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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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今​年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举​措​,​对​于​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探​索​大​湖​流​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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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之肾”重病
　　长江经由湖北荆州段，称作荆江，荆江南岸便是洞庭湖。
　　洞庭湖北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泄荆江水流，东、南、西三面分别有湘、资、沅、澧四水呈向心型不对称分布灌入，众水汇聚，再由城陵矶一口汇流入长江，向东奔去。
　　洞庭湖承担着为长江澄积淤泥、分蓄洪水的重要功能，向被称为“长江之肾”。然而，在近年极端气候频繁和人为的破坏下，这只承担着“调理”长江肌体生态功能的长江之肾却“病”了，而且，病象不轻……
　　新生代调查 记者 邱良君
　　(注：文中所涉每件事和人均摄有现场新闻图片)
　　[ 岸下 ]
　　他们是长江生态的感知者，也是原始生态的“破坏者”。自然生态遭致破坏的恶果，直接在他们的生存危机上得到了体现。作为自然生态的一个指征，渔民们的真实生存长期处于被忽略的隐匿状态――
　　最后的渔民们
　　日的洞庭湖面，已连续10多天被30C以上的高温所笼罩。
　　在东洞庭湖君山岛距岸边200米的一座水泥船舱里，身腰强壮的周科成正裸着上身倒头在光溜溜的舱板上倦睡。头旁边的舱板上，零乱地摆放着些装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旁边一部关着的电视机荧屏发出清冷的闪光。舱外的甲板上凌乱地摆放着些缆绳、废旧轮胎、丝网、筛子等渔具。他的妻子蹲在一堆杂物中漫不经心地削着几个土豆，这便是一家人的晚饭。“泼剌”一声，挨着船边的水面偶尔跃起一只产卵“大”鱼的异响。蹲在甲板上的周科成女人立即放下手中正削着的土豆，眼光盯住瞬间回复了平静的湖面她拾起堆放在脚边的一串虾笼用手紧了紧，心中升起的些许焦灼中混含着复杂侥幸的期翼……
　　周科成的渔船停靠的君山后湖，正是长江鱼类洄游产卵的地方。从去年7月份洞庭湖水位下降，周科成一家已在此“守侯”了近一年。
　　随着2006年长江水位降到历史最低点，洞庭湖水位也持续降低。2007年5月中下旬，城陵矶水位也降至5.0米。周科成等渔民介绍，洞庭湖区的干旱状况从去年入冬以来就一直持续着。君山后湖一带水面离湖岸有两三尺高，浑黄的湖边水滩中根本就没有鱼类产卵所需的芦苇等杂草。洞庭湖是长江洄游性珍稀鱼类理想的追逐、交配场所。周科成说，四五月份正是鱼类产卵季节，而像现在这种30多度的高温，鱼类即使产了卵也只有晒死……
　　周科成，42岁，水上世家，原在老家江苏洪泽湖打渔，为了生计，弟兄三人和父母、妻兄家族十多人1996年溯江而上进入洞庭湖，落户在岳阳县荣家湾捕捞队。周科成来洞庭湖后先是做航运，后因无法糊口，又只得重操旧业；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降低，近年打起来的鱼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2006年，周科成全年捕获的鱼只值到9800元钱。除上缴1000多元的税收外，还要负担寄住在岸上亲戚家读书的儿子每年4000元的费用，剩下的才是船上一家四口的开销。
　　“每人每天一块钱”，谈到禁渔期岳阳市政府给渔民发放了每户450元的补贴，周科成有些懊丧无奈地感慨道，“连喝水都不够”。周科成15岁的大女儿小玲和9岁的女儿小美都没能读上书，二儿子在岸上；包括妻兄在内的整个家族都同在洞庭湖里，但一家人要团聚只有等到春节。
