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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博大家张颔、柴泽俊
　　文博大家张颔
　　张颔、柴泽俊两位先生，是我省文博事业的开拓者，是山西文博战线的杰出代表。从事文博工作几十年来，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开创我省文博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月23日，为表彰两位先生在文博战线作出的显著成绩，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山西省文物局党组研究，决定授予张颔、柴泽俊两位先生“文博大家”荣誉称号，并赠予牌匾。旨在号召，全省各级文物部门和文物工作者要以两位先生为榜样，立足本职，勤奋工作，想干事，干大事，创一流，为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更大的贡献。
　　“逢著公卿，谁不道、人才难得。”我省能有这样杰出的两位人物，实属幸事。为了探究张颔、柴泽俊两位“文博大家”的人生经历，记者于2月28日专程采访了张颔、柴泽俊两位先生，特别梳理了两位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让读者走近“大家”，了解“大家”。
　　――编 者
　　一位睿智的学者
　　张颔，号不埽堂主，二堆老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一名睿智的学者。张颔先生的成就很高，堪称大家。他只有高小毕业学历，还有当小店员经历，却能靠博闻强记，苦学成才，在学术上取得这样高的成就，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文博大家。张颔先生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1965年，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张颔先生一生吃过不少苦，受过很多罪，却从未放弃耕耘，从未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博事业。在张颔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文革”时期一件特殊的东西――一本《毛选》，正是这本《毛选》陪伴他度过了牛棚中无数个难眠之夜。不过张颔先生并没有完全被逆境所征服，他总认为是非还有大白天下的时候。张颔先生甚至在牛棚里用《毛选》的纸外壳制作了一个测天仪，晚上用于观察星象。在后来张颔先生考证的《侯马盟书》工作中，曾著《历朔考》一文，重点考证了盟书产生的准确时间，而这一工作也得益于牛棚中对天文、古历法的集中观测。
　　张颔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也是执著的。他不仅在古文字学领域和考古学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音律、经学、训古学、中国古代天文学、易学、文学诗词、书画艺术等领域也均有造诣，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不能不让我们惊奇而敬佩。由于张颔先生熟读《说文解字》，通晓铭文，沉迷古文字的奇妙无比，故他的篆书写得古茂遒劲，气象雄迈，造诣奇绝，有评价认为张颔先生“学津远溯周秦上，风度平居魏晋间”。
　　张颔先生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谦抑。他一生坚守《古诗十九首》中“眼前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诗句，最信奉的是《易经》里的“谦”卦。张颔先生称，《易经》六十四卦，就这一卦六爻全吉，没有坏的。这是《易经》的第十五卦，卦辞是：“谦，享，君子有终。”几十年来，深得《彖》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损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人道恶盈而好谦，鬼神害盈而福谦。谦尊而光，卑而不逾，君子之终也。”之精髓。张颔先生正是抱着“谦”卦这一做人宗旨，成就了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经历和成就催生的感动，似乎更乐意光顾那些灵魂杰出的老人。他们之所以到了雪暮之年，依然光照世间，就因为他们身上积蓄着丰厚的才智，优雅的修行。张颔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九十多个春秋的风霜雨雪，老人先投身救国，再埋头考古，守职敬业，品德高尚，学艺广博，深受广大学者和大家的尊敬，其在学术领域贡献卓越，赢得了世界声誉，更为山西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本报记者 孟 苗
　　人物评价
　　1976年，张颔先生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览依据张颔先生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陈列，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学者相继发表有关盟书的研究文章，《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郭沫若先生曾盛赞：“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
　　还有学者认为：“盟书本身就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但该书的编者并未仅限于把它‘客观’地报道出来，而是把这一重大收获放到春秋末期晋国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这批盟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作为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
　　1986年，张颔先生出版一部供研究古文字学、古钱币及书法、篆刻爱好者使用的工具书――《古币文编》，全书总收字目897条，字形5722条，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评论“大著的问世，别的同类著作即可淘汰出局也”。
　　1986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一个报道说，山西省阳曲县发现一块古代四字匾额，这四个字在山西无人能识，并诚邀全国有识之人前来辨认。当时张颔在上海出差，回到山西之后他立即赶往阳曲，当即不仅把这四个字认出，而且还将这块匾额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这件事在当年的山西省曾轰动一时。
