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看望过的留守儿童：希望爸爸在附近找份好工作|总理|留守儿童_凤凰财经
李克强看望过的留守儿童：希望爸爸在附近找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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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是农历小年，13岁的杨康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当天的寒假作业，又帮助爷爷奶奶做了家务。听到父亲的声音时，杨康哭了，她记得李克强爷爷一直安慰自己：“你爸爸一定会赶回来吃团圆饭的。
总理看望过的留守儿童 原标题：总理看望过的留守儿童，今天的心愿 陕西2月18日电（张龙）腊月二十三，是农历小年，13岁的杨康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当天的寒假作业，又帮助爷爷奶奶做了家务。和许多留守儿童一样，她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见到自己外出打工的爸爸了。 &今年，爸爸三十晚上会回来。&坐在院里板凳上的小杨康抿着嘴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在浙江打工，经常要出海，过去一年里只和他通了三次电话，&一出海就没有信号了，最近一次联系是去年国庆假期。当时爸爸问我学习情况，让我照顾好自己和爷爷奶奶&。 正因为这样，这个13岁的女孩总是会怀念起李克强爷爷来她家里看望的情景。那是去年的1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专程来到了旬阳县金坡村，这个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的村庄是个&打工村&，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剩下了许多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我当时还在家里做作业，突然看到李克强爷爷走进了家里，突然间有点懵，但猛地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总理来了。&时隔一年，杨康还是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场景，&总理问我学习怎么样？上学远不远？家里都好不好？& 更让杨康喜出望外的是，总理爷爷还特意和自己远在浙江的父亲通了电话。&你家里父母孩子都很好，我们来看他们，给他们祝新年。&在那通电话里，李克强一直关心杨康的爸爸今年能不能在年三十前赶回来，并叮嘱他一定平平安安地回家。 听到父亲的声音时，杨康哭了，她记得李克强爷爷一直安慰自己：&你爸爸一定会赶回来吃团圆饭的。& 放下那通电话后，杨康的父亲杨秀峰也感动了半天，他曾回忆过当时的场景，&我一下子懵了，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该怎么和领导说话。&但他说自己很快便不再那么紧张，&总理的声音非常亲切，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 &你们在外打工不仅给家里增加收入，也给国家做了贡献，你们是国家的功臣。&他还记得，李克强在电话的最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杨秀峰打工的渔船上一共有45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打工的农民工，有陕西的、安徽的、湖北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听到了总理的祝福。 &我的工友胡江，和我一个镇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本来打算不回家过年，多挣些钱的。知道总理到我们的家乡看望我们的家人后，他一下子改变了主意，说花再多的钱也要回家。&杨秀峰后来对前来回访的媒体说，听了女儿和总理打来的电话后，有好几个原本不打算回家的工友都改变了决定，他们说一定要包回家过年，看望自己的家人。 去年的大年三十，杨秀峰带着一双旱冰鞋赶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是她专门买给女儿的礼物。 &今年还是希望爸爸能够早点回家，也希望总理爷爷能再来小河镇看看我们。&一年过去了，又长大1岁的杨康有了新的愿望。而在过去这一年里，她家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校课余时间，杨康总会穿上爸爸给自己买的旱冰鞋。&大家都在看我，感觉自己很酷。&她腼腆的笑了笑。 &我还会经常把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告诉爷爷奶奶，让他们也跟我一样快乐。&杨康还希望让爸爸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更让一家人高兴的是关于爸爸的消息。已经在奉化打工十多年的杨秀峰每年能挣几万块钱，今年，他终于为自己的女儿和父母添置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他们的新家就在小河镇的坝子中，一排排六层小楼拔地而起，提起这套三室一厅的新家，杨康的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李克强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国家功臣&。 在一次公开场合，李克强十分动情地说，过去30多年来，农民工兄弟姐妹弃老弃小挣血汗钱、辛苦钱，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也已经提出，要着重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其中，要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的问题。 今年的2月14日，李克强又到贵州省黎平县中潮服务区返乡农民工服务站，专程看望过年返乡途中的农民工。在现场，他专门询问身边的几位打工者，&如果本地有充足就业岗位的话，大家是否愿意回乡打工、创业？& 这些平素相互并不熟识的农民工们几乎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如果这里有就业岗位，但收入要比广东低一点，那是否还愿意回来？&李克强又笑着追问。 &愿意回来！只要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生活好就行。&人群中不少人答道。 李克强总理当即表示，当前国家正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要研究出台吸引和鼓励中西部进城务工人员回家乡就业创业的政策，国家要对他们从政策上扶持并提供和技术培训等服务，让他们能就近就业创业，实现愿望。 尽管总理这次去的是贵州，但陕西的乡亲们并没有忘记他去年带来的关怀。如今，李克强与金坡村乡亲们的合影就挂在许多村民的家里。&我们今年的生活挺富裕的，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一位集市上的村民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感谢总理的关心，给总理拜个年。