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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
　　对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公共投资等政策，经济理论的分析多是关注投资支出流量拉动需求的逆周期调节效果，侧重于短期分析，而对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动力机制的研究则十分有限。本文针对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建立动态增长模型，并以此分析公共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巴罗（Barro，1990）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的公共品模型，将公共投资支出流量直接纳入企业生产函数。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还提出包含拥挤性公共品的模型。但这种将支出流量直接纳入模型的做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十分有限。早期阿罗和库兹（Arrow andKurz，1970）将纯公共品性质的资本存量直接纳入私人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并进行了政策分析，但该模型未考虑到公共品一般都具有一定程度拥挤性的情况，因此限制了其政策分析。格鲁姆和拉维库马尔（Glomm and Ravikumar，1994）在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纳入生产函数时，注意到纳入生产函数的不应当是整个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而应当是其中能够供私人部门所使用的部分。但他们的模型并未将基础设施的拥挤性与生产资本的动态变化统一起来，因而未能解释基础设施资本的拥挤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以上研究均未考虑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外生于模型的情况。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将索洛余项（Solow，1957）解释为外生技术进步所致。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特点，一是拓展了对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界定，提出形成资本的投资可以外生于模型，也可以内生于模型。外生投资模型揭示了基础设施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一些问题。内生投资模型则揭示了由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说明了通过公共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意义。二是以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为变量建立模型，将纯公共性基础设施变为模型的特例，结论是，不仅纯公共性质的基础设施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拥挤程度的公共基础设施也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还建立了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投资所需的税率以及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之间的数量关系，为公共投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
　　在分析之前，对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做以下设定：
　　第一，经济为三部门的封闭经济。一是典型家庭的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并通过效用最大化来决定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时间路径。二是生产部门或企业部门。生产部门在既定的生产技术下利用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使利润最大化。企业本身投入的资本和劳动与产出的关系满足稻田条件（Inada，1963），同时从外生或内生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中获得永久性投入。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过征税融资，形成基础设施资本，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二，经济具有中长期特征。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信息完全对称，家庭和企业均理性预期；市场竞争完备，始终保持出清；宏观经济通过竞争性市场保持均衡，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第三，经济中存在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河道、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是一般拥挤性的，其使用具有非排他性和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
　　第四，基本理论框架采取拉姆奇模型（Ramsey，1928）。该框架可以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统一在模型之中，使分析的重点放在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
　　二、包含外生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增长模型
　　首先设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由外生投资形成，不需要消耗产出，可以是一种自然资源，如天然的河道、道路等等；也可以由捐助、转移支付形成。此类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与直接形成物质产品的自然资源不同，后者直接形成了生产资本，前者仅为生产资本提供一种服务。
　　（一）家庭部门
　　无限寿命的典型家庭面临的问题是，最大化由人均消费c（t）产生的效用u[c（t）]贴现流量（本文的变量均为动态变量，因此仅在必要时标出时间变量t）：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受制于家庭预算约束：■=（r-n）α+w-c；边界条件：α（0）=1；和排除“连环信”债务融资的条件：■{a.exp[-■[r（υ）-n]dυ]}≥0。其中，α是人均资产，r为利率，w为工资率，n为人口增长率，ρ&0为时间偏好率假定ρ&n以保证效用不会发散。效用函数u[c（t）]采用了跨期固定替代弹性系数效用函数（下同），其中θ是边际效用弹性，它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典型家庭的问题，就是通过求解上述最大化问题，找到最优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
　　（二）企业部门