　　1995年，《张颔学术文集》出版，学术界评曰：“这本书的确是一部当代古文字之高水平学术著作。它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张颔先生80大寿时，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在贺电中称：“由于从1978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传到我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我国，普遍著称于中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整 理/孟 苗
　　生命的盟书
　　张颔先生的一生，和《侯马盟书》紧紧联系在一起。1965年冬，侯马电厂搞基建挖土方发现了不少写有古代文字的石片、玉片，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张颔先生闻讯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迹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而即便是在放大镜下，对于这些如天书般的石片文字还是令人一筹莫展，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辨认。张颔先生经过细心的整理，反复琢磨，最终认定，“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关系”，于是根据这个判断，张颔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发表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知名学者王冶秋先生将此文拿给了郭沫若先生看，郭沫若先生看了以后，很快写了一篇文章《侯马盟书试探》。文章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应该说，郭沫若的文章对张颔先生是一个极大的启发，从此，张颔先生根据“盟书”这个思路开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到1973年，张颔先生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了出来，并写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这样，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著――《侯马盟书》随之诞生。 在20世纪80年代，张颔先生考古发掘、整理编撰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也专门给张颔先生发来贺信，盛赞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诚挚邀请张颔先生赴日讲学交流。
　　一位老学者的范儿
　　人生若流水，似云烟。不觉老之将至，或古稀，或耄耋，张颔先生依旧思路清晰、记忆敏捷，言辞幽默。尤其是对于古文、历史知识的熟悉，达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
　　张颔老先生目前依然保持着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开始看书。在他的床头，摆放着 《诗经注释》《周易注释》《回忆王冶秋》等书籍。在张颔先生书桌的墙壁上至今仍吊挂着两块水牌，上有毛笔的工整抄录，涉及音韵、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张颔先生解释道：都是须强记熟背的内容，待铭篆镌心后再行更换。在他身穿的衣服上，总有几个口袋，其中插着一支圆珠笔，装着几张白卡片，凡遇有用知识即随手记录，回来后再作归纳总括。问及平日的起居，张颔先生坦言，一日不读书就无聊。
　　张颔先生曾经自制一联：“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事实上，倒是有不少人不断地来 “麻烦”张颔先生。许多人慕名来找张颔先生或索书或求教。尤其是索字，张颔先生自称不是书家，更不想以书法沽名，但他的书法却在坊间广泛流布，为内行人士所称道。张颔先生的书法尤善篆文，其书藏头护尾，翕张自如，遒劲峭拔，铁画银钩，这与张颔先生谙熟先秦篆籀字理、了然金石文字演化不无干系。
　　2006年秋，西泠印社邀张颔先生为“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恰好彰显了一位老学者的范儿。
　　张颔年表
　　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凭居之郭宅。
　　1928年入县城西北坊初级小学读书。母亲去世。
　　1932年入县城高级小学读书。
　　1935年春，高小毕业，参加行余学社学习书法、篆刻。
　　1936年春，赴湖北樊城协玉号学生意。
　　1939年冬，回山西乡宁县，参加抗战。
　　1942年在孝义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任秘书。
　　1945年光复后回到太原，任同志会太原分会宣训特派员。
　　1946年办《青年导报》《工作与学习》杂志，出版短篇小说集《姑射之山》。
　　1947年在省议会任秘书。
　　1948年出版改写诗集《西里维奥》。赴北平，任文法学院主任秘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任华北大学十区队102队队长。
　　1950年调回太原，任省委统战部干事。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1959年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
　　1960年任侯马考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队队长。
　　1962年撰写《山西万荣县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刊《文物》杂志。
　　1965年冬，赴侯马考察研究出土的盟书，撰写《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刊《文物》杂志。
　　1966年“文革”起，受批斗。
　　1973年受命整理研究侯马盟书。
　　1976年《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赴长春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1年赴西安等地开会并收集古货币文字资料。
　　1983年中国古文字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主持其事。
