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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徐建生
制作:景朝荣
撰稿:沈志强
云南之行—1/永德/我的第二故乡/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时间:日-4月19日
出发前准备工作、上海开往昆明的K79次列车&&&&今天是4月17日,我和一帮当年一起插队的“插兄”、“插妹”们终于又踏上了去云南的路途,为何用“又”?两层意思:一是在四十年前的四月二十四日,我们上海闸北区赴云南插队落户的知青从上海坐上火车,踏上了去云南插队征途.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也是第一个大拐点,我们结束了学生生活,从此走上了社会:我们结束了依附在父母的卵翼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要开始了完全独立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随后生活中的一切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这里是起点,途中可以有无数个节目,但是起点只会有一个,所以非常值得纪念:二是因为我三月份刚去过云南,所以用了“又”.&&&&现在回想起40年前的今天,真是心潮起伏,回首往事还历历在目.日,我们一帮16、17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在毛爷爷的号召下,义无反顾的坐上了上海开往云南(当时终点站是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云南)的火车.在火车启动离开上海彭浦车站(当时的货运车站,有足够大的站台空间)的那一刻,车上的一千多知青和车下站台上的几千人的送客大军瞬间爆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哭声,用震撼大地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因为车上这帮小家伙要去的地方有多远?那里情况如何?车上和车下的都不清楚,只是在以前听专程从云南来上海游说知青去云南插队的宣传队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时略知一二.记得有家长问,云南那里好吗?宣传队答,当然好啦,那里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还能抓两把花生.还有家长问,听说那里毒蛇很多.宣传队答,不是有句成语叫“打草惊蛇”吗?一面走一面拿个棍子打草就行了.宣传队还告诉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以及和他们同样天真的家长们,你们不是看过电影《美丽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和《五朵金花》那些电影吗?云南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把那些家长说得心里痒痒的,恨不得明天就把孩子送到云南去.所以后来的动员工作就省心多了,好多知青和家长都是非常自觉得报名要去云南,生怕晚了没有名额了.我记得我当时去派出所迁出户口,老嫌人家办事慢,那个工作人员说,你现在要迁出去容易,以后要迁进来就难了.现在深深的体会到这句活的意思,以至于我到现在还无法把户口迁回上海,必须要等退休后才有资格把户口迁回去.&&&&等火车一开,抹干眼泪,车厢里开始热闹起来了,兴奋异常,一路热热闹闹、打打吵吵的度过了四天三夜的火车硬座生活(当时不知道火车还有卧铺,以为平常说的坐火车就是应该“坐”的,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睡火车“的),你想,小时候难得有机会坐火车,只有春节或清明节跟大人去苏州、无锡或浙江的那个地方亲戚家走动或扫墓,才有机会坐一回火车,是件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我记得在坐火车的前一个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觉,这次倒好,够过瘾的,估计他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辈子坐的火车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的,能不兴奋吗?也不知是因为年少气盛还是人多热闹,似乎大家并没有感到现在想起来十分头皮发麻的坐六、七十个小时的火车是很受累的,到现在也回想不起来当时是如何睡这三个晚上的觉的.&&&&坐上火车后的第四天终于到了昆明站,因为据说先期到达的部分知青因为到农村后发现现实的状况远没有以前听说的那么美好,感觉上当受骗了,就跑来昆明闹事,据说还去冲击了位于五华山的广播电台,为了怕我们后来的继续闹事,所以我们达到后就由部队派来的士兵真枪实弹的把住车厢的两个车门,不让任何人下车,我们也就老老实实的“呆”在车上——现在想想就是呆——看到昆明站的站台边的大半个人高的铁栅栏,外面有不少不让进来的知青们在昆明的亲戚朋友,此时有少数当时我们认为的捣蛋鬼们憋不住了,从窗口跳下去,再翻出铁栅栏,去与亲戚朋友见面了,并获得了自由.士兵们虽然端着枪,但是当然是不敢开的.这些跳出去的人就自由自在的在昆明“耍”了两天才被找回来,这已是后话了.我们当时就乖乖的继续坐火车到了沪昆铁路从昆明延伸出去的最远点的敦仁站,再转汽车开始了下到插队的生产队的长途卡车之旅,途中在楚雄、云县和永德县城分别住下休整、学习了好几天.&&&&在途中,几十辆解放牌带着拖斗的大卡车一路上浩浩荡荡、黄尘滚滚,因为当时云南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除了第一辆车,后面的无一例外被裹在黄尘中,一天下来,头发、衣服都是黄尘一层.卡车车厢里什么都没有,只在车厢地板中间放一个备胎以及折叠起来的篷布,这就是唯一可以让几个人团团围着坐安稳的vip位子,一般都让给女同学们享用的,而男同学们就席地而坐或坐在高高的栏板上,手就拉住支撑篷布的铁杆,样子有点像长臂猿,现在想想也后怕,多么危险,如此颠簸的路面,如此频繁而急弯的“发卡弯”,如此上、下坡,居然没有人曾掉下去过,也算一大奇迹了.经历了五、六天的颠簸,终于到了县城永德,休整后,就发配到各自的生产队去了,开始了真正插队落户的生活.从那一刻算起,时间最短的在那里插队两年后就去读大学(如我老婆之类的)或在当地参加工作,时间稍长的就农村呆了好四、五年(如我等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中间不少人在当地参加了工作后就一直在云南工作、成家、生活,把自己的壮丽的青春、最饱满的中年及中年后期都献给了云南,成为光荣的在云南生活的上海人了.云南的发展有我们的贡献,但更有他们付出的一切,其中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至于要在今年回云南插队地方回乡,有必要回顾一下在此前的一、两年,这两年中,每次我们知青聚会都会议论到,2009年是我们插队40周年的纪念,要策划回一次生产队,一是去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生产队以及那些老乡,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这一直是我们牵肠挂肚的事:二是也算了解自己的一个心愿,重走一下回乡之路,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总要凑在逢十这样的大年中.所以初步设想2009年要回乡一次,最好是四月份就更有纪念意义.而在今年2月15日,我们当年在忙捞大队插队的知青以及家属13人共聚昆山周庄时,大家的议论焦点已经集中在何时动身的具体问题上了.似乎已经是箭在弦上、志在必得(行)的了.更有甚者,三位意志坚定的女同胞宋女士、郑女士和简女士已经在周庄买了准备在到生产队后送给老乡的礼品.他们三者是真正的这次行动的策划者,她们当时就建议,要徐某和我带队,因为我能否成行的变数较大,徐某似乎更适合做领队,所以她们“威胁”徐某,如果不能成行,她们三人将集体住到徐某家去,以至于徐某后来多次给我电话,一定要我也要去,共同来完成这次光荣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会被她们缠s掉的”.留下当时在昆山周庄门口的照片,那个大门的地位相当于南湖上那条船了:
从左到右:本人、本人的lp—当年在小勐统公社插队的张女士、在德党公社插队的盛某、临沧朱某、绰号“胖翻译”的赵某、绰号“赫鲁晓夫”—郑女士的先生、南京宋女士、临沧朱某的夫人、郑女士、方某夫人、方某、昆山简女士、徐某.&&&&在此背景下,我和徐某就当仁不让的当上了此次活动的召集人(特别是徐某,他是自始至终的领队,我在离开永德县后就独立行动了.)而我的假期在行前10天刚批准,所以要在这短短的十天里互相联系、互相协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确定去的人员名单就是一大难事:男同胞基本还没有退休,在上班的人要请十天半个月的假期还得看单位领导是否肯开恩:女同胞倒是基本都退休了,但是好几个女同胞都承担起抚养第三代的重任,能否成行还得靠子女支持:有人原先一直坚决表示要去的,临行前因有事去不成了:有的没有肯定要去,但是临行前加入进来了,又要发愁买不到车票等等.还要合理安排行程,购买车票、机票,电话打掉多少都不记得了,但最后大家还是克服了困难,得以成行,并且居然组织起一支18人的队伍,我当初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伟大啊.(但后来听说有人到腾冲还碰到那里知青聚会竟然有150人之巨,自叹不如啊,我觉得我们18人已经很伟大了,我们大队当年有21名知青,前后有4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还有17人,这次来了17人中的12人,这12人中有4人带了老婆、沈某并带了女儿,共计5人,加上在小勐统公社与我夫人一起插队的周女士,共计18人,我觉得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时间确定了——4月17日出发、目的地确定了——途径昆明到临沧再到生产队、人员确定了——从上海出发9人,北京沈某一家三口从北京到昆明、昆明蔡某和夫人以及昆明朱某和夫人以及昆明董某要等我们到昆明后再一起去永德、上海的郑女士因家中有事,将稍晚从上海出发——共计18人.但这些人通过何种途径到达目的地,又成了问题.在确定交通工具时,有同学提议,这次重返云南插队路还是像当年一样坐火车去,更有意思,当然硬座是不行了,只能是硬卧了,再说现在从上海到昆明只要37小时,比起当年的六、七十个时间来说,已经大大缩短,结果大部分同意坐火车,少数想坐飞机的也只能服从多数.好,就买火车票吧,此事交给徐某,因为他们单位旁边就有车票代售处,但是等我们8日全部确定后让他去买票时,被告知硬卧已经没有了,我最后不得不通过“开后门”请同学搞来十张卧铺票的指标,总算得以顺利成行.&&&&最后确定的行程计划是:17日有9人从上海坐火车19日到昆明:沈林一家三口16日从北京飞昆明:上海郑女士19日飞昆明,我们从上海、北京过来的人会和了在昆明工作的蔡某两口子、朱某两口子和董某等,全体18人一起于当天下午飞临沧.第二天20日坐班车到生产队,21日整天在生产队,22日下午离开生产队到永德县城参加县里的座谈会,23日那天有部分同志要回昆明,大部分同志要去腾冲、瑞丽、大理、丽江旅游,因我三月份刚去过腾冲,所以我和夫人就“脱团”另行安排活动了.计划已定,就按照计划执行吧,事后证明,本计划基本合理,唯一缺憾的是碰巧22日是我们沙沟生产队的泼水节,非常热闹,由于晚上要赶到县城,所以下午就没能尽心的参加完泼水节,也没能参加当天晚上的“炕饭”(就是参加泼水节的人的集体大会餐),因为事先不知道有泼水节,所以行程安排没有考虑到.但是能参加泼水节已经非常荣幸了.&&&&17日那天我和夫人从无锡赶到上海南站、南京的宋女士从南京赶到上海、昆山的简女士由他先生开车送到上海,和在上海的徐某、倪女士、周女士、冯某和阿佤孟约定在南站集合,到南站后才发现如此大的车站要找个确定的集合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南站的K79次昆明车检票口有两、三个口子,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在开车前半小时找齐了全部人员.我们终于要坐上去昆明的火车了,心情的激动难以言表:
&&&&上车前留影.看到的大包小包里装的不少是准备带给当地老乡的物品,有衣服、手捏发电不用干电池的手电筒、太阳帽等等.这些东西到生产队后给了老乡都爱不释手,这是后话了.
&&&&摄像的徐某,有这样现代化的记录工具,能更好的更真实的记录下我们的足迹,亏他想得周到,事实也证明这个小DV非常有用,我负责拍照他负责摄像,也算优势互补、黄金搭档.&&&&
&&&&本文作者.
&&&&在站台休息时也不忘锻炼一下.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人坐了三个多小时后就来诉苦了,说这么长的时间,早知道坐飞机,到都已经到了,我说你已经上了“贼车”,下不去了,乖乖的慢慢的磨吧,总会到的.所以大家寻找一切机会在车上、车下找乐子,在站台上“蛙跳”就是一项运动.
&&&&摔了.&&&&童心未泯.哈哈大笑.&&&&女同胞们到株洲站也不忘合影留念.从左到右:周女士、张女士、南京宋女士、昆山简女士,少了个倪女士.&&&&同车的小脚老太,居然跟着旅行社去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游玩,很骄傲的告诉我们,她也爬上长城了.老太来自昆明附近的农村,那里的农村靠种核桃致富,据说人均年收入有好几万,这次砸了一万多,集体组织跟团出去旅游一把.&&&&4月19日进入云南地界后用长焦镜头拍到的第一缕阳光,这也是我新买的55-250长变焦镜头的“处女拍”,4月15日晚上与北京沈某在网上聊天时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价廉物美的镜头,16日就在网上下单,要求必须17日上午送到,因为17日要带去昆明的,网站倒是很守信用,17日上午就快递到我单位了,这次去云南这个镜头可以大显身手了.&&&&第二缕阳光——有这样排序的吗?&&&&没想到当年的盘山公路现在也有了如此雄伟的高架桥.&&&&这是火车经过昆明市宜良近郊农村里拍到的新建的庙宇,不知那个村的学校如何.&&&&4月19日的上午,经历了37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了昆明南窑火车站,相比当年70个小时的硬座,现在的36小时的卧铺已经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这是在站台上留影:从左到右:阿佤孟、张女士、冯某、昆山简女士、周女士、南京宋女士、倪女士、本人.漏了个摄像师徐某,再补上一张:&&&&左边加了个徐某,我的位置换了个同车前往的徐某的同学“毛头”
到云南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云南之行—2/永德/我的第二故乡/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时间:日(6月28日修改)
昆明飞临沧以及临沧晚宴
上回说到今天19日上午坐火车到了昆明站,终于踏上了云南的土地,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有的人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前甚至38年前离开云南后就再没有回来过,能不激动吗.从上海一同坐火车过来的有9人,将在昆明与北京飞过来的沈某一家三人、在昆明工作的三人(其中两人带太太)、以及直接从上海飞来的郑某相会后一同开拔前往当年插队的临沧地区永德县.这里有必要重点提及郑女士,上回说到她也是积极的策划者之一,态度相当坚决,并想带了身体并不是很好的丈夫“赫鲁晓夫”一起去云南,但是在临离开上海时,她先生又一次突发脑溢血住院,为照顾先生,她无法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去昆明,只能把车票退了,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她把照顾先生的事安排好后,将于19日从上海坐飞机到昆明,参加我们去永德的活动,在22日永德活动结束后,23日马上飞回上海继续照顾病床上的丈夫,可见她要回乡的心情之迫切、愿望之强烈,不得不使我们PF.&&&&到昆明后,本来想坐长途汽车去永德的,因为据说只要当天下午坐上卧铺客车,第二天早上就能到永德——这段路当年要走至少五天,三天能到临沧地区所在地临沧,再两天到永德县——,但考虑睡一晚上的长途客车比较辛苦,再说如果整个车厢里有一、两个人的脚上发出些不受人欢迎的气味,将会比较难受,所以大家还是决定下午坐昆明飞临沧的飞机,当年要坐三天的汽车,现在只要40分钟飞机,能不算突飞猛进吗?由于飞机是下午的,上午还有半天的空闲,我就安排其他七人去昆明的民族村玩玩,也算是浓缩的玩一下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我要带了太太去看望我当年的恩师李老师和孙老师,就没跟去民族村,也就没有相应的照片,暂缺.
