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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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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
　　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关键词］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嘉”（夏）部落；夏王朝；藏汉民族；共同渊源
　　［中国图书分类号］K28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4）-02-021-12
　　（续上一期）
　　（3）党项羌。据《新唐书?党项传》说：“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即突厥），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43］
　　（4）后有分布在横断山区的“附国”、“嘉良夷”等。“附国”当在金沙江流域，“嘉良夷”当在雅砻江流域。
　　（5）另外，今天地处川、滇、藏之间的康藏高原，隋唐时称“西山”，这里有众多大小不等羌人部落，习惯上称西山诸羌，其中“西山八国”出现较早，所谓“八国”即哥邻国、南水国、逋租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白狗国。
　　（6）除上面所述隋唐时期古羌人之外，早在两汉时期青藏高原东部（今甘孜、阿坝）还有“白狼羌”和“牦牛羌”等。从格勒博士的上述引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吐蕃处于群羌包围中，可以说吐蕃也肯定是羌人。近年来，有个别学者就连吐蕃出自羌这一传统学术观点都不肯承认，即学术上走极端，不承认基本的藏汉文史料事实。
　　宋代欧阳修等在《新唐书?吐蕃传》中曰：“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这一判断，是依据宋以前大量史籍文献的分析做出的，应该说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叙述秦汉时滇、川、青地区羌人情况：
　　秦汉时，氐（羌）族分布在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亦即巴郡南郡蛮和板循蛮，又称廪郡蛮和z人。另外，云南北境至大渡河、岷江流域有氐族。《史记》载其分布：西自桐师（云南永昌）以东，北至叶榆（云南大理县东北），有Q（四川西昌）和昆明（云南大理）两部落，其特点是编发游牧，无君长。在Q东北，有十几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以徙（四川天全）和笮都（四川汉源）两部落最大。他们有的游牧，有的定居，都在蜀地西部。在冉东北，又有十几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白马（甘肃成县）部落最大，都是氐人。
　　Q、徙、笮、冉之氐，都在汉代牦牛羌的范围，他们与牦牛羌不同，但也有可能后来其中一些成了牦牛羌的支系。该牦牛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是青海古羌人爰剑之后代。
　　当时西北羌人的分布是：住在甘肃祁连山一带的是小月氏，受匈奴所迫，大月氏已迁至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阿姆河（黑水）流域。住在青海湟水流域及黄河上游的是先零羌和烧当羌等各大部落，其中先零羌是中国非常古老的羌人部落。这里涉及到了西王母国。郭元兴先生指出：黄帝娶于西陵氏，后世以为即先零羌。西陵、先零都是Se-rib的译音。se-rib是西藏古语“女国”之意。郭元兴进一步指出：“五十年代意大利学者图齐亲赴尼泊尔考察，发现不少资料，证明尼泊尔以北有suvarnagotra（金氏）、strirajya（女王国），shan-shun（羊同、象雄）、suvarnabhumi（金地），cinabhumi（支那地）等异名”。［43］近年敦煌资料和藏族苯教的史料渐出，使我们大开眼界，拨开了不少迷雾疑云。从敦煌藏文史料中我们知道其地名为se－rib或zrid的部族，与唐史中的“悉立”对上号了。当然，“悉立”也可以是stri（rajya）即女王国的译音。尤其重要的是，苯教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象雄的古疆域，它远不是我们从唐史中了解到的地处吐蕃西部一隅的群落，而是应包括青海南部以及康、藏全部，其西境远到中亚吐火罗的大片地区。据苯教《阎浮州境释》一书所说，象雄可分里、中、外三部。中部在冈底斯山西一日程之外，这正是《新唐书》卷221上所说米具波“南三千里女国”的位置。外部之东北达安多，即今青海省海南和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里部达冈底斯山西（实为西北）三月程之外的par-jig，bha－dag－shan和bha－lag一带。［44］
　　汉代先零羌居青海省大榆谷（今青海贵德、尖扎一带），兵力甚强，经常与汉王朝和烧当羌冲突，后来势渐削弱。两汉以后的汉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先零羌的记载。多识教授指出：“汉代‘先零’羌之‘先零’音同silang liang，在吐蕃十二属国中就有先零国，其王称‘先酋赤彭’。西宁的藏语名称si lang，有可能与‘先零羌’有关”。［45］这里我们得知汉文文献中已经消失的部落，所以，藏汉史籍的对勘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知道，一个部落或民族在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其实它极可能迁徙别处或在距原居住地不远的地方存在着。西王母的情况亦是如此。自黄帝迄周穆王的十多个世纪，内地中央与西王母的官方联系史不绝书。公元前10世纪中叶，周穆王刚去西方拜见西王母，然后马上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自此双方联系断绝。极可能犬戎蔽断了西王母与内地中央的通道。犬戎与西王母很有可能是亲族，这就迫使西王母更多地向西、西南和南边发展和迁徙了。因此，5个世纪后《国语》的作者慨叹道：“自是荒服者不至”，表示了极大的愤惋之情。周穆王伐犬戎之地就在青海河湟地区，犬戎中一部分被周穆王强迫迁往东方。因此，此段考证的结论是：西王母国自公元前10世纪后不再见于汉文文献中，这并不意味西王母已不存在了，实际上其近在咫尺，即它就是几百公里以外的青海西南部和西藏东北部的苏毗女国和象雄。本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西王母国。2个世纪以后的公元前770年申后之父申侯联合增及犬戎杀周幽王，申侯主持立其外甥前太子宜臼为周平王，使西周灭亡，也算犬戎复了仇吧！
