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
那像公益这类亏本的事情为什么还有人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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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各位的回答，忍不住说两句吧：首先，大家好像都没有弄清楚理性人这个概念。理性人这个概念和所谓的自私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学之前的基本假设叫经济人假设，是说人是趋利避害的。但是这个概念现在来看根本没法用，因为它是套套逻辑，就像「明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一样，是不可能错的。举个例子，一个人自杀，你说他理性吗？有人说理性有人说不理性，其实只要别人做了一件事，我们都可以说他是理性的，因为「我选择我喜欢」。否则为什么这么做呢。不可能错的只有废话，所以现在经济学强调理性人而非经济人，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趋利避害而不是乱来，不强调自利动机而强调逐利方式要合逻辑、讲科学。具体定义是：1，你不能同时认为「A好于B」和「B好于A」；2，你不能同时认为「A好于B」、「B好于C」和「C好于A」。这样就是理性的。注意这个定义和自私没有必然联系。在题主所说的这个问题里面，做公益时人也是理性的，只要你心甘情愿。而且，做公益也有理性计算，你捐款是捐给红十字会还是捐给壹基金？是捐希望小学还是捐富翁？对吧?以上。
就好像欧式几何，有一些公理性的假设，比如两点间直线最短，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点与已知直线平行，整个欧式几何都构建在这几个公理性假设上面，自圆其说。除了欧式几何以外还有其他几何学。“理性人”的假设就是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这个基石是可以被挑战的，你可以发明另外一个冯式经济学是基于这个假设不成立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
利己不一定仅仅指金钱上的。比如有很多人没有报酬也会自发做好事啊，这样能得到心理的满足感，道德的满足感，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利己。
所有人都自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自私。调节我们行为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还有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关系。 推荐你去看，丹 .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这本数就是在叙述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完全按照人们的理性思维去运作的，利润性和社会性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你朋友过生日，你是选择送一件200元的衣服呢还是200元的现金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人是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两种关系调节的。然而传统经济学需要以数据来概括人们可预测的大部分行为，假设条件的稳定，控制变量，然后去计算出一系列数据，当然这个数据是理论数值。如果不假定为理性人，那么会有诸多变量影响理论数值的计算。
补充，请注意以下几点。1、动机 ≠ 行为。人的完整的行为过程可以划分为：动机à行为目的à个人决策à个人社会行动à行为后果。人的外在的、客观的选择行为和相关社会行动与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动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假设。2、（yuna殿下已经提到此点）抽象法：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了抽象法，将附着于人身上的各种社会属性全部抽象掉了之后，对人的最深层次的动机模式进行假设，把它定义为一种自利动机，这一自利动机绝不排斥人有其他的动机，绝不排除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包括人的利他动机。它更不否定人的利他行为的可能性。斯密不过认为，人的行为最根本的动机是自利动机，这是人的行为的最根本动力。这一假设绝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是高度抽象的人；绝不敢说它概括了一切，但是它比较简单、富有解释力。3、自利≠自私：斯密自利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私，不否认人的各种良好动机的存在，也绝不否认人的动机结构的复杂性。把斯密的思想放在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斯密的“自利”，从根本上来讲，不过是对社会个体“自我”的理解、承认和尊重，是个人的自尊、自爱，合法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权利。这种自我利益，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意味着个人的经济利益，但绝不意味着狭隘的经济利益。
理性人并不是假设，这是普遍的事实，关键在于，分析不同问题的时候，理性的对象是不同的。问这个问题说明经济学的不错，但是哲学还是得看一下，否则容易陷入逻辑陷阱。补充一点：理性人如何理解作为经典问题，其实一直是个逻辑陷阱的经典例子，即“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不一致性。
补充个关于公益的问题，并不是说做个不是金钱利益最大化的事就不是理性人了，如果理性人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话，那岂不是天下所有人的选择都应该一样？这样明显是不能作为一个复杂情况简单化的样本使用的。理性人指的是系统而又目的的尽最大努力实现目标的人。这并不影响他们本身有偏好，有人偏好金钱有人偏好慈善，虽然人们都是理性的，但是对于同样的事还有会有不用的选择。
理性人一方面是说人是有利己倾向的，做任何事情如果对自己有利则可能去做（因为考虑到成本，所以是可能），而对于不利己的事情肯定不去做，比如一个人会把房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不会因为兄弟义气之类的感情因素低价卖掉；另一方面是说人会衡量利得和成本，比如我买一辆车的成本和我每天打车或者公交或者自行车上班的成本和利得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相对理性的结论，而不光是因为喜欢车就买了。深层次的理性人应该考虑更多因素的决策过程，比如慷慨会为自己赢得好的名誉，对今后行事或者信贷有帮助，而轻易就毁掉自己名誉的人就不理性了。但这些都不是像数学一样能完全量化或者定性衡量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比如你给亲情一个定价以后，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送人而不是卖掉就是理性人的行为，但如果不看重亲情则这样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人为何会做公益？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理性是一个极端的假设，几乎没有人能一直完全理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良知”或者“同情心”就如同“快乐”一样被人珍重，人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就如同你去看电影获得快乐一样。有更极端的人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应该”被帮助，公益是一种“责任义务”。用广义的理性来解释公益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牛顿三大定理，简单的说“理性人的假设”和牛顿定理中假设“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类比。当然理性人是为了研究方便，得出更优美和简洁的均衡结果而设置的，至于这个设置是否合理，会给经济学分析带来哪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这个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头，不过经济学的前沿已经开始逐渐抛弃这个假设，更多的考虑真实的人或者说社会化的人。
