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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admin1@&&&&&&&&&&&&&&&&高校去行政化：先摘乌纱，再论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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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行政化的“重灾区”，一些医疗单位已开始有了动作。深圳市卫计委即于近日透露，深圳今年将试点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原则，在公立医院逐步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内和编制外身份限制，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由医院自主设定岗位，并按岗位确定薪酬。这样的改革虽然给“老人”留下了空间，未必那么彻底，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相较而言，学校、科研院所去行政化的步伐则显得有些慢。“乌纱”与去行政化本就水火不容，要力促高校去行政化，就该先摘“乌纱”，再论其它。
原标题：高校去行政化：先摘乌纱，再论其它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行政化的形成是一个体系，“大学去行政化比较难”。而在谈及大学内部如何去行政化时，林校长表示管理要转变观念，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一直以来，高校行政化被视为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毒瘤，一些高校也有过去行政化的探索，但都难言成功。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传出好消息：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预示着高校去行政化已由民间提议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但即便如此，现实确如林建华校长所言——“大学去行政化比较难”。难就难在这样的行政化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体系和自洽的逻辑，难就难在这样的体系和逻辑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头顶“乌纱”的既得利益群体。既然涉及到体系和机制，那么高校去行政化当然是一个事涉繁杂的系统工程。譬如有学者提出，高校要先建立合理制度，设立董事会、理事会，确立章程。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障大学拥有的办学自主权，也是先通过立法确立大学的自主地位，再通过章程确定其运行规则，譬如2003年召开的东京大学评议会即通过了《东京大学宪章》，之后在《东京大学宪章》范本的引领下，各国立、公立大学纷纷效仿。有章程、有规矩当然最好，而在我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摘乌纱”。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高校去行政化须由自上而下推动而非相反，这一点从南科大实践的步履维艰即可窥见一斑。眼下中央方针已定，接下来要在去行政化方面破题，“乌纱”的问题不容回避。具体来说，校长们的行政级别还要不要？院长、系主任和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还保不保留？这个问题不解决，高校去行政化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就连谈论去行政化的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本人，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官儿”。而在中国众多高校，大量头顶乌纱的学者充斥着校园。大家对行政化的坏处都心知肚明，也或多或少地遭受过行政化的扭曲和侵害，但若动真格地“刮骨疗毒”，又会让一些人“痛彻心扉”，换句话说，很多时候行政化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校长顶着乌纱对院长说要去行政化，院长顶着乌纱对系主任说去行政化，都只会被当做笑话。如今一些高校也会作诸如“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的表态，但表态再坚决，动员再卖力，只要一顶顶乌纱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行政权力还在，其散发的魔力就会引得众人竞相追逐，令所有去行政化的努力化为泡影。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当然很难，但这恰是改革的意义所在。揆诸当下，哪一项深得民心、卓有成效的改革不难？公款吃喝一度被认为是没法管的，如今随着转作风的深入已较之从前大为改观；公务员收入的一些灰色地带亦曾被认为是动不得的，如今也被大幅挤压……当初一些在人们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都被“拿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题中之义的“摘乌纱行动”，也该早些到来。同是行政化的“重灾区”，一些医疗单位已开始有了动作。深圳市卫计委即于近日透露，深圳今年将试点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原则，在公立医院逐步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内和编制外身份限制，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由医院自主设定岗位，并按岗位确定薪酬。这样的改革虽然给“老人”留下了空间，未必那么彻底，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相较而言，学校、科研院所去行政化的步伐则显得有些慢。“乌纱”与去行政化本就水火不容，要力促高校去行政化，就该先摘“乌纱”，再论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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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更多是象征性行动发布时间： 点击:1877席酉民开栏语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亮点颇多，令人振奋。从今天起，本报就一些热点问题对业内专家进行访谈，为你进行深度解读。“钱学森之问”2005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后来被媒体命名为“钱学森之问”。