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美国不能因其国内问题让中国当替罪羊-替罪羊 商务部新闻 美国总统 贸易顺差 出口管制 中国 中美两国 2009年 日本对华 贸易平衡-中国新闻-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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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美国不能因其国内问题让中国当替罪羊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翁阳 选稿:黄骏
　　东方网10月15日消息：在美国汇率报告行将公布之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15日在此间表示，美以对华贸易逆差为由认定人民币被低估，并试图对中国商品采取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做法严重违反世贸规则，是无理和错误的。
　　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月度例行记者会上，姚坚称“拿顺差讲故事”的美国不能以其国内问题为由让中国成为“替罪羊”，他还进一步敦促美应积极推动其8月31日公布的出口管制改革方案，尤其不能歧视中国，切实放宽对华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
　　姚坚说，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贸易平衡状况亦得到持续改善。从经济学概念讲，中国经常项目顺差GDP占比大致位于正负5%的合理空间；从历史上看，美国曾有过93年的贸易顺差历史，而中国仅有十几年；从出口结构看，中国的一般贸易为逆差，顺差来自于“徒有虚名”的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经济利益被外资享有。
　　姚坚表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改，但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稳定的汇率水平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姚坚说，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中美两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经济合作是全方位的，希望进一步深化。
　　针对日本首相菅直人近期对人民币施压之表态，姚坚称更加没有道理。他说，日本对华已持续8年保持贸易顺差，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两成，日本在华获得了巨大的贸易、投资等利益。
　　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就取消对华出售C-130运输机限制而向参众两院议长写信一事，姚坚表示欢迎并称其是积极信号。但他同时对美国包括10大类2400多个物项的非常庞大的出口管制进行批评。据姚坚介绍，2001年中国有18.7%的高新产品进口来自美国，而现在只有7%。西方社会在中国贸易顺差认识上的选择性失语
《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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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成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国家，并建立了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根本性改善，促进了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持续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贸易摩擦，同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这种探讨从近年来的主流看多为积极、正面的评论，但也不乏一些曲解和别有用心的谬论。最为典型的言论认为，中国实施“重商主义政策”，造成亚洲以及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声音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便频繁出现。有关中国重商主义的争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变化认识的四个不足：即对中国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迸发出的经济活力估计不足；对国际分工格局演进和产业转移趋势研判不足；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反省不足。可以说，持“中国重商主义”论调的人是在选择性失语，我们不妨尝试拾回这些被忽视、被遗失的话语。
　　遗失的话语一：中国改善外部均衡的努力西方为何视而不见
　　任何经济理论都有约束条件，如果前提条件不同，一个即使再正确的理论，都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谈论中国经济，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特征。正是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重新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门。在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初，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出口不可避免地成为首选。
　　1994年以来，以《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由初期重视出口，逐步转向保持宏观经济外部均衡。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约束和资金约束已经大大缓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更多体现为增加就业、调整结构、获取国际资源、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199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外贸、投资、汇率、金融等一系列改革。16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由此出现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二是中国成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国家，并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三是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一个长达15年的长周期发展，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生存问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外部经济平衡方面，进入了从对外开放大国向对外开放强国转变的新阶段。显著标志为：
　　一是中国全面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自2002年起逐年调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15.3%调整至目前的9.8%，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8%调整至目前的15.2%，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7%调整至目前的8.9%。目前，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降税承诺已经全部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维护了国家信誉，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二是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2009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00.3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4.89%。我国从1993年起已经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末，在我国实有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3万家，实有投资总额达2.29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中国证监会已批准设立7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35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09年底，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上限增至10亿美元，94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迄今已有超过100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和上市。
　　三是自由贸易区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我国从2000年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截至2009年12月，已建成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有15个，涉及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41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30%以上。
　　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往往得不到西方客观、公正的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遗失的话语二：贸易顺差不是中国的主动选择，而是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全球产业共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国际分工和转移。每一次转移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产业竞争力的转移，从而转移国别间贸易顺差。第一次国际分工和转移是二战前殖民体系下的制成品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第二次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分工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水平型”分工。第三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混合型分工模式。
