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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革命应该并行 全球华人的心声
一个社会的成功归根到底必然是其制度的成功。一心想实现代化的中国，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作为保证和支撑，经济上的短暂成功必然会是昙花一现，所谓“富不过三代”。新世纪的中国面对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不只是满足于当一个爆发户的追求，不能只满足于经济建设。
也许林的年纪大些，经历过许多的世事和政治、经济革新的困惑。所以以为在时下的中国不如先让经济改革先行，比较保险，比较平稳，再以经济改革这辆牛车来拉动中国政治改革这辆笨重的蒸汽火车前行。
可没有政治革命和制度的建设，经济革命能作独行侠吗？经济独行到一定的路途，将面临制度和思想的困境，举步维艰甚至经济成就遭遇特别事件而迅速覆亡也未可知，更不能一心情愿地寄望于让经济改革来拉动政治改革。所以社会革新的目的必须以政治制度的建设以归依，政治改革更多是需要我们象推动经济改革一样，来主动推动政治改革。
然而一味强调政治的革命而忽视经济和文化的革新和振兴，将招致令人痛惜的惨败。急急切切的戊戌变法，最后却以慈禧的胜利收场；如雷似火的辛亥革命最后却无法阻挡封建势力的复辟；八十年代胡赵的政治革新终究败在了邓大人的反对自由化的的大棒之下。这些不是血和泪的教训吗？ 何故？因为甚至于政治革命的先驱和领导者也要在经济和文化的革新中锤炼和成长。中国不同于日本和欧美，一部再完美的宪法，如果不是血泪的教训换来，将在国人面前如同废纸，一个精美设计的制度，如果不是经过经济和文化革新孕育的话，于中国也是如同建在沙丘上的大厦，封建势力的怪兽仰天一啸，大厦将倾；何故？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多么的树大根深，以至于我们的改革成功必须要付出百倍于别人的汗水、鲜血，也必须付出我们百倍的耐心和技巧。基于此，政治革命更不宜先行作独行侠让政治流氓给暗算了。
政治与经济的革命应该并行，必须要循序渐进相辅相成互相影响。这样经济革新中的经验将为政治改革提供实物参照，政治改革确立的制度又能为经济的发展开拓康庄之道。中国的改革道路才能越走越阔越走越壮丽。中华民族的复兴在二十一世纪才不会沦为一场空梦。
江泽民先生曾在多次的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反对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多党执政的现代政治理念。需要看到的是，江泽民先生的意见代表着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可见传统势力之大。现今的中国如果要进行现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将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估计风险，不得不讲究技巧。
　　杨小楷的文章不准发，林毅夫的文章，我看不行。创造性的根本在于制度，技术的改造很容易跨越，但制度不变，终究还会落后于人！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混小子
　　我不知道林教授去过 农村没有，农民在一个转专制政府的管理下，与农奴无区别
努力从实际去思想 匿名
　　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次为实事求是。不要唯意识形态论。真理没有绝对的，理论要联系实际。
努力从实际去思想 匿名
　　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次为实事求是。不要唯意识形态论。真理没有绝对的，理论要联系实际。
杨小开的结论正确。 向往民主和自由
　　林的文章思维不缜密，
　　科学思维能力不够，直感也不行。
　　是个书呆子或者是个没有自由意志的文人。
收入分配的公正（平等？）靠什么？ 1943
　　“我在《研究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文中提到，在一个社会里，最贫穷的人的唯一资产是劳动力，要保证社会上收入分配越来越平均，就必须把最贫穷的人所拥有的唯一的资产变成价值越来越高。这样只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早期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富余，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就可以使经济越来越有竞争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就越来越高，发展速度就越来越快。劳动力在这种过程中由相对富余变为相对需缺，资本由相对需缺变为相对富余，也就是富人拥有的资本会贬值，穷人拥有的劳动力会增值，收入分配也就越来越趋于平等。" 贫穷的人（国家）的唯一出路，靠教育，靠制度。犹太民族的成功，在于教育，这是铁则。一个人，一个民族有了教育，就有了基本的优势。用林教授的话，教育基本的优势才是真正的“后发优势”。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只能是贫困落后。
学者要思想解放 a
　　林教授的文章，我们清楚知道了并赞同杨教授的观点及论据，却不知林教授在说什么。国内学者何时才能“真正”的做到发表的文章不是“模板”论调！
真问题与假问题 老布尔什维克
　　后发优势还是劣势，在时下各类领导的报告中很是盛行，其实这类看上去很能迷惑人的东西，都是些“水祸”，你管它优势劣势，发展才有优势，不是实实在在地去办一些实际事情，再怎么善于坐而论道 ，一如猴子捞月，都是此假问题。
什么是好的制度 希望
　　好的制度就是能够使经济发展快的制度，不是所谓的宪政制度。
