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日 08:30:23
来源：《求是》2014/22　　作者：王一鸣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对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我们这里讲的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以同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69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终结了高速增长阶段。以1969年为界，日本经济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为6.3%，下降4.1个百分点。韩国1988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同样，平均增速从拐点前10年的10%放缓至后10年的7.6%，下降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
从中国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若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内部变化：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国内外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左右。
转型预期：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呈现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都为7.7%，2014年预计在7.5%左右，都处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将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回落，增长区间也会相应调整。经济减速换挡难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百分点增量的含义已有不同，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而且增长的内涵和质量也将发生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结构优化，服务业等占比递增。与过去追赶阶段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制造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加快。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上升到46.6%，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动力更替，消费和科技进步贡献提高。进入新常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12年和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为54.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2013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壮大。
改革深化，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作用增强。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深化改革中进行调整。效率主要来自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创新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找到方向，这就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
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进入新常态，“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逼近甚或超过引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在中低端领域面临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而在中高端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将遭遇发达国家架构新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约，呈现“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态势，将倒逼我们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生态环境和潜在风险显性化压力增大。如果说，在过去高增长常态下，资源环境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进入新常态，经济规模继续扩大和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强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
综上所述，进入新常态，原有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但随着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新的增长点将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为重塑增长动力创造良好环境，这些新的增长点就会汇聚成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动不动就“踩油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较大易变性，如果放任市场自我调整，经济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要及时有序进行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
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政策组合，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更要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政策要发挥“定向”功能，加强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政策。货币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压”，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应成为定向调控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税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定向调控中有效发挥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有序推进，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有效性，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和促进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四、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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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一季度GDP环比增长只有0.2%，二季度为零增长，三季度略有改善，但也只有0.2%。经济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和出口不旺，这些因素在短期难以改观，因此未来增长前景并不乐观。作为欧元区经济发动机，德国经济出现低迷现象，一季度GDP环比增长为0.7%，但二季度环比收缩0.2%，为2012年以来首次环比下滑，三季度增长0.1%，勉强避免了衰退。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一、二季度GDP环比均为停滞，三季度增长0.3%，略好于预期。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一季度GDP下滑0.1%后， 二季度又下跌0.2%，三季度下跌0.1%，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标志着意大利进入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第3个经济衰退期。与欧元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经济强劲复苏，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9%、3.2%和3%。
日本经济走势同美国恰恰相反，一季度GDP增长1.5%，折合成年率增长6%；二季度GDP环比萎缩1.8%，折合成年率为萎缩7.1%，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三季度继续下滑1.6%。内需变化是是日本经济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4月1日消费税上调前，消费的大幅增长带动经济强劲反弹，一季度国内消费环比增长2%，二季度则大幅下滑5.1%。在内需疲弱和外需不景气的双重作用下，工业生产和投资随之下滑，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泥潭。
一季度多数新兴国家经历了资本外流导致的金融动荡，受此影响上半年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疲软。但在金融动荡结束之后，不同国家之间再度出现分化趋势。印度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回落到4.6%，但二季度则迅速上升到5.7%，与此同时，上半年利用外资同比增长38%。受国内需求不足影响，一季度巴西GDP同比增长1.9%，但二季度则下降0.9%。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外国投资、国内生产和信心的影响，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经济疲软，前三季度俄罗斯GDP分别同比增长0.9%、0.8%和0.7%。不过，俄罗斯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已高于市场预期。
