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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指标的意义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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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全面认识GDP：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有
杜海涛　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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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有（特别报道?全面认识GDP②）
2月10日本版刊发“全面认识GDP”系列报道第一篇《不要简单以GDP论英雄》。
报道认为，从理论上说，GDP指标有自身缺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GDP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从现实看，搞GDP崇拜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改善民生，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仅有害，而且不可持续。从未来考量，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势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实际。
报道认为，GDP不是万能的。我们要重视GDP，但不能唯GDP；我们不能告别GDP，但要告别GDP崇拜。
从理论上看
GDP在统计上无可替代。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
对这段话，曼昆做出了同样精彩的评论：“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也是不行的。
GDP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国际上曾有两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则采用国民账户体系（SNA），前者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后者的核心指标是GDP。受苏联影响，我国曾长期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与GDP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只计算所有产出的总值，不反映新增价值，只计算一二产业产值，不反映第三产业状况，缺陷是很明显的。”国家发改委研究员林兆木说。
GDP指标也存在自身缺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学者和机构先后提出了净经济福利、国内生产净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绿色GDP等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客观地说，这些指标在统计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GDP显得更为简洁明了、更容易进行历史和横向比较，因而也都无法取代GDP。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采用GDP指标，它仍然是衡量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的国际通用指标。”林兆木说。
GDP在统计上无可替代，从经济学角度看则是重要基础。
GDP反映经济增长。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效益的提升、社会福利的改善等，这些都离不开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说，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但有发展一定要有增长。
比如，虽然GDP增长与改善民生可能并不同步，但GDP增长往往能为改善民生提供条件。“保持合理的GDP增速，宏观上有利于政府拿出更多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微观上通过生产活动形成居民个人收入，有利于个人财富进一步积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
数据显示，人均GDP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出“水涨船高”的关系。从2002年到2012年，我国人均GDP由1135美元增长到6100美元；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分别从7500元和2500元，增长到24565元和7917元。
从发展阶段看
“三个没有变”意味着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意味着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意味着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是要有的。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重庆市解放碑商业区高楼林立、商贾云集，夜幕下霓虹闪烁。而在距此不到200公里的重庆武隆县贫困村，对大多数村民来说，每月几元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保持GDP合理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立足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我们不能“硬发展”，但发展是硬道理。我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加工厂，然而，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生态代价高，等等，成为发展中的主要掣肘。与此同时，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领域问题多发，文化产业落后，也不适应人民奔向更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就必须在“供给端”下功夫，不断创造出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立足于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同样需要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排在第八十位以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也落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不断壮大实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侯永志说。
从经济现实看
要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一定的“底线”。不唯GDP，不是不要GDP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一定的“底线”。没有一定的增速，很难把经济工作搞好。
这是保就业的需要。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创造130万甚至15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现阶段我国保就业、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不能低于7.2%。
这是调结构的需要。张立群认为，只有GDP增速保持在7%―8%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快速推进，人力、资金、技术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发展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这是促稳定的需要。如果经济活跃度过低，会带来企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裁减员工、投资减少。此外，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2013年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率出现反弹，接近1%的水平。根据测算，如果2014年经济运行平稳，GDP增速保持在7.5%，银行不良资产率将保持在1%―1.2%之间；如果宏观经济走势向下，则可能会突破1.5%。所以，应当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
这也是增信心的需要。“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轨道，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基本面将受到巨大伤害，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王一鸣坦言。
