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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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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散文选辑
　　王彬，男，北京人，1949年出生。鲁迅文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在叙事学方面，结合叙事学与中国传统考订方法对小说叙事进行研究，提出第二叙述者、叙述者解构、动力元与漫溢话语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着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禁书与文字狱，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在北京地方文化方面，侧重从城址变迁、城市规划、中国古代建筑的角度，对北京的城市肌理进行分析，由此提出微观地理学的构想。
　　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与《北京微观地理笔记》。
　　文学作品有：《沉船集》、《旧时明月》等散文集。
主编有：《清代禁书总述》、《北京地名典》以及丛书多种。
　　杜鹃是一种有复杂而有意味的鸟。
　　据说，这种鸟大多有寄巢而生的习惯，将自己的蛋下在别人窝里，让人家把它孵化出来，羽翼丰满以后，非洲的大斑杜鹃还会把它带走而去认祖归宗。这样的狡猾的杜鹃，在俄罗斯也不乏其类，而且更甚一筹。俄罗斯杜鹃不是把自己的蛋下进一个窝，而是多个窝，一个窝只寄养一个蛋，从而保证了最大的存活率。当然，寄生蛋的大小、形状、色泽与别人家窝里的原生蛋要基本类似，否则就要被人家识破而有扔出之虞。
　　就是这么一种鸟，狡黠而不乏智慧的鸟，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在印度，有一种杜鹃，叫做查度卡杜鹃，这种杜鹃只饮雨水而生，只在雨天歌唱。如果久旱无雨，查度卡杜鹃便大量死亡，不再展现它们美妙的歌喉了。查度卡的杜鹃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生存方式，我没有研究不得而知。或者那里的杜鹃未必是这样，只不过是，犹如庄周先生推崇的凤鸟那样，非碧梧不栖，非清泉不饮，更多是一种狷介的象征罢了。
　　去年八月，我的几位学生从外地来京开会，我陪同他们参观位于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在老虎尾巴——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观看得十分仔细，虽然不过是一床，一桌、一椅而已。桌上摆着一方古砖，一只旧砚和一盏深绿色的玻璃油灯。西面的墙壁悬挂一副对联，上句是：“望崦嵫而勿迫”；下句是：“恐鹈鴂之先鸣”。“鹈鴂”也写作“鶗鴂”，也就是杜鹃。这种鸟喜欢在暮春鸣唱，因此杜鹃一叫，百花便凋零了。鲁迅先生所集的对联出自《离骚》，一句是“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再句是“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崦嵫”是传说中的神山，太阳每天回到在那里休息。“羲和”是为太阳驾车的御夫。大意是，我命令驾车的羲和，降低车速，不要向日落的神山迫近；我真的担心，如果鹈鴂鸣叫起来，众芳便要告别春天了。
　　看着这幅对联，大家都没有说话而各自思忖心事。一年多的月光银河一般，叮叮咚咚地流淌过去了，在渐次模糊的记忆里，今天却蓦然出现了老虎尾巴里面的对联和对联里面的杜鹃。与印度杜鹃的狷介不同，中国的杜鹃展示了更多的家国情怀。在唐诗是“沧海月明”，“望帝春心”，在宋人是，更哪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将军百战身名裂”，“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的杜鹃真的是心潮奔涌而悲愤难抑！这样的杜鹃自然是查度卡所不能承受的。
书写鲁迅集句的人叫乔大壮，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同事。1927年，他曾去南昌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返回北京。1935年，被徐悲鸿延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讲授“印艺”。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于台北家中，乔大壮知道了以后哀伤不已，他的悼诗中有这样两句：“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对此，台静农解释说:他是许寿裳“在京师任教时的学生，故自称门生。”至于“旦夕骨成灰”一语，“也不是偶然说的，他在台北古玩铺买了一个琉球烧的陶罐子，颇精美，曾经指着告诉朋友:‘这是装我的骨灰的。’这本是一时的戏言，后来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阴影。”知道了乔大壮的人生经历，再想想老虎尾巴里面的联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样的杜鹃，似乎又不仅仅是上面所述，从而具有了另外质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工作的单位在长安街的西南方向，因此经常穿行长安街回家。那时下班后经常开会，当然也有例外，但即便不开会，在冬季，路经长安街时也已是黄昏，飘荡着灰白、冰冷的雾霭，而这时乌鸦，一只、两只，继而一群、两群，从遥远而幽明的天际，仿佛黑色的潮流向长安街涌来，一瞬间把天空染成了乌鸦的颜色。
　　近年，关于北京的乌鸦再度引起关注，有细心人做过调查，说是北京的乌鸦在傍晚的时候，从北郊一带向南飞，穿过故宫金黄的屋顶以后，便落在长安街两侧绿化带的杨树上。有时一株树上栖有数十只，黑压压的仿佛沉重的心脏，悸动在夜光幽寂的暗影里。鸟类学家解释，乌鸦白天去北郊垃圾场寻找食物，夜间在长安街两侧的树木上睡眠，所以如此，是城市热岛效应的结果。
　　是这样吗？我没有调查，也不是鸟类学家，难以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乌鸦往往成为战争中的文学意象。年轻时读汉乐府中的《战城南》，知道了乌鸦吃腐肉，阵亡的士兵无人掩埋，暴露的遗体要被乌鸦吃掉，而这样的诗句自然催人泪下：“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请替我们对乌鸦说：“在饱餐之前，悲鸣几声吧！没有人将我们埋葬，我们哪能从你们的口里逃掉呢？”而李白同题的“乌鸢啄人肠，衔飞挂上枯树枝”，描绘的场景虽然更为凶残，但震撼心曲的力度却减弱了几分。这自然与乌鸦无关，因为同是乌鸦，在西人的圣典中却是另一种形象。
　　在《圣经》中上帝造人，但是不久上帝便后悔了。上帝见这些人终日所思“尽都是恶”，心里很是忧伤。决心将他创造的人，包括昆虫走兽飞鸟统统除掉。只有诺亚是个好人，应该留存，于是命令诺亚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方舟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里外涂抹松香。方舟要留透光的地方，这个地方要高一肘，门要开在方舟的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每层要分出若干单间。从肘部到手指尖的长度为一肘，旧约时代一肘约为44﹒5公分，新约时代一肘约为55﹒5公分，折中按50公分计算，则方舟大约长150米，宽25米，高15米，是一艘很大的船了。上帝对诺亚说，“我要和你立约”，你和你的妻儿要进入方舟，凡是有血有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也要带进方舟，“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都要进入诺亚的方舟以保存性命。
　　洪水在大地泛滥了四十日，水势浩荡比岹峣的山峰还高出十五肘，所有生命的都被淹没了。一百五十天以后，洪水慢慢消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十月初一日，山尖露出来了。过了四十天，诺亚打开方舟的窗户，把一只乌鸦放出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诺亚再放出去一只鸽子，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水没有退，鸽子寻觅不到落脚的地方，便飞回方舟，诺亚伸手把鸽子接了回来。七天以后，诺亚又一次把鸽子放出去，晚上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诺亚就知道大地上的水退了。又过了七天，诺亚再把鸽子放出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诺亚的方舟停泊的亚拉腊山，今天译为阿拉勒山，位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两国之间，土耳其人声称在那里发现了方舟的遗骸，是真是假，而有不同说法。近日观看索契冬奥，也有一种说法，那一带是高加索山脉，也曾经是方舟的所在地。对这些，科学家都斥为虚妄的言论，而我所关心的却是乌鸦，为什么第一次，诺亚要把乌鸦放飞出去查看水势，而不是鸽子或者其他鸟类？既然洪水未退，乌鸦为什么不再飞回方舟，它到哪里觅食呢？这当然属于上帝之谜，而给我们留下了玄想的空间。
　　关于乌鸦，伊索与拉封丹寓言也有两个说法，智慧的与愚蠢的乌鸦。对于后者我颇持怀疑态度，我相信这与乌鸦无关，而是人造的谎言，乌鸦哪儿会这么蠢！我曾经读过一则文章，说是对于核桃等有外壳的坚果，乌鸦的做法是将其从高处抛到公路上，借助行驶中的汽车而将其碾碎，之后啄食里面的果实。而生活在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乌鸦甚至还会使用工具。据英国《科学》杂志刊载亨特博士的研究，这些乌鸦将植物的叶子加工成细长形状，用它将藏匿在树木洞穴的昆虫驱赶出来，然后将其吃掉。对于这样的乌鸦，亨特博士的结论是，乌鸦“的智慧已然达到了石器时代人类的水平”。为什么会是这样？日本的杉田教授曾经解剖过十七只乌鸦的大脑，其平均重量大约是十克，几乎是鸡大脑的三倍，而脑细胞的密度也截然不同，在乌鸦的大脑皮质中，有四至五层的神经纤维，当处理信息的时候，每一层神经纤维都可以分担任务。这样的乌鸦怎能不聪明！
