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派 -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经济学派 -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租地农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但由于斯密受到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他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认为通过人类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并且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表现出许多矛盾和混乱的观点。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既有科学的见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继承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并作出了重大发展。他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观点。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李嘉图的理论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斯密一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从而造成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决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等问题。但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处于潜伏状态，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经济学派 -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成为一种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发展概况　　New Liberalism：19世纪70年代，英国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New Liberalism，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解释与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Neo-liberalism：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为首的逐渐兴起，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之前的New Liberalism则被直接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主张回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本词条主要涉及最后一种自由主义形态。主要流派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领域引发了一场“”。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经济学派 -
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核心命题　　曼奎和罗默明确表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解答：（1）这个理论违背古典派的两分法吗？ 它断定（如货币供应）的波动影响（如产出量和）的波动吗？即是，论吗？（2 ）这个理论假定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善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吗？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这些思考是理论的核心吗？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为价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两分法便破产了。因为不完全竞争和相对价格的粘性是理解价格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的不完善性是具有决定性的。
　　在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上的扰动和完善的市场，所以它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许多较早期宏观经济理论抛弃了古典派的两分法，但是它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的不完善性是真相叙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塞进另外的瓦尔拉斯式经济或硬充作瓦尔拉斯体系。因此，名义的和实际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更多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都未把价格粘性的解释作为关键性的。他们这两派学者都把经验证据视为比理论上纯正更加重要。例如，货币主义者莱德勒（D.E.W.Laidler ）争辩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确微观基础并保证关于任何宏观政策实验后果的更准确的经验论断”（注：莱德勒：《当前宏观经济学问题》，1992年，转引自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页。）。在 80年代期间，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经验风格。那些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为寻求加恩斯主义模型，主要是通过发展和改进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来探究。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对待价格确定行为上。与价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对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制定价格的是垄断企业，而非假定是完全竞争企业。虽然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1933年，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已分别独立地发展了垄，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才开始了使不完全竞争体现成模式的工作。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预期。这显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对宏观经济学家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某些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和正统货币主义者却保持对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批评，并怀疑理性预期假设的经验证实。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保持关于政策问题的各种各样观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中相机抉择而非规则性方面的重要性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特别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有分歧（当要对市场经济有能力吸收这些供求震动以致维持充分就业作出评价时）。新凯恩斯主义者还与凯恩斯有同样看法，即非自愿失业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的信息，而且经济主体经常关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实际的”宏观领域具有协调失效和宏观经济的外部影响的特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见解。但是，他们的许多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如莱斯利（D.Leslie）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把满桶砂粒投入运转圆滑的新古典派范式中。”（注：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291—292页。）政策含义　　在强调粘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则上是重新确认的。既然较大的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恶化，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论证了即使价格是灵活的，矫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潜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特别是就极度经济衰退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货币主义者所提倡的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微调”（Fine—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凯恩斯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
　　就一直对实际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林德贝克、斯诺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局外人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的包括：
　　（1 ）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
　　（2 ）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
　　（1 ）再培训局外人以便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边际产量；
　　（2）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场；
　　（3）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
　　（4）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 或自然失业率）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 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H.Gintis）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挑战》月号，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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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主流经济学派”吗？
时间：日09:08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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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驳《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
　　学术争鸣何伟
　　自从去年夏天，郎咸平教授发难以来，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声音甚嚣尘上，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片讨伐声。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却偃旗息鼓，无有声息，即便后来有人站出来应战，也没有自称为主流经济学派，因此我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可是今年3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后简称《困境》），又对所谓主流经济学派进行声讨，读后有些困惑，不知主流经济学派是什么学派，它的完整的、系统的观点是什么，有什么公认的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代表人物是谁，都不清楚，怎样能证明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的存在呢？不要像堂?吉诃德一样，为了显示自己的骑士威风，把风车当做想象的敌人进行战斗。如同在简单价值形式的公式里（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假若没有等价形式这个对立物，相对价值形式的价值就反映不出来，如果是这样就可悲了。
　　中国并无主流经济学派