　　还是马克思说得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林的辩护性是很明显的 杞人忧天
　　林的辩护性是很明显的，但辩护是对的，激进式的改革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很容易出问题，中国“伟光正”政府的态度历来是小心求稳，其次是求发展，这是有自知之明的，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别人，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自己不稳，中国也不会稳。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中国什么时候再改革呢？慢慢等就可以了吗？林能等到这一天吗？
以物易物VS现代市场经济？ 匿名
　　林先生的一边发展一边进行宪政改革的观点我赞成，但是林先生以原始社会的食物共享来征实公有制的合理，用以物易物的低成本来说明市场经济也有其不合理性则显得太牵强，甚至让人觉得应该倒退。即使反对激进的改革也应该举那些可对比的例子啊，难道我们真的到了只有与原始社会比较才能说明它的合理与先进的地步？
不是不想改制度，而是积蓄力量 市民经济雪茄
　　如果78年就动制度，肯定不行，当时有多少人支持改革？思想认识如何？只能先动政治意识形态比较弱的，可以较快给人民实在好处的东西，所以经济、科技先行。不是不为，是不能。
　　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要动制度，力量和时机，所以小凯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更有紧迫感。林也没有错，只不过较含蓄。
林毅夫教授求之句逗，谬亦。 一个奋青的感叹 seide
　　林毅夫教授开宗明义，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是技术创新。
　　要技术创新，中国有所谓后发优势，
　　可以技术引进，多快好省。
　　可惜错了，错在缘木求鱼。
　　要创新技术，须学习发达国家，
　　通晓事理的人决不反对，林教授也同意。
　　他的引进技术，就是想学发达国家，且自认是轻快的学，改革成功为证。
　　但他错了，引进不是学习的捷径，改革成功也不是证据。
　　谈到学习，读者肯定有同样的经验，
　　学习好的人，
　　首先，有天资，更有好的学习方法，
　　其次，花费无数血汗，积累的经验知识也相当重要，
　　至于作业，考试时的解题答案，不过是一时表象。
　　同样道理，发达国家就像地球班上的好学生。
　　我们改革制度，就像转变学习方法。
　　我们研究理论，恰如获取解题思路。
　　我们引进技术，不过抄袭别国答案。
　　至于比较优势，有点像偏科，
　　年级高了还可以，低年级偏科就不好了。
　　抄答案决不是什么捷径，自以为得计的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天才。
　　难道林教授真以为抄答案的学生们比有思路，有学习方法的学生有什么
　　补考优势？
　　至于改革的成功，是亿万人曾经努力工作的证据，正如学生的苦读一样。
　　中国那里有什么后发优势，最多是有学习的目标。
　　我们要学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才是智慧所在。
　　落后就要发奋，改革才有出路，思考方能创新。
　　一个玩文字游戏安慰自己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好在你我都不是。
林毅夫脚踏实地 现实人
　　林毅夫决不是象牙塔里夸夸其谈四面卖乖之人,我是一位小公务员,也曾是一位大学生,89也上过街头,多年工作得出的结论:理论和深入的实践和对国情的深入了解集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经不起折腾.
空谈理想之美好,在现在看来近乎可耻 要改革不要革命
　　尤其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理想总是无比美好,也是我们努力的长远目标,如果把理想当作现时的可见的目标,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只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灾难.
　　我们已经有了大跃进、文革、乌托邦的尝试等等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够?
　　面对现实的中国的实际,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从这约束条件出来,寻找虽然不理想然而最合适的发展道路!!空谈民主、宪政只会误国误民.
非常精彩!!非常赞同!! 要改革不要革命
　　中国如果这样的学者多一些,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发达的明天!
　　衷心希望北大更多一些这样讲究实际的学者.
驳你一驳 文盲
　　长足的发展从源头上讲决定于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即最大限度发挥一个系统的创造力，小到一个作坊，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自由平等则是孕育开发人类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这有赖于一个较少犯错并能自我改错的制度的保障，宪政体制是有史以来最接近满足上述要求的制度。
我亦赞同杨小楷 KINJIN
　　新家坡的人均生产是达到过美国的水平,但别忘了新家坡是小国家.就象我们乡,出了一亿万富豪,全乡的人均生产超过了美国,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乡赶超了美国呢?
　　新家坡不管从哪方面比,比美国差几十年.