　　烧当羌为无弋爰剑之后代，“世居河北大充谷（今青海贵德西），种小人贫，而先零、卑⒔郧扛唬址钢诨飨攘恪⒈笃浦比耍尤〔聘唬峋悠涞卮笥苤校墒鞘记俊薄＃46］烧当羌一度极盛，使东汉王朝对其非常关注。多识先生指出：“烧当羌之‘烧’音so，意为‘水桶’，根据汉文献记载烧当羌在青海大榆谷，而正好在青海湖东南有高山称a ma so dgu（九桶神母）。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古时有‘鸱^城’（湟源城），‘烧当’的‘当’音sdong（一千），‘千桶’（烧当），表示部落大，人口众多，与湖名‘赤烧’（鸱^）相吻合。”［47］青海湖在上古汉文古籍中称“西海”，为西王母居地。关于“鸱^”《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曰“又西二百二十里，日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鸦，其名曰鸱”。这是一部落的鸟图腾。《逸周书?王会》曰：“氐羌以鸾鸟”，是讲古羌用鸾鸟向周王室进贡。
　　钟羌在烧当羌之南。《水经注》曰“大榆谷、小榆谷北迷唐、钟存所居也。”《西羌传?集解》说“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大致活动在洮河上游的临洮一带。《西羌传》称：“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万”。多识先生指出：“钟存”音brang tsan，吐蕃十二属国有“钟存”，其王称“钟酋公南木”。［48］《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在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笔者认为，长沙之山、不周之山、钟山均在青海境内。
　　甘、青羌区还有许多羌人部落姓氏，黄羝、当煎、三姐、卑⒒婆５龋嗍断壬赋觯骸啊奔濉sdong chen），‘三姐’（xiang jel），‘卑ba snam），‘黄牛’（va tsang）这类姓氏在甘肃藏区仍多见。”［49］
　　新疆南部的羌人有S羌、西夜、蒲黎、依耐、无雷等部落。多识先生指出：“‘S羌’为藏语gnub，如‘S地九部’和S桑吉义西。‘雷’或‘无雷’音同glei，《贤者喜宴》称‘雷隅’”。［50］皆为藏族古姓。
　　两汉时，住嘉陵江上游羌水流域（甘南、川北）的是白马羌（即《汉书》所指的白马氐）和参狼羌等部落。
　　西晋以后，氐羌民族在西北等地建立过不少地方政权。例如351年武都参狼种氐人符氏建立前秦，曾一度统治中国北部，并与东晋夺天下；建于385年的后凉为甘肃秦安县氐人吕光所建；后秦（386年）为甘肃陇西县烧当羌之后裔姚苌所建；317年杨氏建仇池国，其为甘肃成县白马氐的后裔，立国76年；前蜀李氏是巴氐廪郡蛮的后裔，秦时用z钱缴赋，故又称z人，汉末大乱，从巴西宕渠（四川渠县东北）迁居汉中杨车坂，称杨车巴。这些氐羌政权曾带大量氐羌民众进入内地，后来逐渐与当地汉族融合。
　　两汉中央政权也曾两次大规模迁徙氐羌人民进入中原和内地，这些人口都与汉族融合。
　　汉代在西羌地区的行政建置，以汉武帝列置四郡为其开端。初置酒泉郡，稍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同时，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护校尉，以统治西羌地区。
　　汉代活动于西南地区的羌人主要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等部落。牦牛羌最初多分布在沈黎郡（郡治今四川汉源县青溪），并专有牦牛县之建置。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入蜀郡，置蜀郡西部都尉，设有都尉二人，一居牦牛主缴外羌，一居青衣主汉人。因牦牛县与若水（雅砻江）不远，故《汉书?地理志》曰：牦牛县附近有“鲜水出徼外，南下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定笮入渑”。牦牛羌南达今冕宁、盐源等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置越Q郡，因而《后汉书?西羌传》又称牦牛羌为越Q羌。
　　越Q羌中有“大牛种封离”。大牛种封离可能是牦牛羌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史》认为：西北的钟羌有“良封”，先零羌有“封煎”，从父子联名制之俗推断，不能排除有渊源关系。
　　这里曾发生过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牦牛羌以西有白狼、木、唐等羌人部落共百余个。《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唐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三首歌就是有名的《白狼歌》。［51］关于白狼的位置，童恩正先生曾在四川巴塘藏区搞考古调查时，就有当地人指出的一处城址废墟，传说是白狼王的宫殿遗址。巴塘隔金沙江就是西藏昌都地区。白狼的活动地域到达巴塘和昌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木，有学者认为是纳西族。常征先生则认为：“木即族和木族。族全名曰于，《魏书》作‘越’，《北史》作‘薄延’，‘薄’为省称，是先秦云南k人、越人西迁今那加山以西印度阿萨姆邦及孟加拉地区合并而成的部落。木，前己言之，今门巴族前身，时在今西藏米林、隆子县间。而白狼王唐建牙，其北侧在今泽当县……白狼羌即白兰羌。”［52］也有学者认为：白狼、木、唐等部居住在汶山郡（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以西，其部落应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53］如白狼即是白兰，其地应在大金川河上游。
　　看来白狼和木曾一度统治过很大区域和很多部落人口（六百多万）。依笔者看来：这倒很像是牦牛羌中由一尚白的部族与一尚黑的部族的联合政权。木指纳西族或门巴族、象雄都是可以的。这表明，至少汉初，昌都以东或以西地区已进入中原政权管辖范围。
　　后汉复建西域都护也是在永平十七年。旋因焉耆、龟兹（今库车）叛杀都护陈睦，章帝废都护，弃西域。和帝永元三年，班招定西域五十国，当时地处中北印度广大地域的月氏人贵霜王，使其副王谢率大军7万来攻，为班超所破，饥穷且没，谴使乞和，“愿得生归”，班超资其粮谷纵之还国，贵霜王畏威怀德，请为汉蕃。同年，其旁蒙奇（今阿富汗蒙季）、难兜（今克什米尔之南特）、兜勒（今印度北部德腊东）亦隶都护。此时青海群羌领于护羌校慰，滇西、越北为永昌郡辖区。越国归汉后，领有其西恒河中上游及印度河流域的贵霜王又附汉，阿里地区以西的蒙奇等三国与新疆、中亚等同隶于西域都护府，“位于金沙江以西的西藏全区安得不为汉土？！”［54］
　　多识先生指出：“‘笮都’（bradi）、‘木’（pan mi）、‘唐’（tang zei）都是藏族古姓。”［55］
