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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37]&&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者的坚守
“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还处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捐款阶段，没有社会责任的战略或长期计划。”
撰稿／陈统奎(记者) 施丹妮
周群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具体身份。他是一家德国公司中国区社会责任经理，也是中国资格最老的CSR专业人士之一。CSR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缩写，意思是企业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之外，还应该对社会负责，保护环境，保护工人权益，保护社区发展。
作为中国第一代CSR工作者，周群见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艰难进程。“我欣喜地看到，在过去15年间中国公众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误解到理解，从批判到接受，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倡导……”
周群也看到了不足：“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源动力公众还没有主动参与。”周群的同行是一个数目不大的群体。2001年，为了寻找同行者，推动中国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周群创办了一个公益网站，网站的名字就叫“社会责任在线”。
2000年的一件事让周群记忆犹新，他深切地感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紧迫性。事情的起因是香港一家劳工组织调查，发现生产 麦当劳玩具的深圳新城玩具厂违法使用了近400名暑期工，大部分是小学生，调查结果发表后引起轰动。周群和其他审核员一起作为麦当劳代表进驻工厂调查。
尽管调查中没有发现童工，但是确认工厂确实存在违法《劳动法》现象，有加班加点严重和工资偏低等问题，并且工厂多次提供虚假材料，这些都违反了中国有关法律和供应商社会责任守则。
2001年底，周群从一家国际认证机构离职后，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把多年工作和学习 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并翻译了大量英文资料，编成一本专门介绍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书，这是当时第一本系统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学博士生导师常凯教授在香港得到这本书后，辗转找到周群，一番畅谈。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争议和误会还很多。”当时，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非议不少，有人把它当作“商业间谍”，有人把它当作贸易保护主义，有些人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却很少有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来龙去脉进行理性研究。
“当时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人士都是为外资企业工作，我们经常被人叫做‘汉奸’。”书稿交给出版社后，他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周群思量着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他发现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网站，于是决定召集业界朋友一起做一个网站，“把真相告诉大家”。由此诞生的“社会责任在线”成为全球第一个专门介绍社会责任的中文网站。其中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被很多专家和媒体引用。
转眼间，这个公益网站已经走过第六个年头了，它也聚集了一批有志于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专业人士，大家一起研究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探讨企业劳资关系，环境保护，职业安全的种种问题，并思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们都和周群一样，有着共同的称谓：CSR工作者。他们大部分担任着外资企业的验厂审核员、社会责任顾问或经理等职。在他们眼中，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供企业选择的公益事业，而是直接关乎劳工权益，也关乎客户订单一项前提条件。在网站上，他们分析了不同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问题，一一指出这些企业不符社会责任标准的种种原因。
“目前，国际上有社会责任的大企业已经在商业活动中采用SA8000等国际标准，要求供应商遵守，他们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督并帮助供应商实施这些标准，有的公司还设有专门负责社会责任的副总裁这样的高级职位，如锐步公司、耐克公司。但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还处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捐款阶段，没有社会责任的战略或长期计划，主要原因是公众和消费者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内文导读：&(字节数: 5047) [转贴
12:29:34]&&24日 星期六 于 02:00:00 · 叶康乐 发表在:
　　――当中国人民正在背负着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利益集团压榨的时候，国外投资者正享受着巨额收益
　　当中石油总经理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大哭，而不是大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盈利正来自于对中国人的残酷压榨与剥削，而他们的盈利却大部分分给了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投资者――洋人们手里。你说，作为中国人听到中石油说大赚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哭？
　　事实如下：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２９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１１９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如中石油，多年以来，中石油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４５% 左右用于派发股息。其中，仅２００５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６００. １２亿元的真金白银），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
　　大家也应该知道的是，虽然这些垄断集团里面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工资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基层员工与一线工作人员（这些基层工作人员都是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的子女），他们却是抠门得很，其工资是惊人的低。以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为例，他们招聘的话务员，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期间，工资为三百块一个月，不提供任何保险与住宿，试用期期满后，通常为６００块到８００块一个月，不提供任何三金、保险等，也不提供食宿，话务员要赚这六百块钱，要跟他人日夜轮流上班，经常要上夜班，周末也不得休息。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大家看到了：一年利润几千亿的垄断集团就是这么压榨我们的百姓子女的。
　　我郑重向全中国人民推荐张宏良的《中国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此文思路清晰，论据有力，表明中华民族正面临的空前的危机，其生态的恶化、环境的污染、工资待遇的低劣，被国内外资本的压榨程度，都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在现阶段，我们关心的不应该是我们伟大的国家怎样得繁荣昌盛，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有人正想把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变成利益集团以及国内外资产A永远的奴隶。
　　本文的标题本来想取作“买办利益集团与汉奸集团掏空中国”，后来还是把汉奸集团这四字去掉了，改成现在的名字，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日后被人诬告，我想，我不能说你是汉奸集团，说你是利益集团总没错吧，这些垄断集团不就是抱成团专欺侮咱老百姓的利益集团吗？本文所述的哪一点不是事实？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头头也未必真的就是汉奸，真的就是这么没良心的压榨国人，如果我们相信他们这些人对中华民族还是有些责任感的话，那么，我们所要问的就是：如今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什么时候能打破？
　　当中国老百姓的骨髓都已经被抽干，生态已被彻底破坏，全中国已成垃圾场的时候，中国人民又有什么可担心失去的！
　　作者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ａｔ）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 &(字节数: 1673) [转贴