　　周科成说，与他1996年一起到洞庭湖来的老父亲1998年去世了，7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兄弟困在干涸的“七星湖”(音)的船上快一年。他说，有上百只渔民座船因为干旱被困在了湖心，年轻些的人都跑光了，老鼠把渔网渔船咬得千疮百孔，只剩一些守船的老头老太靠鱼贩子隔三岔五带进来的蔬菜勉强维生，“连喝水都很困难”，周科成眼望老母所在的远方，湖风吹来，从侧光处看去，身强力壮的周科成眼睛里竟布满红红的血丝！
　　旱船！旱船……
　　5月19日下午。记者没能找到困在湖心的数百只干涸座船，但在一个小地名叫“大西湾”的地方，记者却目睹了廖姓人家的两艘船搁在了岸边。两艘旱船遮盖着破旧油布和毡毯，矗在长满杂草的湖滩上，看起来像一座孤零零的农家院子。
　　由于渔船长期干涸在滩上，廖家已养起了小鸡、狗、猫等牲畜，并在湖滩边挖了一个水凼作为饮用“水井”；他们在此干巴巴地等着涨水，在此期间也只能靠“吃老本”生活。廖家媳妇回忆起自己嫁入廖家以前“在坡(岸)上”的生活，她说，10多年前刚嫁到廖家来时，觉得水上生活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时打到的鱼也很多，“很浪漫”，现在鱼不好打了，才感到渔民真的还不如有地的农民啊！
　　5月24日，经人指点，记者随着收购“眼睛都还没睁开的小鱼”(鱼苗)的鱼贩来到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天鹅荡”下面的湖滩。去年10月以来的干旱使方圆几十里的湖滩就变成了“草原” 。上午11时，通过一条几近干涸的水沟，靠着一条小秧船从湖滩中“撑”出来的湖北籍渔民吴以贵夫妇与记者相遇。43岁的吴以贵5年前来到洞庭湖。“农民，怎样生活容易一些就干什么呗”，他认为打渔生活比种田“要自由一点点”。吴以贵说，从去年7月起，吴以贵的船就一直搁浅在南湖“四坝”。在洞庭湖“三坝”和“四坝”之间的方圆几十公里内，有上百条船困在了湖滩上。随后，吴以贵将记者带到他的哥哥吴以义处，那儿聚集了一批和他一样的湖北籍渔民。在洞庭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规律”：离水越远的人，活得相对就要容易一些。在岸上承包有七八亩鱼塘、拥有几间棚屋的吴以义算得是渔民们中相对富有点的人。
　　吴以义告诉记者，他是1983年来到洞庭湖的，以前年份好的时候一艘船捕的鱼能够值到2―2.5万多元钱，除去税收和成本，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近几年，打的鱼最多就只值到1万元了，除去税收，难以为生。他2001年后就承包建新农场的鱼塘搞养殖了，虽然效益也不是很好，但比起水上总算要稳定些。由于户口没有在当地，当地渔民能够享受到的低保、禁渔期补助等，他们一分也享受不到；而洞庭湖滩芦苇地进行承包，芦苇老板还要收他们的“买路钱”。算起来，一艘外地渔民渔船在洞庭湖一年比当地渔民要多交1000多元税。渔民说，当地渔政中流行一句“先杀江苏佬，后杀湖北佬”的口号。因为2006年的干旱，有十几位湖北籍渔民今年将渔具、鱼网作价1块钱1斤贱卖后回了家；还有几位江苏籍渔民因欠下鱼贩子罗星云(音)几万元的债务，丢下船只连夜携家带口逃亡了。
　　知而不行的江湖“禁令”
　　在水上，渔民和鱼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渔鹰和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渔民依靠鱼贩子将渔产品运出去交易，并带回生活必需品；鱼贩子负责鱼的销路并出钱购置、修补捕渔工具，渔民们用鱼还债。这种“共生”关系客观上怂恿了滥捕滥捞――渔民的债务越重，就越不顾禁令拼命捕捞；越滥捕滥捞，渔民的债务就越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周科成就欠下了鱼贩子好几千块钱债务。周科成说原本想把船卖了，但他的船现在最多能卖几千块钱！如果今年情况还是和2006年差不多，他就破产了。
　　在洞庭湖，记者遇到的几乎每个人几乎都知道“《渔业管理法》规定现在是禁渔期，不能‘搞’鱼”。但在禁渔期“搞鱼”在洞庭湖却是半公开的。渔民们布下的“迷魂阵”，鱼钻进去后，大小无一逃脱，这是一种被管理部门多次厉行禁止、对鱼类具有灭绝性杀伤力的渔具。有知情人士说，在“禁渔期”，洞庭湖甚至出现过早晨才放养的鱼苗下午就被捞上岸来了的滑稽事。5月24日，自称“假野鱼贩子”的沅江渔民吴爱钦懊丧地对记者说，自己在湖中布下十几只虾笼，可结果两天时间只搞到“三斤‘哈子’(虾子)，卖了18元钱，而这还是违法的!”
