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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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评估与威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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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的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开始集中显现，因此必须更新既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合理规划，正确研判安全态势，理性处理安全问题。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维护我国的总体安全。 中国论文网 /1/view-5862808.htm　　【关键词】国家安全 安全环境 威胁因素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评估 　　国际安全问题不可忽略，但也不必过分夸大。今日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足以让中国有信心、能力、时间和经验因应各类安全问题，而且有条不紊、有张有弛地处理安全问题，以最小的代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立足长远地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复兴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果说美国的崛起是在战争世纪中完成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将在一个整体和平的世纪中推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和平并不必然带来安全，而发展则离不开安全的环境。中国受世界持续和平发展之利，经济增长、国力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级，寻求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然而，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环境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安全环境相比本世纪前十年相比，面临更多挑战。未来几年，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将愈加复杂多变。 　　从全球层面来看，当今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复杂趋势。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但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在和平环境下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有所下降，但国家内部动荡、政权更迭的风险却有所上升。2011年的埃及革命拉开了和平世纪中国家内乱集中上演的序幕，随后利比亚、苏丹、也门、叙利亚、乌克兰等国也相继爆发内乱。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让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边界随着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延伸。与此同时，中国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各种利益的扩展而不断加深。利益的边界决定了安全的边界。中国倡导发展、合作与共赢的理念需要更加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拓展经贸投资空间、维护运输通道安全都需要更多国家的积极合作。然而，一些国家抱有防范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加大了中国维护外部安全的成本。 　　此外，在全球层面的安全问题中，恐怖主义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将恐怖主义带入了“后拉登时代”。然而，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打下去，反而继续蔓延。其袭击手法更具多样性，袭击目标更具针对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恐怖袭击的次数也在增加。 　　从地区层面来看，除朝鲜半岛局势起伏不定外，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基本属于“陆上无大事、海上风波起”的状态。朝核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已经有损我国周边安全稳定的发展利益。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仍需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地区利益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但如果朝韩双方缺少在敏感动作时与中国保持预先沟通的意愿，以及没有留给中国充足的对话协调空间，那么，未来半岛局势的不可控因素很有可能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中国与其他陆上邻国的关系可谓稳中有进，地区安全形势逐渐趋稳，中俄、中国与中亚、中印、中巴等双边关系都得到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与推进也为地区安全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反恐一直是中国与相关邻国安全领域合作的重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双方单纯考虑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对抗局面。2014年底，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此次“抽身”无疑也是在甩包袱给相关邻国。中国巩固西部安全需要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有关国家展开密切合作，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阿双方如何深化合作将是中国在地区反恐合作上的新挑战。 　　中国与海上邻国因岛屿主权争端风波不断，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以来，这一地区充满了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美国的支持下，其亚洲军事盟友日本、菲律宾在与中国岛屿主权争端上态度更加强硬、政策更加激进。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然而，岛屿之争使得近几年我国与海上邻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虽然主要责任并不在我方，但局势的紧张已经威胁到我国在相关海域的正常权益，也威胁到我国海上船只自由航行、渔民捕鱼作业的安全。 　　从国内层面来看，当前安全环境较为复杂、安全形势也不容过分乐观。中国发展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国内各种复杂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和改革必然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评估当前的国内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有所上升。