12:22:53]&&郭台铭不怕新劳动合同法？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 日 星期四 & & 中国雇主们对刚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下称“新法”）的反应又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1月8日，中国本地媒体报道西门子因为新法增加成本对某些家电产品提价。之前一天，国际快递巨头DHL被曝出诱骗中国员工签约其他公司。而因为劝退数千名工龄8年以上雇员备受争议的华为，再次表示出对新法过于追求公平也许损及效率的忧虑……
“我没有想到企业反应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董保华警告说，新法片面追求提高劳工权益的结果，可能导致“三输一赢”，即除了劳工中介业外，政府、雇主和雇员都是输家。
不同寻常的是，全球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主――郭台铭对新法举双手赞成。低成本和规模，是郭台铭的鸿海帝国生存之基础。很难想像，一个对攒下生意中每一个可以节省的硬币始终狂热的商人，突然不遗余力去支持提高普通雇员福利。要知道，两年前中国《第一财经日报》对鸿海在深圳子公司劳工待遇恶劣的报道，引发了该公司要求记者赔偿3000万元的诉讼！
& 去年底，郭高调宣布将为数万名达到8年工龄的中国员工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并称自己也是劳工之一员，理由是他在自己的深圳子公司每月只拿一元钱。根据2007年《福布斯》估计，郭以55亿美元身家位列台湾第二大富豪。
出于两个理由，郭无须畏惧新法。
首先，鸿海已经为应对新法带来的成本上升做好了充分准备。分析师们指出，鸿海正在大规模转移生产基地，把目前集中于中国沿海的工厂转入中国内地和越南。到2009年，中国沿海工厂占鸿海全球人力成本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39%下降到19%；而现在仅占比5%和2%的中国内陆和越南，届时将上升到22%和12%。尽管中国内地和越南的工资水平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相比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仍然最便宜。中国内地120美元的最低月工资水平，约为巴西的1/2和捷克的1/4。
更重要的是，支持新法的姿态为鸿海的中国生意赢得了漂亮的政治资本。董保华教授认为，现在大企业对新法的反应可分为几类，一种是懵懂未明，还没充分了解新法对业务的影响；一种譬如华为，按最正常的、市场化的原则去应对，却在政治上失分不少；而按官场原则运作的，最契合现实需要，因而也最可能成功。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共有 2 条评论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 第1页
09:25:57 hjsht 国内大张旗鼓地鼓吹劳动合同法会增加企业成本，是一个恶法只有董保华先生，为什么一些媒体就喜欢用他的观点呢？像FT还声明不代表本网观点。你为什么不引用一些拥护劳动合同法的专家的观点，也来个声明不代表本网观点呢？不知董先生是何意，就那么害怕劳动合同法。我敢肯定地说，劳动合同法不是洪水猛兽，不管是从近期，从长远更是劳资双赢的法律。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并非说大陆什么都好的人，我对政府的腐败和政府的低效是深恶痛绝的，并有切身体会的。
01:24:31 asyoda "董保A教授J椋F在大企Iπ路ǖ姆煞，一N是懵懂未明，]充分了解新法I盏挠绊；一N譬如A椋醋钫５摹⑹龌脑t去Γs在政治上失分不少；而按官鲈t\作的，最契合F需要，因而也最可能成功。" -何J樯鲜鋈N方法中,那一N最符合股|利益?那一N最符合"诠"利益?那一N最符合"CF"利益?可以simple,不可naive...然,耍嘴皮或耍PUto所^. "低成本和＃枪ㄣ的海帝嬷A。"-l告V你的?你的述有?太simple了,如果是,海怎可能打得APRC local corp.--找山西V主不就可以完? 所以我蔚强隙ǖδ阏f:你根本不懂富士康! &&(字节数: 1785) [转贴
12:10:43]&&用投资履行你的社会责任 && 作者：萨姆&S226;马姆迪(Sam Mamud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日 星期三 & & 原本处于基金世界一隅的社会责任投资(SRI)，如今已开始在美国引起主流关注。
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和人权等话题更加关注，如果投资者不想把积蓄投入到那些自己不赞成其决策的公司，那么，SRI基金就是一个有用的选择。
理柏(Lipper)公司的数据显示，由于这种趋势，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SRI共同基金的资产就增长了近50%，从2004年初的233亿美元，增至去年9月30日的346亿美元。
华登资产管理公司(Walden Asset Management)社会责任投资负责人蒂姆&S226;史密斯(Tim Smith)表示：“人们的兴趣呈爆炸式增长。”
对SRI兴趣日益增长的不只是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也开始针对公司治理和撤资等问题采取行动（见文后，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Investors Against Genocide)）。
美国康涅狄格州财长丹尼斯&S226;内皮埃尔(Denise Nappier)是一名股东维权人士。她的努力（除了其它成就外），已迫使美国电力公司(American Electric Power)汇报自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并推动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把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分开。内皮埃尔也是260亿美元康涅狄格退休金计划与信托(CPRT)基金的唯一受托人。
最近，CPRT发出了一封意见信，反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剥夺股东获得公司代理权的计划。规模2560亿美元的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plers)和规模为860亿美元的威斯康星州投资委员会(State of Wisconsin Investment Board)也致信抗议这一举措。
史密斯认为，公司丑闻（比如本世纪初安然(Enron)和世通(WorldCom)的倒闭，以及更近一些时候出现的股票期权追溯的问题）导致人们对公司治理和股东维权主义兴趣日增。他表示：“投资团体过去常常是消极的股东，今天则是更为投入的股票持有人。”
Calvert社会研究与政策高级副总裁贝奈特&S226;弗里曼(Bennett Freeman)指出：“公司社会责任议程从没像现在这么重要过。”Calvert是最大的SRI基金公司，拥有80亿美元SRI资产。弗里曼认为，态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变的，当时，美国公司血汗工厂剥削劳动力正是热门新闻。同时，石油公司也因为犯错而登上新闻。最好的例子就是1995年，在尼日利亚维权人士肯&S226;萨洛-威瓦(Ken Saro-Wiwa)被处死之后，壳牌(Shell)遭到了批评。萨洛-威瓦生前一直在抗议石油行业造成的环境破坏。那一年，壳牌还因为计划把Brent Spar钻井平台弃于海底而倍受指责。像这样把人权与环境忧虑合二为一，是SRI所担心问题的一大特点。
弗里曼认为，尽管最初企业转变态度是要防止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宣传效果，但是如今，企业却把这些问题纳入了自己的公司战略。弗里曼曾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担任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新呈现的公司对SRI的关注。2006年公布的《责任投资不倡议原则》(UNsponsor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确立了自愿指导原则，关注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问题。
这份文件得到近250个签名，包括Calpers、CPRT以及纽约和伊利诺州的养老金计划。
JP摩根资产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荷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ABN Amro Asset Management)和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都在签字的投资管理公司之列。签字公司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0年成立的“碳排放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现在接受2400家企业的报告，这些数据要传递给拥有超过41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
弗里曼表示：“这已经成为一个商机，企业正在把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与公司战略联系起来。”这创造了一个SRI投资者可以茁壮成长的环境。他补充指出：“SRI基金面临的挑战是成为像公司社会责任一样的主流。”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挑战是要把SRI定义为一个可以吸引投资者的积极概念，而不仅仅是一种避开某些类型投资的工具。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SRI基金是根据它们不投资的领域来定义的（酒类、烟草和赌博是三大标准“禁区”），但如今，SRI基金正在积极寻觅那些它们拥护其政策的公司。
各基金现在要筛选的，是那些在劳工权、人权、工作场所多样性、公司治理和道德、环境与气候变化以及社区行动等领域付出了努力的企业。
这种筛选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华登资产管理公司的史密斯就把IBM作为积极实现多样性的典范，弗里曼则提到了英国石油(BP)和壳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做出的努力。