　　官方统计数据：洞庭湖现有渔民6000多名，机动渔船1000多艘，专兼职渔民各占一半。但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还要多，记者见到过从同一个渔政部门渠道公布出来的仅机动船只数目只有1000艘和2000艘两种矛盾的“说法”。在洞庭湖有10多年打鱼经历的吴爱欣等人称，在1996年洞庭湖捕鱼高峰季节，渔船曾经达到过上万艘，“那时候，一网下去能够捞到一万斤鱼”。
　　据了解，洞庭湖上的渔民们来自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9省56县，一艘座船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像江苏周科成一样整个家族一起进入洞庭湖的也不少，他们在江湖上闻“风”而动，逐水而居，成为内河中的水上“吉普赛人”。自然生态被过度“破坏”的恶果，首先而且直接在他们的生存危机上得到了体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渔民中还有部分‘黑’人，连户口都没有；他们的儿女很多都上不了学，上岸后连公交站牌都认不全。
　　来自湖北省嘉鱼县u洲湾的蔡光庆和蔡光勤等年轻渔民靠捞废铁维生。5月25日，记者在城陵矶码头遇到了他们。“非农业户口”户口簿证明他们是地道的专业渔民，他们称，像他们这种无地无田的专业渔民仅在u洲湾就有两百多户。他们希望通过记者呼吁：制止滥捕滥捞，给徇规守法的专业渔民们留口饭吃！蔡光庆惶悚着向记者询问：“你觉得这长江里面的鱼是让它灭绝了好，还是保留些好嘛？！”渔民们称，现在洞庭湖里“肥头鱼”、“白鳝”、“桂花鱼”、“赶鱼”、“银鱼”、“面条”(大银鱼)等几乎消失；“草鱼”、“青鱼”、“武昌鱼”也很少见，剩下的主要是“刁子”、“鲤鱼”、“鲫子(鱼)”、“青虾”、“鲶鱼”、“黄牯”、“财鱼(乌鱼”)、“鳝鱼”等常见小型淡水鱼类；七八斤的鲤鱼就算大的了，以前30―80斤的很多。2005年，一陈姓渔民捕到了一条80斤的“赶鱼”卖了上千元，轰动当地。
　　――巢湖渔民的另类生活
　　在五大淡水湖中面积最小的安徽巢湖，记者听到了一个另类的“赌鱼”故事。
　　巢湖盛产银鱼、白米虾、干毛鱼(凤尾鱼)等特产水产品，被称为“巢湖三珍”。巢湖上原没有人从事专业捕捞，从计划经济年代的60年代中期起，为水产品出口创汇，经安徽省政府水产部门协调，先后从霍丘、寿县、明光三县市将一批渔民调入巢湖。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这些水上“吉普赛人”的命运，现在他们有90户。
　　67岁的王国海便是这批渔民中的一位。据他回忆，六十年代“调配”渔民们进巢湖也只是凭当时省水产局某领导的一句话，既无文件，也没解决户口迁移，那位水产局领导也已去世号几十年了！但是，近年来，随着巢湖渔民的增多，巢湖市渔业主管部门对他们这批“外地”渔民大幅提高渔业税收，他们的“饭碗”有不保之虞，失业的景况折磨着他们。
　　1967年王国海从老家霍邱西湖养殖场调入巢湖，捕获的鱼产品上交忠庙水产公司(巢湖渔业管理局前身)供出口。当时捕鱼按定额任务进行，渔民们享受每月35斤的“商品粮”，完不成定额就按市场价格赔偿，“干毛鱼按当时7毛钱(现市价4―5元)1斤、面鱼(大银鱼)8元钱(现市价60元左右)1斤计算。”
　　1993年，巢湖市专业捕捞队解散，渔民捕鱼可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但每户要向渔管局上缴1000元费用，这项费用逐年增加到了每户3000多元……按《安徽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规定》，“从事专业捕捞的，按年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从事兼业捕捞的，按年总产值的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征收；采捕优质鱼、虾、蟹和水生植物的，征收标准应高于平均征收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征收标准的3倍”。
