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本小题考查的是实践。没有难度，只是对基础知识的再现。实践出真知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B符合题意。
请在这里输入关键词：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近年来，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都强调工作能力和实践经验，把能不能适应工作岗位放在首位，而不再看重花里胡哨的简历。这样做的哲学依据是(&& )A．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B．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C．解决实际问题是认识的根本任务D．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苏轼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与这首诗哲学寓意相近的选项是　A．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B．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C．旁观者清，当局者迷D．将欲夺之，必先予之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农民工版《春天里》为何走红”？网友认为“歌曲折射中国人的梦想和现实”、“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让人感动”，文化学者认为他们展现了中国最真挚、最坦诚的灵魂，凸显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通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美好的梦想。上述文化现象启示我们（&&&）①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②文化创新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③只有草根文化才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④文化创新必须以网络等大众媒体为依托A．①②③B．①③④C．①②D．③④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DNA纳米技术是利用DNA的分子性质，构建出可操控的新型纳米尺度聚集体或超分子结构。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国科研人员把DNA链象搭积木一样组装拼接，设计出三维DNA结构——世博会中国馆，实现了三维DNA图形到三维DNA结构的突破。这表明人们能①改变自然物的具体形态从而显示实践的能动性②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实践中变革的客观事物③进行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技术的重大突破④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规律A．①②B．①③C．②③D．①④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最近，某省搞了一次“医患换位体验”活动，让医生以患者的身份挂号，排队，拿药。结果，医生跑前跑后，既受累又受气，一名全程体验了“患者”的医生感慨道：“医生就像拿着个遥控器，把患者指挥得团团转，当患者确实很苦。医患换位体验”活动中蕴含着的哲理有&&&（&）&&&①认识是在变革对象的实践中产生的&&&②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③认识是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④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A．①②③B．①③④C．①②④D．②③④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近年来，奇瑞公司不断加大对国外市场的适应性研发。针对巴西市场特点，专门派遣工程师到该国，花了一年半时间开发了可任意比例混合的乙醇汽油混合燃料车，并获得了巴西政府颁发的认证证书。2011年，奇瑞瑞虎荣获巴西市场的年度车型，并在埃及市场创下销量冠军，SUV市场占有率达60%。从哲学角度看，奇瑞的成功告诉我们①正确的决策必须符合客观实际②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③必须全面地把握客观现实及其变化④必须以当地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论述题
材料：某学生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期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认真了解农村基层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虚心求教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4万多字的《乡村调查报告》，其中反映的农村真实情况以及提出的合理建议，为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问题：运用《生活与哲学》知识，结合材料，分析该学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完成反映真实情况的调查报考所体现的求真务实精神。（16分）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科学家可以借助太空特殊的环境和空间飞行器的特殊平台，开展许多地面上无法实现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活动，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这表明（&&&）A．意识可以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B．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C．实践活动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发展D．超越现实条件可以推动认识的发展您的浏览器不支持javascript，不能使用此页面的全部功能。
请换用其他浏览器或者开启对javascript的支持。
