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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2015年是浙江“十二五”的收官之年。过去的五年，也是浙江下定决心程度最大、转型升级力度最大的五年。在过去的五年，浙江攻坚克难，渡过难关，且提升了浙江的地位。
　　在浙江“十三五”发展目标中，首先提到的就是确保实现已经确定的“四翻番”目标，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浙江如果只像全国一样建成小康社会，我觉得不够。”李强表示，高水平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公共服务水平更高和百姓收入更高。
　　他表示，高水平在浙江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要更加符合浙江的资源禀赋性。
　　这种资源禀赋性在浙江的过去三十余年中逐渐显现。李强认为，浙江这三十年来，资源观、财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大量矿藏等资源的浙江把自身变成了资源，而浙江人的精神成为了最大的财富，这就是浙江资源的优势。”
　　资源的优势融入产业中，使得产业也要逐渐向高端化发展。近年来，浙江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由信息经济、科技创新为代表的驱动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还是靠低端劳动力发展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在‘十三五’有很大发展，也不可能发展高水平。”李强说。
　　在公共服务高水平方面，他表示，浙江不仅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还要实现均等化，成为一种“普惠”的公共产品。而百姓收入高水平，是要促进城乡居民持续普遍增收，确保在富民方面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第二个关键词为“均衡化”。李强认为，均衡化实际上是补短板，主要是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
　　在“十二五”期间，浙江就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十二五”，浙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61.6%提高至65.8%，累计转移85.5万农村劳动力就业。
　　“城乡差距主要是城乡‘二元’制度的差距，我们在追求新型城镇化的时候，不要在城镇化‘率’上做文章，要在‘化’上做文章。”他表示，如何推进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打通农民成市民的通道，是浙江一直要做的事。
　　缩小差距，最为明显的体现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在浙江，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已全面消除。但在李强看来，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继续关注低收入人群。
　　他认为，尤其要关注那些连反映自己困难的能力都没有的人，那些因灾因病因残返贫群体以及贫困群体的下一代。
　　“要高度重视贫困家庭下一代的教育，这是根本！”李强表示，贫困不能带入下一代，重要的是教育。
　　此外，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李强认为，主要是做好“山、海、都市区”三篇文章。山，主要是保护；海，既要保护又要开发；都市区，要大发展大提升。
　　第三个关键词为“新优势”。增创新优势，就是激发新活力、培育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在浙江，特别是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大发展，使社会活力不断激发，民间资本对实体支持，让浙江的优势越发显现。“我们许多优势是后天积累的。”李强总结道。
　　由此，他认为，在下一个五年，首先还是要在体制优势上下大决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社会活力的“加法”或“乘法”，提高制度供给的能力与水平。
　　除了体制优势，浙江也急需科创新优势。
　　浙江以经济为“傲”，然而与深圳等地区相比，在产业技术升级方面，浙江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浙江传统产业还占经济总量50%以上。
　　“‘十三五’期间，如果浙江再不下决心，不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恐怕就要跟不上了。”李强说。他认为，浙江要打造科创新优势。正如浙江正打造的一条33公里长的科创大走廊一般，要集聚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
　　种种优势之中，环境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重点。李强表示，环境是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浙江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山清水秀是极大的优势。
　　“推进‘十三五’发展，实现‘十三五’目标，必须追求高水平、推进均衡化、增创新优势，集中力量抓好既该干又能干成的大事。”李强在今天上午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如是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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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公司人工退款联系客服　　为了确保山上车辆及群众的安全，钦州交警三大队小董中队派民警前往古道岭进行巡逻管控。13时许，正当民警对古道岭山路进行巡逻时，隐隐约约听到呼救声传来。民警判断，附近应该有游客被困。但由于风雪较大，民警不能准确判断呼救声源和距离。
　　民警决定兵分3路，扩大搜救范围 。13时30分，当搜救民警爬上一处斜坡时，发现山坡上的一处草丛处蹲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奶奶，已经冻得嘴唇发黑、浑身发抖。
　　经民警向老奶奶询问得知，老奶奶是附近的村民，由于听别人说古道岭上的树木都结了冰，几十年难遇，十分漂亮，自己寻思着一定要上山来“开开眼界”。经过一上午的攀爬行走，体力已经严重不支，加上路面结冰非常湿滑，自己连摔了几个跟斗，再也站不起来。
　　经过30分的救援，民警终于将被困老奶奶送下山。
　　2015年，突出责任追究的一年。
　　2015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并尤其突出“问责”二字。
　　2015年10月，“主体责任”首次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而且比起以往有了全新的表述，从以往强调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扩展到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在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则明确指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用问责追责的方式将权力与责任紧扣，用权者在内心深处切实感觉到‘压力山大’。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拽紧党风廉政建设‘牛鼻子’,责任层层传导，‘两个责任’步步落到实处，党委书记扛上责任‘真当事’,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履责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看到纪律规矩立起来并强起来，政治生态正在变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5问责年触“痛点”
　　2015年9月，河南省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可谓“一夜成名”。
　　而这，缘于一份通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通报》。这份通报，甚至得到了中央纪委这样的批注：强化责任追究，层层传导压力，使问责成为常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对一个地市级市委书记的处分，以这样的“规格”出现并不多见。