　　这当然是对乌鸦的科学研究。而我感兴趣的还是文学中的乌鸦意象。施蛰存老先生写过一篇关于乌鸦的散文，说乌鸦的啼声是深沉哀怨的，尤其是在黎明、薄暮或者午夜时啼叫的乌鸦，格外引起人们的厌恶。他说，总有人会记得美国诗人爱仑坡所写的那首有名的《咏鸦诗》吧，“这首诗的好处不是人人都知道是在它的悲哀协韵么？从这匹乌鸦的哀啼，诗人找出Nevermore这个字来，便充分地流泄出他的诗意的愁绪。这不是诗人认为鸦啼是很悲哀的明证吗？”何况诗中的背景又正是景色凄寂的冬季寒宵，有一只乌鸦前来造访，以绅士的风度栖息在房门上方“苍白的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其“眼光与正在做梦的魔鬼眼光一模一样”，这样的一只乌鸦，难免不让人感到哥特式的惊悚，岂止是厌恶与哀愁呢？
　　然而，尽管如此，施蛰存认为，听了鸦啼而浮起悲哀之感，并不是大家都认可的事情。譬如，在上海这种地方，“挟美人薄暮入公园，在林间听不关心的啼鸦，任是它如何的鼓噪”，又岂会感到一丝愁绪？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而是在黄昏逐渐点染微云的薄明，归巢的乌鸦“呀——呀”地鸹噪，所谓“天际烟暝鸦凌乱”时，还是多少要引起对故园的思念与些许惆怅吧。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比如，在清少纳言的笔底便会浮涌出另一种意绪。她在一篇描述四季之美的散文中说，春天是破晓时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紫色的云彩微细地横飘在那里；夏天是夜间最好，月色的皎洁不用说了，即便是“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只发出荧光点点”也是很有意思的；秋天则是傍晚最好，夕阳西下辉煌地照着，到接近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一起，两三只一起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冬天是早晨最好，下雪的时候不必说了，有时虽然没有雪，但大地落满洁白而寒冷的霜，也是满有意思的。而在三月三日，这一天，要阳光和煦，“把开得很好的，长长地折下一枝，插在大花瓶里”，“穿了外衣的人，或是来客，或是弟兄们，坐在花瓶近旁，说着话，实在是有兴趣的事情。”而这时，的折枝散发新鲜的清凉气息，与这样的相联，连带着叫人讨厌、恐惧的乌鸦也是美丽的，叫人欢喜了。是美丽的，乌鸦也是如此美丽呀！
小麻雀啁啾
　　一只麻雀在窗外的阳台上飞来飞去。这样的情景已然延续几天了。阳台上有什么吸引它的东西吗？去年仲春，两只燕子也在窗外的阳台飞来飞去，楼上的邻居说，燕子要在你家筑窝了。我期盼着，同时玄想，燕子在阳台的哪一面墙壁上构建爱巢。在绵长而纤细的春雨中，一天突然从紫色的爱巢里，探出淡黄的像瓶子口那样敞开的喙，而那两只燕子，接续飞来，把食物塞进幼鸟的嘴里。但是，这样的玄想终于归为梦境，而现在，麻雀来了，会把这里作为它们的风水之地吗？
　　我对麻雀向无思索，虽然是习见的鸟类，却从来没有更多的认知。关于麻雀，不仅是我，在中国与我年龄相当，或者是齿德高于我者，最深的印象当然是1958年，在那一年，麻雀“被光荣”地升格为四害之一，理由是它们糟蹋粮食。而在那一年，钢元帅升帐，全民大炼钢铁，我所就读的小学，也在狭窄的校园里，用泥土和红砖砌筑了一座圆筒形状的高炉，我们奉命去寻找木柴与废铁，希图用木柴把废铁炼成钢。到哪里寻找这两件宝物呢？有人说，东直门外，有一座解放军围城时国民党修建的碉堡。按照他指引的路线找到了那座碉堡，已然被拆掉大半，露出里面的钢筋，我们欢呼地蜂拥而上，用力掰那钢筋，却哪里掰得动？突然有一个同学瞥见一兜硕大的树根，现在想来也未必很大，所谓大，不过是从红领巾的角度谛视而已。大家围拢过去，推着那树根走，推进东直门，再也推不动了。这时，有一位行人告诉我们，在树根下面放几块小石子之类的东西，利用滚动摩擦会省去许多力气。
　　不久，开始打麻雀了。人们登上屋顶，爬上树梢，挥舞旗子，惊扰麻雀。在我所居住的院子外面，东侧是驻军，南侧是段祺瑞执政府。驻军的院子，据说在历史上也是执政府的一部分，在靠近我们院子的地方，有一株颇老的柳树，枝干婆娑，军人们爬上去轰走栖落在树枝上的麻雀。而执政府绿色的楼顶上也有人站在上面，敲击一只洗脸盆的底部，当然也有真敲锣鼓的，惊恐麻雀，不让它们休息而使其疲劳致死，我真的见过，掠过天空的麻雀突然跌落——死掉了。很久很久，我家的那条胡同再未飘过麻雀的羽毛。而现在，四十多年以后，麻雀却要在我家的阳台筑巢，冥冥之中有什么因缘呢？
　　过了几天，突然听到窗外有啁啾之音，我在阳台上寻来觅去，在一只柳条筐里，发现了一只幼小的麻雀，匍匐在稻草上，张开黄色的嘴，啁啾的鸣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前几天接连飞来的麻雀原来把这里做成了窝！而那只筐，原本是装苹果的，稻草则是避免苹果不被磕碰的填充物。小麻雀不停的啁啾，是在呼唤它的父母吗？我但心惊扰这麻雀家庭，急忙回到室内，轻轻关上阳台门。
　　关于麻雀，1958年把它列为四害之一，其实是有传统的。在封建时代，官府的粮仓，有一种损耗，称鼠雀耗，比如，储进一万斤稻米，便规定有八百斤做老鼠与麻雀偷食的损耗，这样的损耗往往成为官员贪污的一种借口。最近查到一则资料，说是在江苏太仓县曾设有大粮仓囤积稻谷，以供“南粮北调”。粮多自然会多生雀患，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便用竹制的筹牌记下捕杀麻雀的数目。筹牌上刻画有各种符号与数字，作为兑取奖金的凭证。据说，麻将便是由此衍生而来，其游戏术语也无不与捕雀护粮有关。例如，“碰”即“嘭”的枪声，而成牌称“糊”，“糊”谐音“鹘”，“鹘”是捕雀之鹰。麻雀一词，在太仓这个地方，发音为“麻将”，于是打麻雀成为打麻将，而打麻将也就自然称为“雀战”。
　　在中国文人的笔下，麻雀不过是一种微小之物，所谓蓬间雀，只能在灌木丛中飞上飞下，在庄周先生看来，这哪里是飞，只不过是“跳”——拍着翅膀跳来跳去而已，怎么能够与鸿鹄一类御云飞翔的大鸟相比？当然更不可与鹏相比，“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样气吞万里的遨游，岂是麻雀可以想象的！
　　三十年代老舍写过一则关于麻雀的散文，说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被一只同样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作为玩物叼在嘴里，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小猫叼着小麻雀进了厨房，在一条烟筒的边上玩耍，烟筒是“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放在厨房的墙角。而这时小鸟突然不见了。再发现时小鸟已经趴在烟筒边上，身体蜷缩着，两只小黑眼珠“顶黑顶大的楞着”，“象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象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楞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明白了什么呢？
　　同样是麻雀，在俄罗斯，至少是在俄罗斯文人笔端，却是另一种命运与姿态。我读过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说是一只麻雀不小心从巢里跌落下来，麻雀是那样幼小，翅膀还没有完全长成。这时跑来一只猎狗，大风猛烈，揉乱了白桦纤细而苍翠的树冠，小麻雀呆呆地伏在地上，奋力张开两只刚刚长出羽毛的小翅膀，但是却飞不起来，只能惊恐地注视慢慢逼近它的猎狗。突然从附近一棵树上扑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象一颗坚硬的石子落在狗的前面，“它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惶万状，发出绝望、凄惨的吱吱喳喳叫声，两次向露出牙齿、大张着的狗嘴边跳扑前去。”它是从白桦树上猛扑下来，以渺小的躯体保护自己的孩子。在它的面前，狗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啊！但它还是勇敢地扑下来，有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使它坚定地站在猎狗面前，狗慢慢退却了。
　　类似母麻雀保护小麻雀的故事，也被高尔基写进散文。在他的散文中，也有两只麻雀，大麻雀与小麻雀，只是猎狗变成了一只大红色的猫咪，眨着一双绿莹莹的圆眼睛。小麻雀还不会飞，掉到巢的下边，而猫咪已经在这里等候，小麻雀慌作一团，拼命鼓动翅膀，两只小灰脚站着，浑身直摇晃，麻雀妈妈把它推到一边，浑身的毛竖起来，又凶猛，又勇敢，张大了嘴，直瞪着那只猫。在妈妈的保护下，小麻雀向上一跳，翅膀一下、两下扇动着，竟然从地上飞了起来。麻雀妈妈也马上飞起来，可是尾巴被大红猫刁去了，大红猫很是懊恼，肥嫩的小麻雀没有吃到，老麻雀虽然丢了尾巴，却依旧欢天喜地，蹲到小麻雀身边，狂热地亲吻小麻雀的后脑勺。
　　这些麻雀，老舍、高尔基与屠格涅夫，中国的与俄罗斯笔下的麻雀，悲苦、坚强与焕发喜剧色彩的麻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耐人寻思。国度不同，其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而现实是，阳台外面的那只小麻雀依旧不停地啁啾，看来它的母亲不会回来了，它的母亲肯定遇到了不测，永远不会再照料她亲爱的孩子了。我赶紧走到阳台，把那只小麻雀托进来，朝它的嘴里放一点青菜丝。小麻雀欢快地吃着，拍动小小的翅膀，极力要站起来，脚是黄褐色的，仿佛穿着两只大大的草鞋。吃饱了，小麻雀不再啼叫，慢慢闭上眼睛，我把青菜丝放在它的身侧，满心想等它醒来再喂，便去做我的事情了。然而，再回来，却发现小麻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小麻雀，我的小麻雀，怎么会是这样？如果你的母亲还在，肯定不会是这样结局吧？真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麻雀啁啾，我和小麻雀的故事竟然是这样，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料想到的，同时也就希望这麻雀，大麻雀与小麻雀，不再是凄苦而是坚韧地啁啾，小麻雀啁啾，坚韧地啁啾。
　　附录：