　　三、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昆仑）、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从文献上看，夏时西北轩辕之国、西王母国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尧“自涉流沙……西见王母，训及大夏”（见《新书?修正语》）；“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官”（见《风俗通?太平广记》）；大禹曾“学于西王母”；汤灭夏，虞戛二族相继迁逃西方族居地。这个虞，刘起D先生认为是姜姓的四岳之族。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商面临对羌作战，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大量出现“马羌”，多识先生指出，吐蕃以前藏地曾先后出现“十个王朝”，其中第七个是“马桑”王朝。“马桑”即“马羌”，“桑”同“羌”。“马桑”和“马姜”是藏文ma sbyang一词的方言读音差别。《藏族古代史》中说“蕃人出于马桑种”，“马桑是人种始祖”。汉文殷商甲骨文中有关“马桑”的时代最晚也在商周之间。［56］“马”在藏语中意为“天空”，藏文苯教文献常把“马”和“象雄”联在一起称“马象雄”，意为“天神的后裔象雄，，（按郭元兴先生主张：象雄即古轩辕国）。
　　多识先生还指出：在甲骨文卜辞中有“羌酋”、“羌方”、“羞方”、“穗方”和“白方”等名称。“酋”是藏语jeiw，即“首领”之义，“方”古音“邦”，是藏语bon（官），“白方”是藏语bon bo，是“长官”之意。“羞”和“穗”都是姓氏。
　　殷商卜辞记载：“龙其执羌”少龙来氐羌”。龙与羌居地靠近，龙应是羌人的一种。商人曾一并对他们用兵。多识先生指出：藏地曾先后出现的十个王朝中第八个就是卢（龙）王朝。［57］
　　商王武丁伐西羌、鬼方3年乃克。《周易》云：“高宗伐鬼方”。周灭商时，周人用很大力量才战胜并驱逐鬼方，进而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屏障。多识先生指出：《周易》中所谓高宗伐“鬼方”的“鬼”音同“nguei”，吐蕃十八部中就有“鬼”部。吐蕃前藏地十个王朝中第六个是鬼部。［58］公元前1046年，周来伐商时，周人率领的西土八国为：庸、蜀、羌、茅、微、彭、濮、卢。顾先生考：羌、微、卢在渭水及江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庸在战国时已到达湖北竹山县境，在楚国旁边，汉时为上庸县。蜀是四川的古称，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遗址举世闻名，被认为是蜀人的遗迹。茅被认为是羌人中的一支，茅戎在战国时居山西平陆县，茅的另一部分被认为留在四川西部横断山区之羌藏区域。卢在战国时期已到达湖北省南漳境，卢在藏语中是水族和龙族的意思。关于彭，《四川古代史稿》中讲：“居住在汉水中游之巴国，彭人是其主要居民，而宗姬（注：周人）则是其统治者。”［59］
　　《四川古代史稿》还指出：“《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说……”这个随同武王伐封的“巴师”无疑是z人，z人的活动中心虽说是阆中渝水，而其活动范围应当更广。《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盖为故z国，今有z城。”z城传说在今渠县东北。云阳县南境曾出土“汉归义z邑侯”金印，云阳也当是古z人活动地区，可以认为，z人大约活动在川东的长江以北地区。而在这一地域内古代有不少水、地都用“彭”字命名：《汉书?地理志》阆中有“彭道鱼池”、“彭道将池”；《水经注?沔水》有彭溪自今城口北至紫阳注入汉水；同书《江水》载有彭水经今开县、云阳南注长江。这些“彭”字应是这些地区住有彭人的反映。有的学者认为“z”名起于汉世，未称z前即称彭。［60］
　　西藏拉萨也有带“彭”字的地区，即今上彭波地区。这两者有无关系？笔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西藏称“卫”的古氏族或部落居住在彭波地区。《新唐书?吐蕃传》载：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进封z王，赐饷蕃渥。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所以封驸马都尉；西海是指青海湖以西的广大地区；至于封z王，如果不知道上述史料，不知道“z”与“彭”的关系，恐怕是不好理解的。［61］唐朝和五代的史官中尽管有人证吐蕃“其种落莫知所出也”，但也不是全都不知道，不然怎么回进封z王？史官不拿出意见方案，高宗是没法封的。
　　多识先生指出：“周武王伐纣的羌部联军中有‘茅部’，‘茅’音同rmu。《藏族古代史》称‘人种始祖雅布拉德舟与天女结合，生~察（gnian ca）九子，与茅女结合，生茅察（rmu ca）九子（‘察’是藏语外甥之意）。’商周之际的羌部‘庸’同gyuang,‘微，同swei，‘卢’同glu，《山海经》：‘氐羌乞姓’，‘乞’同ku，以上这些都是藏族历史上很普遍的姓氏。”［62］
　　豸原即~，意为盘羊，又称“年”神，年神既是羌人的羊图腾，又是羌人的总图腾，其在羌人的概念里暗含天神之意。《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起俗重鬼右巫，事~羝为大神”。这表明吐蕃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的。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西豸原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忍季父印所率的朝玉树、西藏方向迁徙的发羌极可能是豸原戎（羊图腾），因此，吐蕃是发羌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多识先生指出：“及‘忍’子‘研’立（‘研’、‘年’陕甘方言发音相同）。秦雄强时，威服羌戎……‘研’至豪健（藏语‘年’也有凶猛、豪健之意），故羌中号其‘研种’。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爰剑’家族是‘豸原戎’，即年人的一部分，‘研种’就是‘年种’，由此又可以推断出爰剑的‘爰’与‘豸原戎’，的‘豸原’属同字，是种姓。”［63］这更证明发羌是豸原戎。
　　从前面的引文中我们已得知，华夏是从陕西、甘肃、山西境内的羌人区域九州和冀中发展升华而来的。其留在陕、甘原地的与华夏有紧密血缘联系的旧部羌人称为九州之戎。冀戎（今甘肃甘谷县东）、郅戎（今甘肃天水）、绲戎（今陕西凤翔）、翟戎（今甘肃临洮）、豸原戎（今甘肃临洮）、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一部迁居陕西凤翔县境）、骊戎（陕西临潼县）。这些羌部在汉代以后的汉文文献中不再有记载，一般认为他们已消亡，但在唐代藏文文献对他们仍有记载。多识先生指出：“汉时‘冀戎’之冀音同gi，在吐蕃十二国中就有冀国，其王称‘冀酋莫宝’；‘绲戎’之‘绲’音同goang，如吐蕃十二国中的‘绲隅’，其王称‘绲酋格尔宝’，翟在今甘肃临洮（见《羌族史》），这个‘翟（drue）人，，很可能和‘卓尼’藏人有关。”［64］
