度提升。由于人民币有中国强大经济体的支撑，再加上目前中国政府财政状况良好，而且负债率低，并拥有超过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有着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奠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和高额的外汇储备决定了持有人民币的安全性，人民币如果作为储备货币，不仅风险相对小于美元，而且还有一定的预期升值空间，所以从安全性考虑和保值出发，许多国家和地区支持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此外，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区域性合作的加强，中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和广泛使用。而且，中国在海外投资不断扩展，为境外人民币的流通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人民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出发，目前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显然还停留在广泛的议论中，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性货币还有相当的距离。首先，人民币是否属于国际性货币取决于是否可自由兑换，目前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决定了人民币不具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的要件。其次，人民币是否属于国际性货币由市场决定，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一些国家和经济体的确认，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也不具备条件。再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十分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支撑，而国家金融市场应具备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目前中国上海正在筹划的国际金融市场还未成形，人民币国际化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的依托。因此，按上述条件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尽管很高，但距离国际性货币仍有距离。换言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币国际信誉在部分国家和区域也表现良好，但这并不等于人民币就能成为国际性货币，也不意味着人民币具备了国际性货币的功能，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还需要方方面面因素的配合和条件的配套，因而断言未来人民币将替代美元国际地位为时尚早。 　　目前，中国汇率政策本着“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基本原则，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的策略选择。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浮动，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联动关系明显，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与美元单向挂钩更加紧密，因此人民币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鉴于此，中国货币当局汇率策略的调整需要多方论证，避免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风险，而以渐进的方式摆脱美元的“束缚”就成为中国汇率策略调整的首要目标。最终汇率选择的目标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能够随着国际货币市场主要货币的浮动而浮动，使人民币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释放，而不是由美元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从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是长期趋势，但不一定就是坏事。人民币升值增强了国内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信心，缓解了通胀预期的压力。再有，人民币的强势必然导致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强烈愿望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增大，一旦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一定程度，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货币格局的主导将实现多元化。 　　五、人民币升值与国际化的利弊关系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案更是将中国推向贸易摩擦与争端的风口浪尖，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与各种争端的“多事之秋”。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始终不能摆脱美元的“束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深入，就越难避免陷入美元的“陷阱”，在美元的牵制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由此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货币当局应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能够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能够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从国际性货币的基本功能看，国际性货币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那么本国金融安全也会相应降低，事实上目前国际储备资产的安危已经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从美元储备的风险考虑，中国调整国际储备的构成，仅仅把美元换成欧元、英镑或日元、澳元，以及购买原油期货、贵金属等方面来减少风险并不可取，更不要说无条件的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从当前的国际货币市场和期货市场看，国际外汇市场汇率将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更加反复无常；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机性“热钱”的入市和撤离，国际期货市场的中短期风险将不断加大。从上述国际储备构成的调整看，中国的选择余地多，但空间越来越狭窄，甚至会陷入无奈的选择，承受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其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是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的必然选择。 　　对中国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为了减轻在对外贸易与跨境投资等方面对美元的依赖度、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中国现实的国际金融策略主要有：有步骤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区域性货币合作，外汇储备向多元化发展。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汇储备和汇率变化风险最现实的举措。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中，中国曾经提出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创设一个超主权货币，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国际外汇储备风险。尽管设立超主权货币的构想在目前来看极难实现，但前不久IMF债券的发行，被普遍认为解决了短期内缺乏可信的储备货币问题，部分替代了美元的储备功能，相应降低了主权投资的风险。而中国政府认购500亿美元的IMF债券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降低国际储备风险的选择，同时也是出于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考虑。 　　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SDR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完成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历史重任，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现阶段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也是恰逢其时，实现可自由兑换增加SDR构成的权重份额也就顺理成章。