&&&&阿佤孟在飞机前留影,非常值得纪念的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这次的卧铺也是他第一次的“处女坐”.
&&&&再来一张座舱里的,功架很不错的,不是在打手机,而是掏耳朵.
&&&&下午五点多到了临沧机场,机场巴士把大家接到临沧市后,大家迷茫了,临沧呢?原来熟悉的临沧找不到了,新的临沧完全不认识了,是啊,毕竟40年了.到临沧前,在临沧工作的朱某已经安排好了食、住、行.他告诉我们,食:晚上由组织部、统战部安排接风洗尘晚宴:住:在某宾馆:行:第二天去永德的长途车票也已经买好:衣:就随便了,包括照片中昆明朱某的网球服,因为他今天从昆明的网球场直接赶到机场的,所以还是一身运动打扮,准备在临沧晚饭后还要一显身手,所以没换行头. &&&&终于找到了地标,这是当年的电影院,后面的红房子就是当年的招待所,唯一有区别的是外观有了变化,那个屋架子还依稀可辨.我当年从生产队受命到临沧来提取奖励给我们插队集体户的上海拖拉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时,就住在这个招待所,0.40元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是利用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斜坡将拖拉机开上运输的卡车运回生产队的,我们生产队终于有了除了蓄力、水力以外的第一个非动物性、非自然性的动力,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晚上临沧市的组织部和统战部在当地相当有佤族民族特色的“江山不落”饭庄设宴接待了我们,这是一般饭店里少见的的长条桌子吃饭.不过我们还是在二楼包厢里用圆桌吃饭.
&&&&丰盛的原生态的晚宴.
&&&&组织部部长敬酒.
&&&&一开始还比较拘谨.&&&&酒逢知己千杯少了,其中有几位是在临沧工作的上海知青. &&&&&&&&酒过三巡就开始要热闹了.&&&&席间,昆明朱某在讲他的“球经”?&&&&女同胞也不输男子汉.
&&&&两个佤族姑娘做在你腿上,一人一杯的左右逢源的敬酒,一面还不断的唱歌,美其名曰:歌声不断酒不断,没有十几杯——看得出,杯子不是很大——是不让你脱身的.&&&&我也遇到了同上的遭遇.&&&&他们对徐某还是比较客气的.&&&&这种小交杯简直就是小case.&&&&开始还只是跟lp玩一下交杯酒.&&&&搞搞就不对了,玩起大交杯,反正我们结婚时还没有发明这个,现在补习一下也不晚.&&&&我也有如此“罪证”,拍摄者,本人老婆.旁边起哄者:昆明朱某、徐某.&&&&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到位了,门前白酒瓶空了.右边那瓶紫红色的瓶子饮料是否叫柯子?是永德的特产.&&&&饭后由昆明朱某请客OK到半夜,孟某在一展歌喉.&&&&歌喉都不错,一曲“喀秋莎”还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满堂彩.&&&&看来唱歌都非常擅长,冯某家里就有整套的卡拉OK设备.&&&&两个运动员搭档夫妇是不是在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忘了.&&&&4月19日就这样过去了,后面日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从临沧市到忙捞村(当年插队时的忙捞大队)&&&&今天是最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今天都要分头回到当年插队的生产队去了,这是我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地,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回乡”了.尽管昨晚的OK结束已经是今天的凌晨0点了,而今天开往永德的班车要十点开车,但是估计由于心情激动,大家都睡不着,还是一大早就起来了,早上临沧的晨景不错,蓝天白云,很清爽.&&&&街景也不错,似乎有警车在前为我们开道?&&&&街景之二.&&&&市委市政府大楼吧,挺雄伟的.&&&&宽敞的马路,当年的小路找都找不到了.
在临沧工作的朱某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吃当地有名的早点——稀豆粉米线.使我们垂涎三尺的豆粉米线.
米线店外景.&&&&看看那一桌调料,你就知道该有多好吃了.每个桌子上都是如此,调料占了大部分的桌面积.&&&&吃完米线就上路了,中巴一共18个位子,本来正好我们18个人可以包一辆车,因昆明的董某提前去打前站了,所以多了一个位子,车站把这张卖给了一位漂亮MM,她带了一个大西瓜去看男朋友,车子已进入山区道路,就少不了颠簸,我们看着她的西瓜在车厢里滚来滚去,真盼望它破掉,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它分了吃掉,但是这个“阴谋”直到这位MM下车都没有得逞,没有得逞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帮她把那个西瓜放在几个箱子的中间好好的保护起来了.
