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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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1世纪初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21世纪初国际经济处在深刻变动的历史时期，国际经济发展将呈现出四大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国家安全也将被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21世纪初，随着各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更加自由化，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将得到更大发展，科技创新将不断深入，世界统一市场的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产业结构的新调整都将提高世界经济的总体质量、效益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从而大大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达国家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及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并由政治军事竞争发展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竞争性质的变化，将使跨国公司加紧实施旨在瓜分世界市场的全球战略，国际竞争的战线将从产品的销售全面前移到研究开发阶段，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将转向科学技术与知识资源。国家安全一方面由于部分经济主权的必要让渡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要扩展到包括经济领域、技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趋势更加明显，区域合作的空间不断拓展，合作的层次不断深化，并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
&&&&21世纪初，跨区域、洲际间的区域经济组织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将不断扩大。欧盟将继续东扩；到2005年，将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北起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并由30多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随着欧元示范效应的加大，将促使一些区域经济组织推动本区域的货币统一进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将继续推动冷战以后逐步形成的北美、欧盟、东亚经济圈进一步向世界多极化经济格局发展，这将有助于缓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促进南北关系的新发展。
&&&&（三）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发展日趋快速化、综合化、深入化和广度化，将推动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知识经济发展新阶段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大大加强信息生产、传递、储存和处理等过程的能力和效率，使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并成为21世纪初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核心。世界高科技的发展速度将日益加快，到2003年，人类拥有的知识将比20世纪90年代增加1倍，到2010年又将增加3-4倍。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将使人类社会出现与目前工业经济社会根本不同的许多新特征：一是科技内涵深化，领域拓展，对人的认识能力，科技知识的组织、运用方式及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以物质资料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传统方式将更多地由技术、管理创新和人脑的智力、创造力所代替。三是商品生产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贸易的交易方式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将由于信息传导技术而日益数字化、网络化，从而在全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同时，使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发展起来，不仅将大大提高经济社会的同质性，弱化传统的职业差别，改变人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且也会产生出新的交换和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四）国际经济制度的一体化、规范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将大大加强
&&&&21世纪初，国际经济制度的发展将呈现出更加一体化的趋势。一是接受国际经济制度的国家继续增多。二是参加WTO的国家关税将进一步降低，电信市场、金融服务市场将全面开放，投资限制进一步取消。三是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利率和资本项目的放开进程将大大加快。所有这些，将使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与经济的全球化关联的国际制度一体化，仍将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因而其制度和规则不可避免地要更加符合它们的利益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将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同发达国家的矛盾和斗争也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经济制度一体化发展相并行的是国际经济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监管化。为缓解各种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际间的经济协调机制将有强化的趋势。协调的内容将会涉及到贸易、金融、投资、股市、汇率及财政、货币政策等更多的方面，协调的力度也将有所加大。
&&&&二、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1世纪初，是我国实施"十五"计划和2015年长期规划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发展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阶段。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将面临新的战略性抉择。在全面认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并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要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基础上，我国应实施以全面创新为核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根本
&&&&21世纪初，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在经历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上，开始向科技知识型转变。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再单纯沿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传统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老思路，将可能造成下列情况：一是原有的转变途径将受到新条件的影响而失去进行下去的意义；二是即使可能转换，但转换完成之日，就是增长方式重新落后之时。为此，要在加快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将科技和可持续发展做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特别是进一步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资源合理开发、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将是21世纪初推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鉴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也需要将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与集约型向科技型的转变有机结合起来。
&&&&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要有新突破，不能简单地重复产业比重"平面转移、依次提升"的老路，而应当结合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实行"立体转移、综合提升"的新方式，在新的世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高度，全面认识我国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发展目标及实现方式。
&&&&（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放在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21世纪初，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否顺利地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任务，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其关键在于应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转换和升级。科技革命的"跨跃性"特征曾使世界上许多原本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先进的国家。这使我国有可能利用21世纪初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的机遇，实现新的赶超战略。
&&&&在科技创新上，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建立和不断强化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国家创新中心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在随时跟踪世界科技创新动态的过程中，国家要集中力量重点支持一些重大技术领域和项目，争取有所突破，并占据新技术的前沿领域。在此基础上，加强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和商业化推广，增强市场机制对科技资源的配置作用。二是为企业建立自主技术创新体系提供环境和条件，特别是要依靠市场的作用，增强企业创新体制的灵活性和弹性，逐步建立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应用及再创新的机制。同时，对企业的一些重点技术创新项目，政府要采取资助、委托和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给予支持。
