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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中的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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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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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
团汕头市委书记&&&& 陈玩雪
　　自从2000年开始接触共青团工作，我就一直在思考着，开展共青团工作，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呢？共青团组织不比其他的专业部门，专业性不强，也没有非常具体的事务，如何虚功实做，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直到2011年，我几次工作辗转，又回到共青团岗位，刚好学了一点社会工作知识，也接触了一点社会工作实务，我觉得我终于找到答案，社会工作理论不正是共青团工作所探寻的专业知识吗？社会工作理论有许多与共青团工作相互相通的共同点，而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有效运用，将会使共青团工作去行政化，去机关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枢纽型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团结凝聚团员青年，更好地服务青年健康成才。当前共青团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现实，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促进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有效地实现自身团组织的转型，这样，团组织才能不会被边缘化，才能参与竞争，才能焕发活力。
　　一、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与共青团工作有许多相通相连的特性，共青团工作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有利于提升共青团工作水平，推动共青团组织有效转型，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一）从目标来看，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更有实效性。社会工作的是以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帮助人、服务人的职业活动。其目标从服务对象层面上是解救危难，缓解困难，促进发展，从社会层面上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公正。共青团工作的目标也是服务社会、服务大局和服务青年，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两者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但社会工作更加注重达到“助人自助、授人以渔”的目标，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以“输血”、“授人以鱼”的方式解决临时的、表面上的问题，这才能更好地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共青团工作也是一种服务人、教育人的工作，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是共青团工作的四大职责，如果在履行四大职能过程中，能够以“助人自助”为目标，更加注重关注青年人的个性需求，更加注重引导青年人的自我发展，更加注重增强青年人的“造血功能”，那么更加有效的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
　　（二）从方法来看，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更有针对性。社会工作的对象是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针对个人和家庭有个案或小组的工作方法，针对不同的群体有儿童及青少年的服务、有老人社会的服务、有妇女社会的服务、有康复服务、有学校社会工作、有社会救助等等，针对社区的特点也会设计不同的社区工作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也会根据其不同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征分类设计不同的工作方案，所以社会工作的针对性很强。共青团的重点工作对象是团员青年，而且会涉及服务到其他群体，特别是当前面对的新青年、新组织、新群体，如果能够根据社会工作理论的对象分类以及各自特点来界定共青团工作的工作方法和方式，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类别的青少年开展富有实效、富有特色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工作会更有针对性和主动性。
　　（三）从组织来看，运用社工组织形式开展共青团工作更有群众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科学中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它只是指人类的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组织迅速发展，这些组织因其群众性、自发性、参与性很强，吸引了大量的社会青年主动参与。我国的社会服务机构有政府主管社会保障（福利）事务的行政机构、有群众团体组织、有社会公益事业单位、有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共青团是属于群众团体组织，也是社会服务机构，但是共青团组织是行政序列中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按照传统的团工作机制，行政色彩还是很浓，行政性、形式性的号召很多，所以要在组织引导青年中，真正变“要我参加”为“我要参加”依然很难，如果能够学习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巩固共青团系统内的组织，拓展“两新组织”的团建工作，主动联结青年自组织，精心培育青年社团组织，致力把共青团打造成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党与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
　　二、当前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的实践
　　当前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已经探索出一些比较成功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不断深化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不断提高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当前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运用的成绩。当前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的工作模式并不是很多，大概有两种模式，主要是“项目式”和“组织式”，重点在一些工作领域中，将青少年工作与社会工作理论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增强共青团工作的活力与吸引力。“项目式”工作模式有效的提升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水平。这种主要是将社会工作与共青团工作结合起来，运用“社工+志愿者”的工作模式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这模式常用于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或特殊青少年群体社会工作，通常是由政府或团委购买社工服务，由团委指导，由专业的社工主导，由社工发动志愿者参与服务活动，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为青少年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这种模式针对性、引导性、启发性和互动性都很强，能够真正针对青少年的个体需求设计活动项目，引导青少年自我发展。