从左至右:本人、徐某、冯某、蔡某和昆明朱某,昆明朱某,中间夹了个plmm. &&&&这个车厢的条件与我们当年的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比,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看上去貌似很壮观的梯田,但是我考虑到的是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原始森林开成这样的梯田、梯地来产出更多的粮食解决人类自己的粮食问题,而带来了水土流失、气温变暖——太阳照在森林里是晒不热的——等严重的后果.&&&&中午汽车到乌木龙的一个叫“大包山”的地方的一个小饭店吃饭,因为听说那里的土鸡是出了名的,所以司机特地停到这里来吃,还要事先预定的呢.看着这盆鸡,我现在还在咽口水.原生态的乌骨鸡加上众多的独特的调料,味道十分的那个——好吃啊.&&&&同样,这盆腊肉也会引发口水.&&&&从蔡某站起来夹菜的姿势就看得出味道确实不错,价格倒也不贵.&&&&不过跟大宾馆比,吃饭的环境稍寒酸了点,也不管它了,只要好吃,至于卫生不卫生,只有相信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了.&&&&饭后不忘合影留念,应该18人的,董某打前站去了,不在列,另一位小勐统的周女士在车内睡觉,大概有点不舒服.所以只有16人.&&&&后排从左到右:本人的LP沈夫人也是小勐统公社的张女士、昆明朱某的夫人、昆明蔡某的夫人、昆山的简女士、郑女士、倪女士、南京的宋女士、北京沈某的女儿、北京沈某以及他的夫人:&&&&前排从左到右:冯某、昆明朱某、阿佤孟、昆明蔡某、徐某以及无锡的本人沈某(我怎么会抱个摄影包,实在是傻得可以,像抱个炸药包去前线一样).&&&&当年插队时拍的一张集体照,八个人中除了临沧工作的朱某没有一同前往、昆明工作的董某已先去打前站外,其他六个人都在上面的那张彩色集体照里.&&&&后排从左到右:临沧的朱某、昆明的董某、冯某、阿佤孟:&&&&前排从左到右:本人、徐某、北京沈某、昆明蔡某.&&&&都能对上号吧,遗憾的是这次这八个人没有同时在一起过,否则再拍一张一定非常有意义.不过这次有一张范围更小的都是当年在忙捞大队插队的11个人拍的照片中也有其中的六个人,男同胞中昆明朱某不在当时的旧照片里):&&&&吃了午饭后连续下坡,应该很快就能到我们当年插队地方,但是居然遇到修路,又耽误了大半个小时.但是修路扬起的灰尘也会如此上照.&&&&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这是与我们插队的忙捞大队一座小山之隔的勐底坝子,所谓坝子,就是在云南的山区里,由于河流的冲击而形成的一块橄榄形的平原,小的只有几公里长,大的有几十、几百公里,相对山区和半山区,坝区一向是比较富裕的地方.勐底坝子的庄稼长势很好,意味着秋天又有一个好收成.&&&&过了那座小山,马上就要到达我们当年插队时的大队部所在地忙捞大队——现在叫忙捞村,从上午10点从临沧出发,到这里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这175公里路程居然跑了六个多小时,云南的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山高路险,平均时速只有35公里左右,当然,比当年的速度要快多了,我记得当年的卡车和大客车的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一天规定只能开六个小时,所以从临沧到永德要分成两天开,现在当天下午就能到,而当年从昆明到临沧要开三天,而现在如果不介意脚臭而愿意坐卧铺汽车,下午从昆明出发,睡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也能到永德.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是与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比,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尽管云南有非常丰富的物产,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偏高,所以再好的东西也赚不到
,所以说“想要富,先修路”.但是在这里修路谈何容易,我们平原地区要开阔一米公路,只要填一米的土进去就行了,而在云南要开阔一米公路,可能就要挖掉半座小山.所以运输成本是个大问题.比如说云南特产,外壳特别薄的“泡核桃”,外面人叫“纸核桃”,在那里只有六元多一斤,而到江南一带的超市里要卖到二十元一斤.&&&&终于到达了忙捞村,村支书段书记已经早早在公路边迎候.尽管这位年轻书记我们都不认识他,估计当年我们在这里插队时他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一定从老人口中听到过知青的故事,也知道我们一帮知青今天回“家”的心情,所以做了特别的安排:县里的政协董副主席专程从永德县城来到忙捞村迎接我们,还带了电视台记者:村委会还通知了各个组(就是当年的生产队)的干部来村委会集中,并安排了会餐,会餐后就让各组的干部把当年在自己队插队的知青领回去.下面的照片真实的记录下到达后的情形:&&&&徐某一下车就遇到认识的老乡了.&&&&冯某也找到了当年的队领导.&&&&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董部长看望大家.&&&&大家在村委会门口休息、交流.&&&&当年在沙沟插队的阿佤孟已经与沙沟组的负责人接上头了.&&&&县电视台的记者已经开始工作了.&&&&会餐开始了,董主席在敬酒,似乎女同胞都是拿着柯子饮料在淘浆糊?&&&&一口闷!咱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白酒哦.&&&&搞搞就要搞大,换大碗了,看来又回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当年了.&&&&城里人学会用大碗喝酒了,他们反而学文明,用牛眼盅喝了,这三杯抵不上我半碗的吧.&&&&估计已经酒足饭饱了.&&&&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没有,头顶芒果倒是一点不夸张.&&&&来张芒果的特写.据说这里现在有几万亩芒果,是永德县的一大经济来源,也是永德的一张名片.每年的7月10-15日是永德的芒果节.&&&&抽空到旁边的忙捞完小看看.&&&&可爱的小女生还挺会摆pose.&&&&男同学一到,场面马上改变,立马火爆.&&&&快乐的童年.
想不想看两张这帮学生没有转到这里来上学前的在各自村庄里上课的破旧的教室的照片:&&&&以上两张照片拍的是在沙沟组的已经被废弃的教室,上面有不少当年学生的涂鸦:&&&&“华我爱你只到你给我答案……”,还挺执着的么.&&&&徐某和冯某站在当年他们曾居住过的故居的“遗迹”前感慨万分:当年我们住草房,现在的老乡已经鸟枪换炮了,住上别墅了.&&&&和现在的组长、当年的队长们合影.&&&&老乡家的大门很气派啊,据说要好几千呢.&&&&将徐某看了这张照片后所发的感慨转“博”到此:&&&&&&&&“我和当年的插兄冯博(是这次我们同去的周女士为他评定的,因为他知识特别渊博,开口就是“我来告诉你……”,也许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参加“职称评审”,年龄关系)来到吃水的井边,瞬间我感到我血管还流着它的水,它抚育了我们,陪伴渡过了我们的青春年华.这口井实际不是我们江南一带意义上的深井,这里地下水位高,地下水丰富,只要稍微挖一点就能出水,这是一口大约四平方左右的浅水井,有点像水溏,上面用毛竹搭的架,茅草盖的顶,记得当年全寨子29户傣族人家都吃、用这一口井的水.现在这口井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静静的躺在那里,象一个慈祥的老人,他的子孙用钢筋水泥为它盖了新房.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它似乎在那里说:“只要用得着我,不要忘记我哦”.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们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也叫“人饮工程”:
(到生产队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
云南之行—4/永德/我的第二故乡/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从忙捞村到沙沟组
晚饭后,各组来的村干部就分头带了曾在各组(当年的生产队)插队的同志“回家”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里曾是我们的家,是我们踏上社会后自己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家,尽管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那个茅草顶的“家”是那么的简陋、寒酸,但是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宝贵的青春时光,包含了我们多少酸甜苦辣.终于回家了,到生产队的那一瞬间,用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我们看到了久别的老乡,看到了当年比我们小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已经有了第三代,不过当年就有相当年纪的都基本不在人世了.我们沙沟队的队长、书记和待我们最好的刘三大爷、大妈已经不在世了,我们来晚了.&&&&中间插一段:由于我回“家”心切,当时沙沟的干部说上车了马上走,我立马拎了行李就和阿佤孟上了车直奔沙沟.上周在上海徐某家聚会时,徐某说,你当时这么激动,居然连老婆都不管了,丢下老婆自己就回生产队去了.原来还是徐某安排我老婆和周某坐上送他们回她们自己公社的车.啊,居然有这样的事,连老婆都不要了.现在回想起来,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们都已经安排要回各自的生产队,而我老婆和周某不是我们一个大队,也不是一个公社的(现在叫镇)的,她们插队的是小勐统公社,离我们这里还有三十几公里,本来我想让她们住到我们生产队去的,但是她们两个看到我们都回各自的生产队,她们也迫不及待的想回她们当年插队的地方去,但是晚上交通工具是个问题,后来我们村的段支书答应送他们两个回她们的生产队,到我走时,我都没有关心一下此事是否已经落实?合适出发?什么都不管了,自顾自就回生产队去了,是不对,要向老婆检讨,心情可以理解啦.事后知道,原来她们回家的路比我们艰苦多得多了.我们基本上在15分钟后,短的在五分钟后就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而她们由我们村的段支书直接送他们去,由于知道去小勐统的路非常难走,段支书开着轿车送了十六公里路,在永康镇上换了一辆吉普车,继续送她们回小勐统公社,一路上坑坑洼洼,连吉普车都几乎无法应付,几个小时才开了二十几公里路,终于在晚上十点多把她们送到目的地.连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段支书都说从来没有想到现在的路还有这么难走的,所以我老婆和周女士对段支书是感恩不尽,真实段支书的无私的慷慨的帮助,才使她们在第一时间圆了回乡梦.&&&&尽管我们是傍晚到生产队的,但是今非昔比,家家户户已经有电灯了,光线不是问题,我们兴致十足的到处串门.