　　6月2日，马克银、许中善等人交给记者的相关上缴费用发票显示：从2004年开始，一艘安徽省境内巢湖以外的“外地”45吨位渔船捕捞银毛鱼48天，上缴的“资源增殖费”在8000―1万元之间浮动。这意味着，每天的捕捞必须达到家之5000多元，一个捕捞期一艘有45吨位渔船的“外地”渔民总产值达到25万余元；但实际最高产值只能达到6万元左右！同样是捕捞银毛鱼，巢湖本地有房有地的兼业渔民却只须缴5000多元的“资源增殖费”。马克银等人介绍，一名渔民如果进行毛鱼、虾笼、丝网全年鱼汛期捕捞，上缴费用要达到15000元左右，这对于一户普通专业渔民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巢湖市渔业管理局近年还有一项规定：捕鱼得先上缴“渔业资源增殖费”等各项费用，否则不核发“捕捞许可证”，视为非法捕鱼。马克银等人介绍，巢湖渔政管理人员公开声称：谁不干谁滚蛋！在这项政策下，无房无地的外地专业渔民只得借钱交费。“这水里的东西不跟岸上的庄稼一样‘看得见’，这实际上和‘押宝’(赌博)是一回事”，巢湖市卧牛办事处下朱自然村一朱姓村民说。他曾经当过渔民，以前在巢湖中“赌鱼”多年，赌输了，就不干了。不过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地方的资源肯定是要先满足当地人的”。该朱姓村民现在塑有一只“镇湖神龟”的“龟山风景区”摆了个照相摊，帮游客照相。
　　“以后就是去讨饭也不打鱼了！”“我们也不想在你这儿干一辈子，我们只是希望能跟本地人一样享受平等待遇！”这是记者6月2日在巢湖渔民中听得最多的话。
　　自从巢湖市渔政采取先收费后打鱼的政策后，霍邱人李多成因打银毛鱼连续亏本，原值5万多的渔船去年被鱼贩以1万元拍卖，一家人只得上岸“逃亡打工”！这项巢湖渔民们称为“赌鱼”的渔业资源保护性措施出台后，巢湖的渔业资源并没有增多，如珍稀水产品“银鱼”、“面鱼”(大银鱼)等数量连年下降。在“赌博”条件下，谁都想拼命捞回自己的血本。6月3日傍晚，一场雨后，记者在巢湖闸就亲眼目睹一批前两天还在向记者倾诉“委屈”的寿县、霍丘等地渔民不顾“禁渔期”禁令，趁着天黑在拼命捞鱼！
　　安徽省巢湖市公开的网站资料表明：“巢湖渔业管理局是巢湖渔业的主管机构，巢湖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正县级建制，在职在编人员及聘用人员共102人”，“2006年入湖捕捞劳力8439人，渔船960艘，机盆432张，人力盆17383张，渔业总产量15636吨，产值10431.6万元，渔民人均收入12361.2元。”
　　渔政部门：“渔政执法不强势”
　　日，就内河渔业现状，记者对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梁大寒副局长及纪检委周书记进行了采访。
　　梁大寒向记者介绍，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属岳阳县人民政府下的直属事业单位，负责管辖东洞庭湖水面的渔业生产监督管理，东洞庭湖总面积1328平方公里，占到整个洞庭湖面积的49.3%；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现有人员包括退休81人，是湖南省唯一一个渔政单独成局的管理单位，在该局登记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渔船500艘。
　　至于洞庭湖中渔业资源减少，梁副局长认为主要是近年生态环境恶化、极端天气增多和干旱造成的；他翻开渔政局往年的水文记录(城陵矶长江水文记录)：日，洞庭湖的水位还在11.01米；到日，洞庭湖的水位却只有了6.28米，整整下降了4.73米。同是5月24日这一天，不同的年份，城陵矶水位记录却相差10多米，如日，是19.02米；2001年是14米多；2002年是11米；到日，就只有4.95米了。没有水则没有鱼，工业污染和涸泽而渔的捕捞导致天然渔业资源呈不断减少。
　　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纪检委周书记表示，渔政监督管理地位尴尬：“叫姑爷的多，疼姑爷的少”。国家农业部下设“渔业局”、到省市一级又从农业厅剥离出来成立有“水产畜牧局”，下面的渔政执法单位不像执法单位，开办经费不足，为求生存，必然出现一些素质不高的执法人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以罚代法”等行为；还有就是机构的交叉重复设置也不利于渔业管理。周书记举了一个例子：去年5月，岳阳县渔政管理人员到东洞庭湖与益阳市交界处检查执法水域污染，发现有造纸厂正在将污水直接排到湖里，结果纸厂老板说他们超范围执法，一下叫出几十名工人，3位执法人员还差点挨了打……
