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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智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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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创新教育之源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杨光富
杜威（(John Dewey,)，美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立者。1884年至1894年任教于密执安大学。1894年，杜威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教授、系主任。1896年，他开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即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亦称“杜威学校”）。1904年，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到1930年退休。
杜威先后担任过美国心理学联合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第一任会长、人民座谈会主席、独立政治联盟全国主席等职。1919年～1928年，他曾到过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等国，考察教育状况，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John Dewey）
美国在世界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特别在创新教育方面。纵观美国教育发展历史，创新教育有多种思想基础，但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应归功于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杜威是美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他倡导的尊重学生的兴趣与爱好、“从做中学”等思想为促进美国中小学创新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我国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
1899年，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传统教育”一词，把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称为“传统教育”，同时把自己的教育称为“现代教育”。从此，“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教育思想中被广泛地应用。
　　杜威极力批判“传统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束缚。他称当时的教学方法为“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他在《现代教育趋势》中曾有这样生动的描述：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时，常常把鸡鸭喂的饱饱的，为了多卖钱，他们还便特地造了一种管子，插进鸡鸭的喉咙里，把食物硬灌下去，使它们更胖更重。他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硬装食物到鸡鸭肚子里”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是“农夫用秤秤鸡鸭的重量，看他们已经装够了没有。”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只有机械的记忆，没有理解、更有创造。杜威在刚刚创办实验学校之初，一次他来到学校的一个班上问学生：“小朋友，如果你们不断地挖地，会发现什么？”几十个学生，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答不上来，杜威以为学生可能没听懂，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见学生还是答不上来，班上的老师急了，开口说：“杜威博士，您问错了，问题不应该这样问。”然后她转身对学生说：“孩子们，地心是由什么构成的？”“岩浆”学生们马上齐声答道。杜威见此情景，连连摇头，然后悻悻地走出了教室。在这里，杜威试图以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的创造力，结果却被这位教师以“地心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一个考学生记忆力的封闭性问题所取代，对这个班上的学生来说，“地心”“岩浆”等只不过是老师要求他们记住的若干符号，至于这样的符号与自己的生活有何关系，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个性，是不适应学生主动学习的。
　　另外，在教室布置方面过于拥挤，学生没有创造的空间。杜威在《学校与社会》曾写道： “一排排难看的课桌，按几何顺序摆着挤在一起，以便尽可能没有活动的余地，课桌几乎全都是一样的大小，桌面刚好放得下书籍、铅笔和纸，外加一张讲桌，几把椅子，光秃秃的墙，可能有几张图画……学生活动的余地非常少。”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因为固定的座位不能做任何事，只有听讲。
　　传统教育有太多来自教师的刺激和控制，而对学生的兴趣和经验的需要太少，甚至忽略了学生的个体，这样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此外，传统教育只把注意力限定在少数天才学生身上，忽视了对大多数儿童进行创新教育。而在现代教育中, 应当看到每个儿童都是具有创造性的, 教育应当发展每个儿童的创造性。从上面对儿童创造性的认识出发， 杜威强调现代学校应当把培养儿童的创造性作为创新教育主要的任务。
　　以上这些观念和措施为美国社会整体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美国现在学校的教育活动都能以学生中心，充分调动他们创造的积极性。如美国的现在的课堂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在座位的编排上很随意，老师与学生的距离很近。他们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更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比较宽松，在美国的小学里，教学往往是在宽松的活动中进行，师生活动都很自由。老师按照自己的特点给学生上课，有时像大孩子一样，在教室里边走边说，边唱边跳，与学生一起活动游戏。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不妨碍其他人。不少学生的课桌上摆着饮料和食品，在课堂上喝饮料、吃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晚上开课的课堂更是如此。美国人非常喜欢篮球，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放过一年一度的NBA总决赛，在这种时候上课，你常常会听到教室一角会微微传来决赛场上的欢呼声，这是因为有些学生把微型电视机带到了课堂上，一边听课，一边悄悄欣赏决赛场上的精彩画面。
　　美国的现行课堂教学，真正改变了杜威所提到了“静听”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气氛十分活跃，注重课堂上的提问和讨论。美国人有句名言“没有任何问题是愚蠢的”。师生间的问与答被认为是创新教育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老师常在课堂上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自己去查阅书本或网络，以得出自己的答案，而老师有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因而也不急于让各个学生的答案相一致，更不会去束缚学生的创见与想象力。在课堂上，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中断教师的讲课，向其提出有关问题，有些活泼的美国学生会以一些非常幽默的方式提出疑问，从而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而美国的教师也大多是海量的，只要学生并无恶意，不管什么样的滑稽问题都不会动怒。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加上教师因势利导的提问，学生的积极性会更好地被调动，创造能力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样的课堂也是杜威所希望看到的。
