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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现实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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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态势下,东亚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日益加快,这更加有利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的经贸合作。通过分析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背景,认定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的优势,找出其制约因素,制定其经贸合作战略升级对策创意。为此,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只有建立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继续努力下去,才能有效双边开发经贸合作,也有利于确保整个东亚地区局势长期稳定,促进东亚国家经济融合与共同繁荣。 　　关键词:中国;朝鲜半岛;经贸合作;战略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169-03 　　 　　步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东北亚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尤其是在“10+3”、“10+1”等框架的启动和运作,中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问题备受瞩目。邻国间的经贸合作,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同时,虽然发展较为顺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存问题[1]。为此,双方须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发挥东北地区的整体优势,以使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一、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背景分析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新潮流。世界各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迅猛,贸易额快速增长。东北亚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有些国家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不断攀升,相互依存度也明显提高。随着中国对外政策出台,中国以何种方式对外合作,参与到东北亚经济合作中,以加大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于中国实现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的跨越式发展战略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全球背景 　　全球化既加剧了国际竞争,同时也增多了投资机遇,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 　　环顾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已经走向一体化,国际市场也趋于区域化,全球各国之间规模宏大的区域企业也在不断发展。这些成员国间采取关税互惠,取消贸易壁垒等政策,以形成互补合作的共同市场,来推行经济一体化。鉴于此,中国明确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内在联系和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线,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国际性的经济区域,实现共同富裕。 　　(二)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区域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当属东亚,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奇迹”。东亚以三个“10+3”为主体的自贸区建设和一些双边贸易合作机制正在顺利运行,推进各国经济的发展步伐。目前的努力方向是将三个“10+1”统合为一个统一的“10+3”自贸区,并在条件许可时,进一步将其他经济体吸收进来。建设统一的东亚自贸区的关键环节是以何种方式加大中日韩间贸易合作的力度。 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与强化合作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的;也唯有强化经济合作,东亚才能有效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合作,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地区市场的潜力和优势,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人之共识。 　　(三)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双边背景 　　1.中朝贸易。中朝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政治渊源,双方一直保持较为活跃而又相对稳定的经贸合作交流关系。据统计,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的发展总体呈增长趋势。2001年贸易额只有7.4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了15.8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五年时间两国贸易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中朝贸易领先朝韩贸易[2]。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朝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7亿美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中国对朝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同比增长14%[3]。中朝之间的贸易额2008年仅上半年就已达11.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左右,2008年年底达到27.93亿美元,增长1.3%,创历史新高[4]。经济增长不仅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丰富的货物资源,同时也为扩大进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另外,两国地理位置相邻,运输便利(特别是某些鲜活产品的运输),有利于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 　　2.中韩贸易。中韩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韩经贸合作铺平了道路。中韩两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韩国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建交以来,中韩两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效。进入新世纪后,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由2001年59万美元提高为2004年94万美元[5]。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359亿美元增至1 344亿美元,五年间增长近3倍。2007年平均单项投资规模达到158万美元。2008年上半年中韩贸易额871.98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韩对华出口483.36亿美元,同比增长27.5%,韩自华进口388.62亿美元,同比增长29.8%,韩对华贸易顺差达94.74亿美元。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双方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二、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综合优势 　　1.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东北地区背靠华北,处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有利,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绝对的地缘优势。东北地区在地缘上与朝鲜、蒙古、俄罗斯接壤,并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桥梁的重要作用。韩朝合作兴办的开城工业园区以及罗先经济贸易区等,均与整个东北三省的工业振兴有着切实的互利、互补与双赢的关系。泛亚铁路的北部路线亦将编织起一个巨大的经济合作网络,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区域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2.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商品粮占全国的1/3,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可以拉动中国更好地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在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中发挥出“邻居”区位优势与引领作用[6]。