理性经济人是一种极端情况，方便讨论研究用的，现实中不存在这种人，这种人唯利益是图，头脑中没有其它噪音的干扰，并且极端聪明，他知道什么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法，并且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法去行事。
根据主观价值论来说，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利益是什么，不应该把利益单纯的等同于金钱。当然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是逐利，但是结果不一定能够追逐到利益
主流经济学里面只是做了这样的”理性经济人“”唯利人“的假设，不代表它是泛用的。这个假设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工具，把复杂问题抽象简单化，有助于你理解一些经济行为的本质。同理比如用牛顿经典力学讨论摩擦力，你会讨论绝对光滑的平面，但这种假设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帮助你了解宏观力学世界的本质。所以，其实”出于好心做公益“和”理性经济人“不是一个范畴的讨论，但并不是说”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就错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做公益是为了避税等利益目的，那就符合假设了）因此，行为经济学也对主流经济学里面的”理性人“的假设做了修正。在我看来这就像讨论光滑平面上摩擦力和实际平面上摩擦力的问题是一样的。
对经济学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自己追逐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人受益了
我觉得可以有两个解释：1.金钱只是生存级别的“利” 还有更高级的“利” 那就是内心的愉悦感 助人为乐就算一种2.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 和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类似但是我觉得像比尔盖茨这种 应该还是1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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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誉为是继《》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著作。它的出版被人们称为&革命&。该书多次再版，成为上一部真正的辉煌巨著，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这部巨著囊括了的所有理论，包含着的全部思想精粹，成为《》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和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他的学说早已脍炙人口，形成了19世纪关于和保护性税收的讨论基础，而他的，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作&&&&者(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ISBN类&&&&别丰俊功页&&&&数254页出版时间2009-07装&&&&帧平装开&&&&本32开类&&&&别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英语原题目：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继《》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
作者：（David Ricardo, —）：理论的完成者
首次出版：1817年伦敦出版，1819年和1821年分别出了第2版和第3版。
全书名：《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继《》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
经济学说史上一部真正的辉煌巨著
本书被誉为是继《》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这部伟大著作所阐述的思想至今仍然让人们受益无穷。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斯·奥布莱恩在1975年出版的《家》一书和1981年发表的名为《式的经济学家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一文中,仍对他的分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处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个行业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怎样使资本主义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实际上落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手中。长时期来他们维护旧的政策法令，保护甚至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限制工业资本的发展，一度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间的妥协终于破裂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书中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要求。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在1817年出版后于1821年重新修订(第三版)。实际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完全包括在该书前六章中。论若干具体的赋税的十二章和论对外贸易的两章都是理论原则的运用，而其余涉及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解释和补充的各章只能算为本书的附录。就前六章来说其逻辑结构也是不严谨的。
第一章论价值本应只涉及价值问题，其他范畴只有在对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说明。但本书在这一章里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论述了价值原理，而且假定了工资、资本、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的存在，并对这些范畴一并作了论述。
第二章论地租，第三章论矿山地租只是对第二章的补充。 在这两章里又是以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见解为前提论述的。
第四章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五章论工资，
