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地制度：收益和成本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论文 股市风云 连锁加盟 理财窍门 收藏投资 股票证券 经济 金融 保险 房产 银行 股票 文学 小说 古典 武侠 科幻 言情 侦探 网络小说 测试 法律 政治 哲学 宗教 体育 书籍 人物 诗歌 历史 百科书籍 人类的知己
606.hk百科大全
&&&&&&&&&&&&&&&&&&&
&&& 资料来源：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48、350、355、360、366页。
&各种身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单位：％&&&&&&&&&&&
注：a. 系民主党派人士比重；2003年工人、农民代表551名，占代表总数的18.46%。
资料来源：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48、350、355、360、366页。
另一个版本的统计也表明了同样的问题。我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分给农民的太少了，这与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不相符合。1995年2月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第3次修订，将农村与城镇人口的比例关系由8倍改为4倍。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每一人口的选举权只相当于城市每一人口的1/5～1/4，这本身已经就很不公平了。但是，即使按照这个标准，农民代表的实际名额还是远远低于他们所应得到的代表名额。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末，全国有乡村人口7824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9%。按农村每96万人选1名代表的规定，那么，全国农村应选出全国人大代表815名，可实际上只有252名，还没有达到法定名额的1/3。而地方选举中，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从1983年以来，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农民代表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0%，这与我国农村人口数悬殊太大。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中应选和实选农民代表一览表
应选农民代表
实选农民代表
实选占应选比例％
&&& 附注：人口数是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选举年的上一年年末人口数。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每120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9、10届则是按照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构成统计表
知识分子比例%
&&& 附注：其中第七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比例是推算出来的。第七届共有工人农民代表684人，第十届共有工人农民代表551人，根据第一――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所占比例的均值推算各自所占比例。
人大代表官员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忧虑。2005年两会前后，很多学者指出，“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现在，我国有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但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些“官员代表”，在平常的领导和管理中，一直充当着意见领袖，而每年的“人代会”，作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达意见的渠道，如果在这里，还要让官员代表人民发声，他们的代表力难免让人质疑。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针对我国现行的人大代表的构成现状，非常认真地提出，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之多创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据1998年统计数字，我国全国各级人大代表近300万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这一数字是世界各国议员数字的数倍以上。以全国人大为例，1954年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1226人，但到了2003年第十届为2985人，增长速度也很快，其中官员代表数量增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有学者根据议会规模立方根法则计算得出，我国最理想的全国人大代表数量是1090人。同时，网上流传的关于某省或者某市人大代表职业构成比例的帖子表明，该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注并不满的一个问题。
农民缺乏政治参与权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大肆侵害农民权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裂，蕴涵着社会危机。因此，组织农会，让农民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可能是解决当前农村政治危机的一个突破口。国家应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针对农民这个特殊群体，应该探索他们在人大、政协实现、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农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重新参与到社会当中来，让其他阶层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的力量，有利于内部利益集团的平衡和稳定。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能不能避免走上制度僵化的道路，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民组织状况和权利表达机制的建立状况。国家作为农地制度的供给者，能不能继续获取制度的收益，要看国家对待利益集团的态度，可能既需要“众建诸侯少其力”，又需要“扶助弱势斥强势”。
结语：在大战略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农地制度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稳定目标。但同时，中国为这一制度安排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三农问题涉及面广，牵涉的矛盾很多，有些甚至非常敏感。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相当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还会面临相当复杂的挑战，因此需要有统筹兼顾的大思路、大战略。因此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去认识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认识改革在中国的地位，农村改革在中国整个改革战略中的地位。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五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转型过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传统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三是政治体制转型，即从中央集权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型；四是文化转型，即从封闭的单一的文化向开放的多元的文化转型；五是国际生存环境转型，即从封闭、不开放，拒绝融入国际社会向开放，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转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同一时期内经历这五大转型。相应的，转型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经济挑战、社会挑战、政治挑战、文化挑战和国际环境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要有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总体战略。这个大战略应当是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总体战略。
有了这个大战略的认识框架，我们就能认清农村改革的地位，同时能够把诸多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考虑，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调动国际、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来支持农村改革，并实现农村改革战略与发展战略的配套，实现国际战略为国家发展战略保驾护航的目标，从而实现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预期政策目标。这一点对中央政府，特别是对治国者来说，尤为重要。