不过，除了公司问题以外，SRI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据晨星公司(Morningstar)估计，美国有100家左右的SRI共同基金，其中约有40家根据宗教进行投资。有些比较知名的基金，如“万福玛利亚共同基金”(Ave Maria Mutual Funds)，明确根据社会问题来筛选公司，避开与堕胎有关的医院和制药企业。
万福玛利亚共同基金的另一个筛选条件是，排除那些给雇员未婚伴侣提供福利的公司。
这就导致了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属于SRI基金范畴的投资――比如美国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
SRI基金在业绩上也堪与其它基金媲美。
理柏的数据显示，本年度迄今为止，SRI基金已经取得了11.66%的收益率。相比之下，基金业平均收益率是11.27%。
领头羊是一只伊斯兰宗教基金Amana Growth Fund。这只基金被晨星公司评为五星级。
这只基金区别于其它SRI基金的地方是，它遵循《古兰经》(Koran)禁止高利贷的教导，将金融服务公司和包括债券在内的所有利息支付工具都排除在投资领域之外。
萨姆&S226;马姆迪是《基金行动通讯》(Fund Action newsletter)执行总编。
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
SRI界最高调的领域是从苏丹撤资运动。抗议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维权人士，把目标锁定在投资于石油企业的资金管理公司身上，其中包括与苏丹政府合作的中石油(PetroChina)。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主席埃里克&S226;科恩(Eric Cohen)表示，当事实证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经济运动只是一把“钝器”之后，有针对性的撤资运动就成了维权人士最青睐的方式。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于去年9月成立，创始人是“富达离开苏丹”运动(Fidelity Out of Sudan campaign)的发起者。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经济运动曾经导致很多南非黑人因经济制裁影响而失业。
达尔富尔危机的规模也是大多数投资者可能看重的一点。“SRI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科恩表示。“没有人想和种族屠杀扯上关系。”美国富达投资集团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它是纽约证交所中石油股票的最大持有者。
自2005年6月以来，美国已有20个州决定从与苏丹有联系的公司撤资，其中14个州是在去年做出的决定。有17个州已经通过了撤资法。53家大学也已经撤资，其中包括管理着350亿美元资产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投资企业的回应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就算取得了成功，也被搞糊涂了。在伯克夏-哈萨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去年10月中旬将中石油股票变现之后，沃伦&S226;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否认这次抛售与达尔富尔有任何关系。他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Fox News Business)，他在5亿美元的投资中赚了35亿美元，事后却觉得抛得太早。
虽然去年8月的一份档案显示，富达出售了手中99%的中石油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富达的发言人维恩&S226;洛波尔基奥(Vin Loporchio)却表示，公司没有下令抛售。他表示：“每个投资组合经理都会根据自己对股票价值的判断做决策。”至于这些经理的抛售决策是否出于跟撤资运动有关的原因，洛波尔基奥不愿置评。
他补充指出，富达为寻找SRI的投资者提供资金。
科恩的组织找出的另一些投资公司保留了自己的中石油股票。这些公司包括富兰克林邓普顿(Franklin Templeton)、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母公司安联保险(Allianz)以及先锋集团(Vanguard)。
译者/徐柳&阅读本文章英文,请点击 THE RISE OF THE ACTIVIST SHAREHOLDER IN THE US BOOSTS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字节数: 4311) [原创
22:34:17]&&CSR
10,(EHS)(CSR),15,-
NGO2006BSRFLAFLA30EICC
NIKE2010NIKE2007NIKENIKENIKE
2007GAPGAPGAP200352007GAP
2007Wal-Mart
2006FLA3.0FLA3.0FLAFLA3.0FLAFLA 3.0FLA3.0FLA
20077BSRBSR
2005216CDMCDM8.52CDM
&&& &(字节数: 17033) [转贴
22:14:19]&&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给草根组织参与社会运动提供机会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简称GGF）是总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基金会。美国有很多基金会资助经过注册的组织和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而全球绿色基金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需要的经费资助并不很多，而且这些国家中的很多组织注册比较困难，所以GGF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帮助这些正在起步的环 保社团，给予一些小额资金的支持。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旨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基层环境运动进行小额资助，以期帮助保护全球环境。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最未受关注而又面临诸多环境威胁的地区广泛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活动。
　　对于环境，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第一个认识是：我们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而必须为拯救整个地球而努力。保护半个地球犹如只扑灭了火焰的一半。我们必须首先扑灭分布在周围的火点以阻止火势向外无蔓延。所以只着眼于美国的环境问题将无益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第二个认识是：大多数环境问题最终应在地区基层解决。环境问题正在不断全球化，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正日趋地方化。在发展中国家里，基层团体有效组织起来，以小额资金和众多志愿者的能量，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环境问题。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在一些活跃的环境群体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帮助人们提高环境意识，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参与推动各种环境工作并作为当地环境监督者。同时，他们在当地，地区间和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帮助保护自然环境和公众健康所作的努力，促进了民众参与民主化进程，从而帮助新兴民主国家丰富其市民社会。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以及把污染转驾到其他国家的现象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大力援助那些在各自国家里探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团体。
　　过去几十年中，北美和欧洲的环境得到改善。然而，却在无形中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压力。那些开采资源的公司和污染企业为逃避自己国家严格的环境污染的制裁而来到法规相对不完善的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运动者需要在他们各自国家的环境和经济领域赢得声势，而为此提供所需的财政支援应是发达国家环境赞助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促进民间基金会和个人捐助者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环保运动，1993年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旧金山市建立，之后总部设于科罗拉多州。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资助那些以社区为基础，可以最有效赞助小额资助的环境活动团体。资助额从2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
　　这些资助是用来帮助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各类小型志愿者团体。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受助的环境组织收到的第一笔捐助都来自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对于这些团体来说，这些可供组织运作的基本费用，如经费，电话费，印制费及其他办公费用，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能力。同时这些资助也给了他们自信心，提高他们的信用，使其更有效地推动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顾问委员会。它由那些在当地了解如何最有效利用有限资源的环境领袖们组成。顾问委员会负责推选可以获助的组织。这种参与式的，以群体为基础的工作方式有利于环境领域内建立民主机制。同时，顾问委员会对本地环境群体及其需求的掌握同样让捐助者们受益匪浅。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中国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环境问题和领域中最重要的国家。近年来，中国也不断涌现为改善环境而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于1998年开始直接资助中国的民间组织。在过去的几年中，先后有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Green SOS等几十家团体获得资助。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中国顾问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