以学生兴趣设计课程
课程内容是实施创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杜威特别注重对课程内容的选择。他认为，必须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并且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来考虑课程内容。早在1897年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指出，学校课程的内容应该以学生的兴趣为中心，既包括科学、文学、历史、地理等学科性科目，也应该包括园艺、纺织、木工、烹饪、缝纫等活动性科目。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时，把课程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动作业，包括游戏、体育活动以及手工训练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这一类的许多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照顾到日常的各种需要；第二类是给学生提供关于社会生活背景的科目，包括历史和地理。第三类是给学生运用理智的交流及探究的方法的科目，包括阅读、语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从中可以看出，课程内容是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的，这样的课程都是学生熟悉的内容，因此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更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受杜威课程观的影响，美国现有的课程内容仍是丰富多彩的。其内容比较重视让学生学习现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相关的知识，特别注重选择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学内容。小学和初中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的课程，包括英语的读写和理解，数学，社会学如历史、地理、环境保护和理科的基础知识，以及音乐、美术和体育等。但初中和高中开始有选修课，其比重分别占到总课时的1/3和1/2。选修课是根据学校的特色与学生的兴趣而定。如芝加哥市的中学课程就分必修课、选修课和学生辅导课三大类。必修课的重点课程是：英语、数学、科学（含生物、地球及太空、化学、物理等）、社会科学（含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职业教育（含健康教育、驾驶教育等）；选修课则多达几十种，并且都是技能很强的课程，有的甚至就以各种俱乐部的形式活动；学生辅导课又叫社区服务课，不算学分，但必须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服务精神。
　　除了课程内容的丰富多彩，和课程内容相配套的作业也很灵活实用，各科老师经常给学生布置项目(project)作业。项目是某一门课布置的专题任务，任何课程都有不同的专题项目，可由高中生按兴趣自选。如科学课可做一个实物设计，文科的课可做一个表述或展示的模型设计等。如有个学生做国际货币的换算率这个项目时，他搜集到几张美国的美元、墨西哥的比索、法国的法郎、德国的马克、中国的人民币等，把它们贴在一张很大的画有世界地图的纸板上，再添上一些如玩具、服装、电脑、汽车等商品，标出图标，让人看到这个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构想的创新和动手的技巧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通过动手又动脑的“项目”作业，真正促进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
　　总体来说，美国中小学现在的课程内容，大多是杜威所倡导的、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符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但难度不大，充分激发儿童创造的积极性。
研究性学习的最早倡导者
杜威继承和发展了皮尔斯创立、詹姆士使之通俗化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把它具体应用到社会事物和教育领域中。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中，“经验”占据着重要位置。“如果想得到某些方面的知识，就必须亲自尝试一下，而不能道听途说。”从而，他提出了著名的“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理论。在《明日之学校》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被我国称之为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最早就源于此。1916年，杜威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教育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在这本书中杜威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探究的必要性。因此，学生通过“从做中学”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究性学习(在我国称之为研究性学习)，是实施创新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在某种程度上说，杜威是研究性学习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教师必须要有创造性。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是不可能培养出学生创造性的。在美国中小学教学中，没有让学生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定理，老师总是煞费苦心地告诉学生怎样去思考问题，怎样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近年来，美国风行一种“木匠教学法”，就是给孩子们一些木块和量尺，由他们去量木块的长宽高底，然后拼造出一些简单的物体。这样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就认识了尺子的用途与方法，也理解了线段长短间的加减关系。而教师只是布置任务和解答孩子们在动手劳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木匠教学法”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使孩子们始终处在一种具体的操作之中。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通过“从做中学”，极大地锻炼了孩子们自我发现问题和亲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按老师事先规定的方法去做，从而给了孩子们充分的机会发展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学校虽然也有教科书，但教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有时甚至不用教科书。大部分的教学方式都是采用学生主动参与的办法，从活动和实践中进行学习。