&&&&阿佤孟(当年的小孟)一进村子就碰到了熟人——当年一起种菜的王四.&&&&我一进村遇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当年我开手扶式拖拉机时的徒弟杨泰生,小我好几岁呢,现在已经做爷爷了.&&&&他的孙女,可喜欢了.&&&&合影.&&&&阿佤孟还找到了当年对我们最好的刘三大爷、大妈的女儿,刘小大.注意这里的姓名的起名法:如果是男的,中间放个老字,或省略,第三个字是排行,比如说在家里排行第三的男的,就叫杨老三或简称杨三,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两个杨老三,为使区别,按年龄大小叫大杨三和小杨三.如果小杨三生下第一个是儿子,那么就叫杨老大,我们刚到时看他们的花名册,总是纳闷,老爸叫小杨二,儿子叫杨老大,不叉辈吗?后来才搞清,此时就利用我们当时学到的一点知识为老乡服务了:起名,起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是我们的特长.王四的哪个孩子的名字还是阿佤孟起的,颇有纪念意义.&&&&天真可爱的孩子.
当年的姑娘杨春莲,现在已经是双胞胎的外婆了.
&&&&金三,当年教我犁田的,请看当年的旧照片:
&&&&这是当年金山教我犁田时拍的照片,当年相机是很稀少的,所以这照片珍贵了.&&&&晚上串门时和老乡们合影.这些貌似老太的,在当年的照片上是与我一起插秧的小姑娘:&&&&王四家堂屋前.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有的人家已经有卫星电视了.而想当年,他们整个村没有一台收音机,我从上海带去一个四管的半导体收音机稀奇得不得了,每天晚上老乡们就自带板凳到我们住所来听收音机,他们总是搞不清:是谁在里面讲话?怎么看不到人呢?
云南之行—5/永德/我的第二故乡/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沙沟组(当年插队的地方)
昨天晚上就住在队干部王建康家,他腾出了他家新造的尚未使用的新房子让我和阿佤孟(当年的小孟,现在是老孟了,上周日在上海徐某家聚会时商定,还是恢复当年对他的称呼——阿佤孟,据徐某最新解读,这三个字有三个意思:阿——上海阿拉、佤——我们插队的沙沟队的老乡都是佤族的支系——本族、孟——他的姓.所以我得将在前面写的对他的称呼都改过来.)
这是我和王建康在我的临时铺位上的留影,大家可能会发现这房子没有窗子,但是我没有发现在这里窗子有什么用处,这样反而自然并更生态,有和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看三张我从对面山上分别用普通镜头、中焦镜头和望远镜头拍的这房子的照片,在右边第一个窗洞内,可以看到这顶蚊帐:
&&&&早上5点多,满村的公鸡啼鸣声就是从这个窗框里涌进来的,在城市里是绝对听不到的:6点多,牛和猪们开始叫唤,也是从这个窗框里传进来,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这个未启用的新房子楼下一楼就是牛圈和猪圈,由于味道有点浓,所以没有发现有多少蚊子来干扰,看来也有优点:7点多广播喇叭响了,又使我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日子,当年队长就是靠有线广播来派工的,不过当年用的是拉到一家一户去的小喇叭,毕竟当年没有交流电,全靠那个广播主机的几节大号电池供电的,现在咱们不愁电,就能用上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了.看到那个喇叭了吗:当天的喇叭里队长在安排部分男劳动力去河边杀牛,因为明天要在这个村庄举行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泼水节,晚上要请所有到场的人吃晚饭,所以必须今天就做好准备.上图有这个喇叭,再来张喇叭照片,在城里要找个高音喇叭是找不到的.
沙沟生产队的下面是贯穿整个忙捞坝子的忙捞河的上游,别看现在只有一点点水,如果是雨季山洪爆发时,旁边的干涸的河床都是汹涌的河水,曾把穿过这条河的沙沟大桥冲得无影无踪,永德到临沧的公路都中断了好几天:
沙沟队周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右边孤立的树上结的水果是“马酸泡”,现在城里也有了,甜甜的,一点不酸:
先来张当年的“帅锅”的照片:大青树下的草房就是我们当年的住处,现在已经被烧了.
想在当年同样的位置拍一张同样的照片,但是做不到了,那个同样的位置已经被盖上房子了.但是大青树依稀能认得出来:当年的小沈已经成了老沈了,毕竟40年后了.所以说一个人不可能淌过同一条河.
大青树依然在,当年的房子已经被火烧掉了,下面这张照片我站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的房子的地基所在:
因为当年曾在挑水时拍过一张照片,这次还想拍一张,于是先去井边踩踩点,看看发现水井依旧还在:
再来张当年挑水的照片:
注意,那个补丁裤子是绝对真实的,是裤子被磨破后自己补的,屁股后面还有一大块圆的,当初还不知道如何补,以为从其他旧衣服上剪一块圆的形状的布贴上去就行了,后来才发现,这样补出来的屁股后面成了一个平面,没法穿的,要“立体裁剪”的,要顺着裤子的“股沟”形状剪成两片独立的几乎半圆形的,然后缝上去才与裤子原来的形状一致的.那件海魂衫是比较新的,干活时舍不得穿,要去永康街“赶街”(即赶集)时才穿的,拍照时也拿出来“得瑟”一下.当年我们知青挑水用的还是比较先进的白铁水桶,而老乡更多的用木桶.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当年的阿佤孟.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水井依然在,当然当年的茅草房也改成煤渣砖砌墙石棉瓦盖顶了.当天为了拍照片,去老乡家借水桶,好多人家已经没有这玩意了,因为不用挑水了,好不容易由阿佤孟去借了一副水桶,我还是像模像样的挑了一桶水上了个大坡,步履依然轻松,有录像为证,四十年后居然没有脱功,自己pf自己一下,毕竟当年天天要挑好几次的,打下的基础不错.我坚持把水挑到人家家里,主人感动了,说我们自己都好久不挑水了.他们现在大部分人家用上了土自来水,就是在水井里放个小型潜水泵,就靠它把水抽到村里的水池里,再分配到家家户户.这也算是用上自来水了.这张照片在40年后拍,主角依旧、水井依旧、小路依旧、并且摄影师也依旧——阿佤孟——当年那张照片也是是小孟为我拍的.&&&&回到生产队后,我一家一家去串门,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使我能初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发现他们的生活与四十年前相比,已经今非昔比了,不说小康吧,已经基本脱贫.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
一、衣:当年的补丁衣服是随处可见的,连我拍照都穿上了补丁裤子,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是布是定量供应的,再说也没有很多钱去买衣服或买不料来做衣服,所以老乡身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几乎找不到:但是今天的衣服就漂亮多了,特别是年轻人身上,还可以看见名牌或伪名牌衣服的踪影,但是年纪大的人对衣服还是不太在意,可能因为白天他就是穿着这个衣服干活,回来也没有必要再换好的衣服,反正晚上又不去哪里,就是在村里串门子,看到的也就是白天一起干活的自己村里的那帮人,衣服换不换都无所谓的.想到爱因斯坦的一段故事:他刚到一个地方,穿得邋邋遢遢的,他的助手想让他穿体面点,他说这里又没有认识我,没有必要穿好:过了一段时间,助手又劝他穿好点,他说,这里人都认识我了,更没有必要穿好了.估计我们的老乡是跟爱因斯坦学的后半段的事.如我们随便拍的照片中破衣服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怎么样丢人,也觉得很自然:董某与我们队的干部合影留念.