2、就业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但青年失业率仍处较高水平
伴随经济的好转，美国就业状况持续改善，10月份失业率下降到5.8%，为2008年以来最好水平。但是，劳动参与率只有62.7%，为1978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失业者退出就业市场也是失业下降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新增非农就业中，就业岗位主要来自休闲、零售、招待以及临时工等低薪工作领域，就业的质量尚待提高。
欧元区就业状况也有所改善，9月份失业率为11.5%，连续四个月持平，比2013年同期降低0.5个百分点，但比2007年同期高4个百分点，就业市场与危机前水平仍相距遥远。除了经济低迷之外，欧元区高失业率同僵化的用工制度有关。尽管德国经济表现不佳，但9月份失业率下降到4.9%，比2007年同期降低了3 .6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德国用工制度相对灵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使临时工合法化。10月份英国失业率下降到2.6%，基本恢复到2007年水平，这与其创新能力强密切相关。日本一直是低失业率的国家，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失业率最高水平也只有5.5%，今年9月份失业率已下降到3.5%。
从整体上看，全球就业市场略有改善，但青年失业率问题却日益突出。9月份欧元区青年人失业率为23.3%；10月份美国青年人失业率虽然下降到18.6%，但仍比2007年同期高3.2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仅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从长期来看，对劳动生产率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对青年就业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俄罗斯和巴西尽管宏观经济低迷，但就业状况持续好转，9月份失业率均下降到4.9%，分别比2007年同期下降1.3和3.2个百分点。
3、发达国家物价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较大
2014年10月，欧元区CPI同比上涨0.4%，于五年低位，远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这说明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持续。美国同月CPI也仅为1.7%，日本第一季度CPI在1.5%左右，受提高消费税影响，4、5月份 CPI快速上升到3.4%和3.7%，但之后逐步回落，9月份下降到3.2%。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主要由供求决定，从需求方面看，宏观经济低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出现需求推动的物价上涨；从供给方面看，全球商品供给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供给充裕，难以出现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货膨胀。
与发达国家相反，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始终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2014年10月份，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高达8.3%，巴西广义消费者价格指数为6.6%。5月份，印度批发价格指数上升到6.2%，在此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５月底上台以来一直将抗通胀作为首要任务，通过修改法律打击囤积食品的投机行为，同时控制诸如土豆和洋葱等印度人大量消耗的食品出口，有效抑制了食品价格飞涨，10月份批发价格指数下降到1.8%。
影响新兴国家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由于体制和政策因素，这些国家对农业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投入普遍不足，导致某些重要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使食品价格上涨，这是上述三国共同特征。其二，高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价上涨。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紧缩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抑制了工业生产，工业产品供给不足又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其三，本币贬值加剧通货膨胀。2013年以来，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不断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以俄罗斯为例，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一些消费品国际竞争能力不强，依赖国外进口，从而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其四，垄断导致的物价上涨，在电力、天然气供应方面，这些国家存在较大的垄断势力，垄断产品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其五，地缘政治导致的物价上涨，俄罗斯中断从欧美国家进口农产品，一方面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扩大从巴西等国的进口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国内物价上涨。
4、世界贸易略有改观，但仍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考察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出，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世界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世界贸易则以更低速度增长甚至出现衰退，这在2001年和2009年尤为明显。2014年，世界贸易略有改观，但仍以较低的速度增长。据IMF预计，今年全球贸易将增长3.8%，虽然较去年加快0.8个百分点，但仍比年5.9%的增速低2.1个百分点。
贸易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制约了贸易增长。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采取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不仅发达国家层层设置贸易壁垒，一些新兴国家也频频出台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二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乌克兰危机不仅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外贸，而且其外部效应还不断向中亚和独联体地区扩散，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更是将影响扩大到发达国家。三是美国再工业化政策逐步发挥作用，再工业化导致部分生产环节回流国内，加上新兴产业进入生产阶段，能源自给战略导致石油进口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进口，贸易逆差不断降低。四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下降，在经济繁荣时期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由于国内生产能力不足，进口大幅增加；在经济低迷时期，投资快速回落，与之相关的进口也随之下滑。
图2：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速（%）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2015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展望2015年，美国仍将保持较强的复苏态势，欧元区国家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将会采取更为积极的经济政策，日本提高消费税率政策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弱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策调整方面还有很大空间，2015年世界经济表现将好于2014年。但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前文所述不利因素的制约，因此，世界经济仍将缓慢复苏，IMF预计增速将在3.7%左右。国际贸易状况有望好转，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仍保持较低水平，新兴市场物价将有所回落，就业水平略有改善。
1、有利因素
（1）再工业化有望推动美国经济继续扩张
