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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女装卖卫生巾救女当事人：遭威胁 有人找我借钱　
来源：成都商报　
注销银行账号 女儿在济南住院治疗
10月14日，王海林来济南的第三天，白天跑各个医院，晚上联系外地的医院，还要接受媒体采访。王海林前往济南的几家三甲医院，并试图联系北京的部分医院，希望让女儿住院治疗，他的妻子李冬英也一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排床位号。
前日下午，王海林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一家济南的三甲医院有床位。前日下午5时许，王海林的家人带着小雅，从成都乘飞机抵达济南，晚上6时许，小雅入院。昨日上午，在这家医院的病房内，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小雅躺在病床上，看到王海林进来，她兴奋地抱住了爸爸的脖子。
目前，王海林已经将30万元转入女儿在医院的账户，以备前期治疗之用。在关闭转账功能无效后，10月14日，王海林将账户内的钱转出，并注销了这个银行账户，“为女儿治病的钱够了，谢谢大家，不需要再给我捐款了。”
连续几日忙碌的王海林终于松了一口气———前日下午6点，他两岁半的女儿小雅（化名）从成都赶至济南，并在济南一大型医院血液科办理了入院手续，正式开始治疗。
在男扮女装卖卫生巾为女儿筹治疗费而被媒体关注后，短短几天里，王海林共获捐150万元———现实永远比想象“精彩”：他终于有钱为女儿看病，然而，被人辱骂、害怕被偷被抢，“有钱”后的烦恼时时折磨着他……
王海林讲述生活的巨变
“我被威胁”
我这几天接到好多威胁电话，有人说你拿到那么多钱，借我10万，我在哪儿等你；有人说捐款的时候把100元打错成了10000元，让我退给他。
“我想搬家”
我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我本来还想搬家（成都的租住房），但家里人说现在搬家更说不清楚，就没有搬。
“我不敢停手机号”
每天至少有200个电话打进来，我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手机号码，如果我把之前的号码停用了，大家打不通，会不会又说我卷钱跑了？
10月14日，站在济南一家医院的广场上，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王海林显得瘦弱憔悴，他不停地咳嗽，衣领上满是头皮屑。这是他来济南的第三天。他的朋友李先生说，这几天王海林都住在他家中，白天跑各个医院，晚上联系外地的医院，还要接受媒体采访，“累坏了，又感冒了。”每隔几分钟，王海林的手机就会响起。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手机就放在他的裤兜里，但连续响了几个电话，他连手机都没有掏。
“太多电话了，很多是打过来骂我的，还有威胁的。”王海林说。媒体报道后，王海林写在求助纸板上的电话全国皆知，据他说，每天至少有200个电话打进来，“接不过来。”为此，他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手机号码，但在是否停用之前的号码上，他显得犹豫不决：“如果我把这个号码停用了，大家打不通，会不会又说我卷钱跑了？”他问身旁的朋友。
济南之行让王海林再次被媒体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网络上，王海林获捐后失联的新闻持续发酵，一些网友认为，王海林是“拿着捐款跑了”，这种行为践踏了人们的爱心，甚至有网友打电话或发短信来骂他。
患病前打工月入2000元
求助初期“想到钱就头大”
出生于南充市营山县一个偏僻农村的王海林从来没有想到，短短的三天，自己银行账户里，多了150万。
王海林初中二年级辍学外出打工，做过酒店服务员、进过鞋厂、在广东做过刷漆工、在济南加油站打过工。在加油站工作每月收入约2000元，在女儿患病前，他和妻子的收入能勉强维持家用。今年4月，王海林的女儿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系统白血病L1型。在济南齐鲁医院花掉1万多元医疗费后，王海林将女儿转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治疗。
在获得巨额捐助之前，王海林通过常规的方式求助———发QQ空间消息、在网站发帖、找亲戚朋友借。“那个时候，天天都是愁眉苦脸，一想到钱，脑壳就大。”
即使在男扮女装卖卫生巾的前面几天，王海林还用装卫生巾的纸盒子当枕头，晚上就睡在路边的草丛中，为的是省下几元钱的地铁车票费用。
203条短信1/3在骂他
“治病钱拿走，不是骗子是什么”
把王海林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一次突然离开。
10月10日，王海林男扮女装卖卫生巾救女儿的事件被成都商报报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天时间内，他公布的银行账户内，就多出了41万元。然而，就在报道出来一天后，王海林突然离开了成都，去了济南，手机也一度处于失联状态。
事后，王海林被证实是去济南为女儿寻找医院，但在网络上，关于王海林携捐助巨款失踪的新闻，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开始称其为“骗子”，甚至要求他退还善款。