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我们要摆正GDP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去认识GDP，那种盲目追求GDP或认为GDP无用的片面性、绝对化观点，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责编：值班编辑、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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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日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0年，成就很大，问题也很突出。最大的问题是高增长、小GNP。这说明在当今的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下，错误地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具体上看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一、高速度，小GNP评价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视角考察。从量的角度看，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增长速度奇迹，但以30年的GDP规模变化角度看，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并不大，人均GDP的变化也不突出。自从世界银行让全球各国引进了一个GDP的统计方法，GNP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并且，搞得中国人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的GNP到底是多少了。世界银行一个GDP的障眼法，把发展中国家都蒙骗了。30年来，中国的GDP在世界的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一倍多，而GNP仍然和从前差不多。尽管从国内的统计看，我国的经济规模早已翻了三四番，但从外部角度看，只翻了一倍半。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我想除了汇率因素，再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和我国的发展的方式方法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NP约占全球GNP的2%（更多的说法是5%，本文暂用我国官方的宣传数字），但到了30年后的200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上升到占全球GDP的5%。而从GNP角度看，我国GNP所占世界规模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约仍然只有2%。这就是说，目前我国GDP的一半是外国投资者的，并不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而我国目前的GNP大约只有GDP的一半。也就是说，以今年24万亿的GDP举例来说，GNP大约只有12万亿元。30年间前半期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了中国GDP规模增长缓慢，大量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交换中廉价流入国外。这不能不是今天需要总结的的重要问题。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里，我国的GDP增长了12倍。而1978年的GDP是501亿美元，2006年变成了8883亿美元，28年里增长了17.7倍。比我国高得多。发达国家中增长较快的比如瑞士，1970年时瑞士人均GDP为3449美元，而美国的为5067美元，当年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为1：4.31。但到了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4190美元，瑞士人均GDP则增长到51771美元，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变为1：1.25。这就是当今由于货币币值变动而导致各国GDP状况。中国经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高速度，小GNP”。高速度发展的经济成果很多不为中国人民所有。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阶段，美国依仗世界货币的优势，玩弄印钞游戏，便可轻易地掠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更多地是惠及了别人。但是，中国为什么在国家交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格外昂贵，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原因。二、决定贸易交换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购买外国的产品？一个外国产品性能好，技术含量高，利用价值大，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外部产品的过度迷信和崇拜。譬如穿鞋，一双中国制造的球鞋已经足够好的了，但有人硬要去买外国名牌鞋。一件衣服本国造的质地完全不比外国差，但为了追求时髦，有人愿意花多出几倍的大价钱去购买。一辆本国产的轿车性价比都很好，但有人硬是花几百万元去购买一台外国车。更加荒谬的是，有的政府采购竟然明令规定非外国货不买。甚至许多工厂放着本国质优价廉的设备不买，非去进口外国制造。这就是中国这些年里的问题。从消费到生产，大进大出的过程中消耗了本国额外多的资源。这种不良消费心理和政府出台的错误的消费政策，都会使一个国家在与外国物质交换过程中代价昂贵，资源大量廉价外流。再加上国内贫富分化，富人大肆消费国外产品，更使中国的进口格外昂贵。而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必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出了问题，即完全拜到在西方文化脚下，从灵魂到物质、从社会思潮到政府政策统统被西方文化所折服。精神和思想上的和投靠，必然造成一个国家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决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收益。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换回很少的甚至根本没价值的产品。这些年里中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表现有很多，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甚至表现在企业资产买卖上。为了让外部文化和机制参与中国的企业，中国政府不惜出台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股权、招徕外部投资者的举措。有的企业为了引进外部的“先进”管理，大比例地出让企业股权和产权。这种表现可归纳为文化失败后购买外部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我国曾经一度出现疯狂地外资收购潮。连深圳的自来水公司都买给了外国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怎能不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交换过程中损失惨重！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搞经济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怎么能提高和增加！上升到政治学来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制度和体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为西方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在转轨和外向型的发展过程中，右派力量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损失将会越大，成本越高，对这个国家越是不利。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到了适当矫正政治力量的时候了。不从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矫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代价惨重。这就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为什么要适当向左转的原因。这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三、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的特点当今世界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经济进入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一个国家产品价格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购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物质成本和真实财富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力量、消费信心和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前景预期决定着的。在这种时代，商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国的文化价值力、政治价值力、制度价值力以及世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产品价格往往是不对等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拿更多的产品交换发达国家较少的产品。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就象一个农民进城，即使付出再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微薄的。当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越是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甚至迷信时，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越具有价格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交换成本和贸易成本越大。所以，文化价值力和政治价值力高的国家的产品，在市场上一般都具有格外高的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都是因为缺少文化价值力而成倍得低廉。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少，又价格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多，又价格低。在这一出一进的交换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总是过多地付出，而发达国家总是付出得少，收获得多。