二是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并加强合作，既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三是向IMF提供资金，相应增加中国在IMF权重份额的比重，并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实现SDR构成的改造。人民币改革进程在不断加快，人民币正在从本国结算货币向区域性结算货币扩展，走向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是早晚之事。同时通过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的储备地位在有关国家已成事实，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大势所趋。当前IMF现有SDR构成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影响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否能够深入，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不仅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举措，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牵制，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自由兑换。同时，在IMF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增加发言权，而且需要打破IMF现有SDR构成格局，减轻国际外汇储备资产对西方货币依赖性的危害和风险，改变美欧联手垄断IMF的局面。当然，实现人民币彻底国际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参考文献】 　　[1] IMF：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报告[R].. 　　[2] 温家宝总理：日回答记者提问[Z]. 　　[3] 周小川：日回答记者提问[Z]. 　　[4] 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刘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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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7时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每日浮动制
终于扛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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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外汇储备不是财富，而是经济炸弹
外汇储备不是财富，而是经济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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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k四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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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央行公布最新数据，中国外汇储备突破7100亿美元，与去年同比增长51.1%。有人预计，照这个趋势，中国外汇储备到年底将超过日本（约8500亿美元），到明年6月将超过1万亿美元。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一些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的描述。这些经济学家把外汇储备看作中国积累的一笔财富。所以他们会说，外汇储备很重要，可以用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抵御外部的金融风险；为中国的银行改革买单，等等。
事实真的如此吗？希望这些经济学家不要忘记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
在国际贸易中，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或者进口中国商品，要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中国企业到外国投资，或者进口外国商品，要用人民币兑换美元。在一个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随着中外投资及贸易状况的变动而变动，这就是所谓的浮动汇率制。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没有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由央行统一收购和分配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外汇。所以，当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进口不断上升时，美元的供给增加，此时，如果央行不愿提高人民币汇率，必须把超过中国企业需求的美元买下，这就是外汇储备。
央行有了一笔美元资产，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不是。因为央行在购买这些外汇的时候，要发行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会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削弱每个人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越多，通货膨胀越严重。这是一颗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在收购外汇的时候，不发行新的人民币，而是向上交外汇的银行打欠条。或者，就算发行了新的人民币，它再通过欠条把这些货币从银行里收回——这就是所谓的央行票据。在过去几年中，央行不断地向商业银行出售票据，以回收流通中的货币量，而这些增加的货币量，大部分都是央行购买外汇导致的。所以，央行的负债增加与外汇储备增加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
总之，央行手中的外汇储备，要么是通过削弱居民的购买力得来的，要么是通过向商业银行打欠条得到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笔真正的净资产。
为什么说外汇储备是一颗经济炸弹？因为外汇储备越多，表明央行在国内的负债越多，也表明当前的汇率水平偏离均衡市场价格越多。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外国资金进入中国，购买各种各样的资产。因为他们知道，被压制的人民币汇率迟早要恢复到正常水平，汇率的调整会使人民币资产升值。
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不升值，让这些投机者赚不到钱，灰溜溜地走开。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不光是投机者要买人民币资产，那些正常的外国投资者和进口商，也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和进口。因为这时候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和商品相当于被打上了“降价酬宾”的标签。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过去两年曾经出现的后果——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面临“通缩”的危险，我认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在我看来，所谓的“通缩”，不过是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商信心下降，导致投资减缓的暂时现象。下一步，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动，经济过热还会卷土重来。
这是一个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越是不升值，越会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使央行的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越多，越表明汇率被低估，就会有更多的外资进入，从而加重经济过热。这个过程总有一天会难以为继，因为央行本身没有收入，它难以承担无限发行票据的负债和利息。
总有一天，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以及停止对内负债，央行不得不停止购买外汇储备。到那时候，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就不是10%、20%能解决的。投机者意识到，央行的负债能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会毫不迟疑地买入一切人民币资产，其结果，人民币会朝着50%、80%甚至100%以上的幅度升值。
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对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是致命的。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央行或许会发行大量货币，以平衡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供求，但这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居民到银行挤兑，以购买不断涨价的商品，这可能造成金融危机。而疯狂的抢购将导致商品短缺，于是，中国的进口商要向央行购买外汇，以加大进口。为了满足中国进口商的需要，央行必须出售美元债券，而这，可能掀起国际市场上抛售美元债券的风潮，导致美元崩溃，世界经济陷入混乱……