温波 中国项目协调人David Gordon 太平洋环境组织`李皓 地球纵观吕植 保护国际李冰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胡勘平 中国绿色时报项目监察组：吴昊亮、常城
　　中国顾问委员会成员将具体负责推荐民间组织申请资助的工作，最终决定获资助组织名单将由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作出。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申请过程：
1.申请者需用英文填写组织信息表/非盈利组织等同表/项目建议书（1-2页）
2.提交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中国顾问委员会审核
3.再提交全球绿色资助基金最后审批
注：项目建议书包括目标，项目介绍，实施时间及方法，对组织的长期发展有何帮助和经费预算等。
中国网站: www.联系地址：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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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新手上路
文章：2923
积分：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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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总干事Chet Tchozewski访谈录　　　　　　Paula J. Kelly 文 　　　　　　　　　　　　　　童琪薇 杨扬 温波 译
　　2004年美国基金会联委会的罗勃特&S226;斯瑞尼尔（Robert W. Scrivner）创造奖授予Chet Tchozewski先生。Tchozewski是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简称GGF)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国际小额资助的倡导者。GGF提供通常在5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小额的资助，给全世界的草根组织，以帮助人们保护自然环境，推行可持续生活方式，保持生物多样性，并促进公众参与决策。正如所言,“我们的事业孕育着希望……谁知道下一个好主意或者环境领导者从哪里产生？谁知道哪种行为会产生最佳的效果？GGF就像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孵化器，伟业之始我们便在此了。”
　　GGF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德市，工作人员和顾问可以参与全球的资助活动。早在1993年，Tchozewski就在浪潮基金会(Tides Foundation)里创始这项基金。从2001年至今，GGF已经在73个国家提供了1500多项资助项目。
　　Tchozewski曾于1989年至1992年担任旧金山绿色和平组织太平洋西南区的主管。他在1983年参与创立了落基山和平正义中心。1980年至1983年，他在美国公谊委员会落基平原项目工作，参与反核和裁军运动。1978年，他首次投入社会运动是参与创办落基平原“真理之力”。他与妻子Susan Carabello，女儿田田现居博德市。
　　下文是Tchozewski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开展小额资助和克服困难的。
　　Paula: 您为何关注环境问题？
　　我觉得在世上要做有意义的事。希望参与解决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因为这样做使我感到自己的价值。例如：我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运动是在70年代的核裁军运动（由落基平原“真理之力”组织发起）。我曾奋不顾身地高呼：“让我们解除所有国家的核武器。”我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是因为认识到不解决包括环境问题等诸多社会正义领域的问题，就不可能让所有国家放弃武器。
　　Paula: 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我认识到虽然核裁军运动（和平运动）十分重要，然而其它社会活动，比如环境运动，可以动员更多的公众为了全球正义而参与其中。因为和平运动常常受到政治干扰，而环境问题则不那么具有政治性。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在我参与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遇到一些事半功倍的机会和优势，也认识到和平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相互关联。这些事半功倍的资助机会大部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环境现状尤为严峻，而只要少有花费就能有较大的改观。通过利用现有的社会网络了解在哪里小额资助会有大的影响，捐赠人就能得到更大的回报。
　　Paula: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创建之初有其他人参与吗？它什么时候成为浪潮基金会的捐者指定项目基金的。
　　早期我们重要的支持者有来自驯鹿基金会的Roy Young, Tet Ansamn基金会的Humberto Mafra和Damien基金会的Wendy Emrich。从一开始我们就依靠那些对地区事务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人们。90年代初，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旧金山分部工作的组织者们就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开展工作。从巴西到缅甸的诸多国家，这些组织者们都遇到了一些既有专业知识又颇具影响力的当地环境活动家。他们回到旧金山报告当地有些组织需要大概500美元至2732美元就能开展一些有效的工作。
　　绿色和平组织在捐赠者中有着良好的声誉，所以我能够从我们的支持者中筹到更多的钱。当然有的捐赠者也是在我多年的努力之后才开始捐助的。进一步的挑战就是如何让美国的捐赠者能够支持绿色和平组织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发现的当地组织。
　　现在我对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仍记忆犹新。当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成立以前，那时还只是一个概念，我配合美国的捐赠者在泰国和缅甸对草根组织提供免税捐款的帮助。那时我开始认识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这种小额的资助？给发展中国家团体提供小额资助要花的行政费用比资助金额本身还要高。它迫使我考虑如何去减少管理费用。我能找到的最佳办法就是在环境运动中利用现有的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或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现有的环境运动网络。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
　　1991年，我们向缅甸的一个团体提供了第一笔5000美元的小额资助。缅甸的军方刚刚平息了一场学生起义，并拒绝将权力移交给民选领袖昂山素姬。我们不想涉及政治问题，如何处理也就有些敏感。我们的资助对象是一些居住在泰缅边界的难民。他们制作了一本关于如何在雨林地带耕作的指南，然而却没有资金印刷。
　　Paula: 于是你们就给了他们这些钱？
　　那5000美元帮助了他们能在泰国和缅甸印制耕作指南，分发给那些曾砍伐雨林而耕种的农民。我们及时地向他们提供了援助，也保证了捐赠者的资助免遭征税。这些都使我看到可能在全球社会变革里产生巨大效益的一种需求。那就是，设计一种有效减低成本的机制使美国人能向国外社团提供可以免税资金援助。
　　Paula: 为什么主要资助形式为小额资助呢？
　　这恰恰是因为几乎没有美国捐助者在国外进行小额资助。那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战略，而是因为受到管理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的会计师告诉他们，“我们的管理费用是固定的，无论资助金额多少，每一笔资助都要支出自身机构大约美元的管理费用。所以我们不要开展小于5000美元的资助项目，因为管理费用比资助本身的费用还高实在是一件不明智的做法”。
　　但那并未考虑500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那种经济环境下所产生的多重影响。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小额资助项目。这是因为：首先，我们相信这将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如果决策错误，那损失也很小，因为小的金额导致贪污的可能性也小；最后，这是一种权宜之策，因为美国的基金会不得不考虑其管理费的开销，因此常寻求我们的帮助。
　　坦而言之，还没有考虑过单项汇款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是美国基金会团体的重要疏忽。没有人喜欢看到额外支出之类的事情。在美国，大家都倾向提供大额资助，这样就难以形成深入社区的战略。在美国，这是一个问题；在其它地区，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社会变革包括建立稳固的市民社会都得益于中小型社会团体，而他们所需要的资助多为美元左右。
　　Paula: 当看到现行的小额贷款模式，您发现了小额资金也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在我们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时很难理解。