10月15日，在将女儿送入济南的一家医院后，王海林的手机仍然在不停地响，每当有来电或者短信，他基本都不看，“接不过来。”昨日上午10点，王海林曾将手机的通话记录删除过一次，但昨日下午5点30分，当他再次掏出手机时，发现手机上已经有106个电话记录，其中大量电话是未接来电。“我晓得，好多人是打电话过来骂我的。”
有人直接发短信，表达自己对王海林的不满。虽然中间删过一次短信，但他的手机上，还有203条短信未删除，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发来短信骂他的。昨日下午，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你就是个骗子，这是救小孩命的钱，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无耻，你对得起这些好心人吗？”另一个陌生号码在短信里说：“电话都不敢接听啊，骗子，我挖地三尺也要把你找出来。你居然在成都寻（行）骗，卷走巨额善款消失在成都，把我的钱还给我！”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联系上一名发短信骂王海林“骗子”的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看到王海林获得善款离开成都失去联系的新闻后，他“非常愤怒”：“那些钱不是给他的，是给他女儿治病的，他拿走了，不是骗子是什么？”
“看到这些短信，其实我压力也很大，但我没得时间管那些，只有尽快帮女儿把床位联系好，尽快入院，尽快治病。”他说。
有人威胁我，找我借钱
我也担心个人安危
10月15日下午，山东济南一家医院外，王海林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包里揣了两包“泰山”牌香烟，现在已经只剩下小半包了。“我现在烦得很。”他说。虽然收到了150万元的捐助，但王海林却仍然感到压力巨大。他的朋友李先生说，这笔钱让他处于巨压之下。
10月14日，在接受山东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时，王海林当着众人的面跪下了，他想感谢那些为他捐款的好心人。
对于捐助者和媒体，王海林保持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感谢那些帮我的好心人，还有报道的媒体，没有媒体报道，没有那么多好心人，不可能有人捐那么多钱给我，女儿也没办法治病；但另一方面，现在好多人乱说我卷钱跑了，好多媒体也天天跑到家里去采访，我妈有一次受不了了，给我说要抱着女儿跳楼……唉，反正恼火得很。”
女儿入院后，王海林并没有放松，现在，作为一名拥有150万善款的打工仔，他感到很“愁”。“以前没钱治病愁，现在有钱了，还是愁。有人打电话来威胁我，找我‘借钱’，我也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他说。他准备在济南找个地方住下来守着女儿治病，他强调必须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昨日下午，从医院出门时，王海林特意戴上了帽子，这样显得低调一点。“我现在最想的是，回归到一个平静的环境，好好给女儿治病。”他说。
对话王海林
“他们要骂就骂吧，毕竟女儿有救了”
成都商报：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为女儿筹钱？
王海林：最开始的时候，在QQ空间求助，有人捐了钱，但只有几百块；后来向一个慈善网站求助，拿到几万块钱，但还是远远不够。我又去给亲戚朋友借钱，啥子办法都想完了，最后才开始出来卖卫生巾。
成都商报：媒体报道后第一天，你就收到了41万捐款，当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海林：我之前想过，可能会有几万块的捐款，但我没想到这么多。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这么多钱，说实话我惊呆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女儿有救了，要马上给她找个医院。后来捐到了150万，钱够了，但我也不能控制（大家捐钱的数量），就只有把账户注销了。
成都商报：突然而至的这笔巨款，除了能给女儿治病外，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带来影响？
（王海林的朋友李先生）：他还是那样，节约得很。他从成都来济南找医院的时候，那么紧急，他居然买的火车票，而且还是站票。前天晚上我们忙到9点多才回来，最后就在夜市地摊一人吃了一碗黄焖鸡，18块钱。
王海林：在生活方面，我觉得没得啥子，我就是一个农民出身，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收到150万捐款后，我还是很愁。之前是愁没钱给女儿治病，现在是愁有人打这笔钱的主意。我这几天接到好多威胁电话，有人说你拿到那么多钱，借我10万，我在哪儿等你；有人说捐款的时候把100元打错成了10000元，让我退给他。你看我现在都戴帽子，就是想尽量低调。我本来还想搬家（成都的租住房），但家里人说现在搬家更说不清楚，就没有搬。
成都商报：网上的言论对你影响大吗？
王海林：我没管那么多，他们要骂就骂吧。我还是谢谢他，毕竟我的女儿有救了，我说首先要谢谢你，我会做好一个父亲，一定要把女儿治好。
记者：有没有打算回成都呢？