　　关于义渠羌，汉文史籍记载很清楚：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年，秦灭义渠国。但实际上其遗族已逃亡西藏，并在那里重新立国。多识先生指出：“《后汉书?西羌传》称：‘义渠，大丽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在商代已有义渠的踪迹，《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伐义渠’。‘义渠’的渠是藏语河流的意思，对此藏学家任乃强作过解释。与‘义’同音的字在藏文中有gyis或gyu。《贤者喜宴》援引古资料称吐蕃时期蕃地十二国和四十二国中就有‘义国’，说：‘在义冒六地，有义酋喀尔巴’。称‘义渠，的河流共有三处，一是阿里北部新疆境内的叶儿羌河（gyis giang），一是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的gyu qu（玉曲），一是果洛的义曲。羌蕃习俗中以山、水、地名称部落姓氏者居多，‘义渠’以水取名符合羌蕃习俗。对‘义渠，的习俗《墨子?节葬下》的一段话很重要，说：‘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登遐’是‘升天’（sdang gxags）之义，至今仍保留在藏语中。”［65］
　　夏与姜姓四岳本出于氐羌的同一血缘，只由于创造了较高的文化，才与仍处于游牧的氐羌母族区别开来。九州之戎即羌氐戎，为四岳之后，包括陆浑戎和阴戎，他们是夏人留在青、甘、陕的同族及晚进中原者。周王封其姜姓母族齐在山东，许、申、吕在许昌、南昌一带，其中留在西北未进中原的姜姓申国依然是强有力者。申侯联合受其节制的犬戎和缯杀幽王，灭西周。在西方，秦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共为西戎共主。这里西戎一般指犬戎，它在西羌中起过很大作用。犬戎为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苗犬戎是黄帝后裔，是构成西羌的根本部族之一。所以《尚书?尧典》等曰：“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等语，是说尧舜族把三苗族打败后，大部分赶向南方，一部分迁到西北的三危（李贤注：三危山在敦煌县东南）。《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有苗民，当即指此。从《西羌传》知道由他们形成了西羌族。［66］
　　犬戎曾阻断了周王室与西王母的联系；秦与申的联盟也因西戎（犬戎）杀秦仲而被破坏。申（sprel）在藏语中有猕猴之意。藏历七月即是申月，意为猴月。这样我们得知四岳之后的姜姓申国是以猕猴为图腾的。《汉藏史集》称：吐蕃之人源自猴与魔女，故讲阿巴支达之语言，内部四族即东氏、冬氏、塞氏、穆氏等为雅垄河谷吐蕃祖先。在西藏山南雅垄河谷有吐蕃祖先神猴居住的山洞。吴均先生指出：“在西北地区的藏族中，关于神猴的居住地，还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青海兴海县（海南州）大河坝河流域智噶尔拜宗（意为白岩猴堡）是神猴居住之地，其地还有一系列与西藏雅垄地区相对应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同时，《隋书》载，位于甘南地区属党项羌种之宕昌羌等也自称为猕猴种……汉文史料中西羌居住的三河之一析支河，认为即是大河坝河，而发羌的住地就在析支河首一带。因此，智噶尔拜宗的白岩猴堡及其传说是否与发羌有联系，也值得探索。”［67］
　　再者，《北史?党项传》载：“党项羌……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据《新唐书?党项传》曰：党项“其地古析支也。”
　　现在我们探索西王母和昆仑的位置及去向。
　　《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川，弱水即西。泾属渭I，漆沮即从，泮水攸同……厥贡惟球、琳、琅\。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I。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这里记叙禹治理九州的功绩，译作白话文是：“黑水（指怒江）到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张掖河）疏通以后，向西流去，泾河流入渭河以后，两条河水合在一起，漆沮已经会合洛水流入黄河，泮水也向北流入渭河同渭河会合……这里的贡物是美玉、美石和珠宝。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山名，在陕西韩城县东北）、西河（龙门在黄河的西岸这一段），与从渭河逆流而上的船只会合在渭河以北。织皮的百姓定居在昆仑、析支、渠搜三座山下，西戎各族都安定顺从了。”
　　按照羌藏习俗：氏族部落取名，一般依据山名、河流的名字而得名或取名。《禹贡》中还有一段话：“织皮（王鸣盛注：西戎之国也）、西倾、因桓（桓水，即白水，今名白龙江）是来。”意思是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这就让我们清楚织皮距离西倾山不远，而前面已考证西倾山在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北侧。再看析支，即析支河首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因此，昆仑应在此不远处了。一般认为昆仑在青海省西部，渠搜在陕西，它与氐羌有族源关系。《华阳国志》又称在西南夷中“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似乎说明他们与昆明族有共同的族源关系，而昆明人也是很早以前南下氐羌的一支。
　　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其东南有高山名叫“九桶神母”，说明青海湖边曾存在过女国，而且春秋战国时的烧当羌与女国可能存在关系。这一女国肯定是西王母国，正好与昆仑毗邻或就是一回事。那么，西王母国和昆仑如若迁徙，她（他）们只能去两个方向：一则从青海向西去新疆；一则向西南去西藏。
　　夏王朝是尚黑的（现在陕西、甘肃农村不少汉族农民穿黑衣服，崇尚黑颜色）。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有不少河流是用黑河、黑水命名的。由牦牛羌发展而来的彝、纳西、僳僳等民族均有尚黑习俗，古称“乌蛮”。因此，牦牛羌及其后裔所居之地留下了许多以“黑”为山水之名的遗迹，例如，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等在彝语和纳西语中均有黑水之意。这些民族的自称也有“黑”之意。今天的藏族里面也有崇黑的支系，例如，四川大小金川的嘉绒藏族就尚黑。据笔者研究，古藏人“穆”的象雄支系是尚黑的。苯教由古藏人的穆族人所创立，最初的苯教徒穿黑衣服，被称为黑教。藏族苯教的创始人什巴辛饶（或称辛饶米保）是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建者。纳西族的王族也姓“穆”，是穆族人。
　　四川阿坝地区的松潘草地上有一条河叫黑河，此地为川、甘、青三省交界处，阿尼玛卿山（积石山）和西倾山在此交汇，该河流经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发源于阿尼玛卿山。地接青海玉树的西藏那曲地区也称为黑河，“那”在藏语中是“黑”的意思，“曲”是“水”或“河流”的意思。
　　如此之多的黑河、黑水，尤其是西藏东北部的黑河和四川松潘的黑河之名称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是夏王朝在甘肃、青海的亲族西王母国（苏毗女国）、昆仑轩辕国（古象雄国、支那国是尚黑的）南下西藏和四川阿坝地区所带来的江河名。