　　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工作主要在新泽西水问题或华盛顿铅污染的全职工作者的年薪大约为3美元。而在海参崴之类的地方完成同样的工作的人员却乐于接受200至300美元的月薪。，资助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能使我们的每一笔钱都产生最大的效果。
　　由于世界生物物种众多，环境慈善事业重要性显而易见。很多环境资金募集者的战略目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生态界的基本原则是万物相生共济，彼此关联，然而让人敬意的是大部分环境资助都集中在美国国内。你能够拯救威斯康星，但是如果你不拯救世界的其他地方，威斯康星也将不复存在。
　　Paula: 在近几年里，虽然美国人逐步认识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重要性，但仍有很多保守的想法。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得过且过，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乐于接受那种万事相连的观念。
　　是的。实际上，在很多领域甚至我们不了解的领域里，人们已认识到事物之间互相影响。我们知道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国家的河流会同时影响两个国家。如果河水进入墨西哥前就在科罗拉多干涸了，那是不公平的 。同样，切尔诺贝利的核污染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环境威胁穿越了国界。同时，现实社会比人们所想象到的更像自然界。社会间的相互联络是复杂的，有时候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就像你说的，美国人会认为：“我们情况很好，或者可以说我们大部分还不错，世界其它地方只要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世界其它地方渐渐将矛头指向美国人，导致了诸如恐怖袭击等事件的发生，这些是由于美国被认为在执行单边主义。毫无疑问我们是世界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要更好地理解从而更广泛地接受这一观点，不同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便会各有利弊。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将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难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代，我希望将会产生好的变革。
　　虽微不足道，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正努力通过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伙伴社团提供人道援助。特别是那些受到资源攫取和工业污染影响的环境――那些工厂总部设在工业国家，却从世界其它地方以破坏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为代价，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那里的人们在接触环境问题的过程之始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认为提供资助以阻止美国将污染和攫取转嫁到其它国家是匹夫之责。
　　Paula: GGF向除了南极洲的世界其它大洲都提供了资助。在如此多的国家管理如此多的小额资助，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高效地提供大量的小额资助秘诀就是利用全球各地的环境运动网络及其丰富的社会资源。
　　Paula: 你们怎么从国际、地区和当地顾问们所推荐的众多资助建议中精选资助项目的呢？
　　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顾问们了解当地组织预算是多少，知道怎样在当地最有效地运用资金，他们对每一笔资金都做出重要的决定。此外，也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做出决定，例如安第斯山项目。这样就能确保每项决定都是由最了解情况的人做出。
　　我们的确授予当地顾问做出资助决定的权力。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将尽力筹集资金，这是本年度预算。请您根据这些原则中做出判断。”这些原则就是：给予关注当地环境问题而且民主化管理运作的社团组织以小额资助。
　　我们资助的项目70％是在金额为5000美元以下的。在有些地方单笔资助也会高达15000美元，比如墨西哥，在那里美元不如在尼日利亚顶用。在中国，我们提供大量的低于1000美元的资助，而这些钱都能派上大用场。顾问们着力于中国最好的支点――学生运动来制订战略。就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学生也提出尖锐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向环境现状挑战。
　　在过去的15年里，包括在当代中国，我们都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局限性。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领域还是有很多宽松之处的。这一点在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是难以寻找的。坐在科罗拉多洲或者华盛顿洲的我们没有这种洞察力。中国的学生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而西雅图的学生组织却不一定明白。这就是中国学生可以成功的地方。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变革的初级阶段。
　　Paula: 在类似的国际事务中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筹款。我们已经建成由100名顾问组成的网络，他们无偿地提供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为基层组织提供资助。今年，我们将提供150万美元的资助400至500个项目中。在不增加多少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轻易地完成三倍的工作量。提高效率取决于我们每年筹集200万到300万美元的款项，以增加顾问可以提供资助的预算，这样我们就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么多好的项目中做出艰难的抉择。
　　Paula: 为什么你认为国际草根资助项目重要？
　　大部分重要的社会变革是从一小群原来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人们中发起，这就是草根组织。在欧美，草根组织环境运动促使大的环境团体的合法化。忽视其它地方的草根组织就意味着国际环境组织失去了支持者。环境捐赠者必须找到更多的方法帮助国家、地方、全球联系广泛的小型基层组织成长。
　　Paula: 旨在阻止恐怖主义的美国爱国法案和行政命令怎样影响了你们的资助项目？
　　他们完全没有影响我们提供资助。只是虽然我们试图简化手续，结果仍然更耗时而管理费用也更高。由于必须备案，国际资助项目普遍面临难处，工作无法进行。实际上，有些志愿方针并不能逐条实行。
　　我们采用了一种有效的处理原则，与美国基金会联委会，各国项目工作人员和希望确保自己行为合法的捐赠者们一起创建了最佳实行标准。因为如果我们不合法，他们也不合法。我们建立了较高的国内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我们的工作既能够符合行政命令和美国爱国法案，也能利用现有的少量资源，比如用软件程序将受赠者的名字与多个恐怖组织名单比照。
　　但它同时也给潜在的新的国际捐赠者带来了负担和影响。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试图减少资助成本的小额资助工作人员，实在是不堪重负。然而这并不能真正达到反恐怖主义方针的目的，使美国更安全。我们不能通过减少慈善资金来使我们更安全，而且很大一部分美国财富源自海外；我们也不能通过阻挠捐赠者为世界上的好心人提供帮助来使我们更安全。
　　我希望志愿方针不是强制性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今后的一两代中出现这样一种相反的趋势，美国纳税人能为他们在阿富汗或其它地方的饥荒提供的无私帮助而减税200％。因为那就是慈善事业的真正意义――提供进取机会，鼓励慷慨解囊。我知道在美国没有一个基金会在恐怖分子名单里看到他们的受赠者的名字。
　　像Cisco和甲骨文这样的大公司，仅仅因为太过繁琐而已经停止提供海外员工匹配基金。这些指导方针无意中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的形象在世人的面前大打折扣。
　　Paula: 因为资助的金额减少了吗？
　　是的。在近几年里国际资助绝对数额是增长了。而实际上，绝对增长的大部分只是来自于盖茨基金会。如果把这个因素剔除，反而在数额上是降低了。此数据是来自美国基金会中心对9.11之前的统计。
　　Paula: 你们下一步的活动计划是什么？
　　踏踏实实地工作。通过美国总部每年争取筹到500万美元资金――支持大约1000个项目，最好地结合利用资源网络和我们的全球顾问网络。在近一两年，我们也将在巴西、墨西哥和印尼等三个国家以GGF为模板建立当地独立的绿色资助基金会。帮助他们建立本地环境项目的资助机制。他们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经费，从他们国内以及欧洲认同这一模式并愿意支持这项工作，但不愿提供给美国机构的捐赠者那里筹到资金。
　　Paula: 您既在提供资助，又在不断的筹款。哪一个角色更困难呢？
　　当然是筹款。假如认为资助比筹款更难的话，那他一定是搞错了。然而，我所认识的人大都身兼这两个角色。
　　Paula: 在您的工作生涯里，这两个角色是否相得益彰呢？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筹款人和资助过程观察者所得到的教训。它让我明白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项目恰恰是由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一些愿意助一臂之力的慈善机构却不知道如何向他们提供资金。诸如Grameen银行提供小额贷款、Ashoka或者其他试图在发达国家捐赠者和发展中国家活动者之间建立桥梁的先锋们，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了卓越的发展。事实是，社会上大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一次模式转变。这不是政治更迭，而是模式更迭。小额贷款的兴起就是一种模式更迭。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穷国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所有国际发展援助都是基于这种假设。然而，这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模式更迭，这是不可否认也是难以宽恕的。发达国家怎么能如此假设呢？