　　典型的竞争性企业i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在生产函数中引入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作为企业生产的永久性投入；形成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外生于模型。于是企业i的生产函数表述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其中，■为企业的产出，■为企业投入的资本，■为企业投入的劳动力，G为经济中实际使用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K为经济中所有企业投人的资本总量，■为企业实际能够获得的基础设施服务，β=G/K表示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假定在长期中，每个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资本密度，即■/■=■=k=K/L，则（2）式可以变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其中，y为企业的人均产出，k为企业的人均资本。一般情况下，设0&β&1，表示经济中存在具有一定拥挤程度的基础设施。模型中β值最大只能取1，否则经济中将存在闲置的基础设施资源。当β=1时，基础设施资本提供的服务恰好与人均资本k完全互补，这时（3）式变成了y=A■，成为与AK模型相似的形式（但不是内生模型），这时基础设施是纯公共品。
　　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对于给定的工资率w和租金率r，按照生产函数（2）或（3）使利润最大化，即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其中，δ为企业生产资本的折旧率。由于■=k，根据利润最大化及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劳动的边际产品为w=f（к，G）-к■（к，G）=A（1-α）■（■）■企业生产资本的边际产品为r+δ=■（к，G）=Aα■（■）■
　　（6）式表明，企业生产资本的边际报酬受到基础设施拥挤程度的影响：
　　1.当β=0时，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完全取决于人均资本的积累速度，基础设施没有提供服务，或者说没有基础设施资源；
　　2.当0&β&1时，基础设施为拥挤品，经济中存在一定程度可利用的基础设施资源，这时企业生产资本的边际报酬仍将随着人均资本的积累而递减，但使用基础设施将减缓人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速度；
　　3.当β≥1时，取β=1，经济中存在充足的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具备纯公共品性质。这时，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私人企业获得的基础设施资本与社会总生产资本存量K相当，即G=K=LK，这时有r+δ=■。该式表明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不随其人均的资本积累而变化，类似获得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贡献。这时增加劳动L就能增加生产资本的边际报酬。
　　（三）宏观经济均衡
　　从宏观上看企业和家庭都面临着给定的利率，和工资率w。在均衡时，所有的需求等于供给，典型家庭的最终债务为零，国内全部的资本存量由国内居民所有，人均资产和人均资本相等，即α=k。结合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和零利润条件（5）式与（6）式，宏观经济的目标函数与（1）式典型家庭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宏观经济均衡问题即求解受以下条件约束的最大化问题：经济资源约束：■=f（к，G）-c-（δ+n）к边界条件к（0）=1排除连环信条件：■[к.■]≥0以上最大化问题中，■（t）为平均利率，满足：■（t）=（1/t）■r（υ）dυ
　　为了分析基础设施对增长率的影响，可以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为此，建立汉密尔顿方程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由一阶条件得：■=■-μ=0
　　由欧拉方程得：■=μ[Aα■（■）-δ-n]=-■横截性条件：■{к.exp（■[к，G）-δ-n]dυ）}=0
　　利用一阶条件（10）、欧拉方程（11）和约束方程（7）可以得到关于■（t）和■（t）的常微分方程系统，再运用边界条件（8）和横截性条件（12），即可得出分散经济条件下的最优资本积累路径和最优消费路径。我们仍然将重点放在分析增长率的性质上。由（10）式可得：-■/μ=ρ-n+θ■/c，代入（11）式得到人均消费增长率■的表达式：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13）式表明了均衡时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基础设施状况的关系，经济中的基础设施资本由于拥挤性程度不同，对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
　　1.基础设施具有一般拥挤性。当β=0时，增长率随人均资本的积累而单调下降，基础设施对产出没有额外的贡献，但维持了人均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产出增加；当0&β&1时，基础设施对人均产出有一定程度的额外贡献，这种贡献会减缓因人均资本积累而导致的增长率下降。β愈接近于1，这种贡献愈大，增长率下降得也愈慢。可以看出，长期经济增长率随人均资本积累而递减的速度减缓，实际上起到了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即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正的作用。这个结论的经济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2.基础设施充足。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G足够大时，每个企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得与其使用资本相当的基础设施资本服务。这时取β=1，即G=K=LK，（13）式演变为■=[■-（ρ+δ）]/θ，即表明可以获得恒定的人均增长率。但是由于模型中形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投资是外生的，因此，决定这种恒定的人均增长率的因素与外生技术进步率的性质相同。这个结果可以解释早期文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得快的原因，它们多有充足的基础设施资源（如沿海、沿河、道路通畅的平原地带等）；也可以作为卡尔多（Kaldor，1961）提出的各国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存在很大差异的一个理论依据。我们还注意到，在总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即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随着人均资本的不断积累，G/K终将减少到小于1，基础设施从充足变为拥挤，因此，自然资源的科学规划、保护和利用，对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十分重要。
　　（四）稳定状态
　　下面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均衡时人均消费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性质。可分两种情况来分析经济的稳定状态。
　　1.基础设施为纯公共品。当基础设施为纯公共品时，即β=1时，经济资源约束方程（7）式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人均消费增长率仍由（13）式给出，横截性条件为可以证明，在生产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趋近于一个常数，生产函数足以保证人均消费增长而又不导致效用无界的条件下，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使用不产生拥挤，则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人均消费增长率■为共同的正常数且处于稳定状态（如读者索取，作者可提供证明过程，下同），即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从（15）式可见，模型这时不存在动态转移过程。