&&&&在产业结构升级上，要提高结构的信息化、科技化和服务化程度。一是对创新供给结构逐步进行全面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根据市场需求结构和能力的发展，运用高新技术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的产业化和科技化，逐步降低农业及农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比重；加大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力度，重点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相应逐步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同时，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着力发展信息、金融、通讯、商业、房地产等各类服务业，大力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二是逐步形成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相互转化、相互创造和相互提升的机制，改变两者相互脱节、不相适应的状况。三是建立产业转移机制，不断增强产业结构的动态比较优势，降低结构变动的成本，提高结构转换效益。
&&&&（三）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1世纪初，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面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大趋势，我国只有大力提高对外经济的质量，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开放，才能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获得开放和经济增长效益，并真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着重提高对外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2、积极稳妥地加大开放力度，防范开放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3、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贸合作。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区域经济分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性和互补性
&&&&21世纪初，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大趋势，在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的旧模式，调整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全面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至关重要的途径。
&&&&首先，应根据不同区域经济、资源、市场的优势和特点，突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将发展重点区域与不同区域内产业的发展重点结合起来，改变单纯注重发展重点区域的方式。
&&&&其次，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促进对内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要加大中西部开放的力度，打破区域间市场的相互分割，逐步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提高区域经济分工的有效性。
&&&&再次，加强区域经济的互补性、互惠性合作，扩大地区间经济相互辐射、相互带动、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其有效性
&&&&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实践表明，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市场机制水平和高超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是保证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初，我国经济要成功地面对国际经济的诸多挑战，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1、提高体制市场化程度的重点是继续扩大市场机制调节的领域和范围，提高市场机制作用的效率。21世纪初，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提高体制的市场化程度的重点：一是加强市场主体的培育。特别是要通过继续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具体形式，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着力完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培育功能完整的市场服务体系，加强政府作为特殊市场主体的功能和作用，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主体体系。二是加大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加快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重点要在结构调整机制、投融资运行机制、国家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机制、教育和人才培育机制、国有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适应开放的需要，继续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尽快制定国内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加大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水平。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促进商品市场和资本、信息、技术、外汇等各类要素市场体系的完善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三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准入、市场运作及交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维持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2、提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水平和效率的重点是加强宏观管理体制建设，提高宏观政策协调的能力。21世纪初，为适应我国面临的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政府必须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建设和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宏观管理机构的职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宏观管理体制设置，规范政府的各项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管理体制建设，提高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二是提高政府对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综合协调能力。特别是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更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经贸政策等的综合配套性，用好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三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综合防范和化解风险体系，增强抵御和防范外来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四是加强国民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建设。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提高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要求相适应，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法规与国际法规的接轨，特别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完善金融、投资等领域的法规建设，增强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的能力。（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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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目标战略是什么？
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目标战略是什么？
09-07-11 &匿名提问 发布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我国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内容摘要]本文从介绍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入手，在分析对外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融合的相关性基础上，针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从微观企业预警、中现行业安全和宏观区位选择三方面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为构筑开放条件下的新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为期五年的WTO过渡期成为历史。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履行了入世承诺，更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国内学者的重视。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全球化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对国内相关产业以及企业的影响和冲击上，习惯性地从被动防御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笔者认为，在我国构建“大开放、大安全”的战略背景下，应该树立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运用主动性的防御战略，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作战，搭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经济安全网络。因此，本文旨在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战略选择做出新的诠释。
 　　一、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
 　　(一)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定义