这是杞人忧天吗？但愿是。但经济的管理者不要忘记：任何扭曲的价格终将要回到正常的均衡水平。价格偏离均衡水平越远，调整的过程就越突然，给经济带来的震动就越大。就好比：一个人从山坡下到地面，如果走台阶，可以一步一步地安全到达，如果直接跳，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随着外汇储备的攀升，我们离汇率变动的悬崖越来越近。
儿童与自然是两个大师&&泰戈尔（&）&
[zhaoxiao]：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的七点评论
原创：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的七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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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xiao]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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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向是对的
本次调整一是扩大了汇率浮动的范围，改变了汇率机制，其方向是市场化，同时也显示出去政治化的努力。这一变革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很重要。汇率问题既不应该弄得神神秘秘，更不应该政治化，而是要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依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二是从人民币升值幅度看，升值2%是一个试探性的调整，调整的范围比较温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更多地是从上到下让大家逐渐习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三是调整是在宏观调控到位，国民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格局，外贸顺差猛增、外汇储备超高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时机较为有利。此外，国际社会也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予以积极评价，因而此举有利于外部关系的改善。
　　二、馐且淮纬俚降牡髡?p>
　　2003年是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间。国家猛烈的宏观调控之后的2004年的5月和6月也是人民币调整的极好时机。此次汇率的调整只能算是一次迟到的调整，但“迟到”总比“缺席”要好。总体来看，此次调整还是利大于弊。
　　三、中国汇率机制改革任重道远
　　如何形成有效率的外汇市场以及对外汇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清楚外汇供需关系的真实状况，因为不存在有效的外汇供需调节的市场。当前，外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起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汇率管理水平的提升，更多地让市场来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而不是实施严格的管制甚至采取僵死的固定汇率，将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势所趋。以此而论，此次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的调整只能算是一个开始。
　　四、宏观调控应多启用价格（参数）手段
　　宏观调控应该多用汇率等参数手段，尽量少使用行政手段。汇率调整有风险有代价，但如果不调整，而是继续采用行政手段调控对于经济发展的代价可能更大，尤其是很容易导致体制的复归。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的作用，汇率不调控的压力会传导向其他市场以及产业部门，如使货币市场、内需部门（如房地产业）等造成额外的压力。弱势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固然有利出口部门，但如何长期维持弱势的固定汇率不变，对于摆脱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更多转向内需驱动的战略转变将是不利的。
　　五、中国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停滞不前，很多人认为是“广场协议”所致。其实却是日本汇率调整机制长期僵化，最终导致各种经济问题集中爆发的结果。中国应汲取日本的教训，坚持市场化方向，避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按照温总理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要求，理顺外汇市场关系，改善汇率变动机制，灵活调整汇率。
　　六、企业、政府以及全社会都要逐渐适应人民币变动的时代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了，大多数企业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来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变化。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企业的承受能力。中国的企业经受过许多风浪，甚至是比汇率升值更大的风浪，没有理由认为一定幅度的汇率波动会摧毁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没有理由根据静态的水平来推测中国企业的进出口变化。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再次强调的则是一定要淡化汇率管理的政治色彩，而更多地考虑汇率改革的一般性的市场意义。
对于百姓而言，也不必对于人民币升值过于担心，事实上就一般意义而言，人民币升值相比贬值对于一个国家的百姓来说总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国力的上升，意味着经济的向好，也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长。
　　七、当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关键时刻
目前国民经济运行有下滑的趋势，处于关键时期。此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影响，在短期内有很多不确定性影响，但长期来说对经济是一个向下的力量。在汇率升值后，非价格宏观紧缩手段应该放松，如银监会在信贷投放的管理上，现在就应该有所放松，政府对于某些投资如房地产等行业的打压也要有所放松。通过政策的转换，并且只有通过在价格调控和非价格调控之间做到最优的松紧搭配，中国经济才有望防范下滑态势出现，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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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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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观察——再谈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新观察——再谈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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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观察——再谈人民币升值
今天早上可那到了人民币小幅升值的消息，我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决策，升值的幅度和策略都是经济学家所认同看好的，这对经济正常发展很重要，尤其中国经济。由于各种条件影响，中国经济十分复杂，这需要不断的用各种经济微调手段来修正经济，其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其中的一种。
在当前中国经济中，出口和进口失衡，为了维护固定汇率，中国形成了大量外汇储备，这需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来兑换外汇，这给中国货币市场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再加上原材料价格的走高，和一些需求的拉动，人民币有相当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暗流涌动，而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这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加快我们的产业调整：这对一些在贸易中没有竞争力和竞争力弱的企业进行淘汰，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则没有影响；同时，也因为利于原材料的进口和技术的进口，从而来加快我们的产业调整。