王海林：等女儿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会回去一趟，去给成都的媒体解释清楚，当时为什么要走，消除误解。（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责任编辑：魏葳
标签：卫生巾 救女 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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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日 10:36 | 来源：人民政协报
　　近日，一位叫王海林的男子在成都街头男扮女装卖卫生巾，筹款救治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受到媒体和网络关注后，网友们向其个人账号捐款高达150多万元。随后王海林携爱心人士捐赠的巨额善款突然出走，并且其手机一度联系不上，从而引发了社会人士如潮的质疑。虽然最后王海林现身，使得事情告一段落，但个人通过网络直接募捐带来的问题，却再一次引发公众的关注与深思。
　　携善款“玩失踪”引发质疑
　　连日来，32岁的王海林成为许多媒体与网友关注的对象。
　　近日，有网友发现一个戴着红色假发、穿着粉红套裙的“女人”在成都街头摆地摊卖卫生巾。这“女人”其实就是王海林男扮女装，打扮成这样只是为了招揽生意，为自己年仅2岁半的患病女儿小雅筹集医药费。
　　小雅罹患白血病，需要高达30万元的治疗费用。想尽一切办法后，无奈之下，王海林想到了在成都街头男扮女装卖卫生巾，筹款救治患白血病的女儿。
　　王海林卖卫生巾救女的感人故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王海林也在网上发布帖子，诉说了自己的不幸与需求。一时间，王海林成为网络名人，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万网友的同情，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帮助王海林筹集医药费救助女儿。
　　短短两天内，王海林获得了40多万元捐款，并且有一家上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派人上门拜访王海林，表示愿意长期资助小雅的医药费。王海林老家的县红十字会也专程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准备帮他申请白血病救助。
　　随后事情却急转直下，王海林拒绝再透露捐款的增长数额。女儿还在成都的医院治疗，他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从公众视野消失“玩失踪”，并且手机失去联系。
　　经媒体再次介入后，王海林在济南被发现，他向媒体解释是去济南为女儿寻找合适的医院进行治疗。随后王海林承认捐款已经高达150多万元，在接受山东媒体采访时，王海林当众下跪向社会表示感谢，并承诺注销接受捐赠的银行账号。
　　至此事情告一段落，但在网络上，关于王海林携巨额善款失踪的消息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开始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开始整理出王海林的诸多疑点，并称其为“骗子”，甚至要求他退还善款。
　　让王海林广受诟病、被质疑最多的是捐款数目和去向问题，从收到捐款开始，就有媒体质疑王海林迟迟不肯透露捐款的数目。另外，至今也没有媒体看到过捐款的明细，一直是王海林自己口头在说，没有出示任何银行方面的单据。不少爱心人士表示：“善款总额和去向不公开，如何给捐款人一个交代？”
　　王海林事件在显现网络时代带来巨大慈善能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个人通过网络直接募捐面临的疑问和困境。善款进入个人账户后如何监督和管理？网络时代是否谁都能发起募捐？如何让网友能放心地捐款？
　　慈善机构不能缺位
　　据了解，王海林事件并不是个案。类似的是广西隆林14岁男孩杨六斤。这名孤儿今年6月被当地媒体爆出独自一人生活多年、常靠野菜充饥后，迅速在网络上形成热点，最终获得了超过500万元的爱心捐款。但随后杨六斤却被多位亲戚争抢抚养权，从而饱受社会质疑。
　　“王海林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和公众质疑，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个人向网络直接发起募捐所带来的风险和困惑。”中国社工协会儿童救助委员会总干事黄真平告诉记者：“王海林和杨六斤能在短时间获得巨额善款，说明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爱心，只是缺少释放爱心的途径。”
　　在黄真平看来，虽然个人发起募捐并没有法律明文禁止，但他认为还是应该由慈善机构来介入更加稳妥。“应该由有资质的慈善机构或者社工机构介入，作为善款的第三方托管机构。”
　　“首先是受助资格的认定。”黄真平介绍说，以他所在的儿童救助委员会为例，开展过很多针对儿童个体的救助，对于如何确定受助者的真实性有着成熟的做法。“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杜绝有人借此行骗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个人网络募捐中，不少求助者甚至会编造情节，“策划”事实。此次事件中王海林自己也承认为博取同情，在网上发帖虚造了“妻子抛下女儿离家出走”的不实信息。
