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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口与环境问题的文献检索
对中国人口与环境问题的文献检索
09-04-12 &匿名提问 发布
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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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生成演变，人们只要愿意每天都会面对许多的新鲜事物和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相信楼上的圣人也不会否认吧。 既然事物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非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思想也是不是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呢？当然人类的思维、人们的思想也是在变化中得以延续。正是由于生物都具有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特征，物种才在不断地进化，人类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野蛮才会逐渐消逝，文明才会逐步形成。物质世界的不断发展推动人类的意识和思想也不断地发展，而思想意识的发展正是在对其之前的思想意识的不断扬弃之中取得的。所以无论何时人类的思想都需要不断的打破陈规突破界限才能在解放之中得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任何的进步都首先是在思想上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行动的自由和人类的真正解放和进步。你会指望一个完全奴隶思想的人作自己行动的主人吗？这种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主人他也会为自己创造一个主人。 要解放思想首先就要自立、自信、自己作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 要解放思想就要敢于实践、敢想敢干、敢于怀疑各种限制和敢于破除种种迷信。解放思想并非完全在想更重要地要在做中完成这种解放。 作为一个类而言，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作为一个群体而言，任何国家任何团队都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实践和生活中解放思想完善和发展自身。 而不论是作为整个人类、国家群体中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要解放的思想不仅有历史传承下来的对我们思想和行为存在深刻影响的思想文化传统，还有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入我们思想领域的各种新鲜的外来思想，不仅要解放作为我们群体或个人实践理论指导的各种思想，还要解放我们在一些具体思维和行动中特定的思维习惯和思想作风。这里我所理解的解放思想不是具体单一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面的思想解放，当然全面的思想解放不是全面否定历史传统和全面抛弃古今中外所有存在过的思想，而是对于任何思想理论以及现实存在我们都要敢于怀疑（怀疑过并不一定都会去否定它们）敢于反思，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谈到思想的解放事实上没有国家或个人会全面的“西化”或“东化”，这样也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因为解放思想本身就是生成着人类、国家及个人的自立自觉使人成为独立的解放的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西化或**化都是失去了自我成为他国他人的奴隶，怎么能称为解放呢？） 以上个人理解，不到之处大家补充。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互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第一节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一、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 1． 公有制经济的含义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2．公有制主体地位体现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坚持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会改变。 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要起主导作用。从公有资产占优势方面来看，公有资产的优势，不仅要注意量的方面，还要注意质的方面，从质和量的统一来确定公有资产是否占优势，这就排除了那种只从量的方面，即只从所占比重多少来确定是否占优势的片面观点。从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方面看：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但这主要就全国而言。至于“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在当前，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弄清上述主体的基本内含以后，主体和主导之间的关系也就清楚了。“主体”包括“主导”，“主导”是主体的内容之一。如果国有经济不起主导作用，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不能完整地实现；如果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二、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国有企业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快速增长，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的20余年来，国有企业又有了新的更快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于： 1）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是国家引导、 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2）“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可以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资源，发挥各方面优势，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集中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实际情况看，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城镇社会就业人口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单位安排的，一些支柱产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和核心要素。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关键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于国有企业这个微观经济细胞的改革与发展。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4）“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会出现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三、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1．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 1）所有制 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本身不是同一概念。 所有制指的是财产最终归宿，即财产归谁所有的问题。例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包括所有、占有、使用、分配等权利。 2）所有制实现形式 所有制实现形式,指的是资产运用方式,即资产的经营方式或组织形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公有资产的经营方式或组织形式。一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有同一种实现形式。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它反过来又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以往的相当长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都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除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存在着股分制、混合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综合商社、共同基金等各种形式。只要是能够极大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都应该提倡并通过试点然后应用推广，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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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地处闽西北、武夷山脉中段，为闽江正源头，县境东接泰宁，南邻明溪、宁化，西北与江西省广昌、南丰、黎川毗邻。 