那么人民币可以大幅升值吗？我认为人民升值幅度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原因如下，其一，这首先得从中国的就业说起，在经济学上有个摩擦失业率，在这个水平上的失业应该视为正常现象，在此基础上还有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就是经济在周期变化中和结构调整中形成的失业，外国失业状态一般是这样情况，而和外国相比中国的失业情况特殊，这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经济正在改革的巨变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中国结构性失业人群很大。其二，中国人口增长基数大，每年新增就业人员数量多，
其三是中国社会正在改型，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有大量的农村富裕人员向城市转移就业，而农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这些因素促使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那些失业人员看成是摩擦性失业，属于正常失业，其次，这么一个大的需要解决就业的人群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业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我们解决就业的策略不是以某个标准值为摩擦性失业，依次来决定经济策略来调整就业，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广开就业门路，以此来缓解就业压力，这么样就业压力要完全靠国家财政来解决的话，将加大财政压力，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的话加大金融系统压力，而外贸则可以扬长避短，拉动就业，缓解我们的就业压力。所以，人民币升值不能形成大幅削减外贸，从而大量削减在外贸企业的就业，而形成社会压力，因而，人民币升值它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二，对于，人民币升值来调整产业结构来说，小幅升值可以对竞争力弱的企业进行淘汰，而对有相当竞争力的企业没有影响。什么样的企业对我们来说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对我们来说一个是劳动密集性产业，一个是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由于小幅人民币升值不能掩盖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所以，对这些行业没有影响，而对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则进行了淘汰。而如果大幅升值，连我们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优势因为升值而丧失了优势，那我们怎么在国际上竞争？怎么样发展？所以，人民币升值必须要严格掌握其适用程度。
有人通过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认为，自由汇率有利于合理价格的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市场并非总是出清的，价格和工资都有粘性，因而市场总有偏差和失灵存在，需要政府调控，国际贸易市场也一样，市场并不是出清而形成均衡，因而国际贸易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灵，所以，在国际贸易中不能盲目的采取自由汇率，而是有控制的汇率形成机制。
就谈这些。
原发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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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爆料人民币升值秘闻
华尔街日报爆料人民币升值秘闻
　　 日 15:10 华尔街日报
　　　　上周四早间，几家主要外资银行接到通知，要求他们派代表到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即中国央行)开会。
　　　　会议是在下午3:30左右开始的，这也是中国外汇市场每天的收盘时间。当央行一位官员开始讲话时，会议室的大门被关闭并锁了起来。据一位后来获知会议情况的银行界人士说，随后央行官员开始谈论一些有点无关紧要的话题，然后，会议工作人员开始收取与会人员的手机和BlackBerry掌上电脑，接著开始分发有4个要点的声明。声明称，中国政府决定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即刻开始生效。
　　　　这些银行人士随后被告知，他们必须静候正式声明在官方电视台当晚7点的黄金档新闻节目中播出后才能自由活动。这种在最后一刻作出出人意料之举并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的做法与长时间来围绕人民币的所有表现倒是非常一致。这的确是一段充满曲折的传奇故事，在此过程中，美国特使曾多次秘密访华；中国有关部门就升值幅度一直存在争议；在一次海滨会议中，美国经济学家在一群中国高层官员面前争论升值是否有必要。
　　　　据知情人士说，早在2003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伊始，中国就开始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了。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这一代领导人更年轻，也更具开放意识。而人民币汇率改革最积极的推动者是中国人民银行新任行长、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学者型领导人周小川。外国银行界人士认为，周是新一代中国高层官员中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错综复杂最具洞察力的一位。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周小川曾担任了近两年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在此任上，他以作风严厉而闻名。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戈德斯坦因(Morris Goldstein)等支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人士认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了灵活的外汇制度，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做法不仅导致中国金融体制落后不前，而且扭曲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而曾获诺贝尔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Robert Mundell)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人士则担心，人民币改革会给中国蓬勃兴旺的出口业带来负面影响。一些人对美国人对中国外汇制度横加指责甚为不满。
　　　　一位了解有关人民币争议情况的中国官员说，人们不禁反问，“为什么我们必须听从美国人说的话呢？”不过，中国领导人中间对是否改革也存在类似的争议，他们的观点通过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以及国内财经媒体而显著见于报端。
　　　　2003年春，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钉住美元制度以及是否应放弃这种制度加大了研究力度。它为内部员工组织了有关外汇汇率和宏观基金管理的研讨会，并从美国大学和投资银行界邀请一流经济学家到北京发表演讲，阐述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据参加过这些讲座的人士说，中央领导人希望尽可能多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包括那些赞成和反对汇率改革的意见。人民银行还派员到香港金管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参加培训。
　　　　获悉央行内部的这些动作之后，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行银行界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私下里猜测，中国将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机制。金融市场就此拉开了一场针对人民币是否会升值的猜谜游戏。　　
　　与此同时，随著美中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政界针对中国的批评声也日甚一日。而在1998年的时候，美国还对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让人民币钉住美元大加赞赏。时至今日，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却指责人民币汇率偏低，让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享受了不公正的价格优势。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 2003年9月初曾到北京会晤了刚刚出任行长的周小川和财政部长金人庆。当时，中国就作出了日后被多次重复的表态：中国有朝一日可能会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中国不会慑于美国的压力而采取行动。
　　　　斯诺在2004年曾三次会晤金人庆，以期找到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有所进展的蛛丝马迹，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他在美国声调越来越高的指责声在中国并未听到回音。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暗中加紧了与新加坡金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官员的会晤。新加坡是世界上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保证了新加坡几十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人民银行向新加坡金管局陆续派出中层官员，学习如何管理其汇率体系。