二、食:这个变化就大了,分几个方面讲:
1、粮食:当年我们生产队因为在坝子里,粮食供应是有基本保证的,再说只有28户人家几十号人,周围团团转转那么多田地产出的粮食交掉公粮后,剩下的也够他们吃的,我记得当时的产量是每亩200-300斤,与江南一带动辄800-1000斤的亩产相比,属于地产的.我们就想利用知识青年掌握一点书本上的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提出种田要施肥,要科学种田,要提高产量什么的,队长呆呆的看着我们,非常不解的说,施了肥那个粮食和菜都脏了,还能吃吗?再说现在我们们生产队现在又不愁产量,如果不够吃,再到附近荒山上开出几片地就够了,所以不要提施肥那个茬.再说那个地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种什么都能长得很好,所以除了菜地的某些品种的菜必须要上施点肥外,其他地方一律不用肥料,更不要说化肥.事实上粮食是不怎么缺的,我记得我们一直有上好的大米吃,当然这是留给自己吃的稻谷,产量很低,但是很好吃,真正交公粮的是新品种的稻谷,产量稍高点,但是明显不好吃,生产队还盛产糯米,我们吃不惯,还拿了糯米和农场同志换大米吃:40年过去了,现在生产队已经没有大片的水田了,都种了经济作物,粮食基本靠买来吃,据说种粮食不合算,不如赚了钱去买粮食吃.我不知道农民都买粮食吃了,以后的粮食有谁来提供?
2、肉:当年最紧张的就是肉了,每家限制养了几头猪,只能在过年前杀一头,据说每杀一头还要交给公家一头,至于收购价多少记不得了.那些猪要养好几年,我记得最少要三年,刘三大爷家的都养四年了,因为头两年这猪要漫山遍野的放养的,像野猪似的,以长骨架,然后再关在圈里养一、两年让它长膘,这个肉是真的好吃,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流口水,事实证明,我们离开生产队后确实是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肉,去年到西藏去时看到过这样的猪,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藏香猪,要60元一斤,我说这不就是我们老乡当年养的那种猪吗.现在城里人吃的猪肉都是速成法养成的猪,吃饲料长大的,还吃生长激素,几个月就能杀了吃,还有的猪吃泔脚、等于在吃垃圾,它的肉能好吃吗.但由于当年的猪每家只能一年杀一头,所以吃肉成问题了,除了杀猪那天可以放开胃口大吃一顿,还是邀请了全村的人都来大吃一顿,基本上小半个猪已经吃掉了,剩下就腌起来,要吃上一年了,因为镇上的肉店不供应农民猪肉的,只有城镇户口才有定量供应.农民只能靠自家的那头猪过一年的荤腥生活.当然现在吃肉不成问题了,自己家还是养猪的,不够吃就去市场上买,现在有钱什么买不到?猪肉当年紧张,但是养鸡就不限制了,所以自家养一大群鸡是很正常的,实在想吃荤的了,就杀一只鸡吃吃还是办得到的,寨子里的老乡非常淳朴,只要家里杀鸡,总不会忘记来叫我们三个知青带他们家吃饭,至于杀年猪时,更是不会漏了我们的.现在他们每家还是会养很多鸡,不过有两种鸡,一种是自家吃的,就散养在外面,就是我们叫的“土鸡”,还有就是准备拿到街上集市里去卖的,是高产量品种的鸡,完全是关起来养的,喂得是饲料,他们自己不吃的.这次去,他们招待我们的都是去杀一只土鸡.
说起养猪,我们集体户——也就是我们三个男同胞,阿佤孟、张某和我——开始时是不养猪的,反正生产队集体有个养猪场,赵四队长说好的,其中有一头就算帮我们喂的,到过年时我们也可以像人家一样杀一头年猪.但是后来公社来了个通知,说是为了减轻生产队的负担,知青应该自己养猪,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保证自己吃饭的情况下,还要照顾一头猪的起居饮食.老乡很认真,为我们用大腿粗的上好的木料搭了一个猪圈,四周都是木头的,顶上盖上茅草顶,有四平方左右,高一人,人走进去喂猪基本不用弯腰.然后把集体猪圈里那头属于我们的猪赶到这里让我们喂,称好交给我们,46斤.我们也很认真的学老乡的样子,每天喂它一点粮食,有时砍一棵芭蕉树,切切碎,撒上一把玉米煮煮,看它吃得也津津有味,但是几天新鲜劲过去了就没有那么认真了,再说我们自己经常都会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收工回来晚了,自己忙完晚饭就把猪给忘了.过了一个月,队长来看看,说是猪好像瘦了,就责怪我们没有养好它,因为队长听说那个猪经常在我们出工在外时饿得大叫,没人理它,问我们怎么喂的,我们说我们回来后也没有听见它叫,有时看见它睡着了,就不去打扰它了.队长说,那不是它睡着了,是它饿得叫不动了,也站不起来了,只能躺在圈里了,算啦,还是让养猪场去养吧.牵走那天称了一下:44斤,一个月“负增长”2斤——现在我们报纸上讲减少都是这么描述的.
3、菜:当年我们生产队在菜的供应方面实行的是“共产主义”,集体专门在河边最肥沃的地方划了一块土地作为全村的菜地,专门有三、四个负责种菜,阿佤孟因为身体不太好,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就照顾他在菜地,还有就是上文提到的王四以及刘小大的母亲、刘三大爷的老婆——我们称为大娘的,他们负责了全村人的菜的供应,每户人家每天收工回到自家门口,都会发现有一捆新鲜蔬菜放在那里.有绿叶菜,也有茄子、番茄、茴香、红薯藤、南瓜和南瓜秧等等,那个地方气候好,一年四季都会有菜吃.因为这三、四个人是队里集体供养的,那么菜也是不再算钱的,所以说当年吃菜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现在他们吃菜不愁的,有的自家房前屋后自留地种点,或干脆直接到集市去买.但是这次回去,吃惊的发现当年的菜地似乎现在还是菜地,种了不少包菜,阿佤孟还特地在那里留个影:
40年后同一块地方的同一个菜地:
包菜之间种的是茴香,炒了吃特别香.