第六章论利润只是对第一、二章的补充。可见 全部经济理论又可以说都包含在头两章里了。以后各章除个别地方有新的见解外，都是对这两章阐述的原理的运用和补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把个人利益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准则。在他看来，资本家发展生产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利润。利润又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和扩大生产的条件，只有利润增加才能保证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因此，资本的利益不仅代表资本家自身的利益，同时代表了全社会的利益。但是他认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矛盾的。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其功利主义原则服从于资本扩大自身利益和反对地主阶级的要求。书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的抽象方法。他批评斯密理论中的矛盾，自己一贯地坚持研究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方法，坚持在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基础上去考察各个经济范畴。但由于作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当作生产的一般规律,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又 使他的抽象方法同时表现出严重的缺陷。他运用抽象方法时，往往不仅抽象掉经济现象外部的偶然的联系，也常常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在分析经济范畴时，不关心研究其社会本质，只考察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不研究经济范畴的起源和发展，不经过中间环节，把简单地反映本质的范畴直接与复杂的反映现象的范畴等同起来，因而，造成了理论中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他首先接受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同时批评其断言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没有使用价值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对交换价值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他实际上认识到了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的缺点是不能明确区分交换价值和价值。李嘉图在本书中强调只有耗费劳动决定价值，批评斯密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但是他没有再前进一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书中常常用“相对价值”、“比较价值”代替交换价值的概念，用“绝对价值”、“真实价值”说明相当于价值的内 容。在交换价值的概念下讲的内容，有时相当于交换价值，有时相当于价值，这种概念上的混用，表明作者感到了二者的区别，但又始终没有弄清二者的不同含义。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自两个源泉：一是它的稀少性；一是获得它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如名画、古钱等其价值由稀少性决定，不过这类商品数量很少。书中指出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可以由人类劳动不断生产出来，不受限制地参加竞争的商品，这类商品占绝大多数。
李嘉图始终坚持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批评一切与其相矛盾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商品价值量与生产时的耗费劳动成正比例，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的原理。
他着重批评斯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赞成商品价值要分解为三种收入，同时指出不能倒转过来又认为三种收入构成交换价值，并详细地证明工资、利润和 地租的变动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量，只影响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并不改变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
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说，生产商品，除了需要劳动外,还要有资本参加,所以不可能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书中针对这一观点解释说，商品的价值不仅包括直接投入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还包括生产时耗费的资本的价值;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它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创造的。他指出生产资料，例如机器的使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它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由此证明唯有劳动创造价值。
李嘉图还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每个人生产商品时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同质同量的商品在市场上只能卖相同的价格，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书中这一观点是在论述级差地租时提出的，起初是说农产品价格由最劣等土地生产时花费的劳动量决定，进而推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由最不利的生产条件下花费的劳动量决定。这种观点对农产品来说是适用的，但并不符合工业品价值决定的规律。
李嘉图也论及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计量问题。他指出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讨价还价，必然会使困难程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折算为倍加的简单劳动。不过李嘉图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同质的劳动会归结为量的区别。
李嘉图在本书中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资产阶级限界内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资本与劳动交换和的矛盾。书中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依据这一观点,如果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相 交换,就无法说明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何而来；如果二者相交换，资本家所得不仅能补偿资本还有利润，那么交换必定是不等价的，与价值规律是相矛盾的。作者不 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因而不能对此矛盾作出科学解释。