　　1991年离休，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5年《张颔学术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剑桥名人词典》收录并颁发证书。
　　1997年在省文联大楼美术馆举办“张颔书法展”。
　　2004年《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5年央视《大家》栏目为之拍摄专辑。
　　2006年加入西泠印社，为特邀社员。
　　2007年《侯马盟书》修订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省文物局举办“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秩生辰文字殿暨生日庆典”。
　　2012年春，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称号。
　　整 理/孟 苗
　　卓尔不群的学术成就
　　辨认 “鸟虫书”――《万荣出土错金鸟虫书戈铭文考释》横空出世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写成文章，考证此器。首先是认字，他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 “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认为是吴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还指出，鸟虫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艺术字体，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鸟虫书铭文的戈在山西汾阳县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文章又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接着，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为“庚儿鼎”定名――《庚儿鼎解》录入《金文诂林》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首先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字义，并据铭文的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其主人为徐王庚作为王子时所作之器。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定名为“庚儿鼎”。关于该器铭文一些字的诠解，后被收入《金文诂林》一书。至于徐国之器何以流入晋国，文章通过对徐与吴楚密切关系及当时有以“宗器相赂”的史实详加考证，做出了合理解释。文章认为，此鼎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对该鼎的铸造时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断。由于对这件器物铭文的考释以及其时代的断定，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学上的“标形器”。此文发表后亦见于日本学者江树治先生的著述中。
　　为“古彝器”辨真伪――《陈喜壶辨》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古铜壶一件，后来在山西省博物馆公开陈列后引起学者重视，纷纷撰文考证。学者多认为是春秋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此壶有断代意义。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铭文与壶身纹饰风格不尽似，铭文可能是镶补所加，双耳亦可能是另铸拼接上去的。张颔则认为上述看法均不确当，故著文加以辨证。文章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认为陈僖子之器，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如器主是陈僖子，按当时齐铜器铭文惯例，应称“陈乞”，而“喜”字亦非美号之字。铭文用字当做“嫠(厘)”，此壶铭文用“喜”字，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文章又指出此壶虽然是齐国之器，但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文章还从工艺铸造上，举出壶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证与其他器一一比较，证明该器并非镶补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铸。此文一出，廓清了对该器过高评价或断为伪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光裕所作《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中指出，张颔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慧眼识 “匏壶”――《匏形壶与匏瓜星》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的最好例证
　　有人说 “是侯马盟书成就了张颔”，其实不然，他的成就绝不仅限于对《侯马盟书》的考释。1973年山西闻喜县出土战国时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此文考证该器形制的涵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玄酒陶匏”的 “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此类形制的铜器已见于容庚 《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著录的图版“鸟盖瓠壶”。文章又指出，壶形为匏瓜即葫芦的一种，鸟头壶像鸡形。此器轮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鸡”之象。盖西周时以匏瓜作为日用器物，古人见物形对照以名星象，有其渊源有自。以“匏瓜”为星名，确系中国古代所固有，而非外来的名称。这篇文章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整 理/孟 苗
　　文博大家柴泽俊
　　古建理念：别树一帜
