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发国际备用网址真实么?

回首广东易发网三年路 开启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新征程
07:53:00&&来源:南方日报
[提要]&&在广东易发网开通三周年之际,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近日启动了“易发网三周年历程回顾”的系列活动,总结建设成效,展望未来发展,不断完善省政府为帮助广东外经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而搭建的一站式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3年前的今天,广东易发网正式成立。
  在广东易发网开通三周年之际,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近日启动了“易发网三周年历程回顾”的系列活动,总结建设成效,展望未来发展,不断完善省政府为帮助广东外经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而搭建的一站式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新闻背景
2009年初,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广东外向型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广东省领导决定,全省31个与外经贸工作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共建服务外经贸企业的一站式公共信息平台――“广东易发网”,旨在以政府公信力为主导,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以提供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为手段,推动我省外经贸企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外经贸平稳发展和加快战略转型。
  经过三年的建设和运行,广东易发网主打的“政企互动服务”、“国际商情服务系统”、“区域公共信息服务合作对接”和“地市信息服务网点”几大功能板块的服务已经到位,方便广大外经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获取政策和商情信息等服务,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年来,广东易发网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站在新的起点上,下一阶段又将如何加快推进重点服务项目?围绕这些问题,广东省外经贸厅分管易发网及国际经贸公共信息体系建设工作的黄永智巡视员接受了本报专访。
  ■工作进展
  笔者:今年2月18日是广东易发网开通三周年纪念,三年来,以广东易发网为主要平台的广东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进展如何?
  黄永智:广东易发网自日启动以来,到今天正好开通运营了三年。三年来,广东易发网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应急起步阶段,即2009年这一年时间,当时为了帮扶广大外经贸企业“应对危机、抢抓机遇”,受省委省政府委托,我厅在两个月内启动网站建设,开发“政企互动”、“国际市场拓展”及“企业资源交流系统”,帮扶4000多家企业上网“抱团取暖”、抢抓订单;二是调整定位阶段,即2010年初这段时间,我厅与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明确了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主旨是跟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国际商情资讯水平,打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中小企业为对象,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广东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我厅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加快推进广东易发网建设实施工作方案》;三是推进实施阶段,即2010年下半年开始至今,按照《实施工作方案》的部署和安排,整合境内外优质资源,有计划、分步骤地落实了20多项服务产品上网。
  ■工作成效
  笔者:广东易发网取得了哪些成效?
  黄永智:总体上看,广东易发网的公共信息服务的工作已初显成效,为我省外经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网上政企互动取得新突破。专设分管省领导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工作信箱,直接接受企业来访;联合包括省外经贸厅在内的31个与外经贸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权威媒体在线与企业展开一站式互动,在线解答,对于疑难问题,7个工作日内必须反馈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及时发布外经贸重大工作动态和相关政策措施,并就重要政策或工作举措做深度剖析和解读,帮助企业深入理解、利用政策谋求发展。以上做法,有效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对企业的关注和帮扶措施,协助企业消除政策盲点和实操误区,得到了广东外经贸企业尤其是港澳台企业的高度赞扬和积极响应。
  二是国际商情服务系统工程帮助企业快速获取市场商机。重点提供我省九大出口行业产品国别市场商机、政策法规、宏观经济环境等信息,特别加强对海外市场及行业动向、准入规则及技术标准、贸易及投资壁垒、出口产业预警及突发事件的通报;开通“广东易发网快讯”免费短信服务,每天把经贸政策、市场动向、出口产业预警及贸易救济等重要信息发送到企业用户手机,该服务现已覆盖全省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3000多家外经贸企业;开设热点难点问题专家深度剖析专栏。国际商情服务系统已逐步成为我省中小企业掌握国际资讯的便捷通道。
  三是区域资讯合作扩大企业走出去的网络通道。与香港贸发局共建“粤港商贸通”平台,专设“广东出口产品专区”,帮助我省企业推广产品、抢抓订单;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马中经贸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达成多项公共资讯服务合作的意向和协议,加强投资贸易咨询、产品推介、市场配对等方面合作。现已有超过1万家企业在“广东出口产品专区”设立了电子展台,约占贸发网网上商贸平台内地企业的50%,主要集中了电子小家电、轻纺箱包、礼品玩具等中小企业。
  四是地市服务网点建设扩大了公共信息服务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与地市共建“广东易发网公共信息服务站”,方便基层中小微企业就近获取政策、商情信息;建设专业镇推介专区,探索“品牌镇”、“产业集群”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对外推介模式,擦亮“广东制造专业镇”名片。服务站以佛山、湛江、梅州三市为首批试点,专业镇推介以惠州电子家电、中山古镇灯饰、江门恩平卫浴厨具、阳江刀具和潮州凤溪日用陶瓷为首批试点,待时机成熟再向全省扩展。
  ■发展思路
  笔者:广东易发网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使政府主导的公共信息服务更加符合企业的需求?