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可以采长补短,朝韩两国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而东北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可以加强合作,互通有无。而且东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相对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来说相对廉价。 　　3.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东北地区具有交通运输便利的设施优势,能够为中国加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提供前提条件。东北地区有十几条公路、铁路,铁路密度网每平方公里就有1.2公里,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相接。全区有大小港口15个,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航,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贸易往来,还与哈大铁路干线相接,更便于东北三省的连通性。这些便捷的交通条件,为中韩两国不断扩大与深化经贸关系提供了条件与可能,提高合作的经济效益。 　4.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在市场对接和投资方面来看,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很大,前景广阔。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2年,中韩贸易额仅有50.3亿美元,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仅有1.2亿美元。到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达659.1亿美元,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到122亿美元。其中,东北地区的进出口额为606.96亿元,占9.18%;实际利用韩资18.1亿美元,占16.3%。2005年中韩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千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4.3%,其中中方出口351.1亿美元,进口768.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2%和23.4%。据《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预测,如果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格局能够保持稳定,2010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将达1 500亿美元。从上述情况来看,东北地区在项目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三、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现存问题 　　目前,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在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很多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有利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虽然发展较为顺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中朝双边贸易尚较为原始,有碍贸易规模扩大。在中朝两国贸易中,丹东对朝边境贸易总额占全国的七成以上,以往“一手钱、一手货”,外币现钞和人民币现金结算现象较为普遍,随之产生的信用和交易风险制约了边贸的发展。然而调查发现,在边境地区的贸易活动大多用现钞结算,不仅不方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经济纠纷。现金交易不便引发以货易货行为增多[7]。随之双方间的贸易以易货方式实现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与商品与货币结算方式相比也有许多不便。物物交换,双方都要投入较大的工作量和较多时间,以为对方组织货源。所以,一般来说,易货贸易的规模,多数属于小额生意,不利于双边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8]。 　　2.朝方外贸合作制度不健全,未与国际市场接轨。一直以来,朝鲜对外经贸合作制度都不健全,还需进一步完善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因为运输制度不够完善,运往朝鲜的货物时常积压,造成一些食品、粮食、种子等过期,产品质量受到影响,从而造成有损中国商品在国际地位中的信誉问题。朝方有意扣留的车皮等运输工具,即使归还了也已令中方损失严重。朝鲜对外贸易企业实施多头管理制度,导致进行了每次交易都要经过繁杂的程序,花费了很长时间也得不到最终决策,办事效率极低,也影响到了中方合作的积极性。朝方不能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交易,使想与朝方合作交往的企业感到不适应,甚至产生一些顾虑,制约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3.朝方有些公司诚信度较差,中方公司心存疑虑。中国外经贸部曾针对与朝贸易问题提出建议:经过正常贸易渠道,不同既不具备担保职能也不履行担保义务的朝政府机构发生贸易关系[9]。但朝方仍时常出现违约事件,长期拖欠货物及款项,致使中方公司蒙受巨大损失,且贸易仲裁对朝方起不到任何管辖作用,更是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4.中韩双方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贸易逆差太大。据海关统计,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方一直处于逆差,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中方贸易逆差额11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2. 6%,2001年逆差额略有减少,为109亿美元,仅较上年下降0.8%,2002年又增至131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0.2%,2003年起贸易逆差额大幅度增加,为230.4亿美元,2006年增至452.5亿美元,增长8.3%[10],2007年增至476.2亿美元,增长5.2%。韩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韩之间的逆差产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成长和均衡发展。 　　年的七年间中方贸易逆差增长了3.4倍。中方长期的逆差问题如不解决,将会影响两国贸易长期、稳定发展有战略意义。这主要是由于韩国政府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致使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 　　5.中韩市场的信息交换有限,影响投资开发效益。中韩两国交往历史较长,但相互了解却不是十分深刻。由于条件限制,两国不能看清对方的投资环境,加之宣传市场信息不足,导致两国都盲目投资,最终走上中途撤资,甚至破产。无法全面掌握所需信息,就做不到周密地考虑决定经济行为,企业经营很难取得较佳的效果,往往实际与预想脱节,严重损害到双方的利益。 　　四、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对策创意 　　1.中朝两国共同推动项目运作,扩大边境贸易。2001年,朝鲜强调“新世纪”、“新观念”,提倡“新精神、新方法”。并提出,对旧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斗争风气和工作态度进行彻底革新[11]。可以理解为是要对旧体制、旧模式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用新的思维观念去推进朝鲜综合的对外开放措施和经济革新。其中吉林、辽宁两省与朝鲜隔江相望,互补与依存性强。位于中心地带的朝鲜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通过边境贸易既可以活跃朝鲜的市场,有助于推进整个东北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12]。朝鲜政府也积极制定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着力对外开放市场,扩大出口,保障资金流通顺畅,缓解资金压力。 　　2.中朝两国共同完善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环境。进入21世纪,朝鲜加大了对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力度,先后出台了较为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双方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通过多种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2009中朝友好年”会就给两国经济合作带来无限商机。特别是2008年,丹东的对朝贸易开始实行人民币结算,这意味着丹东对朝贸易所有的结算渠道全部打开,有利于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赴朝投资,有利于扩大对外经贸交流机会。在目前的情况下,朝鲜应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严格遵守合同,不得随意改动已经签订的合同使投资企业蒙受经济损失。中国企业也要扩大有利于朝鲜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提高其企业开工率,扩大贸易的商品来源,促使双方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3.