& 杨康也没有忘记帮他给爸爸打电话的总理爷爷，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成绩进步了，很想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并给总理爷爷拜年。 小杨康今天最希望的，是有一天，爸爸能够在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找到一份好工作，再也不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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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顺义光爱学校，15岁的于景群对陌生人，还是怀有戒备和不屑。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日，顺义光爱学校，25岁的陆旭轩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他曾流浪多年，现在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盘点：今年上半年你不能不知道的10件舆情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截止日,2015年全国网络热点舆情事件共738起。那么问题来了，哪十大事件是最受人们关注的？你又知道多少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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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留守儿童心理危机亟须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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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4名自杀儿童平时的行为，揭示出他们可能存在严重心理疾患，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介入。
原标题：留守儿童心理危机亟须国家干预毕节4名自杀儿童平时的行为，揭示出他们可能存在严重心理疾患，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介入。眼下最为急迫的要务，其实是对各地留守儿童进行一次专门的心理健康普查。贵州省毕节市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令舆论震撼，6月12日，警方披露了自杀者中最大的孩子张启刚留下的遗书。遗书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张启刚的同学称，张启刚平时虽然话很少，但同学如果惹急了他，他发起怒来挺厉害。平时他都有钱给妹妹们买零食吃，但妹妹们好像还是比较怕他。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张启刚很有可能是这起自杀事件的始作俑者。这个14岁的男孩为何把死亡当成&梦想&，把自己连同三个妹妹都推向生命末路，目前还是个谜。但从张启刚的怪异想法，以及他在生活中暴露出孤僻、固执的性格看，这个孩子或许早已陷入了严重的心理危机。张启刚的例子并非个案，近些年来，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屡有发生，2014年，安徽省望江县就发生了9岁留守儿童上吊自杀的悲剧；2013年，江苏盱眙县两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关爱相约服药自杀；2012年，浙江省玉环县6岁留守女童看电影触景生情欲跳海自杀；2011年，蓝田县10岁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2010年陕西扶风县5名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的悲剧更是震惊国人。这些还只是少数见诸媒体的案例，现实中，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曾有过自杀的想法和行为，恐怕难以估计。留守儿童自杀现象的背后，暴露出这个群体存在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样的心理疾患，轻则只是孤独、自责、过敏等，重则表现出自残、自杀乃至暴力等倾向。学者邵福泉、苏虹曾以安徽某农村地区的2230名农村中学的留守儿童为对象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0%，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有5%发生自杀行为。按此推算，全国6000万留守儿童中有数十万人曾经有过自杀的意念。而对于留守儿童，政府和社会之前更多强调的是物质上的帮助，生活上的照料，在心理层面的解决办法并不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陷入严重心理危机的留守儿童，我们并没有强有力的干预措施，甚至连基本的认识都非常缺乏，以毕节4名自杀儿童为例，尽管他们平时的行为，如不愿与外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亲属、老师也叫不开门，揭示出他们可能存在严重心理疾患，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介入。毕节这次悲剧后，加速户籍改革，完善公共服务，让留守儿童能与父母在城市共同生活，正在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不过这仍是长远之计，短期内也难以变成现实。眼下最为急迫的要务，其实是对各地留守儿童进行一次专门的心理健康普查。对于查出存在心理危机和疾患的留守儿童，政府制定专门的心理援助计划，投入专门资金和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一日不能抚平，&自杀&的阴影恐怕将难以远离这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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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媒体探访北京流浪儿童 多为农村留守儿童(图)
　来源：　
来源：作者：责任编辑：李超
　　日，顺义光爱学校，15岁的于景群对陌生人，还是怀有戒备和不屑。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日，顺义光爱学校，25岁的陆旭轩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他曾流浪多年，现在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
　　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四块钱，是他离家时的全部资产。
　　2012年12月，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处为家的世界。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