我赞同杨小楷 wolaiye17
　　林先生是一个名人，如果就其看到我国以前的改革成果来评价，林先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我国陷入二元经济结构的涡旋之中呢？
　　虽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可能获得的是一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潜力，因为这个国家培养了人民创新和开发的能力——这是任何代价也买不来的！可惜林先生坐在我国科学及学术泡沫的顶端，没有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靠“引进”技术对我国整体研究水平的戕害！没有看到，巨额投资的失败背后是伟大的就业机会；他可能更不知道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本身就与制度安排有关！他是不用担心失业或是其他什么的，因为他仅仅知道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到“引进”技术的成果，却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为之牺牲了幸福！林先生，真希望你能够多知道一点！
惊人的相似 毕方
　　1936年的奥运会上，疯狂的德国人举国上下伸出右臂，整齐划一而有节奏地呼喊：“嗨——希特勒！”66年后的足球场上，韩国球迷成千上万人也有节奏地呼喊：“嗨——希丁克！”只是伸出的是双臂。国民浮躁的情绪是多么的一致！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政治体制改革 xyz
　　技术创新最终依靠自己，而不在于引进，引进的只是过时的东西；而自己搞技术创新，是要有合宜的体制的，从长计，体制是更为重要的。显然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不妥的，欧美的也未必好，体制改革应是政治经济学家好好研究的。
经济靠科技，科技靠民主，民主靠主义，主义靠人种。 科学北大人
　　经济靠科技，科技靠民主，民主靠主义，主义靠人种。
科学北大人自以为是 hengheng
　　你以为林毅夫会看不到这一点？
　　但以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的，尤其是当他的建议很可能被高层采纳的时候，更不能在这里写出来。中国国情就是如此。
　　网上的愤青们以为天下大事只在他们眼里，其以为别人都是瞎子，真是好笑。如果真由他们来治国，只会比现在糟糕百倍。中国的事情急不得，而只能以和平、渐进、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谈论无真正民主政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无异于政治经济双白痴！不过，林 科学北大人
　　谈论无真正民主政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无异于政治经济双白痴！不过，林文中有2个观点是值得大家思考的：1。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建立宪政体制；2。制度是内生的，因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赞成杨小凯! 之适
　　林毅夫先生有断章取义之嫌!制度建设是人类社会的根基,根基不稳就急着搞什么追赶,建什么高楼,迟早要出事的!说日本二战前是军国独裁又有什么错了,即使是美国帮助其改革了宪法,拆散了财团,但贻害仍在,这也是不会错的.日本金融的问题实际上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个恐怕在短期内难以改观.苏联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就是制度方面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而印度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因为殖民统治的原因和历史传统，印度存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政府党派为争取选票又不能开罪哪一方，所以印度始终难以推进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个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与印度的制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能用文化去反驳制度，只能说制度是看问题的一个主要角度，文化是另一个角度，杨小凯说后发劣势是从制度角度来说的，如果制度根基稳固才可以有长远的健康的发展，这一点没有任何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制度变革要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要统治者们自己做到这一点，相当于与虎谋皮，难以做到。经济的先行变革实际来说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但决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发展方式，这是杨小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时刻不能忘记政治制度的变革才是长远与根本的。
小农经济，百倍之错；小网经济，万倍之错；网络共享，强国富民 朱成荫
　　小农经济，百倍之错；小网经济，万倍之错；网络共享，强国富民
　　/lib/individual4/list.asp?bid=26
　　我们大家都清楚：凡是走小农经济之路的国家，都是弱国。现在，一些走小农经济之路的国
　　家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而现在已进入了网络时代，而一个网络的生产力和利用该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也
　　就是讲：如果有两个国家，他们拥有同样多的网络用户。如果有一个国家把全国的资源共享
　　作为建网的最高原则把全国的用户吸引到一个大网中来，而在第二个国家只是各单位建建财
　　务网、借书网。也就是好些个小网（比如是N个）。那么第一个国家的网络生产力远比第二个
　　国家高（是后者的N倍，网越小，N越大，后者的国力越小）。也就是说：走小网之路，是不
　　可能强国的。
　　如果，A国有二亿五千万人口，C国有十二亿五千万人口。如果这两国各自把自己的全国人民
　　都组合在一个大网中，由于C国的用户是A国的五倍，那么C国的网络生产力将是A国的25倍，
　　C国的人均网络生产力是A国的5倍。
　　如果C国以单位建网，假设每个单位为一万人，则每个单位的网络生产力和一万的平方即一亿
　　成正比。C国12.5万个单位，C国的网络生产力的总和和12.5万亿成正比。而A国以国建网，A
　　国的网络生产力的总和则和2.5亿的平方=6.25亿亿成正比。那么A国的网络生产力将是C国的
　　5000倍，A国的人均网络生产力是C国的25000倍。
　　对以上两种情况进行比较，C国吃了5X倍的亏。
　　和亿万富翁相比，我们之中有不少人的财富只有他们的亿分之一，我们或许也没觉得有什么
　　了不起, 这是因为你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根本不要和他们个人打直接交道，正如你我都
　　用过WINDOWS，但有几个人直接和比尔.盖茨打过交道？但如果我们民族却必须直接面临竞争