三、住:当年全村28户人家,家家都是草房,全村没有一间瓦房,房子的墙都是干打垒的,条件稍好的就是用了土坯砌墙,我们当年的房子是村子里的“缅寺”,就是傣族人的庙的意思,除了供菩萨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给村里的男孩子上学用.文革中被废除,我们去了就给我们住了,这缅寺在村口一个小山坡的大青树下,地理位置绝对是最好的,可以从我们住的地方俯瞰全村,风水肯定不错,用“干打垒”做的墙,顶上铺上茅草,从下面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子的正面的一部分,再来一张原来在家门口拍的照片,现在房子烧掉了,无处可寻了.我们房子门上的宣传画是“敬祝毛”……估计后面是“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住的那个缅寺在我们走后不慎被烧后,村里又在原址的旁边又盖了个缅寺,结构似乎差不多,它的右边就是原来的缅寺的原址,新的与老的相比,似乎小了一点,缅寺的大门一般是开在侧面的,当年给我们住的缅寺经过了一下改进,把你现在看到的空的前厅砌一堵墙起来,里面就是我们的厨房,再在房子的正面,现在这个房子位置的左侧面开三道门,因为里面是分成三间的,算是男、女宿舍,我们刚到生产队时那个房子里住我们们三女五男共八个知青,后来分去勐底生产队两女三男,我们这里就是我们三个男的的天下了.
当年村里其他人家的房子也差不多,好一点的人家就是土坯砌墙,但是清一色的是草顶.这草房倒也冬暖夏凉的,就是一旦下大雨是会漏的,所以当年的蚊帐上都有一块塑料布,一是挡灰,主要是怕漏雨.这些房子除了正面有两扇门,无一例外的全部没有窗子的.一般的房子都是三开间的,中间的是堂屋,放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熄火的火塘,烧水、烤茶接待客人都在这里进行.旁边两间就是没有窗子白天也黑咕隆咚的卧室,我插队四年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家人家的卧室,这倒是和国际接轨的——卧室不能随便参观.还有一个无一例外就是几乎没有一家的大门有锁,都是用根木棍穿在门上的绳套上,一横就算关上门了,一是这地方民风淳朴,道不拾遗,外面进来的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再说家家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值钱的大概就是烧饭的铜锅和烧水的铝制水壶了,更没有现金可偷,只有生产队的现金出纳兼会计刘会计家有现金,但是他们家有条非常厉害的狼狗,应了那句话“保安基本靠狗”.我们说那么就干脆不要关门了,他们的回答是关门不是为了防人进去,是防止猪拱进去.现在回去看看,家家都是大瓦房了,有的已经是城里人造的那种别墅式样的了,铺上了很漂亮的瓷砖,有的花几千元装个气派的大门,也是与时俱进了.看张我们村现在最好的房子的照片,据说花了十几万:
再来张某户人家大门照片,要好几千呢:
当然,差的也有,土坯墙,但是至少草顶是找不到了:
四、行:当年“外出基本靠走”,到大队部所在地忙捞办事、看露天电影、到南胖队徐某他们集体户、到忙捞生产队蔡某沈某他们集体户串门,都是四、五公里的路,走上一个小时是经常的事,并乐此不疲,你想像一下,露天电影结束后,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人手一个松明火把,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回生产队,从远处看就像一条忽闪忽闪的小火龙,多么富有山野情趣,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晚上山野里植物发出的清香.当年永康公社每十天赶街(赶集)一回,这种机会我们断然不会放弃的,因为这是与外界接触的几乎唯一的途径,到永康单程就是12公里两个半小时,五公里上坡,七公里下坡,回来七公里上坡,五公里下坡,一天五个小时在路上,一个小时赶集,半个小时在永康公社唯一的一家饭馆里吃午饭,这赶街既好玩,也辛苦啊.说起午饭,又来劲了:在永康那几唯一存在的饭店里坐在长条凳上,点上一盘回锅肉:0.40元,如果手头松一点,就点0.50元一盘的炒瘦肉,如果碰到经济危机,对不起,就0.25元一盘的串荤了,如洋瓜炒肉片等等.那个肉的香啊,不知是那时的肉真是特别香还是我们特别饿,我认为主要是前者.如果放点洋瓜炒炒“串荤”,就只要0.25元了,肉汤是免费供应的,用个大脸盆盛了放在桌上随便自己舀,那个肉汤的鲜味估计当时在那里吃过的知青十有八九还能回忆起来,比现在自己家里炖的排骨汤不知要鲜美、好吃多少倍.走路方面我创下的记录是我曾花了一天八个小时的时间从生产队走43公里到永德县城所在地德党镇,第二天赶集,第三天又43公里回来.当年似乎没有想过坐车,因为当时从临沧发永德德党的班车两天一班,尽管班车会经过我们沙沟生产队前面的公路经永康到德党,但是40个位子基本都是满的,不会轮到我们半路上车的享用的,又不卖站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搭路过的卡车,那要靠你的运气,一般女同学搭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男同学.相比之下,现在交通方便多了,到忙捞、永康,只要在公路边拦个机动三轮车或微型客货两用车,也就是两、三元到五元的车费,生产队里也有的人家有农用汽车,少数干部也有了小轿车了.对本人来讲,当年“外出基本靠走”的现象一直到我去提了手扶拖拉机回来才算结束,我提回拖拉机后也曾把拖拉机挂上旋耕耙下田工作过,后来队长说,你还是把拖拉机那个拖斗带上去跑运输吧,我负担不起你这拖拉机,因为当地基本都是梯田,为了让拖拉机爬上梯田,得安排几个劳动力修路,扒开田埂,等我拖拉机工作完后,驶出那块田,马上要派人补上田埂,一天要好几个大男人跟在后面,还不如让他们一人牵头牛去犁田、耙田合算、省事.哈哈,真合我意,这下开上拖拉机后立马威风了,不亚于现在的宝马7系,因为两天一班的班车一般人都坐不上,拖拉机就是主要交通工具了,上永康,一元钱一个人.如果是德党的赶街天,我还会从永康拉一车人到德党去赶街.当年这样跑运输,除了生产队记工分,队里还给外勤补贴,每天0.4元,回锅肉就是这样来的.我开拖拉机时还带个白手套,真像那么回事,人家搭车还得拍拍师傅马屁才考虑呢.
看一张当年开拖拉机的照片:
大家也许会想,自行车呢,难道没有自行车?真的没有.我记得只有邮电所的邮递员有一辆绿色的邮政专用的自行车,因为私人绝对没有谁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交通工具——要180多元一辆呢,当时我们出工一年挣下的工分,到年底分红时,扣除了第二年的口粮前,也就是还剩七十几元.特别是1970年初的分红,由于我们1969年五月份到的生产队,干了七、八个月的活,再说刚去时工分也低,所以扣除了第二年的口粮,我还分到红7.6元,分红时旁边还放了一张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拉储蓄的桌子,我还存掉5元,由于那年我参加了分红的工作,永远记得那年的工分的分值:每十分是0.28746元,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做一天是10分合三毛钱不到,一年也就是100元左右,你说买得起自行车吗?再说当年的自行车是配给供应的,你有钱未必能买到.