反腐败、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社会矛盾、能源、网络信息安全等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 　　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确保经济增长、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关键。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随着调结构、促改革的加快推进，中国将直面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棘手问题，触碰当前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调整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如此，才能为有效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创造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 　　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 　　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个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 　　世界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其全球利益安全的成本。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导致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大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权力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G20取代G8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架构。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攀升对整个全球政治权力产生了直接且有效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的安全边界、安全层级也随着影响的加深而扩大。加强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安全、运输通道安全、企业投资安全、海外国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的重要内容。然而，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既有受益者，也必然存在受损者，后者对前者的回击和抵抗造成了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系统自身的阵痛，受益者维护利益安全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西方国家常指责中国贡献不足，应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或热炒中国投资是在搞新殖民主义，在全球掠夺急需的自然资源而以美国、日本、菲律宾为代表的权利受损者不断挤压中国的利益安全空间，直接将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防范遏制对象。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中国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显然，钓鱼岛和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为美国重返亚太在外交层面上增添了更多话语权。奥巴马今年4月在亚洲军事盟友间进行穿梭外交，通过宣称履行保护同盟国条约义务、加强军事合作来向中国政府施压。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有针对性的错误表态可能导致日本政府继续冒进，倘若日本在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下误判或低估了中国所传递的敏感信号，那么，中日双方很有可能在东海海域出现擦枪走火。 　　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地区安全的合作成本。地区多边机制可以使各个国家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减少多边体系内个别国家对机制安排的挑战，进而增加多边体系的稳定性。中国倡导多边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对话机制，希望在多边机制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亚太战略。首先，美国开始加强与东盟国家联系，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在雅加达建立驻东盟专任使团的非东盟国家。其次，美国在APEC启动多项谈判议程，提升其在亚太经贸合作的主导权，通过力推TPP谈判来构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贸合作新机制。再次，美国积极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三大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亚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定位争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权。 　　由于美国从过去的有限参与转为强势介入，亚太多边机制安排在发挥其机制自主性和协调性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其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合作上容易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将使中国无形中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来寻求合作安全、维护共同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倡导多边平等参与和美国倡导中美共责，侧重中国责任的博弈；二是转变多边机制中广泛性议题美国主导化；三是增信释疑，减少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一再出现针对中国的现象。 　　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加大了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直接成本。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刚进入新世纪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并认为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状况相比世纪之初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枝独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似乎迎来了周边国家在政策上对中国崛起事实的集中反应期，且这个过程正在发酵。 　　影响中国维护周边安全成本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当前的岛屿主权之争。