康德的因果学说及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对于认识论的主要贡献到底是什么？这是康德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尽管对于康德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从总的倾向看，肯定的多是他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却很少谈及他的先验唯心论有什么积极意义。这就难免导致一种形而上学的、僵化的理解，似乎要说明像康德这样一个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的贡献，也只能根据他思想中有多少唯物主义成分而定。然而马克思曾经说过：“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1]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谈唯心主义的历史贡献时，是同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缺点对照着谈的，它们的缺点就是只从客体和直观去理解事物，而没有从人的活动上，“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2]。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怎样从主观方面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一面；而且我认为，康德对认识主体能动性的论述，为后人研究人类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才是他在认识论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康德的认识论是以知性的先验范畴体系为核心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果性范畴。本文拟以《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因果学说为线索，试图从这一角度、这一侧面，去体现康德先验论的主要特点和精神实质，并进而谈谈康德研究认识主体、探讨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成就。
康德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受着休谟的直接影响。在休谟以前，人们对于因果性的存在都是当作既成事实接受的，不管是作为天赋观念还是作为自然界固有的规律，总之认为它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休谟却重新提出了问题。他根据极端经验论的原则，认为凡是不能还原为印象的观念，都是虚假的。这样，因果观念由于没有直接的感官印象，也就失去了它的可靠性。休谟认为，我们在经验中只能感觉到前件与后件相继出现的事实，却感觉不到前件与后件相联接的必然性，所以我们名之为因果观念的只不过是一种期待、信念，即主观的心理习惯。休谟对因果必然性原则的抨击，动摇了以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个基础，因为他的怀疑论不仅把矛头指向理性对宗教神学的证明，同时也指向了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必然性，实际上他怀疑的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这一点确实给康德以极大的震动，如他自己所说：“打破了我独断论的迷梦”。他不能否认休谟的论证，即从经验中人们感觉不到普遍必然性；但是他又不能承认理性的无能为力，不愿放弃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决心开辟另外的途径，他要先考察一下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有多大，然后把科学知识放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在考察的过程中，康德建立起自己的先验论体系。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认为知识有一个起源，前者认为确实的真理只能来自思想本身，后者认为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康德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其形式来源于思想，其内容来源于经验。而知识具有的普遍必然性正是由独立于经验、又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思想形式决定的，所以叫先验论。由此看来，康德的先验论同休谟的怀疑论既有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
休谟和康德都承认因果律的存在，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否认自然科学的有效性，而且都想为它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不过对于因果律的本质，他们却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休谟无法从认识论上对因果律加以科学的说明，只好把它归结为习惯性联想的主观心理活动，他说：我们在因果之间进行推断的基础，“就是发生于习惯性的结合的推移过程。” [3] 这里不但明显地表现了休谟同主观唯心主义的合拍，而且所谓习惯心理的说法，实际上是把因果性看成对外部刺激的本能反射，也使得理性思维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于是人类不得不处于盲目依赖本能的消极被动境地。休谟还说：“必然性是存在于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对象中的一种东西。” [4]他承认因果律的存在，是需要它继续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他却否认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以此作为自己怀疑论的证据。康德把因果性作为先天的、主动的思维范畴，由它去整理经验材料，得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因此从本质上讲，因果性不是感性直观能够把握的，它是知性阶段的认识工具，而且，是先于经验就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虽然康德没有认识到因果性的客观来源，最终同样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道路，但是显然，把因果性解释为认识的先验结构，比把它说成是心理习惯要深刻得多。