　　从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开始，有人将中国制造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对此，我们应冷静思考，客观分析。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状态和程度差距较大，虽然少数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产业分工的中端，甚至高端，但我国总体上主要是承担生产制造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例如，在美欧日――四小龙――中国循环圈中，体现出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基地之间的关系，由美资、日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型投资体系在我国逐渐显现雏形。中国在这一循环圈中处于低端的地位。
　　同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以资源进出口为载体的新型分工关系。据统计，2009年我国与43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OECD）存在贸易逆差，逆差额达1808亿美元。我国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性商品，出口适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的机电、轻纺产品，形成了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互补，而工业制成品竞争的格局。
　　中国在国际分工重构的过程中较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并在部分产业形成了竞争优势，还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优势集聚。综合起来看，中国是第三次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也带来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
　　产业转移产生的贸易迁移效应，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中国实现，容易引发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以至政治冲突。2008年，中国对美、欧两地贸易顺差同比分别增长4.87%和19.31%，达到1708亿美元和1601亿美元。中国对中国香港、阿联酋、新加坡、印度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778亿、189亿、123亿和112亿美元。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比2008年下降1000亿美元，同比下降34.24%，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对美贸易顺差下降275.67亿美元，同比下降16.13%。
　　从企业性质来看，2009年的顺差1981亿美元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顺差1270亿美元，占总外贸顺差55.96%。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方式实现顺差2646亿美元，如果不计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外贸仍处于逆差状态。这表明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获取了国际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原产地规定的原因，在海关统计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我来实现。这种格局，正日益成为美欧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的口实。
　　中国目前的产业分工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这决定了未来5年内“双顺差”的局面将继续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同质化竞争将日趋激烈。仅2009年在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分别高达78.9%和92.9%。同时，由于外部竞争环境变化，部分跨国公司已开始将电子、轻工等产业向印度、越南转移，预计中国“双顺差”格局将随着产业的转移而逐步改变。
　　就中美而言，中国贸易持续顺差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西方社会提出“中国责任论”，还是兜售中国追求“重商主义”的说法，都是无视中国在扩大内需、节能减排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是无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其根本目的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也是一种遏制中国发展的表现。
　　遗失的话语三：中国贸易政策追求平衡而非顺差
　　事实上，本轮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也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成三类：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在全球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全球20多年的经济繁荣使得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
　　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是双赤字、净负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是贸易盈余，由此产生全球经济失衡。
　　由此，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多个国家持续顺差促成。以2008年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仅占美国进口货物的12.1%。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是多个国家、特别是其他东亚国家及中东产油国的持续顺差共同促成的。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水平，美国则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除了产业分工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外，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另一原因是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储蓄――投资缺口。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达75%左右，而中国仅占34%左右，中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美元，然后再通过资本项目“进口”储蓄。这一进一出不仅解决了美国的资金缺口问题，美国还获得了低物价水平与高经济增长等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部分学者仅根据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存在顺差就断定中国实施重商主义，不仅毫无道理，且与事实不符。对中国出口规模的考察，应该将中国的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应该把中国的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量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更应该把中国的出口增长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结合起来分析。从数据上来说：
　　1. 中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表明中国贸易政策追求的是适度平衡，而非追求顺差。数据表明，从1998年到2009年出口增速13.34%，进口增速14.03%。进口的增幅高于出口增幅，大致保持了进口和出口增幅的基本一致。
　　2. 中国进口依存度的上升快于出口依存度的上升，全球各国从中国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有目共睹。近年来进口依存度一直维持在20%左右。特别是2008年进口依存度水平接近1998年的2倍。而出口依存度从2006年开始逐年下降，2008年出口依存度增速下降6%，同期进口增速仅下降5%；2009年出口依存度增速下降21%，同期进口依存度仅下降了16%。中国积极进口的态势，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中国贸易顺差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长期来看是下降的，与重商主义的实质不符。1998年以来，中国2008年对外贸易总规模扩张了接近8倍，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进出口总额中比重大多数年份在快速下降。2004 年仅为2.78%，是1998年的五分之一，即使是2009年也只有1998年的66%。如果中国“实施重商主义”，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应该上升，而不应该下降。
　　4. 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与日本、德国相似，对此西方出现选择性失语。1990年至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2%左右，与日本基本持平。2005年到2009年与德国走势一致，占比基本相同。同样的顺差问题，西方对中国的反映如此强烈，不能不说明他们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心理准备不足，抱有偏见。
　　遗失的话语四：美国的“新重商主义”值得关注