  黄永智:我们将整合各方资源与优势,尽快把广东易发网打造成为在亚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经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增强对大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政府服务方式转变,充分发挥公共信息服务在促进广东外经贸战略转型的作用,主要突出三大特色功能:
  一是突出政策服务。联手打造面向粤港两地乃至国外投资者最具影响力的经贸公共政策信息发布与咨询服务,创造表达诉求和参与公共决策的便利通道,营造网上办事、网络问政、政企网上互动的开放高效营商环境。
  二是突出国际商情资讯服务。联手打造满足两地企业开拓市场需求的权威性国际商情系统,通过整合海内外市场信息资源,共同研发新兴市场拓展策略报告和网上境外投资专业培训,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及增强“走出去”优势提供指引。
  三是突出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落实《珠三角规划纲要》提出“进一步确立珠江三角洲地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地位”的目标,联手创建电子商务平台,构筑集网上采购、地域品牌推介、项目配对、产业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重点推介广东出口优势产业,促进企业重塑国际营销方式。
  本版撰文 陈寰
来源:南方日报党报关注全国各地党委换届 称是不正之风易发期
制图:肖潘潘
  【开栏的话】
  从今年起到明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集中进行换届。
  换届期间也是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易发期。通过换届,换出干劲,换出团结,换出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好风气,至关重要。
  组织部门如何按照中央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搞好换届工作,坚持公道正派,坚守党性原则,保证风清气正?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做到“进”者奋发有为,“退”者心情愉快,“留”者意志不衰,“转”者迎接挑战?
  从今天起,本版开设“风清气正看换届”专栏,介绍各地换届工作的创新实践,关注其间的重点难点。
  广东惠东专门制订实施方案
  以党务公开 促顺利换届
  县委权力运行流程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广东省惠东县借换届之机,专门制订了《惠东县换届工作党务公开实施方案(试行)》,提出“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
  惠东针对换届工作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惠东县换届工作党务公开实施方案(试行)》中规定,凡是党员和群众关注的重要事项和热点问题,只要符合党内法规要求和换届工作要求,又不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应当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采用适当方式予以公开。特别是选举的程序、时间安排,班子设置情况和名额,主要领导财务审计情况,选举委员会产生办法和名单等。
  在刚刚结束的惠东县村级换届工作中,全县282个村(社区)公平、公正、公开地选出了新一届“两委”成员,在全省率先全面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全县参选率达到91.6%,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和引发矛盾激化现象。(记者刘泰山、李刚)
  辽宁对换届全程立体监督
  换届风气不好 “倒查”追究责任
  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辽宁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目前,县(市、区)党委换届正在进行,市级党委换届工作也将于近期启动。辽宁省纪委、组织部指出,“5个严禁”、“17个不准”是高压线,并提出了启动换届工作的“四条硬杠杠”。
  “四条硬杠杠”即:换届纪律知晓率不高的不能正式启动换届工作;签署承诺书的干部没达到95%的不能正式启动换届工作;未设立换届专用举报电话的不能正式启动换届工作;督查组没到位的不能正式启动换届工作。
  为保证本次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辽宁对换届全过程进行立体式监督,省委派出7个巡视组,进行专项巡视;各级组织部门公布了换届专用举报电话,方便社会各界监督;还进行换届风气测评,换届期间,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开展民意调查和民主测评,换届风气不好或出现问题的地区,实行“倒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据悉,今后辽宁将不断加大严肃换届纪律的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筑牢严守纪律的思想防线。同时,辽宁将实行严肃换届纪律“双承诺”制度,即党委书记代表本级党委,对执行换届纪律、匡正用人风气,以及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向上级党委作出书面承诺;所有符合提名条件的领导干部,都要向组织上作出严守换届纪律的承诺。(记者何勇)
  山西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布邮箱手机