有些文章提到休谟和康德的因果理论，只强调它们的一致性，以为无非都是信仰主义的货色，既看不到前后的变化发展，也看不到其中有什么积极的东西，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休谟虽然没有在认识理论上做出新的建树，但是他破坏了旧的基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康德在这一基础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他对于因果性的解释涉及了抽象的思维形式，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以及认识结构中主观方面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康德断言，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是完全能够把握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在认识的领域里，康德对于人的理性有着充分的信心，毫不怀疑它的认识能力。他试图通过对认识主体能动性的挖掘，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依据。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康德的因果学说。
在谈康德因果学说的特点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因果范畴在整个范畴体系中的地位。
康德把范畴分成四类，其中尤以第三类关系范畴为重。著名哲学史家韦伯（Alfred Weber）对于这几类范畴之间的关系评述说：“在量、质、关系、样式四组基本的范畴中，关系统领和包含着其他一切，它是最高的范畴，因为无论每一种判断，都可以表现一种关系。” [5]确实，在康德的范畴体系中，最重要、也是康德着墨最多的，是关系范畴。对这一类范畴的论述既表现了他在认识论上达到的深度，当然也很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先验唯心论。康德说：“时间之三种形相为延续、继续及同时存在。故时间中所有现象之一切关系，亦当有三种规律，且此等规律自应先于一切经验而使经验可能者。” [6]他的意思是说，相应于时间的持续、相继、并存状态，必然先天存在着实体、因果、交互三条基本原理，这三条原理先验地规定着时间中一切现象的关系，使经验成为可能。在关系三范畴中，因果范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实体范畴和交互范畴分别在与因果范畴的联系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因果范畴是核心的话，那么实体范畴就是先决条件，交互范畴则是因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康德把因果范畴作为自己论述的重点，同他为自然科学寻找理论根据的主导思想是吻合的，因为因果范畴作为现象变化的根本规律，可以为各门自然科学研究具体的现象变化规律提供依据。人们要意识到变动，就必须断定它的时期，也就是断定在某一特殊的时间点上所发生的某一事件。但是根据康德，一般的时间是不能被意识到的，所以要断定变动的时期就必须涉及一事件与它的先行事件的关系。先后事件的必然关系也就是它们在时间中的确定位置，这种时间中必然联系的规律就是因果性规律。可见，要了解变动，就必须把它了解为事件在时间中依因果规律必然的相继；换句话说，人们只有以自己头脑中先验的因果范畴去规范认识对象，才能使对象的变化带有必然性、规律性，这样才能进行科学研究活动。
确立了因果范畴的地位，同时也就在理论上提出了实体范畴的存在。理由很简单，要说明变，必得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参考系。“盖因变化之概念，以具有两种相反规定而存在——因而视为常住的——之同一主体为前提者。” [7]康德认为，人们只能从变易者与永恒者的关系中去观察可以变化的东西，所以他才将实体列入关系这一组范畴之中，作为变化的前提。“但与其视为实体自身中包含关系，则毋宁视实体为关系之条件。”“实体在现象领域中，乃时间所有一切规定之基体。” [8]这就是说，时间的一切经验表象（包括存在、变易、并存），即对象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关系，都要以实体为条件。这是康德对于实体范畴的地位所作的明确阐述。不变与变的问题是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对宇宙进行解释的根本分歧所在。康德在实体与因果的范畴中对不变与变分别予以承认，实体是现象变易的基体，它是不变的存在，体现了能量守恒原理；因果关系是实体的规定性（属性）发生变化的规律，体现了自然现象有规律的发展运动。这种解释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宇宙的物质性、规律性的认识在哲学中的反映。不变的实体是宇宙可变现象的最终基础，是一切现象因果演变的唯一根源；而万千变化的现象又是实体的外在表现，离了在因果关系中进行演变的现象，实体就得不到解释。实体原理与因果原理在说明宇宙时相辅相成，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康德对交互范畴的探讨是他对因果范畴论述的深化。人们之所以知觉到事物在时间中的同时共在，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在经验中对两个东西的知觉次序可以颠倒，既可以从Ａ到Ｂ，也可以从Ｂ到Ａ，这就排除了它们相继存在的可能。但是仅此还不够，因为交错相继的东西给人们的经验知觉次序也是可以颠倒的，比如乐器上产生的一个声音系列，以及紧跟着产生的次序颠倒的声音系列。所以还要假定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即我们知觉次序的可颠倒性是由对象之间相互确定的关系决定的，对象必须互为根据，必须被设想为处于彼此交相作用的关系之中，这就是交互范畴的运用。正如时间上前后的意识，只有依据于因果范畴，才具有可能性；同样，空间中并存的意识，只有通过交互范畴的应用，才有其可能。“各实体交相包含他方实体中所有种种规定之根据者，此种关系方为共同相处或交相作用之关系。故空间中实体之同时共在，除根据此等实体交相作用之假定以外，不能在经验中认知之。” [9]康德认为，如果各个实体彼此完全孤立，相互间毫无作用与影响，那么所谓同时共在是不可能被知觉的。这里，他实际上涉及了普遍联系的问题，我们只有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进行认识活动，离开了交互范畴的运用，对于绝对孤立的东西，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的。康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交互范畴与因果范畴的关系，他说，要经验到两个实体的同时共在，“必须有甲对于乙及乙又对于甲所由以规定其在时间中位置之某某事物”；“顾此唯一能规定任何其他事物在时间中之位置者，即为此事物——或其所有种种规定——之原因。” [10]他的意思很明白，所谓表现共存关系的实体间互相包含它方的根据，它们的相互规定，就是互为因果。简而言之，只有互为因果的实体才能经验地表现为同时共在。单向的因果锁链在这里发展成为多向的、具有更复杂结构的因果体系；康德的交互性范畴正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物质运动形态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反映。恩格斯十分重视有关事物交互作用的思想，曾给以高度评价，并把这一思想吸收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去。他说：“相互作用——这是我们从近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第一个遇到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而在那里就是结果，……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causa finalis[究极原因]。” [11]