　　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去验证他们的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假定是否正确。作为资助机构，我认识到：小额资助是有效而且高效的。一般人认为：首先，因为你不可信任外国人所以你不能资助海外项目；其次，你不能监督小额资助项目。很多捐赠者臆断如果你不能在博茨瓦纳监察1200美元的爱滋孤儿资助项目，你就不应该提供资助。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作为一个筹款人和一条纽带联系美国捐赠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及其成员，我了解当有捐赠者愿意做这样的事，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实现简单方法。现在所需的只是一个被极为简化了的资助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立了绿色资助基金会，正式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步骤，在世界上有效地提供资金给大量的小额资助项目。我们从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学到了最好的方法，比如利用全球的妇女运动志愿者的全球妇女基金会。
　　现在我们已经帮助建立了利用人权运动的知识和资源的全球人权基金。还有四个全球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都由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社会运动组成，并建立了在互联网出现前超乎想象的社会联盟网络组织。现在我们可以将大量的资金通过这些网络注入到世界各地的草根组织中去。模式更迭正在发展，特别是在那些以前社会封闭的地方。
　　Paula: 很多挑战。
　　也有很多重要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找到并获得机会，这些机会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挑战。
　　Paula: 您有最引以为意的成功经历吗？
　　当然，让我想起第一个话题，就是提供给缅甸当地团体“绿色11&S226;21”的资助项目。在赞比亚的卡布维有一个被政府荒弃的铅矿，人们在矿渣上生活和上学，孩子被暴露在严重的铅污染中。铅中毒现象代代相传――人们不是脑损伤就是智力低下。所以我们资助了一个当地组织以吸引政府和世界银行对卡布维状况的关注。目前正在确定事故负责人，但更重要的是，居民终于从那里搬迁了。
　　Paula: 您最后还有什么想法愿与我们分享的吗？
　　我想强调的是，小额资助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基于网络中成百的人共同贡献他们的创造力，而在这些人的网络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考虑：“如果你有10000美元，你会拿来做些什么？”
　　Paula: 那些真正了解当地情况和问题的人们。
　　是的。于是我们找到那些人，向他们请教，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建议。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这在未来能成为一个好模式。&(字节数: 14999) [转贴
13:49:46]&&如何构建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组合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
作者：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梁锐汉
　　社会责任投资基金（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在某些时候也被叫做可持续发展投资基金，该类基金的投资主题限定在环境、健康、人权等具有社会道德含义领域，但宗教类基金不包括在内。社会投资责任基金的根源可追溯到1920年，当时美国东正教会打破从前对股票市场的偏见，决定投资到股票市场，但他们希望在投资组合中排除某类型的公司，尤其是有关酒精及赌博的公司，后来教友派亦跟随他们的投资方法，不过教友派排除的，则是有关武器的股票。1984年，首个道德投资基金终于在英国成立。当前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数量最多的是美国，目前美国市场上共有68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在亚洲，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最活跃的是在日本，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也有少量的分布，其基金规模普遍不大。　　在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数量在增长，目前市场上共有68只，这些基金大部分都落在晨星大盘平衡型、大盘成长型和蓝筹股稳健配置型。在过去三年共有18只新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发行，与已有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显著不同的是，这些新的基金主要是价值型、小规模资本型和国际基金类型。　　相对于美国整个共同基金市场，社会责任共同基金的数量和规模比重都不大。虽然美国市场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数量在增加，对投资者而言，要建立一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在辅助型国内基金中并没有很好的基金产品，同时那些最好的国际基金也没有浮出水面，那些已经组建好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往往不确定投资组合是否达到了其社会责任投资标准。　　下面我们将就各类型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展开介绍，为投资者建立该方面投资组合提供参考。　　美国的国内社会责任投资基金　　平衡型和成长型。目前几乎一般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集中在大盘平衡型、大盘增长型和稳健配置型基金，这些基金青睐主流的和增长导向型的蓝筹股票。这个类别里的四只基金颇具备吸引力。纳布格伯曼社会责任基金（Neuberger Berman Socially Responsive），基金经理阿瑟·穆利逖（Arthur Moretti）集中投资策略相当成功。先锋FTSE社会指数基金（Vanguard FTSE Social Index）虽然历史业绩并不是非常杰出，但它的低费率和投资顾问指数走势判断能力给了它一个光明的长期回报前景。卡尔佛特社会股票投资基金（Calvert Social Investment Equity）最近几年的业绩有所下滑，但其风险比同类基金低很多同时长期的回报率表现良好。帕克斯全球平衡基金（Pax World Balanced）是配置型基金类别中长期回报最高的基金之一，基金经理克利斯o布朗广泛投资增长型股票策略奏效。　　价值型。该类基金在严格遵循价值投资策略的同时面临着业绩的尴尬。因为他们遵循环境保护的主题，因此那些石油股，金属股森林产品股和其他一些传统的价值行业的股票都不能投资，恰恰这些概念股票在近几年经历的大幅的飙升。该类别基金至今仍然缺乏吸引力。安盛企业社会责任（AXA Enterprise Socially Responsive ）和AHA社会责任股票（AHA Socially Responsive Equity）业绩均不理想，而且费率偏高。　　辅助型。过去三年共有4只小盘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发行，使得该类别基金总数增加到13只。在新发行的基金中，Appleseed 基金有着低费率和资深管理团队等优点；但这只中盘价值型基金的历史还不到一年，管理团队也没有管理共同基金的先例，使得该基金只是值得考虑而不是推荐的投资。　　美国的国际社会责任投资基金　　最近几年国际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业绩有所提升，如卡尔佛特全球价值国际股票基金（Calvert World Values International Equity）在2006年初聘用阿卡迪亚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子顾问后，将同样的价值投资理念应用到国际独立帐户的投资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多米尼资产管理公司（Domini Asset Management）连续发行了三只国际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欧洲人社会股票基金（European Social Equity ）、亚太社会股票基金（PacAsia Social Equity ）和太平洋欧洲社会股票基金（EuroPacific Social Equity ），这些基金的投资顾问都是深受市场尊敬和信赖的威灵顿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另外温斯洛基金公司也发行了一只国际基金，温斯洛绿色解决方案基金（Winslow Green Solutions），该基金和温斯洛旗下的另一只基金温斯洛绿色增长（Winslow Green Growth）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国际社会责任基金都有着不足之处。例如卡尔佛特全球价值国际股票基金在聘用阿卡迪亚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后业绩才有起色；多米尼欧洲人社会股票基金业绩才刚刚起步，另外两只多米尼基金却在起步时就业绩不佳；而且这三只多米尼基金费率偏高，虽然它们的规模还不大。虽然投资者在国际社会责任基金的选择比以前多了，但杰出的基金却寥寥无几。&(字节数: 3206) [转贴
15:43:56]&&如何说服中国做公平贸易？
作者：史国力
译者：张征