  山西省纪委、组织部日前发出公告,公布了全省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电子邮箱,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本地区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如实反映,对搞好换届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现在登录山西主要门户新闻网站,都可以查阅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公布的全省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换届工作热线手机和电子邮箱。山西省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该省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其中一条措施,就是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全省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换届工作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畅通反映渠道,及时了解和掌握换届工作动态,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在公布各市县纪委、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手机、邮箱的同时,山西省还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站在维护换届纪律的第一线,及时了解和掌握换届工作的动态,化解基层矛盾,有针对性地做好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换届中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要高度重视,及时快速地加以妥善处置和解决。(记者冀业)
  山东村“两委”换届要求“十不准”
  不得送礼搞贿选
  为做好村“两委”新一轮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近日,山东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提出换届纪律“十不准”。
  针对村“两委”换届中容易发生的不正之风,通知明确提出:不准做违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竞职承诺,不准伪造、使用虚假身份证明,不准托关系、打招呼、串联或拉帮结派搞不正当竞选活动,不准以发送财物或许诺其他利益等方式贿选,不准以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妨碍他人行使民主权利,不准以造谣、诬告、诽谤等方式侮辱、陷害他人,不准以损毁选票、毁坏票箱、冲击会场等形式干扰、破坏选举,不准操纵选举或搞虚假委托投票、在选举现场临时委托投票,不准编造、传播、散布干扰换届工作的言论和消息,不准寻衅滋事或煽动、串联他人到上级机关无理闹事。
  为督促参与换届的人员自觉遵守换届纪律,换届期间,县乡两级设立村“两委”换届举报电话,并通过换届工作“明白纸”告知全体选民,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还将对12380举报电话、网站,县乡两级对专用举报电话,进行24小时专人值守。据了解,这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将首次实行换届纪律要求全过程记实签字制度。 (记者马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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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辩论会    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这“三清”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依托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它作为根本性建设,在反腐中必须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为治本的方略,这样才能够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决新时期党建和新时期的反腐败。因为教育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刚性,才真正具有邓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随着权钱,权色交易的发生,官员感觉掌握了巨额财产留在国内很危险,腐败分子十分清楚一旦问题暴露就可能被严惩,因此他们开始了“裸官”三部曲。针对“裸官”现象,我们也正在考虑对策,第一步想把人弄回来;第二步通过一些司法协助,通过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人出去了,钱要想办法弄回来;第三步是不让在国内的“和尚”跑掉,通过限制他再继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对他的出入境作出严格的规定,对他做一些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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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新领导班子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并且措辞严厉;11月19日,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强调坚决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对于近年来中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反腐倡廉领域的新动向以及反腐败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网观点中国邀请到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中国网:过去十年,我们的反腐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何看待这样的成就?