目前这种模式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运用最多，有效的拓展了共青团的社区志愿者工作，服务了部分社区青少年及特殊的青少年群体。“组织式”工作模式有效的凝聚各方青年参与社会建设。这种主要是通过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联结和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支持和鼓励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这种模式需要共青团运用原有的组织优势，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发挥枢纽作用，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大力培育发展各类健康向上的青年群体，并支持青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管理，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项目，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共建和谐社会。这种模式使共青团组织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加强有效的引导和服务，使各类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这种模式在北京、上海运用很成功，使共青团组织既能够直接服务群众，又能够发挥对青年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的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的龙头聚合作用、管理上的集约服务作用，为青年社会组织的生长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二）当前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运用的不足。在工作实践中，本人以为可以更加深化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从目前我们的运用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许多共青团干部对社会工作理论还很陌生，也觉得社会工作理论与共青团工作没有相关联系，对社会工作理念、价值观和伦理的认识不到位，对社会工作相关知识的理解不到位，所以未能很好的接受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二是运用不到位。目前的运用只是停留在一些活动项目，没有深入运用在共青团工作思路上、工作方式上、工作载体上和组织设置上，促进共青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有效运用的对策思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这充分体现了党对青年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作为承担着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共青团组织，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当前，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弱化，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出现的一些成长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共青团组织在新形势下，要勇于承担责任，正视存在问题，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改进共青团工作理念和方式，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一）借鉴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香港社会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与完善，在探索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模式、方法、技巧、内容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我们既要借鉴成功经验，又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开展共青团工作的新路子，推进青少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
　　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是：针对青少年在社交、康乐、学业和成长方面的需要，协助他们健康成长，发展个人潜能，培养公民责任感，自觉贡献社会。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青少年社会工作侧重于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福利保障，也有部分疏导青少年过剩精力方面的内容。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的闲暇生活和个人发展逐步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因而鼓励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参加社区义工活动等社会化工作开始兴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拓展，青少年的特别需要开始引起服务机构的重视并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重点。如今，香港设有专门的青年事务办事处，负责统筹、组织、辅导各项青年服务工作，包括青少年中心的服务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外展青少年社会工作、青年综合服务队和建立各种青年活动小组，推行香港青年实践计划，举办各类青少年暑期活动、实训活动和社区青年团体活动。
　　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体现三个值得借鉴的特点：一是服务主体强调多方化。香港青少年服务注重多方协作，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同承担青少年服务。目前香港青少年事务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其中，政府部门主要包括社会福利总署、康乐文化署、民政事务局，劳动处等政府决策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比较多，有200多个。这些机构通过互相配合、互相协调来共同管理青年事务。而政府不把社会工作的责任一味的推给社会，但也不排斥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的参与，在组织上采取了社会福利署与社会服务联会“官民合办”的形式；在经费上采取了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形式；在政策制定上采取了政府职能部门专业操作与民间机构的咨询参谋结合的形式等等。如香港青年协会是属于非政府组织，它运行经费的70％来自社会福利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劳工处的津贴。而象香港新一代青年协会、香港青年联会这样的组织属于民间团体，其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于社会捐助和活动收入。二是服务内容注重实用化。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创新内容和手段，不搞高大全、假大空的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青年人的自身特点，从青年人的需要出发，非常务实有效。香港对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并不仅仅是只限于传授专业理论，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掌握实务技巧，使社工在理论、实践上都能很好地结合起来。