　　2.基础设施为拥挤品。当基础设施存量为拥挤品时，即β&1时，经济的资源约束方程仍采取（14）式，人均消费增长率由（13）式给出，横截性条件为■.exp{-■[■（k，G）-n-δ]dυ}=0可以证明，当人均资本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相等且为零时，宏观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即当■=■=■=0时，经济达到稳定状态（■，■）。这说明，当经济中存在由外生投资形成的拥挤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时，人均变量k、y和c在稳态中不变，水平变量K、Y和C在稳态中以n的速度增长。但是，增长率受到基础设施拥挤程度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转移动态中看出这种影响。
　　经济处于稳态时，（14）式、（13）式分别为
　　c=f（k，G）-（n+δ）k（16）
　　f（■，G）=δ+ρ（17）
　　可见，存在一个k值，使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值，设其为■，则■满足：f（■，G）=n+δ。这时的利率f（■，G）-δ等于产出的增长率n，对应着人均资本的黄金律水平。（17）式表明，稳定状态的利率f（■，G）-δ等于贴现率ρ。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3.基础设施资本的拥挤性对稳定状态的影响。我们构造一个由k、c构成的平面图（图1），则（16）式构成了■=0的轨迹，是一条凹向横轴的曲线，这是因为该曲线与横轴有两个交点，一个为k=0，另一个满足f（k，G）=n+δ；c′k从大于0变为小于零。（17）式构成了■=0的轨迹，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
　　当0&β&1时，图1中■=0和■=0的轨迹将空间分为4个区域，直角相交的箭头表明每个区域的运动方向。模型呈现的是鞍点路径稳定性，稳定臂c（k）是一条经过原点的稳态的正斜率曲线。这条曲线从一个低水平的k出发，最优的初始值c（0）很低，沿着稳定臂向稳态值上升（为作图方便，图1的稳定臂画成一条直线，实际情况未必是直线）。
　　图2给出了稳态受基础设施拥挤性的影响，■=0、■=0和■=0分别对应β值由小到大的情况，可以看出，随着β值的增加，■=0的垂直线向右移。当拥挤程度高时，β值较小，稳定的人均资本■、人均消费■也较小；反之则相反。从图3可以看出，当β值接近1时，曲线■=0变得非常扁平，■值相当大，稳定臂也接近于一条更加平直的曲线。作为极限情况，当β→1时，从（13）式可知人均增长率为常数，这时曲线■=0的曲率趋于零，将会成为一条平行于k轴的直线。
　　从以上分析可知，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因拥挤程度不同而对人均增长率和稳态的人均资本、人均消费水平产生影响，拥挤程度降低可以提高人均增长率、稳定状态的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水平。
　　三、包含内生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增长模型
　　将投资内生化，经济中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由政府部门通过对产出的一次性总税赋进行融资建设，并且无偿地提供给私人企业使用。内生投资模型要考虑政府部门的存在，从而模型由家庭问题、企业问题、政府问题和宏观经济均衡问题构成。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一）家庭部门
　　典型家庭的问题仍然是在家庭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由人均消费c（t）产生的效用u[c（t）]的贴现流量，并由此确定家庭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的路径。
　　（二）企业部门
　　典型的企业i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提供，企业可以无偿使用，但是企业要缴纳占总收入一定比例的税收，税率为τ。政府通过收税为基础设施融资。为便于分析，假定在任何时点t，基础设施投资都立即形成资本存量。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其税前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18）式与（2）形式相同，所不同的是G在（18）中来源于内生投资，而且产出也仅为企业的税前收入，■为企业i使用基础设施实际能够获得的投入。仍假定每个企业都得到了相同的资本密度，即k=■=■/■=K/L，可将企业生产函数表示为集约形式：，其中y为企业的人均产出，k为人均资本。
　　企业的问题是对于给定的{w，r，τ}，使税后利润最大化，即max[（1-τ）A■■（■）-w■-（r+δ）■]，其中δ为折旧率，r为租金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和零利润条件，可得劳动的边际产出（工资率）W=（1-τ）A（1-a）■（■）■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租金率与折旧率之和）
　　r+δ=（1-τ）Aa■■ （19）
　　由于G由内生的公共投资形成，并且我们已经设投资立即形成资本存量，因此有G=τY。将总量生产函数Y=A■■（■）■代人该式可知：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将（20）式代入（19）式可得：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从（21）式可以看出，当基础设施为拥挤品，即0&β&1时，人均资本k的指数项为负数，即■&0，这表明使用拥挤性的基础设施并未阻止资本的边际产品随人均生产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但是，由于■&a-1，所以通过使用基础设施资本，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变得比较平缓。当基础设施为纯公共品，即β=1时，可得：■=0。这时（21）式变为，这表明资本的税后边际产品不随人均资本积累而递减但随着总劳动力L的增加而递增，从而实现了内生增长。
　　（三）分权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
　　分权情况下的宏观经济目标函数由（1）式确定。经济资源约束为
　　■=（1-τ）f（k，G）-c-（δ+n）k（22）
　　排除连环信的条件与前面模型相同。求解此最大化问题，可得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23）
　　将（20）式代入（23）式，可得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24）
　　从（24）式可见，在分权经济中，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将因为基础设施资本的拥挤程度β的不同，而随人均资本的积累发生不同的变化。因子（1-τ）并不会改变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变化的曲线的形状，仅会对曲线产生平移作用，这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将导致企业收入减少。从（24）式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拥挤程度对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影响：
　　1.β=0。经济中没有可利用的基础设施资本，与一般的拉姆奇模型相同。