领土问题对应着国家生存安全问题，钓鱼岛及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生存安全。日本政府自“购岛”事件发生后，其对华政策愈发强硬，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内阁沿着右倾化道路越走越远。日本一方面在自我冒险，一方面在寻求美国的明确支持。奥巴马在访日期间再次表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反对任何试图影响日本管理钓鱼岛的单方面行为，这是将破坏维持钓鱼岛现状的责任推向中国一方。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新安全协议，希望借助一纸协议提高其自身薄弱的防御能力，增强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上的筹码。领土争端解决往往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2010年4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国界线的勘界议定书后，中国已经全面解决了除印度、不丹外的陆上领土争端。然而，在解决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上，由于受到区域外国家的影响，使得本应通过双方自行解决的问题在第三方的介入下而暂时搁浅。 　　周边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以及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认识和判断都会影响其对华政策的选择。而对华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维护生存安全的成本，也影响我国维护发展安全、合作安全的成本。“中国威胁论”曾一度被大肆热炒和渲染，而最近几年，更多的邻国开始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大多数国家仍以充满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这种既寻求扩大合作又同时持有防范的心理不仅影响中国与邻国推进FTA新建及升级的谈判，也会影响中国加快“一路一带”建设，以及深化经济走廊、次区域经贸合作的落实。 　　威胁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 　　一是分裂问题。大国自古盛世皆统一，可以说，中国不统一，就不能有“中国梦”的彻底实现。分裂是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实为第一内患。把国家资源、人力、情报用于对付国内分裂，是最不值得的浪费。何况，分裂势力向来挟洋自重、引狼入室。 　　二是腐败问题。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腐败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腐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了我国资源和国有财产的巨大浪费，加剧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严重威胁到了执政党安全。中央明确传递出反腐决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将打击腐败作为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这说明了反腐不是一时之役，而是长期、艰巨、复杂的标本兼治过程。我们正处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凸显期。许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诉求集中迸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落后于民众对制度安排的期望，致使社会风险增大、社会包容力下降。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现象又加剧了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一些热点问题在处理过程中的疏忽极容易引起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所以，腐败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安全危害巨大。 　　三是恐怖主义问题。近年来，恐怖主义已经严重威胁我国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暴力恐怖袭击频繁上演刺痛着公众神经。我国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问题上态度坚决，对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及其参与者、支持者零容忍。中国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反恐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反恐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遭受了多起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恐怖组织所采取的手段、所选择的地点、所追求的效果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手段上更加多样，引爆炸药、驾车撞人、纵火焚烧、闹市突袭、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等重复上演；而且爆发地点从新疆境内蔓延到内地城市。
　　四是生态环境问题。过去先污染再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粗放式发展，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追求经济增长如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无疑将挑战执政为民的底线。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有增无减；中西部地区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部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未按期完成，滞后效应逐渐累积加大；近海海域污染严重引发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渔业资源严重萎缩。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确保国家生态安全需要充分体现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实质内涵。 　　五是网络安全问题。当前我国网民数量超过6亿，位居世界第一。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棱镜门”事件后引发了各国对信息安全的再思考，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在关键信息系统上面临着三大威胁：一是核心硬件设备国产化能力不高；二是信息数据防窃听监控能力不足；三是防范网络业务被瘫痪能力不强。 　　我国用户上网的软硬件设备大多来自美国，政府、企业及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极容易被国外窃取、监听。从硬件上来看，美国思科设备占据了中国骨干网络七成左右的份额。从软件上来看，美国微软和苹果的操作系统几乎无可替代，其相关的办公自动化软件市场占有率也非常之高。此外，从用户数据上来看，中国几大社交软件用户量以亿计算，仅微信月活跃用户就超过3亿。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难度加大，一旦发生大规模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其后果及长远影响难以评估。 　　