　　事实上，时隔汉密尔顿“工业立国”2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在经历了以邻为壑、自由贸易、公平贸易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新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生和不断膨胀，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它鼓吹政府干预贸易以削减贸易逆差，利用贸易逆差作借口和贸易政策作武器，打压贸易伙伴经济增长。这种政策是不衡量对外贸易对整个国家带来的国民福利，只计算对外贸易对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损失。这些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直接影响国会和政府的政治生态。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有两次高潮，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轨迹一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矛头指向当时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日本。主要措施包括逼迫日元升值，制造贸易摩擦，施压日本对美国开放市场，要求日本增加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广场协议”是它的顶峰，但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进入衰退而慢慢收敛。第二次高潮始于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进入21世纪后逐步升级，主要矛头指向对美贸易顺差增长较快的中国。以施压人民币升值和滥用反倾销措施为突出表现。
　　在对外交涉中，美国的新重商主义者通常宣称，贸易逆差提高了美国的失业率。“新重商主义”的代表布坎南称，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就会有2万产业工人失业。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变动和失业率变动比较分析发现，从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与失业率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关系。分析年间美国相对贸易逆差和失业率变动，在这30个年份里，无论从整体研究，还是从个案考察，30年间贸易逆差和失业率变动的相关系数仅有0.115，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与美国的就业状况变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者还认为，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此思维的引导下，美国政府采取政治的、外交的和经济的手段对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和市场施压，打开美国商品的出口通道，特别是力图通过汇率手段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盟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结论。欧盟对外实行统一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且实行统一关税。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整体上是逆差，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11个国家都是逆差。但是，美国对与上述国家实行同一对外经贸政策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爱尔兰等4个国家却是多年保持顺差。
　　由此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美国产业结构及与其相应的竞争力结构。事实上，美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全美第三产业占比高达78%，美国的竞争力结构已由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上，直接体现在美国的服务贸易从1976年开始一直呈现顺差状态。
　　反过来，倒是美国的许多歧视性贸易政策，限制了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是产生美中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2007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加强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管理的新规定，包括飞机及飞机零件、航空电子、惯性制度导航系统、激光、水底摄影机、推进器系统和个别电讯仪器等31类新增产品出口中国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这些规定直接导致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从2001年美国占18.3%，到2006年已降低至9.1%，而到了2008年，美国仅占到7%。出口管制是美国冷战时期出台的一项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继续实施政策既严重影响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
　　更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成为了主流思想。奥巴马政府不断向外界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继续当全球最后的消费国和进口国。最明确的表态来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日，他说美国必须从消费型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从依赖金融活动转向发展实业。这种新姿态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战略考量。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时承诺，要在5年内使美国的货物出口量增长一倍，为美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其积极推进的“国家出口倡议”已开始逐步落实到具体经济政策层面。
　　美国经济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货币政策上看，美元谨慎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产业政策上看，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地球”，打造新型制造业，形成出口新增长点；从贸易政策上看，贸易保护措施将被频繁动用。为此，萨默斯等甚至表示，中国将无法保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美国打算向中国靠拢。世界经济无法让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说一个半同时采取中国的增长模式。对此国策之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选择性失语，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日，奥巴马在G20峰会结束当天表示，各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宏观经济政策评估机制，旨在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有力、可持续、平衡的复苏和增长。在这一框架下，G20成员将分享政策目标，关注潜在的政策风险，确保各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增长的趋势相符合。这种共识向正确解决全球失衡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反映了国际格局多极化和改进全球治理的色彩。
　　在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提出，国际社会应尽快建立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各项全球性问题。中国强调坚持“三要原则”：一要各方平等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和框架机制达成共识；二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三要增进理解和包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关心中美贸易的人们所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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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向一边的压舱石——再谈中美经济关系像夫妻吗？
半二十八画生
最近，有人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好像中美经济关系非常平等互利。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一看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的利益格局就知道了。
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7％，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总额15779.3亿美元，进口总额13948.3亿美元，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其中与美国贸易总额为3853亿美元，出口2833亿美元，进口1020亿美元，顺差1813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9.0%。而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0年全年中美两国间货物贸易总额为4568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918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649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2731亿美元。
按照美国统计口径计算的中美贸易差额比中国统计的要多918亿美元。201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为6349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口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3%，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