以上的分析表明，因果性是康德最为重视的一个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对因果性范畴的阐述中，集中体现了康德认识论的要义。
那么，康德的因果学说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我认为，首先是它的先验性。所谓先验性，是建立在与唯理论、经验论的区别之上的。唯理论者认为，逻辑推论是因果关系的基础，他们只相信理性的证明，忽视经验的事实。而在康德看来，逻辑上能成立的理由与现实中存在的因果并不一样，前者只是通过对概念本身的分析得出的，而后者却是由综合得出的。这正是传统的形式逻辑与他主张的先验逻辑的区别。他所谈的因果以及其它范畴，都是在同知觉现象的联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都同经验有关。但是，康德又强调指出了他同经验论者对因果的不同理解。他批评说，单纯根据经验归纳，“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就不过是虚构的，没有真正的普遍有效性。” [12]康德认为，他所研究的因果，不是一个个观念相连续的现象，而是观念之间所以能连续的依据，不是心理上的主观联想，而是认识中的先天判断形式，是头脑中的科学思维格式。虽然因果性等范畴的作用在于使经验成为可能，但它们本身却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为了说明因果性等范畴是毫无经验成分的先天认识功能，康德在根据传统形式逻辑的判断分类构造他的范畴体系时，去掉了判断的实际内容，只抽取了判断的逻辑环节。他认为，这些逻辑环节作为抽象的概念，是保证一切判断客观有效的原则，他称之为范畴。“一切判断的逻辑环节就是把表象结合在意识里的各种可能的方式；然而如果这些环节也当作概念来用，那么它们就是这些表象必然地结合在一个意识里的概念，从而就是客观有效的判断的原则。” [13]判断是知性功能的表现，范畴作为知性的工具，则是我们据以判断的形式，是综合整理感性材料、使之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基本思维形式，它只能来自人的主观思维。康德在先验论中强调的，正是这种知识的构成形式。在他看来，知识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观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是人头脑中固有的，这就决定了他的先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倾向。不过确切地说，“先验”这个词是康德二元论思想的表现，暴露了他思想中深刻的矛盾。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先于经验的、纯粹的、先天的，一方面又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康德用自己的先验论去包容唯理论与经验论双方的观点，同时强调了先验的知性概念对感性材料的统摄作用，这使他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最终又倒向唯心主义。
在康德的先验论学说中，先验图型说是使通盘棋活起来的一个“眼”，要使抽象的知性范畴与感性的具体现象建立关系，必须通过时间这一先验图型。康德给先验图型规定了三个条件：（1）纯粹的，没有经验内容；（2）与知性相关，具有普遍的主动性；（3）与感性相关，是直观的纯形式。他认为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只有时间，因为时间是一切现象（外现象与内现象）的普遍条件，它既与范畴同质，又与现象无殊；既是内部直观的纯形式，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又有先验的特点，可以与知性的纯形式范畴直接挂钩。康德的先验图型，就是整个范畴体系的时间化，是通过时间来理解的范畴，时间成了构成知识的各种要素的纽结。他说：“吾人之一切知识终必从属时间（即内感之方式的条件）。一切表象必须在时间中整理、联结及使之相互成立关系。此为贯彻以后所论之共通要点。” [14]任何思想过程都必然要占有时间，仅只占有时间，而且为时间所限定。时间既然是内省的，它就与知性的思维有关，具有知性的特征。先验时间图型的能动性、创造性，正是来自于它同知性思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能成为联结感性与知性的桥梁。
先验图型不同于作为逻辑判断纯形式的范畴，因为它是与感性相关的；但它又与感性中反映特殊、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不同，它是抽象的感性结构。它不是感性从外界被动接受的某种具体形象，而是基本属于知性的一种主动创造的构图。我们认为，康德所说的类似于几何学中的三角形那样的先验图型，实质上是一般性概念的图式化，也就是抽取了一个个具体事物的本质特征所形成的一般事物在人头脑中的表象。当然，它是经由人的头脑初步抽象的产物，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过的痕迹，但它绝不是先验的东西。
康德明确地要求用知性的先验范畴去统摄一切感性经验，他说：“知性的基本贡献，并不在于使得关于对象的观念变得清晰，而是在于使得关于对象的观念成为可能。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乃是由于它把时间秩序带到现象和它们的存在里面去。” [15]显然，对象的存在，依赖于知性；客观事物之所以有因果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于知性在把时间次序输入于现象的同时，也把先验的因果性范畴加给了认识对象。离开了知性，人们就不可能去经验、去认识，先验的知性范畴是人类知识的首要因素，这是康德的一个核心观点。他在《导论》里对于这一先验论原则作了更为简明扼要的阐述：“……所有的先天综合原则，都根据一个原则全部表现出来了。这个原则就是：理智的一般判断能力构成经验的本质。” [16]