此外，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社会安全问题在网络舆论中折射出来，一些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经过网络的发酵能够快速引起地方甚至全国、国际的关注，常常引发更大的社会效应，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放眼世界，通过社交网络煽动革命、发起群体运动已经不再是新鲜手段，“颜色革命”从互联网开启，“占领华尔街”运动借助网络发起大串联，西方国家也曾想通过社交网络煽动俄罗斯“革命”。回看中国，新疆“七?五事件”就是境外势力通过网络煽动引发的，2012年的各地反日游行演变为打砸抢也是源于网络煽动。所以，加强网络舆情监管，推进网络舆论法律制度建设，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是能源问题。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压力逐渐加大。自199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超过能源产量后，能源缺口逐年加大。如不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今后几年我国仍然将面临着能源高依赖、能源高消耗以及能源短缺的严重问题。 　　制定合理战略，正确对待安全态势，理性处理安全问题 　　以国安会统一制定安全战略，统一协调安全力量。当前，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挑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央将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到最高层级的统筹、决策，并向外界传递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在应对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不是要制造紧张气氛，而是要通过统一的规划布局、合理投资，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协调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长计议，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问题。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对国家安全观做了全面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希望通过统合国家安全领域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国家安全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求。凡是触碰到这两个方面就是在威胁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和本钱。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就是“内求稳定、外求和平”。稳定与和平是有底线的。内求稳定就是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政治政权不受挑战，经济发展不受影响，社会稳定不受破坏。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宗旨”突出了人民安全的核心性，“根本”强调了政治安全的首要性，“基础”突击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保障”体现了社会安全的必要性。 　　外求和平就是要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致力于谈判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我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交往始终坚持的基本准则，我国愿意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要有底线思维，要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为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努力。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依赖于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钱。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同样，我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本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充足。 　　我国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实力。从经济实力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有效支撑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正因如此，中国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适度增加，中国运用经济实力的能力和手段在相应提高。从军事实力来看，中国军队正在向现代化、正规化军队迈进。中国军力日益增强，国防能力与日俱增。《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公开了十八个集团军的番号，机动作战部队和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的现有兵力，这是充分彰显我国军力自信的重要信号，表明我军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立足长远，树立信心，韬光养晦，出手见效。当下中国不是任何大小安全问题都必须拔刀亮剑去解，而是当忍则忍。因为我们的志向在天下人心，而不在于蝇头小利。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想到人类的大安全，只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考虑邻居的感觉，只想到国家的安全而不顾及各民族、各阶层的诉求，不仅不能取信于天下，也不能取信于国内，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有着强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总体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就业形势平稳，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日趋紧密，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当前，中国民众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应对恐怖主义问题、腐败问题、环保问题、能源安全等问题上态度积极，使得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有所上升。在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环境上，民众的支持有利于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强大合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交往，并且是这一原则积极的倡导者和忠实的实践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与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构筑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印边境问题的有效管控使得中国在陆上消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压力。