香港社工的实务技巧是一流的，他们的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每个表情、每个行为都能引领和带动案主产生变化。因此，在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尊重案主，以案主的长远利益和人生发展、生存技能等为本，并不是单纯的政治说教或者社会说教。在服务内容上包括文教卫生、医疗保健、体育娱乐、社区服务、家庭服务、心理疏导、职业辅导、婚姻服务、青年权益保护等方方面面；涵盖了能增进青年健全发展的各项措施，能保障青年福利的各种措施，能协助青年处理成长过程中的难题的诸多措施，能促进青年发展潜能的多种措施等等。三是工作方法突出个性化。青少年是人生阶段的重要时期，每个成员都是独特的，有差别的，他们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惑，个性化是青少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香港青少年工作特别注重个性化工作方法，例如，直接关注青少年个体，侧重个案辅导，根据每个青少年的不同需要要采用有针对性的介入方法，并制定可行的治疗计划和目标。比如香港颇具特色的外展工作，就是通过深入街头巷尾，公园，社区、娱乐场所，与青少年做直接的沟通交流，针对其情况制定方案，跟进实施，解决问题。
　　（二）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创新共青团工作思路。学习借鉴香港青少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深入推动社会工作理论在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开创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一是要在各级团干部中普及社会工作基本理论。各级团干部要主动学习社会工作知识，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和伦理、工作技巧、工作流程等等，甚至要以考促学，以通过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资格考试来促进社会工作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改变传统的、单一的、单向的、固定的一味灌输型教育引导的理念，创新多形式、双向沟通、启发式的工作思路，研究社会工作理论中关于青少年特点和需求的分析，探索如何有效的运用到共青团工作中，不断把社会工作理念深入渗透到共青团的整体工作。二是要建立以青年需求和个人发展为本的工作思路。香港青年社团的工作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深得社会各界和政府的支持，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工作贴近社会，贴近青年内在需求。而我们共青团的青少年工作侧重于政治引导，社会引导的功能就显得相对弱化，服务青年的内容长期得不到细化和拓展。由于有了这样的定位，工作上就难免为完成工作而工作，现实中就很难结合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活动也很难真正融入青少年中，也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的所思、所想、所盼，而偏离了青少年的实际需求，自然就受不到青少年的认同和参与。所以共青团的工作定位要学习借鉴社会工作中接纳与尊重、同理心、自我决定、个别化原则的价值观、增能理论，坚持青年为本的工作思路，牢牢抓住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新鲜感，突出创意新颖，突出贴近实际，侧重于关注青少年的内在需求和内心感受，侧重于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和自我成长的帮助，侧重于帮助青少年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学会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侧重于增强青年的技能本领和增强权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贴近青年、贴近实际，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吸引青少年积极参与。比如共青团组织的助学活动，要从单纯的资金资助转变为资金资助加心理疏导，同时，要尊重受助对象的个人隐私，理解受助对象存在的一些自卑、失落的心理，从而加以引导和鼓励，甚至对于合适的通过提供勤工俭学岗位等方式引导其进行自我解决；比如青年志愿者行动，要从单纯的义务劳动、不经常的、没规则性的行动转变为服务内容丰富实在、服务范围广泛、服务规范化、经常化的服务行动，从而吸引广大团员青年主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比如青年文明号，要从一个牌子定“终身”的工作模式转变为一个牌子“两年期效”、“一年考核”的工作模式，不断激发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情。
　　（三）运用社会工作技巧创新共青团工作方式。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个案工作是运用专业的知识、方法和技巧，通过一连串的专业工作，帮助遭遇困难的个人或者家庭发掘和运用自身及其周围的资源，改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促进其正常生活的过程。个案工作包括会谈、建立关系、收集资料、方案策划和评估。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中，共青团工作面对特殊青少年的个案工作，就要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学习香港社会工作方法注重个性化的经验，运用个案的技巧，以支持性、引领性、影响性的技巧了解案主的需求，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心态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以会谈、调查、观察、查看资料的方式了解案主产生问题的过程及原因，再运用“优势视角”理论，挖掘案主的优势和潜能，然后再制定一个合适的工作方案并实施，最后再运用专业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估。小组工作是经由社会工作者的策划与指导，通过小组活动过程及组员的互动和经验分享，帮助小组组员改善其社会功能，促进其转变和成长，以达到预防和解决有关社会问题的目标。小组工作包括沟通与互动、小组讨论、治疗、小组活动的设计等方面的技巧。共青团组织在开展学校青少年工作、社区青少年工作、边缘青少年群体工作、同类型问题青少年工作中，最适合运用小组工作方法，通过需求分类，把各类需要服务的青少年进行分组，分为教育小组、成长小组、支持小组和治疗小组等，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类别的工作方案，并通过一个过程实施来恢复和增强个人的、团体的社会功能，进而实现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目标。社区工作方法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发展的方法和活动。社区工作者在社区中主要从事的是组织居民的工作，协助居民成立社区团体和组织，以便调动社区居民的集中力量来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社区工作包括社区组织、社区教育、发动社区支持网络以及行政等方面的技巧。社区是青少年工作的一个终端点，是共青团组织争取青少年的一个重要阵地，所以社区青少年工作尤为重要。在社区中，要通过主动接触，组织发动青少年，与青少年进行互动沟通，培训青少年组织骨干的方式建立不同的青少年组织，要通过采用有吸引力的宣传方式传播先进文化、科普知识、安全知识、技能培训和相关资料，以接触、走访、宣传、说服等方式动员青少年参与各类社区活动，要多方发展社区支持网络，发掘、整合、运用社区内外资源，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并实现社区内部互助，要通过发展社区关系，拓展社区支持网络，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四）运用社会工作内容创新共青团工作载体。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中的重要实务领域，是把青少年作为工作和服务对象，通过运用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巧，来最大限度的发掘青少年的潜能。