 　　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较多，归纳起来，主要将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为：一国经济在整体上稳健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能够防范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简言之，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持续、稳定的发展。其中，本土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以及世界各国实践的丰富，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和思路已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实践表明，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不仅仅是在对开放条件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还应在规避风险的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收益；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构建也不仅仅从消极的防御战略入手，还应积极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建立主动性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秉承这一理念，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主要有以下三种：
 　　1.“大开放、大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大开放、大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总体战略。特别对于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经济安全在本质上是一个在规避风险条件下如何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收益的问题。“大开放、大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把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该理论认为，必须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构建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以确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经济的安全和持续发展。
 　　2.“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一国的经济安全程度，其根本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强大，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争端中就越有言语权，越有影响力。经济实力不仅为国家以经济手段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前提，而且为谋求国家利益提供了保障。因此，无论是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俄罗斯的《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原则)》中，都一致体现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竞争力的提高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前提这一核心观点；落后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因此，该理论认为，应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安全观，将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既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标志，也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条件，在发展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3.“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各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关系将最大限度的减少不稳定因素，并降低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程度。一国对外经贸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相应的，受到外部冲击的几率相对就会减少。据统计，长期以来全球80%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正是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双向控制”状态，使发达国家经济得以安全、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该理论认为，应该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动态和趋势，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中，掌握全球竞争的主动权，化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确保经济安全与发展。
 　　二、对外投资与新型国家经济安全观
 　　可见，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以主动的对外开放姿态，在开放条件下获取更大收益，以确保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地位。其中，一国经济的发展和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融合是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中的两个关键词。而对外投资，不仅可以通过整合全球战略资源、抢占国际市场、提高一国战略资源的储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达到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融入全球化竞争，参与全球性事务，实现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从而最终实现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中所提倡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融合，构建安全的国家经济秩序。
 　　(一)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在此，我们借用国内学者的实证检验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模型选取了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作为定位比较的参照国家；在时间序列的确定上选取了1990年到2002年13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lnGDP=a+bInOFDI+εl。用O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外投资与GDP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如表1所示，美国的相关系数为0.863，已达到显著相关程度，英国、新加坡、韩国均达到中度相关程度；从对外投资对GDP的贡献弹性看，美国的对外投资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0.313%，英国、新加坡、韩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0.147%、0.29%、0.291%。可见，对外投资同一国经济增长这一流量因素是紧密的动态结合起来的。
 　　(二)对外投资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相关性
 　　在此，我们用各国对外投资占世界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该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世界对外投资中的比重达到86.66%，其中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世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美国所占比重接近20%，超过整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存量总和。英国达到11.6%，德国接近10%。虽然我国GDP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我国的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0.43%。对外投资的滞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可见，对外投资与一国对外投资占世界总投资额的比重这一存量指标是密切的静态联系起来的。 　　三、我国国家经济安全-F的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一国对外投资不仅有利于该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该国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我国而言，在强调防范和化解“请进来”风险的同时，还应该引入新型国家经济安全理念，大胆“走出去”，通过对外投资，实现主动性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防御。目前，我国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和国际风险不断加大所反映的另一层意思，恰恰就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学者通过对外投资增长率、出口总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四种指标，结合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外汇储备、汇率变动预期、贸易摩擦状况四大参考因素，预测出“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突破200亿美元，五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时，特别是在涉及国计民生、国家战略、能源等层面的时候应给出相应的政策引导和约束。通过合理的对外投资选择，进一步保持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争取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成绩、扩大国际影响，以有效控制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不安全因素，并有效防范和应对安全威胁。因此，综合以上现实因素和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大对外投资指导力度，以构建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
 　　(一)从微观层面企业入手，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建立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
 　　企业是一国整体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在通过对外投资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时，要从企业这一投资主体入手，战略性的规划投资力量和资源，建立企业自身的投资预警机制，从而构筑国家经济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考虑，在对外投资主体的选择上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目前，在参与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上，中小企业占大多数，但是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规模上遥遥领先。由于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本运作方式、投资战略目标、融入母国经济程度和所涉足的行业等方面不尽相同，其各自面临的风险也有所差异。因此，应当针对不同投资主体，采取差异化的对外投资战略。对于带有浓厚国企背景的大型企业，应策略性的选择投资项目，尽量不直接涉足东道国关键行业和领域，以避免遭遇政治、法律壁垒；在投资方式上，尽量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以减少敌对和阻力。例如，中海油竟标美国第八大石油公司优尼科事件，正是由于国际政治势力阻挠，导致并购失败。对于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对风险的分析预测和防范较差，可以采取“群体迁徙”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即跟随大企业联合进行对外投资。此外，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规避当地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以及金融风险等，尝试建立各种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避免出现类似中航油这样的危机事件，另一方面争取将各类风险事件对国内母公司的影响程度降至最低，以保护整体经济安全。