李永忠:这十年间,无论是6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近三十年420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无论是近十年上百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还是六名省部级干部被处以死刑,以及24000人多被移送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很大数量的反腐败的成绩。其中就是在30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420万人中,省部级干部465人,当然现在不止这个数字了。上百名省部级干部因腐败而被追究司法责任,而一旦高级干部因腐败罪被追究的话,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甚至还不止重刑,往往都被判无期或死缓,这占的比例相当大。
据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清廉指数的排名从1995年在41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40位,到2011年在182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5位,而香港的清廉指数却由第17名提升到第12名;2011年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是3.6分(3.5分或者4分以下都叫做比较腐败的国家),而2010年中国的清廉指数排名是第78位,得分是3.5分。
这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在某个年度上是有进步的,但是整体上的进步并不大,因此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才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既要看到我们的反腐败在徘徊中的微小进步,又要看到我们的清廉指数排名在70位到80位之间“小幅振荡”,但是香港在“稳步前进”,香港地区的权力结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一定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行权力结构改革,推进制度反腐。
反腐“成绩单”正好印证了中央和中纪委关于反腐败总体态势的一个评语——“三个并存、两个依然”:“三个并存”,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两个依然”,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网:如何理解这“三个并存、两个依然”?
李永忠:第一,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第二,防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与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并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断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它的惩处烈度在加重。全世界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严惩贪官的,我们省部级干部就杀了6个,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了,属于副国级的人我们都杀了,但是腐败仍然还是易发多发,这就说明我们仅仅靠惩处的烈度和打击的力度来解决,不一定管用;第三,群众的期望值不断增高和腐败在短期内难以遏制根除并存,这既是反腐败的总体态势,也是反腐败所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表现就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这是中央和中纪委这些年对反腐败问题,集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认识的统一的手法。
中国网: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是怎么导致的?
李永忠:《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准备过火焰山,火焰山上烈火绵延,孙悟空第一次从铁扇公主那儿拿了一把假扇,他们以为这就能够扇灭火过去,结果第一扇扇下去,火稍稍降了一点,但是立马反弹,孙悟空不死心又扇第二下,第二下又灭了一下,但又反弹,到扇第三下的时候,火仿佛好像是压过去了,但是这一次反弹更猛烈,差点把他们师徒四人烧死,幸好他们跑得快,结果才损失了一些衣物然后逃脱了。
目前,我们的反腐败跟这个故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是明朝时朱元璋所用的方法,朱元璋当时利用权力反腐,据明史专家讲,他利用四个大案,把在职的官员杀了两到三遍,甚至把前任因贪腐处死的官员,剥皮食草,把皮剥下来装上稻草放在衙门口,第二任继续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明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贪污腐败是普遍性的,在普遍性当中出了一个海瑞,这是相对比而产生的,所以说海瑞就显得特别清廉了,这恰恰是明朝的不祥之兆。在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的盛世,我们没有听见谁更清廉,因为清廉是那个时候的普遍现象,因为官员本身有比较体面的收入和体面的职位相称,他就不再去拼命贪污了,当然还有一些制度上的规定,但是明朝恰恰相反,最后朱元璋用杀的办法来解决腐败问题,最后他自叹用严峻刑法解决不了贪污问题。所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能力最低,皇帝水平最低,官吏最为腐败的一个朝代。所以中国的汉唐都是可以称雄全世界的,宋代虽然积贫积弱,但是起码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还有可取之处,但是到了明清中国就进入一个极其衰落的阶段,这和朱元璋的治国方法,与他利用封建的权力结构有很大关系,也是明朝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目前用的是战时反腐,权力反腐的做法,才会出现“三个并存”的情况,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我们治了很多标,而且治标的力度很大,下的功夫也很重,但是治本,朱元璋始终没有解决明朝的薪俸问题和明朝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不相信监督机关,他搞的是权力制衡,搞的是特务政治,在监督机关另设了一套特务机关,依靠东厂、西厂、锦衣卫来搞监督,结果权力制约是很畸形的。另外,明朝皇权独大,宋以前特别唐汉时期,君臣可以坐着论道,到了明清只能跪领圣旨,到清朝甚至要称奴才了。
十年来,我们反腐败所取得的成绩不光得到了国内群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正是由于这些年我们不断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但是通过治标取得成绩,不足以支撑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不足以满足群众不断升高的期望值,不足以让社会,特别让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是比较清廉的国家,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得分很低,才3.6分,4分以上才能进入比较清廉,3.5分或者4分以下都叫做比较腐败的国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进入4分这样一个比较清廉的这么一个序列里面。
中国网:十八大把反腐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什么?