　　　　2004年5月，中国在海滨城市大连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上，周小川和他的副手听取了美国一流经济学家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演讲。蒙代尔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不赞成中国放弃钉住美元制度。而戈德斯坦因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弗兰克(Jeffrey Frankel)则持相反意见。会议结束时，人民银行的一位高级官员站起来总结说，中国准备短期内采纳蒙代尔的建议，从长期计议则会采纳戈德斯坦因的建议，不过他们“不会告诉各位所谓短期究竟是指多长时间”。
　　　　戈德斯坦因事后回忆说，那位官员表示，短期可能是1个月，也可能是5年。
　　　　而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对人民币的不满情绪今年春季达到了顶点。4月16日，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院舒尔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参议员格莱汉姆(Lindsay Graham)极力要求对国务院每年一次的开支法案通过修正案，提出如果北京不同意让人民币升值，就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5%的关税。最终参议院以67比33的投票结果同意对修正案进行讨论。这个一边倒地支持实施反对中国的法案的投票结果让布什政府也大为震惊。
　　　　在美国财政部内部，人们的语调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财政部另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感觉到为中国辩护的力量精疲力竭了。大家总的来说有一种疲倦的感觉。5月19日，斯诺任命威廷顿(Olin Wethington)为与中国商谈人民币问题的特使。威廷顿长期在财政部任职，此前刚刚牵头对伊拉克国际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进行了大规模清算工作。威廷顿第二天就前往北京，开始了作为“人民币特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又两次秘密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说，“我们作出的判断是......在公众视线之外，还有很大的暗中采取谨慎行动的空间。“但我们意识到，需要在制度框架内扩大对话，并与政府其他部门接触，在更高层次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官员从未支持过舒尔默和格莱汉姆的法案，但它承认这个法案为他们应对北京提供了更大的周旋空间。在随后的7周时间里，威廷顿和特使团其他成员拜会了大量中国政府和商界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外交部、胡锦涛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官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人士。
　　　　威廷顿对这些中方人士表示，如果中国不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那将对美国方面产生非常不利的、布什政府也无力挽回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说，到5月份时，中国有可能让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苗头已经很明显，有关部门用大量时间与新加坡金管局人士接触，了解新加坡外汇体系的运行情况。国内方面，一位与央行有工作往来的人士说，央行提出先升值5%，但由于其他部门担心升值太多影响出口，国务院(State Council)最后决定先升值2.1%。
　　　　在6月底最后一次到访中国时，威廷顿注意到了中国人准备对人民币采取行动的强烈信号。但中国人也明确表示在华盛顿或美国国会直接施压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在6月30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斯诺公开前往国会山，与舒尔默和格莱汉姆举行了并不那么“私下”的闭门会议。
　　　　两位议员被告知，中国已准备采取行动，但除非参议院不再威胁要加征关税。结束会面后两人宣布，将把对修正案的投票表决推迟到8月份国会休会期结束之后。
　　　　上周三晚间，在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之前数小时，布什政府收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告知他们中国已经准备好调整汇率，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种制度将使人民币汇率得以缓慢爬升或下跌。威廷顿随后准备再度前往北京，重申美国仍希望中国让人民币自由浮动。
　　　　据知情人士说，香港方面事先也被告知了有关信息。这位人士说，他们有这个责任或者义务。
　　　　第二天，就在晚上7点之前，中国官员向中国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的主编发送了政府的正式声明，并指示声明要作为新闻头条播出。声明同时还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的网站上，两家网站很快就被网络用户点“爆”了。
　　　　宣传部的官员也打电话给国内报纸的编辑，告诉他们在播发有关升值的消息时只能采用新华社的通稿，且不可另外作附加报导。
　　　　一家大型英资银行驻上海的一位管理人士说：他们在管理突发事件方面的确是很在行的。我问过的每一个人事先都不知道马上就要升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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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解冻”的意义
——《财经》
“人民币解冻”的意义
——《财经》
　　胡舒立/文
　　虽然有长达数十个月并于近十几个月频繁加剧的市场压力，7月21日周四晚，确实在不经意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消息。顷刻间，市场舆论将消息做了最有新闻价值的简化，说法是：“人民币升值了！”
　　用比较准确的专业语言表述，这当然不是一项单纯指向升值的外汇政策决定。此番改革有三项内容，亦即即时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到8.11元的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以及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综合而言，这应称为外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以生动的方法来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表述，我们愿意说：这是一次“人民币解冻”。此番“解冻”，使人民币与十年固定汇率体制告别，意义非同寻常。
　　评价汇率改革，第一要素就是时机。应当承认此次改革时机不错，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从中国经济全局看，目前仍不失为人民币改革的好时机：经济仍维持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空前，有利于消化任何因升值带来的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贸易磨擦和国外的政治压力逐步升级，已经开始威胁中国的出口发展和对外关系；顺差和资本的持续大量流入使得外汇储备剧增，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执行和国内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在国内外舆论注意力稍稍有所转移的时候，央行宣布期待很久的汇率改革，其操作时机的选择可以得到肯定。
　　这次改革对人民币做出了2％左右的上调幅度，远远低于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此幅度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小的，但毕竟打破了长达十年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开始更加灵活，并有可能进一步不断升值。而且，即使是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也会带动亚洲其他币种的相应升值，进而部分地释放国外的政治压力。毕竟，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和贸易磨擦对中国出口的危害，远远大于2％升值可能的不利影响。
　　应当承认，此次汇率改革是一种突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现在市场上普遍预期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较大，改革后的汇率体制又给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留下可能，所以资本流入的压力将继续加大。虽然央行同时调高了美元的存款利率，但强烈的升值预期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者，外汇储备会进一步膨胀。因此，央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尽量减少流入过甚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干扰。