　　其次是善款的免税资格问题。“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没有关注到，个人有困难用银行账号向公众募款，所得的款项在超出解决其困难其所需的部分后，剩余的钱是不是应该算作个人应纳税收入？而通过有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进行，就可以完全规避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善款的保管与透明使用问题。”黄真平表示，以王海林事件为例，公益机构对善款的使用，是直接面对医院的，善款不经由任何个人，能保证不辜负捐款人的爱心，做到专款专用。同时，慈善机构的口袋是“透明”的，公益组织和机构进行募捐后，必须承担法律要求的公开透明责任，可以随时接受公众的查询。
　　但黄真平也提出，一旦所募集的善款远远超过求助个体的实际需要后，剩余善款的所有权是一个大问题。“但无论如何，此类问题如果有正规慈善机构的介入，确实能够规避很多现在个人网络募捐存在的现实问题，让网友的钱捐得更放心、更安心。”黄真平说。
　　应该把好事做好
　　“发起网络募捐的当事人接收善款的信息是否有义务公开？当事人对善款的用途是否拥有自主决定权？公众是否能对善款的接收和使用进行有效监督？”不少网友认为，在王海林事件中，公众对事件本身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很值得深思与探讨。
　　“很遗憾的是，就当前慈善公益领域的法律法规而言，并没有任何一部法规对个人募捐有过明确的规定。按照现行的法律，这种个人募捐募集的善款，更倾向于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曾经在多个知名公益组织任职的资深公益人士、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裁段德峰告诉记者，作为被赠与方的王海林，他对所赠与的财产并没有向社会公开的义务，公众也无权对该财产进行监督，除非是有附加条件的赠与，才能根据所附条件的实现与否来考虑是否撤销赠与。
　　“个人直接网络募捐还处于法律的盲区，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同时由于涉及的救助项目参差不齐，普通人不容易真正识别真伪，因此这种募捐形式不应该是慈善的常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就此段德峰表示赞同，并建议在目前缺乏相关法规的情况下，至少应该建立一种个人募捐的备案制度。“不是审批，只是备案，可以由民政局的救助职能部门承担。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求助是真实的。”段德峰说。
　　“个人直接募捐是一种原始的、不成熟的慈善方式。”黄真平认为，虽然法律上并没有义务要求受捐者向公众透露数额和如何使用捐款，但从道德层面来说，网络直捐的受益人有责任对每一位捐款人的爱心负责。
　　“质疑并不都是恶意的，其本意是基于事实信息的判断。”段德峰告诉记者，如果拒绝这种质疑，不仅会让当事的爱心人士受到伤害，甚至会挫伤公众慈善积极性。
　　“个人发起募捐获得救助，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应该把好事做好。只有经得起质疑，慈善才会产生公信力。在目前我国相关慈善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媒体和公众对网络直捐的质疑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段德峰说。
　　期待慈善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社会保障学者王祎看来，在当前慈善公益组织专业化、规范化仍有待提升的前提下，“个人发起的募捐也是对慈善公益组织行为不足的一个有效补充，这有利于社会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及时救助困难人群。”
　　目前我国的慈善水平还停留在初级的发展阶段，公众不缺乏爱心，但是却往往对慈善组织信不过。“一旦有媒体报道求助对象，往往会激发公众的同情心，加上媒体的公信力，公众就会一拥而上对求助者捐款。这就是我国大量个人募捐产生的现实土壤。”王祎说。
　　王祎提出，走出个人募捐的道德困境，最终还是有赖中国慈善组织的发育，慈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只有完善的慈善救助机制，个人募捐才会有可能淡出。”
　　针对目前网络直捐的种种问题，和黄真平一样，王祎主张鼓励个体求助与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合作，由慈善组织作为第三方，承担公开透明及被监管的责任，并保证募捐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
　　“同时建议慈善组织为此设立的专项账户要制定细则，明确求助对象完成救助后的剩余善款，要能面向其余的求助群体实施救助，而不是仅仅救助个案本身。”王祎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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