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西征记》中的蒋文长是汪曾祺吗？ - 豆瓣图书
宗璞《西征记》中的蒋文长是汪曾祺吗？
(评分: 4星)
        引子
        
        　　我早已不满足于在云南餐馆吃一碗过桥米线、过桥饵丝。
        　　因为艳羡西南联大学子的生活，又网购十几包饵块，炒了、煮了，在咀嚼中追忆一番《未央歌》里米线大王、米线二王家的风情。
        　　“吃”联大，更要吃他的精神食粮。于是，与这所学校有关的书在书架上摆了将近一排。看得多了，许多书倒也可以融会贯通起来。甚至有时候会想，能不能拍一部电视剧，把《未央歌》中的余孟勤、童孝贤、伍宝笙、蔺燕梅和《野葫芦引》中的孟家、庄家的所有这些人物全都融入其中……
        　　2009年，关于联大又出了本新书——宗璞的《野葫芦引》第三部《西征记》。81岁的宗璞不顾年迈、失明和亡夫之痛，呕心沥血终于又完成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中的第三步（也是“部”）。《西征记》讲的是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戎的往事，虽然我对战争素无兴趣，却还是一睹为快。而个人对作者宗璞最大的祝愿，除了身体康健，便是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喋血之作。我想，这应该是一句有份量的祝福
        
        
        一·蒋文长的原型是汪曾祺？
        
        　　翻开《西征记》，第一章的开头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开篇，作者就便亮明了时间背景。抗战已经进入了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联大也进行了动员大会，征调全体四年级男生入伍，主要是为盟军担任翻译官。
        　　此时，一个名叫蒋文长的中文系四年级男生突然出现在了孟樾（弗之）教授的面前。
        
        　　这时，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弗之前面，迎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那人忙道：“是，正是。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什么例外？”“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
        　　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打折扣，一切照学校规定办。”
        
        　　虽然蒋文长在联大内颇有才名，但只此一个行为，却让孟樾对之颇为不屑：“这样的人，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无论怎样多才，都是不足取的。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一点。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对于这类学生，秦校长早有过话：不予毕业。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
        　　纵观全书，这个叫蒋文长的男生不过出现了这一次，是个十足的“小配角”。但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物，就诧异道：此人的原型，莫非是已经去世的作家汪曾祺？
        
        
        二·《野葫芦引》人物考
        
        　　为什么要把“蒋文长”这个人物和汪曾祺联系起来？这不能从作者宗璞的写实风格说起。
        　　宗璞，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生于北京，10岁便随其家庭和北大迁居昆明，曾在联大附中就读，联大八年之后返回北京，大学时代先后就读于南开外语系和清华外语系。
        　　10至18岁的亲身经历，以及之后数十年与亲友们茶余饭后闲谈中的追忆，构成了宗璞日后《野葫芦引》创作的基石。正因为这份耳濡目染的深厚积淀，该书第二部《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通读这三部曲，也可以让对西南联大有所熟悉的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宗璞笔下几乎每一个都有非常直接、吻合程度很高的原型。对此，我曾做过如下考证：
        
        　　历史系教授孟樾的原型，自然是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还做过清华校务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梅贻琦飞离北京后，他还曾出面与入城的中共接洽等。书中所谓孟樾的《中国史探》可能指的是《中国哲学简史》（也有说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宗璞对老父亲一直很是敬爱，这“孟弗之”的谐音大概就是孟夫子了。
        　　秦校长的原型当然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外国人夏教授想必指的是老死中国的清华“中国通”温德先生。
        　　物理系教授庄卣辰的原型，应当是清华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与冯友兰也算是老友。文革中受尽折磨，1977年含恨而死。
        　　最容易辨认的是白礼文，书中所写到的他的个性和经历——治《庄子》，才高八斗，狂妄，嗜好云南烟土和火腿，最后又被联大开除——活脱脱一个“二云居士”、“狂人”刘文典。
        　　中文系教授江昉政治立场激进，又在《西征记》中遇到一次刺杀，加之他讲楚辞，所指的必是闻一多。
        　　书中还塑造了一对极为刻薄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据说就是钱锺书和杨绛，由此还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此外，教师中钱明经花心，疑似指的是吴宓，又或者是罗隆基？这个不太确定，也或许是其他人。至于李涟、肖澂等人的原型是谁，实在是想不出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指出，书中庄卣辰的儿子庄无因，暗含着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的影子。
        