　　柴泽俊对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四大贡献：一是调研、挖掘山西现存大量地面不可移动文物，提升其居全国文物大省的地位。二是参与指导和主持了多处重大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重大保护修缮工程这里主要指全部落架大修的工程和迁移保护工程。如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太原晋祠献殿、太原晋祠圣母殿、五台南禅寺大殿等。三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古建筑保护专业人才，打造出高素质古代建筑保护修缮的过硬队伍。四是撰写了十几部足可传世的古建保护专著。
　　柴泽俊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四大得意之作：芮城永乐宫整体大搬迁、五台南禅寺大殿修缮复原、太原晋祠圣母殿基础加固和大修、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
　　柴泽俊对中国古建筑独到的价值认识：一是建筑实物本身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文明、历史的科学、历史的文化；二是建筑实物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是科学的载体、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三是历史在消失，古建筑中留存下来的实物会说话；四是不仅要保护古建筑的构件，还要保护古建筑周边的整体环境。
　　柴泽俊谈山西的魅力：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山西现存宋辽金以前木结构古建筑120座，全国共有160座，山西占到了总量的75%。元代之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全国约计440座，山西有350座，占到全国的近80%。晋东南古上党地区，已知宋辽金以前的古建筑80座，占到全国半数。
　　从泥瓦匠到文博大家
　　从他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公元20世纪古老山西的风土人情和沧桑变化；从他的一串串丰硕的学术成果里，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山西古代建筑事业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从柴泽俊开始，山西古建筑有了魂魄，山西古建筑保护与修缮有了风骨。柴泽俊提出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已成为山西古建筑修缮过程中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成为公认的山西古建保护修缮第一人，文博大家。
　　1934年10月，出生于中华文明发源地尧都的柴泽俊，深受晋南大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暗下决心，要为中华文化的振兴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也许是上天眷顾这位有着鸿图大志的年轻人，19岁的柴泽俊第一次参加工作就来到了晋祠献殿(金代建)修缮工地。在晋祠献殿修缮期间，适逢著名古建筑专家祁英涛、杜仙洲等现场指导，指点迷津，听过两位古建筑专家绘声绘色的讲解，柴泽俊对古建筑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柴泽俊便与古建筑等地上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忙忙碌碌的50多个春秋。从一个在寺庙里工作的泥瓦匠，依靠自身的天赋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成为古建筑行业的专家，文博大家，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文博界凤毛麟角。
　　在古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了50年，柴泽俊勘察研究过上千座古建筑，对其类型、构造特征、装饰艺术及其中壁画、塑像、琉璃等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可谓建筑界中的“百科全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柴泽俊就从事山西省地上文物的勘察与研究，调查了山西109个市、县的重要古建筑、壁画、琉璃、石刻等。主持和指导过100多项文物古建筑保护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保持文物建筑原状的难题，并多次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赞扬和推广。他撰写出版古建筑专著10本，发表论文60余篇，开创了文物类型专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著、保护应用技术专著三个系列。其中保护应用技术专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保护工程报告》，已有日本文化财建筑技术协会译成日文本刊行。多年来，他还通过各种方式，为全国及山西培养古建筑专业人才130多名，其中50多名已获得副研究馆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不改变文物原状”是柴泽俊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提出和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对古建修缮工作提出的一个更高要求。柴泽俊称，所谓古建筑“原状”就是古代建筑原本的结构、样式、色彩等。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以木结构建筑为主，它们大都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虽然外观形制古色古香，各种构件风化破裂，表面油饰色泽陈旧，彩画图案部分剥落，或已残缺不全，但是这种苍古和陈旧是历史形成的，这也正是古建筑的原状和原貌。这种原状和原貌如实映示着古代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成就，反映着历史的真实，因此决不能改变这种原状。而柴泽俊主持修缮的圣母殿和崇福寺都是近千年建筑，如此年代久远又损坏严重的建筑能够在不改变原状的情况下落架大修成功，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
