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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心理学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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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日报：有哪些著名心理学实验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有趣结果的案例？
知乎日报：有哪些著名心理学实验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有趣结果的案例？
来源：互联网
编辑：新闻阁
时间： 18:04:00
导读 : 说几个略跑题的小实验吧首先是视知觉上的文化差异。人们在观看相同的图片时会知觉到不同的东西，很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文化的影响。比如这张挺有名的图片：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鸭子还是兔子?网上的解释是女人看到兔子男人看到鸭子，另一种更靠谱的解释是，这取决于你所在的文化的阅读方向。...
　　说几个略跑题的小实验吧&&
　　首先是视知觉上的文化差异。
　　人们在观看相同的图片时会知觉到不同的东西，很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文化的影响。
　　比如这张挺有名的图片：
文章链接:http://www.xinwenge.net/know/zhihu/85d020d3.html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鸭子还是兔子?网上的解释是女人看到兔子男人看到鸭子，
　　另一种更靠谱的解释是，这取决于你所在的文化的阅读方向。
　　如果你的阅读习惯是从左往右，就更容易第一眼看到鸭子，
　　如果是从右往左(比如阿拉伯人和台湾人)，就容易看到兔子。
　　嗯其实这些就是认知上的差异，也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吧&&
　　之前几个回答里提到的一个实验显示，东方人对背景变化更敏感，而西方人更关注前景中的主体。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绝对的。心理学家彭凯平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调查美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对于雷达上变化的反应差异，结果发现两国飞行员的反应速度并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说，这种不同文化下的人对于背景和前景注意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训练消除的~
　　此外，深度知觉和空间知觉也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心理学家 William Hudson 找了两群小学生，一群是英国小学生，一群是来自赞比亚农村，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小孩子。给他们一堆小棍子和橡皮泥，让他们照着下图拼一个&模型&：
　　结果英国小学生拼出来的大多是一个立体的残缺正方体，而没受过西方教育的赞比亚小孩拼出来的是一个平面上的图形。
　　接下来他又找了一群赞比亚小学生，给他们看另一幅图三秒钟，然后让他们把这张图画出来：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不可能存在的立体图形，而实验结果是，具有深度知觉的小学生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画出这个不科学的图形，而不具有深度知觉和空间知觉的小学生分分钟就画出来了!
　　上面两个试验中，由于这两群小孩子所处的文化，以及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空间知觉能力也有很大不同。那些没有学习过平面和立体的概念的赞比亚小学生，被称为 2D-Viewers，而英国的小学生则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属于 3D-Viewers。
　　3D-Viewers 因为懂得立体的概念，能够在脑补中自由把一些线条的组合转化成立体图形，导致他们会把第一个图知觉为一个立方体;面对第二张图却因为总是脑补成立体的而无法画出来。
　　在思维方面，也有关于概念归类方式的文化差异。
　　给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分别看三个事物：牛，草和鸡，问他们哪个事物应该和牛归在一组。
　　结果显示中国被试倾向于选择草，而美国被试倾向于选择鸡。
　　这是因为事物之间可以有两种归类方式：相关关系或者从属关系。
　　强调整体性知觉风格的人，通常根据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进行归类，因此很容易把牛和草归成一类，因为牛要吃草，属于从属关系。强调分析性知觉风格的人，相对而言愿意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来进行归类，而把牛和小鸡归在一类，因为他们都是动物，不同的知觉风格会影响概念形成归类方式。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知觉风格偏向于整体性，美国人的知觉风格偏向于分析性。
　　再比如向被试提问：下面三个事物中哪两个关系更密切：
　　猴子 - 香蕉 - 熊猫
　　老师 - 医生 - 作业
　　中国被试倾向于把猴子和香蕉，老师和作业归到一类，
　　而美国被试倾向于把猴子熊猫，老师医生归到一类，也是同样的道理。
　　下面这个实验也可以说明上述的结论：
　　彭凯平和 Morris 在全球各地用这张图片询问被试，询问的问题是：
　　最下方的花朵应该属于 A 组还是 B 组?
　　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亚洲人认为最下方的花朵属于 A 组，而欧美人倾向于选择 B。
　　观察一下可以发现，最下方的花和 B 组的所有花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茎都很黑很粗?