　　李庆贵从年龄上看，已临近退休，就工作履历来讲，在新乡担任市委书记的时间将近4年。2015年2月，李庆贵离开新乡，调任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任副组长。也就是在他任内的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新乡3名厅级领导干部被省纪委立案查处，其中两人是市委原常委、班子成员。
　　3起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且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同志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因此通报中说“这次查处的问题，是一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
　　就主体责任进行追责，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中央对其省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此后，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副主任文仲亮，其下属、妻子等人多次聚众赌博，文仲亮明知此情况，却一再放任、纵容。不仅如此，文仲亮还对下属嫖娼问题隐瞒不报，编造理由欺骗组织。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文仲亮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相关职务。
　　2015年12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因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被教育部通报。其中，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和纪委书记逄焕磊，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提出要求但未予阻止，且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责任。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内警告处分。
　　那些“占着位子不干事”，过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慵懒日子的干部，那些不作为、乱作为以至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也是主体责任追究的重要内容。
　　江西省抚州市商务局，未按省市有关规定及时将投资总额5000万美元以下的外资企业办理变更事项审批权限下放至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结果造成企业办理事项时，市、县两级受理和审批，给企业增加了办理难度，群众反映强烈。副调研员罗晓川作为分管领导不作为，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2015年的强力问责，并不仅限于主体责任的深究，党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也正因如此，《反腐倡廉蓝皮书》将2015年定义为“问责年”。
　　2015年，从中央到地方的问责，不再“隔靴搔痒”，而是“动真格”、触到“痛点”。
　　不但各地“问责单”逐渐增多，问责更是从根源出发。
　　“2015年，群众见证了问责呈具体化发展的态势，‘板子’打到具体单位、具体的事、具体的人身上。有权就要有责，用权就要担当，向失职渎职问责，对违纪违法行为追责，不仅问责严重不作为的党委主要领导，同时也追究不认真履责的纪委干部，问责举措让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再‘虚转’。”《反腐倡廉蓝皮书》如此分析，撤职、免职、开除等处分显示，问责让党员干部神经绷紧，振作“认真”，不敢轻松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睁只眼闭只眼”的现象大大减少。
　　整合健全背后有深意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在近两年的实践中，各地已经逐渐探索建立一系列制度机制，制定了相应工作办法，确保问责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2014年5月，四川省委出台落实“两个责任”的意见，分类明确党委9项、党委主要负责人4项、党委班子成员4项、纪委5项主要职责。把推进主体责任清单化作为重点，在省政府系统56个部门(单位)探索推行个性化责任清单制度，改变过去一张责任书包打天下的状况。
　　但当前仍存在对安全生产事故等进行行政问责多，对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等问题。
　　对此，2015年年底，湖南省委在对市州和省直单位落实“两个责任”情况开展年度检查考核时，同步对51名厅局级党政正职组织开展述责述廉和民主测评工作，传导压力，着力解决“上热下冷”问题。
　　“从2015年，我们开始讲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强化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来推进从严治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向记者分析说，在问责方面，2015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在竹立家看来，强化问责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唤醒敬畏，尤其是让“一把手”真正把主体责任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扛起来，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
　　正因如此，2016年，针对问责制度，中央提出了整合和健全两大方向。
　　“目前的问责机制尚不健全。”杨小军向记者分析说，问责机制第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目前来看，2009年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属于狭义的问责，是行政问责。党纪处分，实际上是一种责任追究。纪律处分条例，则涉及了一些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样看来，除了刑事责任的追究以外，光党纪政纪问责就有三套系统，除了这三个系统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里面也涉及一些问责的手段和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是‘4+1’的问责机制。其中很多地方是重合的，所以如何整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整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发生大火，到底使用行政问责还是党纪问责，有的地方使用行政问责，有的地方使用党纪或者其他的问责，这就需要整合、统一”。
　　那么，问责机制哪些方面需要健全？
　　杨小军认为，首先是问责的启动机制，“我们现在主要是靠人也就是领导干部启动，领导有批示就启动问责，启动机制需要制度化”。
　　其次是问责的管辖范围，“谁去查，领导干部被停职以后，能不能复职、多长时间能够复职、复职都有什么程序，这些都需要明确。”杨小军说。
　　在整合和健全之后，习近平要求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对于“责”的定义，杨小军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理解和细化。
　　“‘责’是什么，需要明确界定，是否指代法定职责，是因为有职责然后失职才会被问责，还是说只要出了问题就会被问责，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导向性问题。”杨小军说。
　　顶层设计健全制度
