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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为您推荐的文章标签：，，，，（原作者：熊光清）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化；主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05-002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间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交织，彼此间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程度不断加深，并由此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益增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大多时候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都把经济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冷战时期，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把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因素放在考虑的关键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纷纷调整其国际战略，在国际关系中把经济问题放在中心位置，外交工作、对外交流往往为经济发展服务。各国政府通过对外交流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国外资金（或扩大对外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改善国际关系，创造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及提供世界最新科技与经济信息。各国的经济利益制约着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它们的关系一般不致脱离和平与发展这一主流。①[注:参见李景治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同时，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形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经济、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正在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冷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几乎都是以经济为中心展开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国家间较量和争夺的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贸易谈判、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夺人才资源被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强国、经济集团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角色，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越来越普遍，经济活动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其外交战略、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联系频率的增强，弱小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加深，也为大国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将政治问题经济化，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政治利益和达到政治目的越来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惯常采用的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相互交织，经济风险全球性传播的便捷使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大大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经济风险的全球性传递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世界任何角落酝酿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成影响整个世界的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都可能迅速向全球蔓延，这样每一个地方和国家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都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风险，从而每一个国家卷入危机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的扩展速度与扩展范围大大增加，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与日俱增，一国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引发其他国家甚至全球的金融动荡。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处理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量国际组织的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实际上被赋予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它们有权与各个国家或与其他国际组织签定条约和协定；它们的官员享有与主权国家外交代表相同的特权和豁免权；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作用，因此，许多国际组织已经被赋予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注:参见刘雪莲：《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通过建立各种国际组织以加强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并由此不断加深着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反过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使各国在各个领域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建立各种国际组织。这样，当前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实际上包含着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当然，虽然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增强了，但就目前的国际社会来说，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通过在深层次上整合世界市场而加强了国际政治体系中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导致了对民族国家管理功能的侵蚀和削弱，使其不可能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保护本国经济。更进一步说，民族国家不可能限制已经超越国家边界、取得自由、成为自我维持和不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注:Yuri Shishkov,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2002, Vol. 3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并且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也在加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甲国对乙国的政策会引起乙国对甲国的政策发生变化，也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多边的相互依存取代了双边的相互依存，即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边协商而不仅仅依赖于双边交流。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趋势加强，使得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更多地采取合作与协调的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规则不再仅仅表现为传统的“零和”，在很多时候可能表现为“双赢”或者“多赢”。一国的安全不再以他国的不安全为前提，一国的富强也不需要建立在削弱他国的基础上。迈克·本森（Mark Beeso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注:Mark Beeson, Alex J.Bellamy, “Globalisati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11 Septemb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Sep2003, Vol. 49 Issue 3.]在全球化环境中，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妥协的方式会增多，而对抗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会逐步减少。（原作者：熊光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诸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粮食短缺、人口膨胀、难民、毒品问题等日见突出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也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全球性问题涉及人类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并且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性问题上升使人们越来越关心全球利益，促使人们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此类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默契，建立有关国际制度，强化国际协调、磋商与合作机制，对全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除使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来达到各自目的之外，文化手段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互相冲突和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化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凝结，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民族性特点。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碰撞体现不同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质等各方面的差异，而这部分的排他性是当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文化渗透实现政治目的已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领域将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特殊战场。
三、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
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5页。国家主权是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是不依附于、不从属于国内外任何其它权力的国家权利。由于经济基础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关联和制约关系。此外，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也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这种侵蚀作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组织对主权的侵蚀。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就需要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让渡部分主权，进行国际合作。随着各国对人类相互依存关系和所面临共同威胁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全球高度来重新认识维护国家主权与保证国际协调合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关系问题，意识到要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德国学者恩斯特·本达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界的祛除’使得每个国家的主权决定也并非可以完全自由做出，而是受制于现实存在的先决条件。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解决，这就需要部分主权的让渡，对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就是部分主权让渡的体现。”[注:参见［德］恩斯特·本达：《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这样一来，各国就不能像经典主权理论诠释的那样绝对地、至高无上地享有自己在内政、外交、甚至军事上的主权。
二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数量激增，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并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世界的80%。跨国公司凭借庞大的实力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安排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以谋取最大利益。同时，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跨国网络，可以摆脱东道国和母国的控制，并通过直接施加压力和寻求或培植代理人，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从而对传统国家主权形成了挑战。