        
        三·宗璞笔下的钱锺书、杨绛夫妇
        
        　　《野葫芦引》的背景既然是抗战时期，大是大非的历史背景之中，自然少不了塑造一些反面人物的形象。比如《南渡记》中的凌京尧（原型可能是周作人），《东藏记》中的尤甲仁、姚秋尔，《西征记》中的哈察明，以及贯穿始终的吕香阁等人。除了对出任伪职的凌京尧既怜又恨之外，其他的反面人物大多充满了刻薄的个性，很难说这种塑造方式中没有作者个人情感上的某种偏好。
        　　但考虑到宗璞在人物塑造上的另一个特点，即书中的人物形象与原型贴得很近，似乎注定难免引发出笔墨上的纠纷。“考证”蒋文长是不是暗指汪曾祺，宗璞与杨绛之间的纷争，也许是值得参考的。
        　　在《东藏记》中，明仑大学出现了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师，但不久之后又匆匆离开。在宗璞笔下，两人虽然颇有才识，却似乎更热衷于互相吹捧。刚到昆明结识新同事，姚秋尔便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回应：“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尤甲仁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在中文系和外语系同时开课。中文系教授钱明经以《诗品》中“清奇”一节试尤甲仁的才学，话未说完他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但当钱明经再追问尤甲仁自己的看法时，他只不过是又提了一位清朝学者的看法。
        　　而在学识之外，这对住在刻薄巷的“海归”夫妇，品行似乎更成问题。宗璞在书中说道：“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虽然，钱锺书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年，便转赴其父钱基博任教的湖南蓝田师范，而那一年中杨绛更是留在上海家中，根本没有前往云南，但是从留学经历、记忆力惊人等方面来比对，联大毕业的翻译家许渊冲等许多人一致认为，宗璞笔下这对尖酸刻薄的夫妻，指的就是钱锺书和杨绛。
        　　客观而言，在《东藏记》中，这两个人物，仅仅具有形象上的意义，而基本不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究竟是什么，让宗璞用这样的笔调描绘出如此的形象呢？
        
        
        四·宗璞与杨绛之间的笔墨官司
        
        　　冯友兰是钱锺书的“五大恩师”之一，而宗璞据说是对杨绛执弟子礼的。既然如此，冯友兰之女何至于将两位学者和作家的形象塑造得如不堪？这大概要从杨绛与宗璞在上世纪末的一段笔墨官司说起。
        　　1979年，钱锺书随社会科学家代表团访美，引发巨大轰动。据说在旧金山斯坦福进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了冯友兰，钱锺书怒斥自己的老师“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矛头直指冯友兰在“文革”中依附四人帮，“奉命”写下《关于章廷谦的问题》、《关于杨石先的材料》等把脏水泼到了朋友们的身上。当时钱钟书不屑的语气，被一位名叫庄因的与会者记录了下来。
        　　由是过了十几年，在消息闭塞之下，两家倒也相安无事。1992年一本引用了庄因说法的《钱锺书传》出炉，1997年宗璞又读到了这本书，顿时难以抑制愤怒，当即写下了一篇《不得不说的话》，表达了对钱锺书的不满，以辩白乃父的名誉之损。此时，冯友兰已经去世多年，钱锺书也已经卧床不起，杨绛虽然立即出面回应，但她却始终只是说“冯友兰是钱锺书的恩师”，“钱锺书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云云，听起来倒也的确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此事以《钱锺书传》的出版单位出面道歉而告一段落。但这样不了了之的结果，却注定了难以平复宗璞对钱锺书、杨绛夫妇结下的仇怨，并且最终导致了《东藏记》里这两个荒唐的人物形象。
        