如学习电脑的操作，学生从入门到简单操作，到熟练操作，用电脑写报告、做作业、获取信息、修理机器、设计图纸方案、用电脑谱曲等，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修理机器、美容、美发等不仅是面对模型教具，更面对真实的顾客。如在体育课中开设驾驶课，在职业教育课中开设就业辅导课，在学生辅导课中开设社区服务课，这些对培养学生技能技巧、服务精神、实践能力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美国学校很注意让学生从社会中，从大自然中获取知识，学生们经常出去旅行；学到什么内容，就到实地参观、考察什么内容，工厂、农场哪儿都去。如有学生因家庭困难没钱出去，学校可以建议他用勤工俭学来解决经济困难。如果家长出国或到外地去旅行，并要带上孩子也去，学校也会积极支持，并不认为会耽误学习，反面认为这是最生动的学习，可以开阔眼界。例如，有位美国孩子的家长要去欧洲旅行，学校积极支持这孩子一同前往，并且各科教师也抓住时机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布置了一些相应的旅游作业。历史老师要求他参加一下欧洲的博物馆和一些历史古迹。返校后让他做一个参观报告。他的法语老师让他在旅游期间，写一封法语信给他和全班同学，尽量用学到的法语单词、句型传达所见所闻。从“做中学”真正调动了学生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创造的积极性。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真正身体力行地去“学会生存”、“学会创造”。伊克中学的校训就写道：发展个性，提高自我。让我看，我记不住；让我听，我会忘记；让我参与，我就会理解、明白。
　　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的思想，对美国现在的高考选拔制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中生要想考上自己渴望的大学，除了有好的高考成绩外，还要有与众不同的推荐信。这封由老师或社会组织负责人撰写的信。美国学校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学生会、兴趣小组、体育俱乐部、童子军、图书馆助理员等等，有时甚至到政府部门、公司、慈善机构去打短工、当临时工或义务工。这些被看成是该学生有没有很好的活动能力、领导才能和社会责任心的标准。通过这些课外活动学到了一技之长，增长了社会经验和组织才干。如想攻读医学博士的学生，最好到医院当当“小护士”或医务助理；想攻读政治学当社会活动家的，就可去当竞选填表的义工，扶贫救灾的积极分子，甚至到市、州政府以致到国会或白宫做个实习生等等。这些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就会给这些高中生参与者写推荐信，作为进入大学的有力的参考。因此，通过高考选拔制度的导向作用，美国中小学创新教育已蔚然成风。
主要教育著作
&&&&《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我们怎样思维》（1910）、《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经验与教育》（1938）等。其中，《民主主义与教育》最集中、系统地表述了他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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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文载于《上海教育》第2005-03A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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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全人生指导”思想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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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全人生指导”思想倡导者
杨贤江（一），字英父（英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李膺扬、柳岛生等，浙江省余姚县人（年后划归慈溪县，故居位于长河镇贤江村，此地旧属余姚县，原名七甲村、杨家村，后改称分江市村，年为纪念杨贤江诞辰周年被命名为贤江村）。年月日出身于一个成衣匠家庭。岁入村垫，岁时入郑巷奚山学堂，年毕业于余姚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堂，后被破格留校任教。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求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受经亨颐、李叔同、夏D尊等师长影响，立志教育救国，并在社会活动领域崭露头角。年，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老师李叔同赠他一张条幅，上书“神聪”二字，以示鼓励。
年毕业后，杨贤江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先后历任斋务助理、教育科助理、图书馆助理等职。工作之余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学习，并开始翻译国外教育论文，发表在《教育杂志》等刊物上。在杨贤江影响下，南高学生即于月日创办了《少年世界》月刊和《少年社会》周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等情况，恽代英、杨贤江任编辑，李大钊、蔡和森、王若飞均为刊物写过文章。年，杨贤江受聘至广东高要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任教务主任，此举虽因粤桂军阀战争受挫，但却促使杨贤江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开始把个人理想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
年初，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商务印书馆聘请杨贤江出任《学生杂志》主编。杨贤江在编辑《学生杂志》的同时，积极从事党的活动，领导青年运动。年月，杨贤江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同时参与发起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等人，杨贤江被选为南京分会书记。次年，他与李大钊、恽代英等人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员。年，杨贤江经沈雁冰（茅盾）和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并到复旦大学心理系学习。
杨贤江以《学生杂志》为阵地，引导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他锐意创新，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与“问答”栏，对于青年学生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处世交友、婚姻恋爱等个人琐事，还是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等国家大事，无不予以热情的指导与解答。在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的年中，杨贤江共撰写社评多篇、通讯札、答问条，为教育青年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广大青年把《学生杂志》誉为学生界定期刊物中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最普遍而又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杂志。《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这两个杂志成为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进步读物，被誉为“指导青年走向光明之路的航灯”。杨贤江除了编辑《学生杂志》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上海大学社会系、上大附中、上海景贤女中、上虞春晖中学兼课，并帮助家乡余姚的青年，组织进步社团，创办《余姚评论》和《余姚青年》杂志，通过各种途径，给青年学生以全面指导。