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走出这一发展过程，只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交换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并不清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历史、制度、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清楚。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盲目地迷信发达国家，自损自己国家的精神文化甚至历史传统，作践自己的祖宗，挖掘自己的祖坟，贬损自己的尊严，使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上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心理上自愿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价格和国际贸易的收益。更有甚者，发达国家甚至不用通过实物贸易就可以大量赚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只用一个国家信用，就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大笔的借贷。中国将1万多亿美元投入美国国债，就是美国通过国家信用赚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典型。中国在这些年里，不仅在实物经济领域大量廉价地出口着本国资源，在信用领域，资金领域，也在向西方国家输出着大笔的金融资源。中国这种货物贸易和金融贸易的双输出，数量确实惊人！并且历史罕见。真应验了那句话：“倾举国之力以博洋人之欢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能不觉醒吗？那些多年来一直诋毁本国文化、本国传统、本国历史和本国尊严的学者们，你们可曾想到经济上的后果？的确，一个失去自信和自尊的国家，是永远难以富强的。一个把希望建立外人之上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出息的。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国家、制度、主权、尊严的重要性。这些年里，输得最惨的就是前苏联。由于信仰和信心上的崩溃，整个大国解体了。这种损失岂是用经济和金钱可以衡量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仅是盯着GDP的发展，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如果不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这种国家永远只能是三流或二流的国家。四、我国的人均GDP水平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我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并无多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国。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也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例如，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美元，美元，美元，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到2015美元。2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8倍。然而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增长了5.2倍，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约增长了5.4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增长12倍，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增长9.5倍。以上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事实。按照这种统计，2005年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 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中国如果不摆脱过度外部依赖的思维方式，不摆脱当今国际货币体制强加在身上的阴影，中国的发展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五、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与我国GDP规模较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巨大的实物经济产出。我国目前GDP约占世界的5％，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实物产出分别占世界25％至40％。我国有着庞大的实物经济，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单纯追求GDP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重重，多年发展下来，只是一个廉价的打工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维系不下去了。中国的发展如果继续建立在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金融货币体制上，那么再高的速度，也是为他人在做嫁衣裳。中国今天要利用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方法，在今后走出一条切实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别人的道路。另外，中国在30年的改革中已经为体制的变革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中国必须尽量少得为制度和体制付代价，不能总是左右摇摆，必须尽快走出一条新路，振兴国力。总之，GNP是指国民生产总值，指的是国内中国资本控制的产值，加上国外中国资产控制的产值，而不包括国内的外国资本控制下的产值。中国的GDP好看，是因为国内的外资控制下的产值比较大，其实这种产值越大，对民族资本的打击越大，对中国消费者的掠夺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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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想过咱们基本国情没有？想过就业问题没有？？？？看了第二篇楼主既然知道咱们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这个问题，就应该很明白国家政策的苦心啊？！倒闭这个问题，我觉得倒闭到1个程度就不会继续了，现在比的是谁的韧性好。适者生存。看来第三篇这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咱们国家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阶段。众口难调。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发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就是正确的。
严海波：这点儿好解释，缺乏道德观、缺乏规则正义的社会必然带来弱肉强食现象。俞飞龙：我是这么理解的，不少当地人获取财富的方式，让财富的示范效应起到的是一个“恶“的结果。既然财富是社会鼓励大家追求的东西，它一定该有一些得到我们道德上认同的价值，它应该和智慧，勤劳等一些可以引导社会积极向上的东西联在一起，但是珠三角一些当地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却与此无关，这种与投入不对称的巨大收益，很容易让一些人想去追问一个直接性的问题：凭什么呢？那些变成罪犯的打工仔的感受，与公安人员描述的状况是一致的，公安怎么描述的？或者治安官员怎么描述的？那些成为罪犯的打工仔，基本都有这样的演变，出来第一年好好打工，第二年就东想西想，第三年就不好好干了，去抢劫、办假证、卖淫等等，我跟一些打工者也聊，我得到的信息是，他们认为这里的工资确实比在家里干活强，但是当地人的财富获取方式，让他们失去了平衡，他说你看一看，他说他比我的学历低，也不付出什么辛苦，我每天付出多少啊？我多辛苦哦，干一个月，却不如他们一天赚的钱多，他会做出一些判断，并影响他的行为，不是说他想当罪犯，如果我们都觉得没有天生的罪犯，那么你我们确实得深思这个社会现象。可以说，当地人的财富产出方式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广东省5000万的外来工，如果有1%的人有这个想法，你们算一下是多少，是50万，如果有千分之一的人想有机会就去行动一把，那么有多少潜在的罪犯？5万，差不多是个集团军了，这样的情形，肯定犯罪的很多，和现实情况也相对吻合。此外，广东的发展模式还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珠三角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可是现在几乎没有干净的河流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这非常直观地说明我们发展的代价太大，很多镇产业发展的规模已经是数十亿，上百亿了，居然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垃圾处理厂， 2000年，我在二沙岛开会，开完会以后出来，看护河堤修得挺漂亮，就想，转转珠江吧，在河边转的过程中，我想看一下河水，刚把头伸出栏杆，一股刺鼻的味道让我差点晕倒，一点也没夸张，确实差点晕倒了，这要污染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么浩荡的珠江，中国最大的水系，居然变城这样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 我再谈一个问题，只说结论，就是珠三角的探索还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结果，把政府的功能给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最核心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它不在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只有让位给资本来主导了，既然让资本来主导，自然得给市场释放各种资源，这肯定会产生腐败，同时导致了其他社会问题。曹建海：干部是不是都经商？俞飞龙：干部不用经商都会得到比一般人经商还要高的收益。