　　而 A 组的花和最下方的花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共同点，但在形状上显得较为相似。
　　简单来说，选择 A 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所以是一种花&，
　　选择 B 则是因为&它们有一样的茎肯定是一种花&。
　　这也正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
　　东方人喜欢依据关系和相似来归类，而西方人喜欢按照范畴和逻辑来归类。
　　最后，不同文化下人们对社会行为的归因有所不同。
　　我老板的老板彭凯平的卡通鱼群实验，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不同文化下人们归因倾向的变化。
　　彭凯平和 Morris 制作了鱼以各种方式游动的动画，每种游动都是一条鱼以一种方式游动，而一群鱼以另一种方式游动，要求被试对这些鱼的行为作出解释。
　　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产生的。
　　比如右上角和左下角这张两图，其实是一样的，但中国被试倾向于认为鱼群抛弃了蓝色的鱼(外部因素)(如右上);而美国被试倾向于认为蓝色的鱼在加入鱼群(内部因素)(如左下)。
　　左上和右下也是同理，中国人认为是鱼群在跟随蓝鱼，而美国人认为是蓝鱼离开了鱼群。
　　结果显示，美国人更看重个人心理品质，倾向于内部归因，而中国人看重环境影响，即外部归因。
　　这一实验还有后续的部分，发现文化启动同样能够影响我们的判断。
　　华人心理学家赵志裕和康莹仪夫妇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呈现与上述卡通鱼相似的图片，但在此之前，先给被试呈现与东方或西方文化强烈相关的图片。
　　比如中国文化符号：长城、孙悟空、毛泽东;或者西方文化符号：自由女神像、美元、华尔街。
　　实验结果是，如果启动中国的文化符号，人们的反映更多的倾向于中国式的反应方式，体现出更多的团体主义的归因倾向，如果启动了美国的文化符号，被试更多地采用与美国人相似的归因方式，关注个体鱼对其他鱼的影响作用。
　　还有另外一个支持上述结论的实验：
　　1991 年发生的一名叫卢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杀人的事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同学、导师和副校长。
　　彭凯平和 Morris 发现中国媒体报道时倾向于强调卢刚的生活环境因素，而美国媒体报道时重点则在卢刚的个人特质上。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卢刚是中国人所以中国媒体为他辩解。
　　然而在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邮局工作人员 Thomas McIlvane 因为找不到工作射杀了原来的上司同事和路人。心理学家发现在这次事件后，媒体的报道倾向依然和上次事件一样，美国记者关注于 McIlvane 的个人气质，从他过去的行为中推断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记者则强调影响 McIlvane 杀人行为的情境因素。
　　随后，彭凯平和 Morris 找了一批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让他们解释这两次杀人事件，并让被试判断：如果环境不同，即这两个凶手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凶杀案是否还会发生?中国被试认为很可能不会发生，而美国被试认为无论环境如何都必然会发生。
　　实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说法：不同文化下的人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即不管凶手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被试都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被试倾向于特质性解释。
　　大致就是上面这些了&&
　　说句题外话，跨文化心理学在不同的国家复制实验确实会有一些很有趣的结果，但是有一些实验在没有操控变量的情况下，把差异全都用文化的因素进行解释，其实很容易强化人们的偏见。上述的实验结果也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特质，只能做一种概括性的总结吧。
　　想起来政治学老师曾经说过自己特别讨厌政治文化这个词，因为用文化这个宽泛的概念来解释同一政治制度下的结果差异其实等于啥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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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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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论是现代中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它反对经验实证主义在解释心理现象时所持有的反映论观点，认为心理活动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张知识是建构的，是处于特定文化历史中的人们互动和协商的结果。[1]
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
马克斯·韦伯
家杜克海姆、社会学家、等是它的早期代表。
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文化是知识生产的决定因素，其研究的重点在文化力量怎样建构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其中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人的认知是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中“建构”的，而不是人固有的。米德的观点是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的范式论在社会建构论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62年出版的《》一书中，库恩驳斥了实证主义的通过经验证实而逐渐累积事实和发现的科学进步模式，认为科学发展的形态是范式的变更，即一个理论模型取代另一个模型的“范式革命”。库恩指出，科学研究总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的发现和科学的事实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特定范式的，范式决定了哪些研究发现是科学事实，哪些研究发现不是事实；在前一个范式中构成科学事实的，在后一个范式中可能就不是事实了。库恩的范式论观点表明了事实的相对性，为社会建构论论证知识的建构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建构论形成的过程中，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1966年出版的《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被誉为社会建构论的“”。在这本书中，伯格和拉克曼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社会共同意识怎样影响了有关实在的知识上面，探讨对实在的信念怎样影响了实在的社会建构，分析主观的意义怎样客观化，又怎样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主体内在的东西。伯格和拉克曼站在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揭示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怎样影响了实在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虽然伯格和拉克曼仍然站在两分法的立场上区分了主观和客观，这一点很难为现代社会建构论者所接受，但他们有关实在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思想使他们成为社会建构论公认的先驱人物。　　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建构心理学主要有三种形态：　　1.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亦称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为主要代表，主要特征为完全否认心理现象的实在特性，认为所谓的意识、心理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　　2.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以英国心理学家海尔为主要代表，其特色为话语心理学和倾向。　　3.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肖特为主要代表，强调语言的修辞和反应特性。这三种社会建构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