　　法国十九世纪作家梭维斯特《屋顶间的哲学家》中有一则讲述麻雀的故事，说是在他居住的房间，有一面窗户竖立在楼顶上。“突出的窗角装着大的铅片”，而那些铅片隐藏在屋瓦底下，由于寒冷和太阳的不断影响，那些铅片翻了起来。“右面的角上形成了一个裂缝。一只麻雀便在这裂缝里藏着它的巢。”很快有了小麻雀，小麻雀们被精心喂养着。“小麻雀大得很快，而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它们起飞了。只有一只比其余的弱，没有能够越过屋顶的边缘，而落在檐溜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抓住，把它放回它巢口的瓦上。”但是母亲对她的孩子却不管不顾，“并带着种种的娇态飞来飞去。父亲仅只走过来一次，以一种不屑的样子瞧着它的后裔，随后便一去不返了。我把面包弄碎撒在那小小的孤儿面前，可是它毫不知道啄食。”第二天，那只小麻雀已经死在瓦上，“它的伤痕向我证明它曾被那无情的母亲从巢内逐出。我曾试着用我的呼吸去温暖它，但没有效果；我感到它在做垂死的挣扎：它的双眼已经闭了，翅膀已经下垂了！我把它放在屋顶上的一道阳光里，而我关上了我的窗户。这种生与死的斗争始终有一些可悲的地方：这是是一种预告。”梭维斯特的故事说明了什么，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物竞天择便是在这样的个体之中演绎吗？
　　梭维斯特，生于1806年，卒于1854年，是法国的哲学家。他所居住的楼顶间，是一种处在屋顶下面的房屋，是一种简陋的住所。《屋顶间的哲学家》的译者是黎烈文。黎烈文生于1904年，卒于1972年，是被列入现代文学史中的作家，从而便有了隔世之感。《屋顶间的哲学家》在1948年10月改为《爱的哲学》，由台北公论报社出版。1974年8月台北志文出版社恢复原名再版，被列为“烈文译著丛书”之一，1997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以此本为据，而改为简体字在大陆印行。
北京有两种喜鹊，一种是山喜鹊，一种是灰喜鹊。山喜鹊的头、颈、背、尾皆黑色，胸部与腹部白色，翅膀的边缘也是白色的。灰喜鹊颜色发灰，翅膀和尾部的羽毛为蓝绿色泽，个头比山喜鹊要小些。在我居住的亚运村附近，近年喜鹊极多，原本只有一种山喜鹊，后来见到了灰喜鹊，但数量远比山喜鹊少。我不知别人怎样，就我而言，还是喜欢山喜鹊，黑白晶莹，透泄出一股逼人的喜气。在中国的习俗里，喜鹊是“喜”文化的象征，如果喜鹊在梅花的丛林里飞舞，便意味是喜上眉梢。喜，是喜鹊；梅，是眉梢，泱泱的喜气已经扑到眉毛上，该是让我们多么欢喜的事情。在传统的工艺品中，这样的图案是经典图案。而且，梅花一定要饱满绽放，喜鹊呢？可以是一只，也可以是多只，如果是十二只，便是月月见喜；如果是三十只，便是天天见喜。如果天空里画的是喜鹊，丛林里奔跑的是獾——一种比狗略小的犬科动物，便意味着“欢天喜地”了。当然，还有另一种表现手法，与喜鹊不同，喜鹊在飞翔过程中，我们难以用眼睛观测到它的翅膀在气流之中的变化，蝴蝶就不同了，因为体量轻微，即使在平稳的气流里，翅膀也是颤栗闪烁，纤巧的身姿上下翻飞，十分美丽。而我们在愉悦的时候，心境也是不稳定的，与蝴蝶的飞翔姿态相近，这样，蝴蝶便成为极好的欢喜的寓意。我曾在拍卖会上见到一只粉彩梅瓶，画满了蹁跹的蝴蝶，我请管理员把它“请”出来，摩挲着感到一种充塞天地的欢喜，通过我的手指向我的心扉奔涌而来。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为此在北顶村兴建作为主会场的鸟巢，我居住于附近，便有了时时谛视的机会，看着鸟巢一天一天钻出地面，仿佛是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那样的心情是慈爱期盼的。一天，围绕鸟巢的蓝色围挡突然打开了，人们欣喜地走进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原来的杨树都在，树枝上的鸟巢也还在，架设在浅灰色的枝干上，鸟巢是黑色的，映衬蔚蓝的穹宇，仿佛雕镂出来的那样精细深刻，而那只大鸟巢，还没有完全造好，正处于收尾阶段，两只鸟巢并列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情调。后来鸟巢造好了，怎么看，依我的眼光更像是北京人养蝈蝈的笼子，与真实的鸟巢相差远矣。至少缺少屋顶，而喜鹊的巢是有屋顶的，可以遮蔽垂落的雨雪，不会被来自上苍的泪滴濡湿。鸟，怎么可以不珍视自己的羽毛呢？
　　关于喜鹊营巢，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分析北京高校里喜鹊巢址的分布情况。作者观察了高校内318个喜鹊巢，得出结论是，喜鹊营巢时，选择的主要树种是毛白杨、加拿大杨、国槐与洋槐，因为这些树都是高大乔木，可以为喜鹊巢提供十米以上的高度，这自然为喜鹊所高兴——可以采取高蹈的态度而离红尘，至少在休息的时候，少些骚扰吧！
　　春天是繁殖季节，鸟儿们，包括喜鹊，也要进入繁殖期，要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宝宝准备爱巢。雄喜鹊个头大，体力好，负责运输，衔来粗枝，与雌喜鹊一起，在三根树杈上搭好巢的底部，这便是房子的基础了。根据鸟类学者的观察，喜鹊巢的底部大约有25公分厚，第一层是基础，由杨树、槐树和柳树的枝条交织叠压；第二层是一个“柳筐”，用垂柳柔嫩的枝梢，盘绕成筐的形状；第三层，是一个“泥碗”，用河泥涂在“柳筐”里，“碗”壁上按满了深深的爪痕，这显然是喜鹊，用嘴衔来河泥，一块一块堆积上去，再用脚趾踩踏按平。第四层，也就是最里层了，是宝宝睡眠的床，有棉絮、芦花和鸟的羽绒，是喜鹊自己的羽绒吗？
　　我原以为喜鹊与乌鸦的巢是一样的，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碗”而已。后来知道了，不是。喜鹊的巢有“顶”，而且与巢的底部一样，也很结实，有横梁，有支架，枝条紧密，屋顶厚重，宛如一个卵形而有盖的“罐子”。这样的巢，与我家附近没有盖子的巢相比，在建筑工程学上，喜鹊，鸟与人，谁的理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至少，对于没有盖子的巢，喜鹊先生肯定不会作为蓝本，先进怎么可以向落后学习呢？
　　2007年，我在北京郊区怀柔买了一套房子，周末有时开车去里居住。高速路两侧是宽阔的绿化带，最多是杨树，柳树和椿树。柳树在我的印象中是旱柳，一种枝条向上挺立的树种。椿树便是臭椿了，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樗”，是一种不堪大用的树种，然而这种树，在降霜的日子里，却可以像魔术师一样把叶子变得赪红。杨树则至少有三种，山杨、毛白杨与加拿大杨。山杨不多，最多的是毛白杨与加拿大杨。这三种杨树，前两种，山杨与毛白杨都有光滑白皙的树皮，属于杨树中的白杨派；后一种，树皮黑褐，属于黑杨派而与白杨派无关，无论哪一种，白杨派与非白杨派，都受到喜鹊的追捧。因为，它们高耸壮硕，青翠阔大的树冠足以将它们的小房子隐蔽起来，但那得是夏季——雨水与阳光充足的日子里，而在叶子脱落的冬季，便赫然暴露出来。一般而言，一株树一个巢，但这也不绝对，我曾经看到，在一株高大的加拿大杨上，至少构建了三个喜鹊窝，从上至下，别墅式的，间隔错落，仿佛精致而有味道的小型山庄，喜鹊的巢原来可以这样布置呀！
　　还是说上面那篇，论述北京高校喜鹊巢址的文章，根据作者观察，喜鹊的巢距以十米为半径，就是说，在十米之内只有一个喜鹊巢。而且，即便在同一个高校，区域（教学区、生活区、绿化区）不同，巢址的数量也不一样，在可以忍受的嘈杂的范围里，食物的来源是决定因素。但这是在高校，在高速公路两侧，那儿的喜鹊，它们的巢有时却相距很近，巢的数量可以用树的数量计算，有一株树就有一个巢，树木像散兵线一样站立，喜鹊的巢也就像散兵线一样排开，它们是以树之间的距离为半径，接邻而居，何需十米距离？城与乡，生活在不同区域里的族群，二者的区别，在喜鹊的家族里，也被贯彻到底。
　　去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去汤河口，沿白河峡谷旅行。天气冱寒，河床还没有解冻，只是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冰层有些灰暗，肌理不那么紧致光滑。在河床大拐弯的地方，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森林，树枝纤长柔密，在幽暗崖壁的背景里，泛射出圣洁的白色光芒。我和妻子都很惊喜，是什么树呢？我们停下车仔细辨认，原来是毛白杨，突然想到，在这仙境一样环境里，会不会有喜鹊，有喜鹊的房子呢？这时候如果有几只喜鹊，从我们头顶掠过，由于山谷里光线的缘故，它们的颜色，黑与白兴许不会那么分明，而呈现出一种朦胧的银色？如果是这样，这样的银雀与这样银色的森林，它们的巢也应该是银色才好，这样，便可以在它们的栖止之处树立一块蓝色路牌，用白色的粉笔写下“银雀山庄”四个肥胖大字，同时在上面注明：“非对外开放单位，请勿惊扰，谢绝拜访”，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
　　附录：
　　喜鹊的巢为直立卵形，大型的高80厘米，直径60厘米，一人难以合抱。巢顶的厚度有30厘米。巢的侧面开一个圆洞，喜鹊便从这个圆洞出入。喜鹊制巢的材料当然是树枝，直径在一公分到两公分左右。这些树枝虽然长短不一，但交错编搭，非常牢固，单独抽出一根都很难。近日在网上读一篇报道，说是天津河东区园林绿化队工人清理树木时，发现了两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喜鹊巢，竟然是用大量的铁丝制成的。报道还说：“令人称奇的是，喜鹊窝拎在手中沉甸甸的，而且使劲抖了几下都没散架，粗略地称了一下重量，发现两个喜鹊窝都超过了10公斤。铁丝编成的喜鹊窝，引来了路人围观，人们一边称奇，一边戏称其酷似奥运场馆‘鸟巢’。”
　　据说，在日本有一种色彩鲜艳的巢，是用衣架编制的，但那是乌鸦窝，与喜鹊无关。这些的巢，铁丝的与彩色的，对乌鸦与喜鹊自然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我们难道不应该给它们一些主动的选择机会吗？
1987年11月至12月之间，我出差到武汉，再到宜昌，从宜昌乘江轮到奉节，之后返回宜昌，再回到武汉。为此我给妻子写了几封长信，向她报告旅途见闻，现在择要汇集在这里，既是对个人，也是对时代的记忆与怀念。英国有一句谚语：“He that cannot beat the,bears the
saddle”,马已经丢失，不能策马而行，只能打马鞍子过瘾，在梦境里寻觅旧日的光影。这自然是对个人而言。还有一句谚语：“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讥讽往纽卡斯尔的运煤之人。纽卡斯尔是产煤的地方，往那里运煤岂不是多此一举？因此，我这篇文章对于看过三峡原貌的人，当然是没有任何价值而可以不看，但是对于“80”后新人，兴许还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碎影，迅翁有诗：“或遣春温上笔端”，我这里改一字“或遣‘遗’温上笔端”，如此而已。
　　虽然在武汉延宕甚久，却只玩了半天，就是前信说的黄鹤楼、晴川阁与峙立于龟山之顶的湖北电视塔。龟山道上林木丛薄，我注意到有一种树，叶片的形状仿佛是缩微的小提琴。苍暗的颜色缓缓沉坠，给我的印象颇深。不知为什么，这情景突然使我想起北京秋季的一种树。我不知道该叫什么，躯干挺直粗糙，树冠狭长，叶脉硕大，叶缘深刻缺裂。那种火红的颜色，满山满谷都是。这种红不是黄栌和枫树那样的萧瑟凄恻，晓来谁染霜林醉；也不是苹果或柿树那样红得凌乱红得散漫，而是红得深红得厚红得沉，红得爽朗，红得繁茂。不是女儿红胭脂色，而是丈夫红英雄气概，充沛着一种浓郁的阳刚之气。湖北有没有这样的树?