　　对手，一个比我们要强大万倍的将和我们展开经济、政治、军事全面竞争的对手，即使口里
　　说，没什么了不起，心里也是虚的。
　　由于走小农经济之路，巨大的印度曾经亡于小小的英国。我们也曾经有亡于日本的可能。我
　　们再也不能走小网经济之路了，那是一条亡国之路。
　　我国也在硬件方面建成了全国性的网络。可惜它只是“聊天网”、“游戏网”。您想查查电
　　话号码（在169网刚刚诞生时，是可以查得到电话号码的）都做不到，真不知道这个网何时才
　　能发挥作用。
　　　　当然，各单位的局域网还是有点作用，譬如，进行图书管理、财务管理。而建立在局域
　　网上的经济只能是“小网经济”。可以肯定：“小网经济”是亡国之路。
　　　　我们要利用网络走上强国之路，一定要利用网络做大事：
　　　　1、 请国务院建立透明的电子政府，确保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快速进行，应当为每个公
　　民提供及时的合符法律的公务服务。为法治型直接民主体制的建立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2、 请教育部建立全国性的免费的多媒体网络教育体系，实现全国人民知识化，知识分
　　子创新化。
　　　　3、 请卫生部建立全国性的经济医疗咨询网，为每个百姓提供“疗效/费用”之比为最大
　　的方案。
　　　　4、 请财政部为人民提供高安全度的电子结算系统，该系统应当为人民理财，防止贪污
　　、浪费，防止黄、赌、毒，确保法人、自然人的信用等等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5、 …….
　　　　6、 ……
我认为应该先进行体制改革 aa
　　要强国！就必需要有法治与民主。要根除腐败！就必须废除一党专制。
　　我们天天喊着要强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拿什么来实现？靠一个人治的专制政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己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强国当务之急是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制定一部国家大法宪法。然后根据宪法制定相关的具体法律，例如新闻法、民法、刑法等等。全中国的各族人民都能真正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国度。人民只要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就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一个法治的社会必须要三权分开，互相约束，互相监督。不应该自己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运动会还能开下去吗？玩任何游戏都应该尊守这个游戏的规则，更不用说治国！
　　军队是一个国家保护国家安全抵抗外来侵略的工具，不应该是某一个政党的工具而用来镇压在野党，更不应该用来镇压人民。人民犯法有相关法律来制裁并由司法部门来执行。
　　有法必依，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持续。没有必要一会儿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会儿坚持邓小平的理论，今天又学江泽民的讲话。昨天在一个乡镇看到一条标语“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建设好本乡的茅坑！”这条标语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少了“伟大”二个字，大概这位干部认为江泽民还不够“伟大”，先不去研究这条标语的含义，但是像建造好茅坑这件事是应该属于卫生法的范畴。
　　一党专制是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与封建时代皇帝维护家族利益有什么本质差别？为什么现在天天喊反腐败，不但没有能反掉腐败，而且腐败分子越来越猖狂？就是因为有党在维护他们的利益，可能有人会不服，我们不是揪出这么部贪官，但是这些贪官里有“八旗子弟”吗？为什么那些判刑后的贪官不服说自己是权力争夺的牺性品？大家应该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清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制定的法律不能说不严厉。但结果呢？历史己经给我们很正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监督，皇帝老子制定的法律是维护他自己的家国。而用来针对人民。
　　现在中国的腐败现象比之“二十年之目怪状”书中描写的情节有过之而不及！应该到了需要根治的时候了。用什么来根治靠的就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老鼠就是老鼠没有好老鼠坏老鼠之分，记得有位７岁的儿童写了一篇童话“我想给老鼠换换胄”连这位儿童都懂得要想老鼠不吃粮食而改吃植物唯一的办法只能换掉老鼠的胄。而不是用什么主义和思想去武装这些老鼠使它们改吃植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精英们现在应该是你们流芳百世的时候了，顺应民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民主法治的建设。不要到了官逼民反，中华民族又得陷入悲惨的深渊。到那时你们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赵民主日星期日
我认为两位学者都有偏激 匿名
　　我以为林毅夫先生和杨小凯先生在有一点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两位学者都把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化了，所以才有所谓“后发优势”或者是“后发劣势”之争。
　　固然，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规定了包括政治制度的研究。但我们知道，政治制度并非仅只为了经济而存在的。政治制度为经济服务，这是大工业时代的特征，逆经济－尤其是致力于企业效率和全民经济“效率”的经济－的政治运作，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政治并不必须为现在我们理解的“经济”服务的缘故。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其说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上，超英赶美，莫如说是要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在“技术”上达到这样的目标。理解了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就一定要为那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辩护，但它起码意味着除了“为经济服务的政治”之外，还有为别样目的服务的政治。