　　周书记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和帮助渔民积极转产改行，对渔民数量加以限制。他举例说，曾有外省籍渔民苏姓四兄弟长年在洞庭湖打鱼，后来生活都难以维持，去年在岳阳渔政管理人员的劝说下就到新疆库尔勒打鱼去了。但是，“渔民离开之后，我们渔政本身的存在岂不也成了问题？！”周书记苦笑着说，渔政和渔民也是水和鱼的关系，这真的是两难啊！
　　[岸上]
经济欲望下的生态和防汛
　　“这个东西对于防洪没有一点好处，因为它砍伐后根要烂在地里，堤基是松软的湖沙，雨水浸泡杨树根烂后留下洞穴，堤坝就会顺着洞穴往下垮”。5月23日中午，正苦于干旱旱死了池塘里1600元鲶鱼苗的团洲养殖户刘俊凯指着自家屋后的杨树护堤树，发表了他“不同”于专家们的直观看法；刘俊凯所说的是速生美国黑杨和意大利杨树，21 公里长的团洲大堤上，栽满了这种树。在刘俊凯看来，这些杨树虽然是栽在洞庭湖防洪堤坝上，但迟早是肯定要被砍掉拉进工厂作造纸原料的！
　　据专家统计，整个洞庭湖杨树种植承载面积为120万亩，现已超过300万亩，并正在向500万亩“进军”。这些作为造纸材料的杨树疯狂生长，已成为洞庭湖环境必须接受的现实。
　　继环洞庭湖自去年底关闭不合格的造纸企业后，遍布长江中游两岸湖滩的野生芦苇又成为环境污染的隐忧。据国营岳阳县洞庭苇业公司总经理彭广潇讲，湘鄂两段长江滩涂上的野生芦苇产量起码有几百万吨(以收割后的干芦苇计)，粗纤维的芦苇因蛋白质含量低无法加工做饲料、只能用来造粗糙的牛皮纸，湖滩野生芦苇因为只需组织劳力收割，成本低廉，往年承包芦苇地是一门俏得很的生意，都得提前一年交钱，承包人一承包就是几百上千亩，“愿赌服输”；而今年5月下旬，因为关闭造纸厂，芦苇老板们都在四处出动为芦苇找销路，岳阳市君山区已有承包芦苇老板因焦急几百万打了水漂喝农药自杀的事情发生；彭广潇说，芦苇出路问题不解决，秋冬季节如枯烂在滩涂上，一样会造成堵塞长江航道等环境问题，怎么得了？！5月27日晚，记者夜宿华容县撤并乡镇后的“洪山头”一荒郊野外的家庭旅馆，巧遇两位从沅江某纸厂在此收购芦苇的民营企业经理，谈起“芦苇”“纸厂”，两位酒醉得眼睛快要喷出火来的经理差点暴打记者；后经旁人点醒，“芦苇”、“纸厂”正是那段时间最敏感的问题，两位老板刚与芦苇场签订了长江边上几千亩芦苇八年的收购合同，此时正气不打一处来……
　　人大代表：洞庭湖立法保护关键在“上面”重视
　　自去年年底湖南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刘帅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办公室项目官员韦宝玉实地考察洞庭湖生态后，洞庭湖问题得到了高度关注。在2007年4月的“长江论坛”上，沿湖区各市县发表了《洞庭湖宣言》。
　　在推动保护“长江之肾”的群体背后，有一位不为人知的人物――湖南省人大代表、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主任黄衍苗。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湖南省12位人大代表提交的一份《洞庭湖统一管理条例》议案引起了关注。日，经原岳阳市人大主任陈志刚先生电话推荐，记者采访了不懈推动洞庭湖统一管理立法的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主任黄衍苗先生。
　　黄衍苗，52岁，长年担任岳阳市岳阳楼区人大主任，熟悉洞庭湖情况，2007年调任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主任，低调、务实而又坚定、开朗。黄衍苗坦承，在湖泊综合治理、推动地方法规出台方面，洞庭湖是落后了。
　　下面是《新生代 调查》记者(简称“调查”)和黄衍苗(简称“黄”)的一场对话。