香港青少年社工服务之所以受欢迎，其服务多样化、内容实在化是很关键的因素。共青团的青少年工作载体不能再停留在以往简单、单一的活动范围中，而是要根据青少年的需求，把青少年工作分为三类：一是解决青少年问题，包括学业辅导，偏差行为矫正，生活困难照料，越轨行为预防，人际交往障碍训练等。二是推动青少年发展。包括成长指导、就业辅导、生活方式辅导、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训练、领袖素质培养、自我发展训练等。三是协助制定青少年政策。包括在充分了解青少年需要的基础上，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更切合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政策。工作内容包括文教、卫生、医疗、保健、体育、娱乐、社区、家庭服务、职业辅导介绍、婚姻服务、青少年权益保护等方方面面，涵盖了能增进青少年健全发展的各项方面的举措。比如针对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支持网络方面较为缺乏的现状，要发展系统资源，增强社会支持，搭建社区家校合作平台进一步整合家庭、学校、社区资源，以社区为互动沟通基础，拉近家庭、学校、社区互动，从而为青少年成长建立安全保障支持网络。具体包括：在家庭方面，引导家长认识亲子沟通的重要性，给家庭提供关于青少年成长特点及沟通技巧的相关知识，使家长在亲子沟通、态度、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有效提升，提升家庭亲子互动正向能力。在学校方面，通过定期到学校走访，搭建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桥梁，为青少年提供学业个别化辅导，增强自我认知，协同老师共同教育，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在社区方面，通过将社区潜在的、分散的教育资源和驻区单位机构进行整合，建立社区教育青少年实践平台，丰富青少年生活，为青少年尝试自我，发现自我，提供支持。在个体方面，要通过个案服务和小组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管理情绪、调节压力、恰当地表达感受，助其走出情绪困扰，舒缓压力，并作出与自己理想、身份、实际相符合的人生规划，提高青少年应付逆境的情绪管理能力。
　　（五）运用社工组织形式创新共青团组织设置。社会组织的组织方式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可以有为老年人服务的社工组织、有为妇女服务的社工组织、有为青少年服务的社工组织、有为社区服务的社工组织、有为学校服务的社工组织、也有提供综合服务的社工组织。社工组织的主体也是多样化，可以由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民间自组织多方协作，才能实现资源与优势互补，为群众提供更好更广泛的服务。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组织自身转型，必须建立“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有组织”的理念，争取“组织覆盖全体青年、活动覆盖全体青年”，巩固发展团组织，特别是在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机关事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建立团组织，并坚持“建活并举”，以符合青年特点和实际需要的活动和服务提升组织活力；根据青少年的爱好和兴趣，引导青少年组成各类积极健康的社团，并指导其结合实际开展社团活动；主动联结社会青年自组织，通过整合资源，发挥优势，为社会青年自组织提供帮助、服务和引导；在青少年聚集的地区，包括社区、乡镇、工业园区、学校建立青少年服务中心，运用社工+志愿者的工作模式为青少年提供服务，主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巧合理融入到共青团日常工作当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以优势视角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做到预防、救助与增能并行，促进共青团工作朝更加专业化、人性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1]林岳新：《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培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2]丁美方主编：《社会工作综合能力》、《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1月版。[3]庄晓芸：《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云南财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吴庆：《青年公共参与的兴起和参与原因探讨》，青年探索，2012年第1期。[5]何跃、范洪、马素伟：《新时期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性分析和路径研究》，青年探索，2012年第1期。[6]沈蓓绯：《青年自组织：从“他组织管理”到“自组织管理”》，青年探索，2012年第3期。[7]李艳：《从新时期共青团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看共青团工作的发展与创新》，青年探索，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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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
作者：王思斌&&&&发布时间：&&&信息来源：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
原文载于：《社会工作》2014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说明了从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合理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治理的逻辑结构：理念上的源头治理―主体上的系统治理―机制上的综合治理和原则上的依法治理，据此指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层面；总结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服务性特点，并将社会工作参与治理概括为基础―服务型治理；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首先是政府理念的创新，社会工作群体则应该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关键词：；；
我国进入社会快速转型的新时期、新阶段后，经济增长取得了较好成绩，人民生活特别是基本民生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也遇到新的问题。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部署中对发展社会工作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给予的高度重视就反映了新的期待。近年来，政府十分关注社会管理，并期望社会工作能在其中发挥协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提出社会治理的治国思路，社会工作必须在新的框架下找准自己服务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的介入点，本文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分析。
一、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工作