李永忠:全世界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有三个政党:第一个是巴拉圭的红党,连续执政63年,第二个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第三个是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74年,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长期执政,不管是红党和革命制度党,他们还有机会翻盘,而苏联共产党丢了政权21年没有翻盘机会,是什么原因呢?这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警戒,因为我们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共产党丢掉执政地位已经21年了,它和东欧共产党,基本上都没有重新取得执政政权,就引起我们中共的反思。因此在十八大提出了最为严峻的一句话——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句话过去说过“三个葬送”,过去也说过“亡党”,但是没有像这句话说得那么重。
重在什么地方呢?第一点,前面没有“如果”一词,没有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而是“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后面不是“将要亡党亡国”,而是“就会亡党亡国”,“甚至亡党亡国”,前面没有“如果”,后面不是“将要”,是“就会”和“甚至”,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已经没有假设的东西在里面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现有的权力结构,按照现有的反腐方式下去的话,就会造成致命伤害,就会亡党亡国,而不是可能。这已经是中央和各界乃至群众的共识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第二点,他还提了一句话——“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一句话。十八大后的网调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排在第一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排在第二的是反腐败,排在第三是民生,那么这就说明,现在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原本都认为民生应该是群众最关心的,没有想到它仅仅列在第三,为什么呢?这说明和我们十八大召开有关系,人民关心党的建设,关心党的政治领导,当然就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了最前面。所以,希望十八大后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深化反腐败,也是强烈的呼声。
中国网:当前的腐败问题有哪些新的特点?
李永忠:我干这一行干了33年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就在军队搞纪检,后来转移到地方搞纪检,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纪委研究室研究反腐败,从一个专家学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前反腐败的新特点叫做“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这是一种简单的一次性的交易,适应面也最广泛,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很快就会受到党纪国法乃至党的政策的惩治,要逃避交易本身带来的惩治,就会进入第二个层次——权色交易。权色交易,金钱与美色的交易,但是这里所谓的“色”,只是用一个人们能够比较直观了解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非物质化贿赂,不仅指美色,是泛指一切非物质化形态的交易,是以物权力和非物质化形态的东西进行交易,是一种复杂的多次性的交易,因此大家看见性贿赂、信息贿赂,等等,这种交易目的是规避政策和法律的打击,但是通过政策和法律的一些填补,权色交易很快就可以解决了,他们还会进行第三个层面叫权权交易。权权交易,就是权力和权力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就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化形态了,不需要通过直接的经济利益来表示,而是用进行一种政治交易,通常用的政治结盟的手段。一旦权权交易形成的话,整个社会就板块化了,下层的人再也上不去了,于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知二代等N二代就这样产生了。
因此,可以说,权钱,权色,权权交易,都是腐败在延伸变化过程中必然的三个层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裸官”现象,随着权钱,权色交易的发生,官员感觉到自己掌握了巨额财产留在国内很危险,腐败分子十分清楚一旦问题暴露就有可能被严惩,因此他们开始了“裸官”的三部曲:第一步叫人出去,就是将妻子儿女通过各种手段送出国外,开始把通行证办出去,后来是把绿卡争取到,那么这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叫庙出去,就是在国外扎下根,将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出去;第三步和尚再跑出去,一旦国内形势不好,自己东窗事发,腐败分子就利用提前办理了各种不同的,和本人姓名地址完全不同的护照出国。
中国网:该如何对这三个层面的腐败以及“裸官”现象对症下药?