省道秀（莆田秀屿港）里（建宁里心）线（原下甘线）、富（浦城县富岭乡）下（武平县下坝乡）线（原建汶线）贯穿全境，县城至邵武137公里、至武夷山227公里、至三明188公里、至南平254公里、至福州400公里、至厦门521公里、至南昌280公里。县域面积171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214万亩，耕地23万亩。县城设在濉城镇，城区面积4.6平方公里（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地形以丘陵和中、低山为主，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兼有大陆性山地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6.7℃，降水量1775.3毫米，无霜期243天。 现辖6乡4镇、共92个行政村、6个社区，总人口14.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46万人，当地主要居住民族为汉族 建宁县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是著名的“中国建莲之乡”、“中国黄花梨之乡”、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商品粮和全省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是南方重点林区县，驰名中外的“建莲”正宗原产地于西门莲塘种子园。全县有耕地面积23万亩，主要农副产品有粮、莲、种、果、菌、竹、笋、烟、茶等；有林地面积203万亩，林木蓄积量丰富，森林覆盖率79.2％。矿藏资源有金、稀土、钾长石、云母、铅锌矿、辉绿岩等10多种。河道总长1005.9公里，水利资源丰富。闽江源自然保护区现有野生植物182科390属1032种和10个变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15种），野生动物41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5种）、有全国罕见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南方红豆杉、钟萼木野生群落连片分布，极具科研保护价值。建宁还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近几年来，建宁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闽江源、建莲、黄花梨、铙山纸业、孟宗笋业等品牌效应，大力实施“生态立县、特色强县、项目兴县、创新活县”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4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4.37亿元，比增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56453万元，比增5.8%；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30779万元，比增7.6%；第三产业增加值56507万元，比增10.4%。 2、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0.1：21.1：38.8。一是特色农业加快发展。以“三子”（莲子、种子、果子）为主的特色产业链不断延伸，2004年莲子面积5.5万亩；杂交制种面积2.5万亩；以黄花梨为主的水果基地面积11.6万亩。建成了年产10万担的烤烟基地。培育形成了以35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和24.5万亩笋竹两用林基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8.9亿元。现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省级农牧业龙头企业1家。二是工业总值不断扩张。全县已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8家，比上年增加12家，实现产值4.72亿元，增长27%。初步形成了造纸和食品加工两个特色产业集群，以福建饶纸集团、闽江源绿田实业、孟宗笋业、文鑫莲业、兴辉食品等为主的一批各具特色的龙头企业不断壮大。饶纸集团高档薄型纸产销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闽江源”莲芯雪茶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保健食品；“孟宗”笋制品获评福建省名牌产品；“山雪”商标获福建省著名商标称号。三是第三产业日益繁荣。2004年全县边贸成交额达8.15亿元，个体经营户7103家。有私营企业148家，比上年增加18家，累计注册资金1.85亿元。成立了县果业协会、种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促进了水果、莲子、笋竹、种子等大宗农产品营销中介服务，边贸、房地产、物流陪送、超市经营、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3、 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2004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3家，合同利用外资28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57万美元，增长53.9%；引进区外资金9500万元，增长15%。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实际出口创汇195万美元，增长0.5%。与石狮市开展了多领域结对共建活动，加强了与沿海地区的对接交流。 4、 投资建设取得新成效。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391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8100万元，更新改造投资7772万元，房地产开发投资1154万元。城镇集体、私营投资11369万元，城镇私人建房投资1872万元，农村投资12124万元。其中，闽江源国家极自然保护区、建泰公路、向莆铁路、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一批重大项目不断开发或开工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5、 财政金融健康发展。200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4742万元，比增6.2%，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465万元，比增21.4%。金融运行基本稳定。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318万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57371万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1962万元。全年累计现金收入203133万元，支出208505万元，净投放5370万元。 6、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科教兴县步伐加快，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重点完成了“建选17号”莲种选育等基础科研项目，研发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新产品。教育事业加快发展，2004年高考录取597人，录取率达89.2%。文化体育事业不断繁荣，有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等6个文化协会，创办了《莲乡文艺》等优秀刊物。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有各类医疗机构12个，胜利完成了乡镇卫生院收归县管，加强了三级医疗预防保障体系建设。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33%0。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7、 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年末全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7亿元，比上年净增0.85亿元，增长17.5%，消费档次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6亿元。200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460元，比增10%，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2.49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88元，比增6.2%。全县已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工作已经启动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纳入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不断健全和完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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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 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 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 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 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 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 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 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 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 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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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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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地处闽西北、武夷山脉中段，为闽江正源头，县境东接泰宁，南邻明溪、宁化，西北与江西省广昌、南丰、黎川毗邻。 