　　据了解，在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时，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提出，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记者注意到，在一年前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中央提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今年(2015年)开始，尤其要突出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还强调：“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哪怕离开原岗位了也要问你的责”。
　　此次提出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意味着原来的“规定”将上升到“条例”层面，强化依纪依规问责。
　　“现在的问责经常是中纪委发文、通知等，我认为问责制要走向常态化、法治化。提升到法规的水平，就不能以发文、通知、意见、办法的形式出来，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是响应了依法治国的口号。”竹立家分析说，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实现还是要把问责制度化，完善问责体系，问责必严就是必须按照法律法规来，依法依纪来问责。
　　竹立家认为，下一步，问责的依据仍需要提高法律意义和法治程度，要进一步完善关于问责的法律法规。只有完善了的法律法规，才能进行有效问责。
　　“除了理论完善外，在实践上还是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在2016年解决，第一是问责的透明度不是很高，第二是问责的结果不够公开，第三是复职速度过快、人数过多、门槛过低。还有在问责这件事情上，如何发挥各级人大、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亟待解决。”竹立家说，“我希望2016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能推进问责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
　　对于2016年的问责形势，杨小军认为：“一个是在个案追究上，会沿着2015年强有力的好头继续向前推进，既然把矛头指向了基层，基层问责力度会加大。第二，问责强度进一步加大以后，就必然会带来理论上的完善，而且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也讲了整合、健全，三句话里面有两句话是健全，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健全，制度的健全必然会带来顶层制度设计完善，这两个会在2016年同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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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体制、内涵发展，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贯彻实施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意见，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中央和国家机关设立7家派驻机构，其中5家实行综合派驻，这一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实现派驻全覆盖创新了方法、探索了路径。派驻纪检组聚焦监督执纪，提高履职能力，推动被监督单位党组织抓好本级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方案，整合资源、内部挖潜、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共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其中单独派驻20家、综合派驻27家，监督139家单位，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
　　推动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向上级纪委报告线索处置和执纪审查工作。执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和省区市、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纪检干部放在党的干部队伍中统筹使用、培养锻炼，扩大干部交流，优化了队伍结构，激发了队伍活力。
　　(四)全面开展专项巡视，利剑作用更加凸显
　　深化对巡视监督定位的认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区市党委深入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扎实推进巡视全覆盖。2015年，中央巡视组开展了3轮巡视，共巡视83个单位党组织，实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管金融单位全覆盖。明确提出巡视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巡视，是政治巡视不是业务巡视，对巡视定位的认识更加深化，发现问题的指向更加聚焦。巡视组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严格遵循党章，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着力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选人用人和腐败问题，巡视监督越做越实、越做越细，震慑遏制作用不断增强。
　　创新方式，狠抓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全面开展专项巡视，把握巡视对象的行业特点和历史文化，紧盯重点、强化震慑。对发现的问题综合提炼、抽丝剥茧，提出治标和治本的建议，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报送22份巡视中央企业专题报告，向国务院分管领导和国企改革领导小组通报情况，推动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巡视组的反馈见人见事、直指问题。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对移交的问题分类处置、优先办理。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案件中，超过一半的线索来自巡视。中央纪委针对发现的问题，约谈中管企业和金融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对共性问题，提前向未巡视党组织打招呼，要求即知即改；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要求立行立改；巡视后督促全面整改。被巡视党组织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制定整改方案，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求有问题反映的领导干部，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检查。公布巡视整改情况，接受党内和群众监督。
　　扎实推进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巡视工作。召开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单位巡视工作座谈会，示范指导、强化检查。各省区市党委加强领导，突出重点，增加频次，努力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党委听取巡视汇报已成常态，党委书记的讲话提高了针对性，点出具体人、具体事，提出明确的处置和整改意见。推动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探索开展巡视工作，地方巡视向县级延伸，形成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格局。
　　(五)保持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氛围
　　讲政治、顾大局，执纪审查聚焦纪律。紧紧围绕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任务，深入分析地区、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整体状况，既见“树木”又见“森林”，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克服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纠正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在线索处置、执纪审查各个环节，用党纪的尺子衡量，用纪律的语言描述，改进完善审理报告，体现执纪的政治性、严肃性。