　　徐中舒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一部分羌人还停留在母系社会，他们建立了许多女国；在战国时代有西王母，在唐代有东女、苏毗。吐蕃兴起以后，征服了苏毗，苏毗就由母系转为父系。只有在四川、云南之间的东女后裔――纳西族还保留了母系社会，实行望门居的阿注婚。母系社会在中国延续之久、分布之广，都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西方学者过去没有接触到这些资料，摩尔根《古代社会》里没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也没有……尤其是母系社会的存在，在我们过去的知识领域还是一件不十分具体清楚的事情。”［68］
　　现在，从青海格尔木到五道渠之间的青藏公路处有一山口叫昆仑山口，说明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史地学家对昆仑位置的把握，尤其是对从青海绵延到新疆的昆仑山脉的命名是正确的。昆仑山脉的命名说明了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多识先生指出：“如藏族的古姓中有‘嘉’这个姓，如前所述‘嘉’是‘夏，的古读音，是代表汉人。《格萨尔王传》中的大将‘嘉察夏格尔，的‘嘉察’二字就是‘汉人外甥’的意思，直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汉人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69］笔者认为，藏族古姓“嘉”是由昆仑（古象雄）、西王母（苏毗）从青海西南迁到西藏去的。
　　孙林、保罗指出：“玛象雄在晚期文献中指阿里地区，但在早期文献中其所指范围应包括野如西北一带，甚至直接与藏东相关联。”［70］晏春元认为：苯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才让太认为：据苯教文献的传统说法，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著名苯教学者朵桑坦贝见参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par zig）、巴达先（bha dag shan）和巴拉（bha lag）一带。在这儿的甲巴聂查城的遗墟中有座山，山由密尊的形象自然形成。木里山拉（mi lus bsam legs）在此建巴却城（rgyal mkhar ba chod），并在该城修法灵验，将一块仿佛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半空中，不让它落地。后来人们用土石方垒了个基座，把这块巨石托在半空中（笔者按：这正是《山海经》中描述的‘悬圃’之昆仑，是西王母和黄帝轩辕的下宫，苯教的传说与《山海经》的记载是相符的》）。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小三十二个部族，如今已被外族占领（似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夸的修炼地隆银城。这里还是象雄国王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国统治（笔者按：这里正是郭元兴先生所考证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阿里、新疆和田之间，是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古支那国，也就是藏文中的象雄和西女国。考古上，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石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受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考古映实了郭兴元先生依据上古文献所作出的结论）。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也叫孙巴精雪（sum pa gyim shod）。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这是现在的安多上部（mdo stod）地区，绝大部分信仰苯教……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即今西藏丁青一带。嘉二十五族即今青海玉树一带。”［71］
　　这里的孙巴精雪（sum pa gyim shod）应是孙波，即苏毗女国。请注意，这里出现了“嘉”（rgya），即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现在我们来看黄奋生先生的考证：“西藏冈底斯山以北，羌塘南部的天湖附近及怒江上游地区的是羊同（即象雄）。散居在羌塘北部，聚居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流域，而以玉树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的是苏毗（又称孙波）。与苏毗同族的两个女系中心部落：一个是西女国（历史上把它混称为东女国），住在阿里西部和印度河上游的拉达克、列城一带；一个是东女国（吐蕃称它为康国），住在西康西部澜沧江和怒江中游，大抵当今昌都、察雅、类乌齐、八宿、察瓦龙、盐井、门空、贡觉，北至隆庆，西至丹达山一带地区，而以现在昌都为中心。住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上游牦牛河一带的是多弥……散居在四川茂州和岷山西岸诸山一带的是西山八国（弱水、悉董、清远、咄霸、哥邻、通租、南水以及后来逃此的东女和白狗的一部的总称）”［72］
　　从黄奋生的考证中我们知道，苏毗女国是以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那么，苏毗与嘉二十五族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应是一种亲族或同族的关系。关于象雄和苏毗的关系，晏春元讲：“象雄是女国王族之名”。笔者认为，象雄和苏毗女国曾有非常紧密的世代婚姻关系。
　　黄奋生在《藏族史略》中讲：“传说朗日松赞（吐蕃松赞干布的父亲――引者）的开疆拓土，其结果占有卫（前藏）、藏（后藏）、阿里、工布、拉里、波密（后三地在西康西部）、甲得（在西康北部及青海南部，即玉树和三十九族一带）等地方。”［73］这让我们清楚了“甲得”这个地理概念的范围。
　　格勒在其博士论文中讲：“外象雄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和甲得二十五族（rgya-sde-nyer-inga），其位置在上安多（mdo-stod）地区，可能是指今西藏东北部的霍尔三十九族（亦即《卫藏通志》卷十五‘三十九族’）和那曲安多八部，其先民在隋唐时可能是象雄属部。”［74］
　　我们看到才让太的“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和此处的甲得二十五族（rgya-sde-nyer-inga），拼法完全一致。我们知道在藏文中rgya是指汉人，因此玉树北嘉二十五族就是指玉树汉人（夏人）二十五族。这就是前面多识先生指出的：“如藏族古姓中有‘嘉’这个姓……直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汉人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