年，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杨贤江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与恽代英等人分管青年学生工作。年，国共合作后，杨贤江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先后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青年部长等职。年月日，动员组织上海大学生参加五卅运动，继之和沈雁冰等人参与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年，担任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市党部青年部部长和市党部常务委员。至年间，组织并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年月，任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年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名列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中。浙江省通缉的要犯中，杨贤江作为特重要犯，名列第三。但他沉着冷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年月中旬受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命，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利用时机指导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继续发展。月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杨贤江被迫赴日避难。
东渡日本后，杨贤江担任中国留日学生共产党负责人。在日本期间，他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和翻泽工作，完成了《教育史》的创作，翻译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年他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由于杨贤江一直是被通缉的对象，所以在年月回国以后，他一面与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等人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一方面仍然以隐蔽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教育科学方面的研究，出版《新教育大纲》。年又译成《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等书。日以继夜的工作，使积劳成疾。生病以后，在国内又不能住大医院，于年月去日本治疗，同年月日在日本长崎病逝，年仅岁。
年月，浙江省民政厅批文追记杨贤江为革命烈士。年，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纪念大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在会上讲话，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做了报告。会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史和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年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杨贤江教育基金会。年，慈溪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杨贤江诞辰周年，将长河镇初级中学更名为贤江中学。年月杨贤江故居被慈溪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年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和年分别被列为慈溪市和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还出版了《杨贤江传记》。
杨贤江在短暂的一生中，为革命鞠躬尽瘁，留下了万字的精神财富。其中有专著（包括译著）部、论文（包括译文）篇，为中国革命，特别是教育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性教育著作主要有《教育史》、《新教育大纲》等。
杨贤江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上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杨贤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教育起源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论断，深刻分析并阐明了教育本质，揭示了教育这一上层建筑的特点以及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他第一次明确主张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当时流行的“教育神圣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教育万能说’等进行了批判。
第二，杨贤江著有《教育史》（李浩吾著《教育史》，世界书局年版）。该书共六章：绪论；先史时代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中世的教育；近代的教育；结论。该书是中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来论述人类教育发展过程的著作。作者在该书中指出，自原始社会崩溃而进人奴隶社会以来，就分化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教育的性质也成了支配工具。在过去的教育史中，论述的是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思想，基本上不涉及被支配阶级的教育活动。该书提出了教育史应研究的三大任务：教育的意义与目的的变迁；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与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的关系。
第三，杨贤江著有《新教育大纲》（李浩吾编《新教育大纲》，南强书局年版）。共三章。第一章绪论共四节：教育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教育的效能。第二章教育的进化共四节：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第三章教育的概况共八节：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师；学生；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美国的教育；苏联的教育。该书年月完成，年月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新教育大纲》经过整理，以杨贤江的署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年出版，教育科学出版社年又将《新教育大纲》纳入《杨贤江教育文集》予以出版。该书是在中国最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第二次国内战争正在进行，教育领域里各种思想比较混乱。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向青年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解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让青年了解正确的教育理论。发布作者：