因果范畴虽然是先验的，但它要发挥作用，构成知识，又离不开感性经验。康德说：“一贯支配和规定我的唯心主义的原则是：‘凡是单从纯粹理智或纯粹理性得来的对事物的认识都不过是纯粹的假象，只有在经验之中才有真实性’。” [17]可见，他的“先验逻辑”的特点之一，就是与经验有关，它不同于只研究纯思维形式的传统形式逻辑，而是要涉及经验直观的内容，要把认识形式同认识对象统一起来。他明确指出：“纯粹悟性之一切原理，仅为经验所以可能之先天的原理，而一切先天的综合命题，亦唯与经验相关——此等命题之可能性，其自身实完全依据于此种关系。”“概念一离此种关系，即无客观的效力”。[18]康德这一观点再一次肯定了知识的经验来源，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他一再强调知性范畴不能脱离感性作超经验的使用，这实际上是看到了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必然统一的趋向。但是，由于康德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本质上把感性和知性截然分开，尤其是切断了知性源于感性的通路，把知性完全视为先验的东西，在这种二元论的前提下，感性与知性根本不可能有机地结合，结果只能以先验的知性主宰感性材料，走向先验唯心主义。
因果学说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因果范畴同自然界（现象界）的关系上。康德所谓“先验”是为了规定经验的，而他说的经验主要指自然科学方面的经验，所以先验因果范畴的经验使用就在于它怎样使自然规律可能。首先，对于自然界存在着规律，康德是肯定的，多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使他不可能去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些规律是怎么来的？根据先验论的原则，感觉本身是杂乱无章的，规律只能来自理智自身，也就是人向自然界立法。“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知性是自然界的普遍秩序的来源，因为它把一切现象都包含在它自己的法则之下，从而首先先天构造经验（就其形式而言），这样一来，通过经验来认识的一切东西就必然受它的法则支配。” [19]在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过程中，知性把它固有的法则、范畴加给了认识对象，这样才使我们认识到的自然界具有了规律性。
康德把范畴当作自然规律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他对因果范畴的阐述中。前面已经说过，因果律是作为思维形式存在于先验范畴体系中的，然而康德在这里却花了不少笔墨来论证它在自然界（现象界）中客观必然的存在，也就是作为自然规律的存在。他说，因果性讲的是不同事物、不同状态的前后相继。人们对事物、状态的知觉总有个次序，这种次序有主观、客观之分。主观的次序是可以依每个人的主观意志任意安排的感知次序。比如看一座房子，我可以由房顶看到房基，把这一系列感知现象连续而成一房屋的观念，我也可以倒转过来从下看到上，同样也可得一房屋的观念。“在这些知觉的系列里，并没有规定好了的秩序指出把多样的东西在经验中联系起来，所以我必须从哪一点开始。” [20]因此在主观的次序里，状态的先后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因、结果可言。客观的次序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在知觉到一个事件时，总是有一种规则，使得（在认识这个现象当中的）知觉依次伴随着的秩序成为一种必然的秩序。” [21]康德举例说：“我看见一只船顺流而下。我对于这只船在下游的较低位置的知觉跟着对于它在上游较高位置的知觉，知觉到这个现象时，根本不可能先知觉到这只船在下游较低的位置，然后才见到它处于上游较高的位置。在这个例子里，在认识时，知觉依次发生的这个次序是规定了的，我们的认识就是为这个次序所约束。” [22]康德认为，人们的知觉是依现象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必须从现象的客观的连续得出知觉的主观的连续。”“客观的连续就是现象的多样的东西的一种秩序，按照这种秩序，对于一件发生的事情的知觉跟着对于一个在它以先的事情的知觉是依照着一种规则。这样我才能有理由不只是肯定我的观念有一种连续，并且肯定现象本身有一种连续。这意思不过是说，我只能根据这样的连续来安排知觉。” [23]康德这里所说的事情的次序以及对它的知觉的次序所依照的规则，从现象界来说，可以认为指的是作为自然规律的因果性。
但是，这种现象的客观必然次序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康德认为，它是不能由知觉决定的，因为知觉本身是零散的，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也不能由对象与时间的关系决定，因为单纯的时间不可能被知觉。我们只有根据时间中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考察。依照康德，一切可变的现象都是在时间的先验形式中被人感知的，一切发生的事件都占据一个时间点，因此现象在时间中的位置是既定的，不可颠倒的。“我不能颠倒这个秩序，从这个事件往回进行，通过知觉去规定那个先前的东西。因为现象永远不会从后继的时间点往回返到先前的时间点。” [24]康德认为，对于这种不可逆性，只有用因果性概念才能给以正确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现象在时间中的先后位置，想象成由因果范畴支配的，这样才能使现象的前后相继具有客观必然的性质。作为规则的因果范畴决定经验的意识，只有在假定了前者的条件下，后者才能被了解为确定的次序。归根结底，康德所反复强调的“规则”，并不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而是先天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形式。当认识时，人们就用这些主观的知性范畴去安排知觉，使现象界成为具有规律的认识对象。康德所谓因果律的客观性，实际上指的是它先天的普遍必然性，从实质上来说，是一种主观性。
因果必然性法则使得世界成为有规律的系统，一切现象的演变都在因果法则的支配下，处于无限的因果锁链之中，因而是有条不紊的。康德在一幅倒置的图画中描绘了自然界有规律的活动。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在努力把因果律从神学本体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因果律不是为了证明上帝等所谓终极原因的神学教条，而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的法，是认识的规律。但是他不懂得，事实上人类的认识活动，并不是用头脑中的范畴规范自然，而是探索自然界本身具有的各种关系及规律。只有把因果律作为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之一，才能真正使它成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使它具有客观必然的意义。