刘正山：我举一个例子，我去深圳的时候，开车的一个小司机，而且不是给大领导开车的，他说几年前一个月的收入六千多。曹建海：我说拥有工厂？俞飞龙：拥有工厂还是比较少，在珠江这个地方，有职位的公务员不需要拥有工厂，收入都很高，不是传说深圳处级干部以上很多都是千万富翁吗？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的国企，广东省是中国目前为止最活跃的产业区，但是，中国90年代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在广东，广东国投，亏损200多个亿，广州乙烯，好像也亏了180多个亿，国家几十年在广东建立这么多的国企，活下来的不多，可能珠三角国企存活率还比不上内地一些中等城市，深圳更绝，前后投资了上千亿搞国企，一家都没有成功，国企的发展状况与当地政府管理能力有种直接的关系，珠三角这种管理水平与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严重不匹配。很多人说珠三角城已经是高度城市化，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珠三角密密麻麻的建筑与城市化不搭界，它不是一个城市概念，准确地说它是中国最庞大的加工区，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在那儿住不下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工作、睡觉、简单的购物和娱乐，然后回家，这不是城市应有的形态，是靠这个国家特殊的社会结构才得以产生和维持的，而且现在已经矛盾重重了，我把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广东省危机比你（曹建海博士）说的还要严重呢？就在于珠三角此前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其中又首推房地产这样的基础性资源，已经上涨到当地产业承受不了的程度了，去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在消耗城市（或区域）的竞争力。后来，大概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看到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出一个信息，说广东几乎所有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参与到了抢地的行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新闻，是一个比较大的报道，我一看说“糟了，广东可能马上会迎来大批工厂倒闭”，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这将导致当地的硬性成本直线上升，结果现在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时间非常短。因为每年年底都有一个房租重新调整，这个时候房东会以新的物价水平调整租金，这也许会令很多工厂承担不了这个成本变化，或者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变化，反正也挣够了，关门吧。总的来说，广东省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是任重道远，而且确实也需要解放思想，因为正如海波所说，在此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教条，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推行科学发展观，它即将或者已经面临的危机就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危机，而可能会是一个社会危机。曹建海：这个事情在全国就会出现，出现全国性的企业倒闭。王飞：我倒觉得你揭示的层次大家都认识到了，对一般人来说是表象的成功，为更深层次的体制，你讲的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说服大众的，首先过不了一般学者这一关，他们会拿出很多数据反驳你说的这个，刚开始刘海波就说是一个政治层面的，现实层面的，而不是哲学层面的，实际上你的论述，包括你爱人的论述，都是以哲学层面，人性本身来说的，我们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看，在中国作为一种对长期的道德观，对人性善的直接反动，突然加进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约束，从制度层面，刚才海波一开始就讲，就是一个自耕农，是一个生产体，不是大工业时代的螺丝钉，不说一个农民，至少一个村落，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旦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用现代性大生产的分工环节，把个体的人真正变成一个粒子，这种情况下抗风险能力特别弱，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给你提供一个方式，他们可以参与竞争，通过个人竞争跟城市或者跟其他人完全平权的条件下竞争，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事实上绝对是一个差异，这么多年生产生活方式完全有差异，即使没有中国现实的历史……刘海波：蒙牛、伊利这些奶企，剩下的是无数的奶农，这些怎么去竞争，这些奶企的老总就决定全国的价钱，对奶农来说，这个奶接下来了，今天不卖，明天不卖，后天就要坏掉。王飞：还有学者提出，你在城市打工，打工失败的话，回到家给你一块田，有人问他具体的条件怎么实现，就是非常赤裸裸的牺牲一、两代人，这样的一些理论，像蓄水池理论，我要讲一个观念，不符合任何简单的逻辑，比如说和人权的逻辑，和平等的逻辑，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农民人不给他户口，他们会质问，今天大多数人提出的问题，你们这些问题都面临不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提出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自由，比如说平等，实际上他们用自由平等重新定义了幸福，我们人是要追求幸福的，他告诉你自由了，你平等了就幸福了，这都是一些老的不得了的话题，个体作为一个例子，生存在茫茫的竞争性关系当中，马上就会面临问题，90年代后，政治的衰败等等，今天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反传统极端的东西，继承和发扬，发扬就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充分的信息化，信息化带来各种各样的软实力，各种各样一致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一致性比共产党大规模社会动员力量强大得多，还带来一个技术化，体现在最典型的就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金融，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跟着股市，跟着房市，永远是天方夜谭，这种方式就是财富的再集中，现在这些东西不考虑历史条件，直接塞到中国，产生了种种问题，每个人天天说的都是行政问题，那些官员天天讲的无非就是一些行政，一些具体的小政治，官员不讲政治，你敢跟他唱一个国际歌，那是反动。曹博士说的几大问题，一个是农业问题，一个是国企问题，还有曹老师提到的，没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整个就是思想问题，中国现在的思想问题。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总结出响亮的口号，非常清晰、明确，这样的东西适合洗脑，适合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根本的、很重要的问题。包括今天，共产党的高层可能有一些资源被利用，有些人说你是封建了，你想当国师，你是偶像崇拜，这类东西，我觉得属于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我讲的很简单，就是这些。曹建海：也要破除掉科学发展的教条。王飞：经济学就是科学。曹建海：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面来，不是小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刘海波：人民、共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表达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解放思想就是，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强调中国主体性，宏扬思考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通过解放思想，在今日中国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与巨大风险的局面面前，立定脚跟，不迷不惑，既有信心也有办法迎接挑战、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严海波：其实就是社会思潮的转变。
第二，这个发展还是可持续的，不能说今天公平了，明天却不能持续了，这也不行。第三，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按照这么几层含义来判断此前广东的发展模式，那就可以看出不少问题来，确实，广东省应该做出的检讨太多了，可以说涵盖很多方面。因为我在广东呆了五年时间，加上去年又去调研了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接近十个县吧，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广东的发展，从一个大的方面来判断，或者说从我们改革的最大目的、最大的本意——我们为什么要改革，那是要共同富裕，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我们的贫困，小平同志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共同富裕来判断，是没有达到目的的，不要说5000万外来打工者，甚至连当地都没实现共同富裕，广东省的粤北、粤西、粤东地区，不少地方都非常穷，我去年看了粤北地区的一个县城，韶关下属的一个县城，从城市的外观来看，是内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你们可知道这个县城，离广州只有三小时的路程，却存在这么巨大的差异，实际上，这30年，广东除小小的珠三角经济发展起来了外，不少离它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是非常贫穷，跟中国内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非常像，就是那么一个水平。刘海波：你还没有到那些地方的农村去看看。俞飞龙：我也去看了，跟内地一些贫困地区没多大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发展差异？