自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中国一直遭到美国和欧洲高科技公司的广泛批评，称其以新的保护形式代替进口税和关税壁垒。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过去6个月中采取的行动看上去可能是积极的。中国原本计划采用技术标准、不均衡税收，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现在已撤消了这些计划。如果实施这些计划的话，可能已经限制了外国无线、半导体及软件生产商的竞争力。如果现在就推测，认为中国的科技领域，今后都将一帆风顺，未免为时过早。
尽管中国似乎在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义务，但中国政府显然对中国制造业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感到担忧，并正设法保护自己的科技产业。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政策决定模式。该模式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决定中国科技业的状况。世界各地的科技业应在外国作出反应和中国立场退缩后，对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循环做好应对准备。
今年4月，中国首次在使用技术标准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中国去年决定，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未使用中国自己的安全加密标准――Wi-Fi设备，该标准被称为WAPI标准。由于只有中国企业能获得这种加密所需的算法，因此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寻找当地合作伙伴。然而，许多潜在伙伴同时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令外国公司担心，可能要把属于自己的知识转让给对手。如果实施这一禁令，还会把更高的成本强加给试图达到新标准的外国公司，迫使它们为中国生产一种产品，而为其他地方生产另一些产品。今年3月，美国致函中国政府，对此禁令表示关注。一个月后，中国副总理吴仪宣布，无限期暂停实施中国的无线编码标准。7月，中国进一步退让，取消对国内半导体制造商实行的一项增值税退税措施。此前，美国声称，它准备就增值税问题，向世贸组织提起首起针对中国的申诉。增值税退税制度旨在鼓励国内集成电路生产，也意在吸引台湾和其它地方的高级集成电路制造商到中国大陆生产。一些国内制造商在本地制造的集成电路在17%的增值税中，得到近14%的退税，而中国政府对进口集成电路征收全部17%的增值税，除非这些产品由中国大陆设计。
作为一个受欢迎的举动，一位中国官员上周告诉路透社，将推行新规定，要求政府办公部门不得购买盗版软件，优先选择国产软件。先前，一些中国公司的报告称，中国国务院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宣布，规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采购的软件中，国产软件要多达70%。
可以想象，由于微软(Microsoft)、SAP等在华设有研究机构的外国公司可以要求本土地位，因此新规章表明了官方在划分中外软件措施的问题上有了转变。技术标准和其它非关税壁垒的策略，来自中国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与它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正同步增强，但在开发新技术方面，中国公司仍是一个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中国政府的官僚害怕中国将继续其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地位，因此有可能制定其它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
但是，外国政策制定者和技术管理人员不该反应过度。一贯施压会比匆忙制定的反关税措施更有效。在事态变严重时，中国将选择采用市场导向型政策，而不是采用民族主义举措去支持国内公司。
此外，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技术公司必须保持统一战线，而不要试图与中国政府单方面达成协议。在科技问题上，西方不可避免会与中国冲突。但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冲突就能帮助推动中国，在向市场导向的专型中进一步发展。
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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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06]&&华尔街道德与资本所有者利益
作者：王硕
出处：第一财经日报（连结到本文出处）
.cn 日 02:49 　　
　　道德一词曾出现于老子的“道德经”。依老子而言：道，是本源的意思；德，则是指规律。可见道德本来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而是讲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东西。
　　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前，商品市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成功历程。回顾一下商品市场开放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推动关系，对我们开放资本市场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在商品市场开放之初，典型的道德层面上的疑问有几条：其一：所有的人都去做买卖，谁去生产？其二：一个老板雇用一个员工，是不是剥削？其三：无商不奸。
　　回答这种道德层面上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回到经济学的“本源”(道)和“规律”(德)。当种地和放羊出现了第一次劳动(或社会劳动)分工时，出于各自能力和环境条件的因素，有人善于放羊，有人善于种地。只有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整个社会的劳动成果总和才会更大。有了这种第一次(社会)劳动分工的需要，交换的需要是必然的，因而产生了商业。
　　所以，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发挥各自(包括人和环境)优势的结果，这就是商业的“本源”和“规律”，即商业的“道”与“德”。商品市场开放二十几年的成绩，甚至奇迹，已经证实了商品市场的道德凭据。当我们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市场时，当我们谈论资本市场的道德时，也应借鉴我们自己建立商品市场的经验，回到事物的本源去讨论。
　　有一位在资本市场工作中出类拔萃的人，是巴菲特(WarrenBuffett)，我们有些人甚至喜欢叫他“股神”。巴菲特先生是这样定义自己的工作性质的：“我的工作就是为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从资本回报低的地方运到资本回报高的地方，所以我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我的客户利益的最大化。”
　　这句话切中了资本市场的本质。让我们从这句话谈起，从个人到社会逐渐展开分析。
　　第一，市场经济中有一句俗话：客户就是上帝。为客户服务是天经地义。在资本市场中，我们经营买卖的不是冰箱、汽车这种具体的产品，而是所有权，我们服务的客户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我们就是要为资本所有者的最大利益服务。而在资本市场中资本所有者的最大利益就是资本的最高回报。
　　第二，明确资本市场劳动者的地位。不管你在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工作，不管你是一个小雇员还是大上市公司的CEO，甚至不管你是一个投资公司的雇员还是老板(像巴菲特)，对于资本的所有者而言，你都是一个打工者。广义讲，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即服务于资本的人，都是打工者。你是在为“资本的所有者”打工。
　　第三，你工作的实质是在运用“别人的钱”。你运用“别人的钱”，或别人让你用“别人的钱”的唯一理由是，你能用“别人的钱”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你因此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华尔街”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道德所在。
　　第四，“打工者”就是愿意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只谈一个“代理人成本”(AgentCost)的概念。“代理人成本”是指管理层，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让资本所有者所付的不该付的成本。如，喜欢资产的扩大，而不是资本回报的提高；喜欢用复合经营的方式降低风险，而不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较企业资本的所有者承担风险的能力小，而回避必要的运作；扩大日常开销等。管理人局限性源于人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或其他管理层的局限性倾向，才能更好地为资本所有者服务。
　　第五，接下来我们谈资本市场和资本运作的社会效益。“把资本从资本回报低的地方运到资本回报高的地方”，除了使资本的所有者得到更高的资本回报外，还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效益。
　　首先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回报提高。美国股市上“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基金30年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9%，这是说，如果你有一笔作为所有者权益的资本，你将要投资的项目的所有者权益回报至少应在9%；这也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企业通过各种经营的、财务的手段，所有者权益还达不到9%，理论上，你应该卖掉这个企业去买“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基金了。