省道秀（莆田秀屿港）里（建宁里心）线（原下甘线）、富（浦城县富岭乡）下（武平县下坝乡）线（原建汶线）贯穿全境，县城至邵武137公里、至武夷山227公里、至三明188公里、至南平254公里、至福州400公里、至厦门521公里、至南昌280公里。县域面积171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214万亩，耕地23万亩。县城设在濉城镇，城区面积4.6平方公里（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地形以丘陵和中、低山为主，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兼有大陆性山地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6.7℃，降水量1775.3毫米，无霜期243天。 现辖6乡4镇、共92个行政村、6个社区，总人口14.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46万人，当地主要居住民族为汉族 建宁县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是著名的“中国建莲之乡”、“中国黄花梨之乡”、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商品粮和全省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是南方重点林区县，驰名中外的“建莲”正宗原产地于西门莲塘种子园。全县有耕地面积23万亩，主要农副产品有粮、莲、种、果、菌、竹、笋、烟、茶等；有林地面积203万亩，林木蓄积量丰富，森林覆盖率79.2％。矿藏资源有金、稀土、钾长石、云母、铅锌矿、辉绿岩等10多种。河道总长1005.9公里，水利资源丰富。闽江源自然保护区现有野生植物182科390属1032种和10个变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15种），野生动物41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5种）、有全国罕见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南方红豆杉、钟萼木野生群落连片分布，极具科研保护价值。建宁还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近几年来，建宁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闽江源、建莲、黄花梨、铙山纸业、孟宗笋业等品牌效应，大力实施“生态立县、特色强县、项目兴县、创新活县”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4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4.37亿元，比增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56453万元，比增5.8%；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30779万元，比增7.6%；第三产业增加值56507万元，比增10.4%。 2、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0.1：21.1：38.8。一是特色农业加快发展。以“三子”（莲子、种子、果子）为主的特色产业链不断延伸，2004年莲子面积5.5万亩；杂交制种面积2.5万亩；以黄花梨为主的水果基地面积11.6万亩。建成了年产10万担的烤烟基地。培育形成了以35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和24.5万亩笋竹两用林基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8.9亿元。现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省级农牧业龙头企业1家。二是工业总值不断扩张。全县已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8家，比上年增加12家，实现产值4.72亿元，增长27%。初步形成了造纸和食品加工两个特色产业集群，以福建饶纸集团、闽江源绿田实业、孟宗笋业、文鑫莲业、兴辉食品等为主的一批各具特色的龙头企业不断壮大。饶纸集团高档薄型纸产销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闽江源”莲芯雪茶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保健食品；“孟宗”笋制品获评福建省名牌产品；“山雪”商标获福建省著名商标称号。三是第三产业日益繁荣。2004年全县边贸成交额达8.15亿元，个体经营户7103家。有私营企业148家，比上年增加18家，累计注册资金1.85亿元。成立了县果业协会、种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促进了水果、莲子、笋竹、种子等大宗农产品营销中介服务，边贸、房地产、物流陪送、超市经营、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3、 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2004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3家，合同利用外资28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57万美元，增长53.9%；引进区外资金9500万元，增长15%。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实际出口创汇195万美元，增长0.5%。与石狮市开展了多领域结对共建活动，加强了与沿海地区的对接交流。 4、 投资建设取得新成效。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391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8100万元，更新改造投资7772万元，房地产开发投资1154万元。城镇集体、私营投资11369万元，城镇私人建房投资1872万元，农村投资12124万元。其中，闽江源国家极自然保护区、建泰公路、向莆铁路、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一批重大项目不断开发或开工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5、 财政金融健康发展。200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4742万元，比增6.2%，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465万元，比增21.4%。金融运行基本稳定。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318万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57371万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1962万元。全年累计现金收入203133万元，支出208505万元，净投放5370万元。 6、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科教兴县步伐加快，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重点完成了“建选17号”莲种选育等基础科研项目，研发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新产品。教育事业加快发展，2004年高考录取597人，录取率达89.2%。文化体育事业不断繁荣，有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等6个文化协会，创办了《莲乡文艺》等优秀刊物。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有各类医疗机构12个，胜利完成了乡镇卫生院收归县管，加强了三级医疗预防保障体系建设。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33%0。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7、 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年末全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7亿元，比上年净增0.85亿元，增长17.5%，消费档次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6亿元。200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460元，比增10%，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2.49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88元，比增6.2%。全县已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工作已经启动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纳入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不断健全和完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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