李永忠:可以说权钱、权色、权权交易就是腐败在不科学,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中必然会相继出现的三个层面,所以我们不能只针对腐败的“病象”进行治疗,要对它的“病症”,特别是要对“病源”进行认真地剖析研究,才能找到原点,对症治疗。30多年来,“三权交易”从80年代提出,到现在的发展演变,都印证了这种发展趋势。
目前我们对铲除权钱交易比较有办法,惩治权色交易也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权权交易虽然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但因为目前还不是特别严重,只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还是能够解决的。而三个层面的腐败问题,都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改革。目前中国裸官问题是很突出的。针对“裸官”现象,我们也正在考虑对策。第一步想把人弄回来;第二步把庙弄回来,通过一些司法协助,通过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人出去了,钱要想办法弄回来;第三步是不让在国内的“和尚”跑掉,所以通过限制他再继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对他的出入境作出严格的规定,对他做一些必要的限制。
目前中国裸官问题是很突出的。第一,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经济全球化使我们的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领域,所以腐败分子就会利用这一点藏身;第二,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有关,两个改革上的一手硬一手软,不能同时硬,就会出现问题,不光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无法巩固,甚至得而复失;第三,与制度反腐未有实质性推进有关,从对裸官问题的组织约束,制度约束,到法律约束,都还是不够的;同时,与我们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也有关系,腐败分子掌握了巨额财产之后,害怕受我们加大力度的严厉惩处,因此就想办法转移财产和家人。
同时,这也说明他们是在利用我们制度上的一些漏洞,虽然我们加入了WTO,但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还跟不上WTO的发展,到明年才评估中国的履约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贪官出去以后,如果要把他引渡回来,我们还要需要一系列的司法协助和有关的会商,以及一些相关的条约相配合。所以一定要在第三步“和尚”跑掉之前,治就天罗地网,防止人跑了,庙跑了,最后和尚也跑了,这样对我们反腐败是非常不利的。
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初,我就撰文强调,不仅反腐的手段要严厉,而且反腐的制度设计更要严密,这样才能够织成反腐败的天罗地网,并不是打击的力度、强度、烈度越大越好,关键是织好“天网”,要有顶层设计确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不但不能有效打击裸官,还会导致更多人的效仿,反而会使漏洞越大,群众不满意的程度也会越大。
中国网:十八大对反腐败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
李永忠:我的理解是,十八大后,制度反腐会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为全党所重视。
三十二年前,小平同志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看到了靠苏联模式不能发展经济,同时也隐含了靠苏联模式还不能发展民主政治,但是大家对发展经济的问题比较重视,在当时大家对发展民主政治想得不多,当时主要是经济很困难,所以首先解决到崩溃边缘的经济问题。当时,我们政治环境还比较好,我们的清廉状态非常好,清廉指数得分非常高,4分多,没有低于4分,尽管他那次他没有公开评,但是对于国际上对我们80年代有一个概率评比是5.17分,过了半数,这是比较好的。
但是,小平同志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只是经济建设这手比较硬,政治体制改革这手比较软,因此三十年来一手硬,一手软造成我们现在情况。所以说,十八大后,从它的排位上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可以称之为叫革命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我称之为执政党的建设,这两个是不同的。
在1986年,我就撰写了《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一文,由于观点过于超前,不为当时所认同,直到八年后《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卢继传看见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还是刊载在号的《人民日报》内刊《理论参考》上。但是由于突破了当时党建“老三大建设”的认识框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第二个八年,2002年,十六大才第一次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之中,是“贯穿于”关系;十七大才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并列关系;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放在最后一项,这样的变化说明制度建设有了一点载体的意思,有一点根本性建设的意思,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的根本性和载体作用。希望十八大以后能够明确提出制度的载体作用,把它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党才能依靠制度的力量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网:为什么要把制度建设提高到这样的高度?