农民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许不一定会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因为从绝对生活水平上讲，这个弱势群体已经因为改革而获得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在相对水平上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福利水平。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不存在使农民起来革命、造反的条件。但是相对条件的恶化仍然会威胁到政权的义理性，甚至执政的基础。比如，1965年，戴高乐就是由于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的（44.6%，对手密特朗为32.7%），因为他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市场，这使盼望着扩大自己的出口量的法国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并且还发生了零星的暴力活动。所以，对农民群体在整个社会阶层当中相对地位的下降和利益受损的情况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在开放条件下，一定要用国际视野来看待我们的三农问题，努力利用国际资源、国际规则保障农民的权益，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回顾本文所谈到的中国农地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发现，对四个命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各级政府和农民在决策、博弈等过程中的目标函数和具体行为。国家作为制度供给者基本上获得了制度供给预期的收益。面对分利集团的挤压，维持这一制度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处在缺乏政治资源和无组织状态的农民面临较大的权益损失和侵害。国家能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安排，取决于国家打碎利益集团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恩格斯曾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中国的农民也正是遭遇了这样的经历。但是改革原本应该是强权受到抑制而弱势群体受到照顾，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卡尔多改进。但目前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奥尔森认为，国家的兴衰与否就在于国家是否能够打破体制僵化症。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奥尔森创造了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政府，对国家兴衰至关重要。对中国来说，能不能通过高效率的政府活动利用国际、国内一切有利的因素推行改革，能不能显示政府推行改革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保持农村的稳定，改善农民的生存、推进农业的发展是对中国政治家们的严峻考验。
&&& 主要参考文献：
奥尔森，1982，《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译本。
保罗?肯尼迪，1988，《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凯恩，1988，《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利普塞特，1960，《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译本。
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速水佑次郎：社区、市场与国家，《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樊纲：灰市场理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01年第4期。
管清友、王亚峰，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回良玉：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
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康晓光，：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孔泾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
李成贵，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李成贵，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2000年第9期。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Economic
Journal，Jan.2000， pp136 C158。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骆友生和张红宇，《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地制度创新》，《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管
理世界》，2002年第6期。
秦晖，“优化配置”？“土地福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三农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
孙广振、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温铁军：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1999年第2期。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燕南网。
温铁军，土地的福利化趋势及相关制度安排，载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温铁军：无地则反―――印度北方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
温铁军，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经网50人论坛，。
徐琴，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与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江海学刊》，2003年6期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姚洋：集体决策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演化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于建嵘：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的，燕南网。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
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
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张宇燕、时红秀、李增刚，中国农村的社区型企业，打印稿。
周建明等，社会政策：中国的挑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国际交流项目――
“社会政策：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挑战”（未刊稿）。
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
<font face="仿宋_GB年第4期。
周建明、管清友，论实现充分就业的发展，打印稿。
周建明、管清友，为什么要追求充分就业，《社会科学报》，日。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
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日。
Amartrya Sen: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Social_Exclusion/social_exclusion.pdf
Downs, Anthony,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Niskanen,
William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Aldine-Atherfon；
Niskanen, William A.,1991,&A Reflection o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Andre Blais and Stephan Dion ed., The
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13-32.
Olson ，Mancur ，1993，“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No.3，p567-76.