　　柴泽俊在半个世纪的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中，由一个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极为普通的文物工作者，成长为当今中国古建筑领域具有成就的研究者之一，文博大家，就是靠勤奋，靠实践，靠执着的敬业精神。这是他一生沉迷于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修缮的最好回报。
　　本报记者 孟 苗
　　人物评价：
　　央视《大家》栏目――留住历史守卫沧桑
　　说起中国古建筑不得不提山西，因为山西宋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也就是12世纪以前的古建筑占全国的73%，而说起山西的古建筑一定绕不过一个人，他就是柴泽俊，因为柴泽俊参与调查并修缮保护过山西境内几乎所有的古代建筑，他是公认的山西古建保护修缮第一人。
　　今年78岁的柴泽俊老人虽然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去现场勘察那些他热爱的古建珍品，但说起这些古建筑，柴老总是饱含激情，对于不同年代木结构建筑的上万个木质构件的大小尺寸、形制特点，对于古代琉璃的历史渊源、烧造工艺，对于不同时期古代壁画的艺术特色，对于各古建内彩塑泥像的造型特点他都如数家珍。甚至山西某些古建珍品的台阶多长多宽他都了然于胸。
　　山西是个文化大省，几乎各个县市都有历史建筑存留，面对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柴泽俊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在他从事古建保护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竭尽全力留住这些古建筑的本来面目，整旧如旧。让那些饱含着历史沧桑的木结构建筑可持续地将这些历史信息传递下去，让后人也能亲眼目睹中国古人在建筑文化上的智慧与辉煌。
　　为什么山西能够保留如此众多的历史建筑而未被损毁，柴泽俊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平遥县政府要在城内改造街道，破坏城门等历史建筑，柴泽俊再三阻止无果后他毅然闯进了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最后省委书记出面制止了平遥县政府的改造行为，为山西、也为中国、为世界留下一座完整的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文革”期间山西太原崇善寺受到冲击，柴泽俊天天去庙里，用尽各种办法劝说红卫兵，最后保住了主体建筑以及寺内珍贵的《大藏经》藏本……
　　柴泽俊出生在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尧都临汾，也许是历史的安排，全国太多的历史建筑在经济建设大潮的冲击下纷纷消失的历史阶段，山西有位柴泽俊先生担当着历史建筑的捍卫者。山西幸甚！中国幸甚！
　　整 理/孟 苗
　　事迹聚焦
　　著作：山西古代建筑的空间存在
　　柴泽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的论文有 《三十年来山西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调研保护纪略》《山西古建筑概述》《平阳地区古代戏台》《试论古建筑修缮 “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等60余篇，90余万字，其中获科技奖三项，优秀论文奖两项；已出版的著作有《山西琉璃》《朔州崇福寺》《繁峙岩山寺》《山西寺观壁画》《解州关帝庙》《山西古建筑木结构模型》《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太原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告》《柴泽俊古建筑修缮文集》等10部。其中，《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技术方面的第一部著作，为本行业树立了样板，文物界和古建筑界对此颇为重视，国家文物局确定，大型古建筑落架大修均应出此报告。
　　永乐宫：寺观整体迁移开始的地方
　　1958年，治理黄河的三门峡工程动工筑坝，芮城永乐宫恰在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内。文化部请示国务院批准迁移保存，随即组成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柴泽俊也因此被抽调到迁建委员会负责施工工作。永乐宫几座元代大殿，上千平方米元代壁画，都是我国古建文物中的优秀作品。迁移建筑的同时，附属建于建筑上的1000多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也必须迁至新址复原保存，这是一件陌生的工作，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因此迁建永乐宫遇到的最大技术难题是各殿内壁画如何揭取包装、安全迁运，如何加固复原后归回原位，这些技术是前人想也没有想过的技术课题。当时曾准备聘请国外专家进行这项工程的迁建，但国外专家考察后首先提出整修路面，为他们建设相应的生活、工作区，再加引进其设备，这样仅壁画揭取一项就要耗费300多万元。外国专家不切实际的要求迫使在场的专家和年轻有为的柴泽俊下决心自己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多久，根据上级安排，经反复实地勘察，祁英涛先生等主持完成了永乐宫壁画揭取迁移设计，迁建委员会让柴泽俊承担工程管理和施工任务。永乐宫各壁画就这样完整无损地揭取下来又完整无损地安装回原位，壁画揭取、迁移、安装全过程不过花费36万元，为后来壁画保护揭取安装开了先河。它填补了我国壁画保护揭取技术的空白。
　　古建筑：落架大修后要修旧如旧
　　1972年以后，山西考察研究和修缮保护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的任务，日趋繁重，许多古建筑年久失修，濒临倾圮。这年夏秋之际，柴泽俊和两位古建文物专家扛着行李，背着米面，赴五台山南禅寺勘察，发掘了大殿台明基址，接着进行修缮设计，经专家论证，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付诸实施。至1975年，我国最早的唐建南禅寺大殿恢复了原貌，经验收鉴定，效果良好。这是山西文物界自行设计并主持施工的端绪。至此以后，山西文物建筑的修缮，即步入勘察、测绘、设计、施工的正常轨道。南禅寺的修缮成功与以往的实践使柴泽俊认识到，古建筑文物都是以千计和万计的构件组合而成的，修缮保护必须尽量保存原构件，劈裂者粘接如固，腐朽者墩接修补，缺者复制，千万不可随意更换。如果原件更换过多，那就不成其有时代特征的古建筑文物，而成为有一定时代风格的古建筑模型或复制品了。遵此理论，近年来，柴泽俊主持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朔州崇福寺金代建的弥陀殿和太原晋祠宋代建的圣母殿落架大修，指导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局部落架修缮，达到了“保持原状”和“修旧如旧”的理想境地。