嘉宾简介席酉民国内著名管理学专家、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曾多年担任管理学院院长、副校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将逐步取消学校、科研单位的行政级别;探索招考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探索不分文理科;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这一系列的组合拳，能否成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剂良方？本报记者专访国内著名管理学专家、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教授。关于高校去行政化让行政和学术权力两权分立优秀学生的流失，主要是因为国内高校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流弊华商报：到底什么是高校行政化？席酉民：所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滥用，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界不清。最突出的表象就是高校行政级别的“等级森严”——高校本身被人为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同时高校内部管理干部也有明确级别，从科员到副部级不等，这种官僚化的等级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华商报：是不是取消行政级别，就能够有效“去行政化”呢？席酉民：没这么简单。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表象，真正的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和对学术自由的干预。所以，大学“去行政化”绝非只是削弱大学运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而是要改变行政权力跨界介入或干预学术活动。比如学术判断、职称提升、学术资源配置等，都应该将该学术判断的事情交由学术权力，该行政支撑的事情交由行政权力，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互动，以保证大学按其规律有效发展。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应该很简单，不会有太大困难。但这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真正的意义在于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回归本质和本职（到各自恰当的岗位）。华商报：这种回归难在哪儿？席酉民：对内，如何在大学真正做到行政和学术权力两权清晰分立，并形成有效良性的互动机制;对外，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大学，根据大学类别和水准，建立科学、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让大学真正成为独立的接受市场选择和关注自身品牌建设的主体，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附属物。关于自主招生学生可以被多个学校录取各类高校可根据自身定位依据和自身招生办法选择学生，这样学生就会根据自己兴趣和成绩同时报考多个学校华商报：现在大家老说大学没有自主权，这话该怎样理解？席酉民：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缺乏，不是说现在大学书记和校长权力不大，而是说应该归于大学自主决策的事项没有交给大学，如招生指标、专业设置、教师职称、学位授予等权力尚未完全回归大学。华商报：招考逐步分离后，未来国内高校会如何招生？席酉民：招考分离不是不重视考试，高水平的考试仍然是甄别学生质量和特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即使招考分离，考试制度的改革依然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招生来讲，国家依旧会根据统计规律划出不同水平的分数线，各类高校可根据自身定位依据分数线和自身招生办法选择学生，这样就会出现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成绩同时报考多个学校，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拿到多个学校录取函的现象，这样既利于学生的选择和发展，也强化了大学之间的竞争，大学会更重视育人质量和品牌建设。关于不分文理科高中生不宜过早分科基础教育包括高中阶段，应该重视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华商报：您如何看待“文理分科”？席酉民：高中分文理科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之一，目的是便于考生复习和高考。从教育理念上讲，基础教育包括高中阶段，应该重视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从实践上看，许多处在青少年期的学生仍处于人生认识的形成阶段，兴趣偏好处在多变期，过早确定文理科会影响其日后的发展选择。在西浦，就有不少文科生入学后转向理工科，但过早的文理分科给他们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为了让学生真正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在入学后给学生一年时间理解自己、了解专业，重新选择专业，所以取消文理分科不会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运行有实质性影响。关于院校间学分转换学生可以按兴趣选学校从小到大，大多数人目标就是“考高分、进名校”……缺乏根据自身喜好和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学校华商报：对于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您怎么看？席酉民：实行不同学校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一考定终身的风险，减缓学生择校压力，给学生更大空间按照兴趣择校的机会，也利于学生按自身条件和喜好更灵活地制定学习、工作、再学习等人生规划。华商报：学校毕竟质量和品牌有很大的差异，这怎么办呢？席酉民：因为有差异，就格外需要形成校际之间的认证或学分互认或转化机制，这也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些举措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是改革，但在教育发达国家已是现实操作，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华商报：您对教育改革有怎样的预期？席酉民：我很欣喜地看到，《决定》涉及了一些目前教育系统屡遭诟病的问题，如果改革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改进和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但这些改革对当今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的新要求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面临太多的现实问题的缘故。(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