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提倡通过协商谈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各类争端，赢得了多数国家的认可和赞扬。这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营造了有利的空间。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服从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为了安全而谈安全。大国应有力，大国应有德，大国应心忧天下，大国应慎用权力，大国应志在高远，大国梦就是天下梦。如今，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复兴民族伟大中国梦”离不开安全的支撑。因此，一旦国家的安全底线被侵犯，中国应坚定、果断、迅速地应对，绝不应妥协或犹豫。 　　总之，21世纪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富国的世纪。中国的安全观要有高度、远见、效率和力度。有威力，更要有威信。当前，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国家安全的各种风险，维护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 　　责 编/凌肖汉 　　何茂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经济外交和国际化战略。主要著作有《中国外交通史》、《对外贸易法比较研究》、《对未来国家安全的思考》等。田斌，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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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分析:国际安全研究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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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安全化是实施主体通过人为手段将客体建构为安全议题的一种实践过程，它包括三个重要元素――主体、客体和过程。现有安全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该理论的应用研究仍然十分有限，主要原因是实施安全化的途径狭窄造成理论的解释力不足。为此，应将安全逻辑本身置于一个长时间段的、动态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一项安全议题的建构可以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建构一个“存在性威胁”，其次是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进行传播，最后是出台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在实施安全化过程中，应扩大安全化行为主体、功能性主体及指涉对象的范围，拓宽受众的涵盖范围，使用积极的多元的应对手段。 中国论文网 /4/view-6304260.htm　　〔关键词〕 国际安全研究，安全化分析，新框架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5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恐怖主义问题、卫生领域的传染病问题、社会领域的贫穷问题、环境领域的气候问题都进入公众视域，成为政治精英、学者、专家探讨的中心议题。也有一些曾经一度风平浪静的问题一夜之间风起云涌，比如南海问题。为什么有些问题被人们忽略？有些议题进入公众视域？有些议题能吸引政治精英的眼球？有些议题则优先于其他一切议题，成为紧急状态下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以安全化理论研究为逻辑起点，以安全化分析新框架的建构为核心，落脚于安全化理论的完善，提供一个国际安全研究新视角，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范围内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安全化理论及其研究状况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研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越来越受关注。国际广义的安全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安全研究主要以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间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典型。“战略研究”中“安全”的唯一指涉对象就是国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对国际安全的研究都可以归于传统安全研究。两个学派都承认国际体系具有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特征。前者的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影响国家行为，而新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批评性安全研究质疑传统主义安全研究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重心，提倡转向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如果说“批评性安全研究”的兴起展现了国际政治中安全研究的成熟和多样化，那么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安全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在安全问题上，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建构对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也不再仅限于军事领域。学者们开始关注：什么事物会成为安全问题，并进一步思考是什么使某一特殊事物被认定为是安全问题。哥本哈根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利?维夫认为某事物被提上安全议程后，国家便可要求某种特殊的权力处理该事务。这个过程被称为“安全化”，也可以简单概括为“某事物被安全化了”。 　　（一）安全化理论的含义。一个问题从非公共议题成为安全议题经历了非政治化、隐形政治化、政治化、超政治化的四个阶段。当一个问题不被大众所关注时，它处于非政治化阶段，是一个非公共议题。隐形政治化阶段是《希腊恐怖主义的安全化和11月17日革命组织的被捕》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指某一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对象，但停留在政治讨论边缘的过程 〔1 〕。历经隐形政治化阶段，非公共议题已进入公众视域，成为公共议题。公共议题再经历政治化阶段，则上升为政治议题。政治化阶段与隐形政治化阶段有所区分。政治化阶段不仅将某议题置于政治讨论的核心，并将其与某种政治目的紧密相连。而政治问题要最终上升为安全议题，则必须经过超政治化阶段，也即安全化阶段。因为安全可以被视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 〔2 〕 （P13）。 　　由上分析可知，安全化可以被定义为：安全化是一种实践，安全化行为主体利用启发式的人为手段①，按照因某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情结出现而必须实施应对政策或采取应对行为的逻辑，试图在受众中建立关于某个指涉对象之脆弱的情境，以达到安全化行为主体的某种政治目的或满足某种需要。