　　类型：从布达拉宫到独乐寺观音阁
　　1988年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布达拉宫修缮前夕，柴泽俊还带领专家组先行赴藏考察，主持制定布达拉宫全面修缮总体设计方案、编制工程概算，论证后经七部委审定，国务院于1988年10月批准实施。目前，布达拉宫一期修缮工程已经完成，二期修缮工程也已进入收尾阶段。此外，1996年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局部落架大修，应国家文物局推荐，柴泽俊任此项工程技术顾问，曾多次实地指导帮助，现已竣工验收，效果良好。1993年和1996年，柴泽俊两度主持永济鹳雀楼复建设计，制作模型，经论证国家有关部委审核批准，付诸施工。经中央批准，鹳雀楼复建模型作为澳门回归时礼品，赠澳陈展。
　　整 理/孟 苗
　　柴泽俊年表
　　1935年10月出生于临汾东宜村。祖辈们都生活在这里，以务农为主。
　　1941年在参峪村始读小学。
　　1952年在临汾市参加建筑、经济、成本等各种专门知识培训。
　　1954年参加工作，在太原晋祠献殿修缮工地，身受著名古建筑专家祁英涛、杜仙洲等人现场指导。
　　1957年调赴五台佛光寺文管所工作，与郎凤奇共同主持显通寺翻修工程。
　　1958年参与芮城永乐宫迁移工程，任工程股负责人长达8年之久。
　　1974年主持唐代南禅寺大殿修缮复原工程，为山西文物界自行设计并主持施工的端绪。
　　1976年赴实地勘测山西各县现存古代建筑、壁画、彩塑、琉璃等不可移动文物，有不少新的重要发现。
　　1979年初，任命为省文管会古建筑队副队长。从此，更进一步开始了全省范围内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的勘察和修缮保护。
　　1984年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7月，随山西五台山佛事赴日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寺庙30多座，时近月余。
　　1986年参加编辑出版《山西古建筑通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主持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设计。
　　1987年与金维诺、史岩二先生分别合著《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寺观壁画》《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五代宋雕塑》，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开始主持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工程。
　　1988年受国家文物局指派赴西藏布达拉宫勘察，并主持制定布达拉宫全面修缮总体设计方案。
　　1989年研究并撰写 《繁峙岩山寺》专著，次年10月出版。
　　1990年研究并撰写 《山西琉璃》专著，次年5月出版。
　　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
　　1993年施工专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出版，两年后由日本专家铃木充翻译为日文版刊行。开始主持太原晋祠圣母殿基础加固和大修工程。
　　1996年调任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
　　1997年任山西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组副组长，同年申遗成功。专著《山西寺观壁画》出版。
　　1999年任应县木塔保护修缮工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组织力量进行残破状况测绘计算，进行修缮方案研究与设计。6月，《中国古建筑史论丛书》系列之一《柴泽俊古建筑文集》出版。
　　2000年施工专著《太原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告》出版。
　　2002年专著《解州关帝庙》出版。
　　2006年专著《洪洞广胜寺》《山西佛寺壁画》出版。
　　2008年专著《山西古代彩塑》出版，并召开座谈会。
　　2009年 《柴泽俊古建筑修缮文集》《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之一《柴泽俊》出版。
　　2011年央视《大家》栏目为之拍摄专辑，并播出。
　　2012年春，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称号。
　　整 理/孟 苗
　　记住张颔 记住柴泽俊
　　看完张颔、柴泽俊两位文博大家的人生历程，一定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张颔先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却凭着自己对文史与考古的如痴如醉和不懈追求，最终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名闻遐迩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柴泽俊先生也是一样，依靠自身的天赋和孜孜不倦的进取，从一个泥瓦工成长为我国古建筑保护行业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专家。两位在全国文博界可谓凤毛麟角的成功典范，在我们引以为豪的同时，也当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能干多少事？人的生命是至重、至贵的。人活一世，生存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实现一种价值追求。生命就是活出一种境界，一种奋斗的恒力，一种成功的超然。一个根本不相信奇迹的人又怎么会乞求奇迹的眷顾呢？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张颔，记住柴泽俊，更重要的是要像他们一样，有一种把守护文化、保卫家园视为神圣使命的人生追求，有一种把提升能力、勇攀高峰视为人生价值的精神享受，有一种把勇于实践、破解难题视为人生乐趣的职业操守。
　　试着去发现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吧。只要有理想的支撑，生命就有源源不竭的动力。
责任编辑：韩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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