　　其次是资本和资源的配置合理化。据统计，生产一个单位的出口产品，我们要比美国花费成倍的资源。这也很好理解，还以上面同样的例子说明，把资产看成是一种广义的资源，资本在低回报水平上运转，必然是相应资源的浪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资本效益的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和资本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程度，是我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的战略竞争力之所在。完善先进的资本市场是保证战略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第六，相对于外部资本运作，董事职业化是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专业代言人。在商品市场开放之初，我们曾呼吁尽快地发现企业家，尽快地培养出一批职业经理人。今天在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抱有同样的心情和态度。职业董事与职业经理人是并行不悖的。
　　以上所述，目的只有一个，“服务于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请记住：当你在资本市场环境下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不仅是在做一个项目，你还是在做人；而且你还是在做一个将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市场，而且你还是在做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未来。这一切，离开了“服务于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条准则就都无从谈起了。(作者为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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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8]&&SA8000对金融业有何影响
SA8000（Social Aeeountability8000）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一标准要求企业不仅要对产品质量负责，还要对劳工权利和社会大众负责。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所制定的SA8000，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面对ISO9000，达到质量管理国际标准；二是上升到ISO14000，符合环境管理国际标准；三是SA8000，企业要具备社会公民的国际标准。
　我国从2003年开始引进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目前通过该项国际标准认证的均为生产型企业，服务行业尚未认识到SA8000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金融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关注SA8000标准对于我国金融业具有重要意义。
　　SA8000与金融业的社会人文环境
　　任何企业都不能孤立存在，其生存和发展都要依赖于一定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对于金融业而言，主要与一定社会的人文环境相互依存。社会人文环境主要包括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人口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SA8000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核心就是强调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社会人文环境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企业是在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社会的“人”，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人文环境。如何利用现有的社会人文环境，拓展金融业的发展空间，夯实金融业发展的社会和人文基础，是中国金融业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学会利用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造就的金融业生存土壤，掌握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在法律制度的环境下做好金融业发展的各项基础工作，是当代中国金融业经营者必须认真思考的命题。其次，金融业对于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企业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社会人文环境，金融业对于国民的金融文化和意识的形成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国民的金融文化和意识并非自然存在，而是需要金融业进行科学的培养和引导的，金融业的产品定位、服务定位都将直接影响着国民的金融文化和意识的状态。
　　SA8000与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原则。为了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实现观念的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为标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起符合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要求企业从社会责任的立场出发，破除传统的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观。我国金融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粗放经营、盲目追求业务规模和恶性竞争等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有悖于金融业的社会责任要求，还将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管在监管部门和各金融机构的努力下，不利于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从履行金融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分析，我们仍然面临许多工作。首先，要建立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用严格的制度约束企业履行维护全行业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规范金融业运营规则和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其次，客观评价和分析现有金融产品对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影响，通过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合理配置金融市场资源，杜绝利用金融产品非法逃税和“洗钱”行为。再次，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建立公平、公正的金融行业竞争秩序的过程中，完善金融机构退出和救济机制，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正常运行。最后，中国金融业应当做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技术和制度准备，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考虑建立区域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不断崛起的经济大国在金融领域为国际社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贡献。
　　SA8000与金融业的诚信文化建设
　　诚信是伦理道德的底线，是人与人交往中必须遵守的道德。SA8000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过程中，将企业明确为社会公民，并且在其标准中确立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当遵守的诚信准则。对于金融业而言，金融业诚信的内容应当包括管理诚信、市场诚信、财务诚信、产品诚信和道德诚信。管理诚信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履行管理承诺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市场诚信就是要树立公司的良好市场形象和企业品牌，金融机构的市场宣传和推广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诋毁竞争对手或采取不正当的挖脚行为。财务诚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各项财务数据的披露必须真实可靠；二是在监管机关、客户和税务等外围系统具有良好的资信。产品诚信对于金融业而言，就是不随意夸大金融产品的服务功能或理财收益，在金融产品的项目设计中使用标准的专业术语。道德诚信在金融业的运营过程中就是坚决履行金融合同，按照最大诚信原则执行金融合同，忠实恪守各项承诺，决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欺骗客户。
　　总之，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企业应当关注相关国际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可能产生的影响，尽早制定整改对策，建立起符合SA8000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管理制度，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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