简言之，安全化是实施主体通过人为手段（包括言语行为）将客体建构为安全议题的一种实践过程。因此，安全化过程就是安全议题被建构的过程，即安全建构的过程。 　　从上述定义可见，安全化概念包括三个重要元素：主体、客体和过程。安全化行为主体又被称为安全化施动者，说服受众接受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胁，即谁来宣布“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客体又被称为安全化实施对象，也就是“存在性威胁”是什么。它可以是问题领域（生态、军事、经济、国家主权），也可以是个人和群体（恐怖分子、移民、难民）。但是安全化实践并非可以针对所有的对象实施。安全化实践首先是主体培养受众对客观性“不安全”（一种“存在性威胁”的出现）的一种主观性（对“存在性威胁”出现的意识），以赋予主体对客体采取应对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并非所有的客观对象都可以被建构为“存在性威胁”。 　　安全化实施过程是安全化实践中的核心要素，亦是最复杂的要素，因为安全化实施过程本身包含安全化实施逻辑、目的和途径。安全化实施逻辑是“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导致恶劣影响或严重损失。主体以这种逻辑对客体实施安全化，目的是使主体征集更多社会资源和要求更特殊的权力，以达到主体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 　　安全化通过“言语行为”途径实施。奥利?维夫最初提出的“言语行为”意指话语途径。不少学者日后批判其狭隘性，认为“言语行为”在除话语之外，还应包含图像情感、政策工具、行为实践等。在安全化实践中，话语发出者便是安全化行为主体，话语接受者则是受众，话语承载者也即主体向受众传递信息的媒介。安全化实践是受众通过话语媒介不断接收主体传递信息的过程。 　　（二）安全化理论研究状况。安全化理论旨在以建构威胁的话语为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学建构主义分析工具研究安全问题。该理论本身融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思想。因此，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特点在诸多涉及安全化理论的研究中较明显。这些研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牵涉议题广泛。另一大特点是就安全化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而言，存在厚“公共卫生”和“移民”问题，薄其他问题的客观现象。在这两个研究议题中的安全化理论应用分析中，专著不多，多以论文形式出现。而论文欠缺系统性，较为零散，且中文论文不多。
　　从对安全化理论的评价来讲，聚焦安全化理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基本围绕该理论的适用性展开讨论，另一类是对安全化的研究方法展开批评性讨论。从主要内容来讲，多数有关安全化理论应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大议题：移民和公共卫生问题。杰夫?海斯曼在《欧盟与移民安全化》一文中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移民问题逐渐成为欧洲许多国家政策辩论的焦点。文章详细分析了移民问题在欧盟国家被安全化的进程，最后总结行为主体通过将移民问题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中将其安全化，其实质是对知识、资源和权力的再争夺 〔3 〕。21世纪之后安全化理论主要应用于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在《使传染病安全化》一文中考察国际卫生组织和西方国家将传染病安全化的过程。论文在详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国际卫生组织如何将传染病安全化，最后评价到这是一则成功的安全化案例 〔4 〕。在太平洋论坛上发布的两篇报告《传染病的威胁：为何不安全化》和《使非典成为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认为传染病在许多国家仍然被认定为医学问题。这很难使政府采取及时和必要的手段来应对它，除非传染病被看作是一个安全议题 〔5 〕。 　　安全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虽然有些应用研究更是相当细化深化，但是仔细思考，笔者亦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即理论解释力不足。 　　“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中的一大核心概念。在安全议程被不断拓宽的背景下，奥利?维夫从社会学建构主义的路径重新审视安全的定义，考察安全的本质，颠覆了对安全的传统认知并丰富了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随着该学派的“安全与安全化”被学界不断研究和使用，它的解释力日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安全逻辑和言语行为两个概念的静态化。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逻辑”使得安全研究得以扩展至各个领域的各种威胁。静态的安全逻辑具有扩展性，但同时，这种逻辑的固定化也难以有效应对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挑战。因此将安全逻辑本身置于动态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并对安全的修辞结构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作进一步阐释是很有必要的。 　　二、安全化分析框架构建 　　安全话语内容所涉及的是行为主体如何对客体实施安全化。一项成功的安全化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在主体成功地对某客体实施安全化的时候，受众需要接受和认可主体对客体的“塑造”和“建构”。在对安全化实践的研究中，受众是很重要的考虑部分。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一项安全议题的建构可以从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建构一个“存在性威胁”，让“存在性威胁”出现。围绕这个“存在性威胁”，受众需要明白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功能性主体、安全领域、指涉对象、威胁逻辑。这五个基本要素串起来，恰好回答如下这样一个问题：谁宣布谁（或什么）在什么领域给谁（或什么）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个大问题分解为几个小问题，就能与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相对应。 　　具体而言，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具有位置权力，宣布“存在性威胁”出现。那么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必然伴随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是谁宣布的？有可信度吗？这里对应的是安全化行为主体的要素。一般情况下，安全化行为主体都处在权威的位置。谁或什么是威胁？这个问题对应的是功能性主体的要素。功能性主体是指安全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既不同于指涉对象又区别于安全行为主体。比如，在经济领域，投资银行的倒闭加重了次贷危机，投行对这一领域而言是功能性主体，但它不是安全的指涉对象，更不是安全化的行为主体。再如，一个化工企业在环境领域造成污染，这个化工企业就是功能性主体。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功能性主体多数充当了威胁来源，也即谁或什么是一种威胁。