中朝两国共同建立信赖关系,追求共赢目标。朝鲜因不守信誉问题,给中朝贸易及投资合作带来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应协调配合,建立一批政府批准的、有资质的中朝经贸中介机构、金融结算机构。通过正规渠道的沟通,结合国际环境有利的积极因素,杜绝或减少中朝双方不法商社的商业诈骗行为。首先,制订双边定期会晤制度。此项制度将有利于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建立“信赖”和“伙伴”关系,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其次,扩大与朝贸易中的重点项目。中朝两国经贸合作以实现“投资带动贸易、贸易拉动产业”为发展目标,即通过重点项目去带动贸易的发展。这必将有利于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4.中韩两国共同健全均衡机制,对接市场关系。中韩双方应建立类似“中韩贸易协会”性质的协调机构,协商双边贸易合作事项,避免贸易纠纷的产生。中方通过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升产品竞争力,调整对韩出口的商品结构,拓宽与韩方贸易范围,如石化、纺织、通讯、机械等。同时促进对中方投资的韩国企业充分利用当地原料生产产品,减少原料进口。 　　5.中韩两国共同拓宽沟通渠道,加大信息流量。目前,中韩双方因有限的沟通渠道,致使双方贸易往来的机遇大打折扣。双方应建立多渠道、多样式的信息交流机制,为双方企业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咨询服务。积极准备中的中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会给双边经贸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双方相关机构可组织相互交流学习、实习考察,来熟悉对方的经营理念,企业规模及人际沟通方式,以促进企业相互投资,并提高企业当地化水准。双方的有效沟通,避免了更多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两国之间贸易结构的升级及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靖宇,范凤.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依据认证[J].亚太经济,-58. 　　[2]张斌.浅论中韩经贸合作[J].经济师,-77. 　　[3]朝鲜概况.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EB/OL].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52,. 　　[4]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 //yzs.mofcom. gov. cn/article/g/date/l/. htm,l,. 　　[5]张宝仁,曹洪举.近期中韩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分析[J].东北亚论坛,-90. 　　[6]赵传君,隋舵.东北经济振兴与东北亚经贸合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吕超,张万里.中朝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J].东北亚论坛,-90. 　　[8]张宝仁.近期中朝经贸合作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剖析[J].东北亚论坛,-15. 　　[9]林今淑.中朝贸易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3. 　　[10]薛嵛兰.试论中韩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对策[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3. 　　[11]吴德烈.中朝经贸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J].国际贸易,-36 　　[12]李铁立,姜怀宇.边境区位、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以辽宁省―朝鲜边境地区经济合作为例[J].人文地理,2004,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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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社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单位制解体后新的社区体制逐步形成，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社会价值的多元使得城市内的矛盾纠纷数量呈现出激增的态势。社区作为城市内人口聚集的地方，必然成为了矛盾纠纷的交汇点。相对于农村社会纠纷而言，城市社区纠纷主体的需求更加多样，社区纠纷的类型更为多样。城市社区纠纷的解决状况不仅关系到城市社区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关系到整个城市体制的运行和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否。有关社区纠纷解决的课题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此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司法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社区居民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同时也将有助于学界透视个人、社区、国家及社会在城市社区纠纷解决领域的平衡关系。
1.2&研究现状
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引起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纠纷数量的激增，引发&诉讼爆炸&的现象。为了缓解诉讼压力，各国开始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途径，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研究在各国司法界和法学界迅速展开。我国国内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起步相对国外较晚一些，国内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国内学界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内的整体[1]；另有一部分学者则坚持西方国家的观点，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仅包括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应当包含诉讼机制在内。在国内学者对多元化解纷机制进行研究的同时，政府在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也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涉及了比较法、法史、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其中法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最为繁硕。有些学者将研究集中于宏观的&多元化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领域，或从理论层面分析研究社区纠纷解决实践的制度困境、认识偏差，或从实证角度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探究我国城市社区及农村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有些学者侧重于微观的纠纷解决方式，如社区调解制度的构建、实行业主自治等；还有些学者着重研究民间规则的运用与社区纠纷解决的关联，对解决社区纠纷运用的各种民间规则进行剖析，试图从中找寻构建和完善社区纠纷非法律解决机制的对策和路径等等。综合来看，社区纠纷解决的研究将呈现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第 2 章 社区概述
2.1 社区的含义
早在 1887 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发表了一部名为《共同体与社会》的著作，在这本著作当中，滕尼斯创造性的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其英文为&community&，汉语直译为&共同体&，后来被翻译为&社区&，这也是社区首次作为一个概念被引入到社会学界[2]。滕尼斯在其著作当中对社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阐释。他认为，在一定的地域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文化背景、血缘关系、相同或者相似价值观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互帮互助、尊崇权力，并渐渐地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生活习惯、风俗、认同感、精神信仰和精神支撑[3]，那么这个由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等因素所组成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便可以称之为&共同体&。但是这个意义上的社区仅仅是带有当时西方社会历史痕迹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并没有刻意的去强调其中的地域因素[4]。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滕尼斯对&社区&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5]。自此之后，世界各国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陆续展开了对于&社区&的探讨和研究，&社区&概念也因此被更加广泛的运用。研究者们从生物学、人类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多学科角度对社区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也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对于社区的定义。研究者们有的从形成过程的角度、社会群体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功能、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人文地理角度、自然地理角度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认同感、社区参与、归属感的角度来界定社区。英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站在理论和实践的可操作性角度，认为对于社区可以有三个分析的尺度：一是社会尺度，在同一社区内生活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动和沟通；二是物质尺度，&社区&一定是具有有明确地理边界的区域；三是心理尺度，社区内共同生活的居民有心理上的认同感、共存感和归属感。这种对于社区的认识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同[6]。