与它具体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甚至可以质疑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带来共同富裕这个结构，事实上这样的质疑已经开始了，一些学者开始撰文指出，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而只能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现在汪洋在谈到广东未来发展时，提到了“产业升级”这个概念，这对广东而言需要做一系列大的政策调整，因为升级这个概念对珠三角来说并不陌生，95年左右，深圳提出要产业升级，97年左右东莞提出要产业升级，但是它们都没升了，我当时也是这个判断，我说这个升级绝对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政策配制不到位，我打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说你能在流水里面用沙子建一座高塔起来吗？广东省的用工模式就是这个道理，安东走了，本来我想请他说一个具体的数据，他在美国呆过六年，对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它到底应该具备多大的生存能力（或曰购买力）应该很熟悉，前两天网上还在宣传东莞市把最低工作提到了710块钱，深圳最高，是810，但是这个最低工资根本没法让劳动者在当地完成起码的社会再生产。不是少数外来工无法完成这个再生产，而是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外来工都无法完成，这些劳动者有多少？大概是5000万，这个规模可能超过了整个英国和法国劳动人口的总和。刘海波：肯定超过。俞飞龙：仅仅是外来的劳动力，就超过了英法的总和，而广东省很少为这些外来劳动力提供社会性服务，广东省也没负担过他们的成长费用，仅仅是这5000万劳动力的成长，就是按现在我们国家的水平来说，也需要庞大的财力，这些开支都是由这些劳动力成长的地方，由他们的家庭、社会和当地政府支付了，这些劳动者到了广东后，他们获得了什么呢？最大的获得就是这个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观点，因为它不能给这个劳动者提供与当地水平相适应的生活保障，无法让他们在劳动所在地安居乐业，安东在美国待了六年，这个情况他可能更熟悉，我背后这位（注：张舸，法国马赛大学经济学硕士）是留法的，在法国呆了5年，也和我交流过国外的最低工资概念，他们是以每小时来计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含义呢？就是它能够让拿最低工资的人在当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包括什么呢？包括住房，吃饭，医疗，养家，保险，养老，基本储蓄，通讯，娱乐，总之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这一系列支出加起来才构成最低的工资水平，而显然，整个珠三角的最低工资还达不到这么一个水平，而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些外来工根本就没法在当地立足，另一方面，产业工人是一个城市的核心，他们是城市财富创造的主力军。庞大的产业群体的升级，主要是靠他们。刘海波：让汪洋不要学别的地方，新加坡比较小，可以学学日本，日本的工业化，60年代怕不怕一个《劳动合同法》，难道这么一个事情会把日本的产业搞下去吗？日本的工人升没升级？俞飞龙：但是这个群体却无法在当地定居下来，这就造成广东的工人就像流水一样，97年我最初到广东，07年我再到广东，我看到了什么呢？流水的工人铁打的厂，工厂的技术熟练工的存有率非常低，这样特征的产业工人，怎么完成升级呢？不可能完成。这实际是用一种小农的眼界来规划了一个大工业必要的生产条件。这个小农眼界是什么？外来人几乎什么样的社会性服务都得不到，甚至交的保险都很难取走，当地没有为这些财富的创造者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可能认为这样自己就亏了，但是，依赖这么一群流水一样的劳动力，可能完成产业升级吗？可以说这种用人方式给广东省的产业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广东现在很多工厂所使用的设备，与台湾比并没有区别，甚至比台湾还要好，但是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海外价格是多少？很多是台湾的1/3，甚至1/5，以自行车为例，台湾的自行车出口到国外早就超过了100美元一辆，中国就20美元左右，而珠三角是国内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地。如果对劳动力配置正常的条件，满足他们正常的需求，培育出一批固定的技术熟练工，广东省的GDP可能就不是现在的三万多亿了，以它现在的出口价格，只要平均达到台湾的1/2，同样的数量、同样的品种，它们（指GDP）都应该翻番，甚至翻两番，但是它们翻不了番，为什么？因为技术升级完成不了，熟练工存活不下来，吴静湜是搞人力资源工作的，可能对这个问题更有感触，用这样的政策，只能出现这样的现状。所以说，珠三角的一些政策，我认为还不是新自由主义，它比新自由主义更具有剥夺性，到时候我可以更具体地谈一谈，而这使珠三角错过了非常好的产业发展机会，那个时候（95年前），整个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亚洲，整个世界，都非常需要广东的产品，它的产品很有竞争力，但现在基本上是在衰败，包括现在一些港资的退出，我认为这不过是刚刚开始，去年我在一篇报道中已对这个下了定义，如果继续按照此前那种模式发展，进行资源和要素配置的话，最后等待它的最大的可能是衰败。刘海波：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变得那么外向型，中国的经济体比美国大，内地的省份企业走的比较朴实厚重，山东的技术工人累计下来了，哪怕在乡镇企业就业十几年，追的上韩国、日本的模式，广东也该彻底玩完才对，你发展了30年，应该像台湾企业一样，现在半点不是。俞飞龙：平均价格基本上是台湾的1/3，这让我们搞经济研究和报道的人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接受这个现实。刘海波：两个的特殊位置有原因，比如一个人从1岁长到18岁，到你这儿做简单劳动力，这把这些拿掉了，现在我们的发展模式变化了，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江西也可以，湖北、湖南。俞飞龙：不是简单竞争的因素。如果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观察广东，我们肯定回避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广东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广东没有资源，第二，本地也没有人才基础，没有工业基础，它靠什么？靠政策，实际就靠了这一样，政策允许它发展我们广大内地不能干的产业，比如华为就是这样，在我们整个社会转型过程，珠三角在92年前一直独占先机，比如90年代前期之前，电话机是不能随便生产的，就只有几家，而当时的市场是纯粹的卖方市场，只要有就不愁卖不出去，还有程控交换机，它们更是靠政策才能取得生产销售资格。第二个是靠外贸，这其实也是政策配置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从广东进口，当时深圳有个很出名的亿万富翁，是个湖南人，带着10多个老乡闯深圳，就是靠倒卖，当倒爷发起来的，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就是寻找机会，寻找渠道，他的这种发迹方式在珠三角很有代表性。第三个是外资，而利用外资的形式，基本像曹建海博士说的，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这种掠夺包括三个方面的资源：政策资源，人力资源，环境资源。这种模式在小范围来说，能够带来一定量的市场，更容易让产品的丰富，能迅速汇集一定规模的产能，但问题在于，珠三角直到现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依然如此，比如三来一补企业，现在仍然占到东莞80%左右的产值，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这是多大的悲剧？都21世纪了，很多国家在这期间已经完成后工业化了，可我们最富的城市，2006年东莞是最富的城市，80%左右的工厂依然是最原始的工厂，还不能称为企业，只能叫加工厂，而且这个局面延续了几十年。广东对政策的依赖，乃至于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几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当地的干部素质，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当地的干部素质即使跟内地一些地方比起来，也是偏低的，他们的村和镇的干部素质应该和内地的县比较，因为这些镇或村的工业和财政规模超过内地的大部分县，这个成绩在很长时间掩盖了当地基层干部素质低下的弊端，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甚至这个特殊性是它的最大原因：很多产业在不允许内地进入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产业用很低的门槛引进来了，他引进这些产业主要不是靠当地的基础、能力或者素质，而是政策因素，历史的特殊性。有香港学者总结说，珠三角的发展靠的是释放整个社会的累积，不只是它自己的发展累积，而是全国的累积都集中在了珠三角来释放，中国被动封闭了很多年，是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改革初连卖名牌自行车都得靠票，彩电也是如此，得拿供应券去买。从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930万平方公里是物资匮乏的，只有广东这30万左右平方公里有资格引进外资，他们通过充当贸易中介以及生产低端的生活用品，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非常低，它的成长和发育也是国家为它特别开的口子，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初做一个鸟瞰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改革之初，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企业在改革初期是按兵不动的，而是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珠三角重建轻工体系，所以广东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是从敲敲打打开始，而这显然既不符合经济学的成本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学里的效率原则，所以我说珠三角的崛起得益于国家为它提供的便利，但现在不少广东人并不认为这是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先机，也不认为他们应该承担共同富裕的责任，而是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由于发展模式具有极端自利特征，导致其所创造的财富高度本地化了，这种获取财富高度本地化的结果，不但与共同富裕的要求相去甚远，也与市场经济的良性需求相去甚远，更麻烦的是，相当部分当地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不是靠付出了智慧，而是靠占有资源获取财富，靠将房子租给外来企业和外来打工者获利，跟18世纪后期英国的地租经济非常类似，而这不但损害社会公正，也会损害经济发展。