(一)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治国理念的重要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粗放式发展方式的约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遇到了结构性的不可持续问题。在寻找刺激经济高速发展新增长点的过程中，扩大内需、加大国内投资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而在此过程中追求GDP高速增长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干部的巨大内在动力。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发展政策带来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弱势群体虽然获得一些关照但其被边缘化的程度在加深。随着GDP崇拜下对城市化、土地财政思路的选择，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官民矛盾愈加尖锐。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再次以更加集中和突出的方式提上议事议程，社会管理这一政府日常用语也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话题。
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基本判断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这里传递的信息是社会管理就是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在维稳思路的主导下，社会管理也就成了对地方官员所认定的“破坏稳定”行为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对上访、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的强制性管控。虽然社会管理也被赋予某种服务的含义，但是在许多实践中这种服务只是加强管理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对社会管理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它被理解为维稳的代名词和社会参与管理。前一种理解是强势政府的主张，即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社会的管理。在征地、拆迁、失业、下岗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突发多发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对这些事件的强有力控制和平息，以保障社会稳定。但是这只是一种治标的、甚至是基于政绩目标的理解。把社会管理视为社会参与管理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并带有治本追求的理解。这里所说的社会既包括人民团体、也包括社会组织甚至广大民众。于是，社会管理就是相关各方共同参与的管理，其管理方式既包括强制、约束，也包括通过解决有诉求、有困难群体的问题而保持稳定，这就是服务。这样，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社会协同”就既包括一般管理，也包括服务管理。事实说明，许多问题、特别是复杂的群体性问题的出现并不都是由群众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政府行为不当也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向有诉求、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服务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应该说，按照对社会管理的双重理解，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是可能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也是在后者(即服务)的意义上参与社会管理的(王思斌，2012)。
在现实中，在维稳任务十分繁重、政绩考核日趋严格的情况下，许多政府官员不自觉地对社会管理理解为维稳，这也被称为传统的社会管理(李立国，2013)。这显然不利于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也不利于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埋下新的不稳定根源。面对社会问题有增无减、群众权利意识提高、网络维权作用日益增强的现实，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任务，必须改变强制维稳的社会管理思路。社会治理概念和思路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社会治理是相关各方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基于共识而进行的对相关事务的管理，也是一种合作共治。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而不是权力的行使或强制(鲍勃?杰索普，2000)。这里的“多方”不只包括在社会管理中有权力的政府部门和权力群体，也包括被治理的对象。于是，与一般行使权力的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希望通过相关多方协商达成共识，通过达成共识的过程和落实成为共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复杂问题得以解决，而且是在深层次上得以解决。社会治理思路与强制性维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这包括：社会治理基本上不是对立冲突的思路，而是认为矛盾各方可以找到共同点予以解决；社会治理不固守有不同诉求的一方就是作对的看法，而是认为各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社会治理不以权力相威胁，而是以平等协商为考虑问题的基点；社会治理不是按照某一方(主要是拥有权力方)预先设计好的步骤解决问题，而是在相互讨论和协商以至妥协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治理不是追求问题的表面解决和冲突平复，而是通过互动、沟通、协商来达成共识，各方在认识上相互靠近，并对问题给予实质性解决。当然，即使如此，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也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都是政府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反应措施，都是维护、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措施。二者不同的是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同，社会治理更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惯常做法。因此可以说，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和“升级版”，它是与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治理方式是连在一起的。
(二)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中社会工作地位的变化
前文说明了对社会管理的两种理解：强力管理和服务性管理。在强力管理模式下，以服务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工作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社会管理者的强力控制与社会工作的服务观是比较对立的。可以看到某些地方政府拉着社会工作者去维稳，政府用维稳的“成果”来考核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成了政府维稳的工具，社会工作者不可能用自己的专业方法去从事服务，社会工作被异化。据说某负责社会建设的官员向负责维稳(社会管理)的上级介绍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后者基本不理解、不知所云。在第二种理解下，社会管理被认为是社会参与的管理，这样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其基本角色是协同。这里的协同是指对政府社会管理的协同(王思斌，2012a)。在这里，管理是明确的目标，社会工作服务只是协同的手段。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是主导者，社会工作只是次要的协助者、协同者，二者的地位是明显不同的。