因果学说的第三个特点涉及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关于这一点，比较集中地在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性中谈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康德曾写了一段从心理上探究认识可能性的“主观演绎”，但是在第二版中却没有着重谈，这可能是为了突出“客观演绎”的缘故。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认识主体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对于深入探讨哲学认识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把康德“主观演绎”中提出的三种综合放在这里作一个分析。什么是“综合”呢？康德说：“如果要认识这种多样的东西，我们思想的自发性就要求用一定方式考察它、吸取它并且和它连结。这种活动我称之为综合。” [25]康德认为，知识形成过程中有三种综合活动，这就是：直观中感知的综合，想象中复制的综合，概念中认识的综合。直观中感知的综合，指的是把杂多的感觉联结起来的综合。人们的每一个最简单的知觉表象，都已经包含了时间意识中杂多感觉的结合，这说明在人们刚开始进行感知的时候，就有一种统一性在里面，否则一切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感觉中，将永远构不成认识。这种感知过程中的统一性不是被动的感性本身所能具有的，它只能来自心灵的主动综合的能力。想象中复制的综合，指的是把保存在记忆中的表象再现出来的能力。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察知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要达到对事物的完整表象，就必须把曾经出现的事物保持在心目中，所以我们需要想象中的复制品，否则前后的知觉就不可能衔接在一个统一的系列里。概念中认识的综合，就是以概念的同一性为引导，把前后感知的和想象的印象杂多构成一个认识对象。康德认为，只有通过概念，才有可能建立起统一完整的认识对象，“概念这个词本身即提示这种意义，因为正是这个统一的意识，将相继直观到的和再现出来的杂多，联结在一个观念中。” [26]康德所说的这三种综合，实际上是同一综合的三重性或三个类型，它是由内感觉的形式时间意识出发，对经验中自我意识统一性的论证。照康德看来，不是由于经验杂多的联结才产生了统一性，而是“正相反，恰好由于统一把自身加到杂多的表象上，才首先使联结的概念成为可能。” [27]这就是说，先有统一性，而后才有联结。在感性的杂多综合联结成为知识的过程中，知性的概念、范畴是一切联结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而知性范畴得以存在的前提、基础，又是主体具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性。总而言之，人的认识从一开始，哪怕是对事物最简单的一个知觉，就不是单纯被动的反映，而是包含了主体能动性在内的主、客观合成物。康德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作为认识的轴心，从而大大推进了对认识主体本身的认识。
认识的这一重要特征，为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许多材料所证实。且从一般动物的感觉说起，肯定地说，任何感官感觉都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都是外物的反映；但是，经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印象分析，作为认识对象提供出来的这种反映，又只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梗概的、近似的映象。比如，位于蛙眼后的分析器使蛙看到了一只飞动的苍蝇（即一个小黑点），却看不到同样大小、同样距离的一只不动的苍蝇。不动的小黑点的映象确实是记录在蛙的视网膜上的，可是没有被传递，蛙的视觉系统只有在看到运动的客体时才兴奋起来。可见，即使是直观中单纯的外来刺激，也已经被主体选择过了。也就是说，主体感官的分析器给映象加上了限定的框架，从映象那里抽取了一些简单的、必需的要素。而这种选择的依据，正在于动物为适应自己的特殊需要，经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本族类特有的神经细胞的内在结构。[28]
人的感知心理比动物要复杂得多，不仅具有更为高级的选择性，而且往往由概念来支配感知，这正相当于康德讲的直观中感知的综合。人类认识在感性阶段最早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在于人类心理同动物心理的分化。动物只能对直接引起主体本能需要的对象产生“自发注意”，人类则能够对间接起作用的对象（劳动工具）和本身的行为产生“自觉注意”，这是由于他为了较长远的目的，能够抑制自己当下的本能要求，强迫自己去服从客观规律。人类“自觉注意”的心理现象，从认识论来说，就是把感性杂多持续地联结、统一起来，自觉地造成客观对象同一性的意识，这种能力是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动物所感受到的是独立的自然界，也就是在自然界对自身施加影响的状况下去感觉它；而人类感知的则是被自己的行为影响、改变了的自然界，也就是在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中去感觉它。这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种感觉，人类的思维就是从这种差别中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精辟地论述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29]人类这种心理变化到思维变化的过程，由复杂的生理机制作为基础。人的整个神经系统包括感官在内，好似一架译码机，感官是信息过滤器，它只让部分的环境事件刺激神经系统，这些刺激引起的神经冲动到达大脑之前还有介导作用发生。所以，人不是一个被动的受体，只能让外部信息随便地印入；而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至于如何过滤、筛选信息，那就由人脑中各自的经验决定了，这与过去的经历、教育、文化知识水平是分不开的。一份大桥的蓝图在非洲原始部落的人眼里不过是画在平面上的一些横竖单调线条，而在一位工程师的眼里却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