　　中国的经济学有学派吗？我表示怀疑。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只能一个声音说话，如有不同声音，马上会遭到批判和扼杀。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有了一定自由度，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也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如改革开放初期，讨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只能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讨论商品时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讲商品经济；对于市场经济、股份制、劳动力商品等等更是禁区，如果发表这类观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会遭到批判。主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学者，在中央没有采纳之前，遭到过多次批判，受到过许多不公正待遇。在中央采纳了某些观点以后，也无人出来为他们平反。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中央在对经济政策作出一些重大决定时，也采纳了经济学界某些观点，但不是哪一个学派的。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商品经济的观点，但前面加上一个“有计划”的定语。中共十四大采纳了市场经济的观点，但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有人提出“国退民进”，中央则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对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作了修改，并没有完全接纳。
　　所谓经济学派应当有自己鲜明的学术观点和独立见解，有突出的代表人物和群体，有完整的体系和被公认的理论著作，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说和得到社会公认的代表人物，如国外的制度学派、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等。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经济学派。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经济学界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者，他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应当受到称赞。但这些观点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借鉴国外的多，自己独创的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鲜明观点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有形成。就以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说，他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有许多意见是相左的，对改革的思路，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对问题的评价有许多不一样，有的甚至是对立的，还公开争论，并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学派。虽然如此，他们能冒着被批判的风险，把国外一些有用的观点介绍到国内，并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一些对改革开放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洋为中用、中外结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还没有形成，社会也好、他们自己也好，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
　　顾名思义，主流经济学派如果指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被社会公认的经济学派，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若说经济观点被中央采纳就是主流经济学派，以这个标准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不同时期采纳过不同观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批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否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是主流经济学派？十四大中央采用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否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是主流经济学派？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两方
　　我在这里把市场经济作为人们观点分歧的标准，因它具有代表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这里用“两方”而不用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因这些词都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褒与贬的含义。用两方是表明双方是平等的，如同人们走路一样，由于观点相同而自然走在一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人为的有组织的划分。这种两方划分无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
　　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观点是固定不变的，有人还可在两方走来走去，应看做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投机钻营，阿谀逢迎，应该允许观点的变化。我记得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北京某大学有一位校长曾大批市场经济。南巡讲话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这位校长讲：“对市场经济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接着就大讲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作用。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的，应该允许有的人观点发生变化。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决定中，对国有经济有一个定位，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决定表明国有经济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国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及为社会服务，它在社会所有制结构中占有限的比重。这一定位有四点意义：一是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国家所有”予以界定；二是改变了过去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三是表明国有经济不是宏观调控的物资保证；四是这一定位为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提供了一个标准。所谓“国退民进”，我理解应该是在“有退、有所不为”的行业和领域里“国退民进”，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国不退民也可以进，这没什么不对。
　　批评的错位
　　《困境》一文一开始指出：“钱颖一先生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钱文没有读过，怎样霸权不清楚。但一个人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能否代表所谓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看法，能否成为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我表示怀疑。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中，确有个别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象，应当注意，但不能认为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这样讲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打击面太大，有“霸气”之嫌。
　　《困境》一文对所谓主流经济学派的质问逻辑是这样的：外国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信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其理念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此中国也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他们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经济学‘真理’的代言人。”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这样主张市场经济的就是主流经济学派，他们的经济学理念就是“新自由主义”。
　　对中国是否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我在前面已经提出质疑。武断地将主张市场经济的说成主流学派也是不妥的。中国主张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吴敬琏，被誉为“吴市场”，他从来没有“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困境》作者自己也承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在所谓主流经济学派中，持有林毅夫这种观点的是大有人在，不只林毅夫一人。《困境》作者不感到自己的文章在逻辑上有些混乱吗？一会儿说，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把西方市场经济学奉为普遍真理，一会儿又说，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不能“解读”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这是自相矛盾，使自己陷于“困境”之中。
　　不论持什么观点，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三农问题”、职工下岗、收入差距太大、腐败等等问题，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但对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认识却大相径庭。社会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困境》一文的作者，认为是持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经济学家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造成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软肋就在这里。”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改革造成的，也对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进行谴责。解决的办法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深化改革，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
　　前面两种观点都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或坚持市场经济改革者进行声讨，我真有些怀疑，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有这么大的能量吗？能决定中国改革的走向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式”？能制定中国的政策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或者所谓的一个经济学派都明白，他们只能制造舆论，提出建议，但不能左右国家的政策，更不能决定改革的走向。在改革中采纳经济学家哪些观点，采纳多少，不是经济学家说了算，而由中央决定，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央，也无能力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怎么能将责任都归罪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呢？这有些不公平。目前经济学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深入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而不是对某些所谓的学派进行指责和声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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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匿名发出：
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紧急提醒：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请小心一个刚流出来的精神病，他的特征是：拿着手机东张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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