当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由于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所以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地位也会发生明显变化，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会增强。
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地位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和逻辑结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做了全面的阐述，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重要方面。由于社会治理涉及多元责任主体和众多方面，各个主体的工作领域、内容和方法有不同，因此不同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角度和方法也会有不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它的独特的价值观、工作领域和方法有关，与它的具有社会合法性的职能有关。社会工作是秉持助人自助的价值观、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有需要的、遭遇生活困境的人士，解决其基本生存问题、调适其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活动。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目标如下述理解：
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并由政府主导社会秩序建设。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系统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法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以及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的源头治理。
如果从切实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看，社会治理也有自己的逻辑结构：这就是理念上的源头治理、主体上的系统治理、机制上的综合治理和原则上的依法治理。
首先是源头治理。过去多年以维稳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有时也称治安综合治理)是救火式的和基于政绩压力的，目的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要尽快平复问题，将问题压下和不扩散，以达到维稳指标。社会治理虽然也注重治标，但更注重治本，即通过服务、“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树立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基本理念，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滋生各种政绩行为，就会有只看眼前“成绩”不顾长远后果的“挖坑”行为，就会出现拆西墙补东墙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会酿成更大、更严重的损害民生和社会秩序的后果。因此，从制度理念上看，坚持源头治理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系统治理。过去的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是政府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在政府主导下单位组织、社区的配合。现在的系统治理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很明显，随着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只靠政府系统解决问题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在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等方面，必须依靠多元主体，其中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甚至包括发挥当事人的正面的积极作用。
在机制上坚持综合治理。社会治理的任务是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为形成健康的社会结构创造条件。维稳思路下的社会管理强调问题的尽快解决，在许多情况下使用强制性、惩罚性手段，眼前的问题解决了，但更深的矛盾积累了，这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更无利于现代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重视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护，强调通过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等社会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社会问题。这里强调的不是强力维稳，而是充分运用协商、调节、道德约束等机制，尽量从和谐而不是对抗的角度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没有法制。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依法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本保障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则。依法治理要求治理主体遵守法律，也要求被治理事件的当事人遵守法律。在以维稳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中，常常存在不依法办事的现象。政府官员面对来自民众的比较强烈的权益诉求，采取超越法律的处置手段已屡见不鲜，他们常常不顾法律而“自由裁量”。问题在高压下暂时解决了，但是不公正、甚至埋下问题根源，这也造成越维稳越不稳的现象。此外，民众也有不依法做事的现象，我国有很多人是法盲，缺乏法律意识。也有的人“得理不让人”，在社会学习的机制下信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些都不利于形成公平合理的处理社会问题的制度。社会治理强调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是基本的社会治理原则。
最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社会控制住，不发生社会问题，而是要建构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有效的“自组织治理”(鲍勃?杰索普，2000)体制机制。这里的“自组织治理”是指当社会领域甚至更宽阔领域发生问题时，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会主动启动、协商调解、化解和解决问题。很明显，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强制维稳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但它是更有活力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制度形成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指向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安居乐业。
按照社会制度理论，体制是较高层次的制度体系。社会治理体制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建构还需要从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设着手。另外，要建设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有能力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它们应该是有活力，良好地发挥自己的基本职能，了解社会治理的制度规则，并具有充分自主性的组织。此外并非不重要的是民众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强化。由此看来，一个支持“善治”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诸多努力。