五、电:当年没有电,照明主要靠松明子,所以家家户户的房子都熏得黑咕隆咚的.也有人家点煤油灯,如马灯之类的,我们知青毕竟也算是文化人了,很少用松明子,怕把蚊帐熏黑了,就点煤油灯,用墨水瓶改装的.由于没有电,当然也就没有收音机之类的家用电器,连赵本山的小品里说到的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在那里都是奢侈品,因为0.24元一节的大号电池毕竟是消耗的人民币.等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都没有通电,现在好了,有电了.家家都有电灯,有的人家还有电视机,有的还是卫星电视,我还看到有家人家还有整套的音响设备,不一样了,但是他们用电还是很省的,只点一支很小瓦数的“赤膊”电灯泡,从来没见过节能灯,估计这个价格使他们无法接受.老乡家的照明用具,如下图,旁边一个据说是用沼气点燃的,但我没见他们用过:
有了电,好多事情就简单多了,比如不用挑水了,只要用水泵就能抽上来:有了电就能用上碾米机,不用手工舂米,不过这活儿在我开了拖拉机后就得到改善,只要拖个碾米机,就不用手工了,但是老乡们认为被机器加工过的米不好吃,还是热衷于手工舂米,现在都是电的了.
六、通讯:当年的通讯是“基本靠吼”,我记得赵四队长每天出工时就一边喊一边走出村庄,大家就都很自觉的跟在后面,由于出工后分散到各个工作点去的,回来就会有人吹牛角做的号子——波罗(发音大概如此),大家听到波罗响就收工回家.生产队没有电话,只有大队部有一天手摇的磁石电话,并且是同一条线上接了若干个电话,大家事先约定信号的,那个电话摇一下,就响一下铃声,摇两下就响两下,那么就约定,从公社的邮电所摇过来,响两下的就是忙捞大队,响三下的就是勐底大队,响四下的就是下一个大队,倒也没有搞错过,也没有人窃听,如果这个电话是要找生产队的人的,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最多帮你把事情记下来,然后在几天内如果有人碰巧要到那里去,就把口信带过去.后来有了有线广播,就靠有线广播“转移呼叫”了.如我当年读大学时,昆明的学校向我征求换学校的意见,就是把电话打到大队部,然后约定下午五点让我到大队部去等电话,再由大队部用有线广播把让我五点到大队部接电话的消息喊出去——全大队所有生产队里只要装了有线广播喇叭的人家都能听到,然后我就按时走到大队部去等电话——这已经比电报快,并方便了.如果在生产队内部喊人就全部靠吼了——至少在有线广播引进前.现在大不一样了,好几户人家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还不止一个.
七、广播电视:这在当年我们去时根本没有的,老乡们获取外界信息唯一的途径是报纸,而云南日报从昆明送到生产队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再说队里又没有有文化的人会读报,全靠知识青年——有人说我们是“识字青年”,因为知青里面文化最低的是我们这批68届的初中生,几乎初一都没有念完就开始“文化革大命”了,但就是这样的“识字青年”,当时的农村也没有——还要给他们读报,邮递员还不是每天都来,有时好几天来一次,送来一大摞的报纸,够读的.所以当时反映知青在乡下做好事的照片,很多都是在读报或读毛主席语录,我没有这照片,借用一张我夫人当年在生产队时拍的读红宝书的照片,能找到我夫人当年的形象吗?左起第四人,她们集体户一共有12个上海知青,是我们县最大的一个集体户:(纠正一下,我夫人看到这照片后说,不是我们知青拿着红宝书在为老乡念毛主席语录,而是因为他们集体户是当年永德县的先进集体户,这天是永德县革委会主任郭某某——中间带军帽者——到他们生产队来慰问他们,如果登在报纸上,说明估计是“县革委会郭主任在河边生产队与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
说到广播,还是我去了以后开创了收听广播的新世纪,我下乡时带去了一台我当年自己在上海装的四管来复试半导体收音机,有个笨重的五层板做的外壳,尽管在上海能正常收听,但是到了山区后就要外接天线才能勉强收到电台的信号.但是每天晚上会吸引几个甚至十几个老乡自带凳子到我们住处来听收音机(想起刚有电视机时,我正好在上海探亲,我也曾搬了凳子去居委会的院子里看电视——一个十二寸的黑白电视),尽管他们对收音机里播音员用普通话讲的什么一概听不懂,但是他们还是对这个小盒子能放出人的声音非常好奇,并乐此不疲,几乎天天来.后来村里最富裕的刘三大爷家要买个收音机,我于1972年回上海探亲时就帮他买回来一个当年最新式的八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大概是180元钱,这绝对是当时生产队28户人家的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房子不值钱,也不能买卖.后来又帮生产队带回一个可以带好多喇叭的座式收、扩音两用机,这样就可以家家户户拉一个小喇叭,队长要讲话只要到收扩音机前就行了,晚上就放放电台的信号,他们终于不再到我们家来听收音机了,他们也终于在我们知青的带领下迅速进入了先进的信息时代.
现在村里好几家有了卫星电视,比我现在无锡的家电视系统先进多了:
云南之行—6/永德/我的第二故乡/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 18:46:33)
(续《云南之行-5》,因为那篇已经超过2万字节,不能继续写了,只能换到这里开始第六篇)
八、烧:当年生产队烧的燃料无一例外就是山上砍回来的木柴,我记得后面山上是原始森林,都是一人合抱的麻栗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木工用来做推刨的上好的木料,因为这种树干直,耐烧,而且几乎没有黑烟,现在想想真是可惜啊,这么好的木料都烧掉,每户人家规定每年可以砍一到两棵,这一家人的烧饭、烧猪食的燃料就足够了.我们也去砍过,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放一棵下来,在山上劈成80厘米长的手臂粗的大小,堆好后就慢慢挑回来,我们由于不烧猪食——那一个月的不算——也足够了.那时家家堂屋里都有一个火塘,终年不熄火的,因为麻栗树的木柴只要用灶灰把烧着的部分捂起来,明火就熄了,但是只要明天把灰抖掉吹口气,马上就又着了,所以说是终年不熄火的,老乡还在火塘边烤茶,招待来客.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火塘了,因为后面的山已经被砍光了,他们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木柴燃料了.所以只在厨房里烧柴:照片:
尽管他们有更先进的沼气的灶台,但是我发现他们似乎并不喜欢用这先进玩意.左边是沼气饭锅、沼气灶.
估计农村的电费比较贵,没见他们用电炊具.
九、玩:在当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能谈吃喝玩乐的,所以村里也没有多少玩的.记得当年的文娱活动、文化生活非常枯燥,隔几个月在大队部放一次露天电影算是很奢侈的娱乐享受,而且有的片子还是重重复复的放,估计片库里也就是那几本电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小兵张嘎》等等,尽管重复放,大家还是乐此不彼,由于重复看,片子里的台词都背得出来了.为了让大家早点吃完晚饭赶路去看电影,往往还要提前收工的,怎么样,隆重吧.其他就没有什么娱乐了,晚饭后举个火把到处串串门、吹吹牛,也算是娱乐吧.再有就是过年才有的特别娱乐项目,在我们住处前的大青树上吊一个土造的秋千,那几天可以荡荡秋千,还可以抛抛绣球,那是很快乐的时刻.现在不同了,除了天天可以看电视外,村名们还学会了打麻将,输掉几十元钱会使他们心痛好几天呢.还有一项活动也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就是买彩票,希望能一夜暴富,后来发现他们搞的还是私彩,一注1元、2元,每天有不少人买,晚上再到某家人家去用电话报出去.似乎没有听到他们说起谁家中过大奖.
十、收入:这是最敏感的话题,我们离开上海以前曾在网上关注过这里的经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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