　　2.0&β&1。经济中存在拥挤程度不同的基础设施，这时k的指数仍小于零但大于α-1，表示私人企业使用拥挤性基础设施而获得一定的永久性投入，它虽然没有阻止人均消费增长率随人均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却减缓了这种递减趋势。
　　3.β=1。经济中存在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私人企业通过使用这种纯公共品的基础设施而得到的永久性投入，使k的指数等于零，（24）式变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即人均消费增长率不随人均资本的积累而递减，而随总劳动力的增加而递增。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公共投资只能够提供拥挤性的基础设施时，不能够产生内生增长，但能够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减缓的作用随拥挤程度的降低而提高，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当公共投资提供纯公共性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内生增长，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即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个结论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本文模型的重要经济意义。
　　下面进一步分析税率对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当β=1时，将（25）式对τ求偏导数：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令上式等于零，可得τ=1-α。该式给出了基础设施为纯公共品时，使人均消费增长率最大的一次性总税赋的税率。税率与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关系如图4所示，当τ较低时，资本的边际产品随τ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因而■也随之提高。随着τ的上升，扭曲性税收的负面作用增大，资本的边际产品随τ增加的速度变慢，■的增速也变缓，并逐步达到峰值后下降，这个结果与巴罗（Barro，1992）所得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的结果类似。当0&β&1时，将（24）式对τ求偏导数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令上式等于零可得τ=β（1-α）。该式给出了基础设施为拥挤品时，使人均消费增长率达到最大的税率。税率与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关系仍可以从图4看出，■与τ存在与纯公共品基础设施情况类似的图形，所不同的是，人均项增长率的最大值比纯公共品情况要小，这时最优税率也相应降低，即τ=β（1-α）&1-α，因为β&1。τ减小对■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是（1-τ）项使■增大；二是τ的指数项，使■减小。以上分析揭示了用于公共投资的最优税率与基础设施拥挤度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也是本文模型的重要经济意义。
　　（四）政府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
　　假定政府从社会总产出中征收一次性总税赋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保持预算平衡，不进行负债融资，并致力于（1）式所确定的社会最大化目标，则有：
　　Y=C+■+■G+■+δK其中Y为宏观经济的总产出，C为社会总消费，■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时间的导数（即基础设施资本积累速度），■为基础设施资本的折旧率，K为企业的生产资本，δ为生产资本的折旧率。
　　（26）式反映了宏观经济基础设施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27）式反映了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由于假定政府的公共投资立即形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而且全部投入使用，因此有G=τY，■=0，可知G=■，则约束方程（26）变为Y=C+G+■+δK。由该式和目标函数可以求解社会计划者得到的均衡时的增长率。
　　设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将上式写成人均变量的形式：
　　■=（1-τ）A■（■）■-c-（δ+n）k可以求出政府得到的人均消费增长率：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当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品，即β=1时，
　　■（政府）=■[（1-τ）A（τAL）■-（δ+ρ）]（30）式与（25）式比较，少了因子α，由于α&1，因此■（政府）优于■（分权），这是政府将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作用内部化的结果。当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品时，■（政府）仍然优于■（分权），仍然是政府将外溢作用内部化的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β一定时，政府只要按合适的税率τ征收一次性总税赋，并将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提供给企业使用，就能够从一个分权均衡的框架中获得最优的增长率。这个合适的税率τ即最优税率，当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品时，τ=1-α；当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公共品时，τ=β（1-α），这个结论是本节模型的公共投资政策意义。
　　（五）稳定状态
　　1.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品
　　此时分权经济与政府经济的均衡增长率是不同的。在分权经济情况下，资源约束方程为■=（1-τ）f（k，G）-c-（δ+n）k，人均消费增长率■由（25）式给出，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当（1-τ）Aa（τAL）■&δ+ρ&■[（1-τ）■a（τL）■-（δ+ρ）]+δ， 在分权经济的均衡状态下有■=■=■[（1-τ）■a（τL）■-（δ+ρ）]/θ，即c、k、y以相同的常数增长率稳定增长。显然，这种情况不存在动态转移过程。
　　在政府经济的情况下，资源约束方程、人均消费增长率分别由（28）式、（30）式给出，同时考虑横截性条件，当（1-τ）■（τL）■&δ+ρ&■[（1-τ）■（τL）■-（δ+ρ）]+δ&0，c、к、у以相同的常数增长率稳定增长，即
　　■（政府）=■（政府）=■（政府）=■[（1-τ）■（τL）■-（δ+ρ）]政府经济的稳态增长率也优于分权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并且不存在动态转移过程。由此可见，政府按合适的比例从总产出中征收一次性总税赋并投资建设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长期经济增长率可以不随生产资本的积累而衰减，从而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
　　2.基础设施为拥挤性公共品
　　此时在分权经济下，资源约束由（22）式给出，人均消费增长率■由（24）式给出，同时考虑横截性条件，如前面已证明的，当且仅当■=■=■=0时，经济达到稳态（■，■），这种情况存在动态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构造一个由k、c构成的平面相位图来表示，与图1类似。