Olson, Mancur,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Tullock, Gordon, 1965,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
Guenther and C. Wittich, California university
附录一：解决农村隐性失业的一个初步思路
我们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思路，具体的问题可以研究，可以探讨。
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是，改变对就业的传统观点，主动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并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使我们对失业所造成的代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即使在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失业除了导致“社会安全和失业保险花费公共钱财，而相关的财政负担在经济运作中有太多不利的后果”之外，其有害作用还不只是在失业人员没有工作和低收入上，根本的问题在于造成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由失业造成的社会排斥对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代价：
失业是潜在的生产要素无法投入生产，形成生产力的浪费，使当前国民生产总值受到损失；
失业导致劳动者生产技能的退化，这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损失；
失业造成精神上的打击，造成心理损害和苦恼。它对于青年人尤为严重；
失业所造成收入的减少和精神的打击，引起疾病的增加和和死亡率的提高；
失业会使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疏远甚至破裂，造成人际关系的损失；
失业会导致气馁，使劳动者丧失进取的动机；
失业会加深性别和种族间的不平等；
持续的失业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公平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甚至造成对世界的怨恨和犯罪，导致社会价值的弱化。
森的这些分析打破了以往只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失业损失的框框，
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失业造成的个人及社会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可以用经济指标来计量的损失。事实上，严重的失业所造成的损失还不止这些，它还会造成公共权威的削弱，合法性的下降，一个社会的分化与涣散，出现动乱，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起倒退。
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突出是与两个趋势相联系的：一方面，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的人口规模仍在不断地增加过程中。；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所能带动的就业弹性系数（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在不断地下降。由此，失业问题不仅将成为一个常态的压力，并可能越来越严峻。目前每年大约有新增的800――1000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或异地打工，中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8月底，达到1亿，但农村仍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而且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可能达到1.6亿到1.8亿，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到1662万人。据估计，在到2020年期间，中国常态性地存在着比市场需求多大约1亿左右或更多的劳动力要寻找就业出路。因此，传统的就业思路根本无法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潜在失业者将是一个庞大群体，同时也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中国现在有庞大的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和外汇储备。我们应当考虑把这些潜在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之所以没有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限制，既没有形成市场需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对于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研究探讨，并因时因地实施。比如，对生态的保护、环境的整治、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消灭传染病和提高人民的公共卫生条件、公共秩序的维持、对人民社会服务的提供等等。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可以切切实实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问题只是这些公共产品不形成市场价值，也无法从市场的角度来要求回报，因而无法用市场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否意识到组织生产这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福利，也是能否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扮演组织公共产品生产的角色。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西部有些地区的退耕还林实际上就是这种性质的工作：用一部分国民收入把农民从种植粮食引导到植树造林种草上去，实际上更多地是为社会创造公共物品----良好的生态环境。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退耕还林的生态效应上，而没有意识到退耕还林本身也是一项巨大的就业工程：它把本来可能被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排挤出去的几千万农民，转移到了以改善生态的，带有公共工程性质的产业上去，稳定了他们的就业，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实际上，类似于退耕还林的公共工程有着广阔的需求。受市场经济视野的局限，人们还没有把它看作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如果把发展的思路，包括目标和方式做一调整，就可以在其中发现广阔的就业空间。发展这些公共工程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人民的福利。类似这样的公共服务工程可以做的还很多。它可以创造比市场经济所能创造的就业数量更多的就业岗位。
要按照这个思路去解决就业问题，关键的因素是政府要有强烈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政治意愿，有强有力的财税制度，能够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目前差距过大的收入水平缩小，把通过税收所汲取的国民收入转化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投入，把闲置的劳动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附录二：中国大战略构建的初步思路
国家大战略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在转行时期面临的挑战而应当制定的。国家大战略应当是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总体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是由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决定的，国家是这个公共利益的代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应当包括应对来自整体转型压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国家发展战略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在中国不断进行改革的现实情况下，还应当制定保证中央政策和国家基本制度按照战略意图逐步实施的改革战略。国际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是国家最大限度的维护、保障和争取国家利益实现的战略。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包括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和经济安全战略。在中国还未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中国的大战略还应当包括国家统一战略。国家统一战略既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涉及到国际战略，因此，在现阶段它应当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思路如下图所示）
在1950年代，中国最高决策者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经济而制订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这样一种战略目标一经确定，传统经济体制的面貌就会随之产生。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发展工业，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人民公社（还有国有企业）。林毅夫、蔡日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转引自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转引自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94、297―298页。