第一，知识既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传统上，逻辑主张知识是经验观察的产品，这种观点已经被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摒弃。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也并非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而作的“科学发现”。所有的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置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认识过程本身依赖于某些概念和范畴，如果作为认识过程的观察本身依赖于这些先在的概念和范畴，又怎么能保证通过观察而获得的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呢？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同时，建构是社会性的，并非个体的、内在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
第二，实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谓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语言的建构。“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里，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所以，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格、态度、情绪、认知等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建构论的心理学史家丹茨格在印度尼西亚的心理学教学经验表明，印度尼西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和分类同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心理学史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心理现象提出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的意识和心理结构。所谓的实在、精神实体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
第三，语言并非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也并非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的工具。我们用以理解社会和自身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所指涉和描绘的对象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系统并不是一个地图，准确地反映它的对象。作为“能指”的名称和作为“所指”的实体之间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关系是人为的、偶然的。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是先在的，能指并非仅仅具有命名功能，它同时具有规范作用，规定了人们认识的方式，限定了思维的方向。由于对于心灵的社会建构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而社会建构论把心理学关注的焦点由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到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探索语言是怎样影响心灵的社会建构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中性的、透明的，是人用以表达心理内容和心理状态的工具。依照传统心理学的观点，人的“自我”、“人格”、“动机”、“信念”都是独立于表述它们的语言的，这些心理现象是先在的、独立的，语言就像标签袋，我们可以从中自由地选择术语和词汇描绘这些内部状态。但是社会建构论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主张。认为所谓的心理状态、心理过程恰恰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语言是先在的。　　在个体出生之前，语言中就存在着“情绪”、“意志”、“动机”等范畴，当个体认识自己时，不得不使用这些语言范畴，因为这些语言范畴已经前于个体而存在了，如果不使用这些语言范畴，个体就无法让他人了解自己。所以，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和媒介，相反，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使我们能对意识和心理进行分类，并用于解释新的经验。它不是表达思维，而是规定思维。
1.反基础主义。认为心理学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 　　2.反本质主义。认为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质是社会建构出来的。　　3.反个体主义。　　4.反科学主义。从主流心理学面临的批评和促进心理学家对学科自身的反思方面来说，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其反实在论倾向和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却是值得商榷的。[1]
社会建构论对西方心理学最大的冲击是它给心理现象的定位。传统上，西方心理学一直沉沦于主观—客观；内源论—外源论的两分法的泥潭中。社会建构论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力图避免主观—客观、内源论—外源论的两分法，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脱离话语而独立存在的“心理实体”，心理现象是人在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中的话语建构物，在人的的内部，并没有什么情绪、动机、人格，促动行为产生的，不是什么内部的动机，而是话语的操作特性。在社会建构论的视野中，心理学的情绪、动机、人格等概念和范畴失去了本体论的基础，仅仅变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话语的产物，心理学由此而不再是有关心理本质的事实和规律的探讨，而是对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话语进行分析，找出特定心理形式产生的社会原因，并进行历史地、跨文化的分析。如果这种观点得以成立，则意味着传统心理学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要推倒重来，心理学将走上一条不同以往的全新道路。这样一种观点对心理学家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建构论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依照经验主义的观点，科学知识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准确表征，心理学知识则是对作为精神实体的“心理”的正确反应，是心理属性的经验表征。而这种知识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经验方法获得的，经验的证实或证伪是通往科学真理的主要途径。社会建构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它抛弃主观—客观、映像—实体的两分法概念，主张放弃以感觉经验作为试金石的经验方法，把知识的产生放到人际互动的社会范畴中，放到文化历史的社会背景中。在社会建构论那里，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因此，社会建构论主张放弃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把知识放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考察知识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及其相对于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实用特点。这种观点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知识的社会属性，对于克服传统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倾向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社会建构论也由于其观点的激进而面临着众多的批评。批评最多的是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观点。依照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并非客观实在的反映，也并非客观世界的映像，而是一种语言的建构，我们对于心理过程、自我、人格等的认识仅仅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一种语言建构物，并非真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条件下得到的其它知识和认识没有真假之分，其价值是相等的。批评者们指出，认识过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是如果因此而否认心理学知识的客观性，则会陷入虚无主义和怀疑论的泥潭。心理学的知识必然受到文化历史条件的影响，但是追求对心理现象的“真理性”的认识是心理学的唯一目标，如果心理学家放弃了这个目标，则会成为一种语言游戏，将损害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合理性。　　对社会建构论的另一个批评它在解释心理现象时所持的激进的观点。依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心理现象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存在于人际之间，所谓的心理现象只不过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批评者们指出，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使人重新看到了激进的行为主义的阴影：行为主义否认心理现象的存在，在行为主义那里，人犹如刺激----反应的机器，有机体是“空洞”的，是受环境刺激决定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人格等心理现象不存在于人的内部，它们只是理论的假设物，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人的行动是话语的操作性产生的结果。因此，一些批评者认为社会建构论只不过是“新瓶子装旧酒”，是打着后现代旗号的激进行为主义。[1]