2.2 社区的类型与特征
基于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对于社区的类型划分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社区的区域特征不同：社区可以划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镇社区；根据社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传统型社区、发展中社区、发达社区；根据社区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不同：可以划分为经济社区、政治社区、文化社区、军事社区、旅游社区、特种社区；根据社区的行政方式不同：可以划分为自然型社区、法定性社区、专能性社区；根据社区内部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整体整体社区、局部社区；根据社会成员的互动类型不同：可以划分为具体社区、抽象社区。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根据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的不同社区还可以分为传统式的邻里社区，单纯的单位社区，混合型社区，边缘型社区。通过对社区的基本要素进行剖析，社区的本质也渐渐浮出水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概括起来社区主要具有两大属性：即地域属性和社会属性。综上所述，社区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它是社会和地域的统一结合体，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但是出于研究的效率和方便考虑，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人文学科往往从社会属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本文也不例外。本文的研讨是着眼于社会因素中的社会关系要素，选取城市社区中的纠纷解决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
第 3 章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范围........9
3.1 社区纠纷的含义与类型.......10
3.2 我国城市社区纠纷的主要特征.....14
3.3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范围....18
3.3.1 社区解决纠纷的基本范围.........18
3.3.2 社区解决纠纷的具体范围.........19
第 4 章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程序......21
4.1 我国城市社区纠纷解决的提起主体.....21
4.2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内部机制.....23
4.2.1 城市社区纠纷的自助解决.........23
4.2.2 城市社区纠纷的民间解决.........28
第 5 章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依据......35
5.1 社区解决纠纷与国家法的关联....36
5.1.1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与现行法律的衔接........36
5.1.2 我国城市社区解决纠纷与现行法律的冲突........37
5.2 社区解决纠纷过程中对民间规则的运用......39
5.3 我国城市社区纠纷解决中的&协商&..........43
第 6 章 建立和完善&社区内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社会中，纠纷的诉讼解决方式以及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以其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特征所结合形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53]。本章中所涉及的社区内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类似于上述广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特殊的仅在社区这个&小社会&所适用的&微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它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该机制并非是由诉讼解纷方式和非诉讼解纷方式所构成，而是由社区内现有的及将有的纠纷解决方式所组成；其次，还体现在这种机制所面向的客体仅指发生在社区内或与社区有关的纠纷类型，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纠纷类型。上文中对我国城市社区内纠纷解决的现有机制进行了简要的论述，社区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指自助性纠纷解决机制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前者以当事人协商为主导，后者以社区人民调解为主导。社区纠纷解决的实践表明，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的局限性，已经难以满足社区纠纷解决的需要，亟需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更为有效的联合机制。笔者定义的社区内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以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基础，充分有效利用社区纠纷解决的资源，通过整合、创新纠纷解决路径，使之能够形成一种各纠纷解决途径沟通有力、有机协调、相互衔接的在社区内部运行、且能够与社区外的纠纷解决途径进行有效衔接的机制。有关于社区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活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社区开展的有声有色，但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导，各地方的建设活动难免走一些弯路。笔者将在下文中就现有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简要剖析，最后为新型的社区内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出一系列建议和对策。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活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的繁荣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秩序的维护自然也是重中之重。社区纠纷的解决状况关系到社区秩序的维护效果，因此社区纠纷解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坚持认为，社区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它有巨大的解纷潜力等待着被挖掘。和谐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城市社区及其解纷实践进行细致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社区纠纷及其解决，为构建城市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本文中笔者选取了一个独特视角，着眼于社区纠纷的内部解决，在已有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解决纠纷的范围、程序、依据等进行剖析，希望为大家了解纠纷解决中的城市社区提供一些资料和个人见解，对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者有所启发，同时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社区防线&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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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字：法学论文 城市社区 社区纠纷 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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