　　调查：洞庭湖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黄：经过从去年底至今大力关闭造纸厂，洞庭湖水质有所好转，现在水质徘徊在2类―3类水之间；“退田还湖”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几年来整个洞庭湖退田还湖面积500万亩；湿地保护，因实行封闭式管理，做得也比较好。造纸厂关闭效果需要坚持，最近有10家经环保验收合格后要重开，但应防止污染反弹，坚决不能让眼前的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调查：我们发现有些纸厂表面“供参观”的地方污水处理得很好，废水能养鱼，可是背地里却仍然在排污，将管道埋藏在地底，甚至是直接将废水排进长江里面去。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
　　黄：(哈)，那也是为节约成本嘛！这(关闭纸厂)也是猫和鼠的游戏！需要监管部门长期的努力和坚持。
　　调查：还有渔民的问题，渔民们反映，这里的芦苇和水面由私人承包，在向他们收“买路钱”。在形势逼迫下，他们只能竭泽而渔，由此造成生态恶化。你们这里真的在禁渔期都给渔民发放了补贴，实行了“低保”吗？
　　黄：也只是落实了一部分。渔民乱搞也是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所以，我们在谈环保、生态保护的时候着意点还是应该放在“人”的身上。关于渔民的问题，你可以去问问渔政局，他们也有一肚子牢骚呢。
　　调查：今年“五一”到洞庭湖的游客多不多？
　　黄：据旅游局提供的数据，好象比去年还多了些呢(思索，困惑不解)
　　调查：那在您看来，洞庭湖目前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黄：洞庭湖跨两省、涉及三个市。主要问题还是部门交叉、机构设置重复，无效管理，我们这里流行过一句话“涉水不涉水，都想插一腿”，谁都在管可结果是谁都没管好……
　　调查：管理变成了管制，职能部门变成了在划分势力范围和利益分配，公共部门变成了商业集团？
　　黄：对呀。去年，渔政和湿地保护还打过一次架呢！
　　调查：洞庭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我怎么在岳阳楼附近看到一块“洞庭湖管理委员会”的牌子？
　　黄：那只是我们岳阳县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苇业公司经营的。
　　调查：所以，洞庭湖的根本问题还在由一个统一机构协调、监督，也就是立法的问题？
　　黄：是。你看，《湿地保护条例》颁行后这几年湿地保护就做得相对要好一些么！退田还湖去年抓了三个判了一个徒刑，成效也有一些。像岳阳楼区、裤裆湾、壕坝这样一些地方，乱建乱占的人基本没有了……
　　调查：退田还湖怎么回事？可有人说，那是洪水来了，被迫还湖的？
　　黄：就是人水争地。洞庭湖作为长江过洪型湖泊，防洪很重要，五十年代的时候为了防治“血吸虫”大量围湖造田，结果钉螺没灭掉反而把人的生存空间给“灭”掉了(苦笑)。
　　调查：这些年气候变暖，是否现在洞庭湖的问题变成了抗旱，防汛问题不那么重要了？
　　黄：那很难说，洞庭湖像个大水缸，湖南所有的水都汇聚到这里……
　　调查：全国政协委员范天佑建议在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入江口分别修建水闸，以确保这两个湖泊在一年中有稳定的蓄水量，调节长江水位，以保护好这两个“长江之肾”的湿地生态，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黄：这个提议很好，但工程量浩大，还得需要专家详细科学论证。
　　调查：在您看来，这个促进洞庭湖管理统一协调和有效管理的立法怎样才能尽快化为现实呢？
　　黄(严肃思索了一下)：关键还是“上面”重视和媒体呼吁。(想了一下)可他们现在又都要退休了啊(苦笑)……
　　调查：能否对我们的读者说两句话？
　　黄：关爱和维护我们的“长江之肾”，洞庭湖不仅仅只是洞庭人的洞庭湖，也是天下人的洞庭湖。
　　黄衍苗很忙，记者5月26日的采访不断地被电话打断，黄主任说，是某公安局副局长打来的，洞庭湖里有两个砂石老板因为采砂打架，希望他这个人大内务司法委主任去协调处理。记者的采访也就只好中止。
　　附记：