周建明等，社会政策：中国的挑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国际交流项目――“社会政策：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挑战”第二部分（未刊稿）。
参见有关的中央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最新的论据是回良玉副总理在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回良玉：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华网）和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对中外记者的回答。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燕南网。
有关的研究可以参见：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01年第4期。温铁军，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经网50人论坛，。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日。李成贵，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9期。李成贵，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温铁军还特别指出，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殖民化，其中至少三百年是殖民地掠夺。凭着早走一步工业化，就有条件来改变它们的资源约束。他们侵占了南北美洲和澳洲、非洲这四块大陆，导致资源最贫瘠的地方像苏格兰高地那一带，转移出去1/2，大部分贫穷人口都出去了。英伦三岛资源有限，转移出去约1/3的人口。欧洲大陆尽管资源条件相对比较好一点，但整个欧洲当年亦转移出去1/4的人口。如果把现在欧洲转移出去的人口的后裔也计算进去，那传统的老欧洲部分的人口应该是5亿多。如果把他们后裔的混血人口也计算进去的话，就可能会超过10亿。看来，这四块大陆的占领大大的改变了他们进入工业化的资源约束，这样才有条件谈制度。
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讨论参见：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
Guenther and C. Wittich, California university
对于 “国家”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可以参见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根据周其仁的研究，7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用于控制农村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其从农村可以直接和间接的汲取到的财政收入，国家费用指数和收益指数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形成倒挂的高峰（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3卷）。
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燕南网。
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日。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是，到年间，出现了连续徘徊的局面
<font face="仿宋_GB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从1990年起，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束了在4亿吨徘徊的局面，1993
年跨上4.5亿吨的台阶后，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到199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亿吨，1998年则达到创记
录的5.12亿吨。然而，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的滑坡，直到2004年才出现了粮食
生产的回升局面。参见：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
第一次是1979－82年，政府连续3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49％，同时开始允许按照农民家庭人口承包土地，明确15年不变，导致1981－84年出现总产量连续大幅度增加，达到历史最高产量。第二次是年政府两次分别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105％，同时再次推行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土地，并且明确30年不变，这也同样导致1994－96年的增产，并且再次达到历史最高产量。参见：温铁军，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经网50人论坛，。
康晓光，李成贵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基本判断。参见：康晓光，：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李成贵，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李成贵，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9期。
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01年第4期。
可以肯定的说，无地农民的数量和社会稳定的程度是反向的。温铁军描述了印度北方无地农民的反抗斗争。他告诫到，资源严重短缺与人口过度膨胀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拷贝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后果，实在值得中国人警醒。参见：温铁军，无地则反―――印度北方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
姚洋（1999）总结了中国农地制度的六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两田制。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我们这里考虑最一般的情况。参见：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很多农民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认为，社区内增加的人口有权利要求社区给予其作为成员的土地。农民对于村集体为了新增人口调整土地并不反感。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很多农民表示从生产效率上讲肯定优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是农民同时也担心新增人口没有土地的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之后会有很多农民放弃土地从而造成无地和失地农民的出现。而且，农民普遍认为，如果土地承包期足够长且政策连续稳定，那么土地其实就是自己的。在自留地外调整责任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于解决农村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思路。我们的这个想法来源于阿玛蒂亚?森的文章。Amartrya
Sen: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参见本文的附录。
温铁军认为：“拉美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此过程中间造成农村中大地主夺地，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人口，大城市贫民窟的大量犯罪问题无法完全由政府解决，于是乎形成黑社会控制，那就必然是黄赌毒泛滥。而一般文官政权解决不了黑社会的问题，只好请军人出面解决。军人解决了，就发生了维持文官政权的交易成本。这可能是拉美制度变迁表现出的一个规律。”
这似乎把拉美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也指出了问题所在。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的批评了美国和IMF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他认为卢拉的上台反应了人们对于经济政策变革的需求。华盛顿共识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前景很迷茫――而且甚至对民主的信心都遭到了破坏”。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97页。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秦晖也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市场-私有化万能论”的谬误。秦晖，“优化配置”？“土地福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三农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
我们在这里用“流动”来表达当前在农村发生的各种土地“流转”、“交易”、“入股”等形式。
于建嵘：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燕南网。
关于官僚的经济学分析，可参见：Tullock,
Gordon, 1965,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Downs,
Anthony,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Niskanen, William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Aldine-Atherfon；
Niskanen, William A.,1991,&A Reflection o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Andre Blais and Stephan Dion ed., The
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13-32.