　　在被吐蕃征服以前，苏毗女国曾长期统治拉萨河流域。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本记》载：爆伦赞时期，象雄的琼波?色苏孜（khyuang po pung sad zu tse）“割藏蕃小王玛尔门首级，以藏蕃二万户来献。”［75］（注：藏蕃即附国）于是藏蕃之地遂为象雄的琼波氏所占据。据《世界广述》记载，琼波之地在今西藏的丁青（gtin chen），而丁青正是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地区，属甲得（rgya sde）之地。［76］李敬洵考：“嘉绒土司发祥的琼波，就是khyuang po，清代称为琼波，其地在今西藏的丁青，属三十九族。嘉绒土司的传说，亦称琼波有三十九族。”［77］二者是一致的。
　　嘉绒瓦寺土司之起源及其有关传说认为，现在的嘉绒藏族来自拉萨西北约18日程的琼波。传说该地在远古时有三十九族，人口很多，因地贫瘠而迁至嘉绒等地。据杨正刚布考证，这个琼波最早在今后藏南木林境内的襄曲河流域，这里也称苏毗（朗地）吉木雪（苯教中心地带之一），后来迁入安多上部地区，即丁青三十九族地区，然后再迁今大金川的嘉绒地区。［78］
　　从大量藏文史料中我们得知，在吐蕃镇压苯教时大量的苯教徒通过丁青的琼波逃往到大小金川的嘉绒地区。
　　由于嘉绒与丁青三十九族之甲得（rgya sde）地区有如此的渊源，使得我们完全可以说：嘉绒的嘉rgyal字也是甲rgya字，是指嘉（夏、汉）族。
　　《西藏王统记》载：“达日宁塞之子，即朗日松赞。朗日在位时，自汉地引入医术与历算。征服甲rgya与吐谷浑。自北方得盐。”翻译者刘立千先生在其注释261上对“甲”解释到：“甲：可以作‘汉族’解，《智者喜筵》作‘塔伊甲’，即边地汉族。可能是居住在与青海相邻近的地区的一种民族。石泰安《耶约与西夏》一文中说，‘甲’有时是指散居在甘青河陇一带的汉族后代，或具有汉族的成份的人，或者是弥约人。至今沙洲一带还有‘甲德’（汉人区）这样的名称。”［79］刘立千先生的推测其大方向是对的，但他显然不知道，这个“甲”不仅是青海玉树的嘉二十五族和丁青三十九族地区的“甲德”（rgya sde），而且是象雄（夏）、苏毗女国（西王母）之“甲”或“嘉”。
　　前面我们提到的留在西北的四岳之裔的羌氐戎申国（申为猕猴之意）与秦通婚结盟，同为西戎共主，后来与秦交恶后，向西走。与之似乎有关系的是在西藏北部有一个叫申扎的地名，还有一条发源于格仁错湖的申扎藏布河，按藏羌习俗，部落是依山水起名的，因此，这里很可能曾有一个叫申扎的部落，而这里又属象雄的腹地。申扎的西部有文部，文部地方的当惹雍错湖畔有古象雄国宫殿的遗址废墟。这个申扎是否与象雄有关？
　　提到羌氐戎，这里还有一段史料，329年吐谷浑之子吐延被昂城羌酋姜聪刺杀。昂城就是rma grom，其地在果洛以北的黄河附近。这说明4世纪的青海羌人中还有姜姓。
　　《汉藏史集》载：“在杰多日龙赞以前，各王都与神和龙的姑娘共居。”《汉藏史集》和《西藏王臣记》载：仲年德如娶了一个达布地区的龙族女子为妃。笔者以为：吐蕃王娶的是达布地区的龙女，那么达布地区就应有龙族存在。《汉藏史集》又载：“汉地之人源自龙，故讲那噶支达龙的语言……吐蕃之人源于猴与岩魔女，故讲阿巴支达魔之语言。”因为苏毗和象雄是夏人的同族，因此，笔者在苏毗人群中寻找与龙（即卢）有关系的姓氏，以求突破。苏毗的旧姓中有娘（myang）氏、韦（sbal）氏、农（snon）氏。
　　其中韦（sbal）字的藏文原意为：一是穴、坑、洞；二是蛙、蟾蜍。这就是“卢”族，也是龙族的意思。我们认为，吐蕃杰多日龙赞以前的诸王都是以天神和龙族之女为妃，也就是杰多日龙赞以前的吐蕃诸王就是与苏毗女国的大臣韦氏家族累世通婚的，而且韦氏在苏毗内部应该是有势力的族系。达布地区的龙族也应该是韦氏族系的成员。
　　陈庆英先生在其未发表的手稿《关于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中说：“《汉藏史集》明确指出藏族先民中的韦氏和达氏是在汉藏交界的地区，也即是汉文史籍所说的西羌地区。”另“韦和达在汉藏交界之地，占据了当地的达岱贡玛。”［80］笔者以为，不仅韦和达是从汉藏交界处过来的，而且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国）和吐蕃都是从汉藏交界处迁徙而来的。
　　《汉藏史集》说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仲年德乌曾和苏毗一苯教巫师之妻名叫嘉毛嘉江（rgya mo rgya lcam）者相识，生一子是达日年色的长兄。这个嘉毛嘉江是个汉族妇女，很多研究者以为是从内地娶来的汉女，其实她很可能是从玉树和丁青的嘉得地区娶来的“汉族女子”。
　　嘉绒地区还有一件事：清代顺治年间穆坪土司卉为女土司，她向清廷朝贡时，打一面黄旗，上书“西良女王奉旨朝贡。”［81］这种传统显然是历史上传下来的，说明嘉绒上层很清楚自己是西王母国的后裔，是夏王朝的同族。
　　另外在怒江北部贡山一带有自称为龙的一个古老群体，即与今日独龙族的先民有关。独龙族居住在独龙江河谷，也是古代南下的一支羌人后裔。［82］
　　关于吐蕃的来源，笔者认为它与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一样也是从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而来，吐蕃也是夏人的部族，并长期与苏毗、象雄中的一些部落通婚。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11中反映了一个事实，“穆”（象雄）和“恰”（吐蕃）的联姻是在“远古之初”开始的。“穆”的文明要高于“恰”。另外，古代在今西宁附近宗喀地方有穆苏（mu-zu）家族；在今四川丹巴县东北有一嘉绒苯教神山叫穆多山（mu-rdo）；在西宁河下游有一条河叫穆日河(dmu-ri-chu）。所有这些似乎说明“穆”氏族的最初地理位置应在今青海东北部和川西高原一带。
　　陈宗祥先生提出：随周灭商的西方八国中可分为尚黑和尚白的两大羌人族群。《修邓太尉祠碑》上提到黑羌、白羌，还有青羌、紫羌、黑白水羌。多识先生指出：“马桑董”是一个很大的氏族，格萨尔王就出生在董氏家族。在藏籍《烛董之战》中说董有五种：青董、黄董、黑董、紫董（也称红董）、花董（也称白董）（笔者按：在汉文文献中董姓是养龙的；藏文文献中将格萨尔王的母亲视作白龙之女），这与汉文史料记载的诸羌情况相符。“烛”是牦牛的通称，“雅”是“公牦牛”之称。《烛董大战》中说：烛人分黑烛、白烛、混合烛三种，有18个种姓，18个大部，12个王国，其势力曾扩展到“黄河之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或为牦牛种，越Q羌是也”的记述；《资治通鉴》称：“越Q夷为牦牛夷。”越Q是yag drug（六牦牛部）的音译。长江上游通天河古称“牦牛河”，金沙江或长江在藏语中称“烛曲”，藏族“烛人”祖先就居住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古“越Q”和“雅州”的位置也正好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中间川、滇交接处，藏族古老民歌中有“烛人曾占三峡地”之句。［83］纳西族和普米藏族都源于古代牦牛羌。