 　　(二)从中观层面产业安全入手，找准投资行业，打好经济安全的战略基础
 　　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孤立地实现，中观层面的产业安全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就将战略资源安全和重要产业安全列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大重要部分。结合我国实际，能源行业的对外投资和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性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强，预计到21世纪中期，国内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进口。因此，将对外投资的行业锁定在国外资源开发业及相关领域上由为重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要加快对外多元投资，在海外建立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建立和完善配置合理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以及预警体系，包括应对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制造业作为一国工业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整体实力得到较大提高。但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源自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自主开发能力仍然较薄弱。因此，应积极鼓励制造业“走出去”，特别是到海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或者研发型投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迅速成长，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障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以实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经济安全。
 　　(三)从宏观区位选择入乎，加强协调、联动，实现经济安全的地区协同
 　　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倡导合作安全，即在追求共同的安全利益基础上，强调各国的普遍安全。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要充分考虑各国文明的多元性，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促进多领域协调合作，创造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应加大对周边邻国、非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战略投资。在全球化条件下，彼此形成安全互动关系，通过合作安全，加强相互信任，构建地区经济安全网络。首先，向周边友好邻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消费偏好等方面与我国相近或低于我国的国家，这样对降低投资风险，稳定我国周边环境，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增加对非洲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一方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国内经济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南南合作，增进我国同非洲多国间的互信互利，以期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最后，在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达国家投资，培育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技术研发水平，推动南北对话，以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姿态，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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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及特点课程政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基 础教育的课程政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 变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此变化会形成不 同的历史时期。 但不管如何划分，它所经历 的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跳过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几个标志性的政策文件是不容忽略 的。本文仅从课程权力主体这个角度来进行 审视，把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分为三个阶段：“国家”模式阶段、“ 国家十地 方”模式阶段和“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一）“国家”模式阶段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77年“文革” 结束到1985年，是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初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时 期，也可以说是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酝酿期 或准备期。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的教育事业 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各地学制混乱，中小学教材被全盘否定，盲目上马的 教材质量低劣且十分混乱。“文革”结束后， 我国教育就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其主 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重新编写和使 用通用的教材，采用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大纲。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教育工作 会议，几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能够使用 新教材。根据会议精神，教育部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一是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领导 教材编写工作；二是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教 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三是确定中小学 十年制为基本学制，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 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同时教育部组织各 学科专家、学者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 200多人，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集 中编写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从1977年9月开始编写，1980年基本完成，这是建国以来国家委托人教社统一编写 的第五套中小学教材。其显著的特点是所有 课程均为必修课程，没有选修课程。从历史 发展的观点看，这套教材对当时教育战线完成拨乱反正，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进行教 学内容现代化改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 了突出贡献。因此，此时期的课程政策采取的是“国家”权力模式，课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课程几乎完全由国家决定，地方和学校都没有课程决策的权力，只能执行国家的决定。这 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这种带有过渡 性的课程政策对尽快结束课程教材的混乱局 面，恢复和重建教育，保证全国教育的基本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学生素质，为建设新 时期的课程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需 要补充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包括这一时期），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定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选择，也是同我国当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别是对维 护国家的统一稳定、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 用。不能因为现在实行了审定制。就对过去的国定制以及在国定制条件下编辑出版的部 编教材、统编教材、通用教材横加指责，任意 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对中小学教材国定制 的利弊得失，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二）“国家十地方”模式阶段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85年到1999 年，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不 断走向深入，国家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伺 时，不断地下放权力，主要到地方层次，学校 层次仍然没有多少课程权力。当时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区范围内，都有一小部分权力安 排地方课程或者说乡土课程，以适应不同地 区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针对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的现象，规定了简政放 权、分级管理的原则，这就逐步形成了“国家 十地方”课程权力模式。