　　以长远眼光评价此次改革，还可看到此次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有更广泛的含义。此举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疑给政策执行者增加了应对内外部经济冲击的手段；而央行与国家从此不再完全承担汇率风险，将迫使企业、银行等市场的参与者不断提高汇率风险的意识。特别是此次汇率波动的区间仍很小，企业与银行正好借此感受风险，演练应对，为中国向更灵活的汇率转变做好准备。
　　告别固定汇率体制，还有助于外汇市场的发展。只有当汇率可以波动时，外汇市场的改革才能落到实处。例如做市商有可能双向报价，而更多的外汇产品，如远期、调期、期货业务能够得到发展。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正是浮动汇率体制行之有效的保证，可为汇率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
　　当然，人民币以升值2％和与美元脱钩的办法进行“解冻”，只是转向更灵活的汇率体制的第一步，未来的政策走向及市场预期才是关键。
　　如果央行允许汇率每天在目前的3‰浮动区间内按市场供求波动，而不进行强硬的干预，那么在目前的预期和资本流入趋势下，人民币有可能以每天3‰的幅度升值。积少成多，不用多长时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就会对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如果央行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继续积极干预外汇市场，那么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可能不会很有效果，人民币将在事实上重回固定汇率。
　　因此，在“人民币解冻”之后，央行必须非常艺术地参考一篮子货币方式，给汇率造成可升可贬的预期，引进不确定的因素，以期提高投机者的成本，减少投机性的资本流入。而中央政府以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解决宏观经济中的不平衡，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才是解决货币升值压力、确保汇率改革顺利推进的治本之道。■
　　（本文刊于7月25日出版的《财经》2005年第15期）
人民币解冻
《财经》杂志/2005年第15期
　　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终于走出关键的第一步。
　　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意味着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的结束；人民币与美元正式脱钩。
　　此次汇率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即时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到8.11的水平；二是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但这些货币的组成和相对权重是不透明的；三是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意味着中心汇率可以连续变化。人民币每日的浮动区间暂时没有调整，仍为0.3％。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球舆论、市场及政府的强烈反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纷纷表示赞许中国央行的决策；在纽约、伦敦市场上，美元相对于世界上的主要货币特别是亚洲的货币都应声贬值。日元对美元一天内最高升值2.29％，创了最近三年中的纪录；欧元、英镑、新加坡元、韩元等货币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也由4.16％上升到4.26％。
　　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一小时以后，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将其货币由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
　　告别固定汇率体制
　　央行在宣布决定的当晚，即约请十位学界、投资银行界经济学家以及《财经》杂志主编，参加次日在央行总部举行的“货币政策咨询会”，讨论这一次汇率制度调整可能的效果和影响。
　　7月22日上午会议举行之时，已经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国际市场的第一轮反应了。与会的大多数专家更在头天夜里与国际投资者彻夜交流。不难理解，央行举行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广泛听取学者们的意见，并了解市场人士的想法和反应。甚至可以预期，这些专家和市场的反馈，对于央行进行政策评估乃至政策调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多听大家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央行行长助理易纲说。
　　与会专家无一例外肯定了央行的此次调整。“这是个历史性的调整，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对此更给予高度评价。事实上，大多数接受《财经》专访的学者——包括与会的十位专家——都认为，这次汇率体制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升值本身，而在于与固定汇率体制的告别；甚至调整幅度如何，也是第二位的考虑因素。
　　“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介绍说。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央行就致力于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只是这个进程被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中断，此后又遇到各种干扰。在张晓慧看来，这次调整，是对既定方向的一个回归。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建立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将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可以集中关注和解决国内经济的问题。而目前条件下，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带来的升值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积累，增加国内资本形成。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且这个调整一定会在近期发生，问题不过在于时机的选择罢了。”光大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汇率的调整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成本，但如果不调整，同样有风险和成本；选择的结果，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时机的选择，本身也是在掂量何时行动的成本最小。
　　在绝大多数专家看来，央行此次调整选择了一个较好的时机。尽管市场一直在预期这一行动，但具体日期的决定仍然“出其不意”；而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也为调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具体表现在：经济持续调整增长，二季度经济增长比预期的要强劲，今年以来的贸易顺差空前的大；美元在升值，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增加；美国需求强劲，对中美贸易是个积极因素；标准普尔提高中国的信用评级。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补充说，市场不久前形成了美国将再次加息的预期，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专家们认为，关于汇率制度改革模式的选择，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是众多可能方案中较好的一种。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白重恩说，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和与单一货币挂钩相比，可以减少对一个国家货币、汇率政策的依赖性；同时，与不和任何指标挂钩相比，又可以减少汇率的波动性。
　　不过，在央行的公告中，只说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并没有解释作为参考的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是什么、权重如何、是否固定；如果此组成不固定，那么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可以很大。公告也没有说明将如何“参考”一篮子货币。《中国日报》和彭博咨询一度将“参考”误会为“盯住”，给国际投资者造成一定的困惑。另外，公告只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在0.3％，因此，人民币对日元或者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可能超过0.3％。
　　从盯住单一美元走向参考一篮子货币，央行增加了汇率的灵活性，也增加了自己行动的灵活性，市场需要去猜央行的行为。“央行从被动变主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主客易位了”。