纳西族尚黑，应属“黑烛”（黑牦牛部落）；普米藏族尚白，应属“白烛”（白牦牛部落）。据藏文史书载：吐蕃第一代赞普是从天上下降到人间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范文澜先生认为“六牦牛部”当即在越Q一带游牧的羌人部落，“六牦牛部不知何时进入西藏”。笔者认为，吐蕃也应为白牦牛部，藏文资料表明，年神系统的“雅拉香波神”是西藏山南雅垄地区的地方神，莲花生大师进藏时雅拉香波现原身――一头白牦牛。格勒博士指出：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西藏昌都一带，沿横断山脉发现了一批连成一片的石棺葬，其时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作者是氐羌人，这些氐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就从甘、青一带南下，沿横断山区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其中牦牛羌与藏族先民有联系。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六牦牛部”进入西藏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其迁徙路线为：甘、青→阿坝→雅安、宝兴→汉源→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金沙江流域→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上―芒康（西藏）→向西过怒江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上述地区均有石棺葬出土。［84］
　　1987年6月，笔者在四川木里县依吉乡阿壹小队问85岁的普米藏族案几（巫师）让阻。询问普米藏族最早的居地在何处？让阻回答：普米一直和纳西族住在一起，也一起从西北方向的理塘、稻城迁到木里地方来的。7月，笔者又在木里县宁朗乡采访80岁的冬里?杜基次尔，是普米藏族老人，他说：普米族、纳西族和汉族是三兄弟，我们的故乡在嘉朗（汉地）。6月，笔者在木里县依吉乡于基素村专访60岁的普米族巫师扎拉，他在门上和纸做的条幅上画有十三只各种不同的鸟和虎、豹、熊、狼、狮等。他讲，这十三只鸟代表普米古代十三代祖先，这些鸟是做瓜打（法事）用的，用意是求祖先保佑我们。而这些虎、豹、熊、狼、狮等的作用则是古代普米的祖先到东方很远的地方去当兵打仗而未能返乡（指战死，回不了故乡），于是就用这些野兽去把祖先的灵魂招唤回来。这一传说有助于我们读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所谓“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黑”的记载。“使虎豹熊黑”不是说驯服了虎、豹、熊、黑，而是指姜姓齐国巫师通过法术能驱使虎、豹、熊、黑的魂魄，来保佑姜姓齐国人。也就是说虎、豹、熊、黑是姜姓齐人各部落的图腾保护神。与之相关联的是，古代普米人的部落也以虎、豹、熊、狮等为其图腾保护神，并传说曾用这些虎、豹、狮等把战死在东方的普米人的灵魂载回来。《竹书记年》载：西土八国是驱赶虎、豹、熊等参战的。这说明八国的军队里有以虎、豹、熊、黑为图腾的部落将士。从之看，普米人的祖先有可能参加过灭商的战争。
　　普米巫师扎拉认为：普米是南方人。他还说：东方人有3排高，西方人和北方人有5排高，我们普米人只有1排高。前面已经提到普米人的自称与吐蕃完全一致，普米语与拉萨语非常相似。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记载：当“恰”的使者来到“穆”地时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小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85］当穆王对他们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且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己所认同。“穆”人的体格与“恰”比普遍要高大。这个情况在今天木里县境内也能看到，南边的普米人个子矮小，而北边穆的外甥噶米（尚白的人群）的身材普遍要高大。今天西藏的情况也是这样，日喀则、拉萨、山南等藏族的身体普遍要矮小些，而藏东昌都等地藏族的身材普遍要高大。至于那个“黄羊般大的小马”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名的笮马，是一种山地马，其身材矮小，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行走。与笮马相对应的是高大的青海河曲马，是中国最好的战马，属草地马。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笮人，也是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笮人就应是西方八国中的濮国人，与濮人相关的还有k人。《礼记?王制》曰：“西方曰k。”四川宜宾在汉代称为“k道”。笔者理解k人应为羌化了的身材较为矮小的南方类型的人种。西汉以前白族称为k（bo），直到东汉时还有一部分人与羌人居于湟中，k是羌人的一个南方化的支系。濮是一个巨大的族系，人口非常众多，西南地区出现的春秋战国时石棺葬，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濮人的遗迹。古代濮人分布在横断山脉的南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楚国底层民族中有许多是濮人。先夏在黄河上游形成夏王朝时有从寒冷的北方下来的尚黑的人群，例如黄帝族；有从中部地区来的尚红的炎帝族群；有从南方长江流域上来的尚白的原始濮、k类型的人群。
　　夏朝是尚黑的，因为黄帝族是尚黑的；商朝是尚白的，因为商人内部有许多是来自南方的尚白的底层民族；周朝是尚红的，因为炎帝的姜氏人群中有许多是尚红的。
　　让藏史专家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格勒博士指出：“藏族称印度为‘嘉噶’（rgya-dkar，直译其有‘白汉人’之意）。据《白史》解释藏族之所以称印度人为‘白汉人’与印度人喜穿白色的服饰有关。汉族古尚黑。《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代祭祀的太庙是黑色‘玄堂’（《路史?后记?夏后氏》）；祭器也是黑色，‘黑染其外’（《韩非子?十过》）。迄今汉族发源地的华北农民普遍穿黑色的棉袄、棉裤。因此，藏族自古称汉族为‘嘉朗’（rgya-nag），有‘黑汉人’之意”。［86］
　　藏史专家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称印度为“汉”（rgya）？称印度“白色”可以理解，而称其为“汉”则不能理解了！笔者认为，只要知道中国的殷商王朝是尚白，以及其部落主要是中国南方尚白的众多民族人群的话就可以理解。中国南方身材较矮小的尚白的人群，尤其是k、濮系统人群早在8000年前就从云南、四川通过缅甸、泰国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和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不久前在印度北部山区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87］