　　创新执纪方式，探索实践“四种形态”。从执纪审查职责定位出发，转变执纪方式和工作作风。中央纪委扩大谈话、函询、诫勉范围，让有反映的干部讲清问题，认识错误，及时改正。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其中反映失实予以澄清了结的2.8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在执纪审查中，充分发挥理想信念和政策的感化教育作用，让审查对象学习党章，对照入党志愿书，深刻反思、认识错误，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2015年，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中央印发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部分省市县党委书记违纪违法案件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问题的党员干部5400余人。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推动反腐败成为国际合作重要议题，占据道义制高点。中央和地方反腐败协调小组加强组织协调，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借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国际刑警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双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与美、俄、英、加、澳等国的合作，推动追逃追赃工作取得实效。发布百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2015年共有18人归案；开展“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023名、追赃30亿元，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接受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我国反腐败工作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81.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3.4万件，立案33万件，结案31.7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4万余人。全国法院系统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案件1.6万余件、渎职侵权案件4300余件。国务院对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开展专项督查，监察机关会同相关部门问责处理1046人；严肃查处失职渎职行为，对2.6万人进行责任追究。
　　(六)坚持公开透明，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服务中心工作，形成宣传合力。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全党宣传工作格局，充分发挥中央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扩大中央纪委网报刊综合传播力。办好《学思践悟》专栏，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凝聚思想共识，指导推动工作。中央纪委常委，部分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委(党组)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在中央纪委网站在线交流，把中央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措施，讲清楚、说明白。坚持用事实说话，讲好中国故事，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和说服力。
　　回应社会关切，释放群众监督正能量。开门搞监督，去除神秘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发布工作信息，公开工作流程，在主流媒体和主要网站第一时间发布执纪审查信息。开通“四风”随手拍、举报一键通，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发挥专家学者影响力，及时解疑释惑、积极引导舆论，为正风肃纪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润物细无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历史文化的力量支撑自信，打造《中国传统中的家规》、《聆听大家》、《反腐三人谈》、《廉洁文化公开课》等精品栏目，引导干部群众鉴古知今，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文化感染力。
　　(七)深化“三转”，聚焦主业，加强自我监督
　　遵循党章，回归本职。适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深化对职责定位的认识，更加突出维护党章权威、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巩固省级纪委“三转”成果，推动工作向下延伸，335个地市级纪委内设机构基本调整到位。组织省市两级纪委对议事协调机构清理情况、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兼职情况进行自查，防止反弹。
　　加强自身建设，发扬优良作风，提高履职能力。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落实纪检机关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在巡视组、专案组成立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中央纪委监察部定期听取信访举报、反映问题线索情况汇报，综合研判形势，提高决策部署的科学性。中央纪委领导广泛开展约谈、深入一线调研，组织机关局处级干部参加接访，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严明审查、巡视、保密纪律，要求干部净化朋友圈、社交圈。召开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从严管理监督，坚决清理门户。2015年，中央纪委机关查处违纪纪检监察干部7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2479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冷静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责定位不清晰，协调机构不完善，协调事项需进一步规范。有的法规制度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管党治党要求，需要进一步健全。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认识不深，对“保持政治定力、把握节奏和力度”理解不透彻；有的对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认识不到位、思想有偏差，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尚未根本转变；有的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存在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然严重。纪检监察机关在思想认识、理念思路、方法措施上，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有的监督缺失、执纪不严、问责不力；纪检监察干部在新形势下存在着能力不足的危险，有的作风不实、律己不严，执纪违纪的人和事时有发生。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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