西方社会建构论运动的日益勃兴，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有学者认为把“心理学理论从狭窄界定的观察陈述中解放出来，可能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最受用的遗产”。　　这种“遗产”存在着二重性矛盾。从社会建构论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语言实在论观点而言，既然强调科学和理论不是经验事实的抽象和概括，而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话语的建构，那么其理论也只是一种建构、一种话语系统，会导致否定理论、游戏理论的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而是一种语言、文化的建构产物，那么就需要改变经验实证观点对理论附属性地位的传统认识，关注理论建构对经验事实的制约作用。这在客观上又推动了心理学对理论研究价值的重新定位，进而有利于理论心理学的发展。　　从传统实证观点中解放心理学的理论界定　　社会建构论者对科学实证心理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清理批判。认为以实验研究为代表的评价标准，“几乎都是基于实验或者问卷研究。我们觉得这类研究往往是简单化的，很少涉及更大的政治问题，它们所依靠的对科学的理解，与新的科学哲学以及由此催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是格格不入” 。　　在实验研究中，存在着精心安排的期望效应和需求特征，过度依赖实验的方法对于理解人类行为也具有不可突破的局限。例如波特便批评当前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缺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主题进行解释的理论，“缺乏长时段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整合”。　　为了进一步克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困境，格根在《心理学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提出要探索一种具有新的途径和视野的理论计划，包括逐步超越实证主义；确定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讨论与文化实践有关的理论；发掘理论智慧的社会文化资源。社会建构论者提出，心理学理论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哈瑞明确地说，实证主义“作为未来科学的一个标志已经证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对理论性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破坏”。而社会建构论者所强调的知识的社会建构属性这种智力模式，“不仅能够使我们在一个更广的社会对话中思考这些问题的功能。同时，它也打开了可能行动的新空间”。
对心理学理论价值的重新定位　　积极探索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与心理学样式，是近十年来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建构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格根等人提出其研究目的，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为此，他们积极引入观察、语言、文化等视角对心理学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新的定位与选择。　　从观察视角而言，社会建构论者认为观察是理论负载的，因此，观察并不能确保真理的获得。如果以观察来检验理论，便等于用一个理论验证另一个理论进行循环论证。理论并非在经验数据收集之后躺在扶手椅上的闲暇产品，而是一种分析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如果将理论理解为一种建构活动，则意味着对事实、素材和数据的积极筛选，包括了创新和创造。社会建构论强调了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理论心理学的发展。　　从语言视角而言，社会建构论者认为语言是唯一的社会实在，其意义依赖于语境，语言规则包含着“文化生活的模式”。心理学的理论产生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的习惯性使用，来自于“语言的前结构”被随后普遍化为“科学事实”。因此，社会建构论者主张要从个体理性语言转向公共理性语言。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开放的对话态度、互动方式，可以改善对现有解释的丰富性和精确度。　　从文化历史视角来讲，社会建构论研究者认为，心理学的理论长期存在失去历史和文化声音的原因在于，从实证的眼光中，无法以有效的方法报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强调心理学的概念、理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根据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见解差异，正反映了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性。因此，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理论也是一种研究形式，正像实验报告和文学作品一样，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既要有西方的理论成果，也需要增加亚洲、非洲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研究案例。积极开展理论问题的文化对话会促进理论的健康发展。　　对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解　　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家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心理学反对关于理论高于实践的思想，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受到理论的指导。　　社会建构论者认为这种理解是有很大缺陷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处在分离的状态，二者之间关系“如同家庭成员间高度依赖而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一种实践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理论解释，同一种理论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实践方案。理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实践智慧资源。理论是人类不确定行动的一种形式，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社会建构论者赞同杜威的观点，强调理论要先行，理论要为实践服务。理论是实践的前结构，具有实践力量，且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因此便需要进行理论反思、辨析和批判。评价一种理论，一方面看其与实践的融合性，即是否促进了社会实践活动，从而使实践活动更有效、更有意义。另外，理论作为心理学家的话语建构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行动的特征，可以促进社会生活实践的变革。这种将理论置于观察、建构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新视角，为解决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2]
．中国知网[引用日期]
．光明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