上文已指出，美国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进入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而且美国工业并非简单恢复到过去的状态，而是在新的起点上重塑全球竞争力。次贷危机爆发后，电子产业和新能源已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如今，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能源技术革命、制造业高端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方面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新型制造业将促进美国工业持续发展。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二战以来，美国经历了11个商业周期，平均长度为69个月，其中扩张阶段平均为58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周期为120个月，即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的10年时间。在再工业化的推动下，2015年美国经济仍有望处于扩张周期，从整体上看，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2）经济结构调整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呼吁，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IMF指出，过去三十年里，在发达、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公共资本存量在产出中所占比例显著下降，表明未来存在较大基础设施需求。例如，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发电量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水平的五分之一，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发电量仅相当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水平的八分之一左右，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现有基础设施已经跟不上时代。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不景气、货币政策宽松，在这一特定时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享受低利率带来的好处。从短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将有效支持需求，从而降低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从长期趋势来看，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潜在生产能力。
对于新兴国家，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这必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通胀。印度在外资政策上已做出重大调整，一是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推进经济特区建设，二是放松对外资进入国防企业的管制，三是引进外资改善铁路系统，四是改善外资企业用工制度。巴西政府也认识到基础设施匮乏、贸易保护主义、产业结构单一、自主创新能力弱这些结构性问题和人为的障碍，开始着手进行结构改革，从而控制通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西方的经济制裁则倒逼俄罗斯加快国内结构调整，摆脱依赖资源发展的经济模式。事实上，这些调整已在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14年9月，俄罗斯工业生产同比增长了2.8%、环比增长了2.7%，原因之一在于俄罗斯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工业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在增长。
（3）全球经济失衡风险有所减弱
IMF的研究表明，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已由2006年的峰值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2015年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大规模资本流动失衡的减弱有效降低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且失衡问题已不再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债务国和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债权国，在此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突然逆转的概率有所降低，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将逐步减弱。
另外，由于供给增加，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仍将处于低位，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不大，一些国家可以采取更为灵活货币政策。
2、不利因素
(1)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将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一定冲击。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就业市场明显改善，房地产市场也回归正常，在此背景下，购债计划于2014年10月结束，2015年美联储将继续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可能首次加息。2014年年初，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已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并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尽管新兴国家经历了2014年的考验，2015年仍将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受冲击严重的国家将会被动调整货币政策。
(2)高负债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形成掣肘。2014年，债务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已逐步减弱，但发达经济体负债率一直在上升。2013年欧元区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90.9%，2014年一、二季度上升到91.9%和92.7%。美国情况同欧元区相似，二季度外债与GDP之比上升到97.8%，比上年同期高出1.6个百分点。在债务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欧美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非常有限。
(3)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普遍下移。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因素。在当前形势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产能相对过剩，资本投入增速在进一步放缓；欧美国家面临老龄化问题，新兴国家人口红利在逐步弱化，劳动力增长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也在降低；发达国家制度相对成熟，变革的空间有限，同时改革的阻力也较大，制度对其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大。技术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形成，当前投产的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空间非常有限，难以形成一个主导产业，技术推动的经济周期性扩张难以在最近几年实现。
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
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因素同样会对我国产生不利影响，需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1、以 &一路一带&建设为契机促进基础设施国际合作
2015年，不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可能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为我国有关企业带来了巨大机遇。同时，我国应做好规划，将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同我国&一路一带&建设密切结合，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2、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这对我国部分产品的出口确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也会促进我国有关产业发展，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3、采取积极的政策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一是扩大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技术进步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还有利于拉动出口国的外需，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二是进一步加快职业技术培训，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人口红利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加快改革，进一步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4、进一步增强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减轻对方瓶颈因素的同时化解当前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二是通过经济特区合作在促进对方改革的同时提升我国走出去水平，我国在经济特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验，许多新兴国家纷纷效法，我国可以以此为契机增强软实力。三是通过扩大金融合作在稳定对方市场的同时扩大我国影响力。四是通过政策交流分享发展经验、实现互利共赢。比如，我国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临共同的国际环境，近年我们实现了保增长、控通胀和调结构的统一，这些经验对于破解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的难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执笔：张亚雄& 程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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