《决定》中强调：教育 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 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 管理的原则，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九年义务 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更进一步深化了课程改革，并把全国的中 小学教材由以前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在课程管理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 理”的思想，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上海 和浙江进行以地方层次课程决策为主的课程 改革试点；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编写多种不同的教材，并在 不同的地区进行实验，然后正式推广。另外， 还设计了“五四”和“六三”两种学制的课程计 划，以增强课程的弹性和可选择性，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跨人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进一 步提高，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规定了地方 课程，由地方政府规定统一的课程计划与教 学大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1993年2 月，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 必须大力加强，中小学教育要由“ 应试教育” 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 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 的特色，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课程计划（试验）》中规定；学校应该“合理 设置本学校的任选课和活动课”，“普通高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这是我国 课程改革的又一次转机，它可以说是校本课程的雏形，为后来校本课程的出台打下了基础。此时期课程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了课程的多样化。无论从课程的管理、课程的 结构，还是从教材制度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课程教材的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同 地区、不同学校与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这种多样化的课程政策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表现在课程理念上的变化。把以前的“教 学计划”更名为“课程计划”，把中小学的全部 课程分为学科类与活动类两大类，把普通高中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 修三种方式。上海则确立了必修、选修与活动三大课程板块。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实则是 课程理念的变化，它从强调“教学”到强调“课 程”，从强调知识到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而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其次，是课程结构上的变化，在课程中不仅增加选修课程与活 动课程的比例，还给地方课程留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以便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编写乡土教 材。再次，就是实行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确立了面向经济发达 地区、中等发展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三类不 同要求程度的教材，根据学制的不同，确立了 。“ 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类教材，另外上海与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制定大纲、编写 教材。此时期课程政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教 材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并实行编审分开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教科书制度大体 上可以分为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 和自由制五大类，国定制是指由政府统一规 定使用何种教科书，而所规定的教科书往往是政府组织编写的。审定制是指由国家或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民间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者才可作为教科书给以出版发 行。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可以反映出课程政策权力重心的下移，1986年9月，我 国对现行的教材编写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实行编审分开，并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权 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 会” ，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国家教委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履行对教材的审 查与审定职能。同时，颁布了一系列课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如《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 学教材送审办法》等，规范了教材的编写与审 定工作。这种下放权力、引入竞争机制的课程政策对于提高教材质量，激发地方和民间 团体开发课程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不失时机地 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化，在“扩大学校自主权”“ 教育松绑”的呼声下， 我国课程的部分权力进一步由地方下放到学 校，学校（校本）课程的实施就是一个标志。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三级课程 模式，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规定要“调 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学校课程”。 实行三级课程政策是为了进一 步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变 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尤其是学校的课程权力，改变“坐等上级指示精神”的被动局 面，让不同的权力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 程决策、课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 其实质是课程权力的再分配，意味着基础教育的课程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双向政策机制。学校课程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对国家课程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都 是以国家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致力于全国性课程方案的制定，以国家力量进行课程开 发，课程的决策权也基本集中于国家教育部。 因此，国家课程一直是我国的唯一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教什么内容、教多少时间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国家统 一编写，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所以从教育行政领导到学校的教师以及教育 研究工作者，都只需要关注怎样教好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而不关心也不需要关心教什 么、内容。课程由学科专家主导，学校、教师与 学生乃至家长失去了参与课程的机会。对教 材不敢越雷池一步，照本宣科，按部就班，出现了“学校靠教科书，教师教教科书，学生背 教科书”的局面。教师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 色，而不是一个开发者，积极性、主动性与创 造性受到压制，学校也变成了知识加工的工厂，教师就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学生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如果说统一的国家课程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对集中教育的资源和保证教育的质量还 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这种统一的课程政策的局限性和缺陷日益凸显：它无 法顾及地方、学校与学生的差异，不利于适应 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的具体实际，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性、积极性，不利于 教师与学生参与课程过程。而三级课程政策 对学校课程的强调，正好弥补了以上的缺陷， 它能以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学校与不伺学生的不同需要，能很好地发挥学校的特色与培养 学生的个性，有利于发挥教师在课程开发中 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贴近学生与社区的生活， 便于生动活泼地开展课程活动，最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使课程真 正发生场所的“学校”在课程开发中占据其应 当占有的地位。新课程政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民主性。课程政策的民主化，意味 着课程权力的合理合法的分享，也意味着课程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由统一走向多样。 新一轮的课程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建立起 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课程开发的有效机制，以保障不 同人、不同集团、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最大 限度地反映各种利益团体的合理要求。同时，要增加课程决策的透明度。本次课程改 革不仅逐步地下放了权力，而且引人了竞争 机制，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实行招 标制度，使课程教材建设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发展性。从这次课程政策的指 导思想和具体目标来看，确实体现了“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这 意味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将走出目标 单一、结构僵化、方式机械的灌输模式，走向 强调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 展。第三，开放性。从封闭走向开放，可以说 是此次课程政策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它强 调课程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强调课程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增强课程的社会性，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与关心社会生活的现 实态度，走向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与实用 化。