李永忠:过去我们党只有三大建设,因为当时的战争和群众运动可以充当载体,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制度建设。但是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新时期党的建设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但是我们权力结构并没有改革,制度建设实际上只停留在纸上、嘴上、墙上,并没有落实到党的实际建设中去,所以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两大建设的提出是建立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方向走等问题都有了一系列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执政党应有的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没有战争,没有群众运动,就必须靠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把权力结构搞好了,制度建设就搞好了。一个党就成熟了,这个党的成熟不仅表现思想上,理论上,更集中体现在制度上。以我们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美国的思想理论并不先进,文化也只有200多年历史,但之所以它能够领跑全球100多年,靠的就是它的权力结构设计比较科学,也比较合理,而且也得到全球现代企业实践的印证,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与美国的三权分立是相互参照的。另外,中国从秦代到唐代领跑世界1000多年,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比较科学,比较合理,所以我们的封建社会比西方早500年出现,晚500年灭亡,其中既得益于这个比较合理的权力结构,又受制于这个比较严密的权力结构,导致封建社会本应在宋明之际解体,就因为权力结构的作用力,苟延残喘到清末辛亥革命爆发。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这“三清”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依托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它作为根本性建设,在反腐中必须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为治本的方略,这样才能够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决新时期党建和新时期的反腐败。因为教育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刚性,才真正具有邓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中国网:目前的反腐败,难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
李永忠:目前反腐败的难点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而突破口也在权力结构改革上。1980年,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权力结构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是照搬苏联模式,所以经济体制跨越式向前发展,政治体制却基本按兵不动,造就了一手硬一手软,一腿长一腿短,差距就越来越大,而这越来越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腐败现状的“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的真实描写。
胡锦涛在200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曾经谈到“监督的制衡力”,充分说明党内的权力结构必须改革,没有改革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制衡,必须站在权力结构改革和分权的起点上,“监督的制衡力”才能出现;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出“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就蕴含着选用人机制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权为民所赋”,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基于这两点,也是下一步十八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需要高度注意和加快进行理论设计的两个重要支点。第一,党要分权,以形成制衡,否则党内民主难以发展,党内监督无从实现;第二,选用人机制要改革,否则党员和群众的主体地位无从体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无从体现,这就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两个根本的核心要素。
中国网:应该如何看待“网络反腐”?依靠群众的推动力量对反腐能产生多大的作用?
李永忠:十五大的报告有五句话,“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被称之为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前四句话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实,唯独第五句话,“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三天之内两次谈到 “警醒”:在11月15日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又在11月17日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这些年来,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不少重大的违法违纪甚至腐败问题,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了的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必须取得突破的时候,否则就会失去机会。
由于三十多年来群众一直是反腐败的旁观者,想参与没平台,想支持无渠道,致使腐败滋生蔓延,易发多发,查处腐败分子的级别、金额都在不断增加,致使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作为腐败直接对立物和反腐败主力军的群众却只能作为旁观者,期望值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反腐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特色,实际上互联网时代在各国都没有催生网络反腐,而在中国却产生了网络反腐的强大效应,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个现状,从而找到引导网络反腐的正确方法。
根据中国青年报最近的社会调查显示, 66.6%的受访者坦言很关注当前的反腐工作,76.6%的受访者期待未来十年国家的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强。调查中,77.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期待十八大后有关方面能提供更多便于老百姓参与反腐败的渠道,其中50.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期待”。59.9%的受访者表示,将来如果发现腐败现象,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反腐斗争中。
网络反腐是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具反腐,在实践过程中会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只有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点上,我们才能够正视网络反复,支持网络反腐,同时又要引导网络反腐,以避免被坏人所利用。江苏淮安的“阳光纪检”就充分说明,450万人的淮安,一年多的时间民众点击量接近6300万,这说明:第一,积极性,群众有参与网络反腐的积极性;第二,有序性,淮安“阳光纪检”有接近6300万的点击量,但是淮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没有乱;第三,有效性,不正之风得到了遏制;第四,拓展性,由“阳光纪检”拓展到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包括干部家庭财产的公示,都在分步进行。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力强引导得好,网络反腐会成为依靠制度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腐的一个利器。
中国网:“网络反腐”自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李永忠:任何一个工具都可以做好事,同时也可能做坏事,所以对于网络反腐,如果不介入,不管理,不引导,当正面消息出不来,负面消息也就会在网络上盛行。
中国网: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永忠:我们要重视网络反腐,就要用主导的声音去影响它,同时就必须强调它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不能在该讲话的时候失语失声,也不能讲假话,讲套话,讲官话。坚持这么做,网络反腐这个阵地就不会被别人占领,而成为动员组织领导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的重要阵地,因此,既要充分利用其积极性,也要帮助消除其消极性。
首先,这个平台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封杀,必须要正视它,网络上的匿名攻击、造谣中伤是存在的,把这些东西分辨清楚;第二,要积极利用它,这样才能用主流的声音,积极的因素,去压制那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不要害怕,越害怕对你自己越不利,所以要疏而不是堵。
中国网:刚才说到治标的方法,对反腐败来说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治本之策是什么?