(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贡献和地位
可以发现，上述对社会治理体制理解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是从保障基本民生、妥善解决基层社会发生的利益和权益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的。虽然其中会有一些微观政治，但是我们并未强调冲突、权力博弈等方面。
按照上述理解，社会工作可以而且应该在创新社会治理、建构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李立国(2013)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文中指出：“要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这里指出社会工作对于特殊人群的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正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如果从社会治理体制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社会工作对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方面所发挥的空间要大得多。
从社会工作本质与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相契合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构建社会治理体制可以有理念和治术之分。所谓理念是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被看成是一种理念上的重要变化，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管理的新思想、新理念。所谓治术就是把创新社会治理看作是社会管理技术和手段的变化。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强调来看，它首先强调的是理念，这可以从与以往的不同表述中看出。从传统的、权力行使和维稳导向的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最根本的应该是理念的变化。理念或价值体系是社会制度的灵魂，是一种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具有合法性的基础(王思斌，2012b)。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秩序。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与之是相契合的。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帮助有需要的人士解除困扰、得以正常生活，并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社会工作不是一般地谈论维护人民利益，而是着眼于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现实生活，运用“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进而促进社会公正，实现有深厚基础的社会秩序。如果从基本民生和民本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治理，就会将社会治理立于坚实的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就能够将治标和治本有机地统一起来。
解决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的现实问题，也是源头治理的基本内容。毫无疑问，社会治理有解决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含义。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冲突频繁且有所加剧是执政党寻求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社会治理的本意不是服务，但是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在冲突、矛盾出现之后也可以通过服务予以缓解和化解。因此，通过服务来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应该是社会工作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贡献。
在实践层次上，社会工作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在于提供令服务对象和政府满意的服务。社会工作提供的服务不是某些政府官员送温暖式的恩赐，更不是为了宣扬政绩的摆样子，而是真心实意的服务。这种服务充分考虑了服务对象的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尊重受助者，并注重在服务过程中发挥受助者的能动性，增强其能力。这种帮助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的做法，会使受助者感到温暖、获得支持和能力感。就是在遇到自以为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这种来自非政府的、他人的帮助，也会使其减少冲突和对抗意识(王思斌，2006)，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和谐因素。实际上，那些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部门及官员，应该很好地反思为什么自己可能是善意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治理对象的接纳，原因可能来自管理中的权力形成的角色关系和管理者未能平等对待治理对象。社会工作在服务中强调理解、尊重、一起工作，能够在深层次上促进社会治理。
社会工作能对社会治理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它的社会倡导或政策倡导的功能。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它希望通过解决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避免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的发生，这里表现的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问题是由政策或制度因素造成时，社会工作就扮演着倡导者的角色，通过提供政策建议呼吁改善或改变政策(王思斌，2013)，以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予以整体性关注，给他们以制度性的扶助和合理待遇。当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政策，他们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时，基层的社会危机就有可能减少或消除。在这里，社会工作以自己的社会良知、正义感和由深入接触底层群体而获得的真实资料为基础，运用社会政策倡导的知识和方法，能够对社会治理做出重要贡献。社会工作者(机构)介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民众之间，他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吃透两头”和利益上的相对超脱，使他们对问题有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参与社会治理也更加理性。