不少当地人不算集体分红，每年房租的收益都比一般的博士还要高，达到10多万，高的可以有50多万就，这种情况在珠三角非常普遍，给我感触很深，我跟浙江的老板和广东的老板接触过程，感触同样很深。跟浙江老板谈两个小时话，他肯定会接不止10个电话，我并不是推崇浙江的发展模式，浙江的模式也存在它的问题，我单就这个细节来比较一下，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靠自己的辛苦在赚这个钱，他接这个电话，说“哎哟，我们什么时候谈那个工作”，或者是“你把货放哪个地方”，或者是他决定什么时候去哪订货，等等，基本都与他的工作有关，但是，如果你跟广东老板在一起，他接的电话一般很少，接电话的内容一般和享乐有关，这两个地方我都有不少朋友，这个细节上的差异很明显。王飞：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一定的地位，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不再具有竞争，资本主义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亚当斯说的看不见的手，自由的竞争，自由的配制，最大的合法性在于这儿，这个东西恐怕是一个神话，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神话，比如说专利、商标这些东西能自由流动吗？是不可能的。
像我们国家大量做房地产，大量做低成本、低质量、高污染的制造，根本不可能创造人和国民财富。这样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我们的投资很特殊，我们不像阿拉伯国家的投资，人家盖房子分配给老百姓住，人家建医院老百姓免费治疗，而我们的投资是损害老百姓；还有好多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部分是国家出钱，但建成之后还要收费，我们就不知道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这个都是摧残民生的投资，这个投资越大了，老百姓遭到的损害越大。还有现在的出口，根本不创造任何国民财富，只能创造更多的工伤死亡事故，创造更大数量的癌症死亡病例，创造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我们国民消费被压制、被侵蚀、被毒化为代价的，完全是掠夺式的增长方式。上面我讲的这些，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在这里面，走在最最前面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当然环渤海地区是第三位。根据我的观点，目前长三角是发展失败的典范，珠三角一样是不成功的范例。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生活增长偏离的越远，越表现为赤裸裸的掠夺经济。不仅仅掠夺当代公众的财富，而且掠夺子孙后代的财富，这是极其不负责的作为。当然这一切，都要拜党的一把手拍脑袋发明的发展观所致。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等领导人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全国经济形势。这个形势摆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领导人面前，都应当是痛心疾首的。广东本地的问题，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广东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当然也是“被外资利用”最严重的地区。我们喊了很久的利用外资，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外资在利用我们，我们是被外资利用了。在广东这个地方，资本和劳动分配分化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广东的经济发展历史，基本上是资本原始积累赤裸裸剥削的最真实写照，为什么长三角“民工荒”的问题没有珠三角严重呢？因为在那里劳动者的待遇要比珠三角好的多！珠三角的企业，基本上是通过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得以生存的。像广东、福建，地方政府是对外地劳动者最不关心的地方，工伤死亡像掉指头事件等，在全国是最严重的。而大量发展的鞋厂，对广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一些税收，但对这些民工来讲，这种就业属于真正的人身摧残。这样的血汗工厂应该关掉，不管关掉多少家。所以最近广东一些制鞋厂倒闭或外迁，本来是应该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看到我们的广东政府表示担忧，这种就是发展观的问题。其次，广东的产业结构低下，当然汪洋也看到广东相比长三角产业结构低下。只不过，长三角地区中，像宝钢、沙钢这样的企业，以及大量的工程机械企业，主要的是为房地产投资服务的，包括造船、船运，这些行业大量的属于为房地产商服务的重化工，根本不同于我们教科书中讲到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根本不是那种重化工规律，而是制造利益集团掠夺公众财富所需要的工具而已。当然，广东的工业除了汽车工业，其余多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像衬衫、鞋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血汗工厂的象征。再次，广东的房地产问题，比全国任何地方都突出。广东的大开发商比全国哪个城市都多，可见政府跟开发商的关系非常密切；广东虚假的城市化比任何地区都严重。解放前和解放初，农民到打工，一部分人户口都落在北京了，没有户口的也有很多在这里置了房子，可以生存了。对于外来工而言，广东这个地方根本不能生存下来。为什么这次雪灾出现这么多人在广州火车站的滞留，这是虚伪的城市化的结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农民工，关注他们的生存利益？！最后是政治问题。广东省内的两会上，怪话是全国最多的；而有一个最善于谏言的女性全国人大代表，这次换届换下去了，换上来不少的老板。说明广东的政治生活，是非常不健康的。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的解放思想，也不需要唱高调，不需要搞一些老百姓听不懂的概念。孙中山是广东人，他是从广东起家的，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有意义。我们简单对照一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可以发现广东现在存在哪些问题？先说民权，盖房子这样一种老百姓做家务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工人不管受到多么残酷的剥削，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政府根本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政府连中间都不能站过去，这样的政府立场是有问题的。另外，老百姓在公有制财产当中的权利，在广东，在全国都被剥夺了。你对照一下，还有什么民权呢？现在搞的这些所谓解放思想的概念，有没有到老百姓家里，问他们到底需要得到什么？显然是没有问的。你汪洋跑到上海去取经，殊不知上海搞的也是很糟糕的，上海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虚假的繁荣。你对江苏表示羡慕，我看实在没有必要啊！你有没有真实地问问广东的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得到什么？所以你现在还是在走形式的，没有体现民主，更没有体现民生。民生是什么？是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教育水平能够得到提高，医疗水平能够得到提高，住房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这方面广东有没有做到？都没有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方向呢？我随便提了几点，不知道汪洋同志敢不敢朝这个方向努力？首先，作为政府、作为党组织能不能彻底否定GDP的政绩观？就是对于GDP所谓的政绩，一概不考虑数量的多少，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抛弃所谓脱离民生的改革开放教条，不要搞谈什么改革，什么开放，这才可能是彻底的解放思想。第二点，能不能把通货膨胀、环境恶化作为当政者的头号敌人来治理？是不是能坚决铲除剥削和掠夺的经济主体和丑恶的经济现象，像碧桂园集聚了大量的财富，这些属于个人的财富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吗？不是的，这是典型的靠剥削和掠夺的创富模式。把这样的企业在地方当成样板，要大家都来学习，这就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是非判断！第三，是不是能够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关注社会风气，关注老百姓自主的活动、家务活动，关注社会风气，关注人们的积极向上，关注人们的合作精神。像我们的合作精神、互助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财富。我们现在真正能称为精神文明的，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物质财富。比如说一个一个城中村，这些人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一家有难大家互相帮助，对大家来说，村落属于无形的物质资产，到社会上获得这样的帮助就得花钱买，而在这个地方不花钱就得到了。现在我们一些市长书记觉得这个地方丑陋，当然更多的是被开发商看中以后，把它拆迁得七零八落，对老百姓的实际情况置之不顾。所以我们的临高干部，能不能更加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不在是经济建设问题？如果朝着这些方面发展，就属于思想解放。再说大一点，汪洋能不能把广东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而不是建成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像汪洋的上海之行，他对江苏的羡慕，可见看出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发展思路。