　　就英美宪政体制而言，我没有做过这方面深入的研究，不敢断言。但我知道美国宪政产生的年代，距离美国哪怕仅只是接近工业革命的经济崛起，还有相当的时间距离。仅只从时间上考察其中因果，我不认为推断政治设计的“经济背景”有什么十分的意义。美国宪政之兴起，首先和移民社会当中和它与殖民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密切相连。其次和规定殖民了的社会运作的规则。其中，自然也不乏经济因素，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至于说所谓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是现在通行的用法－的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间的关系，论者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目标就是跟上发达国家，这所谓“跟上”主要－前一阶段甚至有人称之为唯一－的尺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经济学的涵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论证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和他们发达的经济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
　　即使不援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奴贸易和殖民政策都是在宪政体制之前或者在宪政体制尚未完成其保障有效运作之前，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过重大作用的。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方民法和商法，最多和现代西方宪政体制只有边缘的承继关系。但这样的民法与商法却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摇篮。西方宪政体制对这样的前宪政体制因素，基本上是给于了保留和部分的改造。这从反面也间接印证了把经济发展和西方宪政体制，用时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并使之成为历史的“逻辑”是片面偏激的。在这一点上，无论论述“后发劣势”的杨小凯教授还是论证“后发优势”的林毅夫先生，在论证的前提上，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一个深刻影响，是它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从根本上肯定了中国人的现实和现世乃至现时主义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同样是中国人的辩证多元因果理性。以致于一百多年来，每次议论中国的发展和出路的问题，就把什么都和某一个预设结果联系起来，出现两种思维和话语的模式：一个是以什么什么救中国或者以什么什么发展中国；再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一抓就灵。”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印证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两种背后是“技术主义”理念支持的话语模式的失败：以实业，教育，军事，曲线，宗教抑或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救得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因为发展实业的社会原动力并非是预设的“救中国”抑或是“发展中国”；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除了曲线和社会主义之外的例子上。而不论是“阶级斗争”还是“破产法”，“私有化”，“股票市场”还是“国企改革”，都没有一抓就灵。
　　现在，两位学者讨论“宪政体制”，我虽然认为他们也都有偏激，但我更倾向于林毅夫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其实“宪政体制”也不是中国“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不过，我不敢苟同林先生的说法，认为比如技术创新或是什么别的所谓“政策设计”就一抓就灵。
　　事实上，两位学者在彼此反驳的过程中，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社会运作中固然不能没有政治设计，但任何政治设计如果它还想超越一般宣传意义的话，就都不能离开对多元辩证因果关系的诠释，不能离开对“技术主义“理性之外的互动与混乱关系（Chaosbeziehungen)作出诠释。至于这样诠释之后，政治将以全部诠释的那一部分，使用那一种话语包装，用之以动员社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任何经济学家都应该表现出学者的谦虚和求实。不能因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和模式不能涵盖社会政治运作，而感到羞愧，因为羞愧和虚荣而感到必须削足适履，结果越抹越黑。
　　反过来说，以宪政体制为因，以经济发展为果的分析模式，可不可以被搁置在一边呢？宪政体制的必要，一定必须使用经济发展的这个尺度来衡量吗？换言之，老百姓的权利受到保护，一定要看这样的体制保护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利还是有碍吗？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这种现在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试错”的体系，难道就只会不断向这样那样的体制提出要求，要求创造比如有利于“新技术发展”“股市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框架条件，而不会发挥自己在各个体制范围内的所谓“创造性”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刚好印证了这样说法的反面。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就一定等于民族国家的发展，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某种经济模式的运作，可能会导致某个社会当中的某个集团的“发展”，但这一集团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这一集团地域上有条件从属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呢？君不见全世界的富人都在以这样那样的借口，通过逃税，来实际阻碍他们自称或是据说他们应该从属的那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吗？
　　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曾一度发展，但那里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那是经济发展的过错吗，还是缺乏宪政体制的过错，我想也有公论。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两者即便有关系，那也不是一维的非因即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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