文章标题：杜威与实用主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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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评价
杜威写了许多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著作，建立起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某些论点后来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但中心思想始终如一。《我的教育信条》写于1897年，是杜威早期的教育著作，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已经形成，对教育、学校、教材、教法及学校与社会等问题都有纲领性的说明。杜威在《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我们怎样思维》等书中，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各个侧面作了深入的探讨，而《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则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什么是教育?杜威回答说：教育即生活。什么是生活呢?“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条件的事业。”他又认为要保证继续生长，就要不断改造经验。“教育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由此可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三句话含义相同，互为表里，这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杜威提出这样的教育概念，是针对“传统教育”的。他认为“传统教育”远离生活，不适应美国现实的需要。他指出“传统教育”有三点弊病：第一，“传统教育”传授过时的死知识，这种知识以固定的教材的形式提供给学生，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第二，“传统教育”按照过去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去训练学生；第三，“传统教育”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理人。
杜威提出“进步教育”的理想，用来取代“传统教育”，其主要内容是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从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学习各种技能技巧，满足直接的需要，反对以训练的方法获得那种孤立的技能和技巧；教育同现实需要相适应，反对为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作准备；让学生熟悉变动中的世界，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以上几个方面就是“传统教育”和“进步教育”的主要分歧。
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评，对当时美国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美国初期的教育主要是仿效欧洲大陆。这种陈腐落后的教育制度同突飞猛进的生产事业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评，在许多方面是切中时弊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杜威强调教育同实际的社会生活协调一致，注意实际有用的科学知识，提倡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和比较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分析批判传统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实际需要。
什么是学校?杜威说：学校即社会，“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把现实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不难看出，这种论断是教育即生活的自然延伸。杜威认为学校的概念是社会的、科学的和民主主义的。为什么是社会的?杜威解释说，学校是小型的社会，教育是社会的过程，学校是由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环境，其目的是使社会经验简单化、纯净化，以便使儿童由社会的未成熟的成员经过培养参加到社会中来。杜威认为，学校的概念又是科学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学生可以在学校里检验他们思想的效用和价值。所谓科学的，也指方法论而言，因为学校教育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把科学、反省、思维和行动联结起来。杜威又认为教育是民主主义的，他自认为是民主主义教育的倡导者，反对学校教育工作中的独断主义和强制作风；主张在学校里可以自由地检验各种思想、信念和价值；文化遗产、传统和制度都可以成为批评、探索、研究和改造的对象。
杜威批评了与世隔绝的经院式的学校，要求学校富有生活气息，并且对学校的各个方面的性质作了理论上的探索，这在当时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具有较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20年代，苏联在改革沙俄的教育制度时，曾一度借鉴杜威的理论。应该指出，杜威批评学校远离生活，主张学校即社会，有其扭转时弊的积极一面。但是，杜威讲的社会，是指当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其“科学方法”即实用主义的方法；其民主主义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此三者都是为了巩固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目的，忽视了这个基本点，就会混淆杜威教育思想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区别。苏联在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实际上，杜威也并不否认办学校的政治目的。杜威说：“美国的趋向要把民主主义和教育合在一块，民治就是教育，教育也是民治。凡是教育部都是为民治设的，必须有这种政治，才可使教育格外发展；也必须有这种教育，才可使政治格外改良。”在《明日之学校》一书中，杜威把学校比做防止社会动荡不安的“警察和消防队”，其办学的政治目的就更加明显了。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教材?在杜威看来，知识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人类积累的知识包括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发现和发明，都是用来处理现实问题的材料，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如果被用来解决当今的现实问题，它就变成被改造了的经验。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认识了文化遗产，会用这种遗产去处理问题。然而，人类和人类所处的环境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或经验也不断地被改造。由此，杜威便说：“教育应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或改造。”