　　下面我们引证一段郭元兴先生的研究，从中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藏族要称印度为“白汉人”。郭先生讲：“就在上述阿山（Assam）地区，在玄奘游学印度时，其地有个名叫Kamarupa的国家，国王名童子王热情地迎请礼奉中国这位高僧。不久王玄策也到这个国家，童子王请他回国后把《老子》译成梵文送去。这个翻译任务以后由玄奘完成。童子王当时告诉王玄策，‘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我们从《大史诗》、《往世书》和戒日王的宫庭诗人天王（Divakara）的长诗Harsa-Carita中得知，童子王的这位先人名Bhagadatta，他是毗纽天（Visnu）的猪化身（Varaha）与地母所生之子Naraka的儿子。这个Bhagadatta曾率支那人（Cina）、吉罗多人（Kirata）参加莫诃婆罗多大战，帮助Kaurava一方。这个传说与赤水两岸的三苗国和O头国的内在联系太明显了。O头与Bhagadatta不是可以互为转音吗？更妙的是，近代学者在Gilgit考古发现其地6世纪时Shahi王家的一个世系表（JRAS，1944，5页），其始祖也名Bhagadatta，学者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曾说《穆传》之‘剞闾’，即在轩辕之国（即鄄韩氏）之东。实际上，它也应是《大荒北经》末之‘牛黎之国’，‘牛’，古音疑之切，唐代译咒语就是用‘疑’纽之字译梵语ga部之音的。此国即《海外北经》之柔利国、留利国。‘凝、泥、日、来’纽之语音转化是正常的。此国当然在轩辕之国东方。《大荒北经》在牛黎之国前述及‘有人为翼，名曰苗民。颛生O头，O头生苗民。’《海外南经》也说O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有翼自然能飞。《山海经》上这西北、东南两处的O头苗民之国可以说已被传统史料和考古资料完全证实了。这种巧合可算得是天衣无缝了吧！”［88］
　　这就是说，远古中国人进入印度北部地区远比公元二千纪的时候“雅利安”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印度要早得多。藏族称印度为“白汉”，就是指远古进入印度北部的这部分中国上古居民。后来才成为对整个印度的统称。
　　古代汉族可分黑汉（北方）、白汉（南方），羌人也分黑羌、白羌、紫羌等，藏族自己不也分黑藏（嘉绒、苏毗、象雄）、白藏（吐蕃、普米、噶米）吗！这正说明藏汉民族是一体的。［责任编辑　保罗］
［43］见《新唐书?党项传》。
［44］同注［13］。
［45］［47］［48］［49］［50］［55］［56］［57］［58］［62］［64］［65］［83］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46］见《后汉书?西羌传》。
［51］［53］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8页。
［52］［54］常征：《西藏入中国版图始自公元初》，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1期。
［59］［60］《四川古代史稿》第29、75页。
［61］王尧：《z王封号考》，载《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
［63］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66］刘起D：《周姬羌与氐羌的渊源关系》，见《华夏文明》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9页。
［67］吴均：《藏族史略?前言》，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页。
［68］徐中舒：《羌族史?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
［69］多识：《藏族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70］孙林、保罗：《“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格萨尔＞中古氏族研究之一》，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71］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72］［73］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5～56、50页。
［74］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382页。
［75］巴考?托马斯、杜散：《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8页，巴黎年。
［76］［美］威利：《＜世界广说＞译注》，罗马，1962年版，第108页。
［77］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嘉绒藏族调查材料》，成都，1984年。
［78］杨正刚布：《苏毗初探》（一），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79］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37、176页。
［80］陈庆英主编《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
［81］晏春元：《本波教起源地象雄为嘉戎藏区浅析》（上）
［82］见注［51］，第202页。
［84］格勒：《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85］褚俊杰：《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解读》，见《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6］见注［74］，第480页。
［87］见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国外考古集锦》。
［88］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见《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增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201、242页。
　　［作者简介］龙西江，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民族理论及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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