        
        五·宗璞对何兆武《上学记》的不满
        
        　　除了与杨绛的笔墨官司之外，印象中可及的，还有最近宗璞与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先生的一段纷争。
        　　在《上学记》中，何兆武有专门章节提到冯友兰。内中大致提到，许多联大学生都对冯友兰印象不佳，因为他“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说他写的若干文章俨然是要做蒋介石的“王者师”，1945年参加国民党全党大会，名列主席团之中。四九年后，他又自称“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并以八十高龄，为江青的写作班子“梁效”出任顾问，以致病倒。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明言不足的只冯友兰和吴晗二人，结果吴晗的后人并未太在意，而“冯友兰的姑娘宗璞不同意”。在此书付梓之后，宗璞向《新京报》记者一一反驳了何兆武书中所提到的诸多质疑。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对宗璞与杨绛、何兆武之间的两事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任何一个读过宗璞作品的人都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充满了尊敬，这也是她将《野葫芦引》中的孟樾形象塑造得几近完美的原因。正因为从小就在心中树立了父亲的高大形象，年过七旬之后，宗璞定然更是难以接受任何人对乃父的批评。
        　　于是，无论钱锺书也好，何兆武也罢，只要发表了对冯友兰大不敬的言论，宗璞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击。尤其是前者，更让她不惜在2001年脱稿的《东藏记》中，塑造了一对以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原型的刻薄至极的夫妇形象。
        　　但是，无关乎宗璞个人感情地翻看历史，我们恐怕又不得不承认，冯友兰先生虽然无愧于一代大家，但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又难言大德无亏——由是就决定了宗璞人生中宿命性的悖论。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再兼之钱锺书以往喜好批评的言论，我个人揣测，关于冯友兰的这番话，他定然是说了的。只是因为身体原因，钱锺书此时已经无力争辩，而妻子杨绛每每遇到此类事件，惟一的办法就是一股脑地全部赖掉。翻看《听杨绛说往事》一书中，即可找到多个例子。
        
        
        六·汪曾祺与宗璞的交往
        
        　　那么，在宗璞与汪曾祺这两位作家之间，是否也存在过类似的纠结乃至文墨官司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不久之前，我拜访了在上海汪曾祺的内侄（施松卿的侄子）、上外退休教师施行先生。其间，我们聊到西南联大，我提起了宗璞和《野葫芦引》。施行先生提示我，可以参读宗璞的文章《三幅画》。
        　　宗璞在文中提到的三幅画，皆是汪曾祺所绘及所赠。文中说到，1986年春，宗璞方得知汪曾祺长于丹青，便“修书往蒲黄榆（注：汪曾祺住处）索画”。不到一周，汪曾祺便赠了一副“两只小鸡吃酸果子”的图，很是可爱。但宗璞认为汪曾祺“有哄小孩心理”，“还要还要”！
        　　很快，第二幅画也来了，“红花怒放，下衬墨叶，紧靠叶下有字云：‘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冯友兰赞赏这首诗“不隔”，而最有意思的是，汪曾祺还在画上留下了一个香烟灰烫落的小洞，很是生活情趣。
        　　原本对这第二幅画，宗璞已然很是满意。没想到不久之后，汪曾祺又送来了一幅水仙花，“一股清零之气，自纸上透出”。看了提词宗璞才明白，原来汪曾祺此画是为了追忆两人共同的亡友陈澄莱。
        　　在整篇《三幅画》中，宗璞共计有两处直接表达自己对汪曾祺的评价。
        　　其一，是褒扬老作家的才华：“老实说，在1986年以前，我从不知汪曾祺擅长丹青，可见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原只知他不只写戏还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旧诗，是个多面手。”
        　　其二，则是从那副水仙花的画作中，表达了对汪曾祺人品的肯定：“从前常有性情中人的说法，现在久不见这词了。我常说的‘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的大白话，也久不说了。性情中人不一定写文章，而写出好文章的人，必有真性情。”
        　　正因为这份结交，按照常理，再加之宗璞的性情，她似乎没有理由在作品中针砭与自己私交甚笃的汪曾祺。
        　　不过，正因为《三幅画》中记录了与汪曾祺之间的交情，却更能让人找到与《西征记》比对的线索。此文中，宗璞称赞汪曾祺写戏、演戏、小说、散文、旧诗、绘画多方面的建树，却恰恰与前述《西征记》中的说法十分吻合——“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
        　　那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是否也如《西征记》中所写的那样，逃避了从军的征召呢？事实的确如此。
        
        
        七·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翻看汪曾祺的作品，关于西南联大的部分，他几次写道，联大有一间寝室，里面合住了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比如小说《鸡毛》：
        
        　　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这种表述当然不失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睡下铺的中文系学生的原型就是汪曾祺自己。我一度以此历史系学生的原型是他隔壁宿舍的何兆武，在请教学者杨早先生后，他告诉我：“汪曾祺多次在文章提到，这位历史系的同学姓刘，从河南来报考。所以不太可能是何兆武。”
        　　不过，何兆武先生也在《上学记中》提到：联大时候汪曾祺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从文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过来。
        　　可以肯定是，对于这种颓废的、士大夫的生活状态，汪曾祺本人从未讳言。在汪曾祺三位子女汪明、汪朗、汪朝所著的《老头儿汪曾祺》也有类似的记录，如《习作得了120分》一节中，提到沈从文先生送他回家的这一段往事。此外也讲到过闻一多先生上课，自点一根烟，课堂里如汪曾祺等弟子也各自点上，整个课堂烟雾缭绕的滑稽场面。“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形象倒也是活灵活现。
        