樊纲在《灰市场理论》里面将灰市场定义为：所谓“灰市场”，是指现实中存在的那一类既不是按照国营商业流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比如，就短缺消费品而言，不是以排队方式或按定量购买），也不是按照竞争市场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物品交易关系。我们这里讲的灰市场与樊纲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介入市场。更详尽的研究，参见：樊纲，灰市场理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对农地流转中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的描述，可以参见：管清友、王亚峰，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土地灰市场与一般灰市场一样，也会产生“短缺集聚”，而且“灰市交易的存在使得经济其他部分的短缺加重”等结论仍然成立，但在这里我们对此不做分析。
当然，奥尔森关于打碎分利联盟的推论可能是值得商榷。因为作为一个逻辑推论，打碎损害社会福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了。改良、改革、战争甚至革命，这样一来便具有了某种经济学意义。批评者认为他在煽动革命。但他认为，他不过是从经验上发现，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往往步或大或小的“震荡”的后尘，比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不管人们喜欢与否，震荡的一个重要后果都是现存利益结构的整合，其中多数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被削弱或击溃，从而引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而杨小凯则否定革命、“改朝换代”等“震荡”的作用。
表达利益集团之间共谋效果的一个指标，共谋效应系数越大，共谋效果越好。
周建明等，社会政策：中国的挑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国际交流项目――“社会政策：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挑战”第二部分（未刊稿）。
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48、350、355、360、366页。
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
华夏时报，日，http://www.chinatimes.cc/news/list.asp?id=27839。
朱四倍，“官员代表大会”凸显公平缺失，
.cn/GB/news//3198798.html
例如，某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市委副书记、市长、矿业集团董事长、宗教局副局长、农业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中上阶层拥有了80％的代表名额，而占全市人口总数83％的广大工农及贫困人口阶层，却不拥有一个代表名额。
对这个问题更为深入的分析，参见：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秦晖认为，关于土地私有制是否可行的讨论其实意义不大，土地政策的关键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周建明、王海良也分析了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意义。我们这里与他们的分析略有不同。参见：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我们加入了经济安全战略。实际上，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的更多是“守势”，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态势。这可能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有关系。从长远来看，把国家安全战略称为国家的国际战略更为合适。因为这是一个主动和被动兼而有之的词。关于中国大战略构建的思路，见附录二。
这一思路来源于周建明教授与作者的讨论。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周建明、管清友，论实现充分就业的发展，打印稿。
Amartrya Sen: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Social_Exclusion/social_exclusion.pdf
周建明、管清友，为什么要追求充分就业，《社会科学报》，日。
到2010年，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平均要超过1000万。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在14亿和15亿之间，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10亿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从2000年的12.79亿增长到13.79亿，劳动人口从8.6亿增长到9.8亿，到2020年，人口规模将达14.68亿，劳动年龄人口将达10.1亿。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要到2040年以后才会停止。见秦大河、张坤民、牛文元主笔：《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新华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33页。
1979――1989年就业的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1991――2001年降为0.112
[45]。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随着技术进一步提高，今后GDP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出现接近零增长或在某些地区出现负增长。
2010年以后，受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等因素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有所放慢，平均每年转移量大约在1200万到1300万人之间，10年转移的总规模大约在1.3亿到1.4亿人。
到2004年11月，我国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2.87亿亩，1999年以来，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已使2000多万农户、9700万农民从补助中直接受益，大量荒山坡地从农业生产用途中解放出来，使近6000万亩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被绿色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大为减轻。毁林开荒、陡坡耕种是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原因。据统计，输入长江、黄河的泥沙，有三分之二来自坡耕地。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由于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淤积、湖泊调蓄洪水能力减弱，长江中下游地区损失惨重。当年，中国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六年来，国家已累计投入资金７００多亿元，其中粮食补助资金５４０多亿元，种苗补助费１４０多亿元，生活费补助６０多亿元。目前，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已完成还林、荒山荒地造林近３亿亩，陡坡耕种、毁林拓田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明显减轻。
例如，到2001年，我国血吸虫流行区域达418个县市，约9903万人口，累计达到消灭标准的县市只有247个。消灭血吸虫病还具有非常重的任务。要消灭血吸虫，必须要消灭钉螺，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这项工作虽然不创造GDP，但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以每月500元的报酬可以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计算，如果国家投入60亿元，就可以雇佣100万农村劳动力工作一年。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通过消灭血吸虫病提高人民的福利。
&&&&&&&&&&&
（本文发表在《大国》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