　　到此为止，还是继续改革？
　　这次汇率改革在形成机制方面的调整是极为重要的，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结束了数年来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许多猜测与争论。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步。
　　下一步会怎么走？很明显，取决于第一步的影响和效果。
　　人民币2％的升值幅度，对中国经济总量的直接影响是相当轻微的，也不会对进出口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在宏观经济总量方面，高善文估计，经济增长率受到的影响约为0.2个百分点，消费物价指数所受的影响则约为0.4个百分点。
　　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对国际货币市场的影响也有限，不会超过国际油价和欧元同样幅度变化的影响，而后两者经常发生超过2％的变化，对国际货币市场也并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此举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谢国忠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对此的正面评价中，不难得到证明。人们推断，这还将有助于减少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已经解冻，而且人民币即使小幅升值，也会带动亚洲其他币种的相应的升值。这样至少可以象征性地抵消来自国外的政治压力。无疑，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和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人民币升值2个百分点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但是，2％的升值幅度，是否足以缓解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这个幅度和美国曾经提出的25％的升幅相比，差之甚远。人们指出，由于中美进出口不会因此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汇率调整到此为止，国际的政治压力仍将持续。
　　当然，许多专家指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出于中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屈从于政治压力。即便如此，目前的升幅和市场普遍预期的至少5％的升幅仍有不小的差距。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谢国忠说，一个可能的极端结果是，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幅度如此之小感到失望，从而撤离中国市场。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因为大量热钱炒作而形成巨大泡沫的行业，如房地产行业，会因为热钱的撤离而导致泡沫破裂。另一个可能的极端结果则是，投资者预期人民币既已升值，此后将继续升值，这样一来，将有更多的热钱涌入，赌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谢国忠没有预测哪种情况会发生。但他认为，人民币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不会有进一步的升值空间。尽管此次调整的直接经济影响不大，但出口部门的利润将受较大影响。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仍是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出口部门利润的降低，会形成一股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强大政治压力。
　　市场的确有一种猜测，认为此次汇率调整幅度之所以远低于市场预期，是由于决策层出于对贸易部门的担心而采取的一种谨慎选择。
　　更多的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可能继续升值。实际上，汇率升值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最主要的是根据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即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双边汇率加权后的汇率（这也是参考一篮子汇率的基本原因）。
　　高善文认为，中国的贸易伙伴除了美国，还包括欧元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等。特别是亚洲地区的汇率，在人民币升值后必然跟随升值，所以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实际变化，要明显小于2％的水平；由于美元2002年以来的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迄今贬值8％左右，进一步考虑到中国技术进步和竞争力增强的影响，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仍然处在历史的较低水平，需要进一步升值；如果（而且很可能）美元未来维持贬值趋势，为使人民币有效汇率不追随贬值，人民币就需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过程远未结束，未来的进一步小幅度升值是可以期待的。”高善文说，“以一年的时间跨度看，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至少进一步升值3％以上。未来两到三年内，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5％至10％的幅度应当可以想像。”
　　汇率的调整是到此为止，还是陆续？目前尚无法对此下明确的论断。根据央行的公告以及其一贯的信念，似乎可以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将逐步放宽，中心汇率将更加自由地浮动以反映市场力量的影响。甚至一篮子汇率的参考作用也将逐步降低，并最终实现完全浮动。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多年的经验，只要市场化的改革打开一个口子，市场的各种力量就会推动改革不断向前。“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我们不能低估外贸部门自我调整的能力。”张晓慧说。
　　管理汇率风险控制投机资本流入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首先不要把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简单地看成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升值压力至少表明大家预期中国经济基本面很好，会长期持续增长。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好汇率调整过程中的风险。
　　多数专家比较同意的是，由于市场上普遍预期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较大，而现在改革后的汇率体制又给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留下可能，这次升值后，预计资本流入的压力将加大。虽然央行同时调高了美元的存款利率，以期缓和对人民币的需求，但强烈的升值预期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者，外汇储备会进一步膨胀。
　　专家们建言，首先，央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尽量减少其对货币政策的干扰。
　　其次，改革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市场建设，并尽快发展人民币远期交易市场。钟伟指出，新机制强调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而现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模式尚存在重大缺陷，主要是集中的有形的外汇交易，规模非常小，所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不是外汇交易市场，而是强制结售汇市场。这意味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市场并不存在。发展人民币远期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则在于，央行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更有效的手段是干预远期市场而不是即期市场。
　　专家们一致认为，央行工作下一步的重点，在于改革外汇市场。
　　另一方面，新的汇率机制有助于外汇市场的发展。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外汇市场的改革如做市商制度等，都往往有名无实。只有当汇率可以波动时，做市商才有可能双向报价；更多的外汇产品，如远期、调期、期货业务，才能得以发展，为企业、进出口商和银行提供避险和投资工具。这样才能使浮动的汇率体制真正行之有效，为汇率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
　　专家们最后着重指出，当前时期要求中央银行更谨慎地管理市场预期，即人民币是正常货币，其汇率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
　　但如果央行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继续积极干预外汇市场，那么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可能不会很有效果，人民币将被迫在升值了2％之后再次固定，且面对的压力将同样存在。专家们指出，央行必须非常艺术地利用含糊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方式，给汇率造成可升可贬的预期，引进不确定的因素，以期提高投机者的成本，减少投机性的资本流入。