我同时联想到现在昆明有一个书记叫仇和，我看他整天抓招商引资，这更是荒唐的。难道就不能组织当地人发展当地的经济吗，你到外面引进人才，把技术人员引进来，帮助企业，把外边的资金引进来。但是，现在的所谓招商引资，中国的招商引资不再是引进资金了，而是引进老板来控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引进老板而不是引进资金，不是把人才引进过来，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引进老板然后进行官商勾结，这是典型的被外资利用模式。当然官员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上海之行，我们看到了汪洋有了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仅仅有了一点点的进步。比如他倾慕的对马云的电子商务业务，说白了是一个高级服务业的形态，占地少，无污染，但是就是把广东都发展成高级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好社会分配的问题。劳动者创造GDP，能不能让每一个人公平的享用，公平的得到，这个根本还是没有去解决。所以，所谓上海的重化工、结构升级，相对于轻工业来讲，只不过更加维护了税收的增长，维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对环境的危害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当然，上海、广东可能认为他们把环境治理得越来越好。广东和上海搞了工业，不仅仅污染了本地区，而且污染到山西去了。山西的污染，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发达地区的重化工发展造成的。煤炭要从山西拉到上海、广东发电，这使得山西的污染更加严重；另外，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开矿活动，也许都跟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看汪洋根本没有把引进人才当成自己的重要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作为领导认，不仅应该引进技术人才、经济人才，还要引进政治人才，引进有才能有品德治理这个地方的人才，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表现，而是看到马云没有到广东发展的遗憾，这只是一个GDP的概念，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解放思想。我认为汪洋同志今后应该把精力放在亲民上，放在了解人民的需要、倾听民众的呼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面。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支配范围内的权利，有一点是他可以做得到的。就要消除现在挥霍性财政的理想，取消特殊阶层的特殊待遇，真正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的意见我提出过很多，不要求面面俱到，如果真能做上几个，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新华社重庆11月3日电 (记者王金涛) 重庆市主城区出租汽车11月3日全城罢工。在重庆市各个街道上，不见一辆出租汽车，许多欲乘出租车的市民连声抱怨。3日早晨7时左右，记者驱车行驶在重庆市新溉路上，平日出租车很多的街道上，不见一辆出租车。8时左右，记者在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一带看到，许多乘客正在等待出租车。他们一边等车一边抱怨：今天怎么一辆出租车都没有？有的说延误了上班，有的说延误了火车和飞机。后来他们听说出租车罢工后，连忙去挤公共汽车。记者了解到，出租车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重庆市出租车罢工仍在继续。新华社重庆11月3日电(记者王金涛、张桂林)记者从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获悉，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罢工有三大原因：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据重庆市运管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出租车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加气难，重庆市出租车的动力能源是天然气，但天然气总是供应紧张；二是重庆市政府部门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三是罚款多，平均每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要接到10张罚款单。此外，出租车司机还抱怨运价低，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据记者调查，重庆市共有16000辆出租车，其中主城区出租车近9000辆。截至目前，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都基本见不到出租车。据重庆市运管局副局长张虞骏介绍，本来重庆市出租车并非全员罢工，但有的出租车开出来后，就被砸了车，有的出租车乘客被强行从出租车中拉出来，不准出租车营运。目前重庆市正在全力排查砸车的违法人员。据介绍，前一段时间，重庆市政府已经集中治理过黑车，效果还算不错，出租车司机希望继续治理。出租车抱怨运价低是不对的，因为重庆市出租车运价是全国最高的之一。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重庆市出租车罢工仍在继续。更多报道：重庆市政府着手处置出租车罢运事件 有车被砸新华社重庆11月3日电 (记者王金涛、张桂林) 3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出租车罢工事件。同时，重庆市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罢工的人员。记者从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获悉，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工事件。许多出租车今天早晨开始营运后，遭到少数人砸车，一些乘客被强制带离出租车。重庆市公运集团出租汽车公司一位黄姓司机告诉记者，他今天早晨驾驶出租车出来后，发现沙坪坝区杨公桥一带有人砸车，被迫返回公司停车地点。像他这样担心被砸车的出租车司机是很多的。他说：“许多出租车司机并不想罢工，只是担心被砸车，不敢开出去。”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梁培军告诉记者，目前重庆市政府正在开会研究出租车罢工事件，并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网重庆视窗11月3日电 陈新报道 今天早上，重庆打不到出租车了。据了解，从早上6点钟左右起，重庆主城几乎所有出租车开始“放假休息”。记者在沙坪坝区凤天路、天马路等路段看到，原本早上跑满出租车的路上几乎见不到一辆出租车，即使有出租车在跑也是关闭“空车”的指示灯拒绝载客。不少出租车甚至直接停在路边“休息”。另外，记者从机重庆场、火车站、渝中区、江北区等地方了解到也有此类情况发生。至于出租车“停摆”的具体原因，记者正在调查当中，但有传言称是因为出租车车主与公司之间的经济矛盾等原因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本网将继续关注。
尽管没有刚性的裁员，但是很明显，各行业的减员以及心理预期已经开始蔓延。据深圳人才大市场统计，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人才市场进场招聘的单位数量就开始明显减少，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更是明显下降了三成。与之相对的是，连续四个月，进场找工作的人数增长了近四成，失业率在不断攀升。目前可以公开查询的有关就业统计数据，来源于城镇失业登记。“但是一般经济冲击发生的时候，对于非正规的就业影响更大一些，这些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特点就是脆弱性，就业很简单失业也很容易——本来这一部分就业也不在统计体系内，所以很难得到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说。都阳所说的非正规就业，包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从事自我经营的人等等。从破产倒闭的工厂流失的劳动力并没有纳入常规的就业统计里面，因此，他们不能被反映在失业率中，从统计上可能看不到失业数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舫表示，“真实产生的情况不好估算。”从统计上不能得到反映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不起足够的重视，“很多决策人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也看不到全面的足够的信息，只是听到一些局部的反映，那么就可能影响到决策。”蔡舫表示。失业现象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这是一个不良的循环，从经济增长下滑到收入的下滑，然后到经济增长拉动因素找不到了，然后经济增长还可能下滑，然后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蔡舫说，“如果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不良的循环，也有可能导致明年会有更大的问题。”房地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等产业的业务量和资金减少，必然导致与其相关联的IT业、装修业、建筑业、钢筋水泥制造商、贷款抵押公司、物流公司、初级半成品制造商等相关产业出现需求衰减。而更多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如同拴在这些行业上的蚂蚱，不得不面临减产、停产和减员减薪的危机。身边的失业者金融证券业变相减员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首先感受到瑟瑟寒意的，是中国的金融企业。一个月来，国信证券深圳某营业部职工林晓丹窝在家里背证券类书籍。林晓丹来不及回味在股市风生水起的日子,好日子便从去年8月开始彻底结束。今年9月，林晓丹开出了有效户头为1个的最低成绩。“以前做导购的时候护肤品用玉兰油，后来做了客户经理就用兰寇，现在，我又要用玉兰油了。”林晓丹这样形容她的工资涨跌。国庆前，人事部门授意林晓丹不用再来上班，她便请病假在家看书。原因在于一本黑色封皮的证书。