谁或什么受到威胁？这个问题与指涉对象的要素相对应。指涉对象就是威胁指涉的对象，具体可指受到功能性主体威胁的人、或物。在什么领域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对应的是安全领域和威胁逻辑两个要素。安全领域是指“存在性威胁”涉及在什么领域的安全问题。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以俄罗斯的安全化实践为例。俄罗斯政府在2000年11月通过政治话语这一言语行为对关乎本国核心利益的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最初，政府批准颁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承认“能源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已经具有完全现实的性质”，指出“能源安全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最重要组成部分” 〔6 〕。 　　其次，行为主体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传播“存在性威胁”，让“存在性威胁”蔓延。布赞指出，安全话语需要被一定范围的受众所接受。受众是否能接受并认同主体发出的信息是一项安全化实践能否成功的关键。换言之，威胁需要自行蔓延，其实质，是被扩大，是被安全化行为主体扩大。安全化行为主体需要将安全化的其他四个基本要素以信息的方式传递给更广范围的受众，比如同一地域不同族群或不同阶层的受众，甚至是在国际范围内来自不同疆域的受众。行为主体需要将功能性主体、指涉对象、安全领域、威胁逻辑四个基本要素综合起来，让不同群体的受众都相信“威胁”的出现以及它的持续存在。这些受众也许来自不同群体，但有着共同的逻辑：均感受到来自同一个威胁来源，或面临来自相似的功能性主体的威胁。也许在不同的安全领域带有不同的威胁逻辑，但是都有共同的“威胁”，即共同的“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这些不同群体的受众形成一个新的“我们”，即广泛的受威胁同盟。既然“新我们”受到共同威胁，那么“新我们”应该共同应对“威胁”。如此，安全化行为主体才能调动国内和国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获取更特殊的权利，为安全化第三步的实施做准备――“存在性威胁”应对。对于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能源问题，俄罗斯政府先后利用2002年的美俄首脑峰会、2006年八国集团首脑峰会、2007年“天然气出口国论坛”、2008年欧盟-俄罗斯峰会以及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场合，加深国际社会成员对“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形成新的安全共同体应对“存在性威胁”。 　　最后，在说服更广范围的受众后，在征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后，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出台解决方案，推行各式政策应对“存在性威胁”。“存在性威胁”应对与“存在性威胁”出现、“存在性威胁”蔓延是密切相关的。对症下药的道理众所周知，即什么威胁决定了什么对策。若是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威胁，或仅是伤及皮毛的威胁，又怎能兴师动众、百万大军齐上阵式地应对呢？这种逻辑必然不能被大多数受众所接受。这样的安全化实践必定会“流产”。究其安全化的本质，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安全化行为体主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有“正当的”、“合法的”理由征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应对某项议题。那么在达到应对“存在性威胁”的目的之前，“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及蔓延都需要“精心策划”。俄罗斯政府在建构和扩大“能源安全威胁”之后，于2006年7月在八国首脑峰会上通过了《圣彼得堡能源安全行动计划》，于2012年6月在APEC能源部长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圣彼得堡宣言》。至此各国能源部长在应对能源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推行三大策略：扩大天然气使用比重，努力提高能效，大力发展替代能源。俄罗斯将能源问题提升为“存在性威胁”，再将其“广而告之”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对能源安全予以重视，并展开国际合作与俄罗斯共同应对能源安全议题，最终完成对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个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实践的完美案例。
　　三、安全化分析框架在我国的运用 　　俄罗斯在对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安全化新框架的三阶段――威胁出现、威胁蔓延、威胁应对。我国也有利用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对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实施安全化的案例，如《人民日报》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恐怖主义――实施安全化，通过威胁出现、威胁蔓延、威胁应对三个阶段成功地将该问题建构为国际安全议题 〔7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将借助安全化分析新框架来思考目前我国安全议题的建构问题，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建构“存在性威胁”之时，要注意扩大安全化行为主体、功能性主体及指涉对象的范围。这三个要素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将政府作为唯一的安全化行为主体，将他人武力作为唯一的功能性主体，将国家作为指涉的唯一对象。随着我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的安全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安全内涵越来越丰富，主要体现在安全化的实施不仅发生在传统的安全领域，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被安全化，比如边疆安全、水资源安全、气候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因此，将他人武力作为唯一威胁来源的情形早已不合时宜。伴随着各种新问题被安全化的同时，安全化实施的主体也愈发多元化，体现在过去由中央政府发现和界定安全问题到现今不仅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社会精英、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 〔8 〕。这些安全化过程中的指涉对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的对国家的指涉转变为现在对人的指涉。“人的安全”已经成为当下安全化的价值基础。显著的例子有气候安全、水资源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金融安全目前也愈发强调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边疆安全也将边疆人民的安全作为安全保护的内容，具体而言，这个议题被安全化的目的应是使边疆人民免于恐惧（减少暴力）和匮乏（发展经济） 〔9 〕。 　　（二）在安全化的第二阶段，“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绝不应仅限在国内层面进行，应超越国家和地区，拓宽受众的涵盖范围。