(三)社会工作的基础―服务型治理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已经形成制度。不管是法团主义还是社会中心主义，都对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给予很大关注(张静，1998)。萨拉蒙(2008)对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伙伴关系的论述指出在自由主义体制下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社会工作群体参与社会治理比较符合萨拉蒙的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参与系统治理。在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指导下，社会工作可以运用自己专业的工作方法，通过服务去处理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及其他有需要群体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给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参与治理开拓了巨大空间。社会工作可以有效地参与综合治理。传统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以行使权力为特征的、强制性的。社会工作则通过服务合理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通过深入和真诚的对话找寻问题的成因，通过生态系统分析动员各种资源，建立正向的社会关系，帮助其走出困境。这是社会工作的特点，也是传统的社会管理所缺乏的。实际上，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问题，社会工作的最显著特点是源头治理。社会工作的职能是解决问题、预防问题、促进服务对象的发展。如果预防在先，问题一旦发生就通过人性化、个别化的服务予以解决，人们就不会以激烈的方式去表达，甚至冲撞社会秩序。
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社会工作所从事的是基础―服务型治理。它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社会工作主要通过提供服务来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的天职是为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不管是物质性的服务，还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和心理辅导，都有利于服务对象走出困境、融入社会、增强社会内聚力、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二，社会工作是面对社会基层的服务。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对象是最基层的民众，是社会中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特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利益被伤害的主要群体。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向他们施以援手，解决困难、反映诉求、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三，社会工作要解决的是基本民生问题。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众多，但基本民生一直是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城乡贫困者、失依老人和儿童、失业下岗人员、残疾人和精神障碍者、失地农民和农村留守人员等群体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基本生活问题，社会工作的职能就是协助政府更有效地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稳定他们的生活，也稳定社会秩序。
第四，社会工作力图在深层次上解决社会问题。治标不治本是人们对传统社会管理的主要批评，服务上的表面化和形式化则是对政绩冲动的政府服务的概括和质疑。社会工作的服务是深入的、综合性的，它既关注介入的结果又关注介入过程中人的改变，社会工作所追求的是深刻的改变，追求的是改变效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这就是说，面向基本民众，关注基本民生问题，运用最接近基本民众的方法为困难群体和困境人士服务，社会服务与政策倡导相结合，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人的发展和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相联系，这就是社会工作的基础―服务型治理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三、结语：走向社会善治
本文阐述了从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合理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对社会治理体制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了社会工作在建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层面，说明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服务性特点，并将这种治理概括为基础―服务型治理。这种分析和概括是立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它走出了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思维，也走出了狭义的、将社会治理看作直接的矛盾调解的理念，而把社会治理视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相贯通的系统，将社会治理看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过程。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工作对创新社会治理、建构社会治理体制就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指出社会治理创新首先是理念的创新，同时指出必须以服务为主、服务与管理相结合、通过广泛参与和协调去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体制建设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从外部条件来说，首先作为具有主导功能的政府必须有新的更宽阔的社会治理观。首先，政府必须摆脱传统的社会管理思路，并走出新管理主义，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2010)。另外，应该切实认识到社会治理是关乎经济发展、利益分配、公共事业发展、基本民生、社会矛盾解决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系统工程，对标本兼治必须做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在这种思维下，社会组织应该获得政府的功能让渡，应该“被承认”(王思斌，2013b)，以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对建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做出贡献。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群体必须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虽然我们把社会治理的范围拓展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但是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毕竟不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强调协商共治，社会工作则强调服务，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本文将政府治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广大民众参与联系起来，把社会治理体制看作一个系统，这样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和群体)就有了自己的地位。从现实来看，社会工作群体必须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治理关系，增强自己提供有效社会服务、建构良性社会秩序的能力，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xie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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