　　湖北姑娘身材高挑白皙，有一股优雅动人的劲头，相形之下，湖北的男子则差。记得同你说过，保定的男人，从小孩到五六十岁老者，细长型的身条相当普遍，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坚韧而挺拔。女的则矮粗如瓿。水土无殊，何以如此悬异？
　　昨晚写一信，准备今晨发出，却无邮票可寄。由于早七时赶赴宜昌，到那里已是下午四时三十分，急于购买去奉节的船票，又不知邮局在天涯何处，终于寄不出。我在江汉124号船上给你写信时，昨晚的信还放在包里，但愿在奉节能够把两信同时邮出，却又担心不要寄丢了。
　　从武汉到宜昌，大致要途经汉阳、沔阳、潜江、江陵、枝江。沔阳与仙桃市重叠，我揣测可能是市管县。从武汉，精确说是汉口到宜昌，沿途皆丘陵，公路两侧列立杨树、水杉与梧桐。最多是杨树。还有一种不相识的树，树不高而丛生着密而厚的墨绿色的带有角质感的叶片。已是初冬，大部分木叶脱落了，只有这种树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真想知道它的名字，可是问谁呢?这种树在车窗上闪现了多久，这种念头也就浮沉了多久。现在也还在猜想。湖北的冬天相当于北京的秋天，沿途的梧桐，高高低低，在距汉阳不远的地方，叶片都已枯萎，凝缩如拳团聚在灰褐色的树梢上。而靠近江陵一带的则明朗润泽，虽然已经失去了夏日的光彩，却黄得可爱。是那种贴近于红的黄，黄得热烈，黄得透彻，仿佛栖满了橙红的蝴蝶，真是美极了。而杨树，钻天杨几乎完全被剥光了浓绿的衣衫。另一种，北京常见的白杨，疏疏朗朗还挂着不少叶子。黄与绿间糅的颜色，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审美快感。更多的是丛集在公路下面田野中的杨树条子，还不能说是树，还没有长成材。一痕主茎，胡乱伸出弯曲的枝丫，枝尖上悬挂着半黄半绿的叶片，宛如随便装束的女孩子，潇潇洒洒，有一种自然的姿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画论称道的那种乱服粗头之美罢。无意中，在接近宜昌的地方，我见到一种似乎更成熟些的杨树条子，叶片虽然转黄却几乎未落，极其硕大的叶子，宁静而安详地悬垂于白色的树枝。尤其是顶尖上的叶片往往两枚并列，刹那间给我一种两条大鱼颉颃浮沉的感觉。我想起了咱们家里的大红鱼，悠悠然翕动嘴唇，吞吐着暗银色的水波。我是非常喜欢杨树这个树种的，左观右赏百看不厌。从枝江到宜昌有一段公路，两侧生满了高大的白杨，鹅黄与淡翠交映点缀，那么谐和、那么美。虽然只是简单的两种色彩，却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深沉、多彩而又那样的壮丽，仿佛在最终告别母亲的时候还要唱一首天鹅之歌。这样的景色，平常很难见到，也许并非难以见到，只是无暇领略罢了。湖北这个地方，气候要温暖许多，虽是冬天，偶尔在田地里也还可以瞥见残留的芦苇，穗颗又粗又长，叶条很肥很重，给我一种蛮荒旺盛之感。但与湖南相比，这里的气温又偏低了。在长沙，水杉的树皮是暗绿的——裹了一层纤薄的苔藓。有时候，你常常可以见到老屋瓦陇之间厚腻的青苔，几乎把低陷的陇沟填平了。那儿的苔藓是立体的，而且似乎生满了刺状的纤维!湖北呢，水杉的树皮则依然保持着暗褐的本色。
　　如果我只给你唠叨些湖北冬天的树木，我自己也觉得未免枯燥单调。虽然是乘车，也还是能够接触到一些风土人情。车过汉阳县境时，路过一个叫奓山的地方——我估计村后的小山即是。奓山不高，浑圆而葱笼，很秀气也很朗润。如果请教风水先生，奓山，应该是附近村落的镇山。但是，这种清朗的气象，不要好久，就被破坏了。山包被炸药轰开了很大的一片缺口，裸露出暗灰色的岩石，与绿色的耸直的树木形成了强烈对比。我突然想起陈从周对南京开采幕府山的告诫，如此这般，用不了十数年，奓山就会永远从地球上消泯。人类五千年，百年来第一次拥有了足可以摧毁我们曾经匍匐其下的自然的手段。生态环境，对于急待解决温饱的人们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这个忧虑在侏儒山得到了印证。侏儒山也是个村落，车还没有驰进那里，就可以瞥见人家屋瓦后面不时闪露出灰或白色的怪石，犹如瘦骨嶙峋的太湖石。驰近以后，看清了原来是被开采的山包。那样的惨痛，仿佛山在死去以后遗留的骨胳。用不了多久，这些残乱的山的遗骨，也会被黑色的牙齿狞厉地咬断、啮碎。在侏儒山，不时闪过耸立着银色尖顶的铁灰色的类似坟丘的小圆包。有的尖顶还袅袅地冒着温热的气缕，有的圆包已然剖开，裸袒出银亮的石块，这是石灰窑。那些白石头，就是侏儒山的儿女，在铁青的世界里饱受炼狱之火。
　　中午，长途车抛在毛咀镇休息。毛咀镇属汉阳县，是个大镇。乱、吵、闹。汽车交叉行驶，旅人与商贩讨价还价，几只白且脏的大猪，慢悠悠地扭过公路。毛咀镇大概出鸡，沿公路两侧摊开的货档，除了时下流行的柑桔、香蕉、苹果，最多的是黄油油的卤鸡。卖活鸡的也不少。在一家饭馆门口，五六个妇女倒提着黑或黄色的草鸡围着一个中年男人，你争我夺，最后谁也没有卖出去。毛咀镇有一条小街，相当于北京的大栅栏或苏州的观前街，主要卖百货与服装。卖服装的摊位挂满花花绿绿的衣服，远远望去好像是色彩缤纷的乡村舞台。突然看到一个卖耗子药的，地摊上堆满了脑满肠肥的灰鼠，鬼晓得他哪儿弄来的。对面是一家供销社，冷得白日见鬼。同外面热闹的天地相比，女售货员好像要成仙，呆愣愣地又仿佛被卖耗子药的施了什么法。
　　这是车厢外面的社会。里面也很有些意思。我们坐在司机背后的第一排，启动时，有人自言自语“这就开车了?”“您有什么事，我帮助您。”印象颇好。但是这个好印象很快就破灭了。此公沿途不断停车，直到加座全满。首先上来的是一位穿浅黄色西装的年轻人，坐在司机右测。小伙子脱掉鞋蹲在椅子上，活脱一只猴子。受到司机喝斥方规矩坐好。之后是一位中山装，不是皮包骨而是骨包皮，脸颊的线条可以削苹果、梨或丛生着绿羽毛一样叶子的菠萝。他抽烟的姿态反映在倒车镜里怪模怪样，但眼睛却很锐敏。在毛咀镇，司机拎着半桶鸡蛋放进驾驶舱，我瞥一眼说“不知多少钱一斤？”“别人送的。”骨包皮说，真叫我不能不刮目相看。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从汉口到宜昌，这司机至少可以捞一百元钱的外块，往返翻番，一个月以十五个车次计算，捞三千块钱，问题不大。听说，这司机前几年当夜就往回赶，每到开车之前，都要烧香。有人调侃他，你赚那么多钱，分一点给菩萨也是应该的呀!