一般来讲，安全化动力基本来自全球、地区、国内三个层面。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安全问题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个体和所有、地区和全球的交互影响。看似独立的安全问题都与全球安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怖主义案例是最为明显的案例之一。任何恐怖组织已不再是对某个单一的国家造成不安全，比如“基地”组织、“东突”组织，或是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异常活跃的“伊斯兰国”等，它们已经对地区和全球、国家和个人安全都造成最直接的威胁。食品安全的应对亦超越了传统的某个国家单一治理的模式。如上海福喜“过期肉”风波再此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上海福喜采用“问题肉”原料进行生产，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上海，包括河北、河南、安徽等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快餐食品质量全部亮“红灯”，甚至日本部分快餐店的食品也“被下架”，美国福喜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因此，对于要联合地区力量甚至全球力量来处理的安全问题，安全行为主体必须超越国内层面实施安全化――扩大受众的涵盖范围，超越国家和地区，着眼于全球范围。 　　（三）在“存在性威胁”应对阶段，应使用多种手段，实现由“抵御疾病”到“强身健体”的转变。换句话说，安全化的实施主体应向受众表达“什么对什么会/可能造成什么威胁”这样逻辑的“言语―行为”，而非“什么对什么已经造成什么威胁”，使广大受众知晓“存在性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在解决问题层面，则超越消极的威胁应对，使用积极的多元的应对手段。一方面，可以合理使用或强化法律手段。对可能造成受众利益损害的“存在性威胁”实施相关法律条例，并严格加以监督实施，预防“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甚至可以有效预防它的出现。如早在1995年，我国就颁布了《食品卫生法》，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和产品治理问题。近几年，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一滴香等食品安全危机爆发之后，食品安全更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和讨论的议题。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食品安全提高到政府工作的高度。201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替代了之前的《食品卫生法》。可以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存在性威胁”的蔓延。另一方面，还可以多元化地利用经济和文化等手段积极建设安全环境。如在治理边疆安全问题上，制止暴力事件或抓捕暴力分子并不是积极的应对措施，而应从根本上铲除其根源，大力发展边疆经济，综合考虑边疆人民的信仰、语言、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帮助边疆人民增强安全感和认同感，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暴力事件，维护边疆稳定。因此，在实施安全化的第三阶段，应更加积极的建设安全环境，预防“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甚至预防它的出现。 　　四、结语 　　“存在性威胁”出现、蔓延、应对的三阶段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可以弥补安全化理论解释力的不足。此分析框架从受众接受度来评判，并非当一个事物被认定为安全问题，它就是安全问题，而是受众认知某事物为“存在性威胁”，它便成为安全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完全是从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出发的。至于言语行为，安全化行为主体可以针对受众这一整体内的差异群体进行不同的话语实践。因此，安全逻辑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为受众群体自身就是由一个动态的社会群体构成。 　　借助安全化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定位目前的泛安全化现象，如文化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等议题。究竟某个问题成为安全议题是安全议程的扩容还是“安全化”学术名词的滥用？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人们挖掘安全化背后动因的空间：某一问题从进入公共视域到成为政治议题再上升为安全议题的逻辑是什么，又是谁在推动这一过程。安全化理论将安全议题定义为一种话语建构，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安全议程上各项议题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某个议题优先于其他各项议题，而在另一个时期，这项议题却不被决策者们所重视？当决策者面临众多议题并且这些议题彼此发生冲突时，决策者们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重视某项议题，并使该项议题的应对策略合法化？在国际社会层面，只有更加了解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国家行为体才能更自如地应对安全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某种规范和制度并形成良性互动。 　　注 释： 　　① 奥利?维夫最初提出的“言语行为”意指话语途径。不少学者日后批判指出其狭隘性，认为“言语行为”在除话语之外，还应包含图像情感、政策工具、行为实践等。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启发式的人为手段”而非“言语行为”。 　　参考文献： 　　〔1〕 Georgios Karyotis. Securitization of Greek Terrorism and Arrest of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November 17 〔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2007（3）. 　　〔2〕 〔英〕巴瑞?布赞.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Jef Huysman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0（5）. 　　〔4〕Sara E. Davi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J〕.International Affairs，2008（2）. 　　〔5〕涂晓艳.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 国际政治研究，2013 （4）. 　　〔6〕韦进深. 俄罗斯能源安全议程设置―安全化的视角 〔M〕. 国际展望， 2013 （3）. 　　〔7〕方 芳. 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8〕杜 ?. 中国经济议题安全化的国内层次分析：以凯雷并购徐工案为例〔J〕.外交评论，2010（3）. 　　〔9〕李 佳，崔顺姬. 论边疆安全如何成为积极价值――基于“安全化/非安全化”框架的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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