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想象，这相当于康德讲的想象中复制的综合。康德说：“一般的综合乃是想象力的仅有的结果。想象力是心灵的一种盲目的而又是不可少的功能”。[30]他十分强调想象力的能动作用，然而对于想象力的本质是什么却没有作出回答。我们只有科学地阐明想象力的生理基础，才能对人类思维的能动性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大家知道，外部刺激引起人体的反射活动之后，在人脑中会留下记忆的痕迹，也会留下经历过的事物之间的暂时神经联系。人的大脑皮层不仅可以保存这些信息，而且还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重新组合。记忆中的表象可以在其他有关信息加入的情况下变成更为完美的新形象，过去经验中已经形成的那些暂时神经联系同样也可以重新组合得更为系统化、理想化。这种改造和新联系的产生决不是由于心灵的盲目功能，而是大脑皮层内部机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创造的想象不是在空白的大脑中进行的，人的实践活动越频繁，输入大脑的信息越丰富，大脑皮层的活动才越复杂，才表现出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这进一步说明了，人类认识的能动性，完全来源于人类实践的能动性。
最后，关于概念中认识的综合，这是主观能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列宁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31]概念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抽象性、一般性，这使得它在认识中能够居高临下地把握对象，发挥主观的综合统一性。康德极为重视概念的作用，他认为，概念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之中，它代表了认识的主观方面，没有概念同一性的引导，众多的知觉和想象就无法构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对象，概念的综合是认识中最高的综合。但是，康德仅仅看到了概念的主观性，却没有看到它的客观来源，没有看到概念是通过人的实践从现实世界中大量特殊、个别的东西中抽取出具有共性的一般特征而形成的。而且，概念作为人脑的最高产物也就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归根结底离不开物质。以上是对康德所谓综合活动的一个简要剖析。
应该看到，康德提出的综合活动，是以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为前提的，他认为这二者出自不同的来源，具有彼此对立的特点，所以需要人为地加以联结。在进行联结的综合活动中，思想的自发性即具有能动作用的知性是主导，或者说，综合是知性的功能。我们认为，综合活动从本质上说，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活动，这才是人的认识产生飞跃的根基。康德虽然并未认识综合活动的本质，但是他把综合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加以肯定，把综合看作联结感性和知性的契机，则是十分正确的。
康德进一步论述说：“综合是主体的自我能动性的活动，所以，它只能由主体自身做出来。” [32]综合活动的实现，有赖于认识主体意识中的综合统一性。这种意识的统一性即“我在思维”。他这个“我思”，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我思”的区别在于，笛卡儿讲的是从思维活动推出思维主体，他的“我”是不依赖于任何物质的独立的精神实体；而康德的“我思”，指的是意识的一般形式，是一切经验意识的先验可能性。他把“我”从社会历史中割裂出来，变成抽象的一般思维形式，然后用这种先天的思维形式的统一去规定思维内容的统一，显然，这是形而上学的。康德一方面强调了综合统一性来自于统一的自我，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在对零星感觉的综合活动中，才能体现出自我的统一，所以离开外来的感觉材料，综合作用就无法体现，“我思”就没有意义。当然，他特别看重的，还是区别于经验自我的先验的、根本的、不变的、一般的自我，一切知识的最根本的条件正是在于这种自我的先验的综合统一性，明确地说，就是在于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在康德看来，“统觉的原理，在人类知识整个范围中，乃是最高的原理。”“意识的综合统一性乃是一切知识的客观的条件。” [33]他把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性看作获取一切知识的基础，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看成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关键。不错，认识过程的统一性，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这正是人类认识的根本特点。人的头脑对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不仅仅是消极的反射，不仅是等量的输入、输出关系；事实是，经过人脑的加工制作以后，输出的东西总要比输入的更为丰富。这种人脑的特殊功能，表现了人类区别于任何动物的主体能动性。康德对于这一点是感觉到了的，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才通过自己的先验范畴体系，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理性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坚决地肯定了理性在构成知识中的核心地位。然而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思维水平，他不可能把人的认识能力的来源解释清楚。
康德所创立的范畴体系，无愧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以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之所以在认识中把知性范畴尊崇为“先天”的，正因为他注意到了范畴在认识中理解对象、组织对象的主导作用。问题在于，康德没有认识到，范畴作为抽象思维的工具无论多么概括、多么间接，它也只是在对个别事物的多次感知中概括出它们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才形成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讲，范畴似乎是“先验”的结构，因为当我们出生时，它已经是既成的形式供我们掌握、运用，不必靠每一个人从头去归纳、创造。但把整个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就会看出这些思维形式无不来自客观世界，它们是从一代一代人的社会活动中逐渐提取出来，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上形成的一些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升华。这样，因果律就不仅作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存在，而且也作为思维的范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取得了它的主观性、主动性。