　　记者前往采访的2007年5月下旬，正好是长江经历近37年来水位最低、也导致洞庭湖从2006年7月以来持续干旱的最后时期。据新华社消息，6月上旬以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洞庭湖区各控制站水位持续上涨，形成洞庭湖区的第一次洪水组合。6月9日8时～24日8时，洞庭湖出口城陵矶水位从25.13m上涨至29.83m，6月24日8时，洞庭湖区入汛以来第一次洪峰顺利通过城陵矶。渔民的旱船也得以起航，暂时获得了生机。接着，洞庭湖爆出20亿老鼠逃出干旱时期躲藏繁殖的湖滩芦苇丛中，洞庭湖爆发触目惊心“鼠战”的消息，这是洞庭湖生态链失衡、遭遇严重生态危机的显证。
　　渔民生态是洞庭湖乃至长江生态的一个缩影，记者真实记录他们的生存困境，是出于对“长江之肾”的真情关切，并无对所涉单位和个人不敬。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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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砍苇工砍十年芦苇才能买一套银饰(图)
68岁的沈德座结束一天的劳作后，把镰刀插在腰上，面对着还未收割的芦苇丛抽了一根烟。石正辉的大哥独自走在长江边上去挑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全部依靠这条无数采砂船经过的江。这是我们整个采访中看到的最温馨的画面。来自湘西土家族的老太太听不懂普通话，对着镜头摆手笑。她正在炒一锅笋子，再送到芦苇地里给家人吃。远离家乡的砍苇工，在艰苦的劳作中，依然有这种“家”的感觉，格外让人动容。停雨后，石正辉的二哥走到芦苇地里，二话不说开始砍起来。下雨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个帐篷里烤火、聊天，听一首从村子里的晚会上录下来的山歌。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洗头，他把湿漉漉的头发靠在炉火上烘干。他们在收割后的芦苇地里搭起芦苇棚，一个睡觉的帐篷，一个做饭的帐篷，对面是一个用芦苇做的小小的茅坑。庞大群体的方向每年秋冬，1万余砍苇工像候鸟一样涌入岳阳东洞庭湖，安营扎寨像石正辉这样的青年，芦苇场有很多。整个岳阳一共有5家公司管理不同的芦苇场。管辖范围最大的是湖南洞庭苇业有限公司，年收割量为12万吨。石正辉一家所在的君山区芦苇场年收割量3万吨。5家公司年收割总量约为25万吨，据统计，砍苇工人均一年砍芦苇25吨左右，这样算来，岳阳共有1万余人收割芦苇。他们大都来自湘西、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每年11月到次年1月，这1万多人成群结队涌入这片湖区，像候鸟一样迁徙至此，安营扎寨，把自己的身影埋藏在浩瀚的芦苇中。趁着有几分力气，他们来砍芦苇，毕竟种田只够自己吃，没有收入。三个月的辛苦劳作，可以供一个孩子读书，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未来的全部希望。他们不像当地的农民，尚有捕鱼、外出务工等其他选择，会放弃砍芦苇这样艰苦、回报低廉的劳动。在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偏远山区，人们除了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别的希望。即使去城市里务工，依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这些连名字都忘了写的人，已经丧失了把自己投身更加纷繁复杂的城市人群的勇气。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比芦苇场更浩瀚的信息世界，会将人淹没。当石正辉心血来潮决定只身前来长沙，仅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就推翻了自己刚刚燃起来的半点决心。他和这1万人里无数的青年一样，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儿。他的父辈们经历着常年的贫瘠，从更早的父辈那里传承着勤劳和坚毅，虽然辛苦，但没多少怨言;他们的目标简单明确，供孩子读书，买银饰给孩子结婚。或者，他们不知道除了身体上的艰辛，生活里还应该有什么。