第二个矛盾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矛盾。两个数量相等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如果剩余价值率相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二者生产出来的商品必然价值量不同,剩余价值量不同,利润率不同。但书中又认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显然，如满足这一规律的要求，商品就不能按劳动决定的价值出卖，二者存在着不兼容的矛盾。书中在考察工资涨落会不会影响商品价值的变动时遇到了这个矛盾，因而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应当作一定的修正。但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又宣称这种修正是暂时的例外，不影响价值规律的成立。李嘉图以分配论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心。他认为社会总产品要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必然表现为三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作者不掩盖利润和工资的对立，而着重分析地租和利润的对立、地租和全社会利益的对立。
李嘉图的分配论首先从地租开始分析。针对斯密的地租产生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失效的观点，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地租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强调地租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而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结果。
书中给地租下定义说:“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这个定义的表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土地上 并不存在什么“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但从书中的解释可以看出：①它认为地主通常的收入并不都具有地租的性质，其中往往包括由于地主在土地上投 资建筑各种设施而获得的报酬，这部分不应看作地租。②地租应指单纯由于使用土地而支付的报酬，这是地主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仅仅由于对土地的占有而获得的收 入。就这个意义上说该定义包含有科学因素。
李嘉图只对级差地租作了论述。他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J.安德森()的若干观点，他自己的贡献在于使级差地租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书中对级差地租的考察涉及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于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在同量土地上投入同量资本，劳动生产率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书中认为，土地数量有限、质量不同，随着人口增加，只耕种好地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得不向肥力差、位置远的土地发展，只要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是社会需要的，其耗费的劳动量就会被承认，农产品价值就由它决定。原先投入耕种的优等的土地能获得超额利润，土地所有权使它转化为级差地租。第二种形态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劳动生产率递减，原先投资和追加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也会形成级差地租。所以他总结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他反对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赐予，认为恰恰相反，大自然是吝啬的，自然界中好地太少，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耗费更多的劳动生产农产品。由 此，书中坚持地租是劳动的成果，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给予说明。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存在的问题是：①只讲级差地租，否认绝对地租的 存在；②实际上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地租，但是误认为是一切社会形态下的地租；③把级差地租产生的自然条件当作它的原因，不懂得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才是地租产生 的真正原因；④认为历史上耕种土地总由好地向坏地发展，存在着一个下降序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他的级差地租学说来说也是不必要的。
关于工资，李嘉图接受了古典学派传统的观点，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他认为劳动的价格可分为 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 付的价格。劳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上升，相反，劳动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下降。通过供求波动，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他认为人口繁殖的变化是这趋向的动力。
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但李嘉图在论述利润时，没有从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剩余价值来。在利润的概念下，他有时讲的相当于剩余价值，有时讲的相当于利润，有时讲的相当于平均利润，把几种含义混为一谈，损害了本书对利润的分析。
书中常常把商品的价值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工资和利润是其分割的两部分，两者的数量存在着此升彼降的关系，即工资增加利润下降，工资下降利润增加。这一论述显示出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关系， 露了工人和资本家经济利益的对立。但由于书中考察的是在一定价值中工资和利润的分割关系，又认为工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此它的论述只涉及相对剩余价值，未涉及到绝对剩余价值。