　　基础设施拥挤程度对动态转移过程的影响，与图2和图3所示的情况类似。在0&β&1范围内，β值越大，■=0曲线越扁平，对应更大的■值，稳定臂的曲线也更加平直。
　　在政府经济均衡下，资源约束由（28）式给出，人均消费增长率由（29）式给出，横截性条件与前面相同。稳态的条件仍然是■=■=■=0，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经济的稳态■值大于分权经济的稳态■值。
　　四、启示
　　从我国情况来看，本文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启示。一、要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基础设施资源的有效规划和利用的重大意义。自然资源不仅包括矿产资源等直接形成产品的资源，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性质的资源，后者的破坏将导致长期增长率的损失。而长期增长率的微小损失，都会带来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其后果要远远大于短期波动的后果，这已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二、要防止单纯用短期波动的视角评价我国的公共投资政策和前几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更不能轻言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已经饱和，应减少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等。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存在二元结构和人均资本低的国家，本文结论的意义十分清晰，即继续保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高增长率，是保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率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作经验分析，但我国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相对馈乏是明显的，据格雷纳（Greiner，1996）的统计，德国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本与企业拥有的生产资本之比（相当于本文的β值），从1960年到1992年平均为0.41；美国从1960年到1990年平均为0.44；我国从1978年到1998年平均为0.27。因此，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积极的公共投资政策，应当是我国保证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重大战略。三、要有效提高新增公共投资的效益并维持现有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良好运行。现有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使用状况的变坏与投资效益的损失，都将形成与拥挤程度增加类似的后果，对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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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ow， Kenneth J. ，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es Studies， Vol. 29： 1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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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o， Robert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5.
　　Barro， Robert J.， Sala-I-Martin， Xavier， 1992a，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2： 223--51.
　　Barro， Robert J.， Sala-I-Martin， Xavier， 1992b，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9.
　　Cass， Davi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oumulation"， Review of Ecomonic Studies， Vol. 32： 2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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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nvestment Policy i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General Congestio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Long-run Growth Model
　　Lou Hong
　　（Department of Treasury， Ministry of Finance， P. R. C）
　　Abstract：Generally， infrastructure is of congestion and pure public infrastructure is an extreme example. Th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an be both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To take the general congestion into account， the paper sets up an exogenous growth model as well as an endogenous model. This paper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hen the exogenous infrastructure is of pure public， it can generate long ru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rate. And when the infrastructure is of congestion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long run growth rate. If the endogenous infrasturcture is of pure public， it can lead to constant endogenous growth and if the infrastructure is of congestion，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long run growth rate which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ongestion.
　　Key Words： Growth ； Public Infrastructure ； Investment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H410， O410， O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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