　　信就写到这里罢。我们乘坐的江汉124号因为触礁，不能行驶了，有些事情需要交涉。
　　我们依然困在船上，等待106号接应。从清晨五时到现在已淹滞了五个多小时了。我们的锚泊地在17号航标处，地名三斗坪。虽然这里的礁石在修健葛洲坝时多已炸平，也依然凶险湍急。
　　我们是昨天下午四时半到达宜昌的。从枝江开始，公路几乎与江水平行，但由于山丘勾错纠连，立满了绿色的植物，却很难瞥见绿色的涛痕。枝江以后，开始见到竹林了，但沿线的树种主要的还是杨树，我在前信已然描述了，那真是火一样的颜色，诗一样的情调。在枝江县城，我也见到了另一种火一样的颜色，那是路过一家工厂的时候，估计是个化纤厂，红色的纤维逸出工厂，沾满了路旁的绿化树，红彤彤的，仿佛燃了一把大火。植物的叶子是有呼吸作用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呼吸系统应该完全窒息了罢。在江陵纪南区也有一家污染严重的工厂，灰臭的污水翻腾着白色的泡沫流出围墙，有人说是造纸厂，我看不像。在车过江陵的那一段公路，秩序异常混乱。卡车、客车、小车、手扶托拉机，你拥我抢，组成一部十分庞杂的立体机械的交响曲。有时候，一部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拥塞着十五名以上的农民，男女老幼，他们并不感到可怕，我不敢想象，在急驰之际，他们怎样保持平衡，而不出事故。沿途的翻车也真够触目惊心，最多的是手扶，我至少见到三辆倾倒在公路下面的道沟里，有一辆切断了轴，仿佛金兵的铁浮图被岳少保的麻扎刀斫断了前足，突然仆倒于地。然而，同是翻车的悲剧，有时也浸渍了喜剧色彩。有一辆解放卡车倾斜在路边的树干上，是那种半倒不倒的姿态。我杞忧树后那被危及的人家，然而主人却麻木，并不抗议，也不惊慌，只是慢悠悠地卖他的油条。对面的一家木材厂也很滑稽，正门不走，偏在临街围墙上掏出一个七进八出的洞，在洞口做他的木材交易。看到这些，感情是复杂的，复杂中有时也流滚过一种庄严的颤栗，那就是直面喧腾的车流，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种大地都在腾飞的印象。这种神圣的愉悦一直保持到枝江县城。
　　县城的建筑十分整洁。新建的楼房，道路的状态也较为良好。树木多而干净，看不到虫害——北京秋夏之际的国槐有时绿蚁成堆，商店的货物也颇丰沛。有一种奇怪现象，从汉阳到枝江，农业银行与储蓄所的数量之多，在北部中国是极罕见的，这一现象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还是一种扭曲变态现象，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南与北的不同。但也有共同的地方。中国的县城，不论南北通常都是一条公路直戳，两侧楼房排列，所谓大城和大城一个样，小镇与小镇如出一辙。
　　可惜，这些观感以及踏上江轮时的兴奋心情早已消失，替代它们的是黄浊的江水与焦灼的心绪了。我们是凌晨五时十分触礁的，距我们上船，已然相隔九小时十分钟了。而在昨天，我们还沉浸在快乐之中。七时整，124号庄重地长鸣，驶离码头，驶向葛洲坝。在二号船闸，我们至少耽搁了四十分钟，原因是等候结组编队。靠我们左舷的是川鄂客轮，两船之间的空隙里，先是一只货船挂在川鄂船上，后又来了一只机动小船，老大把缆绳抛系在我们船头的缆柱上。为什么小船要依托大船，事后我才明白。因为等待，我长久地端详二闸的形状与规模。二闸有两道铁闸，头一道(自我们进闸的方向说)早已打开，船只集结之后，便悄然合拢了。后一道耸峙在巨大的水泥基座上，形成两条相对的曲线。基座仿佛一个正写的人字，闸门宛若一个背向我们的巨人，用其宽阔坚实的胸膛阻挡住江水的激流，只是在基座中间流淌着一道暗白色的细流。我猜想这是从闸门间隙挤压进来的大江之水。闸门是钢制的，粗浑的横肋一根一根雄踞在钢门之上，壮观极了。闸门的顶端横跨过一座有栏杆的铁桥，如同一座放大百倍的龙门吊车，我们的船则引颈鹄候那只魔爪般的钢钩。这当然只是我一时的幻觉。
　　突然，我感到威压头顶的闸门贴近我们了。放水了。待江水淹没了巨大的水泥基座以后，铁桥徐徐绽开，桥上的行人奔跑起来。在铁桥已然断开相当间隙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男人，把自行车紧推一下，很明显地使人感到他的自行车是“激”了过去。在我们的船舷与水闸两侧的水泥峭壁相齐的时候，闸门完全洞开。
　　船过葛洲坝，速度依然缓慢。我站在甲板上，极力辨认大江的夜色，但只能隐约感触到朦胧的山影与乌黑的云朵迅疾翻滚。甲板柔柔颤栗，船尾喷吐浑浊的浪花。原先与我们并肩等待过闸的两只小船，高鸣而昂奋地驶过。我们的船为什么如此谨慎?而曾经同我们等候在二闸的大船为什么一只也没有上来呢?忽然间，从上游驶来一条江轮，灯火通明，乐声飘洒，仿佛童话里的一只宝船，一眨眼便掠过去了。我索性株守在船舱里凝望前方。在我的视野里，只能看见我们的甲板，我们的船舷，我们的栏杆。船舷以外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只属于暗黄的江流与灰白的江雾。
　　又写三信，由于舟船阻塞，延至武汉机场方寄出。为了寄信我在机场大厅逡巡良久，后来找到了一只弯角形，与柜台联接在一起的木制信箱。担心这里只寄航空信，又害怕早已废弃。于是到问讯处，得到明确的答复，才小心翼翼投进。然而依旧惴惴，说不清的不安，生怕不开箱，或是寄失了。
　　现在我们已到南京，住在军分区招待所。他们外出，我在这里继续给你叙述在三峡的遭遇。
　　大约是在二十六日凌晨五时，我突然被巨大的震动惊醒，随即感到甲板剧烈地吟呻，一阵一阵仿佛在一种坚硬的固体上划过，之后腾起轰轰隆隆的巨响。在被震醒的刹那，我慌忙跃起想去扭亮台灯，台灯却已经滚落在甲板上了。会是抛锚吗?我推开舱门，白雾横江，闪现出朦胧而苍黑的山痕。其他舱里的人也都被震惊，有人询问，却无人解释，我想，兴许是由于雾大而被迫停驶，掉头又安心睡觉了。
　　六时整，听说，我们的船触礁了。原因是看错了灯。二十七日夜过巴东以后，有了一点航行经验，我才理解那错看的涵义。在三峡两侧，间断竖立着航标灯——乌黑的近于长方形的灯室置于三角形状的白漆灯架上。航标灯一般是等距离设置，大多设置于岸，也有设于江心的礁石上。灯光有两种颜色，一岸是红灯，一岸是绿灯。一般说，在平直的航道上，绿与红的灯光平行闪烁，是很容易辨认的。但大江多曲，山峡左右迂回，往往有成九十度死角者。这样，两岸的航标灯有时便联成一线，江雾浓重的情况下，灯光的颜色模糊难辨，免不了产生错觉，领航员要格外经心。
　　我这人很痴钝，往往在出事时并不感到可怕，有一大半因素是懵懂与联想力不够，我是不属于扩散型思维的人。事后呢?反正事情已过，忧思与惊恐也就不再袭扰，总之是个糊涂人。
　　吃过早饭我们在第二层甲板上找到船长，告诉他，我们已经购买了二十九日去上海的机票，担心由于事故而误了行程，且害怕船票作废。他答应让客运主任出示证明，补偿船票的差价，至于机票问题则回避不答。在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在舷墙内侧的水池里清洗衣服，两只手慢慢地搓洗着，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个动作。
　　八时整，事故的消息像火焰一样在甲板上蔓延开来。但质问、吵闹的并不多，人们只是静悄悄地议论。将近十时，一个细长身材三十来岁的男子进到我们舱里，自我介绍叫杨治中，是船上的大副。他告诉我们，江渝106号很快即来，又说已向对方政委拍电，请他至少把我们安置在会议室里，且说106可能比124船票贵一些。
　　江渝106与江汉124号分属重庆与武汉长江航运公司，因此我们只能重新购买船票。几番交涉，两张船票按差价处理。另一张因为没有舱位了，退不掉，又说沿途的售票处皆可退。带到奉节又带回宜昌，以至在宜昌码头闹了一场风波，只有自认晦气。
　　与124号相比，106号，长、高、宽。有五等舱位。因为层次多，客运室不知藏匿在哪个角落里。对于初登此船的我们，简直是如入迷宫。厕所也不干净，清洗的时候，污水哗哗地倾泻到甲板上。相形之下，124虽小，却相对干净。在124号，与我们接触最多的是杨治中，他是长江旅游报的通讯员，新近加入了摄影家协会。给我的印象很诚恳。与他相比，124的船长则沉着、坚毅，或者也有些油，黧黑略黄的皮肤，是个久经风浪的老手。客运主任给人的感觉是永远在梦乡。江轮触礁以后，最糟心的是他，倒霉的乘客首先要找客运主任，一切怒火都喷泻在他的头上，而最麻烦是开具船票差价的证明。给我们写的大意是“由于航务事故”，后来给其他人则改写为“由于雾大”。杨治中说，这还不能叫雾，只能叫障，不是云贵一带的瘴气，障是阻碍的意思，因为障而能见度低，必须下雨才会消散。在106号，我们首先接触的是政委，高而黑瘦的中年男子，颇客气。有一次，我去休息室找他，他坐在椅子上吃饭，从敞开的舱门里，凝视江面，一瞬间给我的印象又是充塞着忧思与深沉的水手了。但是，给我触动最深的还是这条船上的领航员。由于光线不足，只能依稀看到他似乎穿着棉衣的剪影。他半依在甲板上方领航台的前栏上，轻呼着“左位”、“右位”。声音不高也不洪亮，很柔和，好像在和轮机手聊家常。船就在这闲话似的口令之下，在险滩四布的大江之中迅急而又不失平隐地前进。我注意到，他始终在吸烟，朱红色的光环在他的嘴角不间断地闪烁。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涌起了关于舵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神话与联想。
　　106号的船员很看不起124号，认为这次事故与障气无关，因为124号的领航员在值班时打瞌睡了，以致右面的螺旋推进器被礁石撞坏。这真是一场灾难。我曾问杨治中我们锚泊地的深度，“两节半——6.25米”，他说。
　　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四分，抵达奉节。为了购买回程船票，上岸以后，我们便向闪烁着红灯的售票处急速狂走。
　　奉节是个大港，虽然江渝106的终点是重庆，但却至少有一半乘客黄豆似地倾泻出来。还在距离奉节很远的地方，在106号的右舷上，我看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浓黑的夜色里，闪烁着黄或红或红蓝相间的浑圆的光环，在充满云与雾的江波与夜空沉浮。陆务观《入蜀记》有这样的述载：
　　江中见物，有双角，远望正如小犊，出没水中有声。晚泊橹脐洑，隔江大山中有火两点入灯，开合久之，问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龙之目，或云灵芝、丹药之气，不可得而详也。
　　范成大《吴船录》：
　　夜，道士就殿前作步虚仪，方升坛，有火炬出殿后岩上，色洞赤，周旋山顶，有顷变灭。……夜有灯出四山，以千百数，谓之圣灯。
　　我们难道也见到了这样的蛟龙之目或千以百数的圣灯?可惜，这样的悬想，过不了许久就幻灭了。原来，这些神秘的光环，并不是来自奇异的神秘世界，还是来自人间的灯火，来自布满江岸的五颜六色卖橘子的小棚子。这些亮晶晶的小棚子，由于夜幕与距离的关系，不仅远眺神秘，略为走近又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小房子了。
　　还是在码头，我们就遇到了不少旅馆服务员，东拉西扯。我们无心住店，只关心船票，什么样的招呼也不理。但售票处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只好同他们搭讪，中心是问路，但他们的中心却是拉客住店。“先住下，我们代办船票。”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妇女，几乎拉住我们的手腕：“大哥，保你睡，保你睡。”问她哪里卖船票却吱吱唔唔，很远了，走到一处有台阶的地方，依然纠缠不清。又走几步，霍然看到一座石筑的城门，正犹豫是否穿过去，蓦地有人叫道：“这不是嘛!”原来售票处就立在左侧的高台上。这时候，那个妇女又凑上来，“住我们这儿吧!我们代卖船票。”我扫一眼还没有营业的售票处和等候买票的蜷缩的人群：“有今天的票吗?”“没有。”“我们不住店，只买票，只要有票，住店的钱也给你!”我几乎怒吼地喊。那女人怯怯地闪开了。这是个粗短的妇女，虽然光线昏暗，依然使人感到她的衣服并不整洁。她招呼我们住宿的地方就在售票处的下首，黑郁郁的灯光仿佛滚了一脸的油与土。我不知道这妇女是不是老板，倘若是雇工，拉不着旅客，免不了要受老板的叱骂。想到这儿，不禁有些歉然。相形之下，这儿的买卖人还较为实在，并没有预先许诺你什么好处。据说，河南的神女拉客时告诉你可以报销——备有长途短途各种颜色的电车汽车票。有的狎客更拆烂污：“有回扣吗?有提成吗?”尝尝野鸡的味道还要提成?免不了神女的愤然情绪：“我们正经做生意，不搞这一套。”不过可以报销的车票还是让你过目的。
　　如此搞活?