        
        八·汪曾祺拒绝投军的原因
        
        　　一直到四九年后，汪曾祺的学历里还一直写着“大学肄业”。然而，他倒是在西南联大读了整整5年。
        　　关于大学肄业的原因，《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给出的说法大致是：
        　　汪曾祺1939年考入联大，到1943年毕业时，被通知两年体育课没上，大二英语因为睡过头缺考，必须在暑假全部补上。直到1944年，汪曾祺才完成了全部补考，但此时联大又有了新规定——国民政府征调1944年毕业的大学生到军队充当一段时间的翻译，不去就不予毕业。
        　　关于拒服兵役一事，汪曾祺这样对子女们解释：
        
        　　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面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原来如此！联大未当翻译的学生不知凡几，但是出于这一理由的恐怕仅此一人。
        
        　　1945年，没能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汪曾祺悻悻地离开了联大。大学肄业对他日后多年的生计，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又让他逃过了四九年后多若干次“政治审查”。
        　　福兮？祸兮？
        　　这实在是当时难以预料的。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位联大学生，在国民党军被日军围困时向美军求援，因为不会用被动语态（联大的英语教学水平应该不至如此吧？），“把我们被日军包围了”说成了“我们把日军包围了”，结果美国飞机出动却“误炸”了盟军。在这支部队在“美日联军”的攻击中突围后，翻译官被军法从事，丢了性命。因而，家人也不由调侃，说以汪曾祺“二把刀”的英语，去了未必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九·汪曾祺对政治的态度
        
        　　当然，作为读者，我们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说辞是否一定不会有掩过饰非的成分呢？第二，有些当日里事关生死的大事，在追忆的时候，是否也会被讲述人用轻描淡写的口气搪塞过去？
        　　显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汪曾祺曾经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但是，在陈徒手的著作《人有病 天知否》中，对于此事的描述却要激烈得多：
        
        　　汪曾祺做事还是十分小心，里外考虑周详。儿子汪朗1970年春节回北京探亲，偷偷地带了一个空军“黑帮分子”的儿子来家中居住。当时所住的甘家口一带差得很严，汪曾祺夫妇对此深感不安，生怕出事。汪朗回忆说：“我爸我妈压力很大，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一场。”
        
        　　既然说到《人有病 天知否》，似乎也有必要追溯汪曾祺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的生活，了解他对于政治的态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分析宁愿不要大学文凭，也不愿参军的原因。
        　　据老友杨毓珉等人回忆，汪曾祺于1960年结束两年劳动，并获摘“右派”的帽子。原单位无意接收之下，他在一年后调入了北京京剧团。1963年开始，参与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的工作。《沙家浜》中许多著名的唱词，正是出自汪曾祺的手笔。
        　　在北京京剧团期间，汪曾祺少不了和文艺界的“旗手”江青、于会泳等人打交道。对于汪曾祺，江青一方面赏识他的才华，另一方面又始终认定他“不是同志，是右派”。但也因为这段交往，“文革”结束后，他被“挂起来”差不多两年时间。
        　　不久前去世的老作家、汪曾祺的好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从这方面来说，汪曾祺的一生对于政治的态度基本没变。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他的子女追忆联大时期父亲与闻一多先生的交往中说道，两人虽然师生之情怡怡，但在政见上却大不相同：“爸爸当时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揣测，汪曾祺在1944年不愿应征入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对政治的排斥——更何况，这也不是士大夫向往的乌托邦式的政治，而是行军打仗的实体政治。
        