而石正辉这一代青年，读过一点点书，短暂模糊地触碰过外面的世界，他们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边缘徘徊不前，迷茫不定，既失去了父辈们面对简单、贫瘠生活的坚毅，又没有在复杂社会闯荡的条件和信念。他没有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勇气，只能不情愿地坐在芦苇棚里，偶尔偷偷懒，告诉自己过一天是一天。只需二三年，芦苇收割机将全面代替手工劳作，劳动力将减少八成以上苇农们砍下的芦苇，验收后将全部运往造纸厂。以往由管理公司卖给造纸厂的价钱，每吨近800元左右。湖南洞庭苇业有限公司业务科长徐波勇说，今年的价格降了很多，每吨才550元。造成芦苇市场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其关键是纸业市场的萎缩。近几年，从国外大量进口废纸和木浆，价格低廉，经济环保，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纸业市场空前萧条，大不如前。无纸化办公的大面积普及，也给了造纸业致命的一击。徐波勇说，近两年，有一些小型企业已经在研发生产芦苇收割机，比如山东一家公司已经投放12台机器在沅江进行试验操作，岳阳一家制冷公司也研制了两台机器在六门闸附近使用。“但效果还不是特别理想。一台机器要20多万，我们暂时不愿意花钱买性能不够稳定的机器。它们还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改进。”徐波勇说。一台芦苇收割机，平均每天能收割芦苇800亩，而一个砍苇工平均每天只能收割1.5亩。如果全面实现机械化作业，徐波勇预计，洞庭湖将减少劳动力80%以上。在寒风中卖力收割芦苇的人并不知道，机械改进和全面投放，将在二三年之内完成。石正辉大嫂那个砍十年芦苇买银饰让儿子结婚的梦，不知道要如何完成。石正辉，这个不知道方向的青年，当到处碰壁想要回到芦苇场维持生计的时候，可能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他无数个夜晚想要逃离的地方，已经不允许他仅用双手挣到那点买游戏币的钱。还有他想要结婚的女朋友，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所有乡村、城市、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乌云一样逼近，迅猛得让人难以察觉。马上，一场机械化发展的大雨将落在这片湖区，浩瀚，汹涌，不可逆转。后记采访完离开的时候，只有石正辉一个人留在棚子里。跟他告别，他正坐在火炉旁，搓着黑乎乎的手，笑容明亮。他不觉得有什么可悲伤的。明天怎么过，明年干什么，未来去哪里，对他似乎都无关紧要。他的生活，是眼前无休止倒下的芦苇，即使从这里逃出去，他面对的，还是其他的“芦苇场”。而所有可供他们原始劳作的“芦苇场”，都将在机械的齿轮里走向消亡。炉火把他的脸熏得红红的，透过乱糟糟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脸，依然可以看清他俊秀的五官。满不在乎的眼神里跳动着小小的火焰，有那么一刻，也仿佛闪动过关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而生活，其实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展开更多可能的道路;或者，他从没有用心看见它们。触碰过城市的复杂和多样，同时丧失了父辈面对单一生活的顽强，农村普通青年在社会转型和变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落。他们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代原始手工劳作者，向这片土地交出自己暗淡的命运。当父辈们做不动了，工业化迅速地扑进，他们该将双手、身体和心灵朝向哪里?不会一直下雨。明天起床，他还得拿起镰刀，走向那片他逃不出去的芦苇地。了解更多资讯，更多精彩活动，欢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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