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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资源诅咒问题的的研究——基于双轨制体制、人力资本异质与技术创新视角.pdf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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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_ 摘 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并不
会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即资源诅咒的假说，其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资源诅咒
的传导机制问题，也是解释该假说的关键。现有传导机制理论，尚不能足够地说
明资源诅咒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尤其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是
通过什么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显得
更加复杂和多样。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研究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
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相关主要命题。论文在对多年来的国内外文献梳理基础
上，首先从理论模型上考虑我国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历程的实际情况，论
证我国是否有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初步分析了我国资源诅咒现象中
正在发生的或已出现的主要问题。然后，经验分析上选取了双轨制体制、人力资
本异质和技术创新三个切入点，寻求转变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促
进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相应的减缓或破解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本
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①从理论分析上看，本文构建了3部门+3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区域内
关于资源诅咒出现的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
程，基于局部改革理论模型上，尝试性地解释经济政策改革对我国资源诅咒问题
如何产生影响，并辅以新经济地理理论要素给予补充说明。结果表明，资源开发
的繁荣不仅影响了生产要素在跨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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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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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徐康宁，经济学博士，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出生，江苏句容人，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投资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国际贸易、产业分工及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主持并完成"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研究"、"台资企业管理模式研究"等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了《文明与繁荣》、《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现代企业竞争战略》等学术著作六部。
徐康宁成名作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而欠发达国家在普遍缺乏资本与技术革新传统的前提条件下，出口资源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更是成为这些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并为扩大本国投资乃至进入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地区并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至少从一个较长的观察周期看是如此。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两者的相互关系。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是否普遍存在着计量检验上的显著负相关性，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的作用机制到底如何，以及政府如何防止资源需求冲击所导致国民收入的异常波动和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些都成为了目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焦点。
　　二、文献回顾与假说
　　有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Prebisch()、Singer(1950)等人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致使依靠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初级产品生产或出口过多只会加速国际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和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但是，“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充分验证，更多的研究表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才是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症结。初级产品的供给者在国际市场上仅仅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导致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使得资源出口国家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由于提出的观点没有得到与增长有关的实证检验，Prebisch、Singer等人作出的判断并不能当作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成熟理论。其后，Hirschman(1958)、Seers(1964)和Baldwin(1966)从产业关联的角度论述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涉及到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但也没有作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相关性的专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Sachs
and Warner，1995)，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的比值(Hamilton，K.，2003)。虽然度量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普遍存在。
　　最近的一些研究(Isham et al，2002；Murshed &
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根据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的不同，自然资源可以被划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性资源(Diffuse
Resource)。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因为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开采直接获取大量收入，进而滋生一个腐败和掠夺性的政府，而对于类似农业耕地这种分散性资源，国家财政收入只有依靠从企业或个人的征税中获得。为了能够赢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必须更加追求发展的持续性、政策的一致性和增加国民福利等政治目标，因此，“资源诅咒”的现象在主要农业国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目前，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资源如果对其他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就会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称之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常见的传导机制包括：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
　　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一些学者主要考察影响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变量及其弹性系数，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差异(蔡昉、都阳，2000)，生产率的地区差距(王小鲁、樊纲，2004)，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教育水平(林燕平，2000)。本文通过大量观察国内不同省份、地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差异状况的样本，提出国内不同地区增长也存在着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或存在着“资源诅咒”的假说，并对这一立论加以检验和证明。
　　三、对假说的基本验证
　　我国自然资源在总量上可称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相对短缺，是资源小国。在资源分布上，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是资源密集区，能源、矿产资源一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而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资源供给长期不足。从直观上来看，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省份经济增长却大大落后于资源贫乏的东部沿海省份。随着资源的开采，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是越来越富，反而是相对越来越穷，所在地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出现了“富饶的贫困”。
　　考虑到能源资源较大的经济租以及它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性地位，本文构造了以能源作为代表的资源充裕度指数(RAI)，主要以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大约为：煤炭75%，石油17%，天然气2%，以此为依据，我们分别给予三种资源的相对权重。RAI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各地区物价基本统一的基础上，比较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程度时，只须计算各省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