        
        十·投笔从戎，是耶？非耶？
        
        　　综合种种文字记录来看，恐怕几乎可以确定，《西征记》中的蒋文长之原型，非汪曾祺莫属。尤其是那一句：“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确实又和汪曾祺更接近了一步。至于之后一句，一个正在为毕业后生计发愁的大学生说出：“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大概只是出自宗璞自己的臆想。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文学创作不是历史，连杨绛都不可能因为《野葫芦引》中对自己的丑化和宗璞打官司，汪曾祺的后人恐怕更难以追究此事。
        　　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得不提出几点想法。
        　　首先，宗璞应当清楚，她笔下的人物几个各个与原型十分逼真，“索隐”之说也已流传多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在下笔塑造人物时是否应该更加慎重一些？既然汪曾祺与之既有“三幅画”之交、之情，何以塑造一个反面人物就非得让人联想到汪曾祺呢？尤其是在当下，汪曾祺已经过世多年，老人们多已不在，往事多不可考——而在昆明时，想必还未足大学年纪的宗璞根本不认识汪曾祺。既然并不知晓当日里汪曾祺拒绝从军的真正原因，便这样下笔是否不够恰当？如果确实是情节需要，必须塑造一个不愿投军的人物，何必一定要是“能诗能酒，能书能画”呢？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已故旧友植入到小说中，是否多少显得有些不厚道？
        　　其次，西南联大学生当日里对从戎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似乎也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靠的态度。
        　　我这里找到一条一面之辞的参考。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提到，关于拒绝为美军做翻译官一事，汪曾祺的朋友朱德熙（1943年从联大毕业）曾对他的子女们说：“当时我们对你爸爸特别佩服，能够硬顶着不去当美军翻译很不容易。你爸爸很有骨气。”
        　　这段话，固然可能是朱德熙在汪曾祺子女面前的恭维话，但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应出当时西南联大内的自由氛围。比如1939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企图通过行政手段统一大学教材。为此，联大教授会对教育部的三度“敕令”逐条批驳称：“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由是可以想见，在学风自由的西南联大，当教育部又规定全国大学毕业生必须从军时，难道一定会是一片附和之声？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投笔从戎乃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容不得商榷。但《西征记》中写到的，当时联大学生“有的人说，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以后胜利了也心安；有人说，正不想念书呢，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可也有人不想去。也有闲话，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恐怕倒也接近于当时的真相。
        　　我相信，反对者中确实也会有“贪生怕死”之辈，试想如果是我，恐怕也在此不堪之流。但如果确有反对的观点，原因仅只如此吗？
        　　从各种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南联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在面对政治的态度中，其实也是千差万别。即便从汪曾祺的几位恩师来说，既有闻一多这样观点激进的，也有沈从文那样不过问政治的。联大时代也有过各种学生运动，但不少当日学子的回忆录中，对志在煽动的“职业学生”评价并不高。虽然每有事发，联大的校长和教授总会毫不迟疑地保护学生，但在校内他们也是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以学习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少过问政治，更不要去闹学潮。
        　　大学的精神在于思想自由。教授与学生们大多深明大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独立思考。比如政府是否就一定代表了人民，比如煽动民族主义是否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比如学生参军是否会从为人民而战被置换为替既得利益集团争利等等。如果西南联大的精神值得我们今日去追忆，那么当日里对于教育部规定毕业生必须从军一事，恐怕是很难做到统一观点的吧。当然，如今回溯这段历史，也许当日里持不同意见者，或认为如表明此等态度，较容易各方苛难，所以也不太会谈起此事。
        　　这不由让我想到《胡适口述自传》中的一段文字。1915年，胡适先生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当年中日事发，日本以战争为要挟，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在美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只求对日一战。而在此时，胡适却写下一封公开信，其中言道：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度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记得这本书，我最早是在同济读书时，在大学读书馆借得的发黄的旧版本。虽然日后我也买到了新版，却始终保留了当年的图书馆复印本。原因是上面留下了诸多同济师兄情不自禁的批注。有人讲胡适痛斥为“汉奸”，但也同样有支持胡适观点的“反批判”的文字。
        　　既然今日的学子有如此激烈的观点碰撞，我们难道不能由此预计到当时联大校内各种言论争鸣的激烈场面吗？
        　　第三，在《西征记》中，以冯友兰为原型的孟樾教授对教育部征召学子从军的政令自是大力支持。如前文所述，以宗璞对乃父的敬仰而言，她的观点必然也因之愈发坚定。当然，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另一方面，《上学记》中同样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录：
        
        　　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副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告诉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既然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王浩、何兆武等学生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关于从军一事呢？
        　　最后一个问题，我自己也觉得提出来有些荒谬。如果当日里联大学生加入国军，或者穿上美军军服是正义的，那么四九年之后，他们又为何屡屡要遭到国家和政府的屡屡审查呢？
        　　吾生也晚，既无幸接受西南联大之教育，又无缘结交昔日联大之师生，加之诸老先生多已不幸辞世，了解当日汪曾祺为何拒不从军以致肄业之内情，以及联大师生对这一政令究竟是何观点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少。以上所言，均系个人牵强附会之推断。为求历史之真实细节，还望可以此抛砖引玉，能有洞悉当日真情者道出历史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