杜威认为“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他批评“传统教育”只传授与儿童生活无关的科目，断然主张“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依据这些原则，杜威设想在学校中建立许多工场，儿童在工场内学习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等。学校还设立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儿童的主观经验成为教材的起点和中心，儿童有兴趣的活动便是最理想的课程。杜威认为这样的教学能使儿童学得“主动”，合于儿童天性。教育同生活打成一片，可以使儿童充分了解社会，过好社会生活。杜威的学生克伯屈(Kilpatrick)等在美国搞“设计教学法”，曾经风行一时，并对许多国家有极大的影响。这种设计教学法打乱了系统知识的传授，必然降低学校中的教学质量。杜威等人反对“传统教育”的固定的书本，但是走入另一极端，否定科学的系统的知识，过犹不及，同样是错误的。
怎样学?杜威回答说：从经验中学习，或者说从做中学。杜威反对“传统教育”的课堂教学，提出“教学应从学生的经验和活动出发，使学生在游戏和工作中，采用与儿童和青年在校外从事的活动类似的活动形式。”杜威曾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里实行他的方法。他把儿童看做人类社会未成熟的成员，儿童期望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希望能够控制环境，这便激发起儿童的学习的欲望。当儿童观察他所处的世界时，会遇到个人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这疑难的问题促使儿童去解决、去运用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杜威设想了三种水平的活动：第一阶段是为学前儿童设立的，包括各种感觉器官的练习和身体协调发展的练习。第二阶段是让儿童在周围环境中运用现有的材料和工具，去进行实验、建造和创造。第三阶段，儿童发现新的观念，产生新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行。这时，儿童的活动已经从简单的冲动发展为细心的观察、周密的思考、有计划的行动并能预见行动的结局。
杜威称“从做中学”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他认为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处理问题，便可得到某种经验；而“科学的”方法又是人类思维反省的过程。他把思维过程分为五步，与此相适应，教学也有五个阶段：①学习者要有一种“经验的真实情境”，即学生有兴趣的一些活动；②在这种“情境”里面，要有促使学生去思考的“真实的问题”；③学生须具有相当的知识，从事必要的观察，用来对付这种问题；④学习者须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种种设想，并将这些设想整理排列，使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⑤学习者把设想的办法付诸实施，检验这种方法的可靠性。
杜威主张“做中学”，强调学习者的个人的直接的主观经验，提倡学生的个人摸索，重视实用的知识，就教学过程的一个侧面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做中学”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否定间接的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价值，忽视教师系统传授间接知识的主导作用，这便不免有所偏颇了。
杜威主张“儿童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他说：“在学校里，儿童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儿童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杜威说，由教师中心改为儿童中心，“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杜威为“儿童中心”的说法提供了心理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儿童生来便潜在着四种本能，分别表现为四种活动：语言和社会的本能及其活动；制作的本能和活动；研究和探索的本能及其活动；艺术的本能和活动。我们知道，在教育思想史上，尊重儿童天性的主张，在文艺复兴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曾具有进步意义。从理论的发展看，要求教育、教学工作心理化，摸索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途径和手段，促进教育科学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从社会发展来看，尊重儿童天性意味着反对封建制度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要求从“神性”的统治下解放“人性”。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杜威关于本能的说法混淆了人的生物性的本能和社会的属性，混淆了人的先天的素质和后天的经过学习而获得的技能技巧。这种唯心主义的本能论是错误的。应该指出：杜威提倡“儿童中心”，使教师处于参谋和助手的地位，只是为了反对传统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个性的压制；杜威并不认为教师在学校中是无关紧要的人物。他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说：“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教师的职责是“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杜威甚至更为明确地说：“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由此可见，杜威也是很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
总之，杜威是美国极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他反对“传统教育”，批评“传统教育”的迂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主张。但从整体来讲，他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者，实用主义教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是根本不同。
杜威同中国教育界的关系非同一般。1919年4月底，杜威来到中国，1921年7月离开中国。此间，他在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以及临海几个大城市宣传他的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收在《五大演讲集》中。前后介绍杜威思想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团体有：中国新教育促进会、中国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期刊有：《教育部公报》《新教育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在中国，最早介绍杜威思想的是蔡元培。1911年，他就任教育总长时，曾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并在《教育杂志》上撰文评述。其后，胡适、蒋梦麟、郭秉文、李健勋、张伯苓、刘伯明、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郑宗海、朱经农、俞子夷、程其保、姜琦、庄泽宣、邱椿、常道直、黄建中、崔载阳、曾昭森以及吴俊升等人都先后介绍过杜威的思想。
解放后，尤其是“十年动乱”中曾对杜威进行过批判。但有些“批判”并不合适，真正的学术探讨却并未深入展开。怎样科学地分析杜威的教育思想，仍然是有待于研究的课题。笔者学疏才浅，本文只是简介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梗概。选译这本书，旨在做些服务性的工作，诸多学术性问题还有待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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