　　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时，他才露出同龄孩子常有的顽皮表情：张大嘴，模仿撕咬骨头的动作，“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于景群爱吃零食，标准还不低，“果冻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装的”。他会去小区里捡瓶子卖，捡上几天，攒够五六十块钱，他就揣着钱去超市大采购。
　　最奢侈的娱乐是去附近的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那种，他花几十块钱可以连续坐上12个小时。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他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
　　他总会念叨极少主动联系他的母亲。
　　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自由得像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
　　2008年，没来得及游荡多久，陆旭轩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奥运会在即，街上已经没有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
　　救助站里的伙食让他受不了，“早饭是馒头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锅。”
　　他始终筹划着“飞越疯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护栏突然断了，他瞅准机会，从护栏钻了出来，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没能抓住“养老”机会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则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
　　被抛弃与不放弃
　　这次冲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润梅。
　　路过华堂商场时，周润梅看见于景群被一个中年人揪住衣领，让承认偷了东西，四周围了一圈路人，“有人说‘你回家吧’，他说，‘我没有家’。”
　　当晚，周润梅陪于景群在一个自助银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没有家了。
　　于景群刚刚从家里再次逃出来一个月。父亲开始放弃了他，这次出走，父亲没有再找过他。元旦过后，父亲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锦州。
　　周润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区的公益学校。在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陆旭轩。同样被遗弃的经历，让两人相见甚欢。白天，于景群要听五节课，三点半下课后，他会在一个电脑房里找到陆旭轩。
　　被志愿者送进学校后，陆旭轩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学校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则力所能及地帮学校打扫卫生。于景群偶尔也会帮他一起扫地。陆旭轩自称“环保部长”，于景群自封为“环保部副部长”。
　　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转变。日，电话里，于景群的父亲没有提到要带儿子回家，“我身体也不好”。
　　关于于景群的近况，他简短回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甚至没有追问儿子在哪所学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吗?我就是他的一个包袱。”
　　有来访者想给他留联系方式，“有困难可以跟我说”，他摆手，过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反正也都是随便说说。”
　　学校汪先龙老师能感受到，流浪带给一个孩子的烙印，或许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师说，来学校近两年，于景群还是没有改掉坏习惯，“搞不好个人卫生，耍小聪明，不听话”。
　　面对采访中的提问，于景群常不耐烦，激动时，他会蹦出口头禅，“我要杀了你们”。
　　25岁的陆旭轩想得很多。
　　上网看新闻，“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我心里很难受，没有父母的关爱，也没有文化水平，能怎么办呢?”陆旭轩说。
　　他很感谢教自己识字的爷爷。“我至少学会了一点，不管再困难再难受，我愿意自己坚持，不要去偷、去骗”。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于景群。
　　“这完全是监护人的责任”，陆旭轩说，“都还是孩子，不可能出现这种差异，你说，难道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吗?”
　　知道陆旭轩在慈善学校后，年迈的爷爷常来看望他，但再未提过接他回家的事。
　　陆旭轩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陆旭轩说。
　　再过两个月，于景群会被爱心学校的人带到安徽，到另一所爱心学校读初中。他没想过要通知父亲，“告诉他干吗”。
　　陆旭轩已经慢慢找回了生活的节奏。他学会了网购，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陆和他的朋友们”。
　　他还是会想起母亲，“我想给她写信，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
　　人物简介
　　陆旭轩，25岁，生于四川。自幼父母离异，1997年，母亲出门打工，陆旭轩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2008年，跟爷爷奶奶度日的陆旭轩离家，四处流浪，五年后，进入光爱慈善学校学习。
　　于景群，15岁，辽宁锦州人，2012年，母亲去世后，于景群随父来京。当年7月离家流浪。五个月后，父亲离开北京，于景群被弃，留守在了北京。
　　【写给母亲的信】
　　忘不了曾经的幸福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了，人在那(哪)里，虽然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还是想对您说，妈妈我想您了。
　　您知道吗?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您带着我出去玩、背着我、抱着我的时候，我想告诉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妈妈谢谢您给我的爱，不管您在那(哪)里，记住我永远是您的孩子。
　　永远爱您的轩轩(陆旭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北京报道[责任编辑: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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