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显示的巨大不平衡，既有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因素，也与双方实质贸易格局的内在差异有关。但从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至今，无论按照哪一种口径统计，中美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差额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也因此，美国将贸易战的主要对象由日本转向了中国，中美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并不断升级。美国方面的基本判断和施压依据就是，中国作为顺差方，获得了巨大的不公平贸易利益，而美国的逆差意味着自己蒙受了不合理的贸易损失，所以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调整中美间的贸易条件，缩小贸易差额；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措施促进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同时针对中国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如纺织品、电视机、轮胎和无缝钢管等采取反倾销措施。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认识仍然基于重商主义的理论逻辑，即美国的逆差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减少了产出，那就等于是美国工人就业和企业利润以及政府税收的损失，相应地，等于是中国的利得。
事实果真如美方所说吗？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格局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从美国进口波音飞机，向美国出口手工工具。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通常的“工业品―初级产品”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贸易模式，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最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利益关系向发达国家倾斜。中美贸易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的，因此中美产业间贸易的利益天平倾向美国方面。即便是农产品贸易，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小麦，在品种上细分为高筋、低筋、面包用途和点心用途等细分品类，使得每个品种的小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非竞争性，其价格就具有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性，因而形成了超额利润。
当然，中美贸易格局中目前最广泛的是产品内贸易模式。所谓产品内贸易，就是一个产品的不同组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在某一国完成组装，销往各国市场，在最终产品完成前，其各个组件已经经历了国际贸易环节，而最终产品还会再次进入国际贸易环节。为什么产品内贸易模式会成为最广泛的贸易模式呢？因为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主体有两个：一是中资企业，二是外资企业。中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矿产、纺织、服装、中低端电子电器等产品领域，约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1/3左右。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中高端电子电器、机电、通讯等产品领域，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2/3左右。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2009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总额为1
9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为2
228亿美元，二者间的差额为367亿美元。这种由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对中国产业转移，使产品内贸易形式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在这种模式下，通常最终产品完成地国家的出口额数值会很大，但其实际贸易利益只占其中很小的部分，一个顺差国获得的实际贸易利益极有可能少于逆差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高附加值核心部件和专利、设计的出口国，它进口最终产品，极易形成贸易逆差，但和中国这样的进口核心部件、技术、出口成品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出口规模在数值上往往很大，极易形成顺差，但贸易利益往往远逊于美国。&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一个课题组2007年对苹果公司当时热卖的iPod播放器进行成本分拆，30G的iPod，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零部件生产，由中国完成组装环节，销往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其价值链包括：中国以外的零部件供应环节132美元，中国组装环节4美元，苹果公司及其零售商163美元。中国方面获得包括企业利润、员工薪资、设备折旧、政府税收在内共计4美元的收益，而因此创造的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167美元。《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中解析了美国罗技公司的一款无线鼠标的成本构成：美国市价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本身得8美元，销售环节15美元，零部件成本总和14美元，中国苏州的总装企业得3美元（含工薪、耗材、电力、运输、税收等）。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后，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了25&n（n为出口量）美元；它返销美国，创造了25&n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这就是说，某产品原来在美国生产满足美国市场需求，同时也出口中国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后，这一产品返销美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情况没变，但新创了一个中美贸易额。同时，这个产品在美国生产时向中国出口，产业转移后这个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额消失了。现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主体有中资企业，但比例更大的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群体，从利益关系来说，获利的有中方企业，但获利最大的是跨国公司。
总之，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或者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中国是价格的接受者，无从获得超额利润；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美方企业拥有市场力量，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即便在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利益分配也是不平衡的，美方利益多于中方的部分就是超额利润。或者中国对美出口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从美国进口不完全竞争性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美国获得了中国所没有得到的超额利润。或者是产品内贸易，贸易数据和贸易利益之间失去了相关性，出口数值大的国家未必获益大，承担最终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出口数值最高，但其获得的实际利益往往只占产品总价一个及其微小的比例，这样使得传统的以贸易顺逆差大小来判断贸易利益的逻辑完全失去了真实性。在以中国为最大东道国的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中国出口的主体已经由本土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中美经济关系上中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远远没有中国的顺差数值所显示的那样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才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的最大获益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分析的贸易利益还没有包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固然推动了中国GDP增长，但它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产业外向转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本国日益严苛的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越多的产业承受的排污税费越重，承受的社会公众压力也越大，所以其产业转移的梯次顺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产业的环境成本相关，污染最严重的产业最先向外转移，其它产业依其污染程度梯次跟进。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污染度次序也正与此相契合，最先和最大量承接的正是环境成本最大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表现为低价格、低加工利润、低环保标准和高资源依赖度，在这样的模式下，利益计算没有包含中国付出的环境成本，也没有包含日益稀缺的资源机会成本和廉价劳动力健康透支的成本。&
如果把中美经济关系看成是一条航船的压舱石的话，&这样算下来，&中美经济关系也完全是一个倒向一边的压舱石，根本不是平等互利的“夫妻关系”，其中的一方——中国真是亏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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