　　我们却一时无措，如同挨了几棍的呆鹅，举着黄色的喙兀立在售票处的平台上发愣，漠漠然端详四周环境。端详那座石城。这城是用一种长方形的暗青色的石块砌筑的，在拱门的上额，勒石：对仪门。拱门里面是一道石阶，覆盖着黑压压的屋瓦。石城的外面簇拥着数座两屋小楼，贴满各种颜色的广告与招贴画。我极力想在石城上寻觅雉堞一类的女墙，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我们只有返回码头。码头工告诉我们另一码头有船，从重庆顺水而来的，六时启航到宜昌。我们欣喜若狂，急急忙忙购好船票，又去岸上买桔子。并不如想象的便宜，当然比北京便宜，但味道极酸，所谓便宜无好货也。
　　六时整，我们乘坐的114号起航了。天空又飞扬雨花。在这之前，有短暂的片刻，天空曾经放晴，星大而有蓝色的芒角，悬垂于无涯的乌黑的四野。在大江之上仰观俯察，我在心底不禁吟哦“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那样的雄奇之句。也不禁想起了你，想起了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样的诗句。好像是西洋人赞颂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实任何好的文艺作品，都是说不尽道不清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曹雪芹，说不尽的《阿Q正传》，说不尽的李商隐。
　　风渐次刚烈起来。江流高涌，颜色泼墨。我们虽然端踞船首，依然感到船尾的震荡。我感到船速不慢，一忽儿奉节的灯光便被丢进大江的浪窝里了。奉节是瞿塘峡的西端入口，旧有滟澦堆虎踞江心，是长江航道中最凶险的段落。唐人李肇《国史补》引证民谚：“滟澦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澦大如袱，瞿塘不可触。”也有写作“滟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澦的形状变化反映了江水的盈缩。瞿塘又称夔峡，从奉节至巴东的黛溪，虽然全长只有八公里，却峰回江萦，为长江三峡之首，具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磅礴气势。瞿塘峡还有诸如白帝城这样的古迹可以观览，可惜是夜航，这些人文的痕迹与地理的景观不能收摄于视野之内，也就不复有登临之感。我只感到风，感到雨的触击，江水滔天，滔滔不绝地浸洗着我们的灵魂。
　　七时半，我们在巫山停泊。即此便开始巫峡的航程了。巫峡全长一百一十五公里，以神女峰而著名于世。在神女峰的那一段峡谷，石壁夹江而立，山石皆作铁青的颜色。雨更猛，水势也益发凶险了。这真是激越人心的时刻。在江的一岸，数座山峰，凌云直上，孤峭而峻拔，飞鸟也难以栖落的，有一座尤为秀丽奇绝，人们指点那就是神女峰。是不是呢?也许是，我相信，就是。那真是造化卓异的神来之笔。这几座山峰，并无一株高大乔木，只是在山石的裂隙之处，蔓延迁衍着翠色的藤类植物，毕竟是初冬了，枝叶有些皱，有些萎，颜色有些暗，是那种被风露沾洒过的颜色，那种青郁的色彩与灰铁似的山石相配，真是恰到好处。山的裂隙极其纤细，极其碎密，秀丽的色迹宛如绿色的锦绦，蒙络错绣，美极了。我也注意到了雨，雨的态势并不很壮观，然而却急却密却冷。雨在峰顶之处宛如笔直的白色的帛带，一行一行异常分明地横推过来。折到山腰便又与山成直角泼洒而落，浓密得有如箭簇的集团。在山麓与接近山腰的地方丛集着类似冬青的灌木，圆形的树冠仿佛滚了一层绿漆的刺猬，猛地被一声号令惊呆了，动也不敢动。俯视着雷霆怒吼的江水，那浊涨的、不平的怒涛，汹涌着，澎湃着，向前，向前，真有那种淘洗天地万世的不凡气概。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幻想，如果大江之水不是黄浑奋勇而是漓江一样的莹泽温婉，又该给我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也许会把我带进童话的境界，我应该喜欢哪一种长江呢?我还是喜欢这现实的长江，这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粗犷雄浑的长江。
　　十一时三十五分，船抵秭归。民间传说，秭归与屈原有关。相传屈原投江以后他的姐姐梦见他乘舟归来，第二天去江边等候。见到一条背鳍宛如红帆的大鱼，游到一个沱湾里，点了三下头，吐出屈原的尸体，这个沱以后便取名屈原沱。这当然于史无据。范成大《吴船录》说：秭归之名，俗传以屈平被放，其姊先归，故以名。“殆若戏论，好事者或书此姊归。”这当然是传说，但恰恰说明忠臣烈士的影响该有多深!
　　秭归的物产看来较为丰富，货运码头上堆积着煤、木材与装在尼龙袋里的柑桔。秭归人运煤当然离不开船，但从岸到船还要依赖力工的肩膀。力工的垫肩连头都套起来，驮着竹篓，从驳岸崩塌的地方，吃力地走下来倾入张开大口的煤仓。秭归这个地方大概蕴藏了不少矿产，在它的下游，我看见一座被炸药剖开的浑圆的山顶裸露出紫色、黄色与石膏一样的色彩。这些矿产自然要开采，但是在长江航道两侧如此狂轰滥炸，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不能不令每个稍具良知的中国人所担忧。由于农田的开垦，长江三峡已然见不到郁闭萧森的林木了。《宜都记》与《水经注》里记述的“林木萧森，离离蔚蔚”，“绝巘多生怪柏”，早已化为只能在向往中再现的中国文人的历史之梦。“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不复闻也久矣。开山的雷鸣快要震碎游客的耳鼓了。这无疑只能归结为贫穷与愚昧。因为穷而川人纷纷出川，一到宜昌，那些外流的农民便各奔东西自寻出路。我曾在106、114、124号的甲板上、甬道里见过不少，裹着乌黑的棉衣蹲在那里，你同他说话他不理，就是用脚踹他，也不动，好像动一动就丢失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从宜昌下船的时候，我们搅进了这样纷杂的队伍，都是十七八岁的小男孩，还有更小的，士兵似地排成一队。黑、瘦、小，我们因为急于出去，竭力想穿过他们的行列，却总是碰到一堵柔软的墙。我开始以为他们不过是手拉手，后来才看清他们不仅前后拉住衣襟，而且羊肉串似地用一根青竹连绾在一起。他们并不喧哗，只是静默地挪动脚步，生怕脱离了队伍而被外界的潮流吞噬。像刚刚出窝的小鸟那样，睁圆惊恐的眼睛，谛视这陌生、喧腾而又充满危机的世界。川人多矮，我想至少有由于地理环境而造成近亲婚配的因素。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一家一户，你叫他如何注重优生优育呢?“白云深处有人家”，作为诗的意境确是优美得很，然而现实毕竟严酷。秭归这个地方，历史上并不丰饶，读《入蜀记》：州仓岁收，秋夏二季的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石，仅比吴中一下户耳。”一州两季的仓储，只相当于江南之地的一个下等富户，其穷也就可见。但是，何以涌出了屈原、宋玉、王昭君这样杰出而光辉的人物，现在又何以如此寂然了呢?关于宋玉，《吴船录》与《入蜀记》都有关于他的故宅的记述：“宋玉宅，在秭归县之东，今为酒家，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讳，去之，或遂由此失传，可惜也。”在一个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屈原算得了什么?宋玉算得了什么?一块郡守的什么墓园的祖碑就足以把他们压倒了。悲哉，生之为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之文人也。而王昭君的命运却又好得多，虽然孔夫子概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但还是占了漂亮的女性的便宜，且不论其它，只一条香溪，(因王昭君的项链落入溪水而流溢香味)就足可以使她欣慰而不朽。听说，香溪橙的味道非常好吃，黄黄的鹅卵形状，去年不过五六角钱一斤，今年不知怎样?
　　一时四十分，我们进入西陵峡。与巫峡不同，这里山体的颜色是黄与黑的糅杂。黄，是山岩的本质，黑，是风雨的浸蚀。这两种颜色在山峦与崖壁上大面积地间隔流布，山岩也层次堆叠。与巫峡的卓立秀异相比，呈现出另一种诱人的风彩，在西陵峡，最有地质价值的是黄陵庙那一段峡谷。远在亿万年前，这里是古华夏大陆。由于造山运动，深含在地层内部的岩石凸露出来，从而形成了与附近山体不同的风貌。我观察了一下，遮覆着绿色的山包与耸立其后的黄色山崖，确是不同的地质，俨然两种不同风格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尤其叫人惊叹的是黄陵庙背后的那一组山脊，巍峨横亘，相互连接而又略有缺隙，耸然于云天之外，真使人疑心上帝在这里摆弄过黄色的多米诺骨牌。在大江的对面，另外一块同样颜色的崖壁，在漏过云隙的阳光的倾斜照射下，光焰奔腾灿烂，有如黄金之城，壮观昳丽极了。
　　下午四时，我们的船驶近葛洲坝。葛洲坝与西坝都是长江淤积的沙洲，西坝不知比葛洲坝大多少倍，但却不以它反以它的小兄弟命名了大流载流工程。这两片沙洲把长江裁为三截；葛洲坝以左通称二江，西坝以右通称三江，两坝之间的水面最为宽阔，泛称大江。由于大江工程尚未完工，在葛洲坝与江岸之间堆积着石堤，至少有十条以上的工作船停泊在这里，其间的水面平稳得像是一派恬静的湖泊。葛洲坝，据我看，没有太多的特色，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西坝。宜昌市规划设计处编制的地图将西坝靠近二闸的地方又标为黄草坝，这片沙洲逆水之处尖而狭长，顶尖的地方傲立着银灰色的高压线塔。其后，是一株较为高大显然是人工移植而来的雪松。围绕雪松是的一小圈低矮的墨绿色的黄杨树篱。再后，林立着一小片纤细的杨树。半黄半绿的叶片，给人一种说不清的特殊情调。树林后面隆起一座细长的土丘，黄草萧萧，静穆地躺卧着一只银白的油罐。草丘后面散堆着乱七八糟布满了鱼血一样颜色的零件，真是莫名其妙而叫人升起一种复杂的感情。
　　四时二十五分，我们驶进二号船闸。乘客纷纷涌向甲板，我突然注意到水手把缆绳套进一只圆形的铁柱上。不久我就明白了，那不是铁柱，而是抽水唧筒。水手借住它是为了锚泊船只——小船搭住大船的道理也是如此，而随水位升降，聪明得很。四时三十分，水位开始降落，我们都挤到船首翘望铁闸的开启。四时四十分，闸门微启。五分钟以后，闸门全部洞开，展露出蔚蓝的山影与恢宏的城市。这时，我忽然涌出一种说来有些可笑的想法，想起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的那句：“芝麻开门”的口诀。当然,涌出这句口诀的时候，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四十大盗的面影。那时的思想是神秘而又激动的。你想想，一座巍峨的“山峰”突然在你眼前像城堡的大门那样静悄悄分开，该是一种怎样的震撼与壮观的景象啊!