日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证券经纪人应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一位证券业内人士透露，当前中国证券业从业人员有120余万左右，但只有20万人持有证券经纪人执照。这无疑将使一大半现有证券从业人员陷于被动的裁员境地。分析金融危机对于失业的影响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美国的金融海啸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本行业的裁员，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IT业：传富士康将在内地裁员10万金融业是IT业的重要收入来源，来自金融业的危机直接意味着IT产品和技术服务的订单将会大量减少。研究公司Gartner指出，全球20%以上的IT技术开支来自于金融业。传言富士康在内地有50万员工，将马上裁掉10万。对于传言，富士康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教育培训负责人极力否认，但几天的采访调查表明，目前的富士康对人力成本的管控，已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7月28日，富士康十大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们收到郭台铭签署的警示手谕。在这份手谕中，郭台铭直言“风暴已经来袭”，他要求旗下各事业群要在开源方面做到选对客户、选对产品，加强市场行销以扩大市场占有率。更重要的是，他特别要求各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严格执行节流策略，即人力冻结、扩厂冻结、提升效率、加强训练、改善提案，节省费用20%。节流的任务很快在人力成本的控制上表现出来。龙华工业园区事业处某经理说，从8月份开始，富士康基本停止了对外招募，但对内招聘却依旧如火如荼，这是在以一种低成本流动方式整合内部人力资源。一份截止日期为日的富士康内部统计文件表明，富士康10大事业群在中国大陆的员工为65万人。一年之内，员工数量已经缩水10万。珠三角的制造业危机当金融危机开始波及实体经济，首当其冲的，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业。日，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近7000名工人一夜间失业。4年前，冯国防来到合俊玩具厂打工，那时候，他的基本工资为450元，加班费每小时4～6元，冯国防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元。2007年下半年开始，工厂的订单开始不足，冯国防每天的工作时间降到10个小时左右。这时他的基本工资已经涨至770元，加班费每小时6—8元，他每个月能拿到的收入仍然是元，恢复到四年前的水平。合俊的供应商曾兴利听到合俊倒闭的消息，脑袋里只出现一个数字：100万。这是合俊欠他的货款。曾兴利告诉记者，“很多供应商都等着钱给自己的员工发工资。问题解决不了，很多公司也会倒闭，到时候，失业的人更多。”过分依赖出口，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珠三角多数企业不可回避的硬伤。房地产业风光不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房地产行业的就业形势就已不容乐观，这场金融危机让刚刚经历过数轮淘汰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考验之中。今年1月，号称深圳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创辉租售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就已经关闭华南地区数十家门店，300余名工作人员失业。房地产中介深圳世华董事长梁文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计，经过这一轮洗牌，深圳十万房地产中介从业大军，最终可能仅会剩下两三万人。10月9日，上海中原地产董事长陆成披露了公司裁员450人的计划。房地产业的危机并不止于深圳。8月份，上海全市二手房共成交8566套，仅取得房地产经纪人证书并执业的经纪人就有2.4万余人，每人至少一个月以上才能做成一笔二手房买卖。如果加上十余万的从业人员，至少半年以上才能轮到一套房子。透视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引发减员潮合俊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机的错车。合俊们的倒闭，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祸不单行。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之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迎头痛击。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GDP增长9.9%，这是近六年来第一次回落到1位数。有测算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中，有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出口减速造成的。“GDP和就业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增长的下降从总量上讲，对于就业的增长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应对中国政府将如何增加就业率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转而改行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形势依然严峻。那么政府还能做些什么，以应对这次减员的风险？确立就业优先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认为：“今天的就业政策应该是社会政策，是融入经济概念的社会政策，所有单纯经济增长追求GDP的政策应该寿终正寝。要把全部的经济增长政策换成社会政策。”这就意味着，政府出台任何恢复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时都应该以就业为第一考虑因素。而对中小企业的处境，地方政府是第一个观察者，并能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完善社会保障：“现在一方面转向内需，另一方面受到危机冲击外需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推出更多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说。不管是扩大试点地区，还是提高缴费率，目前均有空间。社保最重要的是提高覆盖率，需要提高统筹层次，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转接衔接起来。建立农村市场经济机制：“这时是我们建立比较好的价格激励机制建立农村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好时机，三农政策同样是宏观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科院研究员蔡舫说。加强教育培训：加强教育培训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竞争力不容忽视。“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该有义务开设培训课程，像高中毕业生培训一年足以做称职的蓝领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用人单位或者家庭承担培训的风险太大，这会导致投资不足。评论审慎对待凯恩斯主义在就业问题上的作用肇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层面，正蔓延为一场凯恩斯主义回潮风暴。以美国政府7000亿救市方案为首的货币拯救方案，被视为破除危机的法宝。如今，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国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的良策。但是，无论新旧凯恩斯主义，必须考察其约束条件。凯恩斯主义面对的问题，是一国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失灵”，即承认自由市场经济体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乃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自由市场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从这个理论出发，凯恩斯为各国政府开出了解决本国就业问题的良方——以膨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然而，有关货币当局在出台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谨慎考察两点：一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核心，是否属于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失灵”？二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继续用增加政府投资来解决？事实上，中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与投资增长。这不是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内部所引发的供需矛盾，而是建立在价格干预和政府行政调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全球市场需求变化所致。从就业目标上考察，出口拉动对于解决就业虽然表面上有利，但因其建立在低工资之上，对于每一劳动力的实际福利增加并无真正助益，这同时也是造成珠三角低廉劳动力缺乏的原因；而考察既有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和对就业率的贡献，则不仅资金回报率极为低下，其对就业率的贡献也反而较小。原因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GDP的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增加。因此，谋求经济转型的重点，不在加大凯恩斯主义式的调控，而在政府须从深刻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定位中抽身，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色。中国经济急需一次从投资、出口拉动向高附加值的创新型出口和内需拉动的深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