李永忠:对十八大之后的制度反腐展望,对于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我开了“五个药方”,反腐败“五药方”,就是要维护和保证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的前提下推进,我们的制度反腐才能取得应有的成绩。
第一,是改革权力结构。首先是党的分权,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但是在地方要合理分权,中央要适度集权,地方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要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来分解权力,党代会常任制就起这个作用。
第二,要改革选用人体制,不能再搞等级授予制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和省级这两级要缓一步进行,下面乡市县必须抓紧搞,也要分门别类。总的说,这两个改革应该是中央适度集中权力,而地方,尤其是县级和市级,应该加快权力结构的改革和选用人体制的改革。
第三,要积极稳妥处理腐败“呆账”。三十年积下的腐败“呆账”很多,因为我们治标的方法,越治标就像人感冒之后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断吃退烧药,不断出汗,出汗以后烧退了,但是很快病情会加重,因为病症根本没有抓住,所以会更严重。我们搞30多年的治标,我们的“肌体”被治的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很多的腐败“呆账”,必须处理它,不处理就没法解决了。
第四,就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我们设立了一批经济体制改革特区,所以我们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就在于我们30多年来至今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这个工作要难得多,牵涉面大的多,所以要必须通过特区进行实践,成功了经验才可以拷贝,失败了我们也买得起单。
第五,就是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要真正把十五大的五句话,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落到实处。过去,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民众之中”,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三十多年,群众想参与没有渠道,想支持没有平台,最大的主力军都有游离于反腐败斗争之外,只靠专门机关的单打独斗和孤军作战不可能打赢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向全党敲响了“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的警钟。
最后,我想说的是,群众真正组织和发动起来之时,就是腐败被遏制在最低限度之日。所以说群众肯定是腐败分子的直接对立物。他可以收买任何级别的领导,唯独就收买不了群众,如果他把13亿中国人都收买了,那么他就肯定不是腐败分子,而是“天下为公”的人了。腐败分子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也不会这样去做。
中国网: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该如何解决三十年积下的腐败“呆账”?
李永忠:解决腐败“呆账”有三个方法。第一是特赦,在规定的时间内,划定一个区域进行特赦,其前提条件就是换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个划定区域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并引用第三方进行量化验收并合格后,可以对这个地区所有的有腐败行为的人进行特赦,以换取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第二个方法,是我和湖南的一批专家学者十多年前研究的,已取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的,并且通过人大立法,叫做有条件的部分赦免。腐败分子将收受的贿赂清退了,并且经查实案发后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以及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同时维持他们现实的一些政治经济利益。但是,目前老百姓并不愿意接受,老百姓希望一定要枪毙,一定要判刑,但是这样做肯定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更严重的抵抗;
第三个方法,绝不赦免。这也是不少干部群众愿意采取的一个做法,但这种做法适用于很清廉的国家地区,我们的腐败呆账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腐败呆账的通常都是用第一个方法来解决,香港、南非、西班牙都成功了,第三个办法是目前中国使用的办法,第二个办法是把第一个办法第三个办法结合起来,是一种折中的办法。
有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我们的平均腐败案件潜伏期是1年多,近十年来,平均腐败案件的潜伏期变成了9年多,增长了七八倍。因此,如果我们用第三个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经破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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