　　仅有调汇是不够的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看来，时机的选择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很难事先确认何时是最好的时机，存在选错的概率；猜测一篮子货币的组成和权重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假以时日，这些组成和权重可以根据数据回归估计。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纠错的后续手段。
　　任何时候进行汇率调整，都可能有犯错的风险。但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其风险有大小之分。宋国青说，“经济在上行的时候像李逵，汇率调整幅度再大，也可以承受；经济在下行的时候则像林黛玉，不大的调整幅度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汇率能够在此前经济上升周期中得以调整，当是更好的选择。
　　尽管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比预期的要好很多，许多学者都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已经趋缓。而如果汇率的调整引起持续的升值，会进一步对经济产生紧缩性的影响。
　　宋国青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并没有数据显现的那么强劲。“工业环比数据下降得很厉害，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明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很难达到8％。”他估算，当前许多企业的资金成本超过10％，而其收益不足以弥补这个成本。鉴于汇率调整会影响外需，“当务之急是赶紧培养内需”。
　　如果汇率持续升值的条件下，未来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的潜在危险需要总量政策的对冲。从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利率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应当是比较可行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采纳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解决宏观经济中的不平衡，解决造成货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资本流入和储蓄投资失衡。而解决后者，可以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把更多的政府支出用于公共消费而不是投资。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日本1985年到1990年在“广场协议”的汇率调整后，其经济陷入停滞的泥潭。中国今天的情况与日本当年有几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中国经济仍然很年轻，趋势增长率比较高，吸收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的余地大，而日本经济在1985年就已经非常成熟。二是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会明显小于日本1985年的情况。三是日本在汇率升值前已经出现了严重资产泡沫，汇率升值后泡沫急剧扩大；中国在升值前泡沫集中在少数地区，并已经开始破灭，其他地区的问题并不明显。四是日本1995年前后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导致了衰退过程的长期持续。中国目前仍然存在避免政策失误的时间和空间。
　　专家们认为，培养内需是纠错能力和手段的基础。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应当采取配套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减弱行政调控，否则，一些大有潜力的行业就可能被窒息。梁红进一步指出，汇率的改革要与利率、财政政策相配套，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重归平衡创造条件。
　　易纲表示：“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对人民币有信心，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点压力的话，它也是一种‘富贵病’。目前，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美元比人民币高大约两个百分点，并且美元加息周期尚未结束；我国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得到了初步遏制；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改革大事记
　　1980年：中国银行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持有外币者可在调剂中心向需要者出售外币。人民币由1981年的1.50兑1美元下贬为1984年的2.30兑1美元。
　　1981年－1984年：人民币实行复汇率，即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牌价。
　　1985年－1990年：日中国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1美元合2.8元人民币。后调至日的1美元合5.22元人民币。同时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
　　1990年－1993年：从日起，对官方汇率的调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调整的方式转为逐步缓慢调整的方式，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1994年：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轨时的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合8.70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将由市场供求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日汇率，外汇买卖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则大幅度上升。
　　1994年－1996年：中国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严格管理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则小幅升值为8.3兑1美元，此后，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小。
　　1997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在较窄范围内浮动，波幅不超过120个基本点，并没有随宏观基本面变动而波动。
　　2003年2月：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一项提请其他各国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的提案，将全球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际声明，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对人民币重新估值。同年12月8日，温家宝在海牙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温家宝总理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表示，现在中国正在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汇率更富有弹性，但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可能是一件出其不意的事情。
　　日：美国参议员舒默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人民币在六个月内升值，否则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27.5％的惩罚性关税。4月底，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格上涨，外界揣测人民币已准备升值。
　　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否认“518升值”传言，称改革要有自己的逻辑。此前，央行就人民币升值已表态，美施压不利于中国汇率改革。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自当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自当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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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7时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每日浮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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