另一方面，它要实现课程的综合化，打破学科的人为壁垒，确立开放的课程体系。不 仅要加强文科之间、理科之间，更要加强文理 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综合，使不同的学习 领域和学科之间能够互相渗透，向对方开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的综合文科、综合理科和 综合实践活动等新课程，就是为了拆除学科 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 关系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谋求学生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趋势从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的趋势来看，属于中央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开始逐渐实行权力的部分下放；属于地方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则开始逐渐采取权 力的部分集中。无论是下放还是集中，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家、地方、 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三者的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配 合，共同推进课程改革的深化。同世界上其 他国家类似，我国对国家、地方和学校的课程 权力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总的趋势是国家不断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 变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与学校的课程 权力，让它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决策、课 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我们可以从前面第一部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了解到，我国的课程改革曾经走过一段不平 凡的道路，实现了几次大的转变，但不管怎样 改革，似乎都离不开对国家、地方与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进行再分配这个核心。因此，从国际的大气候与我国的课程实 际来看，我国未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将更 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政策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从课程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来看，我 国多年强调的是社会本位的课程政策理念。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官方颁布的一系列课程文件中得到证实。 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中指出，“教育要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993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 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 课程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遵循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对学 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以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奠定基础”。从这些 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课程政策基本上 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我国 不失时机地把素质教育引向深入，课程政策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学生发展为本，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地 方共同选择的课程政策理念，形成了一种比 较明显的儿童发展本位的价值取向。上海在进行面向新世纪的第二期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方案中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课程理念：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构建新的学力观。 在一个具有一直强调社会需求取向的传统社会里，将儿童发展 本位与社会本位联系起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上海课程设计方案提出“以学生发展为 本”，是基础教育本质的体现，是学生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在根本利益和价值体系上的统 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学科、社会 是对学校课程起制约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 三大要素相互密切关联，不可或缺。无论忽视哪一个要素，或者偏重哪个要素，都会使学 校、课程失去平衡，以至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实 现教育的培养目标。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 我国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将朝着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的方向努力。未来课程政策着 重强调以下三个方面：改革过分注重智育和 传承知识的偏向，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改革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学科 独立性、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倾向，加强课 程结构的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改革在课 程内容方面过分强调学科体系严密性、过分注重经典内容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 社会、科技发展及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体现 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和适应性。总之，要从学 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注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情感体验，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 位的体现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强调尊重学生 人格和个性，鼓励发现、探究与质疑，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二）课程决策：走向均衡化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课程决策模式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政治体制上大体存在两种倾向：集权化与分权化。相应地，在课程决策上也存在着两种倾向：法国、前苏联以及我 国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集权化的传统， 强调中央对课程的开发、管理与控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分 权化的传统，强调地方和学校在课程过程中 的自主权。这两种决策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当今课程决策的发展趋势是：集权化的课程决策开始重视地方和学校在课程中的自主权，分权化国家开始加强国家对课程 的干预力度。尽管在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殊 途同归，目的是为了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随着人们课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和集团以及其他的民间组织 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课程决策中去，以使课程知识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除了行政部门、政府官员、课程专家的作用之外，一些科研机构、利益团体、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社会团体 以及媒体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课程的决策 过程，教师、家长和学生在课程决策中的地位 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参与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主体 开始多元化，这里所说的政策主体可以被简 单地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一般分为官方的和非官 方的两大类，官方的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 去制定课程政策的人们（当然，他们中的一些 人事实上可能会受制于非官方的政治党派或压力集团），包括政府首脑、立法者、行政人员 等等；非官方的是指利益集团、政治党派和作 为个人的公民等，它们的广泛参与是课程决 策走向均衡化的重要一步。（三）政策制定：走向科学化课程政策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文本，它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二过程包括四个最主要的环节：政策议题、政策决定（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从这个过程来看，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的制定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与以前的经验型政策相比，在政策制定的 科学性方面还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就 政策议题而言，素质教育的课程问题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它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带有全 国性问题的性质，是政府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就政策决策而言，这项课程政策在理念上不 仅与世界先进的课程理念相适应，而且政策目标明确，这对于政策的评估也起到很好的 作用。就政策执行来看，尽管在不同的地区 也存在政策失真的问题，但实践的效果与影响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值得肯走的， 就政策评估而言，我们改变了过去只颁布与 执行政策，缺乏政策评估的局面，加强了对课程政策的更新；修订、补充和完善，这种反馈系统的完善使政策过程始终处于良性的循环 状态，以利于课程政策走向科学化。由此来 看，无论从政策的透明度、适切性、可行性和 政策的延续性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正在由“经验型” 向“科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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