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以种种理由干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甚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发达国家利用客观上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极力鼓吹国家主权“过时”、“弱化”，从全球化角度否定或批判国家主权。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人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时期主权观念的回顾，认为需要重新评价主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人们对主权的认识存在很多误解。[注: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2001.Vol 55, No .2.]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也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国际合作，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要对国家主权进行重新定义。[注:Kofi Annan. “International: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sept 18, 1999.]当然，也应当认识到，虽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主权的让渡、被侵蚀、被削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现象总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国家主权在现存条件之下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尚不可能消失。
四、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加深，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的发展使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许多领域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断联系和交往中才可能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和世界风险社会的逐步形成，也使各个国家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联合体。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有了更多的契合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进国家间合作和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必然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全球公民社会的主体是非国家主体、超国家主体和市民社会团体。[注:［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具体地说，全球公民社会是由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工会组织、土著民族组织、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私人基金会构成的。当前，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具有影响和形成全球公共政策的能力。它们在这方面的活力体现在赢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支持者的成功活动上，例如，它们关于禁用地雷、免除债务和保护环境等问题的倡议。美国学者戴维·布朗等人就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在许多国际领域以及在许多国家已经日益重要。在过去几十年间，它们的兴起是同全球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并部分地是由后者引起的。”[注:［美］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57页。]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注:参见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毫无疑问，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会起到促进作用。（原作者：熊光清）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而不必通过政治手段或者战争手段来掠夺世界。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度。例如，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积极参与WTO的创建活动，促进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的实施，同时大力开展国际经济外交，推动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等等。那么，美国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经济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它们享受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结果，市场经济趋向于，直至某一点为止，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注:［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按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主宰国际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资源的重组。美国极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全球化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首先，生产全球化为美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提供了机遇，特别是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信息技术产品基本上控制了世界市场。目前美国中央处理器（CPU）芯片占世界市场份额的90%，应用软件占50%。美国信息产业已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其次，国际贸易的扩大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996年以来，资本品贸易的增长在美国出口总值增长中所占份额高达70%，在进口总值中占30%。其中，信息技术产品的增长尤其迅速，计算机、半导体和电信产品在资本品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近一半。[注: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1.]再次，巨额资本输出和流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目前，美国既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接受国；既是拥有本国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也是外国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9年底，美国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上升1186亿美元，累计投资额已达11326亿美元 。[注:Russell B.Scholl.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Yearend 1999”.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ol.80, No.7，July 2000.]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当美国能从当前世界体系中获得很多利益的时候，它无疑会继续维护这一体系，而不会发动一场战争来改变现存的世界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国地位的国家的战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降低了其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从国际格局来看，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在40多年冷战时期的最大敌手骤然消失，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国际格局中力量的分布呈现十分复杂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Joseph S.Nye）认为，当前，全球信息时代力量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维空间的国际象棋。在棋局的上层，军事力量是明显的单极。美国是拥有洲际核武器和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但在棋局的中间，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各占世界总产量的2/3，中国的迅速增长可能使它成为第四大经济实体。在经济板块中，美国不仅不是霸主，还必须经常与处于等同地位的欧洲讨价还价。棋局的底层是不受各国政府控制的跨出国境的跨国关系的世界。力量是广为分散的，并且决不能说是单极体系、多极体系和霸权体系。[注:Joseph S. Nye, “The New Rome Meets the New Barbarians” . Economist, 3/23/2002, Vol. 362, Issue 8265.]
认识当前的国际格局，与正确认识当前美国的世界地位密切相连。毫无疑问，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国地位。但是，美国的霸权国地位也受到多种力量的挑战和制约，它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约瑟夫·S．奈认为，尽管美国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性实力，但它不能单独解决诸如跨国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并且尽管美国是唯一处于维护诸如开放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安全等全球公共利益领导地位的国家，但它只有通过建立关于全球重大问题的国际协调机制才能维护它当前的优势地位。[注:Joseph S.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2002, Vol. 78, Issue 2.]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并不适合于单极体系、多极体系、无极体系三种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复合式的单极—多极体系，其中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重要力量。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超级大国的行动，也需要其它重要力量的联合性行动；但超级大国可以否决其它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联合性行动。”[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Apr1999, Vol. 78, Issue 2.]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大战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易受大规模毁伤，无可争议的经济优势遭到侵蚀，国际体系变得愈益多极：这些就是美国平时大战略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已有最大变化的三个方面。”[注:［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同时，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也使其在平衡其自身实力各种要素的组成方面面临取舍和选择，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削弱其自身实力。美国学者开尔·吉尔森（Cal Jillson）也认为，美国一方面要维持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力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压倒性的全球军事实力，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一种悖论。[注:Cal Jillson, American Government: Polit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elmont, CA : Thomson/Wadsworth, 2005, p439.]可见，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在当前全球权力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并且从国际力量的对比看，只有美国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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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公民价值取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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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公民价价值取向研究。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日趋成熟，整体性较先前所提并践行的经济政策，其整体性大大增强，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有较大贡献。在这一时期，其政策目标也更为全面。。在这一时期，总的政策目标为稳定物价水平，增强市场竞争性和有效性，刺激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降低失业率。。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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