书中还指出了利润率变动的历史趋势。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租有增长的趋势，因此商品总价值在支付地租后，留下来属于资本家和工人的部分逐渐减少。由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不变的，剩下来归于利润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他由此得出了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的结论。书中的货币理论是在19世纪初李嘉图参加英国金价论战中发展起来的。书中以货币数量论论证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金价上涨的原因。这一学说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增加，它的价值就会下降，同时表现为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上升。货币数量减少则引起相反的结果。由此，作者指出英国当时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的结果。这一结论正确地说明了历史事实，但作者运用这一观点时却混同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 规律。金属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不会贬值，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本身没有价值，无论发行多少，都只等于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的价值。因此，如果发行过多，就会贬值，引起物价上涨。作者看到的实际是银行券发行过多引起的通货贬值，误认为这是包括金属货币在内的一切货币的规律。
在本书中，作者又把货币学说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他接受斯密把货币看作商品的观点，指出货币也同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值取决于生产时 耗费的劳动量。书中还进一步考察了货币与商品交换时量的比例关系，认为在供求平衡时货币与商品是等价交换的，这时与一定商品相交换的货币量就表现为商品的 自然价格，商品自然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变动。在货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值的变动同自然价格的变动成正比例；在商品价值不变时，货币价值 的变动同自然价格的变动成反比例。根据这一见解，书中得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一国所需货币流通量的原理，即假定一国内商品流通量和价值量为已知数，它所需要 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货币本身的价值越大，所需货币量愈少，货币本身价值越小，所需货币量愈多，这一观点和货币数量论是矛盾的。书中积极主张自由贸易学说。适应英国产业革命中扩大对外贸易的要求，李嘉图继承斯密国际地域分工理论，并发展为比较成本学说。斯密的国际地域分工论是强调各国都根据本国绝对有利的条件生产商品，进行国际交换。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在国内，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转移，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在国与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受到限制，因此，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交换的规律，不 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在国际交换中 100个英国人的劳动产品有可能交换80个葡萄牙人的劳动产品,也可能换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因此，最有效最有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应是比较成本原则，例如英国和葡萄牙两国进行贸易，假定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酒只需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需要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而英国生产同量酒和毛呢，则分别需要120个工人和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显然葡萄牙在生产两种商品上都占优势。按照理想的国际分工，两类商品最好都在葡葡牙进行生 产，但由于资本和劳动转移的困难，不可能把两种商品都移在葡萄牙生产。根据比较成本原则，葡萄牙可以生产成本最低的葡萄酒，英国可以生产成本比较有利的毛呢，两国进行交换都能得到利益，这一学说在19世纪初英国扩大对外贸易，占领世界市场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该书也涉及到了经济危机问题。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接受萨伊和J.密尔的观点，以产品总是用产品购买的公式论证买和卖的统一，供给和需求的统一，只承认暂时性的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否认会发生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仅仅看作物物交换；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利润而生产说成是为消费而生产；用人们对商品需求的愿望说明受收入限制的市场上的有效要求。总之，完全抛开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抽象的统一性，否定现实的经济矛盾，否定危机的可能性。本书第八章至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都是对赋税的论述。第八章论述了赋税一般原理,其余各章中论述了农产品税、地租税、什一税、土地税、黄金税、房屋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济贫税和生产者支付的赋税,着重分析了税收的来源税收对各阶级收入和发展生产的影响。李嘉图指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在他看来，任何税收都会使纳税 人原来可以支配的一部分资本或收入减少，这就不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税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税收额应尽量压缩，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税收的数量应限制在一国新增加的资本和收入中，以免侵蚀原有的资本，使生产萎缩，国家和人民陷入贫困的境地。
李嘉图接受斯密提出的“公平、确实、便利、经济”四项税收原则，并据此详细地分析了各种税收的利弊及其对各阶级收入的影响。例如书中指出产品税、利润税实际上并不由纳税人支付，这种税必然会提高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实际上由社会各阶级的消费者负担，如果加税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 就会提高工资，因而资本家实际负担的税不仅包括自己用的消费品部分，还包括工人消费的部分，这是不公平的。因此，除产品税外，还应征收地租税、股息税，这样才能达到各阶级均衡负担。一种好的税收政策应该做到各阶级都不能逃避，并且根据财力又都能支付。政府应尽量不要征收那种必然要落在资本上的税，因为这种 税会损害维持劳动的基金，减少国家将来的生产。可见，书中的税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基点是一致的,主张增加对地主的课税,减轻由资本负担的课税，以维护资本 的利益和发展生产的要求。总之，本书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发展，特别是以其毫无顾忌的诚实态度， 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的对立，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完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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