，基期为1978年，计算期为2003年，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国研网及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得或不匹配以及直辖市的特殊情况，研究样本的选择不包括西藏、新疆、台湾三个省份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根据测算出来的两组横截面数据，以各省资源充裕度指数为横轴，GDP年均增速为纵轴，做两个变量的散点图，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大致规律，各散点(代表各省份)非常近似地收敛于由高向低(代表GDP增速)和从左到右的一条拟合线，即近25年来我国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比能源资源贫穷的地区慢许多。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国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又分别计算各地区资源充裕度指数和GDP年均增速的上、下四分位数。把RAI指数大于上四分位数的省份归为能源大省，RAI指数小于下四分位数的省份归为能源小省，GDP年均增速大于上四分位数的省份归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GDP年均增速小于下四分位数的省份归为经济增长较慢的地区。计量结果表明，RAI指数的上四分位数为3.35，下四分位数为0.196；GDP年均增速的上四分位数为15%，下四分位数为13.6%。我国能源大省排名依次是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山东、云南、贵州，GDP年增速均值为13.8%，而能源贫乏的省排名依次是浙江、海南、广东、福建、湖北、江西，GDP年增速均值却高达15.8%。能源资源匮乏的浙江、海南、广东、福建，都是全国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相反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这些资源大省，似乎都存在“资源的诅咒”效应，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的地区，山东是一个例外，是唯一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大的省份。
　　总的看来，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瘠的一些东部地区，历史上的一些富庶之地(如山西)，建国后工业基础完善的东北，都拥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最近的20多年来却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全国发展的后面，只有同属能源大省的山东因其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带动了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成功地摆脱了“资源的诅咒”，成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之一。
　　对此现象，我们可以用“资源的诅咒”的四种传导机制来解释。
　　第一，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容易使资源丰裕地区患上“荷兰病”，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必将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国能源大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就是以采掘和原料工业为主的工业比重过大，各类产品的加工链很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低，挤占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最终产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部门的扩张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制造业，而中国过去20年正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时期。
　　第二，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型产业扩张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导致资源丰裕地区严重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资源型产业与加工制造业相比，不管是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我国一些过度依赖资源经济的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的劳动力流出，知识创新缺乏机会，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在现代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本是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作用与收益大于自然资源，而资源产业扩张同样地把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给“挤出”了。
　　第三，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裕的自然资源还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我国现行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资源的所有权与行政权、经营权相混淆，而且所有权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收益由多种途径和渠道转化为一些部门、地方、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利益。国家资源产权的虚置或弱化，资源使用权的缺乏约束造成一些地区资源权属纠纷频繁，资源消耗过度、规模利用率低，资源重开采、重使用而轻保护、轻管理，从而破坏了资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资源的开发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较差。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不仅阻碍了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资源接近枯竭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当然，区位条件也是造成我国地区差距的原因之一，它通过市场可达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资源较贫瘠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是，一些地区对自然资源丰裕条件的过分依赖，不能不说是“资源的诅咒”的一种效应。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地处沿海地区的辽宁，资源丰裕度指数高达2.389，但过去25年的经济增速却落后于样本的平均数。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湖北，并不处于东南沿海，自然资源指数也不高，经济增速却在样本平均数之上(见附表)。总之，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并没有成为我国部分省份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相反却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最为典型的省份有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辽宁和甘肃，这可以从图1的散点状况看得非常清晰。
　　四、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投资品需求强劲，拉动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快速增长。在这一轮新的地区经济竞争格局中，资源丰裕地区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有可能被缩小。但是如果资本和劳动力在利润的驱动下过度流入了资源型产业，导致原本畸形的产业结构产生更大程度的扭曲，一旦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或者我国经济走出了资源约束的重化工业阶段，那么这些资源丰裕地区就将陷入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因此，本文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出发，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性思路：
　　(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升级是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资源丰裕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立足于地区的比较优势，同时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着力培育竞争优势。应该看到，我国一些资源丰裕地区产业结构是相当落后的，增加值高的制造业很不发达。因此，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的设计要避免单纯以资源开采为导向，而要把资源开发同发展高增加值的制造结合起来，每年从资源产业受益中拿出一定比例，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把旅游业、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战略加以贯彻。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我国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虽然人口数量较大，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甚至人力资本不断地被产业资本所“挤出”。政府必须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再教育和培训上，吸引外来的技术人才和知识人才，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同时加大对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公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立旨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健康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实现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增强地方财政能力
　　资源税是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一个小税种，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1%。资源税在各省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最多也不高于4%，资源税的征收没有构成资源禀赋不同的，区域财政能力的明显差距。考虑资源型省份在过去对其他省份的间接转移支付因素，政府可以适当提高资源税征收的范围，合理调整资源性产品比价，这样不但可以使资源丰裕但经济落后的地区积累更多的财政资金，而且也会减轻中央对贫穷省份的转移支付的压力。但是，这种利益的重新分享一定要和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挂钩，要有助于落后的资源丰裕地区改善环境、培养人力资本等，否则就会更加驱使资源型省份继续扩张资源性产业，最终反而会放大“资源诅咒”的效应。
　　(四)提高资源租的使用效率，建立有效透明的监督机制
　　如何使用资源税和转移支付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租，建立有效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丰裕地区长期快速发展的关键。在我国一些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大量的资源租被用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效率很低。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地方资源税和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与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建立严格的专向拨款审批制度。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应主要投向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将教育、交通、水利、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作为首选投入部门，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本效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
（文摘自经济学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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