马克思主义能动的、积极的反映论，不但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而且也吸收了唯心主义研究认识主体的成就，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实质上是一个改造地反映的过程。人类的观察是为了回答某个确定的问题，因此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观察仪器的制造、使用也需要理论；观察的结果还要用语言来表述，这些都含有主观的因素。可见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实质上是如何估价科学预见性的问题，是如何估价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避免机械的反映论和形而上学的绝对性，而且可以使我们注意到认识过程中主体自身的作用，从而防止主观片面性，尽量使我们的认识从多个侧面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去反对不可知论者和唯心论者否认有客观规律存在的谬论，同时使我们的认识向着无限的领域不断前进。
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康德。他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我认为，其主要贡献不在于他的动摇的二元论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不在于他的不可知论对后人的启示，甚至也不在于他的二律背反中那仅有的辩证法萌芽，虽然这些思想因素中可能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但是对于认识论本身更富有价值的，恐怕还是他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开掘。我们应该好好地、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下，唯心主义对能动性是怎样“发展”的，是怎样“抽象地发展”的。必须承认，对于这一认识论的重要课题，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今后应该给以更多的注意。
[1]恩格斯：《路德维希o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第50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o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第50页。
[3]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0页。
[4]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0页。
[5]韦伯：《哲学史》英译本，1925年，第362页。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66页。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4页。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2、173页。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8页。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8-189页。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第192-193页。
[12]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1页。
[13]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2页。
[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22页。
[15]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1页。
[16]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6页。
[17]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3页。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08、211页。
[19]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6页。
[20]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79页。
[21]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79页。
[22]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79页。
[23]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0页。
[24]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0页。
[25]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2页。
[2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24页。
[2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00页。
[28]参见[法]雅克o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1-11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573-574页。
[30]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3页。
[31]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第223、151页。
[32]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6页。
[33]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9-71页。
（此文刊于《外国哲学》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