　　四时十七分，我们的船驶过三江大桥，五时二十五分抵达宜昌，至此，我们长江三峡的航行算是结束了。
　　而那张应该补偿票价的二等舱票到了宜昌以后凿凿实实地闹了一场风波。在应该结束的时候，我还要罗嗦几句关于西坝的点滴印象。在二号船闸以后，西坝逐渐加宽，至少建筑了十排五层以上的楼房，涂满了豆青与金黄的颜色，这也许是葛洲坝工作人员的宿舍小区。西坝的尾部，高耸着一座方形的灯塔，顶部是巨大的玻璃仓，指示航行的灯光就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这个地方，地图上标明叫庙咀。西坝，从头至尾裹着铁甲似的水泥护坡，印渍着一条暗红的横向的带状痕迹，其上暗灰，其下浅白，我估计这是江水浸润的标线。至少有四条污水沟哗哗地淌出白得发绿的脏水，长江就这样被积少成多地污染了。
　　（此文发表于2013年《中国作家》第四期）
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
　　1987年，我从武汉去三峡，顺便去龟山盘桓。我之所以去那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诗词“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是龟山上面的电视塔，220米高，在当时，号称亚洲的桅杆。后来，在媒体上，见到一则消息，说是美国白箭牌香烟的广告做到龟山的电视塔上，引起武汉人的纷纷议论，认为影响了武汉的形象，最后撤掉了。
　　不过，无论是见到，还是听到的，在龟山，最吸引我的，并不是电视塔和有关它的消息，而是一种树，一种很奇特的树。叶子象是缩小的小提琴，正是黄昏的时候，苍暗的颜色，在幽明、娇嫩的穹宇里，一点一点地沉坠下来。这是一种什么树呢？从三峡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索。
　　1995年，我去庐山，在南昌逗留了一天。青云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是八大山人长眠的地方。银色的雨迹在微灰的云朵里画出美丽的曲线，浅青色石条砌筑的拱形坟丘，泛射着洁白的柔软的光泽。我突然注意到，我在龟山见到那种树，也在这里生长，披垂着小提琴式的叶片。这是一种什么树呢？看园的老人说是“枸树”。知道了它的名字，我很高兴，同时涌起一种想知道这种树的更多知识的想法，但查阅有关图书，与“枸”相连的只有杞，那是灌木植物，与我的所见，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
　　一天，当然是从南昌回来之后，我去北京大学办事，好象是在塞万提斯的雕像附近，也看到了这种树，不是一株，而是一片小小的林地。也是绿色的小提琴，也是那种苍绿的色泽。我原以为这种树是南方的植物，没想到，在北京也见到了，是从南方移植的吗？后来知道，这种树，也是北方的土著，只是罕见，不为我所知罢了。无论怎样，都有一种故友相逢的感觉。不久，在东三环的绿化带上，我又见到了这种树，青翠可爱，小提琴式的叶片，优雅地挽住行人的目光。而在我曾经居住过的西坝河，也发现了，还是一种幼小状态，是我迁徙以后种植的吗？
　　去年初冬，在平安大道，西段北侧的一家书店，无意中，我看到一册日本人阐释《诗经》名物的书，每一个名物的下面都绘有插图。还是在无意中，我翻检到楮，在楮的下面注有：又名构。赫然绘有小提琴式的叶片。我喜出望外，同时明白了，我在南昌的听音写字，音虽然不错，却陷入了文字的误区。现在搞清楚了这个字，便可以进一步认知了。
　　楮，分雌雄两种，雄的树皮有斑纹，叶子没有桠杈，雌树无斑，叶子有桠杈。我所见到招展着小提琴式叶子的，便是雌树了。雄树三月开花，状如柳穗，不结果实。雌树的花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实，宛如杨梅，可以入药，长久服用，益气充肌明目益颜色。它们的嫩芽可以做菜茹，树皮捣碎了可以做纸，光洁甚好，皮绩做丝可以纺织成布，但是不坚易朽。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谷田久废必生构”，不知是什么道理。谷是小米或者稻谷，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贾思勰《齐民要术》说，楮是一种速生的树木，三年便可以获利。如果种三十亩的楮，每年砍伐十亩，三年轮遍，可以“岁收绢百匹”。裴渊《广州记言》说，蛮夷之人，也就是少数民族了，用楮的树皮做毡子，保温性能很好。楮树腐朽后，生长的菌耳，味道也很好吃。南朝的陶宏景说，武陵人以楮皮做衣帽。这就使人想起同是南朝的陶渊明《桃花源记》的首句“晋太元中武陵人”，他们那时也应该这样穿戴的。这么一想，那些人物，包括作者，不再是发黄，发旧，古奥而迷茫，一下子在我的视野里活跃起来。楮，这种树，成为把我们与他们，那些衣冠高古的人物相联系的通道。而我对于这种通道的认知，足足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这就不禁感喟，同时又突发奇想，假如把楮树变为北京的绿化树种，到时候，秋风或春风吹起的时候，满城都是翠玉琅玕的小提琴，齐声拉响美妙琴音，该是一件多么有兴味的事情。
　　三年前，我住在西坝河西里。北三环东路从小区的北部穿过。北京的道路大都是正南正北，但是，也有例外。这一段便是，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西北向东南，有一个偏斜的角度。与其相平行的四环路也是在这个位置，把直角变为圆角。原因很简单，为了行车方便，在这个圆角的位置，构筑立交桥，过了桥，路便改变方向。路变了，两侧的景观也随之转变，甚至绿化带的树种，也发生变化。
　　1998年以前，北三环东路的绿化带种植的是栾树，人行道是白蜡树。过三环桥是东三环北路，分别是椿树与槐树。栾树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树，残夏的时候开始萌生一种浅绿色的果实，随着气候的凉爽，浅绿的颜色渐渐地转化为铁锈一样的色彩了。这种树在北京不多见，我只是迁徙到西坝河以后才认知的。最先引我注意的，不是它的叶子，卵形的边缘有锯齿形状的缺口，仿佛木槿。花是黄色的，比槐花略微大些。不是的，是它的果实，三角形状的小灯笼，仿佛漂亮女孩子，用尖嫩的手指做的手工，天下之大，还有比它更幸福的吗？
　　相对于栾树，我对白蜡树，要早见识几年。不是在北京，是在湖南的长沙。这种树在长沙很多，道路的两侧都是，颀直、美丽而优雅，是长沙的绿化树种。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树，回到北京，也是迁徙到西坝河以后，才认知的。当我知道是白蜡树的时候，感到十分亲切。为什么呢？在北方，因为它的枝干直而多做农具的柄，称白蜡杆。揭竿而起，所谓的竿，也可能与白蜡树有关。这么秀雅的树木，联系着农民的饥寒与反抗，知道了这些，心情是复杂的。后来还知道，这种树是一种小虫子的食物来源。小虫子吃了它的叶子以后，分泌白色的蜡液，也就是白蜡，是医药与工业的原料。小虫子叫白蜡虫，白蜡树由此而来。
　　知道了它，包括栾树的有关知识，再谛视它们，不再是简单的一枝一叶，而是或多或少地浸淫着一些情绪的因素在里面了。用辛弃疾的话是“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料我应如是”。在它们的树冠下面行走，尤其是雨后，心情是愉快的，对它们的观察也就更为细致了。哪株树的花蕾更丰满，哪株树的果实更硕大，哪株树的叶片更秀媚，真的是，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
　　我之所以绘雕这两种树木，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漂亮与我的情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是我的邻居，走不了几步，便可以嗅闻到它们的体香。与这样的邻居为伴，好处多矣。最大的好处是，永远不会发生争吵，能够永远和平共处的邻居也就难求。何况，对我们而言，他们提供的总是有利于我们，物质的与精神的。物质方面的至少可以遮荫，精神方面的可以审美，这样的邻居自然应该介绍给读者。
　　好像是在1998年以后，对三环路进行改造，为了容纳更多的汽车，先是将栾树的树冠全部伐掉，随后将它的树干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将它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用砾石与柏油掩盖起来。谁知道这里曾经生长过那么美丽的树木呢？
　　栾树的梦不知飘逸到哪里去了，椿树与槐树也成为飘渺的梦境。对槐树，我印象不深，好象是洋槐，有尖刺和雪白的花簇。椿树的印象则是斧头也砍不掉。硕大苍绿，是那种高大的乔木。北京土生土长的树种。椿的另一个种类是樗。椿的嫩芽可以食用，氤氲着一种淡淡的香气。樗的嫩芽则不可以吃，泛滥一种臭味。不知什么缘故，庄子《逍遥游》中，认为椿树长寿，“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对樗，庄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理由是“其大本臃肿，不中绳墨；小枝蜷曲，不中规矩。”是不材之木，不能够做栋梁的。但是，祸兮福所椅，既然不能够做栋梁，反而没有人去砍伐它，得以免去斧斤之灾，而长成大树，坏事变成好事，可以让庄子发挥他的机智与幽默了。
　　在北京，椿称香椿，樗称臭椿。樗虽然可以庇荫哲人，自由自在地在它的浓荫下面逍遥徘徊，但我还是更喜欢椿，理由很简单，没有弥漫臭气。在尘俗的社会也就难矣哉。
　　然而，无论怎样，椿在我的视野里还是消泯了，有时候，难免思念。尤其怀念栾树，我是曾经和它比邻僦居的。孟母择邻而居，好邻居走了，能不思念？半年以后，我从东三环路走过，突然注意到，在便道边缘上栽种了曾经被截去树冠，如今又滋生出绿芽的树木。嫩芽太小，还辨别不出是什么树种。又过了几个月，大概是残夏时分，再一次经过那里，傍晚的光线里，闪灼着嫩绿的色泽，那样秀丽的果实，我的心一下子悸动了。这不是北三环东路的栾树吗？原来它们并没有随风而逝，只是被迫地不声不响地搬迁到这里罢了。在一个从来没有预想过的情景里，突然遇到旧时的好邻居，这样的波澜，仅仅用惊喜表达似乎不够，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话语。同时就更加怀念记忆中的椿树，希望它们并不总是在梦境里游移，说不准哪一天，在北京的哪一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它们的。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笔下，柳这种植物，被赋予了太多的女性色彩。原因是它的枝茎纤细，使诗人们联想女孩子的腰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样的腰肢自然是妩媚的、迷人的。当然这是诗人的想法，而且是年轻的正当华年之柳。这样的柳树，如果生长在河干，挽系一只画舫，又往往成为诗人的梦境。而且，最好有一两个绝色的女子，在那里吹出清丽的笛或者箫的韵律，追逐江南丝丝的雨的连绵。衰老的柳树，也难以摆脱这样的色彩，只是演绎为爱情的悲剧，“沈园柳老不吹绵”了。这样的柳树，自然是垂柳，细长的柳枝可以婆娑委地，它的叶子，可以作为女子眉毛的样式。为什么把柳叶的形状与女人的眉毛相连，看到敦煌壁画中的女子，才明白，那不过是当时人的一种审美，并么没有什么不可反驳的道理。
　　在柳树的家族里，还有一支，叫蒲柳，也受到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不再是美丽的女性，而是转化为早衰的男人。东晋人顾悦与简文同年，但头发早白，简文问他何以如此，顾悦回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这就令人气短。何以如此？植物学家的诠释是，蒲柳的叶子早雕，故而成为早衰的暗喻。
　　与蒲柳相反的是柽柳。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所以叫这个名字，据说是柽柳有两个特点，一是同云间雨的精灵相通，天将落雨的时候，柽柳便有反应；一是载负霜雪而不雕，与应霜而落的蒲柳恰恰相反。孔老夫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被认为具有圣人的资质，是树木中的圣者。耐寒的柽柳也是这样，故而“从圣”。柽柳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观音柳，原因是，在中土的佛教里，居于东海的观士音用它的枝叶淋洒圣水。这就与它的枝叶形状有关。枝，柔软下垂，与垂柳相同；叶，细弱如丝，大概易于做洒水的工具罢。一种树木既同中土的圣人，又同西土的菩萨相连，在我的知识里，还是孤例。南齐的时候，益州人向皇帝贡献礼物，这个礼物便是柽柳。一种植物，能够进入贡品的行列，应该是美丽的。史臣的描述是“状如丝缕”，相对于垂柳更加妩媚。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柽柳的最大特征是，一年之中，绽放三次花朵，因此又名三春柳。只是它的花朵，十分纤巧，难以挑起人们的视线。
　　在这些柳树之外，还有一种杞柳。这种柳的枝茎发红，有一股韧性，耐湿耐碱，是一种保土固沙的树种。可惜，我没有见过，只见过它的遗骸，被斧子斫去了灵魂的枝条编织的箱子。不像是立柳，在我居住的环境里触目可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经常从东华门外穿过午门广场。从午门到东华门是筒子河，其北是紫禁城。河侧与宫墙之下种植着年轻的立柳。与垂柳不同，立柳的枝条不是倾侧的，而是高耸、舒展的，故而称“立”。一天，黄昏的时候，我惊奇，原来怎么没有注意，那立柳的颜色，娇嫩中泛射一种金黄的光泽。一种比黄金还要柔软的光泽。哦，立柳的颜色原来是可以这样漂亮的。我当时的心悸动了一下。尤其美妙的是在接近午门城台的时候，立柳的色彩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是单纯的金黄，而是丰厚了许多，金黄之中搀杂了柘黄的色彩。我后来明白，这是朱红色宫墙的背景作用。这是宫柳啊。
　　之后，北京的立柳似乎多起来。这或许是我个人的感觉，或许是作为一种绿化树种，与垂柳一样，在北京普及开来。1998年以前，当时三环路还没有改造，绿化带上种植了很多这样的柳树。那是一天的夜晚，一株紧靠路口的立柳拉住了我的目光。正是残夏，绿色里充盈着一种洗净了酷暑的凉爽，圆润的树冠饱满地描画萧洒的曲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柳树。健美、丰盈，圣洁如水。每一条枝茎，每一枚叶子都是那样的秀雅与光洁。这是它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我不知道它吸引了多少人的眼光，又有多少人会产生我这样的鉴赏与思索。不久，三环路改造，这株柳树被砍伐了。当然，还有其他柳树，美丽的与不美丽的，都化为灰烬。如果这株柳树还在，它还会那样的美丽吗？
　　拉杂写了这五种柳树，读者或许会问，你喜欢哪种？我说都喜欢，但对于立柳，那株路口的立柳，在情感上，更为复杂，经过那里，难免惘然。
大地的呼吸
在大丰创意园，有三件展品引起我的注意。一件是电焊机，一件是塑料椅子，一件是骨瓷茶杯。电焊机小巧精致，机壳丹红，仿佛是一件工艺品，看着就让人喜爱。而那把塑料椅子，主人介绍说原本是一张圆形的塑料板，而现在这把椅子是折叠出来的，运输或者储存时把它恢复原状，所占空间自然极少。巧得很，折叠出来的椅子也是红色——电焊机那样的丹红，而使人联想北京秋柿那样的色泽。年轻时，我在工厂里做过工人，熟悉电焊机那样的东西，黑黑的很丑陋，在车间灰色的水泥地爬来爬去，不时迸射出刺目的蓝色的闪光，哪里想到今天竟是这个“俊”模样了呢？
　　但我感兴趣的还是那两只茶杯。茶杯洁白，杯盖的顶部，也就是杯纽，是一只小鹿，两只杯子一对，一只是金色的，一只是银色的。这样的杯子，在台湾卖八百元，而在大陆只卖二百元。或者说在大陆卖二百元的杯子，渡过海峡便身价倍增，增长了六百元，这当然叫人高兴。如果杯纽不是这样的形态，台湾人还会这样感兴趣吗？而小鹿的姿态也的确讨人喜欢，四肢跪卧，安安静静的仿佛在谛听大地的呼吸，树枝一样的鹿角丰盛地伸展开来。主人说，这就是麋鹿。
　　麋鹿我是知道的，原本是中国的土生物种，由于人类的杀戮，最后仅有北京的南海子尚存。1900年八国联军将它们劫掠到欧洲，近年重返故乡，有一些回到了南海子，还有一些来到了大丰。大丰人自豪地说，现在，他们这里的麋鹿有一千多只，是世界上麋鹿最多的地方。而这里的麋鹿也的确多，在放养区，这里一只，那里一只，而在枯黄的草滩上，有数十只麋鹿安详地享受深秋的阳光。几只幼鹿站在树丛背后瞪大乌黑的眼睛谛视我们，一动也不动，我们很想停下来，可是观光车一闪而过，哪里给我们半点时间呢？观光车驶过去了，我依然回头遥望，在绿叶的缝隙里，黑亮的几点波光眨动，那是幼鹿的眼睛吗？
　　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在一篇散文里，讲述他与梅花鹿——麋鹿的同类，相遇的情景，那是一头母鹿，携带三只小鹿在溪边饮水。一只小鹿已经长出鹿角，“毛绒绒的，红桃颜色，长在有一双美丽大灰眼睛的活的脑袋上。这灰眼睛刚向水面低下头去的时候，旁边出现了一个没有角的的脑袋，眼睛更加美丽，不过不是灰色的，而是又黑又亮的。在这母鹿身旁，有一只幼鹿，鹿茸还没有长成，只有两个细细的尖疙瘩，另外还有一只非常小的鹿，一个小不点”，在母鹿与普里什文之间停下来，母鹿想找小鹿，抬头寻找的时候，眼光落在普里什文的身上，“它愣住了，呆呆地研究我”。“我”也愣住了，凝视这只美丽的母鹿，“它的嘴是黑色的，就动物来说，这嘴是太小了，但是耳朵非常大，显得那么端正，那么机警，一只耳朵上还有一个孔：看过去是透亮的。其他任何细节我都顾不上，我的注意力全叫那双美丽的又黑又亮的眼睛吸引住了——那不是眼睛，完全像花儿。”像花一样的眼睛该有多么美丽！可惜我没有机会与麋鹿近距离接触，不能长久地端详它们的眼睛，也应是如同花朵一般美丽吧。然而，看到这样的眼睛，普里什文笔端一转，“有人看到这样的花儿，竟会用枪瞄准它”，“射出可怕的子弹，使它得了这透亮的弹孔”，这样的弹孔当然不只是对梅花鹿，对麋鹿也是如此，而在冷兵器时代，只是用箭和箭孔代替枪和弹孔而已。
　　1739年，乾隆皇帝来到南苑打猎，捕获了几种山禽，呈供给她的母亲，为此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四句：“马足奔如电，鹰眸迅似星。山禽味鲜洁，飞骑进慈宁。”是哪种山禽呢？乾隆没有解释。到了第二年，乾隆再次来到南苑，这一次是陪母亲一起来的，为此写了八首诗作为纪念，诗的题目是：《秋日奉皇太后驾幸南苑即事》。其中有一首这样吟哦：“扈从常承爱日晖，五云高捧凤与翚。问安户外亲调膳，手射郊原鹿正肥。”南苑这个地方，是清朝皇室的狩猎之处，麋鹿之所以在十九世纪，还可以在这里寻觅到，是不仅作为观赏，而且是作为猎物存在的。在箭簇冰冷的锋芒之下，麋鹿们会想到什么呢？或者只是慌张的惊恐与不解，犹如普里什文笔下那只秀美的鹿“抬起头”，“它凭自己的天性是没法觉察人间的丑恶”，而这里则不仅是丑恶而且是血腥的杀戮了。
　　还是普里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中说，俄罗斯人喜欢把湖泊比喻为大地的眼睛。这大地的眼睛要比万物更早地消逝，在森林中刚刚展开争夺落日余晖的时候，有些树梢燃起了熊熊火焰，“宛如树木本身放光的时候“，湖水却好像死去了一般，仿佛”一座埋着死鱼的坟墓”。缤纷的万物的精灵呀，难道不是大地的轻盈的呼吸？美丽的麋鹿当然也是，柔弱而纤细、绵远而幽微，仿佛纺车上拉长的明亮的丝线，一丝一缕地轻忽脉动，这就难免不使我忧虑，担心这微渺的丝线不要被扯断。因为，它们依旧处于野生灭绝的级别。这就希望，在大丰，在大丰市的中心区域竖立一尊四肢雄劲、鹿角高耸且缀满鲜花的鹿王雕像，在这尊雕像面前，或许会使我们的心灵少些丑恶与杀戮，多些纯洁而高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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